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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易代的尴尬文化氛围，俯仰悲欢的人生经历，铸就了笠翁多维的思想层面。笠翁以豪迈的胸襟筑就高昂格调，以真实的情感言说清新自然，以明净的语言打造流美疏秀，展示一种俊爽飘逸的风姿，其散文作品在一定程度上言说着太白文风；同时，又因洞察了世事的艰险，在生活的淘洗中领会出了对待现实的睿智手段，总是以一种游戏的态度作文，在游戏中消解才不为人所识的无奈、生活不如意的感慨、理想难以实现的悲哀，其散文亦流淌着曼倩的聪慧，交织着“高”与“谐”的审美意味。
关键词：高 谐 审美意味
李渔在一种无拘无束的商业氛围中长大，父亲的疏略，母亲的放纵，使他在苦读四书、五经之外，还有很多机会拥抱戏曲、小说，有幸结缘司马迁、李贽。这一切都赋予了他善于思想、喜好自由、注重体悟的独特秉性。同时，李渔继承了传统文人“是真名士自风流”的逸乐思想。远祧魏晋，近承晚明，追求逍遥逸乐，奉以文自娱为人生圭臬。多维思想的融合，投射在其散文作品中，散文审美意味也呈多元特色——“其史司马也，其怨三闾也，其旷漆园也，其高太白也，其谐曼倩也。”[1]（胡山在《寄李笠翁》）亦高亦谐不失为李渔散文独特的审美内质。
“其高太白也”
和李白相比，李渔的创作成就虽稍逊一籌，但二人在作品风格上却有近似之处。太白也曾有干谒生涯，他在《酬殷明佐见赠五云裘》、《答友人赠乌纱帽》等诗作中就表示了对他人馈赠的感激。所不同的是，笠翁之豪迈与旷达在程度上要明显逊于太白。所以，尽管李渔的散文作品也不时呈现“高”的风姿，但这却并未构成他行文特点的主旋律。即使如此，这也毕竟为笠翁的文字增色不少，让他获得了“其高太白也”的赞许。
“高”最明显的表现是豪迈雄放的气势，洋溢着充沛的激情，高昂的格调。在太白的作品中，感情的表达不是掩抑收敛，而是喷薄而出，一泄千里。听惯了笠翁的幽幽吟唱，在凄凄于他坎坷生活的同时，我们也可以感受到他“金刚怒目”的一面。《露布》一文中，笠翁对中山狼的讨伐之语快绝人心：“奈何创血未干，饱德之盟已背；酬私未效，饥肠之饵先充。劓忠信之穷奇，闻而未睹；触德行之混沌，怪也难经。食人间断不可食之人，自贻伊戚；犯罪中无可赦之罪，国有常刑。”对此负义之徒，非刳心竿首、食肉寝皮不足以惩其罪。在这里，尤展成评：“义正词严，笔尖锋利，孙惠让工，陈琳逊古。”在他的史论中，绝少意象纤弱之作，而是以一种史家的眼光对既往的事实作出观照，表达出自己的独特见解。他对李伦表的赞许，对曹操的解剖等都体现出这一特点。在这里，笠翁抛却了生活带给他的束缚，以一种超脱的姿态融入到对历史的评判中，所以其作品就在客观上呈现了一种比较宏阔的气象。
俊爽飘逸是接受者对“高”产生的心理感受。皎然在他的《诗式》中说：“风韵朗畅曰高”[2]，笠翁作品也让读者感受到一种俊爽飘逸的美学韵味。首先是在语言运用上长短交错，在音节声韵上有和谐上口的美感，造成一种飘逸之致。“秋深畅饮，何劳鸿雁挑愁；夜半酣眠，焉用子规啼血。”（《鸡鸣赋》）“逸莫逸兮故园栖，欢莫欢兮游子归；怅独怅夫岁月迈，嗟复嗟此时事非。”（《归故乡赋》）其次是风神洒脱。包濬在《一家言》序中对李渔游记散文的特点作出了这样的评价：“李子久游湖上，收烟霞风月之声光于诗囊琴匣中，宜其发为文章，奇谲而澹冶。至其所过名山大川，无不表章焕发，司马子长复作，不知谁为伯仲也。”笠翁摹山范水，能让人产生如临其境的感觉。“时日已昃，樵担下去，万峰变态，深浅隐现非一状。”（《严陵西湖记》）确有凌空俯视万物的豪迈，非俊爽飘逸不足以概其情状。
清新自然是“高”较具意味的表现。这种审美意味首先要求以真率的感情为支撑。散文是一种不带什么表演意识的直白坦示，“实诚在胸臆，文墨著竹帛，外内表里，自相副称。”[3]文学应该是不平则鸣的产物，而不应是疏离于生活的虚浮表现，作家应有足够的勇气面对自我的情感。笠翁意识到了情真的重要性，他说：“哀词易作而难工，以文生乎情，情不真则文不至耳。”（《哀辞引》）所以很自觉地将这种主张贯彻到自己的创作中。他的散文多是抒发日常生活的普通情感，赋类作品多可归于抒情小赋的范畴，论史中贯穿的对历史的评价亦是发自内心。在散文中，笠翁没有刻意地隐藏自己的真实感受，而是将内心最隐秘的情感都呈诸笔端，将最真诚的一面呈现给读者，这也是胡山给他“高如太白”称许的重要原因所在。
在真实感情的支撑下，笠翁用一种清新的笔调勾勒了许多清新的画面。“枫始丹而未匀，有如桃杏初裂；群鹭归栖林莽，又若梨李之烂开。景物移人，几认白帝为青帝。”（《严陵西湖记》）虽不若“清水出芙蓉”来得脱俗，但也自有一种天然的风姿。李砚斋就盛赞这一描绘：“是文妙在不假粉饰，正如西子捧心，何暇为妍媸计，而艳冶正于此见。文贵自然，有以夫！”他如欣赏冬夏水墨而非设色春秋，追求梦蝶之自由等都可见一番自然之趣。
总之，以豪迈的胸襟筑就高昂格调，以真实的情感言说清新自然，以明净的语言打造流美疏秀，展示一种俊爽飘逸的风姿，正是笠翁散文作品在一定程度上对太白文风的契合。
“其谐曼倩也”
许多人对笠翁的清客行为报以鄙视的态度，对此，鲁迅先生有着非常精辟的见解：“就是权门的清客，他也得会下几盘棋，写一笔字，画画儿，识古董，懂得些猜拳行令，打趣插科，这才能不失为清客。也就是说，清客，还要有清客的本领的，虽然是有骨气者所不屑为，却又非搭空架者所能企及。例如李渔的《一家言》，袁枚的《随园诗话》，就不是每个帮闲都做得出来的。必须有帮闲之志，又有帮闲之才，这才是真正的帮闲。”[4]笠翁洞察了世事的艰险，所以总是以一种游戏的态度作文，这在他的戏曲小说作品中体现尤为明显，但于他的散文作品中也时时有所流露。李子呈现给人的不是不厌其烦的严肃说教，而是把他的所思所想都用一种类似谐趣的方式表达出来。
李渔曾为滑稽之雄东方朔鸣不平。在《论东方朔谏内董偃置酒宣室》中称：“人谓武帝名臣当推董仲舒、汲黯，予谓东方朔之立朝，风采不在二臣下。史氏不察，乃以滑稽轻之，与优人并齿，冤哉！”认为朔乃“一代之诤臣”、“一代之通儒”。能以滑稽的方式达到讽谏的目的，或是能以滑稽的身份而有讽谏的意识和行为，这都是令人称赞的。笠翁也在有意无意中以这种角色游艺于他的生活世界。
关键词：高 谐 审美意味
李渔在一种无拘无束的商业氛围中长大，父亲的疏略，母亲的放纵，使他在苦读四书、五经之外，还有很多机会拥抱戏曲、小说，有幸结缘司马迁、李贽。这一切都赋予了他善于思想、喜好自由、注重体悟的独特秉性。同时，李渔继承了传统文人“是真名士自风流”的逸乐思想。远祧魏晋，近承晚明，追求逍遥逸乐，奉以文自娱为人生圭臬。多维思想的融合，投射在其散文作品中，散文审美意味也呈多元特色——“其史司马也，其怨三闾也，其旷漆园也，其高太白也，其谐曼倩也。”[1]（胡山在《寄李笠翁》）亦高亦谐不失为李渔散文独特的审美内质。
“其高太白也”
和李白相比，李渔的创作成就虽稍逊一籌，但二人在作品风格上却有近似之处。太白也曾有干谒生涯，他在《酬殷明佐见赠五云裘》、《答友人赠乌纱帽》等诗作中就表示了对他人馈赠的感激。所不同的是，笠翁之豪迈与旷达在程度上要明显逊于太白。所以，尽管李渔的散文作品也不时呈现“高”的风姿，但这却并未构成他行文特点的主旋律。即使如此，这也毕竟为笠翁的文字增色不少，让他获得了“其高太白也”的赞许。
“高”最明显的表现是豪迈雄放的气势，洋溢着充沛的激情，高昂的格调。在太白的作品中，感情的表达不是掩抑收敛，而是喷薄而出，一泄千里。听惯了笠翁的幽幽吟唱，在凄凄于他坎坷生活的同时，我们也可以感受到他“金刚怒目”的一面。《露布》一文中，笠翁对中山狼的讨伐之语快绝人心：“奈何创血未干，饱德之盟已背；酬私未效，饥肠之饵先充。劓忠信之穷奇，闻而未睹；触德行之混沌，怪也难经。食人间断不可食之人，自贻伊戚；犯罪中无可赦之罪，国有常刑。”对此负义之徒，非刳心竿首、食肉寝皮不足以惩其罪。在这里，尤展成评：“义正词严，笔尖锋利，孙惠让工，陈琳逊古。”在他的史论中，绝少意象纤弱之作，而是以一种史家的眼光对既往的事实作出观照，表达出自己的独特见解。他对李伦表的赞许，对曹操的解剖等都体现出这一特点。在这里，笠翁抛却了生活带给他的束缚，以一种超脱的姿态融入到对历史的评判中，所以其作品就在客观上呈现了一种比较宏阔的气象。
俊爽飘逸是接受者对“高”产生的心理感受。皎然在他的《诗式》中说：“风韵朗畅曰高”[2]，笠翁作品也让读者感受到一种俊爽飘逸的美学韵味。首先是在语言运用上长短交错，在音节声韵上有和谐上口的美感，造成一种飘逸之致。“秋深畅饮，何劳鸿雁挑愁；夜半酣眠，焉用子规啼血。”（《鸡鸣赋》）“逸莫逸兮故园栖，欢莫欢兮游子归；怅独怅夫岁月迈，嗟复嗟此时事非。”（《归故乡赋》）其次是风神洒脱。包濬在《一家言》序中对李渔游记散文的特点作出了这样的评价：“李子久游湖上，收烟霞风月之声光于诗囊琴匣中，宜其发为文章，奇谲而澹冶。至其所过名山大川，无不表章焕发，司马子长复作，不知谁为伯仲也。”笠翁摹山范水，能让人产生如临其境的感觉。“时日已昃，樵担下去，万峰变态，深浅隐现非一状。”（《严陵西湖记》）确有凌空俯视万物的豪迈，非俊爽飘逸不足以概其情状。
清新自然是“高”较具意味的表现。这种审美意味首先要求以真率的感情为支撑。散文是一种不带什么表演意识的直白坦示，“实诚在胸臆，文墨著竹帛，外内表里，自相副称。”[3]文学应该是不平则鸣的产物，而不应是疏离于生活的虚浮表现，作家应有足够的勇气面对自我的情感。笠翁意识到了情真的重要性，他说：“哀词易作而难工，以文生乎情，情不真则文不至耳。”（《哀辞引》）所以很自觉地将这种主张贯彻到自己的创作中。他的散文多是抒发日常生活的普通情感，赋类作品多可归于抒情小赋的范畴，论史中贯穿的对历史的评价亦是发自内心。在散文中，笠翁没有刻意地隐藏自己的真实感受，而是将内心最隐秘的情感都呈诸笔端，将最真诚的一面呈现给读者，这也是胡山给他“高如太白”称许的重要原因所在。
在真实感情的支撑下，笠翁用一种清新的笔调勾勒了许多清新的画面。“枫始丹而未匀，有如桃杏初裂；群鹭归栖林莽，又若梨李之烂开。景物移人，几认白帝为青帝。”（《严陵西湖记》）虽不若“清水出芙蓉”来得脱俗，但也自有一种天然的风姿。李砚斋就盛赞这一描绘：“是文妙在不假粉饰，正如西子捧心，何暇为妍媸计，而艳冶正于此见。文贵自然，有以夫！”他如欣赏冬夏水墨而非设色春秋，追求梦蝶之自由等都可见一番自然之趣。
总之，以豪迈的胸襟筑就高昂格调，以真实的情感言说清新自然，以明净的语言打造流美疏秀，展示一种俊爽飘逸的风姿，正是笠翁散文作品在一定程度上对太白文风的契合。
“其谐曼倩也”
许多人对笠翁的清客行为报以鄙视的态度，对此，鲁迅先生有着非常精辟的见解：“就是权门的清客，他也得会下几盘棋，写一笔字，画画儿，识古董，懂得些猜拳行令，打趣插科，这才能不失为清客。也就是说，清客，还要有清客的本领的，虽然是有骨气者所不屑为，却又非搭空架者所能企及。例如李渔的《一家言》，袁枚的《随园诗话》，就不是每个帮闲都做得出来的。必须有帮闲之志，又有帮闲之才，这才是真正的帮闲。”[4]笠翁洞察了世事的艰险，所以总是以一种游戏的态度作文，这在他的戏曲小说作品中体现尤为明显，但于他的散文作品中也时时有所流露。李子呈现给人的不是不厌其烦的严肃说教，而是把他的所思所想都用一种类似谐趣的方式表达出来。
李渔曾为滑稽之雄东方朔鸣不平。在《论东方朔谏内董偃置酒宣室》中称：“人谓武帝名臣当推董仲舒、汲黯，予谓东方朔之立朝，风采不在二臣下。史氏不察，乃以滑稽轻之，与优人并齿，冤哉！”认为朔乃“一代之诤臣”、“一代之通儒”。能以滑稽的方式达到讽谏的目的，或是能以滑稽的身份而有讽谏的意识和行为，这都是令人称赞的。笠翁也在有意无意中以这种角色游艺于他的生活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