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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的红利已经透支，世界面临经济在平衡，冷战结束后全球化进程以前所未有规模改写世界经济版图。
我们共和国成立至今已经走过两个30年，第一个30年是计划经济的30年，在高度集中的中央计划体制下中国初步建立了自己的工业基础，但僵化封闭体系严重束缚了生产力发展。第二个30年是改革开放30年，这30年中国经济起飞和崛起的因素，可以归结为增长红利，外生因素是自主创新和全球一体化的进程。内生因素是人口红利，前者扩大了生产边界，即市场需求，后者是供给得以保障。
在未来30年当中，我认为支持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基础因素，包括内生、外生的供给需求都将发生重大变化。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未来30年中国经济的发展不是前30年的简单外推，而是在一个具有不同特征的新时期，经济增长将会从高速回落到常规，增长动力将会从增长红利转向制度和劳动生产力的红利，这也标志中国经济从前一个30年高速发展的战略机遇期进入到经济转型的战略机遇期。
人口红利包含两个小问题，第一个是人口结构的老化，导致城镇化进程会放慢。人口红利表明，在过去30年劳动年龄人口由5.6亿增长为9.8亿，由此形成劳动资源丰富，这是对经济增长十分有利的人口红利。但是从2000年以来，中国劳动年龄人口增长率开始放缓，联合国预测，到2005年人口将从正增长转为负增长。
现在60岁以上的老人有1.6亿，到2030年将达到3.4亿，占中国总人口的四分之一。2050年出现拐点之后开始上升，人口结构趋于老化。随着人口红利劳供给下降，劳动成本提高，居民消费率上升，储蓄率下降，进而导致投资和资本形成下降。过去30年低消费，低劳动力成本支持高投资经济发展方式也将发生变化。
除了人口学的一般观察外，我们还要进一步分析中国二元经济、人口迁徙问题和城镇化进程。过去30年快速城镇化吸引农村了大量剩余劳动力向工业和服务部门转移。外出农民工在城镇总劳动比例持续上升，在2007年以来开始趋于稳定，农民工城镇就业增长率开始回落。
尽管部分学者认为，农村还有不少剩余劳动力。但我认为由于社会保障，户籍制度、年龄和知识结构元素，阻碍了农村劳动力进一步转移，导致了刘易斯拐点提前到来。随着刘易斯拐点到来，中国城镇化进展将会放缓，社科院指出未来城镇化从将加速阶段转为减速阶段。城镇化放缓，在经济上的含义是城镇化拉动大规模投资，以及相应基础设施和城市公共设施建设将放缓，例如公路、铁路、建筑业、建材、汽车、通信等，从而抑制了投资的需求。
种种迹象表明，全球化的红利已经透支，世界面临经济再平衡，冷战结束后全球化进程以前所未有规模改写世界经济版图，中国无疑是全球化最大受益者。中国经济对出口依赖越来越强，与此同时世界经济格局出现一种失衡的状态。2008年金融危机和随后的全球经济衰退暴露了世界经济失衡的问题，这表明全球化进程不能以每个经济体的结构失衡为代价，特别是经济大国必须小心的地维持国际收支平衡和经济增长均衡。
全球经济正面临再平衡和外部市场面临结构性调整的现状，这使得中国增长发展模式面临挑战。中国经济增长必须立足自己的市场，只有这样才能更加可持续发展。
然而，近几年市场化进程中面临瓶颈，其中一个重要问题是要素价格管制，要素价值从广义上讲包括资本汇率利率，主要是工业用地、劳动力成本、能源、矿产资源税，此外还有一些公共设施和环保和安全的成本。要素价格扭曲导致投资冲动、资源错配和结构失衡，与此同时居民收入差距扩大，劳动密集服务产业发展受到制约，国进民退现象产生，这都会抑制投资需求，会影响到消费领域，形成成本推进通胀的压力，因此要素价格扭曲形成的增长红利将难以为继。
改革开放30年中国经济维持了年均9.8%的增长率，但值得注意的是支持过去30年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这些因素，都会发生重大变化，未来30年的人口红利将会逐步衰竭。城镇化速度放缓，第一波全球化红利透支，要素市场改革势在必行。
考虑到劳动力对应资本形成趋势的下降以及进出口影响，中国GDP的影响将会出现下降，从9%到10%下降到7%-8%，我认为增长速度下降可能会造成一些问题，产生一些代价，比如失业率上升、通胀、企业利润率收窄等，但整体来说是合理、健康、可持续的，是向一个常态回归的过程。在这个过程当中，如果能处理好转型的重大问题，对中国下一个30年经济发展至关重要。
我们应该从增长的红利转向制度和劳动生产力的红利，中国过去30年赖以增长的红利将在未来30年消失，中国经济再次站在历史关口，以寻求新的增长动力。在我看来，中国经济的未来应从增长红利转向制度和生产，充分发挥市场的功能，劳动生产力的提高重点是人力资源的改善和技术进步。
我们再来谈一下劳动生产力的红利，从理论背景下国际上衡量集约性增长方式是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路径解释是有说服力的。从现有的研究文献来看，虽然计量结果有差异，但基本的结论是一致的。通过技术进步，和人力资源的改善，实现内生的增长是中国经济未来30年发展的主题。
加速政府职能转变，催生新一轮的经济红利也至为重要。过去，政府在某种程度上形成了对市场的替代，在提供公共产品，比如社保，医疗，教育住房，维护市场秩序，法制，信用等方面没有承担起应有的责任。推进政府从经济建设型向公共服务型转换，为中国建设经济发展，释放新的制度红利，可以说是未来30年中國经济实现转移的关键。
我们共和国成立至今已经走过两个30年，第一个30年是计划经济的30年，在高度集中的中央计划体制下中国初步建立了自己的工业基础，但僵化封闭体系严重束缚了生产力发展。第二个30年是改革开放30年，这30年中国经济起飞和崛起的因素，可以归结为增长红利，外生因素是自主创新和全球一体化的进程。内生因素是人口红利，前者扩大了生产边界，即市场需求，后者是供给得以保障。
在未来30年当中，我认为支持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基础因素，包括内生、外生的供给需求都将发生重大变化。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未来30年中国经济的发展不是前30年的简单外推，而是在一个具有不同特征的新时期，经济增长将会从高速回落到常规，增长动力将会从增长红利转向制度和劳动生产力的红利，这也标志中国经济从前一个30年高速发展的战略机遇期进入到经济转型的战略机遇期。
人口红利包含两个小问题，第一个是人口结构的老化，导致城镇化进程会放慢。人口红利表明，在过去30年劳动年龄人口由5.6亿增长为9.8亿，由此形成劳动资源丰富，这是对经济增长十分有利的人口红利。但是从2000年以来，中国劳动年龄人口增长率开始放缓，联合国预测，到2005年人口将从正增长转为负增长。
现在60岁以上的老人有1.6亿，到2030年将达到3.4亿，占中国总人口的四分之一。2050年出现拐点之后开始上升，人口结构趋于老化。随着人口红利劳供给下降，劳动成本提高，居民消费率上升，储蓄率下降，进而导致投资和资本形成下降。过去30年低消费，低劳动力成本支持高投资经济发展方式也将发生变化。
除了人口学的一般观察外，我们还要进一步分析中国二元经济、人口迁徙问题和城镇化进程。过去30年快速城镇化吸引农村了大量剩余劳动力向工业和服务部门转移。外出农民工在城镇总劳动比例持续上升，在2007年以来开始趋于稳定，农民工城镇就业增长率开始回落。
尽管部分学者认为，农村还有不少剩余劳动力。但我认为由于社会保障，户籍制度、年龄和知识结构元素，阻碍了农村劳动力进一步转移，导致了刘易斯拐点提前到来。随着刘易斯拐点到来，中国城镇化进展将会放缓，社科院指出未来城镇化从将加速阶段转为减速阶段。城镇化放缓，在经济上的含义是城镇化拉动大规模投资，以及相应基础设施和城市公共设施建设将放缓，例如公路、铁路、建筑业、建材、汽车、通信等，从而抑制了投资的需求。
种种迹象表明，全球化的红利已经透支，世界面临经济再平衡，冷战结束后全球化进程以前所未有规模改写世界经济版图，中国无疑是全球化最大受益者。中国经济对出口依赖越来越强，与此同时世界经济格局出现一种失衡的状态。2008年金融危机和随后的全球经济衰退暴露了世界经济失衡的问题，这表明全球化进程不能以每个经济体的结构失衡为代价，特别是经济大国必须小心的地维持国际收支平衡和经济增长均衡。
全球经济正面临再平衡和外部市场面临结构性调整的现状，这使得中国增长发展模式面临挑战。中国经济增长必须立足自己的市场，只有这样才能更加可持续发展。
然而，近几年市场化进程中面临瓶颈，其中一个重要问题是要素价格管制，要素价值从广义上讲包括资本汇率利率，主要是工业用地、劳动力成本、能源、矿产资源税，此外还有一些公共设施和环保和安全的成本。要素价格扭曲导致投资冲动、资源错配和结构失衡，与此同时居民收入差距扩大，劳动密集服务产业发展受到制约，国进民退现象产生，这都会抑制投资需求，会影响到消费领域，形成成本推进通胀的压力，因此要素价格扭曲形成的增长红利将难以为继。
改革开放30年中国经济维持了年均9.8%的增长率，但值得注意的是支持过去30年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这些因素，都会发生重大变化，未来30年的人口红利将会逐步衰竭。城镇化速度放缓，第一波全球化红利透支，要素市场改革势在必行。
考虑到劳动力对应资本形成趋势的下降以及进出口影响，中国GDP的影响将会出现下降，从9%到10%下降到7%-8%，我认为增长速度下降可能会造成一些问题，产生一些代价，比如失业率上升、通胀、企业利润率收窄等，但整体来说是合理、健康、可持续的，是向一个常态回归的过程。在这个过程当中，如果能处理好转型的重大问题，对中国下一个30年经济发展至关重要。
我们应该从增长的红利转向制度和劳动生产力的红利，中国过去30年赖以增长的红利将在未来30年消失，中国经济再次站在历史关口，以寻求新的增长动力。在我看来，中国经济的未来应从增长红利转向制度和生产，充分发挥市场的功能，劳动生产力的提高重点是人力资源的改善和技术进步。
我们再来谈一下劳动生产力的红利，从理论背景下国际上衡量集约性增长方式是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路径解释是有说服力的。从现有的研究文献来看，虽然计量结果有差异，但基本的结论是一致的。通过技术进步，和人力资源的改善，实现内生的增长是中国经济未来30年发展的主题。
加速政府职能转变，催生新一轮的经济红利也至为重要。过去，政府在某种程度上形成了对市场的替代，在提供公共产品，比如社保，医疗，教育住房，维护市场秩序，法制，信用等方面没有承担起应有的责任。推进政府从经济建设型向公共服务型转换，为中国建设经济发展，释放新的制度红利，可以说是未来30年中國经济实现转移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