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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竞赛的‘译’与‘评’”是我在第十一届“《英语世界》杯”翻译大赛颁奖典礼上演讲的题目,我把主要思想写在这里,供读者思考。
翻译教学要坚持两条线,一是“译”,二是“评”,或者说是两个点,两者融为一体。通俗地讲,你不但要“会做”,也要“会说”,会说,就是要讲透有关的道理。对于翻译参赛者,也要求做到这两点。所不同的是,参赛者参赛(“译”)时把“评”的机会留给了评奖专家。但评奖专家有多位,参赛者做出的译文能对得上各位评奖专家的眼光吗?这可能是所有参赛者心里的一个疑惑。而我作为翻译大赛的评奖专家,有必要分享自己的评奖体会,并进一步证明我与其他专家达到了高度的默契。
关于“译”(翻译实践)和“评”(翻译认识),我曾以《翻译之本与翻译之为:在实践中演绎》(《中国翻译》2015年第1期)为题,具体从“怎么译”对“怎么评”、“准不准”对“好不好”、“实践家”对“理论家”三个角度,讨论了二者之间的关系,如今又有了新的认识,所以有必要换个角度说道一番。以下我将从评奖专家的角度,谈谈“评”的基本道理和作为。
第一,既然不同人有不同的看法,有没有一个默认的核心?
首先,翻译的定义有多个,但确保翻译是翻译的前提条件,第一是语码(语言符号、方言)发生了转换,第二是再现了原文的意义,至于是不是实现了原文甚至译文预定的效果,则是更高层次的要求。译文和原文该是如影随形的关系。翻译理论家奈达(E. Nida)所说的“翻译即译意”(Translation means translating meaning.),就说明了这样的道理,而译出之“意”,必须是原文里面的意义。需要说明的是,这是奈达关于“翻译”的定义,而他和别人所谓“Translating consists in reproducing in the receptor language the closest natural equivalent of the source-language message, first in terms of meaning and secondly in terms of style.”并非“翻譯”的定义,准确地说是对于翻译过程(translating)或步骤的要求。
翻译评价单位虽然有大有小,甚至是认知上的、心理上的,但不管怎样,鉴别“翻译”和“创作”的根本,具体而言有三点:第一是增添了原文中不存在的意义的不是翻译;第二是略去了原文中存在的意义的不是翻译;第三是改变了原文本来意义的不是翻译。归根结底一句话:没有再现原文意义的所谓翻译都不是翻译,所以除了“翻译”之名外,还有“再创作”“译写”等“借体寄生的东鳞西爪的写作”(钱锺书语),正如“茶树菇”虽是寄生于小乔木类油茶林腐朽的根部却隶属于真菌门一样。也就是说,原文永远是评分依照的最基本的标准。
评奖专家总要看原文的,虽然从文学翻译“译味”的角度看,与原文亦步亦趋,并不一定完全能反映原文的精气神,但对于评价译文,必须以原文为准绳。这一点很像傅雷“神似”和钱锺书“化境”两个翻译观文字表面上所呈现的不同一样:
“神似”和“化境”可简化为“神”和“化”,相同点在于都用于指涉出神入化、极其高超的境界,意义相同或相近。“出神”(“神似”)既非第一阶段,“入化”(“化境”)也非第二阶段。“出神入化”是联合式,表达的是同一个意思:“出神”就是“入化”,“入化”也是“出神”。“神似”侧重“神”时,除了表达出神入化的境界之外,还在于和“形”作比较,所以“神似”指的是“精神实质上相似;极相似”(《现代汉语词典》)。“神”是内在的,“形”是外在的。在古代“文质”之争中,“质”总体上高于“文”,说的就是内决定外、内容决定形式的道理。“神似”侧重“似”时,“似”什么?就说明有母本存在,如傅雷所喻之“临画”。“临”即“照着字画模仿”(《现代汉语词典》),“画”即母本,如翻译中的原文一样。“化境”表面上并未着意强调必须与母本进行比较。评奖专家既要看译文是不是传神,也即传达原文之神韵,更要看似不似原文。因此,原文是评分依照的最基本条件,这是无可争辩的。
人们在讨论翻译的本质时,有过“翻译是改写”的争论。翻译是“改写”,是对于翻译活动复杂性的描写,不管是主观的因素还是客观的环境,在事后反映的事实上证明了这一结论的合理性。但在经典化程度高的严肃文本和严肃的场合,对于翻译实践而言,你能由着自己的性子去随意改写原文吗?比如国家社科基金的“中华学术外译”项目和重要外交场合的翻译实践,对于翻译竞赛甚至是任何双语对照形式的翻译,译者都不能由着自己的性子去改写,而把原文用作评奖专家评奖的依据时也是如此,否则参赛者就断无获奖的希望。
第二,翻译技巧使用多少与评分高低有着怎样的关系?
翻译技巧使用多少与评分高低没有必然的关联,评分从翻译技巧进,但从不以技巧多寡出。也就是说,绝不会以使用了哪种翻译技巧或者使用了多少种翻译技巧来评判翻译的好坏,如果把鲁迅在《秋夜》里写的“在我的后园,可以看见墙外有两株树,一株是枣树,还有一株也是枣树”采用合并法变为“在我的后园,可以看见墙外有两株枣树”,鲁迅能高兴吗?翻译大赛评分也同此理。那么,为什么还要教那些翻译技巧呢?
翻译技巧也是常说的翻译方法。比如增译法、减译法、词类转化法、合并法、拆分法等翻译技巧,只是对于前人知识的归纳,表明翻译实施的合理性和可操作性。学会这些技巧,有助于体味前人的翻译思维和翻译转化,不表明翻译效果就一定能打动人。
翻译技巧是逻辑思维的结晶,而翻译过程是形象思维的过程,形象思维的过程是“跟着感觉走”的过程。译者释放的译文,一定是综合考虑了各种因素(目的因素、读者对象、赞助人的要求、社会的接受度等)的结果,因此任何技巧都不可能事先预定(所谓“译无定法”),更不能死记硬背和机械套用,那样不仅不能提高翻译的速度,也难以提高翻译的质量、获得人们对于译文之“好”的认可。“跟着感觉走”的实质是在心理上跟着社会需求走,是对于周围一切因素在心理上的把握。 第三,怎样才能让译文有“灵气”“出彩”从而打动人?
译文要打动人,而打动人的译文是需要充满“灵气”的,是需要“出彩”的,而“灵气”和“出彩”并非只可意会不可言传。例如:
I came to the class so late that I was scolded by my teacher.
译文1:我上课是如此的晚以至于受到老师的批评。
译文2:我上课晚了,老师批评了我。
译文1在精读课上会得满分,因为正确翻译了“so… that”短语的意义,这是英语偏于形合的表现之一。也因为汉语偏于意合,逻辑关系更多的时候不需要用这样的关联词语来表示,所以译文2才更像“人话”(余光中语,原话是:“如果说,原作者是神灵,则译者就是巫师,任务是把神的话传给人。翻译的妙旨,就在这里:那句话虽然是神谕,要传给凡人时,多多少少,毕竟还要用人的方式委婉点出,否则那神谕仍留在云里雾里,高不可攀。译者介于神人之间,既要通天意,又得说人话,真是‘左右为巫难’。读者只能面对译者,透过译者的口吻,去想象原作者的意境。翻译,实在是一种信不信由你的‘一面之词’。”)。这两个译文明显是两个层次,译文1在“准”,译文2在“好”,正如“吃得饱”和“吃得好”的关系一样。
再如:把“I couldn’t get the book in Hangzhou.”改为“The book was not available in Hangzhou.”就较为有灵气,就较为出彩,也就较能打动人,这是因为以“物称”作主语,是英语中的一种地道表达。
“地道”也是傅雷所说的“道地”(native)。把外语翻译成汉语,汉民族就很讲究“夺(脱)胎换骨”“出神入化”“空灵”“神似”“化境”“不隔”“羚羊挂角,无迹可求”“超凡脱俗”“传神之笔”“神来之笔”“神采飞扬”“如椽之笔”“言之无文,行而不远”之理或无“斧凿之痕”、不“味同嚼蜡”等。把汉语翻译成英语,也有类似的要求,也就是B. Jowett所说的“The first requisite of an English translation is that it be English.”中的be English(地道的英语)的道理之所在。“翻译腔”虽然有一些存在的合理因素,特别是历史因素,但终究被多数民众所排斥。
拒绝平庸,就能打动人,比如把reflect改为mirror,把hold、accommodate改为seat。因为mirror、seat都含有一个形体(“镜子”“座位”)意象,也就更形象,更生动;用to be keen on、to be into sth、to be passionate about sth、to be in love with sth等替换过滥的like,也是同样的道理。或者用fabulous代替very good、用gorgeous代替very beautiful、用freezing代替very cold、用adorable代替very cute等等,就显得地道而高端。总之,是不是有“灵气”,是不是“出彩”,能不能打动人,都一定有分析得出来的理由。
但是,打动人又必须要在一定的合理范围内,不能天马行空,这也是原文必然是翻译最基本依据的道理之所在。所以,钱锺书告诫翻译者要“正确认识翻译的性质,严肃执行翻译的任务,能写作的翻译者就会有克己工夫,抑止不适当的写作冲动”。不过,文学翻译作为艺术性的活动,为了满足目标语读者的需求,译者“再创作”总是难免的,这既是打动人的一种举措,也是译者个人借机展现自己文采的一种本能流露。钱锺书虽然有过这样的忠告,但他自己的翻译也会多少呈现“二度创作”的痕迹。比如:
Just as we see the bee settling on all the flowers, and sipping the best from each, so also those who aspire to culture ought not to leave anything untasted, but should gather useful knowledge from every source.獨不见蜜蜂乎,无花不采,吮英咀华,博雅之士亦然,滋味遍尝,取精而用弘。
《译学辞典》评价道:“钱译语言精美,不枝不蔓,言简意赅,自然工丽。”原文未必古雅,至少缺乏显性的标记。钱先生的译文受到青睐,古风自然是一个重要的因素。从某种意义上讲,当我们说欣赏钱锺书的翻译时,倒不如说欣赏钱锺书的文笔更恰当。
作为评奖的专家,虽然理性高于感性,但毕竟也是乐于欣赏的人,即使译文二度创作,也即偏离原文而增添了什么打动人的成分,也会理解的。如果说评奖专家三分之二是理性的,而感性的三分之一却是不知不觉间、在潜意识里以审美消费者的身份被打动的。即使译文稍微有那么点儿“过头”的感觉,但吸引了评委的眼光,也就等于达到了出奇制胜的目的。
以上这些道理看似简单,但也最不容易说透。如果让我用一句话来总结翻译的话,我愿意用古人说的“守正行权真事业”来概括,也就是既要恪守翻译的正道(比如以求真原文意义为本),又要懂得权变,能权宜行事(比如借灵活出彩的务实举措而打动评奖专家),而这些功夫都要切切实实地从基础一步步做起。我还写过一系列讨论翻译实践和认识的文章(都能在网上查到)和著作2,欢迎有兴趣的读者参考阅读。
最后,寄语大家:“译”“评”同步走,“教”“学”共成长。今年恰逢《英语世界》创刊40周年和累计出版到400期,我愿对杂志社的编辑和读者表达诚挚的祝贺。 □
1博士,教授,博导,中国英汉语比较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国译协翻译理论与翻译教学委员会委员,扬州大学学术委员会委员、杰出人才和领军人才,“译者行为批评”理论原创者。曾获奖项:教育部高校科研优秀成果奖二等奖、三等奖;省政府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一等奖(两届);省优秀教学成果奖一等奖、二等奖;扬州大学人文社科突出贡献奖;等等。
2“‘英译汉’之好:好在哪里?”(《西安外国语大学学报》2018年第4期)、《翻译认识与提升》(南京大学出版社,2018)、《散文自译与自评》(苏州大学出版社,2017/2019)、“翻译之道:在‘求真’与‘务实’间平衡”(《重庆交通大学学报》2020年第1期)、“翻译教学、实践和研究中的‘求真’与‘务实’——周领顺教授访谈录”(《语言教育》2020年第3期)以及在《中国翻译》杂志“自学之友”专栏发表的相关文章。
翻译教学要坚持两条线,一是“译”,二是“评”,或者说是两个点,两者融为一体。通俗地讲,你不但要“会做”,也要“会说”,会说,就是要讲透有关的道理。对于翻译参赛者,也要求做到这两点。所不同的是,参赛者参赛(“译”)时把“评”的机会留给了评奖专家。但评奖专家有多位,参赛者做出的译文能对得上各位评奖专家的眼光吗?这可能是所有参赛者心里的一个疑惑。而我作为翻译大赛的评奖专家,有必要分享自己的评奖体会,并进一步证明我与其他专家达到了高度的默契。
关于“译”(翻译实践)和“评”(翻译认识),我曾以《翻译之本与翻译之为:在实践中演绎》(《中国翻译》2015年第1期)为题,具体从“怎么译”对“怎么评”、“准不准”对“好不好”、“实践家”对“理论家”三个角度,讨论了二者之间的关系,如今又有了新的认识,所以有必要换个角度说道一番。以下我将从评奖专家的角度,谈谈“评”的基本道理和作为。
第一,既然不同人有不同的看法,有没有一个默认的核心?
首先,翻译的定义有多个,但确保翻译是翻译的前提条件,第一是语码(语言符号、方言)发生了转换,第二是再现了原文的意义,至于是不是实现了原文甚至译文预定的效果,则是更高层次的要求。译文和原文该是如影随形的关系。翻译理论家奈达(E. Nida)所说的“翻译即译意”(Translation means translating meaning.),就说明了这样的道理,而译出之“意”,必须是原文里面的意义。需要说明的是,这是奈达关于“翻译”的定义,而他和别人所谓“Translating consists in reproducing in the receptor language the closest natural equivalent of the source-language message, first in terms of meaning and secondly in terms of style.”并非“翻譯”的定义,准确地说是对于翻译过程(translating)或步骤的要求。
翻译评价单位虽然有大有小,甚至是认知上的、心理上的,但不管怎样,鉴别“翻译”和“创作”的根本,具体而言有三点:第一是增添了原文中不存在的意义的不是翻译;第二是略去了原文中存在的意义的不是翻译;第三是改变了原文本来意义的不是翻译。归根结底一句话:没有再现原文意义的所谓翻译都不是翻译,所以除了“翻译”之名外,还有“再创作”“译写”等“借体寄生的东鳞西爪的写作”(钱锺书语),正如“茶树菇”虽是寄生于小乔木类油茶林腐朽的根部却隶属于真菌门一样。也就是说,原文永远是评分依照的最基本的标准。
评奖专家总要看原文的,虽然从文学翻译“译味”的角度看,与原文亦步亦趋,并不一定完全能反映原文的精气神,但对于评价译文,必须以原文为准绳。这一点很像傅雷“神似”和钱锺书“化境”两个翻译观文字表面上所呈现的不同一样:
“神似”和“化境”可简化为“神”和“化”,相同点在于都用于指涉出神入化、极其高超的境界,意义相同或相近。“出神”(“神似”)既非第一阶段,“入化”(“化境”)也非第二阶段。“出神入化”是联合式,表达的是同一个意思:“出神”就是“入化”,“入化”也是“出神”。“神似”侧重“神”时,除了表达出神入化的境界之外,还在于和“形”作比较,所以“神似”指的是“精神实质上相似;极相似”(《现代汉语词典》)。“神”是内在的,“形”是外在的。在古代“文质”之争中,“质”总体上高于“文”,说的就是内决定外、内容决定形式的道理。“神似”侧重“似”时,“似”什么?就说明有母本存在,如傅雷所喻之“临画”。“临”即“照着字画模仿”(《现代汉语词典》),“画”即母本,如翻译中的原文一样。“化境”表面上并未着意强调必须与母本进行比较。评奖专家既要看译文是不是传神,也即传达原文之神韵,更要看似不似原文。因此,原文是评分依照的最基本条件,这是无可争辩的。
人们在讨论翻译的本质时,有过“翻译是改写”的争论。翻译是“改写”,是对于翻译活动复杂性的描写,不管是主观的因素还是客观的环境,在事后反映的事实上证明了这一结论的合理性。但在经典化程度高的严肃文本和严肃的场合,对于翻译实践而言,你能由着自己的性子去随意改写原文吗?比如国家社科基金的“中华学术外译”项目和重要外交场合的翻译实践,对于翻译竞赛甚至是任何双语对照形式的翻译,译者都不能由着自己的性子去改写,而把原文用作评奖专家评奖的依据时也是如此,否则参赛者就断无获奖的希望。
第二,翻译技巧使用多少与评分高低有着怎样的关系?
翻译技巧使用多少与评分高低没有必然的关联,评分从翻译技巧进,但从不以技巧多寡出。也就是说,绝不会以使用了哪种翻译技巧或者使用了多少种翻译技巧来评判翻译的好坏,如果把鲁迅在《秋夜》里写的“在我的后园,可以看见墙外有两株树,一株是枣树,还有一株也是枣树”采用合并法变为“在我的后园,可以看见墙外有两株枣树”,鲁迅能高兴吗?翻译大赛评分也同此理。那么,为什么还要教那些翻译技巧呢?
翻译技巧也是常说的翻译方法。比如增译法、减译法、词类转化法、合并法、拆分法等翻译技巧,只是对于前人知识的归纳,表明翻译实施的合理性和可操作性。学会这些技巧,有助于体味前人的翻译思维和翻译转化,不表明翻译效果就一定能打动人。
翻译技巧是逻辑思维的结晶,而翻译过程是形象思维的过程,形象思维的过程是“跟着感觉走”的过程。译者释放的译文,一定是综合考虑了各种因素(目的因素、读者对象、赞助人的要求、社会的接受度等)的结果,因此任何技巧都不可能事先预定(所谓“译无定法”),更不能死记硬背和机械套用,那样不仅不能提高翻译的速度,也难以提高翻译的质量、获得人们对于译文之“好”的认可。“跟着感觉走”的实质是在心理上跟着社会需求走,是对于周围一切因素在心理上的把握。 第三,怎样才能让译文有“灵气”“出彩”从而打动人?
译文要打动人,而打动人的译文是需要充满“灵气”的,是需要“出彩”的,而“灵气”和“出彩”并非只可意会不可言传。例如:
I came to the class so late that I was scolded by my teacher.
译文1:我上课是如此的晚以至于受到老师的批评。
译文2:我上课晚了,老师批评了我。
译文1在精读课上会得满分,因为正确翻译了“so… that”短语的意义,这是英语偏于形合的表现之一。也因为汉语偏于意合,逻辑关系更多的时候不需要用这样的关联词语来表示,所以译文2才更像“人话”(余光中语,原话是:“如果说,原作者是神灵,则译者就是巫师,任务是把神的话传给人。翻译的妙旨,就在这里:那句话虽然是神谕,要传给凡人时,多多少少,毕竟还要用人的方式委婉点出,否则那神谕仍留在云里雾里,高不可攀。译者介于神人之间,既要通天意,又得说人话,真是‘左右为巫难’。读者只能面对译者,透过译者的口吻,去想象原作者的意境。翻译,实在是一种信不信由你的‘一面之词’。”)。这两个译文明显是两个层次,译文1在“准”,译文2在“好”,正如“吃得饱”和“吃得好”的关系一样。
再如:把“I couldn’t get the book in Hangzhou.”改为“The book was not available in Hangzhou.”就较为有灵气,就较为出彩,也就较能打动人,这是因为以“物称”作主语,是英语中的一种地道表达。
“地道”也是傅雷所说的“道地”(native)。把外语翻译成汉语,汉民族就很讲究“夺(脱)胎换骨”“出神入化”“空灵”“神似”“化境”“不隔”“羚羊挂角,无迹可求”“超凡脱俗”“传神之笔”“神来之笔”“神采飞扬”“如椽之笔”“言之无文,行而不远”之理或无“斧凿之痕”、不“味同嚼蜡”等。把汉语翻译成英语,也有类似的要求,也就是B. Jowett所说的“The first requisite of an English translation is that it be English.”中的be English(地道的英语)的道理之所在。“翻译腔”虽然有一些存在的合理因素,特别是历史因素,但终究被多数民众所排斥。
拒绝平庸,就能打动人,比如把reflect改为mirror,把hold、accommodate改为seat。因为mirror、seat都含有一个形体(“镜子”“座位”)意象,也就更形象,更生动;用to be keen on、to be into sth、to be passionate about sth、to be in love with sth等替换过滥的like,也是同样的道理。或者用fabulous代替very good、用gorgeous代替very beautiful、用freezing代替very cold、用adorable代替very cute等等,就显得地道而高端。总之,是不是有“灵气”,是不是“出彩”,能不能打动人,都一定有分析得出来的理由。
但是,打动人又必须要在一定的合理范围内,不能天马行空,这也是原文必然是翻译最基本依据的道理之所在。所以,钱锺书告诫翻译者要“正确认识翻译的性质,严肃执行翻译的任务,能写作的翻译者就会有克己工夫,抑止不适当的写作冲动”。不过,文学翻译作为艺术性的活动,为了满足目标语读者的需求,译者“再创作”总是难免的,这既是打动人的一种举措,也是译者个人借机展现自己文采的一种本能流露。钱锺书虽然有过这样的忠告,但他自己的翻译也会多少呈现“二度创作”的痕迹。比如:
Just as we see the bee settling on all the flowers, and sipping the best from each, so also those who aspire to culture ought not to leave anything untasted, but should gather useful knowledge from every source.獨不见蜜蜂乎,无花不采,吮英咀华,博雅之士亦然,滋味遍尝,取精而用弘。
《译学辞典》评价道:“钱译语言精美,不枝不蔓,言简意赅,自然工丽。”原文未必古雅,至少缺乏显性的标记。钱先生的译文受到青睐,古风自然是一个重要的因素。从某种意义上讲,当我们说欣赏钱锺书的翻译时,倒不如说欣赏钱锺书的文笔更恰当。
作为评奖的专家,虽然理性高于感性,但毕竟也是乐于欣赏的人,即使译文二度创作,也即偏离原文而增添了什么打动人的成分,也会理解的。如果说评奖专家三分之二是理性的,而感性的三分之一却是不知不觉间、在潜意识里以审美消费者的身份被打动的。即使译文稍微有那么点儿“过头”的感觉,但吸引了评委的眼光,也就等于达到了出奇制胜的目的。
以上这些道理看似简单,但也最不容易说透。如果让我用一句话来总结翻译的话,我愿意用古人说的“守正行权真事业”来概括,也就是既要恪守翻译的正道(比如以求真原文意义为本),又要懂得权变,能权宜行事(比如借灵活出彩的务实举措而打动评奖专家),而这些功夫都要切切实实地从基础一步步做起。我还写过一系列讨论翻译实践和认识的文章(都能在网上查到)和著作2,欢迎有兴趣的读者参考阅读。
最后,寄语大家:“译”“评”同步走,“教”“学”共成长。今年恰逢《英语世界》创刊40周年和累计出版到400期,我愿对杂志社的编辑和读者表达诚挚的祝贺。 □
1博士,教授,博导,中国英汉语比较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国译协翻译理论与翻译教学委员会委员,扬州大学学术委员会委员、杰出人才和领军人才,“译者行为批评”理论原创者。曾获奖项:教育部高校科研优秀成果奖二等奖、三等奖;省政府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一等奖(两届);省优秀教学成果奖一等奖、二等奖;扬州大学人文社科突出贡献奖;等等。
2“‘英译汉’之好:好在哪里?”(《西安外国语大学学报》2018年第4期)、《翻译认识与提升》(南京大学出版社,2018)、《散文自译与自评》(苏州大学出版社,2017/2019)、“翻译之道:在‘求真’与‘务实’间平衡”(《重庆交通大学学报》2020年第1期)、“翻译教学、实践和研究中的‘求真’与‘务实’——周领顺教授访谈录”(《语言教育》2020年第3期)以及在《中国翻译》杂志“自学之友”专栏发表的相关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