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84岁的黄永玉开始写《无愁河的浪荡汉子》。主人公叫张序子，原型就是他自己。小说连载于《收获》杂志，每期3万多字。
　　连着登了10年后，2018年4月号《收获》这一期，連载的故事是这样的：张序子所在的江西信丰县民众教育馆，来了一位广东姑娘，“皮肤黑黑的，讲国语带浓重广东腔，人和和气气，穿着打扮按平常标准来说，稍微洋了一点”。
　　馆长还是光棍，想套近乎，大清早守在上班路上，突然塞给姑娘热烧饼或烤红薯，吓得她都没接住，掉在了地上。馆长向歌咏班介绍新成员，正想搂她的腰身表示热络，姑娘生气了，一闪：“为什么这样？”
　　写着20岁的往事，黄永玉难掩“幸灾乐祸”。当年让馆长自讨没趣的姑娘叫张梅溪，后来成了他的老婆。

　　抗战胜利了，爱情却无转机。黄永玉黯然离开，一人去了上饶。不久，他接到电话，是梅溪打来的——她从广东韶关家里跑出来，卖了金链子，坐着拉货车，来赣州找他。
　　黄永玉马上借了一辆自行车，灌足茶水，带够油饼，直奔60公里外的赣州。还剩最后10公里，天已黑透，只能找客栈住下。这是真正的“鸡毛店”，店主抱来三包鸡毛，前前后后倒在他身上，权当被子。第二天一早，他脱了全身衣裤大跳大抖，直到全身发热冒气才穿上衣服，迎着太阳，顶着一脑袋鸡毛，重新上路。
　　在赣州一家小旅店，黄永玉和张梅溪举行了婚礼。此后，他们开始了波西米亚式的漂泊，自江西到广州，又前往香港谋事。多方努力，黄永玉还是找不到工作。他留下妻子，只身搭便船到了福建厦门，转南安、洪濑，1947年春节时到了上海。
　　一年后的夏天，黄永玉与张梅溪在香港团聚，住进了九龙荔枝角九华径。他们的房间窄小，只容得下一张床和一张小工作台，窗子却格外阔大，窗外是木瓜树和水井。夫妇俩买了漂亮的印度浓花窗来打扮它，骄傲地称这个栖身之所为“破落美丽的天堂”。
　　香港6年，黄永玉刻木刻、画速写，张梅溪写点散文投稿，日子清苦而丰盈。

大雅宝：黄叔叔与黄妈妈

　　1953年2月，黄永玉与张梅溪带着7个月大的儿子黑蛮，离开香港，前往北京。火车抵达北京火车站，年过半百的沈从文一个人站在月台上迎接他们。
　　对这对叔侄来说，新的时间开始了——沈从文放弃了写作，进入历史博物馆，每天与瓶子罐子、绸子缎子打交道；而28岁的黄永玉，成为中央美术学院最年轻的讲师，入住大雅宝胡同甲2号。
　　这个三进的大杂院，是美院的教工宿舍，住户都是大师巨匠，李可染、李苦禅、董希文、张仃、柳维、程尚仁、袁迈、彦涵、常濬、祝大年…… 　　黄永玉进院那一天，张仃10岁的儿子张郎郎正用面筋把一朵倭瓜花黏在竹竿上，给房顶上的葫芦人工授粉。这时有个人走来，听完他庄严的工作，大笑：“原来你是个植物学家，苏联有个米丘林，那你就叫面丘林好了，哈哈。我叫黄永玉，今天刚搬来的。”
　　张梅溪的亮相更不一般。在《大雅宝旧事》里，张郎郎写道：“她穿着一条杏黄色的布拉吉，肩膀上似乎只挂着两根带子，裙子上面横七竖八地抹了些不规则的咖啡道子。50年代的北京就没见有人这么穿过，甚至没人见过这种花样的裙子。她头发扎成一个马尾巴，显得相当清爽，跟着旋律摇来摆去，拉一个酒红色的手风琴。北京哪儿见过这个景致？纯粹和外国电影差不离了。”
　　当时，她和黄永玉正在中院演唱《玛雅拉》（纪念西班牙内战的儿童歌曲）。孩子们一开始都用蚊子扇翅膀的声音哼哼，接着越唱越高兴，扯开嗓子吼了起来。
　　“黄叔叔那会儿还不是名人，大雅宝这些艺术家，都是他少年时代的崇拜对象，如今搬到一个院儿，成为同事，就特别兴奋。”张郎郎对记者说，“所以他一来就志愿当起了‘孩子王’。”
　　他带着大家逮蛐蛐儿、办板报，带领“大雅宝儿童团”参观动物园。他在院里搭了一个葡萄架，第一年中秋，用红线绑上各种大粒葡萄，请全院小朋友参加中秋葡萄月饼晚会；他还从凤凰老家带来一个蓝色的狮子头，组织孩子们成立拜年舞狮队，一家一家地表演，演完一场就扯开面口袋，让大人们往里扔糖果……
　　住在一个院，每家的饭桌也彼此连通。“我们家是大姨做饭，经常做一个菜给黄妈妈送去，黄妈妈就还我们一份。”张郎郎说。张梅溪做得一手好菜，是被“二流堂堂主”唐瑜亲封的“京城四大女名厨”之一。
　　李可染的儿子李小可就始终难忘黄叔叔家炉子上的猪肘子炖白菜，“常常趴在窗外，隔着玻璃，看着煤火上咕嘟咕嘟冒着热气的砂锅内白色的浓汤和软软的肘子，馋得直流口水。不知过了多久，黄妈妈会给我们每人一条炖得烂烂的白菜，那个香！”
　　“大雅宝是我们集体的一个梦。”张郎郎说，“是一个发生童话的地方。”

一艘载着动物的诺亚方舟

　　在这个发生童话的地方，张梅溪开始了写作。
　　上世纪50年代，黄永玉常到东北小兴安岭体验生活。张梅溪根据这些经历，创作了《绿色的回忆》《在森林中》《好猎人》，以孩子的视角探索森林世界，书里有红松、白桦、野花、蘑菇，也有小鹿、狍子、大黑熊、金花鼠。

　　很多年后，张梅溪对张郎郎说，一直想写一部小说，讲大雅宝这群孩子的故事，名字就叫《小白帆》。
　　此后十多年，他们则像小小的白帆在雾中飘荡。
　　黄永玉为他爱的动物接连获罪。1966年，他在河北邢台写下的那些“动物短句”被人翻出，拉磨的驴子说：“咱这种日行千里可也不易呀！”是“讽刺大跃进”；一只飛蛾说：“别把一盏小油灯当做太阳。”是“攻击革命领袖”。8年后的“黑画事件”中，那只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猫头鹰，又成为“恶毒攻击社会主义”的罪证。
　　家被人占了，一家四口挤在一间小屋，白天也要开灯，黄永玉就在墙上画了一个开满鲜花的窗口。1968年，他进了“牛棚”，说自己有传染性肝炎，得以单独一室。他偷着用床底小砂锅炖红枣、熬“清凉补”，还利用修补脸盆的劳动间隙，改良了笨重的竹扫帚，并精制了无数枚挖耳勺赠送“同窗”人士。
　　张梅溪也变了另一个样，过去连老鼠也害怕的人，每天骑着自行车，帮几家朋友料理家务。沈从文每天在历史博物馆打扫女厕所，高血压和心脏病越来越严重，张梅溪隔天来一次，为他注射碘剂。

“老婆呀，不要哭”

　　1969年11月，沈从文下放湖北干校。在多雨泥泞的双溪，他写信给黄永玉，说这里荷花真好，看菜园如何与牛、猪斗智斗勇，唐兰、钱锺书、吴世昌都在做什么……“每封信都充满欢乐情趣，简直令人嫉妒。”
　　那时，黄永玉正在河北磁县军垦农场，和刘开渠、李桦、李可染、李苦禅一起插秧、割禾、种菜，早上去黄昏回，每天来回32里地，晚上就打着手电，躲在被窝里，要么看《辞海》，要么写诗。他给远在北京的张梅溪写了一首长诗，“启用几十年前尘封的爱情回忆来作点鼓舞和慰藉”。这就是著名的《老婆呀，不要哭》：“我们有过悲伤/但我们蔑视悲伤/她只是偶尔轻轻飘在我们发尖上的游丝/不经意地又随风飘去。”
　　悲伤随风飘去，他们一起迎来了新生。“文革”后的一天，张郎郎再次走進黄叔叔家。“他们从香港买来新唱片，有披头士，还有西蒙和加芬克尔二重唱。在那里我第一次听到《忧愁河上的金桥》，黄叔叔唱，梅溪阿姨、黑蛮也跟着唱。那种感觉，让我挺感动的。”
　　沈从文也迎来了“重新出土”的时刻，在生命的最后几年，他经历了巨大的身份颠倒，收获着迟来的声誉。1987年，黄永玉得到一张碑文拓片，是沈从文19岁时所写。他拿给表叔看，沈从文注视了好一会儿，静静地哭了。张梅溪安慰他：“表叔，不要哭。你19岁就写得那么好，多了不得！你好神气！永玉60多岁也写不出……”
　　一年后，沈从文逝世。黄永玉在香港写下《这些忧郁的琐碎》，怀念表叔。他用卖画所得，在太平山半山腰买了一所房子，名“山之半居”，花园里养着爱追人的火鸡，池塘里游着硕大的老龟。当年的小号丢了，他在九龙曾福琴行买回一把新的，花了近万元，对50年前的女朋友说：“想听段什么？您啦？”
　　65岁那年，他画了一幅《三间小屋》，画上题诗：“小屋三间，坐也由我，睡也由我，老婆一个，左看是她，右看是她。”此后，“小屋三间”慢慢变成了“狡兔五窟”，除了香港的山之半居，还有凤凰两处，夺翠楼和玉氏山房；意大利一处，无数山楼；北京一处，万荷堂。
　　张梅溪常待在香港，儿子黑蛮一家陪在身边。她没有再写《小白帆》，却拿起了画笔。2007年，她在北京画院开了画展，后辈们开玩笑说，比黄永玉画得还好，
　　黄永玉多半时间住在万荷堂，时不时放下画笔，开始写作，从《比我老的老头》到《沿着塞纳河到翡冷翠》，再到《无愁河的浪荡汉子》。有时他会卡壳，想不起当年晚自习点的什么灯，流浪时住在哪个地方，只能在书里老老实实地写：这个地方我搞不清楚了。老朋友一个个都走了，没人可以求证，他成了最老的老头。
　　六七年前，张梅溪中风，张郎郎正在香港，赶去玛丽医院看她。“她张嘴想和我说话，但根本说不出来。我凑到跟前，看着她的脸，就觉得当年那个青春焕发、充满光明的黄妈妈，一下被时光老人夺走了。”
　　就像黄永玉写的：“世界长大了，我他妈也老了。”
　　去年年夜饭，黄永玉和张梅溪一起，吃了一只半人高的龙虾，“人家说，不要留超过80岁的老人在家里吃饭，以免发生意外，那咱们就在自己家吃给他们看”。
　　学者李辉说：“看黄永玉的书，会发现一个人即便活在时代的阴影下，还能晒自己的阳光。”而他们的爱情，也是如此。
　　“我们在孩提时代的梦中早就相识/我们是洪荒时代在太空互相寻找的星星/我们相爱已经十万年。”40年前，在《老婆呀，不要哭》中，黄永玉写道，“因为你/世上将流传我和孩子们幸福的故事。”
　　（摘自《环球人物》2020年第11期。作者为该刊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