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0年2月下旬，陈望道回到老家分水塘过春节。他家那“工”字形的房子，中间的客厅人来人往，他却躲进僻静的柴屋。那间屋子半间堆着柴禾，墙壁积灰一寸多厚，墙角布满蜘蛛网。他端来两条长板凳，横放一块铺板，就算书桌，在泥地上铺几捆稻草，算是凳子。
　　入夜，点上一盏昏黄的油灯。
　　他不时翻阅着《日汉词典》、《英汉词典》，字斟句酌着。他聚精会神，正在翻译一本非常重要的书。唯其重要，每一句话、每一个词，都要译得准确、妥切，因而翻译的难度颇高。
　　这是一本世界名著——《共产党宣言》，作者为马克思和恩格斯。虽然马、恩两位著作众多，其中包括《资本论》那样的大部头，而此书却以简短的篇幅精辟地阐述共产主义基本原理和共产党建党理论。可以说，欲知马克思主义为何物，共产党是什么样的政党，第一本入门之书，第一把开锁之钥匙，便是此书。尤其是此书气势磅礴，富有文采，又富有鼓动性，可谓共产主义第一书。当时，正在酝酿建立中国共产党，翻译此书乃是一场及时雨！
　　李大钊、陈独秀在北京读了此书英文版，深为赞叹，以为应当尽快将此书译成中文。戴季陶在日本时，曾买到一本日文版《共产党宣言》，亦深知此书的分量，打算译成中文。那时的戴季陶，思想颇为激进，他细细看了一下，便放下了，因为翻译此书绝非易事，译者不仅要谙熟马克思主义理论，而且要有相当高的中文修养。比如，开头第一句话，要切切地译成中文，就不那么容易。
　　后来，戴季陶回到上海，主编《星期评论》，打算在《星期评论》上连载《共产党宣言》。
　　他着手物色合适的译者，《民国日报》主笔邵力子是一位包了一辆黄包车奔走于上海滩各界的忙人，他的思想也颇为激进，得知此事，邵力子向戴季陶推荐一人：杭州的陈望道可担此重任。
　　陈望道与邵力子书信往返甚勤，常为《民国日报》的《觉悟》副刊撰稿。邵力子深知陈望道功底不凡。于是，戴季陶提供了《共产党宣言》日译本，陈独秀通过李大钊从北京大学图书馆借出英译本（原著为德文本），供陈望道对照翻译。据云，周恩来在20世纪50年代曾问陈望道，《共产党宣言》最初是依据什么版本译的？陈望道说主要据英译本译，同时参考日译本。
　　这样，躲在远离喧嚣的故乡，陈望道潜心于翻译这一经典名著。江南的春寒，不断袭入那柴房。陈望道焐着“汤婆子”，有时烘着脚炉，烟、茶杯比往日多费了好几倍。宜兴紫砂茶壶里，一天要添好几回“龙井”绿茶。每抽完一枝烟，他总要用小茶壶倒一点茶洗一下手指头——这是他与众不同的习惯。
　　1920年4月下旬，当陈望道译毕《共产党宣言》，正要寄往上海，村里有人进城，给他带来一份电报，拆开一看，原来是《星期评论》编辑部发来的，邀请他到上海担任该刊编辑。
　　29岁的陈望道兴冲冲穿着长衫，拎着小皮箱，离开了老家，翻山进县城，前往上海。
　　上海法租界白尔路（今顺昌路）三益里，据说是因三人投资建造房子、三人得益而得名的“三益里”。那儿的十七号，住着李氏兄弟，即李书城和李汉俊。李书城乃同盟会元老。李汉俊是留日归来的青年，信仰马列主义。他和戴季陶、沈玄庐是《星期评论》的“三驾马车”。编辑部最初设在爱多亚路新民里五号（今延安东路）。1920年2月起，迁往三益里李汉俊家。
　　陈望道一到上海，便住进了李汉俊家。李寓斜对过的五号，陈望道也常去，那是邵力子的家，陈望道也曾在邵家借寓。
　　李汉俊不仅熟悉马克思主义理论，而且精通日、英、德语，虽然他的衣着随便，看上去像个乡下人。陈望道当即把《共产党宣言》译文连同日文、英文版交给李汉俊，请他校阅。
　　李汉俊校毕，又送往了不远处的一幢石库门房子——环龙路老渔阳里二号，那儿原是安徽都督柏文蔚的住处。1920年2月19日，陈独秀由北京来沪。由于他是柏文蔚的密友，而柏寓又正空着，便住进那里。陈独秀是北京大学文科学长，懂日文、英文，又对马克思主义有深入的研究，李汉俊请陈独秀再校看《共产党宣言》译文。
　　当李汉俊、陈独秀校看了译文，经陈望道改定，正准备交《星期评论》连载，却出了意外事件：发行量达十几万份、在全国广有影响的《星期评论》的进步倾向受到当局注意，被迫于1920年6月6日停刊。前来就任《星期评论》编辑的陈望道，正欲走马上任，就告吹了。于是，陈独秀请陈望道担任《新青年》编辑，后来，陈望道离开了三益里，搬到渔阳里二号跟陈独秀同住。
　　8月，上海共产主义小组诞生，陈望道是8位成员之一，即陈独秀、李达、李汉俊、沈玄庐、杨明斋、俞秀松、施存统和他。这个小组是中国第一个共产主义小组，此后，这个小组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发起组，因此，陈望道是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党员之一。
　　筹备建立中国共产党，印行《共产党宣言》是当务之急。虽然陈望道的译作因《星期评论》停刊而无法公开发表，陈独秀仍尽力设法使它面世。
　　陈独秀找到俄共（布）派在中国的代表维经斯基，筹到一笔经费，在辣斐德路（今复兴中路）成裕里十二号，租了一间房子，建立了一个小型印刷厂——“又新印刷厂”，取义于“日日新又日新”。
　　又新印刷厂承印的第一本书，便是《共产党宣言》。初版印了1000册，一个月后，再版，又印了1000册。初版的印行时间，版权页上标明：“一九二〇年八月”。
　　当时在北京的鲁迅收到陈望道寄来的《共产党宣言》，当天便读了此书，对周作人说道：“现在大家都议论什么‘过激主义’来了，但就没有人切切实实地把这个‘主义’真正介绍到国内来。其实这倒是当前最紧要的工作。望道在杭州大闹一阵之后，这次埋头苦干，把这本书译出来，对中国做了一件大好事。”
　　另外，1920年9月30日《国民日报》的《觉悟》副刊，则发表沈玄庐的文章，称赞“望道先生费了平常译书的五倍工夫，把彼全文译了出来，”这“彼”，指的便是《共产党宣言》。
　　毛泽东在跟斯诺谈话时，提及“有三本书特别深地铭刻在我心中，建立起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其中的一本便是“《共产党宣言》，陈望道译，这是用中文出版的第一本马克思主义的书。”毛泽东回忆，他读此书是“1920年夏天”。
　　北京图书馆珍藏着当年《共产党宣言》中译本。据陈望道之子陈振新教授告诉笔者，20世纪50年代他随父亲去北京时，北京图书馆特地邀请陈望道前去参观，并要求在原版本上签名存念。陈望道问：“这是图书馆的书，我签名合适吗？”馆长道：“您是译者，签名之后成了‘签名本’，更加珍贵。”陈望道推托不了，端端正正地签上了自己的名字，此书如今成了北京图书馆的珍本之一。
　　（摘自科学普及出版社《叶永烈相约名人·科技与科普专辑》 作者：叶永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