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宏先生的《中国：共生崛起》由知识产权出版社正式出版了，为朗朗乾坤增一抹亮色。我作为一名出版界的老兵，曾经有幸对这部富有创新意义的书稿进行过全面审读和必要的编辑加工，所以，我想就此书谈点个人看法。
　　首先，我从《中国：共生崛起》强烈感受到的是，作者钱宏是个有社会担当的知识分子，一个思想者，忧国忧民之士。面對人类增长的极限、对抗的极限、施恶的极限，以及出现哲学人文危机、经济伦理危机、政治道德危机的当代中国，他极力倡导一种全新的共生思想、共生哲学、共生价值观即共生注意，奉行Live and let live的共生法则，还原和复归人类修养生息、安居乐业的生活常态。中共十七大在全球率先提出生态文明建设，作者认为：这是中国人从工商文明建设到生态文明建设过程中，积极主动转变思维方式，是对共生哲学或“共生新思维”时代呼唤的实践回应（中共十八大又进一步提出了“建立人类生命共同体”的新目标，则更与共生理念深度耦合——编者注）。中华民族也将像法兰西贡献自由、平等、博爱观念，美利坚民族贡献民有、民治、民享观念一样，为人类贡献良知、文明、共生全新价值观，以一种全新的魅力大国形象融入世界，引领全球。尽管作者的一些观点可商榷，但依然不失为解决当下中国问题和国际问题提供了一个新的坐标，一个新的参照系。
　　其次，对经历西方工商文明冲击与磨合百年的中国，特别是近三十多年GDP高速增长后当下中国所面临的困局，《中国：共生崛起》多有涉猎，亦有中肯的分析。如何解困？作者认为，中国与世界正处于一个历史大转折的前夜，人类还需整合和超越工商文明，中国还需“对内实行社会大和解，对外树立魅力大国形象”，重塑自己的精神文化，促进全球范围的善政与良治，实现共生主义。作者倡导的“一种全新的共生思想、共生哲学、共生价值观即共生主义思潮”，从生物学领域的新发现加以阐释，“发展观点上的生态文明主义“，“文化上的社会共生主义”，“方法论上的背景组织主义”等概念。因本人学识有限，不甚了了，但综观全书，其实就是站在今天的高度，将古今中外人类一切美好的东西（主要指精神文化方面）融于一体，过一种有别于以往的生活。“一切偏颇、偏袒、东方、西方、唯物、唯心、财富、权利、社会、资本、国家、政党、组织、个人的价值诉求，都应当在共生价值观中重新阐释并获得新解、新意、新生。”
　　再次，关于生态文明。作者超越“五种社会形态”学说，将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分成采集狩猎文明—农耕文明—工商文明—生态文明四个阶段。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观念古已有之，只是在人类无节制地向大自然索取造成诸多不良后果之后，人们才惊醒。罗马俱乐部的报告《增长的极限》发表，虽有不同反应，但环保组织，特别是欧洲绿党为此奋斗了数十年，促进了人类的环境观念和新能源概念的诞生。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相继强调和提出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建设，后来又提出政治文明建设，到十七大提出了生态文明建设，是在发展的不同阶段提出的。作者认为马克思预见到生态文明必将取代工商文明，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两种生态文明不完全是画等号的，至少不是在一个层级上的。还有一些观点和概念或卓尔不群，或颠覆了传统认识，比如提出“官生”概念并认为“官生、民生协同生，是谓共生”，比如提出“重建人类经济学基础”，比如把农民工进城打工的民工潮称之为“新市民运动”，从《中国社会的自组织力——中国农民与中国特色》一文中，我隐约感到作者提出了一种姑且称之为“共生历史观”的社会历史理论等等。
　　最后，我感觉作者知识面广，书中内容涉及诸多领域，有不少溢出本人知识范围，不多置评。书中因是作者在不同场合、不同时间所写的文章或发言集成，但其宗旨就是不忘阐述和传播他提倡的共生思想、共生哲学、共生价值观即共生主义，可谓不遗余力。在思想文化呈现多元的今天，作为一种新的视角，倡导生态文明建设，亦对当下中国的问题提出自己的见解，比如主张“以社会建设为中心”整合超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主张社会大和解等，此书出版还是值得关注，其思想的实践诉求，很值得期待。
　　近日获悉，第一届全球共生论坛已经在清华大学举办，著名历史学家翻译家何兆武先生以92岁高龄出席宣布论坛开幕并向与会者开示live and let live。我想，以今日世相观之，历史将证明：全球共生思潮（是思潮，不是学派更非门派），将以第一届全球共生论坛为标志，彰显于人们的视觉地平线，直至各国政府、各区域的族群、群体，各场域、惯习的个人，各种社会组织和国际机构，都能“顺势而为，体行共生”。愿共生学人不拘泥于小节，胸怀大局，身心灵健康协和成长！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资深编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