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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公正的人生刚开幕就戛然而止,然而,围绕其事故处理及索赔事宜却波折迭起,迟迟无法谢幕——
20岁,正是闯世界的年纪,对于杨公正来说,却被这个世界给抛弃了,自从一次事故以后,他已经瘫卧在床两年,完全失去自理能力。“头部着地,当即昏迷不醒,造成特重型闭合性颅脑损伤、外伤性左额颞骨缺损”,这是医院的诊断。2008年9月4日,法庭上的杨公正的哥哥杨晓,一个肤色黝黑、略显局促的小伙子则告诉记者:“他(杨公正)现在完全变了一个人,只知道吃,已经190多斤了,不会说话也不能走路,没有意识,只能躺着”。
弟弟杨公正出事两年来,这已经不知道是杨晓第几次出现在大大小小的法庭上了,有时作为原告,有时作为被告,这次,则是作为案件第三人,参与到弟弟供职的建筑公司状告上海浦东劳保局,要求“撤销工伤认定”的行政诉讼中。
当天的开庭,由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院长丁寿兴亲自担任审判长,另外一个吸引媒体眼球的则是,浦东新区劳动和社会保障局(以下简称“劳保局”)局长王家桢作为被告,赫然坐在被告席上应诉。庭审从上午9点开始,持续了三个多小时,最后,法院当庭作出宣判:维持浦东新区劳保局作出的工伤认定结论。
案起
案件发生得从2006年3月说起,18岁的杨公正跟随比他大5岁的哥哥,第一次离开河南老家外出“闯荡世界”,在哥哥所供职的上海羿富建筑安装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羿富公司)从事电工工作,平时接受羿富公司承包的工地上的高奇望管理并领取工资。
见杨公正工作表现不错,2006年4月份,羿富公司与杨公正以及其他几个工友签订了一份劳动协议。5月份,杨公正则被派去镇江大港所承包的工地上班。紧接着,6月份,杨公正又到了羿富公司承包的常熟吴市镇的“蓝泰工程”工地上从事电工工作。
这次的蓝泰工程比较赶,经常需要加班加点,悲剧就这样毫无预兆地发生在了参加工作还不到半年的杨公正身上。
2006年8月31日晚,杨公正所在的电工班被安排在设备机房内加班架设电缆,一直加班到次日凌晨,已经连续加班5天的杨公正疲惫不堪,终于在安装灯具时不慎从4米高的人字梯上摔下,头部先着地,当即昏迷不醒。由于摔落时安全帽脱落,虽然生命抢救了下来,但杨公正自此只能瘫卧在床。事故发生两年来,杨晓为了替弟弟维权已经卖了两次血,可是,靠卖血又能支撑多久呢?
谁是雇主
就在一家人沉浸在悲痛中时,2006年11月,高奇望主动联系杨家,商量事故解决方案。值得一提的是,此时的“包工头”高奇望已经于2006年8月10日成立了上海望佳工程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望佳公司”),成为事故处理协议的乙方。蹊跷的是,据本案第三人杨公正的委托代理人,上海中广律所的方家霖律师调查所知,望佳公司提供的注册地点竟然是一个棋牌室!这不禁让方家霖陷入了疑惑,他直言不讳地表示:“这很难不让人怀疑,望佳公司的成立仅仅是为了某个特别目的,之后,就会‘人间蒸发’,从而帮助另一方逃避后继责任。我以前代理的案子,就有这样的情况。”
但急需治疗费用的杨家,还是在与望佳公司经过反复谈判后形成了一纸“事故处理协议”:望佳公司一次性赔付杨公正治疗费17.96万余元,工伤处理及后续恢复治疗以及家庭补贴等26万元,共计44.6万余元,但条件是:收到这笔钱后,杨家不得以任何形式向其他第三方索要任何形式的费用。甲乙双方不再存在任何形式的纠纷。
协议按的是杨公正的父亲杨从付的手印。款项则是通过银行卡打入了杨公正哥哥杨晓的户头,需要说明的是,其中26万元是出事后一直“撇清”的羿富给付高奇望(望佳公司)用于杨公正事故处理的。对于一个自始至终不愿承认雇用杨公正、且与杨公正未形成任何劳动关系的羿富公司,难道只是出于人道主义,掏付这么一大笔“抚慰金”吗?
私了协议签订后,杨公正在上海长征医院接受住院治疗,但病情并不稳定,时好时坏,治疗费和护理费等开销惊人,杨家这才意识到,一次性了断赔付的款项根本不够支付杨公正下半辈子的治疗、护理费。但当初“抢着”掏钱赔付的望佳和羿富此时都唯恐避之不及。
无奈之下,2007年2月,杨家找到了上海浦东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要求确认杨公正是羿富公司的职工,羿富公司应该为杨公正补交上海市外来从业人员综合保险。
对此,羿富公司感到很“委屈”。杨公正明明是望佳公司在2006年3月份临时聘用的人,杨公正去扬州、镇江、蓝泰等工地工作,是望佳公司派遣的,人是由高奇望管理,工资也是高奇望发放的,最后赔付也是高奇望出面的,与羿富公司并无直接关系。再说,望佳公司是羿富的分包方,有独立的用工权。
仲裁会经审理后认为,杨公正开始工作时,望佳公司还未成立(2006年8月望佳公司成立),不具有独立用工权;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建筑施工、矿山企业等用人单位将工程(业务)或经营权发包给不具备用工主体资格的组织或自然人,对该组织或自然人招用的劳动者,由具备用工主体资格的发包方承担用工主体责任。所以,羿富公司作为有用工主体资格的发包方,应该承担用工主体资格。
另外,虽然杨公正提供不出与羿富公司签订的劳动协议原件,但根据其提供的劳动协议复印件、施工人员识别证以及羿富公司原职工刘振的证言,可以形成有效的证据链,证明杨公正确实在羿富公司的蓝泰项目工作。2007年5月,仲裁会确认杨公正与羿富公司建立劳动关系;羿富公司作为杨公正的雇主,应该为其补缴2006年3月至9月上海市外来从业人员综合保险。
波澜迭起
对于浦东劳动仲裁委员会的决定,羿富公司表示不服,于2007年5月向浦东法院提起诉讼。8月,浦东法院一审判决羿富公司应当为杨公正补交综合保险。
于是,羿富公司向上海市一中院提起了上诉。2007年11月,一中院认为原审认定的事实无误,即,确认杨公正与羿富的劳动关系存在,但改判“羿富公司不为杨公正补交外来从业人员综合保险”。因为,根据相关规定,缴纳保险的必要前提之一是“用人单位在上海市行政区域内使用外来从业人员”,而杨公正就业以来从未在上海市工作过。就这样,本来燃起的希望,又被浇灭了。
2007年8月29日,杨公正走上了另一条维权之路:向劳保局申请认定工伤。2008年4月11日,劳保局作出“认定杨公正构成工伤”的决定,依然不服决定的羿富公司又先后向劳保局、浦东新区人民政府提起行政复议,两者都做出了维持劳保局认结的《工伤认定书》的决定。
但是,“倔强”的羿富公司却于2008年8月4日将劳保局告上了浦东法院,于是就出现了文章开头的这场行政诉讼。在此诉讼中,羿富公司坚持认为杨公正并非自己的职工,涉案工伤发生单位不应是自己,要求法院撤销劳保局作出的工伤认定书。
庭审持续了三个多小时,浦东法院当庭作出了“维持被告劳保局作出的工伤认定结论”的判决。浦东法院认为,是否需要缴纳外劳力综合保险与劳动关系是否成立属于两个范畴。本案中,杨公正在工伤认定申请时提交的证据与生效法律文书相结合,形成了一组证据链,被告劳保局依据这些证据认定杨公正和羿富公司具有劳动关系,该认定事实正确。
其次,劳动关系应当由用工单位和劳动者协商一致。在羿富公司没有证据证明其与杨公正之间已经经过协商解除了双方的劳动关系,杨的家属与望佳公司签订的事故处理协议不能改变杨与羿富公司早就存在劳动关系的事实,故羿富公司关于与杨之间不具有劳动关系的诉称主张缺乏事实证据,理由不能成立。
等待
案件虽然胜诉了,但被告席上的王家桢看起来并不轻松,他担心的不仅是杨公正,更有许许多多像杨公正这样的农民工,维权依然路途漫漫,他表示“不签劳动合同、不保存证据是农民工维权最大的难点”。
方家霖律师对杨公正的前景也忧虑重重,虽然判决有利于杨公正,但面临着的可能又是新一轮的诉讼,对此,方律师无奈地摇头:“劳动纠纷官司真是难,拖的是时间,比的是耐力,我们才走了一半的路。”
究竟迟来的公正何时才能降临在杨公正这个不幸的小伙子身上呢?我们将拭目以待。■
案后余思:农民工现状堪忧
本案历时两年,历经多场诉讼却仍不得解决,农民工维权之艰难凸显无疑。据相关部门调查,低文化、低技术的外地青年农民工已经越来越多地出现在工作环境艰苦收入低廉的建筑装修业,但其生存状况令人担忧,几乎每个务工人员都有加班,许多人每天两班作业,没有休息日的调整,有时甚至连续加班几天几夜,疲劳上岗是常态。加之,有些建设单位不严格履行法定建设程序,管理混乱,安全保障不到位,这些都为事故频发埋下了隐患。
而一旦事故发生,因为既无劳动合同保障,又无人替其缴纳相应的保险等,使劳动者要维护自己的权益显得艰难无比。对此,王家桢局长提醒:“劳动者要加强自我保护意识,尽量确保和用人单位签订劳动合同,要求单位缴纳社会保险或外来从业人员综合保险。一旦发生工伤事故,劳动者要留心保存工作证、考勤卡等能证明事实劳动关系的相关证据。”
本案审判长浦东法院院长丁寿兴表示:“作为企业,一定要注意规范用工,建立安全生产制度,对员工进行安全生产的教育和培训,严格杜绝疲劳加班的情形。同时还要按时缴纳外来人员综合保险,从社会保障的角度给农民工创建安全生产的环境。”
20岁,正是闯世界的年纪,对于杨公正来说,却被这个世界给抛弃了,自从一次事故以后,他已经瘫卧在床两年,完全失去自理能力。“头部着地,当即昏迷不醒,造成特重型闭合性颅脑损伤、外伤性左额颞骨缺损”,这是医院的诊断。2008年9月4日,法庭上的杨公正的哥哥杨晓,一个肤色黝黑、略显局促的小伙子则告诉记者:“他(杨公正)现在完全变了一个人,只知道吃,已经190多斤了,不会说话也不能走路,没有意识,只能躺着”。
![](http://img1.qikan.com/qkimages/jcfy/jcfy200819/jcfy20081922-1-l.jpg)
弟弟杨公正出事两年来,这已经不知道是杨晓第几次出现在大大小小的法庭上了,有时作为原告,有时作为被告,这次,则是作为案件第三人,参与到弟弟供职的建筑公司状告上海浦东劳保局,要求“撤销工伤认定”的行政诉讼中。
当天的开庭,由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院长丁寿兴亲自担任审判长,另外一个吸引媒体眼球的则是,浦东新区劳动和社会保障局(以下简称“劳保局”)局长王家桢作为被告,赫然坐在被告席上应诉。庭审从上午9点开始,持续了三个多小时,最后,法院当庭作出宣判:维持浦东新区劳保局作出的工伤认定结论。
案起
案件发生得从2006年3月说起,18岁的杨公正跟随比他大5岁的哥哥,第一次离开河南老家外出“闯荡世界”,在哥哥所供职的上海羿富建筑安装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羿富公司)从事电工工作,平时接受羿富公司承包的工地上的高奇望管理并领取工资。
见杨公正工作表现不错,2006年4月份,羿富公司与杨公正以及其他几个工友签订了一份劳动协议。5月份,杨公正则被派去镇江大港所承包的工地上班。紧接着,6月份,杨公正又到了羿富公司承包的常熟吴市镇的“蓝泰工程”工地上从事电工工作。
这次的蓝泰工程比较赶,经常需要加班加点,悲剧就这样毫无预兆地发生在了参加工作还不到半年的杨公正身上。
2006年8月31日晚,杨公正所在的电工班被安排在设备机房内加班架设电缆,一直加班到次日凌晨,已经连续加班5天的杨公正疲惫不堪,终于在安装灯具时不慎从4米高的人字梯上摔下,头部先着地,当即昏迷不醒。由于摔落时安全帽脱落,虽然生命抢救了下来,但杨公正自此只能瘫卧在床。事故发生两年来,杨晓为了替弟弟维权已经卖了两次血,可是,靠卖血又能支撑多久呢?
谁是雇主
就在一家人沉浸在悲痛中时,2006年11月,高奇望主动联系杨家,商量事故解决方案。值得一提的是,此时的“包工头”高奇望已经于2006年8月10日成立了上海望佳工程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望佳公司”),成为事故处理协议的乙方。蹊跷的是,据本案第三人杨公正的委托代理人,上海中广律所的方家霖律师调查所知,望佳公司提供的注册地点竟然是一个棋牌室!这不禁让方家霖陷入了疑惑,他直言不讳地表示:“这很难不让人怀疑,望佳公司的成立仅仅是为了某个特别目的,之后,就会‘人间蒸发’,从而帮助另一方逃避后继责任。我以前代理的案子,就有这样的情况。”
但急需治疗费用的杨家,还是在与望佳公司经过反复谈判后形成了一纸“事故处理协议”:望佳公司一次性赔付杨公正治疗费17.96万余元,工伤处理及后续恢复治疗以及家庭补贴等26万元,共计44.6万余元,但条件是:收到这笔钱后,杨家不得以任何形式向其他第三方索要任何形式的费用。甲乙双方不再存在任何形式的纠纷。
协议按的是杨公正的父亲杨从付的手印。款项则是通过银行卡打入了杨公正哥哥杨晓的户头,需要说明的是,其中26万元是出事后一直“撇清”的羿富给付高奇望(望佳公司)用于杨公正事故处理的。对于一个自始至终不愿承认雇用杨公正、且与杨公正未形成任何劳动关系的羿富公司,难道只是出于人道主义,掏付这么一大笔“抚慰金”吗?
私了协议签订后,杨公正在上海长征医院接受住院治疗,但病情并不稳定,时好时坏,治疗费和护理费等开销惊人,杨家这才意识到,一次性了断赔付的款项根本不够支付杨公正下半辈子的治疗、护理费。但当初“抢着”掏钱赔付的望佳和羿富此时都唯恐避之不及。
无奈之下,2007年2月,杨家找到了上海浦东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要求确认杨公正是羿富公司的职工,羿富公司应该为杨公正补交上海市外来从业人员综合保险。
对此,羿富公司感到很“委屈”。杨公正明明是望佳公司在2006年3月份临时聘用的人,杨公正去扬州、镇江、蓝泰等工地工作,是望佳公司派遣的,人是由高奇望管理,工资也是高奇望发放的,最后赔付也是高奇望出面的,与羿富公司并无直接关系。再说,望佳公司是羿富的分包方,有独立的用工权。
仲裁会经审理后认为,杨公正开始工作时,望佳公司还未成立(2006年8月望佳公司成立),不具有独立用工权;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建筑施工、矿山企业等用人单位将工程(业务)或经营权发包给不具备用工主体资格的组织或自然人,对该组织或自然人招用的劳动者,由具备用工主体资格的发包方承担用工主体责任。所以,羿富公司作为有用工主体资格的发包方,应该承担用工主体资格。
另外,虽然杨公正提供不出与羿富公司签订的劳动协议原件,但根据其提供的劳动协议复印件、施工人员识别证以及羿富公司原职工刘振的证言,可以形成有效的证据链,证明杨公正确实在羿富公司的蓝泰项目工作。2007年5月,仲裁会确认杨公正与羿富公司建立劳动关系;羿富公司作为杨公正的雇主,应该为其补缴2006年3月至9月上海市外来从业人员综合保险。
波澜迭起
对于浦东劳动仲裁委员会的决定,羿富公司表示不服,于2007年5月向浦东法院提起诉讼。8月,浦东法院一审判决羿富公司应当为杨公正补交综合保险。
于是,羿富公司向上海市一中院提起了上诉。2007年11月,一中院认为原审认定的事实无误,即,确认杨公正与羿富的劳动关系存在,但改判“羿富公司不为杨公正补交外来从业人员综合保险”。因为,根据相关规定,缴纳保险的必要前提之一是“用人单位在上海市行政区域内使用外来从业人员”,而杨公正就业以来从未在上海市工作过。就这样,本来燃起的希望,又被浇灭了。
2007年8月29日,杨公正走上了另一条维权之路:向劳保局申请认定工伤。2008年4月11日,劳保局作出“认定杨公正构成工伤”的决定,依然不服决定的羿富公司又先后向劳保局、浦东新区人民政府提起行政复议,两者都做出了维持劳保局认结的《工伤认定书》的决定。
但是,“倔强”的羿富公司却于2008年8月4日将劳保局告上了浦东法院,于是就出现了文章开头的这场行政诉讼。在此诉讼中,羿富公司坚持认为杨公正并非自己的职工,涉案工伤发生单位不应是自己,要求法院撤销劳保局作出的工伤认定书。
庭审持续了三个多小时,浦东法院当庭作出了“维持被告劳保局作出的工伤认定结论”的判决。浦东法院认为,是否需要缴纳外劳力综合保险与劳动关系是否成立属于两个范畴。本案中,杨公正在工伤认定申请时提交的证据与生效法律文书相结合,形成了一组证据链,被告劳保局依据这些证据认定杨公正和羿富公司具有劳动关系,该认定事实正确。
其次,劳动关系应当由用工单位和劳动者协商一致。在羿富公司没有证据证明其与杨公正之间已经经过协商解除了双方的劳动关系,杨的家属与望佳公司签订的事故处理协议不能改变杨与羿富公司早就存在劳动关系的事实,故羿富公司关于与杨之间不具有劳动关系的诉称主张缺乏事实证据,理由不能成立。
等待
案件虽然胜诉了,但被告席上的王家桢看起来并不轻松,他担心的不仅是杨公正,更有许许多多像杨公正这样的农民工,维权依然路途漫漫,他表示“不签劳动合同、不保存证据是农民工维权最大的难点”。
方家霖律师对杨公正的前景也忧虑重重,虽然判决有利于杨公正,但面临着的可能又是新一轮的诉讼,对此,方律师无奈地摇头:“劳动纠纷官司真是难,拖的是时间,比的是耐力,我们才走了一半的路。”
究竟迟来的公正何时才能降临在杨公正这个不幸的小伙子身上呢?我们将拭目以待。■
案后余思:农民工现状堪忧
本案历时两年,历经多场诉讼却仍不得解决,农民工维权之艰难凸显无疑。据相关部门调查,低文化、低技术的外地青年农民工已经越来越多地出现在工作环境艰苦收入低廉的建筑装修业,但其生存状况令人担忧,几乎每个务工人员都有加班,许多人每天两班作业,没有休息日的调整,有时甚至连续加班几天几夜,疲劳上岗是常态。加之,有些建设单位不严格履行法定建设程序,管理混乱,安全保障不到位,这些都为事故频发埋下了隐患。
而一旦事故发生,因为既无劳动合同保障,又无人替其缴纳相应的保险等,使劳动者要维护自己的权益显得艰难无比。对此,王家桢局长提醒:“劳动者要加强自我保护意识,尽量确保和用人单位签订劳动合同,要求单位缴纳社会保险或外来从业人员综合保险。一旦发生工伤事故,劳动者要留心保存工作证、考勤卡等能证明事实劳动关系的相关证据。”
本案审判长浦东法院院长丁寿兴表示:“作为企业,一定要注意规范用工,建立安全生产制度,对员工进行安全生产的教育和培训,严格杜绝疲劳加班的情形。同时还要按时缴纳外来人员综合保险,从社会保障的角度给农民工创建安全生产的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