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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30日，第21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在巴黎开幕。
12月3日，巴黎气候变化大会发布了一份新的气候协议草案。媒体梳理整合了过去几天的谈判成果，发现与先前版本相比，新草案在少数条款的案文表述上更清晰，但整体进展并不明显。各方对如何在协议各要素中具体体现“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仍有较大分歧。
对此，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战略研究中心和国际合作中心主任、巴黎气候大会顾问委员会成员李俊峰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专访时认为，气候变化是一个50年或100年为尺度的议题，每个国家要结合自身情况，量力而行。国家之间要有妥协，也要求同存异，苛求完美的结果往往是失败的。
从1995年的第一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开始，至今已经召开了21次，李俊峰参加过其中的8次会议。
中国新闻周刊：对于此次召开的巴黎气候大会，你有哪些期待？
李俊峰：从我个人角度讲，有一个愿望就是这次气候大会该有一个阶段性的成果了。
1992年，《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生效，那时候各个国家的目标都很简单，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责任和义务也都很清楚，所以很快达成了共识，并且经过两轮谈判，在1997年形成《京都议定书》。
随着发展中国家开始崛起，发达国家发现仅仅靠自身减排，无法扭转气候变化的趋势，也无法扭转温室气体排放量逐年上升的格局，所以他们也希望新兴大国也参与减排。
经过十年时间，到了2007年，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通过了巴厘路线图，开始采取双轨制，一方面采取《京都议定书》的办法，让发达国家首先减排，发展中国家得到发达国家的起始援助，在他们可持续发展的条件下自愿减排。
另一方面，像美国，按照公约的要求比照《京都议定书》，也自愿减排。原来的期望是通过巴厘路线图，在2020年前把一些承诺固定下来，2009年的哥本哈根协定也希望如此。
但哥本哈根协定没有成功，那么大家就开始探索一条新的路。也就是现在所说的自主路线的方式，每个国家都参与减排，但是要以符合自身责任和能力为原则，尊重每个国家的国情。
目前，自主路线原则已被大多数国家认可，缔约方有196个国家，其中有160余个国家承认了这种自主路线模式。
我个人预期，此次巴黎大会应该能达成一个协议。这个协议主要设置2020年之后的进程，短期来看可能到2030年，长期可能到2050年。
中国新闻周刊：目前，全球对于节能减排的长期目标主要存在什么分歧？
李俊峰：哥本哈根气候大会的重要贡献就是确定了“到本世纪末，全球年均气温变化不能超过2℃”的目标。
当然，很多科学家在质疑，为什么不是2.5℃，为什么不是1℃，特别是一些岛国，希望能控制在1℃或1.5℃。但这样有可能做不到，其实2℃也是妥协的结果。2℃是什么样的概念？大体而言，到2050年，能把温室气体排放量控制在2008年排放量一半的水平上。这个目标，大家还有可能达到。而如果把目标定在1.5℃，大家就绝望了，可能怎么做都达不到。
当然，2℃也是很高的目标，我个人估计也很难达到。但是很多人问我，2℃是不是一个虚高？我认为不是虚高。就像考试，规定百分制，100分是我们追求的目标，但是不一定每个孩子都能考到100分，考到85分以上就很好了;但是如果我们把目标定成60分，考到55分就已经是好孩子了。因此我们定一个相对较高的目标，大家也能够为之努力。
因此，在这方面大家还是有分歧的，有些人希望目标能定得更高一些，有些人希望能低一些，会有争论。
在大国之间已经基本确认“不能超过2℃”，包括中美、中欧、中法的联合声明和基础四国的联合声明都已经承认了这一目标。在现阶段来看，这一目标比较适度。不一定要求每个国家都达到这个目标，但是希望大家都能尽力向这个目标迈进。分歧是一定会存在的，因为联合国的气候变化谈判和其他事件的谈判机制不一样，它遵循“全面协商一致”的原则。
加上欧盟，将有197个国家参与谈论，意见很难统一。近200个国家讨论牵涉各个国家利益的事件，是很难协调一致的。我认为，大家只能求同存异，在大的目标上进行沟通足矣。
中国新闻周刊：困难主要集中在哪些方面？
李俊峰：如果说要把阻力或者困难估计得更多一些，我想可能有这么四个方面。
一是目标的问题。比如到2030年，需要定量减排多少，大家都在定量分析，一些NGO或是政治家可能提出，190多个国家可以占到全球的百分之九十几，但他们只能完成全球减排任务的70%，也就是说，还有30%左右难以完成。
那么就有两种选择，一种是认可这70%，各国在履行承诺的过程中不断地调整目标。比如潘基文在大会开幕当晚到达巴黎，提出对各国五年审评一次的意见，各国在此基础上衡量自身能力，能加把劲儿的再加一点，逐步调整自身目标。
还有一种选择是给所有国家统一加码。但在会议期间，给哪个国家加码哪个国家都会不高兴。在气候变化谈判时总会出现一些要求完美的声音，中国有一句话叫“十全八不全”，如果要求十全十美，就很容易走向失败。
二是技术在不断进步，超出所有政策的预想。比如，2009年光伏发电4美元1瓦，现在则是40美分1瓦，降低了10倍。以前全球能搞100万～200万千瓦光伏发电就是特别高兴的事情，现在动辄就是一动几千万千瓦;比如美国的页岩气，现在就能搞上千亿立方米。
能源转型有时可能比人们预料的要快一些，所以现在认为很难的事情，几年之后也许就没那么难了。我们要用发展的眼光看问题。在长期目标上，我们还是要求同存异。
三是文本的法律约束力问题。比如，气候大会形成了一个文件，是不是对所有国家都有法律约束力，这是大家争论的焦点之一。 比如说，美国国务卿克里不希望巴黎大会形成的文本协议具有法律约束力，如果有法律约束力，美国国会就不会批准。
当年，《京都议定书》是由美国人主导的，当时克林顿派副总统戈尔到国会游说，但戈尔不敢去，因为国会基本不会批准这种未经允许就擅自在国外被签署的协议。因此美国后来吸取教训，极力提议取消气候协定的法律约束力，等各个国家内部自身批准之后才能有法律约束力。
如此一来，其他国家就会有异议。这些协定已经经过大规模的讨论，如果仍不具备法律约束力，大家的努力就都基本化为泡影。
12月6日，巴黎，气候变化会议期间，民众摆出“100%可再生”的造型图案。
所以这次气候大会的东道主、法国总统奥朗德就声明，这个文件必须是有法律约束力的。
目前，美国依然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任何国际协议没有美国的参与，它的效力就是很有限的。那么为了确保美国的参与，大家在法律约束力的问题上就需要让步，如果不让步，不仅美国难以加入，包括欧洲的许多大国恐怕也会追随美国退出。
四是资金问题。哥本哈根大会时我们提到，2020年的时候，发达国家要每年拿出1000亿美元来支持气候问题的解决。但是现在每个国家都面临不同的困难，发达国家里美国的经济状况算是最好的，但是美国经济中也有各种问题，比如奥巴马强行通过了医改法案，现在国会也焦头烂额，没有钱来还债，这时候如果再要求拿出钱来搞气候变化，国会会批准吗？因此美国也不会有这样的承诺;欧洲有欧债危机、反恐等各种问题;日本福岛核泄漏后经济也萎靡不振。在这种情况下，再要求大家都拿钱也很难。
我认为，各个国家能拿多少算多少，先把这件事做起来，把这个“绿色气候基金”运营起来，在过程中间再增加，先让这个协议生效是最重要的。如果人们非要较真，非要凑够多少才开始运行这个项目，这也是一个问题。
五是透明度的问题。也就是说，各个国家履行承诺是否需要监督。我所说的“透明”有两种，一种是国家公布了就算数，第二种是保留第三方检查的权力。
如果允许检查，就会出现一个不平等的问题。发达国家想检查发展中国家的落实情况，很简单。但反过来，有的发展中国家检查发达国家就很难做到。有些发展中国家的统计能力、审计能力跟发达国家相比还差得很远。发达国家核查的时候，发展中国家是不是处在劣势地位？是不是同意发达国家的核查结果？这都是争议的焦点。
中国新闻周刊：那么如何才能尽量达成各方都满意的协议？
李俊峰：我想大的原则就是求同存异，在大目标上保持一致，保留小的分歧，这是大家整体的愿望。中国国家主席和美国总统、法国总统的联合声明都说了这一点，就是要确保在巴黎达成一个“可以各自解读的”有法律约束力的协议，而不是通常意义上的一致协议。
中国新闻周刊：今年9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宣布中国将投资200亿元人民币建立“中国气候变化南南合作基金”，此举的意义是什么？
李俊峰：我认为这一动作具有双重意义。一方面，中国作为一个新兴大国，能决定拿出200亿人民币帮助发展中国家，通过南南合作的方式应对气候变化，这是我们国家财力增加的一个表现，符合我们作为第二大经济体的体量和身份。中国的这个举动也顺应了国际的呼声。更重要的是，这种国际援助也是帮助中国企业参与国际竞争的机会。同时，这个举动有助于宣传中国的文化理念和科学技术。我认为，这是一件很好的事情，中国在力所能及地做自己的贡献。
中国新闻周刊：有舆论认为，解决环境问题应该从经济全局的角度入手，你对此如何理解？
李俊峰：我认为应对气候变化是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但同时，对于中国来说，相比气候变化，我们急迫需要解决的问题还有很多。比如，最近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中西部二十几个省市自治区的书记和领导签了军令状，要在2020年前全部脱贫，这个任务比应对气候变化来得更艰巨。到2020年实现全面小康，到2050年实现全面现代化，实现中国梦，这些都是很迫切的目标。
我本人是做气候变化研究的，我并不是说气候变化不重要，气候变化是一个长期的问题，是一个以50年、100年为尺度的问题，所以大家应该懂轻重缓急。虽然我们说气候变化很重要，但是我们要把它放在国民经济发展的全局之下。
我个人认为，要综合考量应对气候变化和经济发展的关系，我们不能让应对气候变化妨碍经济发展，反过来，我们要用应对气候变化来促进我们良性的经济转型。
中国新闻周刊：对于解决气候变化问题，你有何建议？
李俊峰：我认为解决这个问题应该分三步走。
第一步到2020年前，十三五期间，我们要通过调整经济结构，控制雾霾，大量减煤，发展新能源，来取得控制温室气体的要求。要节能，降低能源强度，降低煤炭消耗和碳排放。这五年中国主要通过协同效应来实现温室气体减排。等实现小康了，我们就可以逐渐给自己加码。
第二步，我们可以开始实行碳总量的控制，要开始控制增量，给经济发展加上碳排放的硬约束，逼迫我们的经济转型和能源转型。
第三步，2030年之后，我们可以开始大幅度优化能源结构，大幅度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到那时我们的国力也强了，也快要全面实现现代化了，到时我们就要加大各方面的投入，真正实现低碳发展、低碳转型。
到2050年之后，我们具备发达国家的实力了，就会担当和发达国家同样的责任。就如同习近平主席在美国承诺的那样，到本世纪末，我们要实现零碳能源，用非化石能源取代化石能源。
中国新闻周刊：中国与世界进行能源革命的过程中，技术革新和体制改革，在你看来，哪方面的阻力更大？
李俊峰：我认为，体制和技术是相辅相成的，更多的是体制机制作用于技术进步。我们国家很多报告里都写要“国家加大技术研发力度”，但实际上，全世界的技术发明过程中，政府的力度是微乎其微的。
欧美日等很多发达国家在长期发展的过程中形成了许多“富可敌国”的民间基金会，这些基金会掌握着一大批技术的研发和创新，引领国家的发展。
在这方面，中国有很大的差距。我们几乎没有这种民间的基金机构。中国缺少服务于社会的研究机构。我们在90年代改革之后，我们基本上把90%的研究机构都划归给企业。目前，有些研究机构变成了企业的摇钱树，这些科技企业可能过得很好，但社会却缺少了技术研发的支持。
12月3日，巴黎气候变化大会发布了一份新的气候协议草案。媒体梳理整合了过去几天的谈判成果，发现与先前版本相比，新草案在少数条款的案文表述上更清晰，但整体进展并不明显。各方对如何在协议各要素中具体体现“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仍有较大分歧。
对此，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战略研究中心和国际合作中心主任、巴黎气候大会顾问委员会成员李俊峰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专访时认为，气候变化是一个50年或100年为尺度的议题，每个国家要结合自身情况，量力而行。国家之间要有妥协，也要求同存异，苛求完美的结果往往是失败的。
从1995年的第一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开始，至今已经召开了21次，李俊峰参加过其中的8次会议。
要确保达成一个“可各自解读”的有法律约束力的协议
中国新闻周刊：对于此次召开的巴黎气候大会，你有哪些期待？
李俊峰：从我个人角度讲，有一个愿望就是这次气候大会该有一个阶段性的成果了。
1992年，《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生效，那时候各个国家的目标都很简单，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责任和义务也都很清楚，所以很快达成了共识，并且经过两轮谈判，在1997年形成《京都议定书》。
随着发展中国家开始崛起，发达国家发现仅仅靠自身减排，无法扭转气候变化的趋势，也无法扭转温室气体排放量逐年上升的格局，所以他们也希望新兴大国也参与减排。
经过十年时间，到了2007年，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通过了巴厘路线图，开始采取双轨制，一方面采取《京都议定书》的办法，让发达国家首先减排，发展中国家得到发达国家的起始援助，在他们可持续发展的条件下自愿减排。
另一方面，像美国，按照公约的要求比照《京都议定书》，也自愿减排。原来的期望是通过巴厘路线图，在2020年前把一些承诺固定下来，2009年的哥本哈根协定也希望如此。
但哥本哈根协定没有成功，那么大家就开始探索一条新的路。也就是现在所说的自主路线的方式，每个国家都参与减排，但是要以符合自身责任和能力为原则，尊重每个国家的国情。
目前，自主路线原则已被大多数国家认可，缔约方有196个国家，其中有160余个国家承认了这种自主路线模式。
我个人预期，此次巴黎大会应该能达成一个协议。这个协议主要设置2020年之后的进程，短期来看可能到2030年，长期可能到2050年。
中国新闻周刊：目前，全球对于节能减排的长期目标主要存在什么分歧？
李俊峰：哥本哈根气候大会的重要贡献就是确定了“到本世纪末，全球年均气温变化不能超过2℃”的目标。
当然，很多科学家在质疑，为什么不是2.5℃，为什么不是1℃，特别是一些岛国，希望能控制在1℃或1.5℃。但这样有可能做不到，其实2℃也是妥协的结果。2℃是什么样的概念？大体而言，到2050年，能把温室气体排放量控制在2008年排放量一半的水平上。这个目标，大家还有可能达到。而如果把目标定在1.5℃，大家就绝望了，可能怎么做都达不到。
当然，2℃也是很高的目标，我个人估计也很难达到。但是很多人问我，2℃是不是一个虚高？我认为不是虚高。就像考试，规定百分制，100分是我们追求的目标，但是不一定每个孩子都能考到100分，考到85分以上就很好了;但是如果我们把目标定成60分，考到55分就已经是好孩子了。因此我们定一个相对较高的目标，大家也能够为之努力。
因此，在这方面大家还是有分歧的，有些人希望目标能定得更高一些，有些人希望能低一些，会有争论。
在大国之间已经基本确认“不能超过2℃”，包括中美、中欧、中法的联合声明和基础四国的联合声明都已经承认了这一目标。在现阶段来看，这一目标比较适度。不一定要求每个国家都达到这个目标，但是希望大家都能尽力向这个目标迈进。分歧是一定会存在的，因为联合国的气候变化谈判和其他事件的谈判机制不一样，它遵循“全面协商一致”的原则。
加上欧盟，将有197个国家参与谈论，意见很难统一。近200个国家讨论牵涉各个国家利益的事件，是很难协调一致的。我认为，大家只能求同存异，在大的目标上进行沟通足矣。
中国新闻周刊：困难主要集中在哪些方面？
李俊峰：如果说要把阻力或者困难估计得更多一些，我想可能有这么四个方面。
一是目标的问题。比如到2030年，需要定量减排多少，大家都在定量分析，一些NGO或是政治家可能提出，190多个国家可以占到全球的百分之九十几，但他们只能完成全球减排任务的70%，也就是说，还有30%左右难以完成。
那么就有两种选择，一种是认可这70%，各国在履行承诺的过程中不断地调整目标。比如潘基文在大会开幕当晚到达巴黎，提出对各国五年审评一次的意见，各国在此基础上衡量自身能力，能加把劲儿的再加一点，逐步调整自身目标。
还有一种选择是给所有国家统一加码。但在会议期间，给哪个国家加码哪个国家都会不高兴。在气候变化谈判时总会出现一些要求完美的声音，中国有一句话叫“十全八不全”，如果要求十全十美，就很容易走向失败。
二是技术在不断进步，超出所有政策的预想。比如，2009年光伏发电4美元1瓦，现在则是40美分1瓦，降低了10倍。以前全球能搞100万～200万千瓦光伏发电就是特别高兴的事情，现在动辄就是一动几千万千瓦;比如美国的页岩气，现在就能搞上千亿立方米。
能源转型有时可能比人们预料的要快一些，所以现在认为很难的事情，几年之后也许就没那么难了。我们要用发展的眼光看问题。在长期目标上，我们还是要求同存异。
三是文本的法律约束力问题。比如，气候大会形成了一个文件，是不是对所有国家都有法律约束力，这是大家争论的焦点之一。 比如说，美国国务卿克里不希望巴黎大会形成的文本协议具有法律约束力，如果有法律约束力，美国国会就不会批准。
当年，《京都议定书》是由美国人主导的，当时克林顿派副总统戈尔到国会游说，但戈尔不敢去，因为国会基本不会批准这种未经允许就擅自在国外被签署的协议。因此美国后来吸取教训，极力提议取消气候协定的法律约束力，等各个国家内部自身批准之后才能有法律约束力。
如此一来，其他国家就会有异议。这些协定已经经过大规模的讨论，如果仍不具备法律约束力，大家的努力就都基本化为泡影。
所以这次气候大会的东道主、法国总统奥朗德就声明，这个文件必须是有法律约束力的。
目前，美国依然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任何国际协议没有美国的参与，它的效力就是很有限的。那么为了确保美国的参与，大家在法律约束力的问题上就需要让步，如果不让步，不仅美国难以加入，包括欧洲的许多大国恐怕也会追随美国退出。
四是资金问题。哥本哈根大会时我们提到，2020年的时候，发达国家要每年拿出1000亿美元来支持气候问题的解决。但是现在每个国家都面临不同的困难，发达国家里美国的经济状况算是最好的，但是美国经济中也有各种问题，比如奥巴马强行通过了医改法案，现在国会也焦头烂额，没有钱来还债，这时候如果再要求拿出钱来搞气候变化，国会会批准吗？因此美国也不会有这样的承诺;欧洲有欧债危机、反恐等各种问题;日本福岛核泄漏后经济也萎靡不振。在这种情况下，再要求大家都拿钱也很难。
我认为，各个国家能拿多少算多少，先把这件事做起来，把这个“绿色气候基金”运营起来，在过程中间再增加，先让这个协议生效是最重要的。如果人们非要较真，非要凑够多少才开始运行这个项目，这也是一个问题。
五是透明度的问题。也就是说，各个国家履行承诺是否需要监督。我所说的“透明”有两种，一种是国家公布了就算数，第二种是保留第三方检查的权力。
如果允许检查，就会出现一个不平等的问题。发达国家想检查发展中国家的落实情况，很简单。但反过来，有的发展中国家检查发达国家就很难做到。有些发展中国家的统计能力、审计能力跟发达国家相比还差得很远。发达国家核查的时候，发展中国家是不是处在劣势地位？是不是同意发达国家的核查结果？这都是争议的焦点。
中国新闻周刊：那么如何才能尽量达成各方都满意的协议？
李俊峰：我想大的原则就是求同存异，在大目标上保持一致，保留小的分歧，这是大家整体的愿望。中国国家主席和美国总统、法国总统的联合声明都说了这一点，就是要确保在巴黎达成一个“可以各自解读的”有法律约束力的协议，而不是通常意义上的一致协议。
以应对气候变化促经济转型
中国新闻周刊：今年9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宣布中国将投资200亿元人民币建立“中国气候变化南南合作基金”，此举的意义是什么？
李俊峰：我认为这一动作具有双重意义。一方面，中国作为一个新兴大国，能决定拿出200亿人民币帮助发展中国家，通过南南合作的方式应对气候变化，这是我们国家财力增加的一个表现，符合我们作为第二大经济体的体量和身份。中国的这个举动也顺应了国际的呼声。更重要的是，这种国际援助也是帮助中国企业参与国际竞争的机会。同时，这个举动有助于宣传中国的文化理念和科学技术。我认为，这是一件很好的事情，中国在力所能及地做自己的贡献。
中国新闻周刊：有舆论认为，解决环境问题应该从经济全局的角度入手，你对此如何理解？
李俊峰：我认为应对气候变化是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但同时，对于中国来说，相比气候变化，我们急迫需要解决的问题还有很多。比如，最近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中西部二十几个省市自治区的书记和领导签了军令状，要在2020年前全部脱贫，这个任务比应对气候变化来得更艰巨。到2020年实现全面小康，到2050年实现全面现代化，实现中国梦，这些都是很迫切的目标。
我本人是做气候变化研究的，我并不是说气候变化不重要，气候变化是一个长期的问题，是一个以50年、100年为尺度的问题，所以大家应该懂轻重缓急。虽然我们说气候变化很重要，但是我们要把它放在国民经济发展的全局之下。
我个人认为，要综合考量应对气候变化和经济发展的关系，我们不能让应对气候变化妨碍经济发展，反过来，我们要用应对气候变化来促进我们良性的经济转型。
中国新闻周刊：对于解决气候变化问题，你有何建议？
李俊峰：我认为解决这个问题应该分三步走。
第一步到2020年前，十三五期间，我们要通过调整经济结构，控制雾霾，大量减煤，发展新能源，来取得控制温室气体的要求。要节能，降低能源强度，降低煤炭消耗和碳排放。这五年中国主要通过协同效应来实现温室气体减排。等实现小康了，我们就可以逐渐给自己加码。
第二步，我们可以开始实行碳总量的控制，要开始控制增量，给经济发展加上碳排放的硬约束，逼迫我们的经济转型和能源转型。
第三步，2030年之后，我们可以开始大幅度优化能源结构，大幅度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到那时我们的国力也强了，也快要全面实现现代化了，到时我们就要加大各方面的投入，真正实现低碳发展、低碳转型。
到2050年之后，我们具备发达国家的实力了，就会担当和发达国家同样的责任。就如同习近平主席在美国承诺的那样，到本世纪末，我们要实现零碳能源，用非化石能源取代化石能源。
中国新闻周刊：中国与世界进行能源革命的过程中，技术革新和体制改革，在你看来，哪方面的阻力更大？
李俊峰：我认为，体制和技术是相辅相成的，更多的是体制机制作用于技术进步。我们国家很多报告里都写要“国家加大技术研发力度”，但实际上，全世界的技术发明过程中，政府的力度是微乎其微的。
欧美日等很多发达国家在长期发展的过程中形成了许多“富可敌国”的民间基金会，这些基金会掌握着一大批技术的研发和创新，引领国家的发展。
在这方面，中国有很大的差距。我们几乎没有这种民间的基金机构。中国缺少服务于社会的研究机构。我们在90年代改革之后，我们基本上把90%的研究机构都划归给企业。目前，有些研究机构变成了企业的摇钱树，这些科技企业可能过得很好，但社会却缺少了技术研发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