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人，只要没有生理障碍，比如聋哑或其他影响语言表达的状况，正常说话都不会是个问题。然而在晚清政府办理洋务及外交事务的机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简称总理衙门），有时候大臣们想正常说话，还真是个问题。
　　第一次鸦片战争期间，随英军来到中国的威妥玛，曾先后担任英国驻华使馆参赞、英国驻华公使、英国驻上海副领事等职务，且在中国一住逾40年，成为名副其实的“中国通”。既然主要从事外交工作，威妥玛最熟悉的地方当然非总理衙门莫属。威妥玛有记日记的习惯，据民国二年由扫叶山房石印出版、署名“云间颠公”的《满清官场百怪录》一书披露，威妥玛日记中所记发生在总理衙门的事情，最让他觉得匪夷所思的，就是一些清朝官员不会正常说话。
　　在威妥玛看来，“中国总理衙门，其规矩与欧洲各国之外（交）部迥然不同”。“凡各国使臣至总理衙门，必具酒果，王大臣以次陪坐，一若以饮食为交涉之要务也者”。如果说这是出于礼貌的话，那么接下来出现的状况，就未免让威妥玛感到不可思议了：“又，中国虽事权不归一，然大臣仍不敢各抒己见。每使臣发一议论，则各人以目相视，大臣视亲王，新入署之大臣，又视旧在署之大臣；若王一发言，则各人轰然响应，亦莫非是言；若亲王不言，诸大臣必不敢先言也。”这种现象显然很不正常。
　　威妥玛曾这样记述他的一次亲身经历——“一日，余至（总理衙门）署。诸人相顾无敢先一语。余不复能耐，乃发言曰：‘今日天气甚好。’而诸人尚不敢言。惟沈君某者，似觉不可复默，乃首答曰：‘今日天气果好。’于是王大臣莫不曰：‘今日天气果好。’以下各官，亦轰然应之，不啻如犬之吠影吠声云。”看到这里，我们是否可以意识到，当时在总理衙门，王大臣想要正常说话就是这么难。这些官员无疑是在担心，一旦自己说话不慎不合上意，不仅会丢乌纱帽，甚至还会掉脑袋。
　　值得玩味的是，清初情况却并非这样。康熙初年，针对王大臣多趋炎附势、明哲保身，“竟有终年无一疏者”的官场生态，松江府上海人施维翰于顺治十五年（1658）被任命为山东道御史（相当于今天的中纪委处长），为的就是希望他“正常说话”。施维翰不负所望，不仅直言，而且从不以琐事“沽名塞责”。他“素嫉贪吏”，认为清初“禁贪之法甚备，而州县多以贿闻者，监司为之囊橐也。监司取诸州县，州县不得不取诸吏民”。为此他疏言：“察吏首重惩贪，严小吏先严大吏，各督抚露章弹劾，宜及司道，勿仅以州县塞责。”这话说得非常直白，治贪就得先从“严大吏”着手。对于官吏经商损国害民的弊端，施维翰指出：“四民各有定业，今文武各官或兼商贾，质库连肆，贩舶弥江，既夺闾阎之利，复脱关市之算，不可不加以禁止。”你政府官员凭借权力经商，既可“质库连肆”，又能“复脱关市之算”，这无异是在与商民抢夺利益。难怪施维翰忍不住要大声疾呼，对此现象“不可不加以禁止”！
　　当时清廷曾于衙门朝堂外设鼓厅，以方便百姓击鼓呈递诉状，然后由科道官员共同负责处理。谁知“每收诉状，必待科道官六十余员会议，往往拖延多时，或失察书役作弊，未免推诿。且日易一官，收阅诉词，此日不准，异日辄复投递”。处理百姓诉状的科道官竟然有六十多人，每次开会还要等人到齐才能拿出意见；再遇上有人“作弊”“推诿”，以及“日易一官”等情况，效率低下。这不，施维翰又忍不住要说话了。他首先指出鼓厅的弊端，接着提议用满汉科道官员各一人掌管鼓厅事务，半年轮换一次，将“逐日所收诉状立档，依限完结”。他的建議被采纳后，顿现事半功倍之效果。
　　在康熙眼里，施维翰的“干略、有文武威风、识大体者”，一定和他敢于正常说话有关。由是观之，清王朝数次易代，到了后期，一些官员愈发不会正常说话，直至成为威妥玛的笑柄，说来岂不悲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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