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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任鸿隽是我国近代著名的科学教育家，在近代中国的社会转型中，他以中国知识界卓越前驱的敏锐目光，对近代中国的教育发展提出了诸多独到的见解。任鸿隽在科学教育上的筚路蓝缕之功为世人所公认，他对科学教育思想的独特阐释与实践，以及在科学教育实践上提出的科学与人文并重的理念，不仅在近代中国教育界产生了深远影响，而且为当今中国科学教育改革提供了极为有益的借鉴。
关键词：任鸿隽 科学教育思想 科学与人文 实践
中图分类号：C40-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8705(2008)03－43－48
任鸿隽是我国近代著名的科学教育家，在近代中国的社会转型中，他以中国知识界卓越前驱的敏锐目光，对中国教育发展提出了诸多独到的见解。他为中国近代科学教育的萌芽、发展及其变革所发挥的开创之功为世人所公认。本文拟对任鸿隽的科学教育思想及其实践进行探究和阐释，以揭示出其科学教育思想的基本内涵及现代价值。
一、科学教育，是指在学校教育中贯彻实施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知识和方法的教学。而在中国近代史上，它主要是指引进西方先进的科学知识和方法进行科学启蒙教育，以普及民众的科学知识，驱除愚昧无知。任鸿隽是中国近代科学教育思想的最早倡导者之一，对近代新教育的发展变革产生了重要影响。
近代中国的科学教育发轫于洋务运动时期，洋务派试图通过学习西方的船坚炮利、军备制造、格致器械等“技艺”之学以“求富”、“自强”，有学者将这种对西方技艺的学习称之为“西艺教育”。
戊戌时期，严复、康有为等人提出了初步的科学教育思想。康有为主张在小学中增设机器、制木二科，“令全国小学，立增此二科，”购买桥梁、道路、铁轨等机器模型，“令儿童每课以一二时为之”。虽然康有为没有明确地提出“科学教育”的口号，但我们仍可以清晰地看出其中所体现出的科学教育思想。应当说，这一时期，以“近代西学第一人”之称的严复对西学(科学)教育的提倡最有影响。他提倡以西方实事求是的科学方法指导教学，教育“在宜著[着]意科学”。可见，严复初步提出了“科学教育”的口号，已具有近代科学教育的雏型，尤非当时言西学者所能比及。但严复的西学教育尚不能算是严格意义上的科学教育，因为在科学教育的具体内容上，如科学知识如何引入学校课程，科学方法如何运用于教学等问题，严复都未曾说明。可以说，严复萌发的科学教育思想在当时仍然是超前的，并没有多大的社会基础，其实际产生的社会影响也十分有限。
五四运动是中国社会的一个转折点，这一时期是中国人追求民主、科学的时期，科学教育随着民主、科学思潮的发展也真正得以形成。近代意义上科学教育思想的萌生与发展都与任鸿隽及其主持的科学社有密切关系。作为近代科学教育家，在继承前人基础之上，任鸿隽首次明确地提出了科学教育的思想。
任鸿隽不同于同时代科学家之处，表现在他把科学作为一种全面的方法和态度来理解，尤重于科学方法与态度的培养，这是他倡导的科学教育思想之显著特征。任鸿隽科学教育思想的基本主张是教育的首要任务在于传授科学技术知识，并给人们以科学方法的训练，对于教育本身也必须用科学方法进行研究。因此，他认为科学教育也相应的包括科学的内容与方法的教育。他从反思传统文化的角度，对传统的思维方式与治学方法进行了批判，特别是对清末的科学教育进行了深入剖析，指出其仅有科学课程而无科学精神、科学态度和科学方法之流弊。继严复之后，任鸿隽认为，科学包括内容与方法两方面，都应当武装、运用到社会一切部门、所有领域，“应用于一切人事社会之学，而人生之观念，与社会之组织”，较之严复，任鸿隽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更强调科学方法、态度及精神，且与严复限于论述一般科学方法不同，而是直接与教育相联系，赋予了新的内涵，“科学之真旨与方法，既尚未为言教育者所深谙；而复古潮流之所激荡，乃有欲复前世咿晤咕哔之习。”在这种环境之下，任鸿隽精辟地分析道：“科学于教育上之重要，不在于物质上之智识，而在其研究事物之方法；尤不在研究事物之方法，而在其所与心能之训练。科学方法者，首分别事类，次乃辨明其关系，以发见其通律。习于是者，其心尝注重事实，执因求果而不为感情所蔽、私见所移。所谓科学的心能者，此之谓也。此等心能，凡从事三数年自然物理科学之研究，能知科学之真精神，而不徒事记忆模仿者，皆能习得之。以此心能求学，而学术乃有进步之望。以此心能处世，而社会乃立稳固之基。此岂不胜于物质智识万万哉!吾甚望言教育者加之意也!”赫胥黎也认为，科学教育“并不是指应当把一切科学智识都教给每一个学生。……科学教育的最大特点，就是使心智直接与事实联系，并且以最完善的归纳方法来训练心智。”任鸿隽进一步分析出当时科学教育失败的原因在于科学教学中不讲究科学方法，不能使学生养成科学精神，“问今之科学教育，何以大部分皆属失败，岂不问讲演时间过多，依赖书本过甚，使学生虽习过科学课程，而于科学之精神与意义，仍茫未有得乎?可见，任鸿隽的科学教育思想是同当时国际的观念保持一致的，这显示出他在科学教育理念上的前瞻性。
任鸿隽将科学的教育化和教育的科学化结合起来。主张在教学中用科学的方法传授科学知识，以培养既有科学知识，又有科学精神、科学态度、科学观念与智能的人才，这成为科学教育思想的基本内涵。用任鸿隽自己的话说：科学教学是“科学的根基”、“科学前期的训练”，亦即“所谓科学教学法之训练”，也就是“用教育方法直接培养富有科学精神与知识的国民，问接即促进中国的科学化”，进一步而言：“要中国现代化，首先就要科学化。”具体而言，其科学教育思想主要体现为：首先，扩大科学教育的领域，将科学与各项事业相结合并促其进步；其次，应用科学方法于教育上；再次，科学的心能训练，即是指科学的精神与智能而言。与之相关的是“科学教育化”与“教育科学化”的口号亦从扩充科学内容、运用科学方法研究教育问题中喊出。什么是“科学教育化”?即是学校应设置科学课程，教学中尤其要注重科学方法、态度及精神训练。“教育科学化”，是指教育是一种科学，应用科学方法加强教育的科学研究。教育作为一门科学而提高其科学性。任鸿隽对科学教育的阐述，标志着完整意义的近代科学教育思想的产生。自此以后，中国教育界别开一条生路，在任鸿隽等人的宣传及努力下，近代科学教育思想在中国逐步确立起来。
二、任鸿隽不仅提出了完整的科学教育思想，而且为使科学教育在中国生根、开花、结果，殚精竭虑为之宣传，系统阐述科学教育的内容、方法和意义。如在《科学》、《独立评论》等杂志上发表的《科学与教育》、《科学教育与科学》、《一个关于理科教科书的调查》、《科学教育与抗战建国》等文。上述文章涉及科学教育与科学事业、国家富强之关系以及如何开展科学教育等诸方面问题，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表现出任鸿隽对科学教育的深切思考与关注。
就科学教育的内容而言，任鸿隽认为不可盲从外国，应创造出一种适合中国国情的新制度。他指出我国当时科学教育的内容应包括三方面：第一，普通理科课程，如数学、物理、化学、生物之类基本科学知识。 第二，技术科目，这是科学教育的主要部分。包括农、工、医、水产、水利、蚕桑、交通、无线电等专门学校，以及护士学校。第三，社会教育中的科学宣传。中国有很多缺乏科学常识的国民，“文盲既多，教育普及的程度远在他人之后，社会上一般人迷信过甚……将疾病认为是鬼神作祟。鉴于此，任鸿隽认为只有通过设立博物馆、科学馆等机构将科学常识灌输给国人，才能将科学教育落到实处。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任鸿隽并没有把科学教育与其他教育割裂，不是单纯的强调科学教育，而是把科学教育与道德教育相联系，在科学教育的改革上，任鸿隽提出了科学与人文并重的新理念，并努力躬身实践，在特定历史条件下为探讨教育促进中国社会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
任鸿隽在科学教育的实施上提出科学与人文并重的理念，号召加强学生的人文精神的培养，亦即完整的科学教育不只是灌输自然科学内容。还应包括蕴涵丰富人文精神在内的文学、史学、哲学等人文社会科学。由于国难的特殊情形，时人多强调自然科学的重要性，大部分学生多选择理工科专业。1933、1934年度选考英庚款、清华大学、江苏、湖北、山东等省留学生，一百十六名中应用及纯粹科学名额占一百零七名，为全数百分之九十二强，主要有土木、电机、兵工等应用科学；而选考法律、政治等人文科学者仅有百分之八不到。上述“重理轻文”的现象，鲜明地凸现出国人对人文科学的轻视。任鸿隽认为，这样的学习兴趣以及培养出来的人才，对于整个科学的健康发展必然不利，明显是一种短视行为。他强调科学教育的内容应该是多方面的，不只是纯粹的理工科知识，还应包括人文科学在内。因为科学教育、科学传播的最终目的，是将科学精神注入民族文化。一个没有科学精神的民族，一个远离科学的民族是无法承担历史赋予他们的重任的。一同样，作为一名科学家，不单单是只需具备专业知识，更为重要的是要有科学精神。什么是科学精神，科学精神即是求真求实的精神，“求真理是已。”求真理即“崇实”、“贵确”。因此，作为科学家还需具备人文精神。不仅科学家需要人文精神，即便普通人也同样需要人文精神。因为科学教育不只是培养科学家，其主要目的是养成国人了解科学、掌握科学知识，并具有科学精神，其最终目的是为国家富强、社会进步提供人才。为此任鸿隽提出，科学教育必须科学与人文并重，“科学于教育上之重要，不在于物质上之智识而在其研究事物之方法；尤不在研究事物之方法，而在其所与心能之训练”之中。并且他进一步提出所有教育(包括科学教育)都要能为一个较大目标而通力合作。如果“几年的大学教育，不能养成一个合群、克己、向一个较大的目的而通力合作的习惯”，则是教育的失败。
引人注意的是，英国科学教育家赫胥黎也持同样观点，认为“科学必须避免的最大危险是那些从事科学的人的片面发展”，“单纯的科学教育确实与单纯的文学教育一样，将会造成理智的扭曲”。因此。他在提倡科学教育时，主张应当把一种完整的科学知识体系引入到学校中。他说，“科学不单指自然科学，还包括一切把缜密的思想方法运用于任何材料所得出的结果”。他心目中的科学知识，既包括自然科学，也包括运用科学方法于其他研究对象所产生的文化，即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赫胥黎曾不止一次说过：“吾绝不抹煞真正文学于教育上价值。或以智育之事，无待文学而已完者，误也。有科学而无文学，其弊也偏，与有文学而无科学，其弊正同。货宝虽贵，若积之至反侧其船，则不足偿其害。若以科学教育造成一曲之士，其害有以异乎?”也就是说，科学教育重在科学精神、科学方法的训练，同时需要人文教育。显然，任鸿隽的科学与人文并重的理念与赫胥黎的科学教育思想不谋而合。
实际上任鸿隽是一位具有中西文化教育背景、有着深厚人文素养的科学家。他六岁进家馆就学。十二岁时已能熟记四书五经，18岁时考取巴县第三名秀才，1908年留学日本后，又师从章太炎习国学，可见他国学功底之深厚。胡适曾誉他为“留学界中第一古文家”。深厚的国学功底，使他于民国初年曾为孙中山草拟文稿，留美后成为《留美学生季报》的主编，后又担当了《科学》杂志“缘起”与“发刊词”的撰写重任。更为重要的是，系统的国学教育，使他具备了良好的人文素养，并能从人文的角度去观照科学。以后，任鸿隽留学东京时以应用化学为主攻专业，1912年又选择留学美国，先是在康奈尔大学主攻化学、物理等科，1916年毕业后，又相继就学于麻省理工学院、哈佛和哥伦比亚大学。选择康校，是因该校“以擅长科学著称”，而且，该校是美国最早承认“所有的纯粹及应用科学，都该与文学及其他人文学立在同一地位”的学校。六年的大学教育，使他得到了专业的科学训练，为他成为一名著名的科学家鉴定了基础。这样，中国传统文化的浸染与西方科学精神的熏陶，使任鸿隽在不遗余力地将西方科学及其精神引进中国的同时，使自己成长为一名具有人文素养的科学家。正是这种切身体会，使任鸿隽在提倡科学教育时不忘对人文教育的推崇，始终坚持科学与人文并重的科学教育理念。
任鸿隽呼吁科学教育的实施需要从三方面努力，首先，“训练好的师资”。即对大学理科和师范学院毕业生的训练要注重教材内容与教授方法的结合。同时，中学科学教师也要经常揣摩教法，做到“时时刻刻不忘自我教育，……本着‘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之意”们，这样才能使每个学生对枯燥无味的科学产生兴趣。其次，“供给好的教材”，即要编好的教本，制好的标本，好的仪器，办好的实验室。任鸿隽强调“科学教育是不能一刻离开标本仪器与实验室的。……没有这几样东西，根本就谈不上科学教育”他认为中国“科学教育所以不良，其最大原因，是教学缺乏仪器”。最后，科学研究有助于提高师资和编好教材。任鸿隽认为，任何一种科学必须经过独立研究，深切理解其原理和精神，教学才能做到“头头是道，能引起学生的兴趣”。
任鸿隽深切认识到中国要现代化，首先就要科学化。而要科学化，科学教育是最重要、最切实的一条途径。首先，科学教育可以养成科学的精神，教导科学的方法，与充实科学的知识。“学生经过十数年小中大学里科学课程的熏陶以后，……都会利用其已获得的科学知识、科学精神与科学方法，而促进科学化运动。”其次，培养新进技术人才，“科学教育愈发达，新进技术人员在量的方面愈众多，在质的方面也愈优秀”。第三，提高科学文化的水准。相较于创办科学团体及出版科学刊物、进行科学演讲等方式。科学教育是最好的普及科学的方式。教育之事，无论从何方面言之，“皆不能离科学以从事。”
可以说，五四运动以后，正是在任鸿隽对科学教育思想的倡导与推动下，科学教育才逐渐受到更多的知识分子所关注，科学教育思想的宣传渐次达到鼎盛，并伴随着时人对其的作用和意义认识的进一步加深。科学教育逐渐形成教育思想界的普遍性意识。
三、与时人科学教育理念主要停留于理论层面不一样，任鸿隽更看重科学教育的实践，终其一生，始终把推进科学教育工作视为一项重要任务。任鸿隽曾经是中国科学社社长、北京大学教授、教育部专门教育司司长、国立东南大学副校长、四川大学校长、中基会干事长。上述职务使他有机会和有能力将自己 的科学教育思想从理论付诸实践，从而为近代中国科学教育的发展和改革探索出一条较为切实可行的路子，并为当今教育改革提供了重要借鉴。
作为中国第一个科学教育组织——中国科学社最为重要的领导人。任鸿隽从创立中国科学社伊始，长期担任中国科学社理事、董事及其社长(1915—1923，1933—1936年两次任社长)，他为科学的普及以及科学教育的推广呕心沥血，为之奋斗终生。
1914年，任鸿隽与杨铨等创立科学社，“刊行科学杂志以灌输科学智识，其章程规定：“本社发起《科学》月刊，以提倡科学，鼓吹实业，审订名词，传播知识为宗旨。”科学社宣告成立后，很快得到留学生的响应，”人社者踊跃，当年年底社员即达35人。是年10月，科学社改组为学会，定名“中国科学社”，其宗旨为“联络同志，研究学术，以共图中国科学之发达”。中国科学社的创立和《科学》月刊的出版，突破了旧的局限，为科学知识的宣传和科学教育提供了舆论组织和阵地，促使科学开始在较以前为广的社会范围中走向民众，对于近代中国具有重大的科学启蒙意义，促进了科学教育的实践。
“欲求科学发达必先使青年学子有良好的科学训练”，在任鸿隽主持中国科学社期间，一直“注意改良中学的科学教育，以为发展科学打下良好基础”。任鸿隽采取多种形式推进科学教育的发展，首先在《科学》杂志上设立固定的“科学教育”专栏，并出版“科学教育”专号。其次设立“科学咨询处”，回答学生提出的疑难问题。请相关专家解答后在《科学》月刊和《科学画报》上辟专栏发表，从而使科学教育从课堂走向课外，科学教育的范围得以扩展。第三，举办科学演讲。1926年，中国科学社与中华教育改进社、洛氏驻华医社等联合在清华大学办理暑期中等学校科学教育讲演会，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中国科学社还设立改良科学教育委员会，以专门“从事调查各中等学校的科学设备，教材书籍，随时为之辅导加以改进”。另外，中国科学社还从1916年起设立科学名词讨论会，“将编订科学名词列为本社事业之一”。1922年以后，中国科学社参加了江苏教育会、中华医学会等团体组织的名词审查会，为科学教育工作的顺利实施提供了充分的前提条件。
为激发学生学习科学的兴趣，任鸿隽于1934年对《科学》杂志的编辑方式进行了改革。他对《科学》主旨进行了修改，取材以“(一)能使读者发生科学兴趣，(二)能记述科学进步，(三)能传播科学消息”为标准，把“力求科学知识之普遍化”作为刊物今后的发展方向，“务使初学者读之不觉深，专门家读之不嫌浅”；同时对读者对象进行重新定位，“首为高中及大学学生，次为中等学校之理科教员，再次为专门学者，最后为一般爱好科学之读者”。毋庸置疑，任鸿隽的上述改革，对于科学知识的普及和中学及大学的科学教育水平的提高，有着极大的促进作用。
科学教育能否达到预期效果，教材选用是关键因素之一。早在1918年，任鸿隽已经注意到“国内各大学教授科学课程，多用外国课本，且用外国语讲授”，此种结果，必然“于中国的科学教育前途有极大的障碍”。怎样才能改变这种状况，任鸿隽提出了科学课程的中国化，“非先有理科的中国教本不为功”。1930年代，任鸿隽对高中二、三年级和大学一年级的科学教科书进行了详细调查，发现大学“第一年级的物理、化学、算学几乎完全是用的外国教本”，高中“八种学科之中，除了生物学一科以外，无有一科外国教本不占百分之五十以外。”这表明，十几年的提倡科学教育，其现状仍然不容乐观，连最起码的“科学教育工具[教材]，还不曾有相当的努力”。因此，任鸿隽倡导科学教师要把科学教学当作一件重大的教育事业来做，而不单单是会教书，还应从事著述工作，编写出适合国情的教科书，这样才能将科学教学真正落到实处。
1925—1935年间，任鸿隽由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简称中基会)秘书而执行秘书、副干事长，再干事长兼董事，1942年后，专意中基会事业。在中基会20多年间，他一直致力于科学在中国的不断发展，为科学教育事业的推广做出了不懈努力。
中基会以培养中学师资为重点，在全国旧定六高师内设置若干科学教席，“期于造就良好之科学教师，并改进中学教学方法。”即南京中央大学、北平师范大学、东北大学、武汉大学、广州中山大学、四川大学，“每校设教席五座，计(一)物理学(二)化学(三)动物学(四)植物学(五)教育心理学”。据统计，从1926年到1931年，六年间共设立科学教席131座，平均每年近22座。不言而喻，科学讲座有助于中学中学科学师资的改善，显然“异于无本求枝，无源求流者。”
为改良科学设备，中基会特设科学教育委员会。首先“审查现行的科学教科书。并设法供给较好的中文科学书籍。”后来改为编译委员会，专门编译科学书籍，出版了《初级物理实验讲义》、《大学物理学》等教材，为科学教学提供了适合的教材。其次对学校需要的、价高难购的仪器设备，中基会“补助制造机关，俾其大量制作，廉价发售。”东吴大学生物材料供给所即是在中基会补助下得以顺利开展生物教学工作，另外，对北京大学、南开大学等专款补助以建设科学设备，中基会“每年之用款，实以各学校之补助费为大宗，……学校之科学设备，得以渐臻完善。”
任鸿隽的上述活动为推动科学教育事业的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正如其夫人陈衡哲所言：“中基会为最能使他发展其对于科学的抱负与贡献”。
最能体现任鸿隽科学教育思想的是在担任大学校长期间，作为教学第一线的教育者，使他有机会将科学教育思想贯彻到实际，并能根据产生的效果而随时调整。1935年，任鸿隽出任四川大学校长，在任内锐意革新，优化教师队伍，慎选国内学界名宿前往授课；调整教学方向、改革课程和教学方法；倡导学习要随科学进步而进步，“学习不随科学进步而进步，对国家社会固少裨益，而于个人，究有何用?”在中国的教育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任鸿隽尤其注重大学生科学精神的培养，他强调“要求高深的学问，必须具有坚固的基础，”此处的基础即是科学知识。更为重要的是他意识到在教学中要落实科学教育，基本途径在于：“注意基本工具之训练”和“注重自动的研习”两方面。就具体的科学教育方式而言，任鸿隽认为一是要减少课程，缩短教授时间；二是废除讲义，免除灌注式的教学弊病。在于“多读书，多动手笔记”。
在长校川大期间，任鸿隽不仅强化大学生的科学教育，培养他们养成求真务实的科学精神，而且在培训中学科学教师方面采取了许多切实可行的举措。1936年暑假，大教育学系与省教育厅合作开办中学教员暑期训练班，促进中等学校教员进修。
尤为重要的是，任鸿隽把科学教育与救国相联系，推崇科学教育是实现科学救国的重要途径，“要藉科学救国，就应求自己科学的进步，栽培自己的科学人才，造成自己的科学环境。”抗战后，任鸿隽更是将科学教育与抗战建国相联系，“在抗战建国的过程中，如其尚感觉到权力的不够，那一定要归结到我们智识不够的一个结论上去。讲到智识，我们要知道只有科学的智识才是真智识。那就是说，科学的智识是经过严格方法的整理和众多经验的证明的。……一个民族如其对于这种智识没有相当的培养，我们可以断定这个民族对于现代社会的生存条件还不曾具备，反过来说，我们如要抗战建国必成，必定要科学教育来养成我们特别需要的人才，方能有济”。唯有“以教育的力量诱导民智，培养民力，而后将民力、民智集中于抗战建国事业之中，去促其成功。这种任务除非由科学教育人手是不易完成的。”叫因为“科学教育可以普及科学精神，方法与知识，可以培植新进技术人才，可以提高科学文化的水标。”而且“无科学智识者，必不足解决人生问题矣。”
可以说，任鸿隽一生致力于科学教育的发展，为使近代中国人的科学素养提高而执着奋进。正是这种为了祖国富强和中华民族崛起而推进科学教育的崇高理想指引着他，在面临1949年的历史大转折之时，他选择了留在祖国大陆。对于任鸿隽为何没有到美国与三个子女团聚而选择留下，其女儿任以都先生曾言最大原因在于“不愿放弃推展科学教育的半生专业，留在大陆，才能继续做点这方面的努力。对他而言，不论去美国或是到台湾，显然都没有机会施展他的抱负。”
任鸿隽科学教育思想及其实践，不仅为近代教育的发展指明了前进的方向，而且对我们今天的教育体制改革仍不失借鉴作用。特别是其对科学与人文的关注及其前瞻性思想，尤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在科学日益发达的今天，在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的当代中国，人们更加清醒地认识到，要发展科学，要真正实现科教兴国、科学强国的目标，不单单是普及民众懂得科学常识，更为重要的是要培养人的创造力，纠正中国教育的偏失，培养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树立科学文化的价值观，这是科学家们的共识。人文精神同科学精神，“正如鸟之两翼、车之两轮，相辅相成的。”只有二者结合，齐头并进，才能培养出适应社会发展和国民经济建设所需要的人才。今日的青年，“必须具备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然后可以求学问，成事业。”近代科学家和学者对科学与人文的真知灼见，至今仍熠熠生辉，不仅有益于我们思考今天所面临的科学文化问题，而且将具有恒久的思想意义和社会意义。
关键词：任鸿隽 科学教育思想 科学与人文 实践
中图分类号：C40-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8705(2008)03－43－48
任鸿隽是我国近代著名的科学教育家，在近代中国的社会转型中，他以中国知识界卓越前驱的敏锐目光，对中国教育发展提出了诸多独到的见解。他为中国近代科学教育的萌芽、发展及其变革所发挥的开创之功为世人所公认。本文拟对任鸿隽的科学教育思想及其实践进行探究和阐释，以揭示出其科学教育思想的基本内涵及现代价值。
一、科学教育，是指在学校教育中贯彻实施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知识和方法的教学。而在中国近代史上，它主要是指引进西方先进的科学知识和方法进行科学启蒙教育，以普及民众的科学知识，驱除愚昧无知。任鸿隽是中国近代科学教育思想的最早倡导者之一，对近代新教育的发展变革产生了重要影响。
近代中国的科学教育发轫于洋务运动时期，洋务派试图通过学习西方的船坚炮利、军备制造、格致器械等“技艺”之学以“求富”、“自强”，有学者将这种对西方技艺的学习称之为“西艺教育”。
戊戌时期，严复、康有为等人提出了初步的科学教育思想。康有为主张在小学中增设机器、制木二科，“令全国小学，立增此二科，”购买桥梁、道路、铁轨等机器模型，“令儿童每课以一二时为之”。虽然康有为没有明确地提出“科学教育”的口号，但我们仍可以清晰地看出其中所体现出的科学教育思想。应当说，这一时期，以“近代西学第一人”之称的严复对西学(科学)教育的提倡最有影响。他提倡以西方实事求是的科学方法指导教学，教育“在宜著[着]意科学”。可见，严复初步提出了“科学教育”的口号，已具有近代科学教育的雏型，尤非当时言西学者所能比及。但严复的西学教育尚不能算是严格意义上的科学教育，因为在科学教育的具体内容上，如科学知识如何引入学校课程，科学方法如何运用于教学等问题，严复都未曾说明。可以说，严复萌发的科学教育思想在当时仍然是超前的，并没有多大的社会基础，其实际产生的社会影响也十分有限。
五四运动是中国社会的一个转折点，这一时期是中国人追求民主、科学的时期，科学教育随着民主、科学思潮的发展也真正得以形成。近代意义上科学教育思想的萌生与发展都与任鸿隽及其主持的科学社有密切关系。作为近代科学教育家，在继承前人基础之上，任鸿隽首次明确地提出了科学教育的思想。
任鸿隽不同于同时代科学家之处，表现在他把科学作为一种全面的方法和态度来理解，尤重于科学方法与态度的培养，这是他倡导的科学教育思想之显著特征。任鸿隽科学教育思想的基本主张是教育的首要任务在于传授科学技术知识，并给人们以科学方法的训练，对于教育本身也必须用科学方法进行研究。因此，他认为科学教育也相应的包括科学的内容与方法的教育。他从反思传统文化的角度，对传统的思维方式与治学方法进行了批判，特别是对清末的科学教育进行了深入剖析，指出其仅有科学课程而无科学精神、科学态度和科学方法之流弊。继严复之后，任鸿隽认为，科学包括内容与方法两方面，都应当武装、运用到社会一切部门、所有领域，“应用于一切人事社会之学，而人生之观念，与社会之组织”，较之严复，任鸿隽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更强调科学方法、态度及精神，且与严复限于论述一般科学方法不同，而是直接与教育相联系，赋予了新的内涵，“科学之真旨与方法，既尚未为言教育者所深谙；而复古潮流之所激荡，乃有欲复前世咿晤咕哔之习。”在这种环境之下，任鸿隽精辟地分析道：“科学于教育上之重要，不在于物质上之智识，而在其研究事物之方法；尤不在研究事物之方法，而在其所与心能之训练。科学方法者，首分别事类，次乃辨明其关系，以发见其通律。习于是者，其心尝注重事实，执因求果而不为感情所蔽、私见所移。所谓科学的心能者，此之谓也。此等心能，凡从事三数年自然物理科学之研究，能知科学之真精神，而不徒事记忆模仿者，皆能习得之。以此心能求学，而学术乃有进步之望。以此心能处世，而社会乃立稳固之基。此岂不胜于物质智识万万哉!吾甚望言教育者加之意也!”赫胥黎也认为，科学教育“并不是指应当把一切科学智识都教给每一个学生。……科学教育的最大特点，就是使心智直接与事实联系，并且以最完善的归纳方法来训练心智。”任鸿隽进一步分析出当时科学教育失败的原因在于科学教学中不讲究科学方法，不能使学生养成科学精神，“问今之科学教育，何以大部分皆属失败，岂不问讲演时间过多，依赖书本过甚，使学生虽习过科学课程，而于科学之精神与意义，仍茫未有得乎?可见，任鸿隽的科学教育思想是同当时国际的观念保持一致的，这显示出他在科学教育理念上的前瞻性。
任鸿隽将科学的教育化和教育的科学化结合起来。主张在教学中用科学的方法传授科学知识，以培养既有科学知识，又有科学精神、科学态度、科学观念与智能的人才，这成为科学教育思想的基本内涵。用任鸿隽自己的话说：科学教学是“科学的根基”、“科学前期的训练”，亦即“所谓科学教学法之训练”，也就是“用教育方法直接培养富有科学精神与知识的国民，问接即促进中国的科学化”，进一步而言：“要中国现代化，首先就要科学化。”具体而言，其科学教育思想主要体现为：首先，扩大科学教育的领域，将科学与各项事业相结合并促其进步；其次，应用科学方法于教育上；再次，科学的心能训练，即是指科学的精神与智能而言。与之相关的是“科学教育化”与“教育科学化”的口号亦从扩充科学内容、运用科学方法研究教育问题中喊出。什么是“科学教育化”?即是学校应设置科学课程，教学中尤其要注重科学方法、态度及精神训练。“教育科学化”，是指教育是一种科学，应用科学方法加强教育的科学研究。教育作为一门科学而提高其科学性。任鸿隽对科学教育的阐述，标志着完整意义的近代科学教育思想的产生。自此以后，中国教育界别开一条生路，在任鸿隽等人的宣传及努力下，近代科学教育思想在中国逐步确立起来。
二、任鸿隽不仅提出了完整的科学教育思想，而且为使科学教育在中国生根、开花、结果，殚精竭虑为之宣传，系统阐述科学教育的内容、方法和意义。如在《科学》、《独立评论》等杂志上发表的《科学与教育》、《科学教育与科学》、《一个关于理科教科书的调查》、《科学教育与抗战建国》等文。上述文章涉及科学教育与科学事业、国家富强之关系以及如何开展科学教育等诸方面问题，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表现出任鸿隽对科学教育的深切思考与关注。
就科学教育的内容而言，任鸿隽认为不可盲从外国，应创造出一种适合中国国情的新制度。他指出我国当时科学教育的内容应包括三方面：第一，普通理科课程，如数学、物理、化学、生物之类基本科学知识。 第二，技术科目，这是科学教育的主要部分。包括农、工、医、水产、水利、蚕桑、交通、无线电等专门学校，以及护士学校。第三，社会教育中的科学宣传。中国有很多缺乏科学常识的国民，“文盲既多，教育普及的程度远在他人之后，社会上一般人迷信过甚……将疾病认为是鬼神作祟。鉴于此，任鸿隽认为只有通过设立博物馆、科学馆等机构将科学常识灌输给国人，才能将科学教育落到实处。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任鸿隽并没有把科学教育与其他教育割裂，不是单纯的强调科学教育，而是把科学教育与道德教育相联系，在科学教育的改革上，任鸿隽提出了科学与人文并重的新理念，并努力躬身实践，在特定历史条件下为探讨教育促进中国社会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
任鸿隽在科学教育的实施上提出科学与人文并重的理念，号召加强学生的人文精神的培养，亦即完整的科学教育不只是灌输自然科学内容。还应包括蕴涵丰富人文精神在内的文学、史学、哲学等人文社会科学。由于国难的特殊情形，时人多强调自然科学的重要性，大部分学生多选择理工科专业。1933、1934年度选考英庚款、清华大学、江苏、湖北、山东等省留学生，一百十六名中应用及纯粹科学名额占一百零七名，为全数百分之九十二强，主要有土木、电机、兵工等应用科学；而选考法律、政治等人文科学者仅有百分之八不到。上述“重理轻文”的现象，鲜明地凸现出国人对人文科学的轻视。任鸿隽认为，这样的学习兴趣以及培养出来的人才，对于整个科学的健康发展必然不利，明显是一种短视行为。他强调科学教育的内容应该是多方面的，不只是纯粹的理工科知识，还应包括人文科学在内。因为科学教育、科学传播的最终目的，是将科学精神注入民族文化。一个没有科学精神的民族，一个远离科学的民族是无法承担历史赋予他们的重任的。一同样，作为一名科学家，不单单是只需具备专业知识，更为重要的是要有科学精神。什么是科学精神，科学精神即是求真求实的精神，“求真理是已。”求真理即“崇实”、“贵确”。因此，作为科学家还需具备人文精神。不仅科学家需要人文精神，即便普通人也同样需要人文精神。因为科学教育不只是培养科学家，其主要目的是养成国人了解科学、掌握科学知识，并具有科学精神，其最终目的是为国家富强、社会进步提供人才。为此任鸿隽提出，科学教育必须科学与人文并重，“科学于教育上之重要，不在于物质上之智识而在其研究事物之方法；尤不在研究事物之方法，而在其所与心能之训练”之中。并且他进一步提出所有教育(包括科学教育)都要能为一个较大目标而通力合作。如果“几年的大学教育，不能养成一个合群、克己、向一个较大的目的而通力合作的习惯”，则是教育的失败。
引人注意的是，英国科学教育家赫胥黎也持同样观点，认为“科学必须避免的最大危险是那些从事科学的人的片面发展”，“单纯的科学教育确实与单纯的文学教育一样，将会造成理智的扭曲”。因此。他在提倡科学教育时，主张应当把一种完整的科学知识体系引入到学校中。他说，“科学不单指自然科学，还包括一切把缜密的思想方法运用于任何材料所得出的结果”。他心目中的科学知识，既包括自然科学，也包括运用科学方法于其他研究对象所产生的文化，即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赫胥黎曾不止一次说过：“吾绝不抹煞真正文学于教育上价值。或以智育之事，无待文学而已完者，误也。有科学而无文学，其弊也偏，与有文学而无科学，其弊正同。货宝虽贵，若积之至反侧其船，则不足偿其害。若以科学教育造成一曲之士，其害有以异乎?”也就是说，科学教育重在科学精神、科学方法的训练，同时需要人文教育。显然，任鸿隽的科学与人文并重的理念与赫胥黎的科学教育思想不谋而合。
实际上任鸿隽是一位具有中西文化教育背景、有着深厚人文素养的科学家。他六岁进家馆就学。十二岁时已能熟记四书五经，18岁时考取巴县第三名秀才，1908年留学日本后，又师从章太炎习国学，可见他国学功底之深厚。胡适曾誉他为“留学界中第一古文家”。深厚的国学功底，使他于民国初年曾为孙中山草拟文稿，留美后成为《留美学生季报》的主编，后又担当了《科学》杂志“缘起”与“发刊词”的撰写重任。更为重要的是，系统的国学教育，使他具备了良好的人文素养，并能从人文的角度去观照科学。以后，任鸿隽留学东京时以应用化学为主攻专业，1912年又选择留学美国，先是在康奈尔大学主攻化学、物理等科，1916年毕业后，又相继就学于麻省理工学院、哈佛和哥伦比亚大学。选择康校，是因该校“以擅长科学著称”，而且，该校是美国最早承认“所有的纯粹及应用科学，都该与文学及其他人文学立在同一地位”的学校。六年的大学教育，使他得到了专业的科学训练，为他成为一名著名的科学家鉴定了基础。这样，中国传统文化的浸染与西方科学精神的熏陶，使任鸿隽在不遗余力地将西方科学及其精神引进中国的同时，使自己成长为一名具有人文素养的科学家。正是这种切身体会，使任鸿隽在提倡科学教育时不忘对人文教育的推崇，始终坚持科学与人文并重的科学教育理念。
任鸿隽呼吁科学教育的实施需要从三方面努力，首先，“训练好的师资”。即对大学理科和师范学院毕业生的训练要注重教材内容与教授方法的结合。同时，中学科学教师也要经常揣摩教法，做到“时时刻刻不忘自我教育，……本着‘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之意”们，这样才能使每个学生对枯燥无味的科学产生兴趣。其次，“供给好的教材”，即要编好的教本，制好的标本，好的仪器，办好的实验室。任鸿隽强调“科学教育是不能一刻离开标本仪器与实验室的。……没有这几样东西，根本就谈不上科学教育”他认为中国“科学教育所以不良，其最大原因，是教学缺乏仪器”。最后，科学研究有助于提高师资和编好教材。任鸿隽认为，任何一种科学必须经过独立研究，深切理解其原理和精神，教学才能做到“头头是道，能引起学生的兴趣”。
任鸿隽深切认识到中国要现代化，首先就要科学化。而要科学化，科学教育是最重要、最切实的一条途径。首先，科学教育可以养成科学的精神，教导科学的方法，与充实科学的知识。“学生经过十数年小中大学里科学课程的熏陶以后，……都会利用其已获得的科学知识、科学精神与科学方法，而促进科学化运动。”其次，培养新进技术人才，“科学教育愈发达，新进技术人员在量的方面愈众多，在质的方面也愈优秀”。第三，提高科学文化的水准。相较于创办科学团体及出版科学刊物、进行科学演讲等方式。科学教育是最好的普及科学的方式。教育之事，无论从何方面言之，“皆不能离科学以从事。”
可以说，五四运动以后，正是在任鸿隽对科学教育思想的倡导与推动下，科学教育才逐渐受到更多的知识分子所关注，科学教育思想的宣传渐次达到鼎盛，并伴随着时人对其的作用和意义认识的进一步加深。科学教育逐渐形成教育思想界的普遍性意识。
三、与时人科学教育理念主要停留于理论层面不一样，任鸿隽更看重科学教育的实践，终其一生，始终把推进科学教育工作视为一项重要任务。任鸿隽曾经是中国科学社社长、北京大学教授、教育部专门教育司司长、国立东南大学副校长、四川大学校长、中基会干事长。上述职务使他有机会和有能力将自己 的科学教育思想从理论付诸实践，从而为近代中国科学教育的发展和改革探索出一条较为切实可行的路子，并为当今教育改革提供了重要借鉴。
作为中国第一个科学教育组织——中国科学社最为重要的领导人。任鸿隽从创立中国科学社伊始，长期担任中国科学社理事、董事及其社长(1915—1923，1933—1936年两次任社长)，他为科学的普及以及科学教育的推广呕心沥血，为之奋斗终生。
1914年，任鸿隽与杨铨等创立科学社，“刊行科学杂志以灌输科学智识，其章程规定：“本社发起《科学》月刊，以提倡科学，鼓吹实业，审订名词，传播知识为宗旨。”科学社宣告成立后，很快得到留学生的响应，”人社者踊跃，当年年底社员即达35人。是年10月，科学社改组为学会，定名“中国科学社”，其宗旨为“联络同志，研究学术，以共图中国科学之发达”。中国科学社的创立和《科学》月刊的出版，突破了旧的局限，为科学知识的宣传和科学教育提供了舆论组织和阵地，促使科学开始在较以前为广的社会范围中走向民众，对于近代中国具有重大的科学启蒙意义，促进了科学教育的实践。
“欲求科学发达必先使青年学子有良好的科学训练”，在任鸿隽主持中国科学社期间，一直“注意改良中学的科学教育，以为发展科学打下良好基础”。任鸿隽采取多种形式推进科学教育的发展，首先在《科学》杂志上设立固定的“科学教育”专栏，并出版“科学教育”专号。其次设立“科学咨询处”，回答学生提出的疑难问题。请相关专家解答后在《科学》月刊和《科学画报》上辟专栏发表，从而使科学教育从课堂走向课外，科学教育的范围得以扩展。第三，举办科学演讲。1926年，中国科学社与中华教育改进社、洛氏驻华医社等联合在清华大学办理暑期中等学校科学教育讲演会，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中国科学社还设立改良科学教育委员会，以专门“从事调查各中等学校的科学设备，教材书籍，随时为之辅导加以改进”。另外，中国科学社还从1916年起设立科学名词讨论会，“将编订科学名词列为本社事业之一”。1922年以后，中国科学社参加了江苏教育会、中华医学会等团体组织的名词审查会，为科学教育工作的顺利实施提供了充分的前提条件。
为激发学生学习科学的兴趣，任鸿隽于1934年对《科学》杂志的编辑方式进行了改革。他对《科学》主旨进行了修改，取材以“(一)能使读者发生科学兴趣，(二)能记述科学进步，(三)能传播科学消息”为标准，把“力求科学知识之普遍化”作为刊物今后的发展方向，“务使初学者读之不觉深，专门家读之不嫌浅”；同时对读者对象进行重新定位，“首为高中及大学学生，次为中等学校之理科教员，再次为专门学者，最后为一般爱好科学之读者”。毋庸置疑，任鸿隽的上述改革，对于科学知识的普及和中学及大学的科学教育水平的提高，有着极大的促进作用。
科学教育能否达到预期效果，教材选用是关键因素之一。早在1918年，任鸿隽已经注意到“国内各大学教授科学课程，多用外国课本，且用外国语讲授”，此种结果，必然“于中国的科学教育前途有极大的障碍”。怎样才能改变这种状况，任鸿隽提出了科学课程的中国化，“非先有理科的中国教本不为功”。1930年代，任鸿隽对高中二、三年级和大学一年级的科学教科书进行了详细调查，发现大学“第一年级的物理、化学、算学几乎完全是用的外国教本”，高中“八种学科之中，除了生物学一科以外，无有一科外国教本不占百分之五十以外。”这表明，十几年的提倡科学教育，其现状仍然不容乐观，连最起码的“科学教育工具[教材]，还不曾有相当的努力”。因此，任鸿隽倡导科学教师要把科学教学当作一件重大的教育事业来做，而不单单是会教书，还应从事著述工作，编写出适合国情的教科书，这样才能将科学教学真正落到实处。
1925—1935年间，任鸿隽由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简称中基会)秘书而执行秘书、副干事长，再干事长兼董事，1942年后，专意中基会事业。在中基会20多年间，他一直致力于科学在中国的不断发展，为科学教育事业的推广做出了不懈努力。
中基会以培养中学师资为重点，在全国旧定六高师内设置若干科学教席，“期于造就良好之科学教师，并改进中学教学方法。”即南京中央大学、北平师范大学、东北大学、武汉大学、广州中山大学、四川大学，“每校设教席五座，计(一)物理学(二)化学(三)动物学(四)植物学(五)教育心理学”。据统计，从1926年到1931年，六年间共设立科学教席131座，平均每年近22座。不言而喻，科学讲座有助于中学中学科学师资的改善，显然“异于无本求枝，无源求流者。”
为改良科学设备，中基会特设科学教育委员会。首先“审查现行的科学教科书。并设法供给较好的中文科学书籍。”后来改为编译委员会，专门编译科学书籍，出版了《初级物理实验讲义》、《大学物理学》等教材，为科学教学提供了适合的教材。其次对学校需要的、价高难购的仪器设备，中基会“补助制造机关，俾其大量制作，廉价发售。”东吴大学生物材料供给所即是在中基会补助下得以顺利开展生物教学工作，另外，对北京大学、南开大学等专款补助以建设科学设备，中基会“每年之用款，实以各学校之补助费为大宗，……学校之科学设备，得以渐臻完善。”
任鸿隽的上述活动为推动科学教育事业的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正如其夫人陈衡哲所言：“中基会为最能使他发展其对于科学的抱负与贡献”。
最能体现任鸿隽科学教育思想的是在担任大学校长期间，作为教学第一线的教育者，使他有机会将科学教育思想贯彻到实际，并能根据产生的效果而随时调整。1935年，任鸿隽出任四川大学校长，在任内锐意革新，优化教师队伍，慎选国内学界名宿前往授课；调整教学方向、改革课程和教学方法；倡导学习要随科学进步而进步，“学习不随科学进步而进步，对国家社会固少裨益，而于个人，究有何用?”在中国的教育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任鸿隽尤其注重大学生科学精神的培养，他强调“要求高深的学问，必须具有坚固的基础，”此处的基础即是科学知识。更为重要的是他意识到在教学中要落实科学教育，基本途径在于：“注意基本工具之训练”和“注重自动的研习”两方面。就具体的科学教育方式而言，任鸿隽认为一是要减少课程，缩短教授时间；二是废除讲义，免除灌注式的教学弊病。在于“多读书，多动手笔记”。
在长校川大期间，任鸿隽不仅强化大学生的科学教育，培养他们养成求真务实的科学精神，而且在培训中学科学教师方面采取了许多切实可行的举措。1936年暑假，大教育学系与省教育厅合作开办中学教员暑期训练班，促进中等学校教员进修。
尤为重要的是，任鸿隽把科学教育与救国相联系，推崇科学教育是实现科学救国的重要途径，“要藉科学救国，就应求自己科学的进步，栽培自己的科学人才，造成自己的科学环境。”抗战后，任鸿隽更是将科学教育与抗战建国相联系，“在抗战建国的过程中，如其尚感觉到权力的不够，那一定要归结到我们智识不够的一个结论上去。讲到智识，我们要知道只有科学的智识才是真智识。那就是说，科学的智识是经过严格方法的整理和众多经验的证明的。……一个民族如其对于这种智识没有相当的培养，我们可以断定这个民族对于现代社会的生存条件还不曾具备，反过来说，我们如要抗战建国必成，必定要科学教育来养成我们特别需要的人才，方能有济”。唯有“以教育的力量诱导民智，培养民力，而后将民力、民智集中于抗战建国事业之中，去促其成功。这种任务除非由科学教育人手是不易完成的。”叫因为“科学教育可以普及科学精神，方法与知识，可以培植新进技术人才，可以提高科学文化的水标。”而且“无科学智识者，必不足解决人生问题矣。”
可以说，任鸿隽一生致力于科学教育的发展，为使近代中国人的科学素养提高而执着奋进。正是这种为了祖国富强和中华民族崛起而推进科学教育的崇高理想指引着他，在面临1949年的历史大转折之时，他选择了留在祖国大陆。对于任鸿隽为何没有到美国与三个子女团聚而选择留下，其女儿任以都先生曾言最大原因在于“不愿放弃推展科学教育的半生专业，留在大陆，才能继续做点这方面的努力。对他而言，不论去美国或是到台湾，显然都没有机会施展他的抱负。”
任鸿隽科学教育思想及其实践，不仅为近代教育的发展指明了前进的方向，而且对我们今天的教育体制改革仍不失借鉴作用。特别是其对科学与人文的关注及其前瞻性思想，尤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在科学日益发达的今天，在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的当代中国，人们更加清醒地认识到，要发展科学，要真正实现科教兴国、科学强国的目标，不单单是普及民众懂得科学常识，更为重要的是要培养人的创造力，纠正中国教育的偏失，培养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树立科学文化的价值观，这是科学家们的共识。人文精神同科学精神，“正如鸟之两翼、车之两轮，相辅相成的。”只有二者结合，齐头并进，才能培养出适应社会发展和国民经济建设所需要的人才。今日的青年，“必须具备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然后可以求学问，成事业。”近代科学家和学者对科学与人文的真知灼见，至今仍熠熠生辉，不仅有益于我们思考今天所面临的科学文化问题，而且将具有恒久的思想意义和社会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