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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在乐施会组织的一次媒体与农村妇女交流的活动中，河南周山村的农妇们在众人面前大方地做着自我介绍，展示自己出色的刺绣作品，自信的笑容在每一张脸上绽放。展示完毕后，话筒递给了一位剪着齐耳短发的女士，而这位原本笑脸盈盈的女士拿起话筒时突然哽住了，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她就是乐施会中国项目部社会性别与公民社会发展项目经理——钟丽珊。周山村农妇的刺绣事业便是她初来乐施会接手的第一批项目之一，距今已十年之久。事后，钟丽珊回忆自己当时的感受：“我看着她们，觉得每个人都在闪闪发光，做了十多年的项目，效果还真是出来了。”
理想变成现实
钟丽珊来自香港的一个贫困的七口之家，从小就是穷孩子的她，对贫穷的滋味从来都不陌生。而天主教学校的成长经历又为钟丽珊价值观的形成奠定了根基。《圣经》中人人平等、爱人如己的观点深深地影响了少年时期的她，“我到现在都记得那时候一首英文歌的歌词，大意是，不管你做什么，能为你最弱小的兄弟做的就是为我做的。”这句至今记忆犹新的歌词，也让钟丽珊萌发了为弱小群体做事的想法——不为有权力有资源的人做事，而是为弱小群体做事，这才是我人生的意义。
从此，长大后为公益事业工作便成了钟丽珊少年时代的理想。这个理想每日在心中萌芽生长，直到大学里的一天，她接触到一本乐施会的刊物，里面对贫困多维度结构性的解读，以及“和贫困人群一起对抗贫困”的观点直击钟丽珊的内心，让她认定了这就是自己日后的工作。“从教会学校毕业到现在，我一直都是这么想的，也是这么相信的。想要让社会公平正义，我可以做些什么呢？我的立场是站在弱小的一方。”钟丽珊相信，这个总部在香港的国际扶贫发展与人道援助组织，便是达成心愿的最好平台。
1994年大学毕业后，钟丽珊做过《明报》的记者、杂志和网站的专题编辑。但是最初的理想又怎会轻易放下，在一次杂志的专题策划里，钟丽珊甚至策划了一期以弱势妇女为主题的圣诞特刊。意识到自己的兴趣还是在公益事业之后，钟丽珊毅然离开混迹多年的媒体圈，前往英国攻读经济与国际发展专业，只为了在回国的时候，拥有足够资历应聘乐施会的工作。
回国后，由于乐施会还没有合适的职位空余，钟丽珊又做了一段时间的短期工，直到2004年才得到梦寐以求的中国项目部职位。加入乐施会去内地做项目，对于钟丽珊来说是多年的理想变成了现实，但她的家人和朋友起初却有着诸多的不理解。“公益圈普遍待遇不高，当时我的朋友和家人都说我傻，那是他们不明白。我就是这么单纯地想做自己喜欢的事情。能做自己那么热爱的事情，同时还能维持生计，我觉得这件事美得不得了。”
贫困是多维度的
初来乐施会，钟丽珊遇到的第一个难题便是语言和文化的差异。
作为土生土长的香港人，钟丽珊至今仍是一口“香港普通话”，但能够感觉到她努力练习的痕迹。为了融入内地文化，钟丽珊坦言自己几乎每天都看新闻联播，中午对着同事读报纸，专门学习用拼音打简体字……这一件件在内地人看来极简单的事，在钟丽珊眼里都是挑战。
1987年，成立11年的乐施会正式在内地开展工作。作为第一批在内地活跃的国际NGO，工作的开展总是会被扶贫对象误会，这也让钟丽珊和同事们很是头疼。刚谈项目的时候，大家怀疑不收分文、提供资金、提供专业技术支持背后的动机。“我到现在还是疑惑，为什么有些人不相信很多组织的动机就是这么单纯简单，这并非是只对一个人好的事情，如果整个社会变得美好了，对所有人来说都是好事。”
在钟丽珊眼里，乐施会对贫困的理解是多维度的，不仅包含主流观点里经济收入的部分，还包括了一个人的个人发展和权利。而每个人受教育程度、身体状况，以及是否能够参与到影响他的一些决定，这些因素都可能会影响到他的个人发展。因此，乐施会是用综合的手法与扶贫对象一起对抗贫困，而不只是增加他的收入让他有可持续的生计，更多则是满足他作为一个人的基本需求和权利，让他得到社会的尊重。这种多维度的理解方式和草根的立场，便是乐施会与其他NGO最大的不同。
基于这一理念，乐施会的社会性别与民间组织发展项目于2004年成立了，那一年刚好钟丽珊来到中国内地。十年光阴，钟丽珊见证着这个项目从破土萌芽到枝繁叶茂，而该项目也见证着钟丽珊从稚气未脱到成熟内敛。
钟丽珊团队的日常工作主要包括消除性别暴力、反对职场性骚扰、反对儿童性侵犯、支持民间组织发展等，其中综合干预家庭暴力是重点之一。“我想让大家知道家暴是一个社会问题，它的核心是我们的社会文化观念，我相信没有一个国家或民族同意他们的文化就是要打妇女的。”钟丽珊说。对此，乐施会对受到家暴的人提供热线电话、法律援助以及心理辅导等帮助，让更多受到家暴的人摆脱阴影。
如今，钟丽珊为主流社会对性别平等的认可而欣慰，但在针对妇女暴力事件频发、女大学生找工作难、职场性骚扰、性别弱势群体仍被边缘化等问题，却依然忧心忡忡，她期待有更多的改善。
“我觉得这十年没有白过”，在回顾十年公益路时，钟丽珊笑着说，“我的理想和我的生活可以结合在一起，这是人生中最幸福的事了。”
她就是乐施会中国项目部社会性别与公民社会发展项目经理——钟丽珊。周山村农妇的刺绣事业便是她初来乐施会接手的第一批项目之一，距今已十年之久。事后，钟丽珊回忆自己当时的感受：“我看着她们，觉得每个人都在闪闪发光，做了十多年的项目，效果还真是出来了。”
理想变成现实
钟丽珊来自香港的一个贫困的七口之家，从小就是穷孩子的她，对贫穷的滋味从来都不陌生。而天主教学校的成长经历又为钟丽珊价值观的形成奠定了根基。《圣经》中人人平等、爱人如己的观点深深地影响了少年时期的她，“我到现在都记得那时候一首英文歌的歌词，大意是，不管你做什么，能为你最弱小的兄弟做的就是为我做的。”这句至今记忆犹新的歌词，也让钟丽珊萌发了为弱小群体做事的想法——不为有权力有资源的人做事，而是为弱小群体做事，这才是我人生的意义。
从此，长大后为公益事业工作便成了钟丽珊少年时代的理想。这个理想每日在心中萌芽生长，直到大学里的一天，她接触到一本乐施会的刊物，里面对贫困多维度结构性的解读，以及“和贫困人群一起对抗贫困”的观点直击钟丽珊的内心，让她认定了这就是自己日后的工作。“从教会学校毕业到现在，我一直都是这么想的，也是这么相信的。想要让社会公平正义，我可以做些什么呢？我的立场是站在弱小的一方。”钟丽珊相信，这个总部在香港的国际扶贫发展与人道援助组织，便是达成心愿的最好平台。
1994年大学毕业后，钟丽珊做过《明报》的记者、杂志和网站的专题编辑。但是最初的理想又怎会轻易放下，在一次杂志的专题策划里，钟丽珊甚至策划了一期以弱势妇女为主题的圣诞特刊。意识到自己的兴趣还是在公益事业之后，钟丽珊毅然离开混迹多年的媒体圈，前往英国攻读经济与国际发展专业，只为了在回国的时候，拥有足够资历应聘乐施会的工作。
回国后，由于乐施会还没有合适的职位空余，钟丽珊又做了一段时间的短期工，直到2004年才得到梦寐以求的中国项目部职位。加入乐施会去内地做项目，对于钟丽珊来说是多年的理想变成了现实，但她的家人和朋友起初却有着诸多的不理解。“公益圈普遍待遇不高，当时我的朋友和家人都说我傻，那是他们不明白。我就是这么单纯地想做自己喜欢的事情。能做自己那么热爱的事情，同时还能维持生计，我觉得这件事美得不得了。”
贫困是多维度的
初来乐施会，钟丽珊遇到的第一个难题便是语言和文化的差异。
作为土生土长的香港人，钟丽珊至今仍是一口“香港普通话”，但能够感觉到她努力练习的痕迹。为了融入内地文化，钟丽珊坦言自己几乎每天都看新闻联播，中午对着同事读报纸，专门学习用拼音打简体字……这一件件在内地人看来极简单的事，在钟丽珊眼里都是挑战。
1987年，成立11年的乐施会正式在内地开展工作。作为第一批在内地活跃的国际NGO，工作的开展总是会被扶贫对象误会，这也让钟丽珊和同事们很是头疼。刚谈项目的时候，大家怀疑不收分文、提供资金、提供专业技术支持背后的动机。“我到现在还是疑惑，为什么有些人不相信很多组织的动机就是这么单纯简单，这并非是只对一个人好的事情，如果整个社会变得美好了，对所有人来说都是好事。”
在钟丽珊眼里，乐施会对贫困的理解是多维度的，不仅包含主流观点里经济收入的部分，还包括了一个人的个人发展和权利。而每个人受教育程度、身体状况，以及是否能够参与到影响他的一些决定，这些因素都可能会影响到他的个人发展。因此，乐施会是用综合的手法与扶贫对象一起对抗贫困，而不只是增加他的收入让他有可持续的生计，更多则是满足他作为一个人的基本需求和权利，让他得到社会的尊重。这种多维度的理解方式和草根的立场，便是乐施会与其他NGO最大的不同。
基于这一理念，乐施会的社会性别与民间组织发展项目于2004年成立了，那一年刚好钟丽珊来到中国内地。十年光阴，钟丽珊见证着这个项目从破土萌芽到枝繁叶茂，而该项目也见证着钟丽珊从稚气未脱到成熟内敛。
钟丽珊团队的日常工作主要包括消除性别暴力、反对职场性骚扰、反对儿童性侵犯、支持民间组织发展等，其中综合干预家庭暴力是重点之一。“我想让大家知道家暴是一个社会问题，它的核心是我们的社会文化观念，我相信没有一个国家或民族同意他们的文化就是要打妇女的。”钟丽珊说。对此，乐施会对受到家暴的人提供热线电话、法律援助以及心理辅导等帮助，让更多受到家暴的人摆脱阴影。
如今，钟丽珊为主流社会对性别平等的认可而欣慰，但在针对妇女暴力事件频发、女大学生找工作难、职场性骚扰、性别弱势群体仍被边缘化等问题，却依然忧心忡忡，她期待有更多的改善。
“我觉得这十年没有白过”，在回顾十年公益路时，钟丽珊笑着说，“我的理想和我的生活可以结合在一起，这是人生中最幸福的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