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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2000年第一次进入可可西里参与保护藏羚羊至今，穿梭地图般，张醒生行走在世界上跟环保有关的各个角落。他的上一站是云南普洱，下一站是非洲。做环保的十二年，也是他返璞归真的十二年
普洱 第五次来了，我越来越喜欢上了这个地方。在这座位于云南省西南部的小市、昔日茶马古道上的重要驿站，我看到了一个把生态保护作为未来发展主要战略和考量的政府管理团队。这在中国不多，我为之着迷。
最近两次，中坤投资集团董事长黄怒波也跟我去了普洱。他一下就迷上了那个漂亮的地方。黄怒波带着整个中坤的管理团队，决定在普洱打造一个绿色基地，让大家可以沉下心来休闲、唱歌、远足、呼吸大自然的空气，充分地将自然资源和商业机会结合。我相信不出五年，普洱一定会成为中国最有品味、最绿色、最妙曼的去处。所以我极力推选普洱。因为前几年的苦守把完整的普洱保留了下来，现在正好赶上了绿色转换。从绿色旅游、绿色休假、绿色休闲、绿色食品还有生物医疗，普洱真正实现了用绿来获得发展的机遇。这种模式一定也会成为中国未来经济和地方经济发展值得借鉴的模式。
我和大自然保护协会的参与，就是和普洱市政府一起做整个普洱地区的生态保护规划，用我们的专业力量规划整个普洱地区，哪些地方必须要保护，哪些地方可以适度商业开发。这就是我的工作。
三年 我加入大自然保护协会三年半了。从2000年前在爱立信的时候，我就开始参与藏羚羊的保护。2001年、2002年我和很多企业家一起去了可可西里，开始用行动保护藏羚羊。2004年，我作为发起人之一成立了阿拉善生态保护协会。我对环保的热情从那个时候就一直没退减，很多公益组织我都是发起人之一，我也支持了很多公益组织。做公益和环保对我的生活影响很大，几近于脱胎换骨。
我过去在商场，不知不觉就养成了商业式生活。开大车，追奢华，特别讲究品牌。进入大自然保护协会以后，更多的是回归自然。我现在已经不再买新车了，买的是自行车，生活也不再追求名牌了，买衣服全部都是纯棉，而且要染色最少。早上起来，过去我刷牙不用杯子，现在一定会杯子。家里的澡盆我都想拆掉，永远都是淋浴，并且永远是洗头和洗身子的时候把水给关掉。住宾馆我一定会写上条子，请不要换，因为没有必要，在家里也不是每天都换床单被子，一礼拜换一次足够了。这瓶水我如果开了没喝完，我也一定会带走。三年半里，我对生活的诉求完全变了，过去几乎每天都在灯红酒绿中生活，现在我更愿意自己弄个菜园种种菜，或者是到一些山清水秀的地方感受自然。
我绝对不认为商业和公益可以脱节，但生活跟商业可以脱节。人的一生简短地划分一下，可以分为几个阶段。如果用商业词汇来讲，就是年轻时奋斗，中年时成就，老年时享受。而如果用情感词汇描述，人的童年特别容易获得幸福感，得到一个好吃的，一个玩具汽车就可以满足；到了中年以达到目标为满足，商业的目标，挣钱的目标，家庭的目标，婚姻的目标，这些目标并不难达到。最难达到的是内心的幸福感。我现在是把第一种和第二种结合了起来，进入了人生的第三个阶段，既能享受又能幸福。就是这种感觉，从商业中脱身出来，进入到一个可以享受大自然，同时又能满足我内心回馈社会的幸福感。
回音 2000年的时候，整个社会的环保理念非常薄弱。爱立信作为第一家商业公司或者说跨国公司进入中国藏羚羊保护领域。看着藏羚羊从当初被杀到剩下几万头恢复到现在几十万头，我高兴了十几年。但对现在的整个生态环境，我却深感忧虑。我最大的感觉是缺乏信仰，我们必须得对某些东西有所崇拜，这一点我在藏区的感受特别深刻。
那里保留着很好的文化传统，他们的物质生活并不丰富，但是精神生活非常充实。我第一次看到藏民磕长头的时候，我是怜悯，觉得他可怜，甚至想给他钱，让他坐车，别磕长头了。后来有一次，我和一个磕长头的人聊天，他从青海磕到拉萨，我觉得他的精神生活要比我丰富得多，他眼神里头的东西比我自己要丰富得多。所以圣山圣水，对于信仰的追求，我们现在社会特别缺乏，我们现在什么都不信。
洞庭湖里的江豚大面积死亡，我也很痛心疾首。我发了一个微博：如果说白鳍豚我们没有挽救，是因为全社会不知道，那是社会的一个悲哀。而今天像江豚，甚至刀鱼，香港白海豚，渤海海豹，还有熊猫或是金丝猴，这些中国特有的动物都不能被挽救，是我们知道而不能挽救，这是我们的耻辱。悲哀和耻辱不一样，悲哀是我们无能为力，只能悲哀，耻辱是我们可以为而不为，所以是耻辱。
现在在中国做环保就像去植树。二十多年前，我在国营企业，最后一次参加部委植树，一上午种了24棵树，我们集体组织，开了车去郊外，然后一个人发一根树枝，也不知道能不能活，挖个坑种上就完成任务了。我那一年把24年的任务都完成了。但那个时候我就相信它们都活不了。至今，这种情况仍没有从根本上得到改善，而且我也不认为短期内可以解决。社会总是要前进，我们就先从呼吁开始，从呐喊开始，没有声音就不会有回声，先有了声音，才能得到回声，才有可能改变。前面如果有个墙，我争取一点一点把这个墙打个洞，前面如果是座山，我就一点一点地把这个山钻个隧洞，这点我没有怀疑，只是快慢的问题。
保护 我做环保，经常有人会问，中国环境的现状修复空间有多大？我觉得，现在唱一唱国歌一点也不过份，真是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尽管越来越多的人加入改善，但大部分的人仍在破坏。
江豚生活在江河贯通的湖里，它的问题就是今天洞庭湖的问题。过度捕捞，过度航运，过度污染，再往大说，这同时也有一个国家治理的大问题。如果江水和湖水不能自然地贯通，江豚不能自然到长江里来，长江不能自然进去，那么早早晚晚它当然会灭绝。云南的滇池更是如此，靠人力，像滇池、洞庭湖、鄱阳湖这么的大面积污染已经很难修复了。
现在是要集中精力把还没有破坏的地方保护好，别再破坏了。不再破坏，大熊猫经过三十年的努力，已经从濒临死亡的绝境回来了；我们在云南做的金丝猴的保护也扭转了它们的濒危处境；云南普洱地区也从原来5头大象回复到71头。只要不继续破坏，就有机会修复。 修复和修复也不一样，森林这种地方，只要人不再破坏，它有自然的修复能力。水却特别复杂，湖泊很难治理。湖泊是一个大的系统，一旦破坏了，没有几十年，上百年，很难复原。今天如果不珍惜这种宝贵的资源，有一天我们的子孙真的会指着脊梁骨骂。而中国本来就是个非常缺水的国家，再加上现在对水的利用在很多方面完全不合理。
2009年，我去河北去参加一个会议。河北官员在讲他们的十二五规划，其中就提到了粮食产量要从五百多亿公斤涨到七百多亿公斤，我就问了一下，你们河北种粮食，水从哪来？他们就说打井。我问打多深呢？他们说很多地方已经打井打到400多米，然后我就半开玩笑半当真地说，你们这粮食全世界最贵，用最珍贵的地下水，用电抽出来，然后漫灌，种出来的小麦，同时把整个华北平原抽成了一个漏斗。
我也提供了一个思路，在中国南方地区，一年三季都生产粮食，靠天意都可能，那么河北没有水，有没有可能跟南方做一个交易，河北的一万亩田让广西帮你种，河北让出一万亩去种草，种树，或者是拿出一万亩的10%用于北京周边的绿化。北京的地价有可能是一亩几百万，广西帮河北种的田一亩才十万块钱，从几百万中拿出10%补偿南方地区，这就是一个环境保护的系统工程。中国的现状是还远没形成系统。
总有人跟我讨论慈善和公益的至纯至善。我们要特别提防环保的一个内部控制术语—绿洗（greenwash），防止商业借助慈善来把自己洗绿，尤其是环保。所以这个上面，我们有很严格控制。另一方面，我们也需要商业来反哺慈善。我曾经将这种形态形容成植物。这些植物有可能在成长的过程中长歪，也有可能藤缠树，树缠藤，但在小的时候，无论它是什么，要保护它的多样性，社会的多样性。虽然我做慈善和公益，但要求社会太纯，那是不可能实现的理想主义。如果那样，也会让很多人不敢来尝试。水至清则无鱼，做慈善同样如此。
（录音整理|刘荔）
【对话张醒生】
返璞归真是一股风潮
记者：普洱的保护现状是什么样的？
张醒生：普洱现在的书记之前在腾冲。从腾冲到普洱，他一直做环保想让云南变成一个最漂亮的地方。到了普洱以后，他做的第一件事情是下令禁止砍树。然后，他相信将来卖空气、卖水、卖环境都要超过卖资源，前段时间普洱发现了一个大铁矿，21亿吨的储量，这位书记下令不准开采。以绿色环保为方向的投资，在普洱非常受欢迎。星巴克、雀巢已经把他们的全球生产基地放在了普洱，因为普洱的咖啡非常自然，品质好。天津的的投资者来这里用现代科技将普洱茶提炼成茶粉，这样的话将来就可以面向全世界推广中国茶，像咖啡一样地冲泡，这是中国的一项专利技术，已经投入了四十多个亿建了中国最大的普洱茶茶粉厂。我一次次去普洱，恍如一次次走近了理想。
记者：你之前说过，中国的消费品最后都会贴上环保的标签？
张醒生：我觉得不仅仅是整个中国，全球都会这样。比方说若干年前，全球顶级的奢华品牌还都是以动物的皮毛作为卖点，但是这两年有了非常大的变化，虽然还有皮毛的感觉，但都是人造的材料，所以回归自然，返璞归真会成为一股风潮。最近我看到一个国际组织统计，全球最幸福的国家，丹麦又再一次地排在了第一，我自己在丹麦生活过，那里是一个弱势政府、平和的社会。社区、家庭，歌咏队、诗歌队很多，但很少看到丹麦人像我们的大都市市民满街都穿奢华品牌。这让那儿的人是最充实、最幸福的。所以我觉得，奢华品牌只是在人生的一个阶段，为了让别人认可。我现在连手表都不戴了，过去的名牌表我都锁在柜子里面，因为时间可以用手机，连同闹钟都可以了。但是那个阶段人不得不经过，经过以后就觉得也没什么。
记者：现阶段是中国引领全球奢侈品消费狂潮的阶段。
张醒生：这个阶段很难逾越，当社会逐渐成熟的时候，这个潮流就会越来越小。比方说，在美国，东部和西部差距特别大，东部纽约是奢华品还用得着的地方，但是到了西部，到了硅谷，到了西雅图，到了这些科技和创业发达的地区，大家其实都特别简单，我十几年前认识比尔·盖茨时，他就穿着那身西服。当然我不会看牌子，但那个西服绝不是世界顶尖的好西服。我自己也在西部工作过，有一次我们搞活动，爱立信收购了高通公司的一部分资产，搞了个庆典。当地的市长、议员都来参加，要求大家都要扎领带去。我在中国已经习惯扎领带了，但是我西部的很多同事此前都没有过领带，买了领带不会扎，我就给他们扎。
记者：中国的民间慈善力量越来越突显，也涌现出很多慈善明星，这是另一种变相的慈善垄断吗？
张醒生：从大的方面，做法要肯定，无论是什么样的出发点，个人目的、企业目的，还是真心。曹德旺我跟他有过一些交道，他就是觉得他这么把岁数了，要那么多钱干什么，他得回馈社会。他是真心的。也有一些人的行为可能比较作秀，但是我们要知道，即使作秀，捐出来总比窝在屋里要好。所以从这个角度，我觉得社会要宽容一些。像巴菲特，他会拍卖他的午餐，但他拍卖他的午餐，也是把他的钱用于慈善事业，他需要作秀吗？他不需要，但他仍然利用这种形式争取更多的资金进入到慈善中来。巴菲特和比尔·盖茨全球劝募，要求富人捐出自己财产的1/3，甚至一半，你说他们俩还需要作秀吗？不用，但他们两个还要作秀，到全球去作秀，把这些人聚集在一起。
普洱 第五次来了，我越来越喜欢上了这个地方。在这座位于云南省西南部的小市、昔日茶马古道上的重要驿站，我看到了一个把生态保护作为未来发展主要战略和考量的政府管理团队。这在中国不多，我为之着迷。
最近两次，中坤投资集团董事长黄怒波也跟我去了普洱。他一下就迷上了那个漂亮的地方。黄怒波带着整个中坤的管理团队，决定在普洱打造一个绿色基地，让大家可以沉下心来休闲、唱歌、远足、呼吸大自然的空气，充分地将自然资源和商业机会结合。我相信不出五年，普洱一定会成为中国最有品味、最绿色、最妙曼的去处。所以我极力推选普洱。因为前几年的苦守把完整的普洱保留了下来，现在正好赶上了绿色转换。从绿色旅游、绿色休假、绿色休闲、绿色食品还有生物医疗，普洱真正实现了用绿来获得发展的机遇。这种模式一定也会成为中国未来经济和地方经济发展值得借鉴的模式。
我和大自然保护协会的参与，就是和普洱市政府一起做整个普洱地区的生态保护规划，用我们的专业力量规划整个普洱地区，哪些地方必须要保护，哪些地方可以适度商业开发。这就是我的工作。
三年 我加入大自然保护协会三年半了。从2000年前在爱立信的时候，我就开始参与藏羚羊的保护。2001年、2002年我和很多企业家一起去了可可西里，开始用行动保护藏羚羊。2004年，我作为发起人之一成立了阿拉善生态保护协会。我对环保的热情从那个时候就一直没退减，很多公益组织我都是发起人之一，我也支持了很多公益组织。做公益和环保对我的生活影响很大，几近于脱胎换骨。
我过去在商场，不知不觉就养成了商业式生活。开大车，追奢华，特别讲究品牌。进入大自然保护协会以后，更多的是回归自然。我现在已经不再买新车了，买的是自行车，生活也不再追求名牌了，买衣服全部都是纯棉，而且要染色最少。早上起来，过去我刷牙不用杯子，现在一定会杯子。家里的澡盆我都想拆掉，永远都是淋浴，并且永远是洗头和洗身子的时候把水给关掉。住宾馆我一定会写上条子，请不要换，因为没有必要，在家里也不是每天都换床单被子，一礼拜换一次足够了。这瓶水我如果开了没喝完，我也一定会带走。三年半里，我对生活的诉求完全变了，过去几乎每天都在灯红酒绿中生活，现在我更愿意自己弄个菜园种种菜，或者是到一些山清水秀的地方感受自然。
我绝对不认为商业和公益可以脱节，但生活跟商业可以脱节。人的一生简短地划分一下，可以分为几个阶段。如果用商业词汇来讲，就是年轻时奋斗，中年时成就，老年时享受。而如果用情感词汇描述，人的童年特别容易获得幸福感，得到一个好吃的，一个玩具汽车就可以满足；到了中年以达到目标为满足，商业的目标，挣钱的目标，家庭的目标，婚姻的目标，这些目标并不难达到。最难达到的是内心的幸福感。我现在是把第一种和第二种结合了起来，进入了人生的第三个阶段，既能享受又能幸福。就是这种感觉，从商业中脱身出来，进入到一个可以享受大自然，同时又能满足我内心回馈社会的幸福感。
回音 2000年的时候，整个社会的环保理念非常薄弱。爱立信作为第一家商业公司或者说跨国公司进入中国藏羚羊保护领域。看着藏羚羊从当初被杀到剩下几万头恢复到现在几十万头，我高兴了十几年。但对现在的整个生态环境，我却深感忧虑。我最大的感觉是缺乏信仰，我们必须得对某些东西有所崇拜，这一点我在藏区的感受特别深刻。
那里保留着很好的文化传统，他们的物质生活并不丰富，但是精神生活非常充实。我第一次看到藏民磕长头的时候，我是怜悯，觉得他可怜，甚至想给他钱，让他坐车，别磕长头了。后来有一次，我和一个磕长头的人聊天，他从青海磕到拉萨，我觉得他的精神生活要比我丰富得多，他眼神里头的东西比我自己要丰富得多。所以圣山圣水，对于信仰的追求，我们现在社会特别缺乏，我们现在什么都不信。
洞庭湖里的江豚大面积死亡，我也很痛心疾首。我发了一个微博：如果说白鳍豚我们没有挽救，是因为全社会不知道，那是社会的一个悲哀。而今天像江豚，甚至刀鱼，香港白海豚，渤海海豹，还有熊猫或是金丝猴，这些中国特有的动物都不能被挽救，是我们知道而不能挽救，这是我们的耻辱。悲哀和耻辱不一样，悲哀是我们无能为力，只能悲哀，耻辱是我们可以为而不为，所以是耻辱。
现在在中国做环保就像去植树。二十多年前，我在国营企业，最后一次参加部委植树，一上午种了24棵树，我们集体组织，开了车去郊外，然后一个人发一根树枝，也不知道能不能活，挖个坑种上就完成任务了。我那一年把24年的任务都完成了。但那个时候我就相信它们都活不了。至今，这种情况仍没有从根本上得到改善，而且我也不认为短期内可以解决。社会总是要前进，我们就先从呼吁开始，从呐喊开始，没有声音就不会有回声，先有了声音，才能得到回声，才有可能改变。前面如果有个墙，我争取一点一点把这个墙打个洞，前面如果是座山，我就一点一点地把这个山钻个隧洞，这点我没有怀疑，只是快慢的问题。
保护 我做环保，经常有人会问，中国环境的现状修复空间有多大？我觉得，现在唱一唱国歌一点也不过份，真是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尽管越来越多的人加入改善，但大部分的人仍在破坏。
江豚生活在江河贯通的湖里，它的问题就是今天洞庭湖的问题。过度捕捞，过度航运，过度污染，再往大说，这同时也有一个国家治理的大问题。如果江水和湖水不能自然地贯通，江豚不能自然到长江里来，长江不能自然进去，那么早早晚晚它当然会灭绝。云南的滇池更是如此，靠人力，像滇池、洞庭湖、鄱阳湖这么的大面积污染已经很难修复了。
现在是要集中精力把还没有破坏的地方保护好，别再破坏了。不再破坏，大熊猫经过三十年的努力，已经从濒临死亡的绝境回来了；我们在云南做的金丝猴的保护也扭转了它们的濒危处境；云南普洱地区也从原来5头大象回复到71头。只要不继续破坏，就有机会修复。 修复和修复也不一样，森林这种地方，只要人不再破坏，它有自然的修复能力。水却特别复杂，湖泊很难治理。湖泊是一个大的系统，一旦破坏了，没有几十年，上百年，很难复原。今天如果不珍惜这种宝贵的资源，有一天我们的子孙真的会指着脊梁骨骂。而中国本来就是个非常缺水的国家，再加上现在对水的利用在很多方面完全不合理。
2009年，我去河北去参加一个会议。河北官员在讲他们的十二五规划，其中就提到了粮食产量要从五百多亿公斤涨到七百多亿公斤，我就问了一下，你们河北种粮食，水从哪来？他们就说打井。我问打多深呢？他们说很多地方已经打井打到400多米，然后我就半开玩笑半当真地说，你们这粮食全世界最贵，用最珍贵的地下水，用电抽出来，然后漫灌，种出来的小麦，同时把整个华北平原抽成了一个漏斗。
我也提供了一个思路，在中国南方地区，一年三季都生产粮食，靠天意都可能，那么河北没有水，有没有可能跟南方做一个交易，河北的一万亩田让广西帮你种，河北让出一万亩去种草，种树，或者是拿出一万亩的10%用于北京周边的绿化。北京的地价有可能是一亩几百万，广西帮河北种的田一亩才十万块钱，从几百万中拿出10%补偿南方地区，这就是一个环境保护的系统工程。中国的现状是还远没形成系统。
总有人跟我讨论慈善和公益的至纯至善。我们要特别提防环保的一个内部控制术语—绿洗（greenwash），防止商业借助慈善来把自己洗绿，尤其是环保。所以这个上面，我们有很严格控制。另一方面，我们也需要商业来反哺慈善。我曾经将这种形态形容成植物。这些植物有可能在成长的过程中长歪，也有可能藤缠树，树缠藤，但在小的时候，无论它是什么，要保护它的多样性，社会的多样性。虽然我做慈善和公益，但要求社会太纯，那是不可能实现的理想主义。如果那样，也会让很多人不敢来尝试。水至清则无鱼，做慈善同样如此。
（录音整理|刘荔）
【对话张醒生】
返璞归真是一股风潮
记者：普洱的保护现状是什么样的？
张醒生：普洱现在的书记之前在腾冲。从腾冲到普洱，他一直做环保想让云南变成一个最漂亮的地方。到了普洱以后，他做的第一件事情是下令禁止砍树。然后，他相信将来卖空气、卖水、卖环境都要超过卖资源，前段时间普洱发现了一个大铁矿，21亿吨的储量，这位书记下令不准开采。以绿色环保为方向的投资，在普洱非常受欢迎。星巴克、雀巢已经把他们的全球生产基地放在了普洱，因为普洱的咖啡非常自然，品质好。天津的的投资者来这里用现代科技将普洱茶提炼成茶粉，这样的话将来就可以面向全世界推广中国茶，像咖啡一样地冲泡，这是中国的一项专利技术，已经投入了四十多个亿建了中国最大的普洱茶茶粉厂。我一次次去普洱，恍如一次次走近了理想。
记者：你之前说过，中国的消费品最后都会贴上环保的标签？
张醒生：我觉得不仅仅是整个中国，全球都会这样。比方说若干年前，全球顶级的奢华品牌还都是以动物的皮毛作为卖点，但是这两年有了非常大的变化，虽然还有皮毛的感觉，但都是人造的材料，所以回归自然，返璞归真会成为一股风潮。最近我看到一个国际组织统计，全球最幸福的国家，丹麦又再一次地排在了第一，我自己在丹麦生活过，那里是一个弱势政府、平和的社会。社区、家庭，歌咏队、诗歌队很多，但很少看到丹麦人像我们的大都市市民满街都穿奢华品牌。这让那儿的人是最充实、最幸福的。所以我觉得，奢华品牌只是在人生的一个阶段，为了让别人认可。我现在连手表都不戴了，过去的名牌表我都锁在柜子里面，因为时间可以用手机，连同闹钟都可以了。但是那个阶段人不得不经过，经过以后就觉得也没什么。
记者：现阶段是中国引领全球奢侈品消费狂潮的阶段。
张醒生：这个阶段很难逾越，当社会逐渐成熟的时候，这个潮流就会越来越小。比方说，在美国，东部和西部差距特别大，东部纽约是奢华品还用得着的地方，但是到了西部，到了硅谷，到了西雅图，到了这些科技和创业发达的地区，大家其实都特别简单，我十几年前认识比尔·盖茨时，他就穿着那身西服。当然我不会看牌子，但那个西服绝不是世界顶尖的好西服。我自己也在西部工作过，有一次我们搞活动，爱立信收购了高通公司的一部分资产，搞了个庆典。当地的市长、议员都来参加，要求大家都要扎领带去。我在中国已经习惯扎领带了，但是我西部的很多同事此前都没有过领带，买了领带不会扎，我就给他们扎。
记者：中国的民间慈善力量越来越突显，也涌现出很多慈善明星，这是另一种变相的慈善垄断吗？
张醒生：从大的方面，做法要肯定，无论是什么样的出发点，个人目的、企业目的，还是真心。曹德旺我跟他有过一些交道，他就是觉得他这么把岁数了，要那么多钱干什么，他得回馈社会。他是真心的。也有一些人的行为可能比较作秀，但是我们要知道，即使作秀，捐出来总比窝在屋里要好。所以从这个角度，我觉得社会要宽容一些。像巴菲特，他会拍卖他的午餐，但他拍卖他的午餐，也是把他的钱用于慈善事业，他需要作秀吗？他不需要，但他仍然利用这种形式争取更多的资金进入到慈善中来。巴菲特和比尔·盖茨全球劝募，要求富人捐出自己财产的1/3，甚至一半，你说他们俩还需要作秀吗？不用，但他们两个还要作秀，到全球去作秀，把这些人聚集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