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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作为张贤亮最后的一部长篇小说，《一亿六》延续了其以往剑走偏锋的叙述方式，讲述了一个“精子争夺战”的荒诞故事。虽然小说以“底层”的苦难为切入点，但是这部作品最显著的特征就是其对当下低俗生活的聚焦而表现出明显的媚俗化倾向。这种媚俗化倾向不仅是张贤亮小说创作中迎合时代风潮的延续，也是置身于当下时代语境中作家心迹的一种显露。因此说，《一亿六》并非是对当下社会低俗化倾向的一次拯救，而是张贤亮本人与大众消费文化不谋而合的一种堕落。
关键词：《一亿六》 张贤亮 媚俗化
作为久蛰复出的当代著名小说家，张贤亮在新世纪仅用了短短四十多天就创作了他人生中最后一部长篇小说《一亿六》。在小说中，张贤亮延续了其以往剑走偏锋的叙述方式，讲述了一个“精子争夺战”的荒诞故事。靠收购废品成为风云人物的王草根一心想解决膝下无子的尴尬，但是他的精子不能使用，需要借种生子。优生专家刘主任意外发现，来自农村的年轻人“一亿六”，拥有高度活跃的一亿六千万颗精子。于是，各方人马为这个优异的“人种”展开了一场激烈的争夺战。《一亿六》虽然以“底层”的苦难为切入点，但是这部作品最显著的特征就是其对当下低俗生活的聚焦而表现出明显的媚俗化倾向。可以说，《一亿六》并非是对当代社会低俗化倾向的一次拯救，而是张贤亮与大众消费文化不谋而合的一种堕落。
一、《一亿六》中的媚俗化表征
《一亿六》的媚俗化表征首先表现在小说语言的粗鄙化上。在小说中，张贤亮通篇采用了四川方言来进行叙述，并充斥了像“鸡巴”“狗日的”“妈卖”“龟儿子”等大量低俗词汇。尽管这些语言在作家看来是符合底层人物身份的，但这些缺乏美感的低俗文字是否只是为了满足当下社会那些浅薄阅读者们的心理需求？面对这样的指责，张贤亮曾申辩说，“我就是通过小说形式告诉读者，要高度忠实低俗化倾向，唤醒人们的忧患意识，激发人们对低俗化、庸俗化等社会现象的深入思考，警醒人们对低俗化、庸俗化现象危害性的认识”①。但可惜的是，这样粗鄙化的文字，带给读者更多的只是感官上的刺激，甚至还因粗鄙化词语的泛滥给人带来一定的阅读疲劳。所以从小说语言的角度来说，《一亿六》并不能引导读者去思考更深层次的现实问题，而只是张贤亮在新世纪之初日趋浮躁的一部仓促之作。
《一亿六》的媚俗化倾向也表现在对浅薄的底层人物的塑造上。在小说中，作为以收破烂一夜暴富而在C市赫赫有名的风云人物，王草根给人的只是一种“男人有钱就变坏”的印象：他买别墅、包养小老婆、借用各种手段去疯狂圈钱。同时，在小说中还有一群浅薄的风尘女子。来自农村的陆姐，为了经济压力被迫开“处”，在沦落为一名高级妓女后认识了“国学家”小老头，与他一起玩起了“天体运动”，又在其帮助下成为一家暗中做赌博和性交易的老板娘。无独有偶，王草根的三老婆“姗姗”为了钱而被迫受害，然后又忽然巧合地摇身一变成为社会名流。在人物塑造上，《一亿六》中的人物形象有较多的雷同性，小说中的陆姐、“姗姗”某种意义上来说正是王草根的女性翻版。这些人物穿上了不同的外衣却演绎了相同的节目，这样的人物塑造显然并不能给读者留下比较深刻的印象。
《一亿六》的媚俗化倾向还表现在对大众性心理的迎合上。上世纪80年代初期，性爱领域是许多作家闭口不谈或欲说还休的，而张贤亮在当时的小说《男人的一半是女人》中却大胆突破了禁区，并赢得了读者们的青睐。同样，《一亿六》更是迎合当下读者们的性爱心理，小说中性爱描写的泛滥成为肤浅大众的“视觉盛宴”。年轻时的陆姐为了给父亲治病毫无顾忌地出卖了自己的初夜。事后陆姐并不感到委屈，反而还有种壮烈感。作为陶警官的小三，陆姐并没有对此感到羞耻，反而觉得不管他是否已婚，要想拴住男人的心，不仅要耍耍小心思，更重要的是还要满足他的身体需求。而陶警官既对自己的老婆表示忠贞，又在外面与陆姐鬼混，与陆姐朝云暮雨，同时愿意忍受与另一位嫖客“小老头”对陆姐进行肉体的共享。张贤亮曾说：“其实我就是借着这样一个生动的故事展开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②在这里，作家已经表明，他就是要原生态地再现底层社会的风情，来迎合大众放纵的性心理。与张贤亮笔下落难知识分子章永，爽朗的妇女马缨花等经典人物相比，《一亿六》中的人物显然过于单薄。在作家笔下，男女之间的两性关系已经沦丧为一种使小说情节发展的助推器，而仅通过对性的描写也不能使人物显现出丰富性和饱满感。显然，《一亿六》中充斥着的性爱的味道并没有起到警示当下日渐糜烂的不良风气的作用，反而变本加厉地给读者以赤裸裸的肉欲刺激。
二、《一亿六》媚俗化产生的渊源
在《一亿六》荒诞的故事中，张贤亮尽管聚焦的是当下生活中的现实问题，但遗憾的是他刻意追求对现实低俗生活的直观呈现，不由自主地陷入了媚俗化的漩涡。无论是小说语言、人物塑造，还是推动情节发展的社会话题等都显得流于表面。而张贤亮之所以会创作这样一部媚俗化的小说，这与他自身的经历与创作以及受当下大众消费文化的影响分不开。
作为一位横罹祸难的文人，张贤亮曾有近二十年的劳改生活。在这期间，他所遭受的肉体折磨和精神摧残给他的影响是巨大的。“精神分析家弗洛伊德认为，任何文艺作品不过是创作家无意识的本能欲望受挫于强大的‘现实原则’和‘道德原则’，无奈之余所唤醒出来的一种补偿性满足而已。”③从心理角度来说，无论是在政治生活方面，还是在男女两性方面，张贤亮内心是无比压抑的，而这种性苦闷就给张贤亮的文学创作带来了影响。换句话说，张贤亮的文学创作某种程度上就是其在生活压抑中所表露出的一种补偿性满足。在他看来，他想要在外界的社会上树立起自己的新形象，又想要无限地去宣泄自己内心的压抑和苦闷，这种外在和内外的双重矛盾让他敏锐地体验到这种人格分裂的痛楚，他想要去寻找一个平衡点，既可以自由地翱翔在天空，又可以回到充满坎坷和苦难的人世间以表达自己强烈的社会道义。所以在张贤亮的作品中，可以看见他一直在寻找平衡点，只不过不同时期其偏重点不同罢了。 在结束二十多年的劳改生活后，张贤亮的一大批反映当时社会情状的作品受到文坛的青睐。而他之所以在80年代后期能够产生极大影响，不仅仅是因为在他写作的爱情故事中，总是充斥着落魄知识分子和怜悯他的佳人这样的故事人物作为噱头，还因为他大胆地突破了当时的文学禁区。从《灵与肉》描写劳改生涯中的带有古典的爱情美开始，到《土牢情话》中描写监牢里缠绵悱恻的爱，以及在《绿化树》中叙述在大饥饿年代温情的爱，张贤亮都在作品里将爱情作为一种点缀，更重要的是以描写“右派”主人公的磨难和揭露极左政治为主来获得文学上的成功。这种“政治+爱情”的叙事模式，可以说在80年代的时代语境中是非常受欢迎的。秉承这种写作思路，张贤亮新世纪后的新作《一亿六》正是其以往一贯叙事模式上的发展。《一亿六》中关于“性”的主题不仅刺激了大众猎奇的眼球，也在心理上满足了他们躁动的身体欲望。无论是在荒唐政治年代的险恶环境中，还是在物欲横流的当下社会，张贤亮的作品都会有一个出题先行的故事框架来进行阐述，并顺应时代风潮而不断发生变化。从张贤亮重返文坛到新世纪的整个纵向的时间跨度所创作的文学作品中来看，张贤亮的小说内容，随着时代语境的发展而发生了巨大变化。但是从作家创作的根本动机和文本叙事模式的角度来看，张贤亮则始终秉承文本叙事的一贯性，而《一亿六》中的媚俗化正是脱胎于其早期“政治+爱情”的叙事模式。
因而，在《一亿六》中，满眼都是一幅低俗的社会风情画。陆姐虽然出生在农村，在她刚进城市的时候，一直在与外界的黑暗作抗争，但这种所谓的社会道德并没有改变陆姐的生活现状，反而形成压抑迫使她不得不走上以“性”为业的生活，而在这里，张贤亮自身潜在的性压抑也得以释放，便运用了长达四分之一的篇幅来详细地叙述了一个青春少女沦陷在都市洪流中的性爱进程。当陆姐和陶警官发生交集的时候，“她感到体内暗潮涌动，不一会儿，尽管两人的衣裳都没有脱，陆姐居然体验到她从未体验过的高潮，她像受到惊吓似的大叫了一声，全身抽搐不已。”④当小老头跟陆姐一起睡觉的时候，“两人虽然光着身子睡在一个被子里，小老头却没有一般客人那样的动作，只是叫陆姐搂着他干瘦的身躯，让他蜷曲在陆姐的怀里，嘴巴放在陆姐乳房旁边，像个婴儿一样，偶尔吮一下陆姐的乳头，叫陆姐轻轻地拍他入睡。”⑤对于这些画面，张贤亮在文字表达上几乎毫无顾忌。事实上，随着社会的发展，社会环境在随之改变，人们的思想也在不断变化，“性”早已不再成为禁忌的话题，而且人们还充满了新奇感。对作为成功商人的张贤亮来说，他意识到当下人们对“性”有着强烈的窥探欲望，因而“性”话题不能再像80年代那样欲说还休，他对“性”的书写就开始与时俱进。当在报纸上看到一则有关“精子危机”的文章之后，他仅在40天内就完成了一部洋洋洒洒二十多万言的长篇小说。为了抓住人们猎奇的性心理，张贤亮以世俗的眼光来描摹当下社会的生活，最终也便遁入了媚俗化的境地。
三、《一亿六》媚俗化写作的反思
可以说，在新作《一亿六》中，张贤亮本以为可以通过对现实的书写达到鞭策人性回归的效果，可实际上却成为大众消费中的匆匆过客。小说充满了作家欲望化写作的烙印，而这种弃雅从俗的风格只能让作品失去有血有肉的鲜明特色。因而，就小说的创作而言，《一亿六》都小说语言、人物塑造以及男女两性问题聚焦等方面都明显显示出了媚俗化的倾向。
在文学创作中，作家理应担负起知识分子的责任，理应在作品中通过道德谴责和价值判断发出自己的声音。在新时期早期，受当时的时代影响，张贤亮的小说作品表现出强烈的社会道义感和历史使命感。如《绿化树》中的章永，他既是学者又是诗人，小说通过对其苦难生活的描写批判了极左政治路线给人们带来诸多摧残，并呼唤了人道主义的精神。而置身于新世纪，物质生活的奢靡让张贤亮的内心不断发生变化，他不再是那个先前受极左政治和性饥渴双重压抑的张贤亮，而是在弃文下海获得巨大成功后，更增添了一份浮躁与虚荣的张贤亮。
虽然张贤亮将当下现实中世俗的画面如实地描摹下来，以期望通过对这些低俗生活进行批判来给读者以警醒，但是，这显然是一种貌似反抗实则妥协、貌似拯救实则堕落的表征。有学者就指出：“我们应当反对作家照搬生活，打着各种各样艺术的幌子，在作品中展览丑陋，宣扬凶杀、色情、邪恶、腐败等低俗病态，把人的某些生物本能夸大到人的本质的程度——这是丧失艺术家良知和人类求美向善本性的做法，最终只会戕害人的美好本性，加速人性的恶化和堕落。”⑥当下社会无疑是一个比较喧嚣浮躁的时代，在《一亿六》的创作中，张贤亮想要“以俗制俗”，但作家卸下了知识分子的担当精神，并没有对现实和人性进行更深一层的思考和批判。作家对底层人们的生活进行大量描摹，但也只是随性地表达了关于欲望生活的话语快感，使得《一亿六》最终流于媚俗化。
事实上，在当下语境的文学创作中，媚俗的写作想要使文学再次激起人们关注的热情显然是不可能的。迎合大众的写作方式虽然可以让读者在文本阅读上获得好感，但却很难通过文学文本来让读者体认到正确的思想精神和文学价值。在进行文学创作的时候，作家不应当一味地迎合大众的心理需求，因为文学的价值意义并不能与“市场需要什么，就去生产什么”的经济规则相等同。可以说，《一亿六》的媚俗化写作最终证明了作家创作才情的匮乏，以至于无下限地摹写当下现实生活，甚至对现实进行夸张变形，而小说中对低俗化社会风情画的描摹带给读者的充其量也不过是些毫无精神助益的低俗之感。
{1} 李志强、石雷：《<一亿六>：入木三分写众生——访著名作家张贤亮》，《共产党人》2009年第10期，第47页。
② 徐梅、唐跃：《张贤亮 我是很生猛的》，《南方人物周刊》2009年第9期，第67页。
③ 李遇春：《超越苦难的白日梦》，《武汉大学学报》2001年第1期，第112页。
④⑤ 张贤亮：《一亿六》，贵州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115页，第118页。
⑥ 江飞：《“以俗制俗”：虚妄的知识分子想象》，《艺术广角》2010年第3期，第51页。
关键词：《一亿六》 张贤亮 媚俗化
作为久蛰复出的当代著名小说家，张贤亮在新世纪仅用了短短四十多天就创作了他人生中最后一部长篇小说《一亿六》。在小说中，张贤亮延续了其以往剑走偏锋的叙述方式，讲述了一个“精子争夺战”的荒诞故事。靠收购废品成为风云人物的王草根一心想解决膝下无子的尴尬，但是他的精子不能使用，需要借种生子。优生专家刘主任意外发现，来自农村的年轻人“一亿六”，拥有高度活跃的一亿六千万颗精子。于是，各方人马为这个优异的“人种”展开了一场激烈的争夺战。《一亿六》虽然以“底层”的苦难为切入点，但是这部作品最显著的特征就是其对当下低俗生活的聚焦而表现出明显的媚俗化倾向。可以说，《一亿六》并非是对当代社会低俗化倾向的一次拯救，而是张贤亮与大众消费文化不谋而合的一种堕落。
一、《一亿六》中的媚俗化表征
《一亿六》的媚俗化表征首先表现在小说语言的粗鄙化上。在小说中，张贤亮通篇采用了四川方言来进行叙述，并充斥了像“鸡巴”“狗日的”“妈卖”“龟儿子”等大量低俗词汇。尽管这些语言在作家看来是符合底层人物身份的，但这些缺乏美感的低俗文字是否只是为了满足当下社会那些浅薄阅读者们的心理需求？面对这样的指责，张贤亮曾申辩说，“我就是通过小说形式告诉读者，要高度忠实低俗化倾向，唤醒人们的忧患意识，激发人们对低俗化、庸俗化等社会现象的深入思考，警醒人们对低俗化、庸俗化现象危害性的认识”①。但可惜的是，这样粗鄙化的文字，带给读者更多的只是感官上的刺激，甚至还因粗鄙化词语的泛滥给人带来一定的阅读疲劳。所以从小说语言的角度来说，《一亿六》并不能引导读者去思考更深层次的现实问题，而只是张贤亮在新世纪之初日趋浮躁的一部仓促之作。
《一亿六》的媚俗化倾向也表现在对浅薄的底层人物的塑造上。在小说中，作为以收破烂一夜暴富而在C市赫赫有名的风云人物，王草根给人的只是一种“男人有钱就变坏”的印象：他买别墅、包养小老婆、借用各种手段去疯狂圈钱。同时，在小说中还有一群浅薄的风尘女子。来自农村的陆姐，为了经济压力被迫开“处”，在沦落为一名高级妓女后认识了“国学家”小老头，与他一起玩起了“天体运动”，又在其帮助下成为一家暗中做赌博和性交易的老板娘。无独有偶，王草根的三老婆“姗姗”为了钱而被迫受害，然后又忽然巧合地摇身一变成为社会名流。在人物塑造上，《一亿六》中的人物形象有较多的雷同性，小说中的陆姐、“姗姗”某种意义上来说正是王草根的女性翻版。这些人物穿上了不同的外衣却演绎了相同的节目，这样的人物塑造显然并不能给读者留下比较深刻的印象。
《一亿六》的媚俗化倾向还表现在对大众性心理的迎合上。上世纪80年代初期，性爱领域是许多作家闭口不谈或欲说还休的，而张贤亮在当时的小说《男人的一半是女人》中却大胆突破了禁区，并赢得了读者们的青睐。同样，《一亿六》更是迎合当下读者们的性爱心理，小说中性爱描写的泛滥成为肤浅大众的“视觉盛宴”。年轻时的陆姐为了给父亲治病毫无顾忌地出卖了自己的初夜。事后陆姐并不感到委屈，反而还有种壮烈感。作为陶警官的小三，陆姐并没有对此感到羞耻，反而觉得不管他是否已婚，要想拴住男人的心，不仅要耍耍小心思，更重要的是还要满足他的身体需求。而陶警官既对自己的老婆表示忠贞，又在外面与陆姐鬼混，与陆姐朝云暮雨，同时愿意忍受与另一位嫖客“小老头”对陆姐进行肉体的共享。张贤亮曾说：“其实我就是借着这样一个生动的故事展开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②在这里，作家已经表明，他就是要原生态地再现底层社会的风情，来迎合大众放纵的性心理。与张贤亮笔下落难知识分子章永，爽朗的妇女马缨花等经典人物相比，《一亿六》中的人物显然过于单薄。在作家笔下，男女之间的两性关系已经沦丧为一种使小说情节发展的助推器，而仅通过对性的描写也不能使人物显现出丰富性和饱满感。显然，《一亿六》中充斥着的性爱的味道并没有起到警示当下日渐糜烂的不良风气的作用，反而变本加厉地给读者以赤裸裸的肉欲刺激。
二、《一亿六》媚俗化产生的渊源
在《一亿六》荒诞的故事中，张贤亮尽管聚焦的是当下生活中的现实问题，但遗憾的是他刻意追求对现实低俗生活的直观呈现，不由自主地陷入了媚俗化的漩涡。无论是小说语言、人物塑造，还是推动情节发展的社会话题等都显得流于表面。而张贤亮之所以会创作这样一部媚俗化的小说，这与他自身的经历与创作以及受当下大众消费文化的影响分不开。
作为一位横罹祸难的文人，张贤亮曾有近二十年的劳改生活。在这期间，他所遭受的肉体折磨和精神摧残给他的影响是巨大的。“精神分析家弗洛伊德认为，任何文艺作品不过是创作家无意识的本能欲望受挫于强大的‘现实原则’和‘道德原则’，无奈之余所唤醒出来的一种补偿性满足而已。”③从心理角度来说，无论是在政治生活方面，还是在男女两性方面，张贤亮内心是无比压抑的，而这种性苦闷就给张贤亮的文学创作带来了影响。换句话说，张贤亮的文学创作某种程度上就是其在生活压抑中所表露出的一种补偿性满足。在他看来，他想要在外界的社会上树立起自己的新形象，又想要无限地去宣泄自己内心的压抑和苦闷，这种外在和内外的双重矛盾让他敏锐地体验到这种人格分裂的痛楚，他想要去寻找一个平衡点，既可以自由地翱翔在天空，又可以回到充满坎坷和苦难的人世间以表达自己强烈的社会道义。所以在张贤亮的作品中，可以看见他一直在寻找平衡点，只不过不同时期其偏重点不同罢了。 在结束二十多年的劳改生活后，张贤亮的一大批反映当时社会情状的作品受到文坛的青睐。而他之所以在80年代后期能够产生极大影响，不仅仅是因为在他写作的爱情故事中，总是充斥着落魄知识分子和怜悯他的佳人这样的故事人物作为噱头，还因为他大胆地突破了当时的文学禁区。从《灵与肉》描写劳改生涯中的带有古典的爱情美开始，到《土牢情话》中描写监牢里缠绵悱恻的爱，以及在《绿化树》中叙述在大饥饿年代温情的爱，张贤亮都在作品里将爱情作为一种点缀，更重要的是以描写“右派”主人公的磨难和揭露极左政治为主来获得文学上的成功。这种“政治+爱情”的叙事模式，可以说在80年代的时代语境中是非常受欢迎的。秉承这种写作思路，张贤亮新世纪后的新作《一亿六》正是其以往一贯叙事模式上的发展。《一亿六》中关于“性”的主题不仅刺激了大众猎奇的眼球，也在心理上满足了他们躁动的身体欲望。无论是在荒唐政治年代的险恶环境中，还是在物欲横流的当下社会，张贤亮的作品都会有一个出题先行的故事框架来进行阐述，并顺应时代风潮而不断发生变化。从张贤亮重返文坛到新世纪的整个纵向的时间跨度所创作的文学作品中来看，张贤亮的小说内容，随着时代语境的发展而发生了巨大变化。但是从作家创作的根本动机和文本叙事模式的角度来看，张贤亮则始终秉承文本叙事的一贯性，而《一亿六》中的媚俗化正是脱胎于其早期“政治+爱情”的叙事模式。
因而，在《一亿六》中，满眼都是一幅低俗的社会风情画。陆姐虽然出生在农村，在她刚进城市的时候，一直在与外界的黑暗作抗争，但这种所谓的社会道德并没有改变陆姐的生活现状，反而形成压抑迫使她不得不走上以“性”为业的生活，而在这里，张贤亮自身潜在的性压抑也得以释放，便运用了长达四分之一的篇幅来详细地叙述了一个青春少女沦陷在都市洪流中的性爱进程。当陆姐和陶警官发生交集的时候，“她感到体内暗潮涌动，不一会儿，尽管两人的衣裳都没有脱，陆姐居然体验到她从未体验过的高潮，她像受到惊吓似的大叫了一声，全身抽搐不已。”④当小老头跟陆姐一起睡觉的时候，“两人虽然光着身子睡在一个被子里，小老头却没有一般客人那样的动作，只是叫陆姐搂着他干瘦的身躯，让他蜷曲在陆姐的怀里，嘴巴放在陆姐乳房旁边，像个婴儿一样，偶尔吮一下陆姐的乳头，叫陆姐轻轻地拍他入睡。”⑤对于这些画面，张贤亮在文字表达上几乎毫无顾忌。事实上，随着社会的发展，社会环境在随之改变，人们的思想也在不断变化，“性”早已不再成为禁忌的话题，而且人们还充满了新奇感。对作为成功商人的张贤亮来说，他意识到当下人们对“性”有着强烈的窥探欲望，因而“性”话题不能再像80年代那样欲说还休，他对“性”的书写就开始与时俱进。当在报纸上看到一则有关“精子危机”的文章之后，他仅在40天内就完成了一部洋洋洒洒二十多万言的长篇小说。为了抓住人们猎奇的性心理，张贤亮以世俗的眼光来描摹当下社会的生活，最终也便遁入了媚俗化的境地。
三、《一亿六》媚俗化写作的反思
可以说，在新作《一亿六》中，张贤亮本以为可以通过对现实的书写达到鞭策人性回归的效果，可实际上却成为大众消费中的匆匆过客。小说充满了作家欲望化写作的烙印，而这种弃雅从俗的风格只能让作品失去有血有肉的鲜明特色。因而，就小说的创作而言，《一亿六》都小说语言、人物塑造以及男女两性问题聚焦等方面都明显显示出了媚俗化的倾向。
在文学创作中，作家理应担负起知识分子的责任，理应在作品中通过道德谴责和价值判断发出自己的声音。在新时期早期，受当时的时代影响，张贤亮的小说作品表现出强烈的社会道义感和历史使命感。如《绿化树》中的章永，他既是学者又是诗人，小说通过对其苦难生活的描写批判了极左政治路线给人们带来诸多摧残，并呼唤了人道主义的精神。而置身于新世纪，物质生活的奢靡让张贤亮的内心不断发生变化，他不再是那个先前受极左政治和性饥渴双重压抑的张贤亮，而是在弃文下海获得巨大成功后，更增添了一份浮躁与虚荣的张贤亮。
虽然张贤亮将当下现实中世俗的画面如实地描摹下来，以期望通过对这些低俗生活进行批判来给读者以警醒，但是，这显然是一种貌似反抗实则妥协、貌似拯救实则堕落的表征。有学者就指出：“我们应当反对作家照搬生活，打着各种各样艺术的幌子，在作品中展览丑陋，宣扬凶杀、色情、邪恶、腐败等低俗病态，把人的某些生物本能夸大到人的本质的程度——这是丧失艺术家良知和人类求美向善本性的做法，最终只会戕害人的美好本性，加速人性的恶化和堕落。”⑥当下社会无疑是一个比较喧嚣浮躁的时代，在《一亿六》的创作中，张贤亮想要“以俗制俗”，但作家卸下了知识分子的担当精神，并没有对现实和人性进行更深一层的思考和批判。作家对底层人们的生活进行大量描摹，但也只是随性地表达了关于欲望生活的话语快感，使得《一亿六》最终流于媚俗化。
事实上，在当下语境的文学创作中，媚俗的写作想要使文学再次激起人们关注的热情显然是不可能的。迎合大众的写作方式虽然可以让读者在文本阅读上获得好感，但却很难通过文学文本来让读者体认到正确的思想精神和文学价值。在进行文学创作的时候，作家不应当一味地迎合大众的心理需求，因为文学的价值意义并不能与“市场需要什么，就去生产什么”的经济规则相等同。可以说，《一亿六》的媚俗化写作最终证明了作家创作才情的匮乏，以至于无下限地摹写当下现实生活，甚至对现实进行夸张变形，而小说中对低俗化社会风情画的描摹带给读者的充其量也不过是些毫无精神助益的低俗之感。
{1} 李志强、石雷：《<一亿六>：入木三分写众生——访著名作家张贤亮》，《共产党人》2009年第10期，第47页。
② 徐梅、唐跃：《张贤亮 我是很生猛的》，《南方人物周刊》2009年第9期，第67页。
③ 李遇春：《超越苦难的白日梦》，《武汉大学学报》2001年第1期，第112页。
④⑤ 张贤亮：《一亿六》，贵州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115页，第118页。
⑥ 江飞：《“以俗制俗”：虚妄的知识分子想象》，《艺术广角》2010年第3期，第5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