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丁美洲的整体政治生态呈现浓厚的过渡色彩。一方面，长期的经济低迷、严重的腐败丑闻和新冠疫情带来的被动处境使民众对现状感到不满，地区各国普遍面对社会矛盾加大、政治波动加剧的不利形勢;另一方面，地区各国的传统政治格局日益解体，执政力量普遍处于弱势，破解困境所必需的政治改革迟迟难以启动。在后疫情时代，拉美地区国家如何把压力转化为动力、开创一条新发展道路，是地区各国共同努力的方向。

反建制情绪与政治波动加剧

　　拉美正处于一个社会矛盾加大、政治波动加剧的阶段。在新冠疫情来袭之前，拉美地区已经陷入二战结束以来经济表现最为低迷的时期。2014～2019年，拉美地区国内生产总值的年平均经济增长率仅为0.3%。2015年爆出的巴西建筑业巨头奥德布雷希特公司腐败案，成为该地区最严重的腐败丑闻之一，导致民众对政治人物的信任度降至冰点。新冠疫情的暴发更使拉美地区受到猛烈冲击。2020年，拉美地区平均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为-6.8%，系该地区120年来最严重的经济衰退。疫情还引发前所未有的公共卫生危机，导致社会发展状况严重倒退。
　　在新冠疫情暴发之前，拉美国家选民对政治体制的满意度和建制政党的信任度就呈现不断走低之势。有调查结果（2018年）显示，受访者对民主体制保持较高的支持度（48%），但对民主体制的满意度很低（24%），对政党的信任度尤其低下（13%）。越来越多的选民拒绝支持传统政党，反对在任者，转而把选票投给政治“局外人”或反建制人物，希望他们能够给国家带来改变。
　　在近年的拉美国家选举中，政治“局外人”频频冲击选情。在洪都拉斯，电视主持人出身的反腐败党（PAC）候选人萨尔瓦多·纳斯拉亚参加2017年总统选举，仅以微弱劣势告负。在智利2017年大选中，记者出身的比阿特丽斯·桑切斯作为广泛阵线（FA）候选人参加总统选举，以20%的得票率在首轮投票中位居第三。2021年当选秘鲁总统的佩德罗·卡斯蒂略长期担任乡村学校教师和工会领袖，从未在政府任职，没有在主流政党活动经历，也没有参加过重大选举，是典型的政治“局外人”。
　　由于反建制情绪持续发酵，拉美国家的执政力量很难在近年实现连续执政，政党轮替或政府更迭成为地区各国选举的基调。2018年，博索纳罗作为社会自由党（PSL）候选人当选巴西总统，打破了巴西劳工党（PT）和巴西社会民主党（PSDB）长期主导该国总统选举的政治格局;同年，洛佩斯当选墨西哥总统，成立仅四年的国家复兴运动党（MORENA）一举成为墨西哥执政党。2020年7月，现代革命党（PRM）候选人路易斯·阿比纳德尔赢得多米尼加总统选举，使该国迎来一个全新的执政党。2021年4月，来自创造机会运动（CREO）的吉列尔莫·拉索首次当选厄瓜多尔总统，而执政党主权祖国联盟运动（PAIS）候选人在第一轮投票中的得票率不到2%。秘鲁在2021年总统选举中没有任何执政党的候选人参加总统选举，最后自由秘鲁党（PL）候选人佩德罗·卡斯蒂略当选总统。

处于变动之中的政治格局

　　拉美国家的政治格局处于持续而深刻的变动之中。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的民主化浪潮使绝大多数拉美国家确立了现行的代议制民主体制，并在此后40年间延续了这一政治框架。民主体制为这些国家注入新的政治发展动力，大众政治参与的广泛性得到极大地提升，政治参与的渠道也得到拓宽。
　　拉美国家政治格局的变动集中体现于政党政治领域。民主化以来，地区各国的政党体系日益开放，新兴政党如雨后春笋般成立起来;选举制度化水平不断提升，从而使党际竞争变得异常激烈。党政关系的改变、新利益集团的出现和媒体技术条件的改变都在深刻影响政党的组织和运行。
　　近年来，新兴政党在拉美国家加速崛起。在哥伦比亚2018年总统选举中，主要候选人分别来自民主中心党（CD）和进步运动（MP），二者均为成立不到十年的新兴政党;在墨西哥2018年大选中，成立仅四年的国家复兴运动成为执政党;在2020年多米尼加大选中，成立于2014年的现代革命党（PRM）成为该国恢复民主体制以来的第四个执政党。在智利制宪大会选举中，新兴左翼政党联盟“赞成尊严”获得28个席位，成为大会中的第二大党团力量。
　　与此同时，传统政党呈现持续衰落之势。在2020年巴西地方选举中，传统三大党——巴西社会民主党、巴西民主运动党和巴西劳工党的政治影响力进一步萎缩。在2021年墨西哥中期选举中，传统政党——国家行动党、革命制度党和民主革命党结盟参加国会众议院选举。虽然他们的政治力量有所恢复，但还是难以单独挑战执政的国家复兴运动党。
　　就整体而言，目前，拉美政党的作用在拉美民主化浪潮以来呈现弱化之势。强调组织建设、有较高制度化水平的传统政党日渐衰落、甚至消失。“政党标签”对政治人物的重要性不断下降，政党常常需要借助关键性政治人物争取选民的支持，许多新兴政党实际上是一名政治人物的“选举工具”，完全服务其选举活动。例如：巴西社会自由党在2018年依靠吸收博索纳罗入党提高自身的选举竞争力;危地马拉执政党——“为争取一个不同的危地马拉而前进”党（VAMOS）——成立于2017年，主要为贾马特参与2019年总统选举服务。

　　在许多拉美国家，弱势政府成为常态。由于政党格局日趋碎片化，拉美各国国会的政党构成同样趋于碎片化。在这种情况下，总统如果来自新兴政党或边缘化小党，意味着其往往难以在国会取得多数支持。墨西哥洛佩斯政府属于该地区近年少见的强势政府。危地马拉贾马特政府需要依靠一个脆弱的多党联盟（包括至少十个政党）执政。在秘鲁，2001年以来的历任总统都无法在国会得到多数支持，他们推动的重大改革方案都因为缺少国会支持而胎死腹中。新冠疫情的暴发和蔓延恰恰凸显了拉美国家政府的弱势地位。从财政资源看，该地区国家普遍面对税收规模有限、预算赤字扩大、债务负担沉重带来的限制，缺少应对疫情所需的财政空间。从社会基础看，疫情加剧了失业和社会不平等状况，社会不满情绪处于酝酿之中。例如，新冠疫情加剧了哥伦比亚的社会矛盾，杜克政府为缓解财政压力而实施税收改革，却因此在2021年4月底引发大规模抗议活动。

凸显重大政治改革必要性

　　从中长期看，拉美国家面临如何化解政治体制弊病、推动民主体制走向深化的重大挑战。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的民主化浪潮具有浓厚的保守色彩，地区各国的民主体制保留大量旧体制的残余。拉美国家需要分阶段、有步骤地推动一轮又一轮的后续改革，以便真正解决制约国家发展的结构性问题，例如边缘化群体的社会融入、大众的政治参与和社会公正的维护，从而提升国家的治理水平。
　　拉美国家在新冠疫情暴发之后所面对的困境凸显了该地区国家进行重大政治改革的必要性。拉美國家在今年实现较为显著的经济复苏，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有望达到5.2%。但是，由于一系列结构性问题的存在，经济复苏进程缺乏可持续性。与此同时，财政收入的下降和债务负担的加剧抑制了地区各国政府的财政空间，不利于它们继续实施旨在稳定宏观经济的财政计划和保障下层民众生活的救助计划。该地区失业率在今年上升至11%，青年失业现象尤为突出;疫情尚未得到有效的控制，至今年6月底已有大约126万人病亡，疫苗接种工作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水平。
　　拉美国家进行重大政治改革的作用在于：形成凝聚共识、指引发展方向的政治力量和政治机制，从而引领国家实施重大经济改革，释放内生增长动力，实现经济的持续增长，为政府实施提高公共福利水平和降低社会不平等的相关计划提供保障。政治改革的重点之一是政党制度。对拉美国家而言，政党仍然是整合社会利益、产生候选人、制订政治纲领的主要行为体。一个建立在制度化政党之上的、相对稳定的政党体系能够形成更加有效的代表能力，减少选举的波动性和维护稳定。拉美国家目前出现的许多新兴政党虽然善于营造选举优势，但却没有明确的政治纲领和执政主张，没有改变当前困境的有效对策，缺少牢固的社会基础。秘鲁前总统比斯卡拉在2020年底被弹劾下台所引发的政治危机就折射出了弱政党体系的危害;而玻利维亚争取社会主义运动（MAS）能经受2019年政治危机的考验，在2020年10月再度成为执政党，则显示了强政党对维护国家政治稳定的重大作用。智利制宪进程有望为拉美国家以改革促发展进程发挥示范效应。制订新宪法是智利谋求以制度化方式解决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不平等问题的尝试，具有重大的时代进步意义。

　　对拉美国家而言，无论是进行政治改革，还是经济改革，都将面对复杂严苛的社会环境和巨大的不确定性。预计地区各国在未来仍将遵循一条渐进改革之路，不可能依靠执政集团的转换取得一蹴而就的效果。
　　（作者为中国社科院拉丁美洲研究所发展与战略研究室主任、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