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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991年苏联解体之后，俄罗斯进入了新的发展时期。经历国家分裂后的阵痛和各种考验，东正教走上了全新的复兴之路。东正教热潮掀起的原因大致分为四个方面：政府支持和政教协作创造了前提和良好的氛围;优惠补助与自我经营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精神危机的客观需要提供了重要推动力。
关键词：新时期;俄罗斯;东正教;复兴
1991年12月25日，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宣布辞职，标志着苏联这个曾经称霸一方的超级大国正式解体。迎接俄罗斯的是一场万劫不复的灾难：政局极度不稳、经济全面崩盘、国际地位一落千丈，精神危机、民族分裂等问题层出不穷。东正教作为俄罗斯信徒最多、规模最大的传统宗教，也面临着苏联解体带来的巨大冲击。在此种步履维艰、筚路蓝缕的动荡局势下，东正教在新时期的俄罗斯艰难生发，并且迎来了全面复兴：宗教组织内部不断完善、上下一心，修道院和教堂的数量不断增加，教会融入了政府、军队、市场和院校，在当今俄罗斯社会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东正教能够取得如今的繁荣局面，具体原因可从政治、经济、精神价值三个方面进行阐析。
一、政府支持与政教协作
苏联时期，在官方无神论的宣传和打压下，东正教被视作封建愚昧的精神鸦片，其发展道路极其曲折艰辛。苏联解体后，教会终于摆脱了原有的枷锁束缚，这是东正教走向复兴的第一步。推动东正教发展的政治因素有两个：一是政府实施了一系列有关宗教的民主政策，二是教会积极寻求与政府密切合作。
叶利钦上任俄罗斯总统以后，彻底否定无神论，要求客观公正地看待宗教，东正教重新获得官方的认可。1997年俄罗斯政府颁布了新的宗教法令——《信仰自由与宗教组织联邦法》。新的宗教法充分肯定了东正教在俄罗斯历史上的影响和贡献，“承认东正教在俄罗斯历史上、俄罗斯精神和文化形成与发展过程中的特殊作用”，[1]同时给予教会在宣传、出版、对外交流传播等方面的权力，还允许某些地区将民族宗教节日设立为节假日，这些规定为东正教的复兴营造了一个宽松和谐的环境。普京当选总统之后，依据国情和国际环境的具体状况，于2002年2月和7月先后出台了两部新的宗教法——《俄罗斯联邦的传统宗教组织联邦法》和《俄罗斯联邦抵制极端主义联邦法》。第一部新法主要强调保护教会的合法地位及其权益，保障公民信仰自由;第二部新法则要求保障公民的权力和自由，维护国家安全和领土完整，禁止宗教组织参与极端主义的活动。相较叶利钦，普京更加注重他国对宗教问题的干预，他要求宗教积极找寻自己的社会位置，排除外来因素的干扰，专心大胆发展自己的特色文化。
俄罗斯政府为东正教的复兴立下了汗马功劳，二者在此过程中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东正教在不断壮大的过程中，开始主动与政府展开合作，为政府排忧解难，也助国家发展一臂之力。随着政治民主化的不断深入，出现了一系列宗教政党，越来越多的教会人士参政议政，他们为国家的建设出谋划策，使得东正教在俄罗斯政坛有了更多的话语权。国家领导人将东正教会作为自己的重要参谋，在一些重大事件的决议中经常会考虑教会的意见。教会牧首可以和总统直接展开对话，共商国是;而大主教则与对应级别的政府部门进行对接，为政府管理建言献策。教会与政府的强强联手，为社会的城市建设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总体来说，通过修宪立宪以及历届总统的鼎力支持，东正教会重新获得了宗教自由。政府和教会建立了合理自由的合作关系，他们之间的相互配合和协作取得辉煌的成果：国内的东正教会与海外的东正教会之间冰释前嫌，破除了多年的对立关系;牧首阿列克西二世也多次获得政府颁发的荣誉勋章。东正教会在和政府的合作中所付出的努力，极大地提升了自己的社会地位，这为复兴之路的开拓提供了前提和良好的氛围。
二、优惠补助与自我经营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教会的良好运营离不开雄厚的经济实力做支撑。东正教会的财产在苏联时期基本上被征用或没收，政府也禁止其从事经济活动，导致教会经济损失巨大。这一状况在苏联解体后发生了巨大转变，教会不仅获得了来自社会外部的许多优惠补助，还通过自我经营获得了不菲的收入，由一穷二白走向宽裕富足。
1997年修订的《信仰自由与宗教组织联邦法》明确规定了对东正教会的财政支持法令，放开了对宗教组织利益方面的管控，对宗教组织的财政预算、调拨物资、动产和不动产不再进行限制，教会在经济方面获得了更大的自主权。普京上台后，一方面继续教会的经济独立，一方面实施了更多的优惠政策。俄罗斯联邦能源委员会将教会的用房消费归入居民消费而非企业消费，如此一来便大大减轻了经济负担，尤其是节省下很大一部分的供暖费开支。政府在纳税环节也为教会谋得了不少福利，除了土地占有和产业需要交税之外，东正教会无需再交纳任何税款，并且土地占有税的收取范围有限，不包括“具有历史价值的、文化价值的、建筑学价值的宗教设施用地”和“具有历史纪念意义的、具有文化价值的宗教建筑物。”[2]鉴于宗教为促进社会团结和树立道德价值观所做出的重大贡献，国家还会对宗教组织的教育教学工作和宗教建筑的修缮保养提供一部分補助，分担教会的经济压力。
要想实现经济上的自给自足，只凭借外部社会的优惠补助是远远不够的，因此教会开始自力更生，从事多种经营活动。1992年，凭借银行家们募集的捐款作为启动资金，教会开始经商。最初教会的经营范围只限于有关宗教的相关产品，比如圣物和宗教仪式用品。随着生产规模的不断扩大，东正教会成立了自己的股份公司，经营范围也变得更加广泛，开办教会银行，收购大型的商店、食堂和药店，并开设了多家宾馆、饭店等盈利性单位。东正教会还拥有了专属的出版机构、广播电台和网站，在牟利的同时，也推动了宗教精神文化的传播和普及。伴随着俄罗斯社会由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教会也适应潮流融入了市场，他们的金钱观也发生了改变，不再因循守旧固步自封，而是提出了“发展是硬道理”、“信教不等于追求清贫”等口号，观念的转变有助于教会与时俱进，为新形势下教会的发展注入新的活力。 借助优惠补助的扶持，再加上自身的妥善经营，东正教会逐渐具备了一定的经济实力。这不仅减轻了政府的经济负担，也有助于教会维持自身的相对独立性。在经济活动中，提高商人阶层道德感，将部分收入用于慈善等行为为教会树立了良好的形象。东正教会通过不懈的努力，在国家经济发展层面谋得了自己的一席之地，也为自己的复兴之路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三、精神危机的客观需要
伴随着苏联政权的垮台和社会制度的崩塌，苏联维持了近七十年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瞬间瓦解，俄罗斯迎来了一场十分严峻的精神危机，这场精神危机在国家内部主要表现为信仰缺失和道德滑坡，同时还面临西方思想入侵的威胁。在这种内忧外患的艰难条件下，国家需要一种力量来安定民心，将人们从解体的阴霾中解救出来。
当一个国家的人民出现了信仰缺失，那么道德滑坡现象就会尾随而至。人们遵守数十年的道德观念受到严重冲击，共产主义道德观念被当局抛弃，而新的道德体制又遥遥无期。苏联解体初期，俄罗斯的法律机制尚不健全，因此社会秩序十分混乱，人们变得更加自私、冷漠、残忍，出现了贪污腐败、偷税漏税、投机倒把、吸毒酗酒、杀人抢劫等不良现象。在俄罗斯进行政治、经济、文化转轨的艰难历程中，暴露出贫富两极分化、灰色收入、失业、民族分裂诸多问题。人们对于这些难题一筹莫展，只能奢望救世主能够出现，宗教成为了人们心灵的依托。在新的道德体系形成完备之前，人们可以用宗教信条来约束人们的行为，规范人们的思想。社会的动荡让处于成长期的青少年变成“迷失的一代”，教会想方设法走入年轻人的队伍中，与他们展开对话，解决青少年的心理问题。俄罗斯联邦教育部与教会共同签署了《俄罗斯联邦教育与东正教会莫斯科牧首区合作协议书》。为了加强对青少年的培养，东正教将神学教育加入课本，并且与政府共同制订教材计划。东正教会同时十分注重军队的精神思想问题，专门设立“精神教育中心”，并在军队院校开设东正教课程。阿列克西二世将拯救精神危機作为己任，他认为东正教会的首要任务是“巩固教会的灵性生活”，“保护精神和道德价值”，“回应人民的期望、为社会服务”[2]。东正教会用自己的实际行动遏制了俄罗斯的精神危机，在保障社会稳定方面做出了巨大贡献。
在东正教会走向复兴的同时，一些外国教会也渐渐渗透到社会民众之中，他们利用财力优势和人们的崇拜心理，不断发展壮大，意图打断东正教的发展，分裂国家和人民。东正教会以传统思想中蕴含的道德纯净的信徒生活准则进行回击，揭露外来思想中的物质主义和利己主义。面对外来思想中对俄罗斯民权问题的指责，东正教会也针锋相对强硬回应：“人权的实现不应与神建立的道德规范和建立在此基础上的传统道德相矛盾，个人的人权不能与祖国、社团、家庭价值观和利益相抵触，不应损害宗教神圣物、文化价值、民族特性。”[2]教会始终与国家站在一起，东正教的精神价值和“服务祖国”的爱国主义紧密相关。在外来文化思想的冲击下，东正教发挥了自身蕴含的强大精神价值，成为抵御西方思想入侵的一股强大力量，正是这种守护俄罗斯民族性和独特性的精神价值，成为东正教在复苏道路上不断前行的重要推动力。
结语
东正教在新时期俄罗斯的复兴并非偶然，而是必然的结果。民主政治和优惠政策为它的发展创造了一个自由宽松的环境，教会在清楚自身定位的前提下主动与政府展开合作，并且利用政府提供的利好条件从事多种经营，为自己积累了良好的物质基础，再加上自身所具有的精神文化价值正好填补了苏联解体后的精神文化真空，这些因素共同促成了东正教的复兴。东正教会重新与政府走到了一起，虽然政教分离，但是共同的利益驱使他们精诚合作。俄罗斯的崛起为东正教的发展提供强有力的保证，而东正教的复兴也有利于增强人们的民族心理认同，扩大俄罗斯民族思想文化的影响力，两者相得益彰，共同发展。
参考文献：
[1]乐峰. 东正教史[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
[2]张雅平. 东正教与俄罗斯社会[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
关键词：新时期;俄罗斯;东正教;复兴
1991年12月25日，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宣布辞职，标志着苏联这个曾经称霸一方的超级大国正式解体。迎接俄罗斯的是一场万劫不复的灾难：政局极度不稳、经济全面崩盘、国际地位一落千丈，精神危机、民族分裂等问题层出不穷。东正教作为俄罗斯信徒最多、规模最大的传统宗教，也面临着苏联解体带来的巨大冲击。在此种步履维艰、筚路蓝缕的动荡局势下，东正教在新时期的俄罗斯艰难生发，并且迎来了全面复兴：宗教组织内部不断完善、上下一心，修道院和教堂的数量不断增加，教会融入了政府、军队、市场和院校，在当今俄罗斯社会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东正教能够取得如今的繁荣局面，具体原因可从政治、经济、精神价值三个方面进行阐析。
一、政府支持与政教协作
苏联时期，在官方无神论的宣传和打压下，东正教被视作封建愚昧的精神鸦片，其发展道路极其曲折艰辛。苏联解体后，教会终于摆脱了原有的枷锁束缚，这是东正教走向复兴的第一步。推动东正教发展的政治因素有两个：一是政府实施了一系列有关宗教的民主政策，二是教会积极寻求与政府密切合作。
叶利钦上任俄罗斯总统以后，彻底否定无神论，要求客观公正地看待宗教，东正教重新获得官方的认可。1997年俄罗斯政府颁布了新的宗教法令——《信仰自由与宗教组织联邦法》。新的宗教法充分肯定了东正教在俄罗斯历史上的影响和贡献，“承认东正教在俄罗斯历史上、俄罗斯精神和文化形成与发展过程中的特殊作用”，[1]同时给予教会在宣传、出版、对外交流传播等方面的权力，还允许某些地区将民族宗教节日设立为节假日，这些规定为东正教的复兴营造了一个宽松和谐的环境。普京当选总统之后，依据国情和国际环境的具体状况，于2002年2月和7月先后出台了两部新的宗教法——《俄罗斯联邦的传统宗教组织联邦法》和《俄罗斯联邦抵制极端主义联邦法》。第一部新法主要强调保护教会的合法地位及其权益，保障公民信仰自由;第二部新法则要求保障公民的权力和自由，维护国家安全和领土完整，禁止宗教组织参与极端主义的活动。相较叶利钦，普京更加注重他国对宗教问题的干预，他要求宗教积极找寻自己的社会位置，排除外来因素的干扰，专心大胆发展自己的特色文化。
俄罗斯政府为东正教的复兴立下了汗马功劳，二者在此过程中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东正教在不断壮大的过程中，开始主动与政府展开合作，为政府排忧解难，也助国家发展一臂之力。随着政治民主化的不断深入，出现了一系列宗教政党，越来越多的教会人士参政议政，他们为国家的建设出谋划策，使得东正教在俄罗斯政坛有了更多的话语权。国家领导人将东正教会作为自己的重要参谋，在一些重大事件的决议中经常会考虑教会的意见。教会牧首可以和总统直接展开对话，共商国是;而大主教则与对应级别的政府部门进行对接，为政府管理建言献策。教会与政府的强强联手，为社会的城市建设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总体来说，通过修宪立宪以及历届总统的鼎力支持，东正教会重新获得了宗教自由。政府和教会建立了合理自由的合作关系，他们之间的相互配合和协作取得辉煌的成果：国内的东正教会与海外的东正教会之间冰释前嫌，破除了多年的对立关系;牧首阿列克西二世也多次获得政府颁发的荣誉勋章。东正教会在和政府的合作中所付出的努力，极大地提升了自己的社会地位，这为复兴之路的开拓提供了前提和良好的氛围。
二、优惠补助与自我经营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教会的良好运营离不开雄厚的经济实力做支撑。东正教会的财产在苏联时期基本上被征用或没收，政府也禁止其从事经济活动，导致教会经济损失巨大。这一状况在苏联解体后发生了巨大转变，教会不仅获得了来自社会外部的许多优惠补助，还通过自我经营获得了不菲的收入，由一穷二白走向宽裕富足。
1997年修订的《信仰自由与宗教组织联邦法》明确规定了对东正教会的财政支持法令，放开了对宗教组织利益方面的管控，对宗教组织的财政预算、调拨物资、动产和不动产不再进行限制，教会在经济方面获得了更大的自主权。普京上台后，一方面继续教会的经济独立，一方面实施了更多的优惠政策。俄罗斯联邦能源委员会将教会的用房消费归入居民消费而非企业消费，如此一来便大大减轻了经济负担，尤其是节省下很大一部分的供暖费开支。政府在纳税环节也为教会谋得了不少福利，除了土地占有和产业需要交税之外，东正教会无需再交纳任何税款，并且土地占有税的收取范围有限，不包括“具有历史价值的、文化价值的、建筑学价值的宗教设施用地”和“具有历史纪念意义的、具有文化价值的宗教建筑物。”[2]鉴于宗教为促进社会团结和树立道德价值观所做出的重大贡献，国家还会对宗教组织的教育教学工作和宗教建筑的修缮保养提供一部分補助，分担教会的经济压力。
要想实现经济上的自给自足，只凭借外部社会的优惠补助是远远不够的，因此教会开始自力更生，从事多种经营活动。1992年，凭借银行家们募集的捐款作为启动资金，教会开始经商。最初教会的经营范围只限于有关宗教的相关产品，比如圣物和宗教仪式用品。随着生产规模的不断扩大，东正教会成立了自己的股份公司，经营范围也变得更加广泛，开办教会银行，收购大型的商店、食堂和药店，并开设了多家宾馆、饭店等盈利性单位。东正教会还拥有了专属的出版机构、广播电台和网站，在牟利的同时，也推动了宗教精神文化的传播和普及。伴随着俄罗斯社会由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教会也适应潮流融入了市场，他们的金钱观也发生了改变，不再因循守旧固步自封，而是提出了“发展是硬道理”、“信教不等于追求清贫”等口号，观念的转变有助于教会与时俱进，为新形势下教会的发展注入新的活力。 借助优惠补助的扶持，再加上自身的妥善经营，东正教会逐渐具备了一定的经济实力。这不仅减轻了政府的经济负担，也有助于教会维持自身的相对独立性。在经济活动中，提高商人阶层道德感，将部分收入用于慈善等行为为教会树立了良好的形象。东正教会通过不懈的努力，在国家经济发展层面谋得了自己的一席之地，也为自己的复兴之路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三、精神危机的客观需要
伴随着苏联政权的垮台和社会制度的崩塌，苏联维持了近七十年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瞬间瓦解，俄罗斯迎来了一场十分严峻的精神危机，这场精神危机在国家内部主要表现为信仰缺失和道德滑坡，同时还面临西方思想入侵的威胁。在这种内忧外患的艰难条件下，国家需要一种力量来安定民心，将人们从解体的阴霾中解救出来。
当一个国家的人民出现了信仰缺失，那么道德滑坡现象就会尾随而至。人们遵守数十年的道德观念受到严重冲击，共产主义道德观念被当局抛弃，而新的道德体制又遥遥无期。苏联解体初期，俄罗斯的法律机制尚不健全，因此社会秩序十分混乱，人们变得更加自私、冷漠、残忍，出现了贪污腐败、偷税漏税、投机倒把、吸毒酗酒、杀人抢劫等不良现象。在俄罗斯进行政治、经济、文化转轨的艰难历程中，暴露出贫富两极分化、灰色收入、失业、民族分裂诸多问题。人们对于这些难题一筹莫展，只能奢望救世主能够出现，宗教成为了人们心灵的依托。在新的道德体系形成完备之前，人们可以用宗教信条来约束人们的行为，规范人们的思想。社会的动荡让处于成长期的青少年变成“迷失的一代”，教会想方设法走入年轻人的队伍中，与他们展开对话，解决青少年的心理问题。俄罗斯联邦教育部与教会共同签署了《俄罗斯联邦教育与东正教会莫斯科牧首区合作协议书》。为了加强对青少年的培养，东正教将神学教育加入课本，并且与政府共同制订教材计划。东正教会同时十分注重军队的精神思想问题，专门设立“精神教育中心”，并在军队院校开设东正教课程。阿列克西二世将拯救精神危機作为己任，他认为东正教会的首要任务是“巩固教会的灵性生活”，“保护精神和道德价值”，“回应人民的期望、为社会服务”[2]。东正教会用自己的实际行动遏制了俄罗斯的精神危机，在保障社会稳定方面做出了巨大贡献。
在东正教会走向复兴的同时，一些外国教会也渐渐渗透到社会民众之中，他们利用财力优势和人们的崇拜心理，不断发展壮大，意图打断东正教的发展，分裂国家和人民。东正教会以传统思想中蕴含的道德纯净的信徒生活准则进行回击，揭露外来思想中的物质主义和利己主义。面对外来思想中对俄罗斯民权问题的指责，东正教会也针锋相对强硬回应：“人权的实现不应与神建立的道德规范和建立在此基础上的传统道德相矛盾，个人的人权不能与祖国、社团、家庭价值观和利益相抵触，不应损害宗教神圣物、文化价值、民族特性。”[2]教会始终与国家站在一起，东正教的精神价值和“服务祖国”的爱国主义紧密相关。在外来文化思想的冲击下，东正教发挥了自身蕴含的强大精神价值，成为抵御西方思想入侵的一股强大力量，正是这种守护俄罗斯民族性和独特性的精神价值，成为东正教在复苏道路上不断前行的重要推动力。
结语
东正教在新时期俄罗斯的复兴并非偶然，而是必然的结果。民主政治和优惠政策为它的发展创造了一个自由宽松的环境，教会在清楚自身定位的前提下主动与政府展开合作，并且利用政府提供的利好条件从事多种经营，为自己积累了良好的物质基础，再加上自身所具有的精神文化价值正好填补了苏联解体后的精神文化真空，这些因素共同促成了东正教的复兴。东正教会重新与政府走到了一起，虽然政教分离，但是共同的利益驱使他们精诚合作。俄罗斯的崛起为东正教的发展提供强有力的保证，而东正教的复兴也有利于增强人们的民族心理认同，扩大俄罗斯民族思想文化的影响力，两者相得益彰，共同发展。
参考文献：
[1]乐峰. 东正教史[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
[2]张雅平. 东正教与俄罗斯社会[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