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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进白痴间的日子
因为早产之故，造成“先天性视网膜病变”，我眼中的世界，除了亮光之外，其余都是一片模糊。
父母发现我的眼睛有异样后，开始踏上了漫长的就医之旅。“来，乖，不痛哦。”每次到医院，医生为了检查我的眼睛，总是给我点一种让瞳孔放大的扩张滴剂，它所带来的痛苦，我永远也忘不了，就像是万把的针，扎在我的眼球上。要不是妈妈紧紧抱住我，我肯定没办法熬过一次又一次这样的痛苦。
“瞳孔收缩很正常，视神经也很正常，应该只是弱视，戴眼镜矫正，按时滴药水就行了。”那时候，妈妈带着我跑遍全省各大医院的眼科，对我的病情，大多诊断都离不开这样的结论。我戴过的矫正眼镜不下百副，然而不管怎么矫正，我的眼睛始终看不见。
除了眼睛不好之外，我和正常孩子没什么两样，妈妈说，我甚至比一般同龄的孩子更好动，像个永远也不能安静下来的小火车头，整天横冲直撞。然而这样的性格，却让我在漫长的就医过程中，吃了很多苦，并且受到奇怪的对待。
记得有一回去看医生，坐在诊疗椅上的我只安静了一秒钟，便淌着口水，自顾自地玩耍、摇头晃脑起来。
“怎么会流口水呢?芽”医生皱眉，最后他无奈地对妈妈摇摇头，说：“李太太，你儿子的问题可能不是出在眼睛……你儿子是因为智能不好，所以眼睛才会看起来呆滞。”医生望着我嘴角不受控制的两行口水，下了定论。
就这样，我被当作智障儿，给送进了“白痴间”。
我不知道我在里头待了多久，也不知道智能不足所代表的意思，我只知道“白痴间”里有许许多多同样被医生归类为智能不足的人，在我身边又叫又跳。在他们刺耳的尖叫打闹声中，我害怕得不停呼唤妈妈。
就在我不知该怎么办的时候，突然有个人冲了进来，一手把我抱起，头也不回地冲出病房。黑暗中，靠着对方身上特殊的茉莉花香味，以及身体的温度，我知道抱着我的不是别人，正是妈妈。我伏在妈妈怀里，号啕大哭。我想，当时如果不是妈妈，我恐怕会一辈子被当成智障儿，永远关在狭小恐怖的牢笼里。
回家的路上，妈妈反复哼着一首好听的儿歌安抚我。长大之后，有一天我问妈妈：“你还记得那首儿歌吗？那次你把我从白痴间里救出来时唱的歌。”妈妈笑着说，那是她自己临时编出来的。
说着说着，妈妈突然哼了起来：秉宏秉宏不要哭，眼泪是珍珠，串串的眼泪，揪痛妈妈的心。秉宏秉宏不要哭，眼泪是珍珠，擦干眼泪，我们要大步走向前方路……
一只看不见的“鬼”
记忆中的童年，我几乎每天都在玩：天气好的时候，我就到外头和同伴一起玩；天气不好时，我就待在家里画图或玩汽车的游戏。
我的童年虽然有一点感伤，但大抵还是快乐的成分居多。
“今天玩什么？”我和邻居小孩什么都玩，只要有光，一切小孩子会玩的游戏，我都吵着要参加。
“捉迷藏，玩不玩？”
“玩，当然玩。”
我虽然很爱玩，却很怕玩这个游戏。因为每次躲起来的时候，我听不见“鬼”的声音，也看不见“鬼”，所以我总是因为搞不清楚游戏进行到哪里，而感到无比寂寞。
比起寂寞，我更害怕被“鬼”抓到，因为一旦被抓到，我就必须当“鬼”。好几次轮到我当“鬼”，当我眯着眼从１数到１００时，他们全都跑光了。小朋友们知道我根本找不到他们，索性全都回家去了。偌大的空地上，只剩我这只看不见东西的“鬼”，伸着手四处摸索。
直到夜色暗了，爷爷悠悠的呼唤声响起，一声声催促我回家，我才急得哭起来。这时爷爷总会闻声赶来，伸出大手摸摸我的头，安慰道：“秉宏不哭，你的朋友都回家吃饭了哟，我们也回去吧！”才结束了这场寂寞的游戏。
妈妈是我的有声书
我上大学的第一志愿，是念师大的特殊教育系，除了那是奶奶对我的期盼，也因为念这个科目，一毕业就能找到工作。但爸爸替我填志愿时，却希望我完成他年轻时的心愿，念台北大学法律系。我竟然被录取了。
第一次律师考试，我的成绩一塌糊涂。
为了让我重拾信心，爸爸费了许多唇舌和我沟通，并严厉地指正我。他说，当初让我读法律，并不是为了要我赚钱，而是希望我能够去帮助一些真正有委屈的人。爸爸说，即使他们没钱，我们也应该毫不犹豫地伸出援手，这才是一个人真正的价值。
爸爸的话，让我再度找到自己的价值，我决心再考一次律师。
为了考律师，我每天早上６点半起床，到台北大学的资源教室念书，直到晚上九、十点才坐车回家。在这期间，我还成了学校读书会的学生干部，通过参加读书会的工作，一点一滴找回自信，并安排自己再度到台大与东吴法律系旁听。除了旁听的时间外，我都在资源教室用心潜读，因为资源教室有特别为盲学生准备的读书工具，如电脑、有声书、录音、播放等设备，所以尽管毕业了，我还是喜欢到那里念书。
但资源教室是专门为帮助学校盲生学习而设立的，一旦学生毕业，就会丧失使用资格。一个学弟跑到我面前，对我说：“学长，对不起，因为你不是学生了，所以在这里念书会造成大家的困扰。”
“可是之前我都是在这里念书，这里的老师也没说什么呀?芽”我说。
“我们刚刚经过开会讨论，觉得因为你已经毕业了，这样会占用到其他在学学生的权益，所以，不好意思哦。”学弟连连道歉。读书本来就比较困难的我，就这样被劝离了资源教室。
那天，原本晚上１０点钟才会回家的我，下午就提早回家了。我有点委屈地将在资源教室发生的事，对妈妈说了一遍。“没关系，今天起，妈妈来当你的资源教室好不好？”妈妈拍拍我的肩。
那天之后，妈妈便利用晚上睡觉前的空当，为我将法学教科书里枯燥的法律条文，一字一句地念下来，录制成录音带，以便我学习。有时夜里醒来，妈妈房间的灯还亮着，我便会听到她的声音：“‘民法’第３１９条，啊，念错了，重来。‘民法’第３２９条……”好像她才是要上考场应考的学生。
几天后，我带着妈妈为我录制、充满慈爱的有声书，不气馁地另辟战场，在台北大学图书馆的角落，找到可以供我读书的位置，听着妈妈特别为我录制的法学有声书，继续往律师之路迈进。
咬着牙，我一遍又一遍地听着录音带里再熟悉不过的声音，有时好像觉得妈妈正在对我说话：“秉宏，是第３２９条，不是３１９条。”说着说着，她会突然哼起来：秉宏秉宏不要哭，眼泪是珍珠，串串的眼泪，揪痛妈妈的心。秉宏秉宏不要哭，眼泪是珍珠，擦干眼泪，我们要大步走向前方路……
（编者按：２００４年，本文作者李秉宏终于考上了律师，他是台湾首位、也是惟一的一位盲人律师。）
因为早产之故，造成“先天性视网膜病变”，我眼中的世界，除了亮光之外，其余都是一片模糊。
父母发现我的眼睛有异样后，开始踏上了漫长的就医之旅。“来，乖，不痛哦。”每次到医院，医生为了检查我的眼睛，总是给我点一种让瞳孔放大的扩张滴剂，它所带来的痛苦，我永远也忘不了，就像是万把的针，扎在我的眼球上。要不是妈妈紧紧抱住我，我肯定没办法熬过一次又一次这样的痛苦。
“瞳孔收缩很正常，视神经也很正常，应该只是弱视，戴眼镜矫正，按时滴药水就行了。”那时候，妈妈带着我跑遍全省各大医院的眼科，对我的病情，大多诊断都离不开这样的结论。我戴过的矫正眼镜不下百副，然而不管怎么矫正，我的眼睛始终看不见。
除了眼睛不好之外，我和正常孩子没什么两样，妈妈说，我甚至比一般同龄的孩子更好动，像个永远也不能安静下来的小火车头，整天横冲直撞。然而这样的性格，却让我在漫长的就医过程中，吃了很多苦，并且受到奇怪的对待。
记得有一回去看医生，坐在诊疗椅上的我只安静了一秒钟，便淌着口水，自顾自地玩耍、摇头晃脑起来。
“怎么会流口水呢?芽”医生皱眉，最后他无奈地对妈妈摇摇头，说：“李太太，你儿子的问题可能不是出在眼睛……你儿子是因为智能不好，所以眼睛才会看起来呆滞。”医生望着我嘴角不受控制的两行口水，下了定论。
就这样，我被当作智障儿，给送进了“白痴间”。
我不知道我在里头待了多久，也不知道智能不足所代表的意思，我只知道“白痴间”里有许许多多同样被医生归类为智能不足的人，在我身边又叫又跳。在他们刺耳的尖叫打闹声中，我害怕得不停呼唤妈妈。
就在我不知该怎么办的时候，突然有个人冲了进来，一手把我抱起，头也不回地冲出病房。黑暗中，靠着对方身上特殊的茉莉花香味，以及身体的温度，我知道抱着我的不是别人，正是妈妈。我伏在妈妈怀里，号啕大哭。我想，当时如果不是妈妈，我恐怕会一辈子被当成智障儿，永远关在狭小恐怖的牢笼里。
回家的路上，妈妈反复哼着一首好听的儿歌安抚我。长大之后，有一天我问妈妈：“你还记得那首儿歌吗？那次你把我从白痴间里救出来时唱的歌。”妈妈笑着说，那是她自己临时编出来的。
说着说着，妈妈突然哼了起来：秉宏秉宏不要哭，眼泪是珍珠，串串的眼泪，揪痛妈妈的心。秉宏秉宏不要哭，眼泪是珍珠，擦干眼泪，我们要大步走向前方路……
一只看不见的“鬼”
记忆中的童年，我几乎每天都在玩：天气好的时候，我就到外头和同伴一起玩；天气不好时，我就待在家里画图或玩汽车的游戏。
我的童年虽然有一点感伤，但大抵还是快乐的成分居多。
“今天玩什么？”我和邻居小孩什么都玩，只要有光，一切小孩子会玩的游戏，我都吵着要参加。
“捉迷藏，玩不玩？”
“玩，当然玩。”
我虽然很爱玩，却很怕玩这个游戏。因为每次躲起来的时候，我听不见“鬼”的声音，也看不见“鬼”，所以我总是因为搞不清楚游戏进行到哪里，而感到无比寂寞。
比起寂寞，我更害怕被“鬼”抓到，因为一旦被抓到，我就必须当“鬼”。好几次轮到我当“鬼”，当我眯着眼从１数到１００时，他们全都跑光了。小朋友们知道我根本找不到他们，索性全都回家去了。偌大的空地上，只剩我这只看不见东西的“鬼”，伸着手四处摸索。
直到夜色暗了，爷爷悠悠的呼唤声响起，一声声催促我回家，我才急得哭起来。这时爷爷总会闻声赶来，伸出大手摸摸我的头，安慰道：“秉宏不哭，你的朋友都回家吃饭了哟，我们也回去吧！”才结束了这场寂寞的游戏。
妈妈是我的有声书
我上大学的第一志愿，是念师大的特殊教育系，除了那是奶奶对我的期盼，也因为念这个科目，一毕业就能找到工作。但爸爸替我填志愿时，却希望我完成他年轻时的心愿，念台北大学法律系。我竟然被录取了。
第一次律师考试，我的成绩一塌糊涂。
为了让我重拾信心，爸爸费了许多唇舌和我沟通，并严厉地指正我。他说，当初让我读法律，并不是为了要我赚钱，而是希望我能够去帮助一些真正有委屈的人。爸爸说，即使他们没钱，我们也应该毫不犹豫地伸出援手，这才是一个人真正的价值。
爸爸的话，让我再度找到自己的价值，我决心再考一次律师。
为了考律师，我每天早上６点半起床，到台北大学的资源教室念书，直到晚上九、十点才坐车回家。在这期间，我还成了学校读书会的学生干部，通过参加读书会的工作，一点一滴找回自信，并安排自己再度到台大与东吴法律系旁听。除了旁听的时间外，我都在资源教室用心潜读，因为资源教室有特别为盲学生准备的读书工具，如电脑、有声书、录音、播放等设备，所以尽管毕业了，我还是喜欢到那里念书。
但资源教室是专门为帮助学校盲生学习而设立的，一旦学生毕业，就会丧失使用资格。一个学弟跑到我面前，对我说：“学长，对不起，因为你不是学生了，所以在这里念书会造成大家的困扰。”
“可是之前我都是在这里念书，这里的老师也没说什么呀?芽”我说。
“我们刚刚经过开会讨论，觉得因为你已经毕业了，这样会占用到其他在学学生的权益，所以，不好意思哦。”学弟连连道歉。读书本来就比较困难的我，就这样被劝离了资源教室。
那天，原本晚上１０点钟才会回家的我，下午就提早回家了。我有点委屈地将在资源教室发生的事，对妈妈说了一遍。“没关系，今天起，妈妈来当你的资源教室好不好？”妈妈拍拍我的肩。
那天之后，妈妈便利用晚上睡觉前的空当，为我将法学教科书里枯燥的法律条文，一字一句地念下来，录制成录音带，以便我学习。有时夜里醒来，妈妈房间的灯还亮着，我便会听到她的声音：“‘民法’第３１９条，啊，念错了，重来。‘民法’第３２９条……”好像她才是要上考场应考的学生。
几天后，我带着妈妈为我录制、充满慈爱的有声书，不气馁地另辟战场，在台北大学图书馆的角落，找到可以供我读书的位置，听着妈妈特别为我录制的法学有声书，继续往律师之路迈进。
咬着牙，我一遍又一遍地听着录音带里再熟悉不过的声音，有时好像觉得妈妈正在对我说话：“秉宏，是第３２９条，不是３１９条。”说着说着，她会突然哼起来：秉宏秉宏不要哭，眼泪是珍珠，串串的眼泪，揪痛妈妈的心。秉宏秉宏不要哭，眼泪是珍珠，擦干眼泪，我们要大步走向前方路……
（编者按：２００４年，本文作者李秉宏终于考上了律师，他是台湾首位、也是惟一的一位盲人律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