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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作为红军长征的序曲，无论其对第五次反围剿的作用，还是在闽浙皖等省的影响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对一些认为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的悲剧是中革军委的“错误决定”造成的观点，本文从中央战略的角度作分析，认为：一是中央决策红军攻打福州，不仅能够造成更大的声势，更能吸引国民党军去守卫福州，从而减轻中央红军的压力。二是继续要求红军北上反映了当时中央决策者的意图，即北上抗日先遣队的重要任务是吸引和破坏，以减轻中央红军的压力。三是前后矛盾电报的重要原因是，中央根据形势变化，考虑部队的不利的局面，才作出了这样的决定。四是红十军团成立后第十九师为什么还要继续北上，是因为当时中央红军处于不利的局面，需要外围红军部队采取行动，予以配合。五是红军汤口会师，是为了摆脱困境，化被动为主动。从而更为全面地看待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这段历史，弘扬革命精神，还历史以真实。
[关键词]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中央；战略；决策
[中图分类号] D23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928X（2016）10-0009-04
1934年7月5日，中共中央、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和中革军委决定由红七军团组成北上抗日先遣队率先北上，史称“北上抗日先遣队”。这支由6000多名指战员组成、担负着特殊任务的部队，在极其艰难的条件下孤军深入，横跨闽浙皖赣四省几十个县，行程达5600余里。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的将士们，以不足一万人的兵力，与十几万敌军展开殊死搏斗，最后大部分壮烈牺牲，其中包括方志敏、寻淮洲、刘畴西、王如痴等一批红军高级将领。对北上抗日先遣队失败原因的研究，目前影响最大的是刘志青的《北上抗日先遣队的悲剧》，文章中讲到造成北上抗日先遣队悲剧的重要原因是中革军委的5个“错误决定”。此后，该文演变成为网上盛传的《中共北上抗日先遣队覆亡内情：中央做5个“错误决定”》等。其基本观点是：在客观上，是敌人力量的暂时强大，主观上是由于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领导；博古为首的中央组建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的战略决策不合时宜；在作战指导上实行绝对集中的指挥，以致容易脱离实际，使部队作战行动陷于被动；加上先遣队领导层意见分歧大，闹不团结等等。
上述研究观点，基本切合历史事实，也有一定道理。但是，这些研究没有从一个更大的视角，更宽广的范围，从整体的去看这一历史，而是简单的以结果来反推原因，总结历史。本文试以《北上抗日先遣队的悲剧》和《中共北上抗日先遣队覆亡内情：中央做5个错误决定》（以下简称“两文”）文中所提的中央5个“错误决定”展开，从中央战略的角度作分析，以期更全面地看待这段历史，还历史以真实。
一、为什么要进攻福州，
兼评中革军委的第一个“错误决定”
进攻福州，是“两文”认为中革军委所做出的第一个“错误决定”。为什么要进攻福州呢？1934年7月6日晚，红七军团从江西瑞金县出发。31日，红七军团渡过闽江，占领古田县黄田。遵照中革军委原定计划，红七军团接下去应该经浙江庆元县、遂昌县北上，直趋皖南。可是，红七军团先头部队刚到达古田县谷口，就接到中革军委电令：由谷口东进，占领水口，纪念“八一”建军节，威胁并相机袭取闽侯县（今属福州市）。“两文”认为红七军团改变进军方向，不仅要转一个大圈子，而且会暴露实力。因而认为，这是北上抗日先遣队进军途中，中革军委做出的第一个“错误决定”。
1934年4月广昌失守后，中央红军在苏区内粉碎国民党军第五次“围剿”已极少可能。中央苏区的形势极为恶劣，中央也因此开始实施战略转移的准备。而福州不仅是福建的省会，也是国民党当时在福建的主要支点。与此同时，当时中央考虑日本有可能在此沿海登陆，中央政治书记处、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中革军委会《关于组织北上抗日先遣队给七军团作战任务的训令》中就提到：日本帝国主义正加强着对福建、浙江沿海一带的侵略。[1]
1934年6月17日，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在给中共中央的电报中明确提出：“在福鼎地区发展广泛的游击运动可能引起同日本海军陆战队的直接冲突，在我们巧妙利用这种冲突的情况下，可以促使白军士兵群众转移到我们方面来。”[2]所以，红军攻下福州，不仅能够造成更大的声势，更能吸引国民党军去守卫福州，从而减轻中央红军的压力。如果，日本侵略者如中央估计的一样侵略福建沿海，那样红军就可以直接与之作战，直接体现党的抗日主张，赢得全国人民的支援，从而有力推进抗日活动。事实也表明，中央的这一决策，引起国民党当局震惊。福建省主席陈仪命令部署在闽东宁德、福安、霞浦和泉州等地“剿匪”的第八十七师王敬久部集中到福州。蒋介石急调在湖北整训的第四十九师伍诚仁部由长江水路和海运驰援福建。8月1日凌晨，红七军团占领水口镇后。“围剿”中央苏区的国民党军东路军总司令蒋鼎文急忙赶到福州视察，并派部队加强福州的防卫。日、英、法、美等以保护侨民和领事为藉口，先后派出军舰进入马江港。
结果却是，中央过高的估计了红七军团的实力，也低估了福州国民党军的实力和所采取的措施，暴露了北上抗日先遣队的实力。进攻福州受阻失利后，红军部队只能继续北上。
二、继续北上的必要性，
兼评中革军委的第二个“错误决定”
福州战役后，红七军团先后攻占罗源县城、穆阳镇以及浙江的庆元县城等地。由于一路行军作战，一直未得到休整。军团长寻淮洲建议：红七军团就地进行短暂休整，总结经验教训，补充一些战士。依托闽北苏区打一两个大胜仗，更大规模地发动群众，发展游击战争，创造更大的局面，然后跳跃式地向赣东北、浙西、皖南发展。但中革军委指出：“拟于闽北苏区休息，这恰合敌人的企图，因敌人企图阻止你们北进。”“两文”也由此认为，这是中革军委做出的第二个“错误决定”。
但看一下当时的总形势，国民党军正向中央苏区中心地区发起全面进攻：以北路军直接指挥的六个师向江西兴国县推进；第六路军四个师向兴国县古龙冈推进；第三路军先以四个师进占江西广昌县头陂，又集中九个师向江西宁都县、广昌县驿前、石城县推进；以东路军为主的六个师由福建连城县向长汀县推进；南路军三个师由江西寻邬（今寻乌）县筠门岭向会昌县推进。1934年9月初至10月上旬，中央红军在兴国、石城方向，与国民党军展开了突围转移前夕艰苦的阻击战。可以说，很需要外围红军的行动来化解中央苏区的压力。 1934年9月9日，红七军团遵照中革军委的命令，离开闽北苏区，北上浙西。在行军途中，中革军委来电要求：“不须以急行军增加病员与疲劳，每日行二三十里。”[3]这一明显不按常理的要求，反映了决策者的意图，即北上抗日先遣队的重要任务是吸引国民党军的注意力，破坏铁路等设施，以减轻中央红军的压力。此后，中央和中革军委多次电令，要求“立即开始执行别动队及游击队的任务”。[4]并强调：“在广大地段上破坏杭（州）江（山）铁路、调动敌人不是次等任务……对汽车、铁路、电话线，应派队尽量破坏，不应视为畏途。”[5]
对于七军团未能完成破坏杭江铁路，更是严电：“在未执行军委给你们破坏杭江铁道及其附近公路的任务前，军委禁止你们继续北进……”并要求“应派出两个别动队，每队兵力一营，一个于常山衢州间破坏公路，一个于江山衢州间破坏铁路”。在飞机在天上轰炸，地面遭国民党军队前堵后追的情况下，先遣队还是取得了较好的战果，“焚毁贺村铁桥及火车汽车各站”，“航头大铁桥被毁，割断电报电话线断绝我交通……”[6]北上抗日先遣队在某种程度上达到了中央的要求和目的。
三、前后不一致电文的主要原因，
兼评中革军委的第三个“错误决定”
9月17日，中革军委电令：红七军团在未执行已赋予的破坏浙赣铁路及附近公路的任务，禁止继续北进。18日，中革军委却电令：“应即向遂安前进，以袭击方法占领该城，并确保于我军手中。”[7]“两文”认为，时隔一天，中革军委的指示前后矛盾，使红七军团无所适从。
不过红七军团坚持执行中央命令继续北上进入皖南，经过几次战斗，大体摸清了敌人的企图和部署。此后，红七军团在皖赣边地区打退追击和堵截之敌，并补充了500名新战士。寻淮洲、粟裕、刘英向中革军委建议：红七军团留在皖赣边地区开展游击战争，争取在安徽休宁县、祁门县和江西婺源县一带消灭尾追之敌，扩大皖赣苏区，寻机进入浙江。但是，中革军委却不断指责红七军团，要求红七军团立即前往闽浙赣苏区整顿补充。“两文”认为，这是中革军委做出的第三个“错误决定”。
其时，中央红军在兴国、石城方向，正与国民党军展开艰苦的阻击战。情况瞬息万变，考虑到破坏工作不能起到有效解决中央的压力，不如让红七军团继续北上，发展新苏区，特别是到离国民党统治中心南京较近的浙皖边区建立苏区，在保存红军力量的同时，更好地调动国民党军队。这一战略，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毛泽东也强调：“当‘围剿’已经证明无法在内线解决时，应该使用红军主力突破敌之围攻线，转入我之外线敌之内线去解决这个问题。堡垒主义发达的今日，这种手段将要成为经常的作战手段。”如10月8日，朱德关于七军团发展苏区与游击运动问题致寻淮洲、乐少华电报中，就明确指出：“你们的行动不在无目的乱窜，而应有决心地在到达之地发展苏区与游击运动，以利红军主力活动。”[8]
这些前后矛盾电报的另外一个重要原因是，当时国民党部队已从几个方面加速扑来，企图堵死红七军团前进道路，实施多路合击。部队再不及时移动将更陷于不利的局面，弄不好会全军覆没。所以，才有了这些看似前后矛盾的电报。
四、红十军团成立后第十九师为什么还要继续北上，兼评中革军委的第四个“错误决定”
1934年10月下旬，红七军团进至闽浙赣苏区，在江西德兴县（今德兴市）重溪与红十军合编组成红十军团。根据中革军委的指示，红七军团与闽浙赣苏区红十军合编组成中国工农红军第十军团，红七军团改编为第十九师，红十军主力改编为第二十师。中革军委要求“十九师于整理后应仍出动于浙皖赣边新苏区，担任打击‘追剿’的敌人与发展新苏区的任务”；“第二十师则仍留老苏区执行打击‘围剿’敌人与保卫苏区的任务”。[9]红七军团从皖赣边地区到达闽浙赣苏区，通过敌人层层封锁，付出了很大代价。此时，从闽浙赣苏区返回原地区，则更加困难。“两文”认为这是第四个“错误决定”。
从当时中央红军的整体情况来看，1934年10月7日，主力红军第一、三、五、八、九军团先后向兴国、于都、会昌地区集中，准备突围转移。9日红军总政治部发布政治指令，提出“准备突破敌人的封锁线，进行长途行军与战斗”。10日开始，中央红军主力五个军团及中央、军委机关等踏上战略转移的征途，开始了著名的长征。11月13日，鉴于中央红军西进甚急，深恐中央红军渡过湘江，进至桂、黔边境，蒋介石在南昌发布了“追剿计划”，以何键为“追剿军总司令”，同时又电令贵州军阀王家烈，广西军阀白崇禧各派得力部队分至湘黔、湘桂边境堵击，妄图“歼灭”红军于湘江以东地区。
为减轻闽浙赣苏区的压力和策应中央红军的战略转移，18日，红十九师突破封锁线，向浙皖边出击，继续承担北上抗日先遣队的重任，“争取运动战中消灭敌人以创造皖浙边苏区”。[10]此后，寻淮洲率十九师通过灵活机动指挥，抓住战机歼敌，渡新安江，逼近昌化、於潜（今於潜镇，属临安市）、临安，震动了杭州；又从浙江入皖南，克旌德县城，一路北上，威胁芜湖、南京。第十九师突然出动，让国民党军始料不及，慌忙调兵遣将前堵后追。1934年冬，蒋介石集中正规部队和各省保安团20多万人，封锁闽浙赣苏区和“围剿”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
在北上抗日先遣队北上的同时，10月28日，中央还命令红二、六军团从南腰界出发，挺进湖南，开展湘西攻势。
为什么中央要如此命令，因为11月25日至30日，红军在湘江边与国民党军浴血奋战。为此，迫切需要外围红军部队开展行动，在减轻压力的同时让中央红军摆脱不利的局面。如11月25日，中革军委电示红二、六军团：坚决深入湖南中部及西部活动，积极协助西方军（即中央红军），红二军团主力及红六军团全部应集中一起，以突击遭遇的国民党军正规部队。这些就是当时中央会如此决策指挥的主要原因所在，而且这些决策行动也基本达到了中央的目的。
五、红军汤口会师是否必要，
兼评中革军委的第五个“错误决定” 1934年12月7日，红军第十九师离开旌德县城北上，威胁芜湖县，震慑南京市。就在此时，红十军团突然电令第十九师回师黄山，与第二十师、第二十一师会合。原来，在第十九师从闽浙赣苏区出发后不久，中央军区就电令红十军团：根据敌人对闽浙赣苏区“围剿”日益严重的形势，红十军团立即率领第二十师、第二十一师转到外线，同第十九师会合，在浙江开化县、遂安县、衢县、常山县之间集结兵力，争取以运动战消灭敌人，创建浙皖赣边新苏区。红十军团放弃根据地，全部出动到外线作战。“两文”认为这是第五个“错误决定”，使闽浙赣苏区反“围剿”几乎没有胜利的可能。
这一决策从战略看，中央是以外线作战的思想开展闽浙赣苏区的反“围剿”，在保证闽浙赣苏区的同时，发展新的苏区。所以，中央军区关于十军团行动任务及军政委员会组成的决定致方曾刘乐寻聂电称：“完全是为了调动敌人，保卫闽浙赣苏区及创建新苏区。”[11]
12月10日，第十九师到达安徽太平县（今属黄山市黄山区）汤口地区，与军团部、第二十师、第二十一师会合。蒋介石得知红十军团全部脱离闽浙赣苏区后，为避免出现中央红军的情况，立即电令“围剿”，并调集20万兵力，按“驻剿”“堵截”“追剿”的部署展开。“驻剿”部队的任务，主要对付闽浙赣苏区，重点对付红十军团。
红军汤口会师后，部队士气高涨，加上国民党军重兵“围剿”，方志敏等领导人决定打一仗，以摆脱困境，化被动为主动，这就是谭家桥之战。这一仗关系重大，是红军能不能在皖南站脚，完成战斗任务的关键。遗憾的是，谭家桥一战红军失利，损失惨重，寻淮洲因重伤不治身亡，军团政委乐少华、政治部主任刘英等重要干部负伤。至此，北上抗日先遣队开始陷于被动，直至怀玉山失败。成为唯一一支中途失败、牺牲惨重、未能最后到达陕北的红军部队。
通过上述分析，中央对北上抗日先遣队的指挥从战略意图的角度进行审视，保障中央红军主力部队实现安全战略转移，是中央派遣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出征的根本原因。在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长途跋涉、孤军奋战的6个多月时间里，中共中央的工作重心都放在中央红军主力撤离上，对先遣队沿途作战的指导方针是预先制订，简单而明确，即“规定这次行动的最后到达地域为皖南”，并“要求七军团在一个半月内赶到，支援和发展那里的革命局面”。在行动过程中，对于先遣队提出的调整作战路线等建议，中央都是再三强调北上战略行动的重要性和特别意义，即不论在什么情况下“都不改变北上任务”[12]，也“不要希望红十军及闽北分区的帮助”[13]，“在部队中应防止与坚决反对想缩回赣东北的情绪与企图”[14]，就是要求尽可能多的吸引和牵制国民党“围剿”军队，掩护中央红军主力实现从西南方向进行战略转移。中革军委下达的作战命令也都是围绕这一战略指导思路来部署的。
对于北上抗日先遣队的行动，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寄予很大希望，做了大量准备工作，还让红九军团专程护送红七军团渡过闽江。为了宣传抗日救国主张，公开发表了《为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宣言》《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告农民书》等文件，并提出了“红军是工农自己的军队”“拥护红军北上抗日运动”“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一致对外，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进攻福建”等口号。中革军委下令红九军团在东线行动，专程护送红七军团渡过闽江。
“战争中一切行动追求的都只是可能的结果，而不是肯定的结果。”毛泽东所提外线作战的思想，他实际是把运动战的思路放到全国这样一个大的棋盘上作出重新的定位，这可以说是深得运动战之精髓，当时中央对北上抗日先遣队的指挥虽坚持运动战的原则，但已难以发挥其曾经有过的威力。与此同时，国民党军也在不断总结经验，调整进攻部署。由此，中央对北上抗日先遣队的决策从战略来讲是一种必要和客观形势的需要，绝不能简单的归之于失误，更不能说是错误。所以，方志敏、乐少华等领导人在反思材料之中都没有责怪中央决策指挥的失误，而是承认自身和军团工作的不到位。当然，如果北上抗日先遣队能够如粟裕等人事后所总结的那样，历史或许可以重写。
虽然北上抗日先遣队失败了，但是他们播下的红色种子，却在浙江、福建、安徽、江西的崇山峻岭生根发芽，不断成长。指战员们用血和肉凝聚成伟大精神，永远值得继承和弘扬。就如粟裕所说的，“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的斗争历史，首先是一部惊天动地的无产阶级革命战争的英雄史”[15]。
参考文献
[1][4][5][6][7][8][9][10][11][12][13][14][15]中共福建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浙江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安徽省委党史工作委员会，中共江西省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21.89.94-95.429.102.125.139-140.453.145.92.85.95.260.
[2]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4卷[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147.
[3]粟裕战争回忆录[M].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8.119.
作者唐龙尧系中共杭州市委党史研究室副主任；骆小峰系中共杭州市委党史研究室宣教处副处长；俞晓娴系中共杭州市委党史研究室综合处主任科员
■ 责任编辑：周奕韵
[关键词]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中央；战略；决策
[中图分类号] D23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928X（2016）10-0009-04
1934年7月5日，中共中央、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和中革军委决定由红七军团组成北上抗日先遣队率先北上，史称“北上抗日先遣队”。这支由6000多名指战员组成、担负着特殊任务的部队，在极其艰难的条件下孤军深入，横跨闽浙皖赣四省几十个县，行程达5600余里。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的将士们，以不足一万人的兵力，与十几万敌军展开殊死搏斗，最后大部分壮烈牺牲，其中包括方志敏、寻淮洲、刘畴西、王如痴等一批红军高级将领。对北上抗日先遣队失败原因的研究，目前影响最大的是刘志青的《北上抗日先遣队的悲剧》，文章中讲到造成北上抗日先遣队悲剧的重要原因是中革军委的5个“错误决定”。此后，该文演变成为网上盛传的《中共北上抗日先遣队覆亡内情：中央做5个“错误决定”》等。其基本观点是：在客观上，是敌人力量的暂时强大，主观上是由于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领导；博古为首的中央组建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的战略决策不合时宜；在作战指导上实行绝对集中的指挥，以致容易脱离实际，使部队作战行动陷于被动；加上先遣队领导层意见分歧大，闹不团结等等。
上述研究观点，基本切合历史事实，也有一定道理。但是，这些研究没有从一个更大的视角，更宽广的范围，从整体的去看这一历史，而是简单的以结果来反推原因，总结历史。本文试以《北上抗日先遣队的悲剧》和《中共北上抗日先遣队覆亡内情：中央做5个错误决定》（以下简称“两文”）文中所提的中央5个“错误决定”展开，从中央战略的角度作分析，以期更全面地看待这段历史，还历史以真实。
一、为什么要进攻福州，
兼评中革军委的第一个“错误决定”
进攻福州，是“两文”认为中革军委所做出的第一个“错误决定”。为什么要进攻福州呢？1934年7月6日晚，红七军团从江西瑞金县出发。31日，红七军团渡过闽江，占领古田县黄田。遵照中革军委原定计划，红七军团接下去应该经浙江庆元县、遂昌县北上，直趋皖南。可是，红七军团先头部队刚到达古田县谷口，就接到中革军委电令：由谷口东进，占领水口，纪念“八一”建军节，威胁并相机袭取闽侯县（今属福州市）。“两文”认为红七军团改变进军方向，不仅要转一个大圈子，而且会暴露实力。因而认为，这是北上抗日先遣队进军途中，中革军委做出的第一个“错误决定”。
1934年4月广昌失守后，中央红军在苏区内粉碎国民党军第五次“围剿”已极少可能。中央苏区的形势极为恶劣，中央也因此开始实施战略转移的准备。而福州不仅是福建的省会，也是国民党当时在福建的主要支点。与此同时，当时中央考虑日本有可能在此沿海登陆，中央政治书记处、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中革军委会《关于组织北上抗日先遣队给七军团作战任务的训令》中就提到：日本帝国主义正加强着对福建、浙江沿海一带的侵略。[1]
1934年6月17日，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在给中共中央的电报中明确提出：“在福鼎地区发展广泛的游击运动可能引起同日本海军陆战队的直接冲突，在我们巧妙利用这种冲突的情况下，可以促使白军士兵群众转移到我们方面来。”[2]所以，红军攻下福州，不仅能够造成更大的声势，更能吸引国民党军去守卫福州，从而减轻中央红军的压力。如果，日本侵略者如中央估计的一样侵略福建沿海，那样红军就可以直接与之作战，直接体现党的抗日主张，赢得全国人民的支援，从而有力推进抗日活动。事实也表明，中央的这一决策，引起国民党当局震惊。福建省主席陈仪命令部署在闽东宁德、福安、霞浦和泉州等地“剿匪”的第八十七师王敬久部集中到福州。蒋介石急调在湖北整训的第四十九师伍诚仁部由长江水路和海运驰援福建。8月1日凌晨，红七军团占领水口镇后。“围剿”中央苏区的国民党军东路军总司令蒋鼎文急忙赶到福州视察，并派部队加强福州的防卫。日、英、法、美等以保护侨民和领事为藉口，先后派出军舰进入马江港。
结果却是，中央过高的估计了红七军团的实力，也低估了福州国民党军的实力和所采取的措施，暴露了北上抗日先遣队的实力。进攻福州受阻失利后，红军部队只能继续北上。
二、继续北上的必要性，
兼评中革军委的第二个“错误决定”
福州战役后，红七军团先后攻占罗源县城、穆阳镇以及浙江的庆元县城等地。由于一路行军作战，一直未得到休整。军团长寻淮洲建议：红七军团就地进行短暂休整，总结经验教训，补充一些战士。依托闽北苏区打一两个大胜仗，更大规模地发动群众，发展游击战争，创造更大的局面，然后跳跃式地向赣东北、浙西、皖南发展。但中革军委指出：“拟于闽北苏区休息，这恰合敌人的企图，因敌人企图阻止你们北进。”“两文”也由此认为，这是中革军委做出的第二个“错误决定”。
但看一下当时的总形势，国民党军正向中央苏区中心地区发起全面进攻：以北路军直接指挥的六个师向江西兴国县推进；第六路军四个师向兴国县古龙冈推进；第三路军先以四个师进占江西广昌县头陂，又集中九个师向江西宁都县、广昌县驿前、石城县推进；以东路军为主的六个师由福建连城县向长汀县推进；南路军三个师由江西寻邬（今寻乌）县筠门岭向会昌县推进。1934年9月初至10月上旬，中央红军在兴国、石城方向，与国民党军展开了突围转移前夕艰苦的阻击战。可以说，很需要外围红军的行动来化解中央苏区的压力。 1934年9月9日，红七军团遵照中革军委的命令，离开闽北苏区，北上浙西。在行军途中，中革军委来电要求：“不须以急行军增加病员与疲劳，每日行二三十里。”[3]这一明显不按常理的要求，反映了决策者的意图，即北上抗日先遣队的重要任务是吸引国民党军的注意力，破坏铁路等设施，以减轻中央红军的压力。此后，中央和中革军委多次电令，要求“立即开始执行别动队及游击队的任务”。[4]并强调：“在广大地段上破坏杭（州）江（山）铁路、调动敌人不是次等任务……对汽车、铁路、电话线，应派队尽量破坏，不应视为畏途。”[5]
对于七军团未能完成破坏杭江铁路，更是严电：“在未执行军委给你们破坏杭江铁道及其附近公路的任务前，军委禁止你们继续北进……”并要求“应派出两个别动队，每队兵力一营，一个于常山衢州间破坏公路，一个于江山衢州间破坏铁路”。在飞机在天上轰炸，地面遭国民党军队前堵后追的情况下，先遣队还是取得了较好的战果，“焚毁贺村铁桥及火车汽车各站”，“航头大铁桥被毁，割断电报电话线断绝我交通……”[6]北上抗日先遣队在某种程度上达到了中央的要求和目的。
三、前后不一致电文的主要原因，
兼评中革军委的第三个“错误决定”
9月17日，中革军委电令：红七军团在未执行已赋予的破坏浙赣铁路及附近公路的任务，禁止继续北进。18日，中革军委却电令：“应即向遂安前进，以袭击方法占领该城，并确保于我军手中。”[7]“两文”认为，时隔一天，中革军委的指示前后矛盾，使红七军团无所适从。
不过红七军团坚持执行中央命令继续北上进入皖南，经过几次战斗，大体摸清了敌人的企图和部署。此后，红七军团在皖赣边地区打退追击和堵截之敌，并补充了500名新战士。寻淮洲、粟裕、刘英向中革军委建议：红七军团留在皖赣边地区开展游击战争，争取在安徽休宁县、祁门县和江西婺源县一带消灭尾追之敌，扩大皖赣苏区，寻机进入浙江。但是，中革军委却不断指责红七军团，要求红七军团立即前往闽浙赣苏区整顿补充。“两文”认为，这是中革军委做出的第三个“错误决定”。
其时，中央红军在兴国、石城方向，正与国民党军展开艰苦的阻击战。情况瞬息万变，考虑到破坏工作不能起到有效解决中央的压力，不如让红七军团继续北上，发展新苏区，特别是到离国民党统治中心南京较近的浙皖边区建立苏区，在保存红军力量的同时，更好地调动国民党军队。这一战略，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毛泽东也强调：“当‘围剿’已经证明无法在内线解决时，应该使用红军主力突破敌之围攻线，转入我之外线敌之内线去解决这个问题。堡垒主义发达的今日，这种手段将要成为经常的作战手段。”如10月8日，朱德关于七军团发展苏区与游击运动问题致寻淮洲、乐少华电报中，就明确指出：“你们的行动不在无目的乱窜，而应有决心地在到达之地发展苏区与游击运动，以利红军主力活动。”[8]
这些前后矛盾电报的另外一个重要原因是，当时国民党部队已从几个方面加速扑来，企图堵死红七军团前进道路，实施多路合击。部队再不及时移动将更陷于不利的局面，弄不好会全军覆没。所以，才有了这些看似前后矛盾的电报。
四、红十军团成立后第十九师为什么还要继续北上，兼评中革军委的第四个“错误决定”
1934年10月下旬，红七军团进至闽浙赣苏区，在江西德兴县（今德兴市）重溪与红十军合编组成红十军团。根据中革军委的指示，红七军团与闽浙赣苏区红十军合编组成中国工农红军第十军团，红七军团改编为第十九师，红十军主力改编为第二十师。中革军委要求“十九师于整理后应仍出动于浙皖赣边新苏区，担任打击‘追剿’的敌人与发展新苏区的任务”；“第二十师则仍留老苏区执行打击‘围剿’敌人与保卫苏区的任务”。[9]红七军团从皖赣边地区到达闽浙赣苏区，通过敌人层层封锁，付出了很大代价。此时，从闽浙赣苏区返回原地区，则更加困难。“两文”认为这是第四个“错误决定”。
从当时中央红军的整体情况来看，1934年10月7日，主力红军第一、三、五、八、九军团先后向兴国、于都、会昌地区集中，准备突围转移。9日红军总政治部发布政治指令，提出“准备突破敌人的封锁线，进行长途行军与战斗”。10日开始，中央红军主力五个军团及中央、军委机关等踏上战略转移的征途，开始了著名的长征。11月13日，鉴于中央红军西进甚急，深恐中央红军渡过湘江，进至桂、黔边境，蒋介石在南昌发布了“追剿计划”，以何键为“追剿军总司令”，同时又电令贵州军阀王家烈，广西军阀白崇禧各派得力部队分至湘黔、湘桂边境堵击，妄图“歼灭”红军于湘江以东地区。
为减轻闽浙赣苏区的压力和策应中央红军的战略转移，18日，红十九师突破封锁线，向浙皖边出击，继续承担北上抗日先遣队的重任，“争取运动战中消灭敌人以创造皖浙边苏区”。[10]此后，寻淮洲率十九师通过灵活机动指挥，抓住战机歼敌，渡新安江，逼近昌化、於潜（今於潜镇，属临安市）、临安，震动了杭州；又从浙江入皖南，克旌德县城，一路北上，威胁芜湖、南京。第十九师突然出动，让国民党军始料不及，慌忙调兵遣将前堵后追。1934年冬，蒋介石集中正规部队和各省保安团20多万人，封锁闽浙赣苏区和“围剿”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
在北上抗日先遣队北上的同时，10月28日，中央还命令红二、六军团从南腰界出发，挺进湖南，开展湘西攻势。
为什么中央要如此命令，因为11月25日至30日，红军在湘江边与国民党军浴血奋战。为此，迫切需要外围红军部队开展行动，在减轻压力的同时让中央红军摆脱不利的局面。如11月25日，中革军委电示红二、六军团：坚决深入湖南中部及西部活动，积极协助西方军（即中央红军），红二军团主力及红六军团全部应集中一起，以突击遭遇的国民党军正规部队。这些就是当时中央会如此决策指挥的主要原因所在，而且这些决策行动也基本达到了中央的目的。
五、红军汤口会师是否必要，
兼评中革军委的第五个“错误决定” 1934年12月7日，红军第十九师离开旌德县城北上，威胁芜湖县，震慑南京市。就在此时，红十军团突然电令第十九师回师黄山，与第二十师、第二十一师会合。原来，在第十九师从闽浙赣苏区出发后不久，中央军区就电令红十军团：根据敌人对闽浙赣苏区“围剿”日益严重的形势，红十军团立即率领第二十师、第二十一师转到外线，同第十九师会合，在浙江开化县、遂安县、衢县、常山县之间集结兵力，争取以运动战消灭敌人，创建浙皖赣边新苏区。红十军团放弃根据地，全部出动到外线作战。“两文”认为这是第五个“错误决定”，使闽浙赣苏区反“围剿”几乎没有胜利的可能。
这一决策从战略看，中央是以外线作战的思想开展闽浙赣苏区的反“围剿”，在保证闽浙赣苏区的同时，发展新的苏区。所以，中央军区关于十军团行动任务及军政委员会组成的决定致方曾刘乐寻聂电称：“完全是为了调动敌人，保卫闽浙赣苏区及创建新苏区。”[11]
12月10日，第十九师到达安徽太平县（今属黄山市黄山区）汤口地区，与军团部、第二十师、第二十一师会合。蒋介石得知红十军团全部脱离闽浙赣苏区后，为避免出现中央红军的情况，立即电令“围剿”，并调集20万兵力，按“驻剿”“堵截”“追剿”的部署展开。“驻剿”部队的任务，主要对付闽浙赣苏区，重点对付红十军团。
红军汤口会师后，部队士气高涨，加上国民党军重兵“围剿”，方志敏等领导人决定打一仗，以摆脱困境，化被动为主动，这就是谭家桥之战。这一仗关系重大，是红军能不能在皖南站脚，完成战斗任务的关键。遗憾的是，谭家桥一战红军失利，损失惨重，寻淮洲因重伤不治身亡，军团政委乐少华、政治部主任刘英等重要干部负伤。至此，北上抗日先遣队开始陷于被动，直至怀玉山失败。成为唯一一支中途失败、牺牲惨重、未能最后到达陕北的红军部队。
通过上述分析，中央对北上抗日先遣队的指挥从战略意图的角度进行审视，保障中央红军主力部队实现安全战略转移，是中央派遣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出征的根本原因。在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长途跋涉、孤军奋战的6个多月时间里，中共中央的工作重心都放在中央红军主力撤离上，对先遣队沿途作战的指导方针是预先制订，简单而明确，即“规定这次行动的最后到达地域为皖南”，并“要求七军团在一个半月内赶到，支援和发展那里的革命局面”。在行动过程中，对于先遣队提出的调整作战路线等建议，中央都是再三强调北上战略行动的重要性和特别意义，即不论在什么情况下“都不改变北上任务”[12]，也“不要希望红十军及闽北分区的帮助”[13]，“在部队中应防止与坚决反对想缩回赣东北的情绪与企图”[14]，就是要求尽可能多的吸引和牵制国民党“围剿”军队，掩护中央红军主力实现从西南方向进行战略转移。中革军委下达的作战命令也都是围绕这一战略指导思路来部署的。
对于北上抗日先遣队的行动，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寄予很大希望，做了大量准备工作，还让红九军团专程护送红七军团渡过闽江。为了宣传抗日救国主张，公开发表了《为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宣言》《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告农民书》等文件，并提出了“红军是工农自己的军队”“拥护红军北上抗日运动”“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一致对外，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进攻福建”等口号。中革军委下令红九军团在东线行动，专程护送红七军团渡过闽江。
“战争中一切行动追求的都只是可能的结果，而不是肯定的结果。”毛泽东所提外线作战的思想，他实际是把运动战的思路放到全国这样一个大的棋盘上作出重新的定位，这可以说是深得运动战之精髓，当时中央对北上抗日先遣队的指挥虽坚持运动战的原则，但已难以发挥其曾经有过的威力。与此同时，国民党军也在不断总结经验，调整进攻部署。由此，中央对北上抗日先遣队的决策从战略来讲是一种必要和客观形势的需要，绝不能简单的归之于失误，更不能说是错误。所以，方志敏、乐少华等领导人在反思材料之中都没有责怪中央决策指挥的失误，而是承认自身和军团工作的不到位。当然，如果北上抗日先遣队能够如粟裕等人事后所总结的那样，历史或许可以重写。
虽然北上抗日先遣队失败了，但是他们播下的红色种子，却在浙江、福建、安徽、江西的崇山峻岭生根发芽，不断成长。指战员们用血和肉凝聚成伟大精神，永远值得继承和弘扬。就如粟裕所说的，“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的斗争历史，首先是一部惊天动地的无产阶级革命战争的英雄史”[15]。
参考文献
[1][4][5][6][7][8][9][10][11][12][13][14][15]中共福建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浙江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安徽省委党史工作委员会，中共江西省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21.89.94-95.429.102.125.139-140.453.145.92.85.95.260.
[2]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4卷[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147.
[3]粟裕战争回忆录[M].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8.119.
作者唐龙尧系中共杭州市委党史研究室副主任；骆小峰系中共杭州市委党史研究室宣教处副处长；俞晓娴系中共杭州市委党史研究室综合处主任科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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