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云：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徐培晨，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南京师范大学美术学院教授，擅长中国画，山水、人物、花鸟俱佳，而丹青猿猴尤精。其作品多次在全国性展览中获奖，深得全国美术界的推崇和美术爱好者的喜爱，被誉为“东方猴王画家”。
　　中国绘画博大精深。作为其中一脉的花鸟画，同样包容并蓄、源远流长。从唐代开始，花鸟画业已独立成科，除了本意花卉和禽鸟之外，畜兽、虫鱼等动物，以及树木、蔬果等植物也都成为画家抒发性情的外在寄托。北宋《宣和画谱》中“花鸟叙论”记载道：“诗人六义，多识于鸟兽草本之名，而律历四时，亦记其荣枯语默之候，所以绘事之妙，多寓兴于此，与诗人相表里焉。”
　　“金猴奋起千钧棒，玉宇澄清万里埃。”在中国传统民俗文化中，猴子的地位很是特别，它以其机灵、活络、淘气、快乐及勇敢的特质而惹人喜爱，再经由《西游记》中齐天大圣孙悟空的艺术渲染，从而一直广受各族人民的喜爱和尊崇。然而，与其他飞禽走兽不同，猿猴却很少被画家当作绘画的题材。究其原因，猿猴难画。据记载，北宋画家易元吉到山林中跟踪观察过猿猴的生活习性，因而善画猿。由此可见，画好猿猴既要有悟性更要吃得辛苦。
　　当今画坛，徐培晨可以称得上是画猴大家。他笔下的猴子，千姿百态，神情各异，妙趣横生，画风灵动洒脱，融会中西，纵情挥洒的笔墨与恣肆澎湃的激情完美地结合在一起。这得益于他积数十载之功，不断地出去观察研究和体验猿猴的生活。徐培晨正是凭借速写和记忆默写的方法，捕捉到猴子的各种生动的姿态、表情，提炼成笔下富有人情味的画面：有为自己搔痒、捉虱、理毛，有惬意地荡着秋千玩耍，有相互之间追逐、戏耍……看他的百猴图，一个个活泼可爱的猿猴呼之欲出，仿佛万千猿猴破壁出，直放清声啸画面……真正是让人进入了猿猴的世界，以至有人戏言：画家自己也有了“猴相”。其实，这正说明了画家在从观察体验到创作的过程中，已经进入了角色，达到了物我一体、物我相忘的境界。
　　中国画的品评标准是不断发展的，战国时《韩非子》中：“客有为齐王画者，齐王问曰：‘画孰最难者？’曰：‘犬马最难。’于是，不可类之，故难。鬼魅无形者，不罄于前，故易之也。”可见形似在当时是放在第一位的。随着时代的发展，东晋顾恺之就提出“以形写神”论，把传神作为评画的最高标准。到苏轼的“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更是把中国画中形与神的关系推向了极致。
　　虽然在写意画中，画家画任何题材都是“以意为之”“缘物寄情”的艺术行为，但在传统的写意花鸟画中，形与神的关系的把握是非常微妙的。徐培晨笔下的猴子有200多个品种，有长臂猿、狮尾猿、白眉猿、金丝猴、台湾猴、日本猴、黑白疣猴……形象各异，徐培晨通过对实体形象进行提炼、概括，运用写意的手法，紧紧抓住对象的特征，不仅准确地描绘各种猴子的形象和神态，同时表现出对象的意趣和神韵。明代戏曲家、文学家屠隆说：“意趣具于笔前，故画成神足。”徐培晨绘画中最具个人风格的，就是其作品中的“意趣”。
　　其意趣首先体现在笔墨上。徐培晨用笔老辣而灵动，用墨鲜活而潇洒，以富有变化的、自由、率性、逸笔草草的笔触画出猴子的动态，刚柔并济的寥寥数笔勾勒出面部表情神态，再用浓墨肯定猴子的手足等重点部位，墨线之间的浓淡疏密变化错落有致，充满张力。在他的笔下，一只只猴子或跳，或立，或跃，或啸，或嬉，或闹，跃然纸上，活脱脱地表现出猴子的灵活、可爱、调皮。画面配上古柏苍松、飞泉山瀑、各种花草，相得益彰，浑然天成。从那些畅快淋漓的笔墨中，能让人清晰地感受到绘画语言的魅力和描绘对象的生命力完美地交融在一起了。
　　其次，体现在情感的意趣上。中国画讲究借物寄情、借物传情、借物抒情，花鸟画的立意更是关乎人的感情。它不是为了描花绘鸟而描花绘鸟，也不是照抄自然，而是紧紧抓住动植物与人们生活遭际、思想情感的某种联系而给以强化的表现。它既重视真，要求花鸟画具有“识夫鸟兽木之名”的认识作用，又非常注意美与善的观念的表达，强调其“夺造化而移精神遐想”的怡情作用，主张通过花鸟画的创作与欣赏影响人的志趣、情操与精神生活，表达作者的内在思想与追求。徐培晨在他的作品中，巧妙地把情感的表达融入其中。中国民间的传统中，猴是喜庆和吉祥的化身，又是显贵、驱邪纳福的象征，这些美好的寓意体现在徐培晨的画面之中，如《马上封侯》《辈辈封侯》《献寿图》等等。看到他作品中的那些山间嬉戏、母子相依的猴子，让人感受到令人动容的亲情、温情、母性和天性。程十发先生评价说：徐培晨画猿猴，聚于山石林泉之间，形态生动，令人如入山林之深处，画笔神奇，令人敬佩不止。
　　徐培晨以画猴名世，决非偶然。他以天分为基础，勤奋为途径，机缘为引领，在传统中勤奋地耕耘出一片自在的天空。这是画家长期辛苦努力的结果。古人说：“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河。”是为此理。
　　（作者系中央美术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原中国美协理论委员会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