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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90年代初，40多岁的台商郭台铭来到深圳郊区的龙岗，他登上一块高地，挥了挥手，做出一副画圈的模样。看到当地官员“求资若渴”的表情，以及低得让他心花怒放的地价，他说：“这些土地，我都要！”
但现在，富士康却开始将一些生产部门搬迁印度。和富士康一样，近几年来，关于中国成本走高的现实案例越来越多，企业外迁他国，内迁中西部，或者产业资本干脆逃离实业。而对普通个人而言，高成本的痛感更加直接，除了房价之外，一些生活必需品的价格也处在持续的上涨通道之中。
对世界任何经济体而言，经济发展一定会带来高成本，但却有“良性的高成本”和“恶性的高成本”之分。当一个经济体实现了生产力的提升，企业技术升级，利润提高，而劳动者收入上升，国民收入总体增加，自然会推动了社会整体成本的上升，这是“良性的高成本”。
但另一些经济体，却可能在经济发展或者转型的关键时刻，出现了“莫名其妙”的高成本，从而导致经济发展受阻，这是“恶性的高成本”。那么，我们的高成本来自何处？它又属于哪一类高成本呢？
制造业之痛：土地还是人力？
房地产对中国的确太重要了，以至于我们思考所有经济问题都必须以其为出发点。同样，高成本也是如此。
高成本和土地成本有关，这个“有关”到底到什么程度，目前还没有“权威数据”。但是，当中国最好的实体企业也在“抱怨”高房价，那么问题便真的非同小可了。
华为是中国经营最好的实体企业之一，但创始人任正非却一改多年“低调”及不评论“社会问题”的风格，罕见地对深圳的高房价进行了“抱怨”。
其他一些企业则用逃离实业，回答了“高成本之问”。在任正非“抱怨”深圳高房价后不久，当地著名的飞利浦灯饰制造公司发布公告，解散了公司。公告颇显悲情：“近年来经历了经济持续下行，成本上扬，业务不断恶化等诸多困难，尽管公司采取了各种措施，但是仍未能扭转局面。”有员工说，成本压力越来越大，无论从成本还是战略考虑，关闭工厂都是合理的。
飞利浦灯饰于1994年创立，这个长达22年的生命周期已经说明它是制造业企业中的佼佼者。它本是一家有港资背景的制造业企业，后因被全球500强的荷兰飞利浦公司收购而成了现在的飞利浦灯饰。解散之前，该公司是业内LED灯饰生产的龙头。
尽管无法将一家企业的解散完全归咎于成本上升，但成本上升必然难辞其咎。在公司所处的深圳宝安区，周边房价近年至少已上涨一倍以上。
制造业是中国实体经济的根本，它能够最大限度地发挥中国的成本优势，特别是土地和人力成本。现在，优势不再。
但对制造业用地成本的上升，也应理性看待。中国制造业崛起之初，建厂多选择长三角、珠三角的交通发达地带，如今，这些地区悉数成为高房价地区。在这些地区，实现产业升级，发挥土地更大的附加值，必然是当地经济发展的理性选择。
此外，土地价格还有很明显的区域性特征。尽管沿海传统制造业中心的地价上升，但相对靠近内陆的地区，比如广东的粤西、粤北，长三角往北的苏中，往西的长江中下平原腹地，地理位置同样优越，而且当地招商引资的地价优惠也很吸引人。加上高铁及公路运输的发达，运输成本上升也有限。因此可以说，制造业内迁，应对用地成本上升，也不失一条可行的路。
制造业真正无法解决的高成本不是土地，而是人力成本的上升。因为，人力资源不同于土地，它可以全国自由流动，不像土地那样存在所谓的地区性“成本洼地”。实际上，外迁的制造业企业多数抱怨的，都是中国人力资源贵过东南亚、印度，而不是土地成本。
利润较低的制造环节外迁，这是所有工业国家发展的必经阶段，但产业升级换代之后，高利润环节却可以保留在国内。这方面，日本是最好的例子，日本经过经济腾飞以及上世纪80年代的地产泡沫，国内成本飙升，制造业企业也大量外迁中国、东南亚。
但同时，日本制造业的高端、精密部分，以及核心研发环节却留在了国内。因为，一方面它们利润较高，能够忍受高成本，另一方面也是国家竞争力核心，不宜外迁。
但对中国制造业而言，显然并没有完成日本这样的“转型升级”，高端环节欠缺，制造业过分外迁的结果，很可能是产业空心化。因此，就目前的中国产业现实而言，要做的恐怕不是不顾实际地要求企业转型升级，低端环节外移，而依然是想办法“降成本”，留住制造业。
那么，人力成本为何涨得这么快呢？这个“小截面”，可以看出了中国经济改革的“大问题”。
降成本，改革不能停在表面
人力成本上涨，一部分是市场因素造成，比如青年农民工供应量减少，特别是“90后”农民工早已不如他们的父辈那样吃苦耐劳。供给缩小，价格自然上涨。但人力成本上涨的“非市场因素”，更不容忽视。
对制造业人力成本的上升，多数人都存在一个认识误区，即将矛头对准《劳动合同法》，特别是它规定的“最低工资”和“长期合同”，认为其对企业“伤害”过大。
但事实并非如此。《劳动合同法》规定，劳动报酬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的，应当支付其差额部分。换言之，农民工最低工资标准不低于当地城镇人口最低工资。这个最低工资门槛根本就不是大问题。
深圳是中国最低工资标准最高的城市之一，但2015年，深圳最低工资标准才由2014年的每月1808元上涨为2030元。而现在很多深圳制造业厂商，月薪早已超过3000元，这个最低工资标准根本形同虚设。
此外，《劳动合同法》也没有强制规定要签“长期合同”。劳动者在同一用人单位连续工作满10年以上，要签订长期合同，并非强制，而是以“当事人双方同意续延劳动合同”为前提。
实际上，很多企业主抱怨的是其他两个因素：一是社保费对企业现金的蚕食，二是“铁公基”对用工的挤压效应。
央行前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周其仁曾指出，中国制造业企业劳动成本的上涨中，40%多都是社保缴费所致。为何社保对企业的成本增加贡献这么大，这和我国社保体系特殊利益格局有关系。 目前，我国社保并未实现“全国统筹”，这意味着农民工辞职之后，社保费将无法结转到原籍地，而只能滞留打工地。滞留原地等于资金留在了当地社保基金的账户中，可以为当地所用，正好能够弥补当地社保“空账”，这意味着打工地的政府必定热衷于强制企业为员工交社保。
第二个因素更容易被忽视。从“四万亿”刺激计划开始，中国的“铁工基”（也包括各种政府和国企有关的土木基建）步入了快车道，从一线城市到县城，甚至稍微有点人口的乡镇，处处都是工地。
这些“工地”对农民工有着比制造业更大的吸引力。一是离家可能更近，不用再挤春运；二是工资还会更高。一般而言，“铁工基”的总承包商都是国企背景，然后层层分包到“有关系”的包工头，这显然是一条缺乏效率、寻租风险极大的价值链。
由于国企预算软约束的问题，很多“铁工基”对成本控制并不在乎。因此，“铁工基”的劳动强度开始低于制造业工厂，而且工资变得更高。于是，越来越多的制造业工人开始转型成为了建筑工人。
从公平正义的角度讲，这种类似于对农民工转移支付的“铁工基”，我们应该大声叫好。但客观上，它也慢慢地让本已告急的制造业人力成本问题趋于恶化。
2016年以来，李克强总理已提到调低社保费率，降低企业成本的问题，这意味着高层已经开始关注这些真正可能动摇中国实体经济根基的高成本因素。但实事求是地说，要根除这些因素并不容易。
比如，社保问题的解决有赖于全国整个社保体系的重构，而不是部门或者地方层面的修修补补。此外，要解决“铁工基”对制造业的“挤压”，这更需要对金融体系、国企体系的改革，以及经济增长方式的彻底转变。显然，道阻且长。
互联网，民间的降成本行动
土地成本对制造业的影响并不像想象的那样大，这是一个事实。但不要忽略，土地成本对经济运行整体成本的影响是通过其他方式来实现的。城市整体营商和居民居住成本，这才是土地成本作用于经济整体成本的具体途径。
地租是营商成本的基础，这在零售业体现最为明显。长期以来，中国零售业区别于世界其他国家的最大“特征”是，商场经营者其实是个“房东”。它把商场划分为片区，租给零售业者，而零售业者再可能成为“二房东”，把片区划分为档口再次转租。
在美国、日本，很多知名百货公司本身就是商场经营者，它们直接面对消费者，所以双方沟通畅通，商场购物体验佳。但中国同行的“层层转租”模式，则意味着商场规划者、经营者无法真正地了解顾客对空间设置、商品片区划分的需求，这造成了中国商场普遍购物体验较差。
当然，更重要的在于，“层层转租”模式使得商品成了地租的直接承担者。因此，一般的中国城市中产阶层都会发现，自己经济实力根本无法在家门口的商场购物。实际上，中国很多商场的销售都是靠“购物卡”来驱动的，“购物卡”是怎么来的？理解起来并不复杂—在部分地区，一遇反腐，高档商场便门可罗雀。
但淘宝、京东等网购平台的崛起宣告了中国独特的“房东式”零售业的衰落。某种意义上讲，中国的互联网创新，缺乏原创式的技术革命，但它最大的价值是向“高成本”开炮。它降低了中小零售业者的地租成本，也从根本上解放了中国中产阶层被地租压制的购买力。
还可以说，中国如火如荼的互联网大潮，它是一场民间发起的“降成本”行动。除了电商降地租之外，社交工具同样是“降成本”的急先锋。比如，QQ被年轻人用来交际，微信则被成年人用来和国际客户洽谈，这降低了运营商收费这种“特许租金”。甚至于，早年的百度也是中小企业摆脱传统媒体高额广告费，实现低成本营销的重要手段。
但遗憾的是，有些地租成本，是互联网大潮降不了的，人的居住成本是其中之一。百万、千万、亿万级的高房价，对于先富人群来说，只是他们电子账户中流转的数字游戏。但对普通中国人而言，这是一个基本生活需求的问题。
房地产行业太特殊了，实际上，我们对它的观念应该被颠覆。它或许不是一个产业，而是一种国家财税治理范畴的体系和机制。
对普通的产业而言，政府对直接税的征收，主要是对企业的利润征税。简化来理解，就是对“产品售价-销售成本和管销费用”所得的利润征税。但房地产则不一样，形象地说，这个行业是在上游对“产品售价”直接“征税”。这种“税”，就是土地出让金。
行业统计数据显示，近年来，在一线城市，土地成本在房屋最终售价的占比一直高于30%，有的城市接近于60%。随着土地拍卖价格的不断走高，这种占比还可能继续增大。当然，如果房价继续上涨，占比又会下降，因此房价上涨是地方政府和地产商的“双赢”。
除了土地出让金，房地产相关的税收还包括了企业所得税、交易税等税种。换言之，这个行业可能是中国“税负”最高的行业，而高房价固然有地产商的“暴利”，但无疑也是政府收入对购房者的一种转嫁。长期以来，已有相当多的有识之士指出，解决高房价的根本手段是财税体制改革，特别是重新理顺中央和地方的财税关系。
显然，这会将改革引入纵深的层面。
高成本，亟需“公平承担”
换个角度看，除了高房价之外，解决其他很多“高成本”问题—特别是“成本承担不公平”的问题，同样有赖于财税改革。
一直以来，中国的征税体系以征收间接税为主。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原所长贾康曾透露，我国间接税占中国税收来源的70%左右，包括了增值税、营业税、消费税等。
在间接税为主的征税体制中，低收入阶层往往是税负的主要承担者。因为，低收入阶层的恩格尔系数（食品支出占个人消费支出比重）高，即其总收入中用于基本消费品的支出比重也高，而流通中的消费品又是间接税的主要征税对象。因此，间接税其实主要落到了低收入者身上。
与之相对，直接税主要对财产征收，而直接税占比低，意味着财产存量较多的高收入阶层税负反而较低。实际上，长期以来，我国的确在“富人税”—房地产持有税、资本利得税等直接税种上显得“征收乏力”，背后原因值得思考。
以间接税为主的模式，对于发展中国家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简而言之，间接税的本质是对经济活动征税，只要有经济活动，即有税收，在发展中国家更为适用。
而直接税是对收入和财产征税，在高收入国家更为有效，发展中国家应该谨慎采用。以印度为例，尽管它还是个低收入国家，但这个国家的征税体系竟然主要针对直接税开征，这种税收体系的内生缺陷，也是该国政府长期弱势，财政匮乏，基建落后到离谱的主要因素。
在这个意义上讲，中国独特的间接税为主的征税模式，以及现有的向上集中的财税体系，的确为经济腾飞和国家稳定打下了基础。但随着经济发展，社会收入差距拉大，更大幅度和深度的财税改革，是否有了必要？
除了税收体系之外，金融体系的弊端也是造成高成本“承担不公”的重要原因。国家“十三五”规划专家，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所长华民认为，对中国企业而言，资金市场其实存在三个市场，分别是“白市”、“灰市”和“黑市”。
三个市场都存在较大的“利差”，国企、有背景的企业可以在“白市”以正规的低利率融资，但其他很多企业则只能在“灰市”、“黑市”融到高成本资金。这种融资的不公平，也意味着企业资金成本承担的失衡。有效率的企业承担高成本，而效率低的企业却低成本融资，这种金融市场的“逆向激励”，对实体经济发展济极为不利。
目前，中国还不算富国，多数企业和国民显然尚未做好迎接高成本时代的准备，但这个时代却正在来临。改革是降成本唯一的路，改革不是不要效率，去搞“均贫富”，而是要化解社会的整体“高成本”，以及“高成本承担不公”所带来的效率损失。
但现在，富士康却开始将一些生产部门搬迁印度。和富士康一样，近几年来，关于中国成本走高的现实案例越来越多，企业外迁他国，内迁中西部，或者产业资本干脆逃离实业。而对普通个人而言，高成本的痛感更加直接，除了房价之外，一些生活必需品的价格也处在持续的上涨通道之中。
对世界任何经济体而言，经济发展一定会带来高成本，但却有“良性的高成本”和“恶性的高成本”之分。当一个经济体实现了生产力的提升，企业技术升级，利润提高，而劳动者收入上升，国民收入总体增加，自然会推动了社会整体成本的上升，这是“良性的高成本”。
但另一些经济体，却可能在经济发展或者转型的关键时刻，出现了“莫名其妙”的高成本，从而导致经济发展受阻，这是“恶性的高成本”。那么，我们的高成本来自何处？它又属于哪一类高成本呢？
制造业之痛：土地还是人力？
房地产对中国的确太重要了，以至于我们思考所有经济问题都必须以其为出发点。同样，高成本也是如此。
高成本和土地成本有关，这个“有关”到底到什么程度，目前还没有“权威数据”。但是，当中国最好的实体企业也在“抱怨”高房价，那么问题便真的非同小可了。
华为是中国经营最好的实体企业之一，但创始人任正非却一改多年“低调”及不评论“社会问题”的风格，罕见地对深圳的高房价进行了“抱怨”。
其他一些企业则用逃离实业，回答了“高成本之问”。在任正非“抱怨”深圳高房价后不久，当地著名的飞利浦灯饰制造公司发布公告，解散了公司。公告颇显悲情：“近年来经历了经济持续下行，成本上扬，业务不断恶化等诸多困难，尽管公司采取了各种措施，但是仍未能扭转局面。”有员工说，成本压力越来越大，无论从成本还是战略考虑，关闭工厂都是合理的。
飞利浦灯饰于1994年创立，这个长达22年的生命周期已经说明它是制造业企业中的佼佼者。它本是一家有港资背景的制造业企业，后因被全球500强的荷兰飞利浦公司收购而成了现在的飞利浦灯饰。解散之前，该公司是业内LED灯饰生产的龙头。
尽管无法将一家企业的解散完全归咎于成本上升，但成本上升必然难辞其咎。在公司所处的深圳宝安区，周边房价近年至少已上涨一倍以上。
制造业是中国实体经济的根本，它能够最大限度地发挥中国的成本优势，特别是土地和人力成本。现在，优势不再。
但对制造业用地成本的上升，也应理性看待。中国制造业崛起之初，建厂多选择长三角、珠三角的交通发达地带，如今，这些地区悉数成为高房价地区。在这些地区，实现产业升级，发挥土地更大的附加值，必然是当地经济发展的理性选择。
此外，土地价格还有很明显的区域性特征。尽管沿海传统制造业中心的地价上升，但相对靠近内陆的地区，比如广东的粤西、粤北，长三角往北的苏中，往西的长江中下平原腹地，地理位置同样优越，而且当地招商引资的地价优惠也很吸引人。加上高铁及公路运输的发达，运输成本上升也有限。因此可以说，制造业内迁，应对用地成本上升，也不失一条可行的路。
制造业真正无法解决的高成本不是土地，而是人力成本的上升。因为，人力资源不同于土地，它可以全国自由流动，不像土地那样存在所谓的地区性“成本洼地”。实际上，外迁的制造业企业多数抱怨的，都是中国人力资源贵过东南亚、印度，而不是土地成本。
利润较低的制造环节外迁，这是所有工业国家发展的必经阶段，但产业升级换代之后，高利润环节却可以保留在国内。这方面，日本是最好的例子，日本经过经济腾飞以及上世纪80年代的地产泡沫，国内成本飙升，制造业企业也大量外迁中国、东南亚。
但同时，日本制造业的高端、精密部分，以及核心研发环节却留在了国内。因为，一方面它们利润较高，能够忍受高成本，另一方面也是国家竞争力核心，不宜外迁。
但对中国制造业而言，显然并没有完成日本这样的“转型升级”，高端环节欠缺，制造业过分外迁的结果，很可能是产业空心化。因此，就目前的中国产业现实而言，要做的恐怕不是不顾实际地要求企业转型升级，低端环节外移，而依然是想办法“降成本”，留住制造业。
那么，人力成本为何涨得这么快呢？这个“小截面”，可以看出了中国经济改革的“大问题”。
降成本，改革不能停在表面
人力成本上涨，一部分是市场因素造成，比如青年农民工供应量减少，特别是“90后”农民工早已不如他们的父辈那样吃苦耐劳。供给缩小，价格自然上涨。但人力成本上涨的“非市场因素”，更不容忽视。
对制造业人力成本的上升，多数人都存在一个认识误区，即将矛头对准《劳动合同法》，特别是它规定的“最低工资”和“长期合同”，认为其对企业“伤害”过大。
但事实并非如此。《劳动合同法》规定，劳动报酬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的，应当支付其差额部分。换言之，农民工最低工资标准不低于当地城镇人口最低工资。这个最低工资门槛根本就不是大问题。
深圳是中国最低工资标准最高的城市之一，但2015年，深圳最低工资标准才由2014年的每月1808元上涨为2030元。而现在很多深圳制造业厂商，月薪早已超过3000元，这个最低工资标准根本形同虚设。
此外，《劳动合同法》也没有强制规定要签“长期合同”。劳动者在同一用人单位连续工作满10年以上，要签订长期合同，并非强制，而是以“当事人双方同意续延劳动合同”为前提。
实际上，很多企业主抱怨的是其他两个因素：一是社保费对企业现金的蚕食，二是“铁公基”对用工的挤压效应。
央行前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周其仁曾指出，中国制造业企业劳动成本的上涨中，40%多都是社保缴费所致。为何社保对企业的成本增加贡献这么大，这和我国社保体系特殊利益格局有关系。 目前，我国社保并未实现“全国统筹”，这意味着农民工辞职之后，社保费将无法结转到原籍地，而只能滞留打工地。滞留原地等于资金留在了当地社保基金的账户中，可以为当地所用，正好能够弥补当地社保“空账”，这意味着打工地的政府必定热衷于强制企业为员工交社保。
第二个因素更容易被忽视。从“四万亿”刺激计划开始，中国的“铁工基”（也包括各种政府和国企有关的土木基建）步入了快车道，从一线城市到县城，甚至稍微有点人口的乡镇，处处都是工地。
这些“工地”对农民工有着比制造业更大的吸引力。一是离家可能更近，不用再挤春运；二是工资还会更高。一般而言，“铁工基”的总承包商都是国企背景，然后层层分包到“有关系”的包工头，这显然是一条缺乏效率、寻租风险极大的价值链。
由于国企预算软约束的问题，很多“铁工基”对成本控制并不在乎。因此，“铁工基”的劳动强度开始低于制造业工厂，而且工资变得更高。于是，越来越多的制造业工人开始转型成为了建筑工人。
从公平正义的角度讲，这种类似于对农民工转移支付的“铁工基”，我们应该大声叫好。但客观上，它也慢慢地让本已告急的制造业人力成本问题趋于恶化。
2016年以来，李克强总理已提到调低社保费率，降低企业成本的问题，这意味着高层已经开始关注这些真正可能动摇中国实体经济根基的高成本因素。但实事求是地说，要根除这些因素并不容易。
比如，社保问题的解决有赖于全国整个社保体系的重构，而不是部门或者地方层面的修修补补。此外，要解决“铁工基”对制造业的“挤压”，这更需要对金融体系、国企体系的改革，以及经济增长方式的彻底转变。显然，道阻且长。
互联网，民间的降成本行动
土地成本对制造业的影响并不像想象的那样大，这是一个事实。但不要忽略，土地成本对经济运行整体成本的影响是通过其他方式来实现的。城市整体营商和居民居住成本，这才是土地成本作用于经济整体成本的具体途径。
地租是营商成本的基础，这在零售业体现最为明显。长期以来，中国零售业区别于世界其他国家的最大“特征”是，商场经营者其实是个“房东”。它把商场划分为片区，租给零售业者，而零售业者再可能成为“二房东”，把片区划分为档口再次转租。
在美国、日本，很多知名百货公司本身就是商场经营者，它们直接面对消费者，所以双方沟通畅通，商场购物体验佳。但中国同行的“层层转租”模式，则意味着商场规划者、经营者无法真正地了解顾客对空间设置、商品片区划分的需求，这造成了中国商场普遍购物体验较差。
当然，更重要的在于，“层层转租”模式使得商品成了地租的直接承担者。因此，一般的中国城市中产阶层都会发现，自己经济实力根本无法在家门口的商场购物。实际上，中国很多商场的销售都是靠“购物卡”来驱动的，“购物卡”是怎么来的？理解起来并不复杂—在部分地区，一遇反腐，高档商场便门可罗雀。
但淘宝、京东等网购平台的崛起宣告了中国独特的“房东式”零售业的衰落。某种意义上讲，中国的互联网创新，缺乏原创式的技术革命，但它最大的价值是向“高成本”开炮。它降低了中小零售业者的地租成本，也从根本上解放了中国中产阶层被地租压制的购买力。
还可以说，中国如火如荼的互联网大潮，它是一场民间发起的“降成本”行动。除了电商降地租之外，社交工具同样是“降成本”的急先锋。比如，QQ被年轻人用来交际，微信则被成年人用来和国际客户洽谈，这降低了运营商收费这种“特许租金”。甚至于，早年的百度也是中小企业摆脱传统媒体高额广告费，实现低成本营销的重要手段。
但遗憾的是，有些地租成本，是互联网大潮降不了的，人的居住成本是其中之一。百万、千万、亿万级的高房价，对于先富人群来说，只是他们电子账户中流转的数字游戏。但对普通中国人而言，这是一个基本生活需求的问题。
房地产行业太特殊了，实际上，我们对它的观念应该被颠覆。它或许不是一个产业，而是一种国家财税治理范畴的体系和机制。
对普通的产业而言，政府对直接税的征收，主要是对企业的利润征税。简化来理解，就是对“产品售价-销售成本和管销费用”所得的利润征税。但房地产则不一样，形象地说，这个行业是在上游对“产品售价”直接“征税”。这种“税”，就是土地出让金。
行业统计数据显示，近年来，在一线城市，土地成本在房屋最终售价的占比一直高于30%，有的城市接近于60%。随着土地拍卖价格的不断走高，这种占比还可能继续增大。当然，如果房价继续上涨，占比又会下降，因此房价上涨是地方政府和地产商的“双赢”。
除了土地出让金，房地产相关的税收还包括了企业所得税、交易税等税种。换言之，这个行业可能是中国“税负”最高的行业，而高房价固然有地产商的“暴利”，但无疑也是政府收入对购房者的一种转嫁。长期以来，已有相当多的有识之士指出，解决高房价的根本手段是财税体制改革，特别是重新理顺中央和地方的财税关系。
显然，这会将改革引入纵深的层面。
高成本，亟需“公平承担”
换个角度看，除了高房价之外，解决其他很多“高成本”问题—特别是“成本承担不公平”的问题，同样有赖于财税改革。
一直以来，中国的征税体系以征收间接税为主。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原所长贾康曾透露，我国间接税占中国税收来源的70%左右，包括了增值税、营业税、消费税等。
在间接税为主的征税体制中，低收入阶层往往是税负的主要承担者。因为，低收入阶层的恩格尔系数（食品支出占个人消费支出比重）高，即其总收入中用于基本消费品的支出比重也高，而流通中的消费品又是间接税的主要征税对象。因此，间接税其实主要落到了低收入者身上。
与之相对，直接税主要对财产征收，而直接税占比低，意味着财产存量较多的高收入阶层税负反而较低。实际上，长期以来，我国的确在“富人税”—房地产持有税、资本利得税等直接税种上显得“征收乏力”，背后原因值得思考。
以间接税为主的模式，对于发展中国家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简而言之，间接税的本质是对经济活动征税，只要有经济活动，即有税收，在发展中国家更为适用。
而直接税是对收入和财产征税，在高收入国家更为有效，发展中国家应该谨慎采用。以印度为例，尽管它还是个低收入国家，但这个国家的征税体系竟然主要针对直接税开征，这种税收体系的内生缺陷，也是该国政府长期弱势，财政匮乏，基建落后到离谱的主要因素。
在这个意义上讲，中国独特的间接税为主的征税模式，以及现有的向上集中的财税体系，的确为经济腾飞和国家稳定打下了基础。但随着经济发展，社会收入差距拉大，更大幅度和深度的财税改革，是否有了必要？
除了税收体系之外，金融体系的弊端也是造成高成本“承担不公”的重要原因。国家“十三五”规划专家，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所长华民认为，对中国企业而言，资金市场其实存在三个市场，分别是“白市”、“灰市”和“黑市”。
三个市场都存在较大的“利差”，国企、有背景的企业可以在“白市”以正规的低利率融资，但其他很多企业则只能在“灰市”、“黑市”融到高成本资金。这种融资的不公平，也意味着企业资金成本承担的失衡。有效率的企业承担高成本，而效率低的企业却低成本融资，这种金融市场的“逆向激励”，对实体经济发展济极为不利。
目前，中国还不算富国，多数企业和国民显然尚未做好迎接高成本时代的准备，但这个时代却正在来临。改革是降成本唯一的路，改革不是不要效率，去搞“均贫富”，而是要化解社会的整体“高成本”，以及“高成本承担不公”所带来的效率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