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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语症也许是一种生理上的病，但是类似这样的病症，一个民族一个集团也可能有，一旦有了这样的病，非常可旧。
近代中国，失语症，是不愿意变革者患的。我们知道，晚清政府，真正萌发变革之意，始于19世纪的60年代。帮助清政府打平太平天国的地方实力派，在内战过程中领教了由太平天国采用的洋枪洋炮的厉害，也尝到了洋枪洋炮的甜头，开始将魏源“师夷之长技”的设想落到实处。而清朝的中央政府，作为当家人之一的奕诉和文祥，在跟占领了北京的英国人法国人打交道过程中，也多少开了点窍。1860年之后，一些强势的地方督抚开始洋务运动，而北京，不仅有了一个被洋人逼出来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还有了承包给洋人的总税务司，甚至奕诉还想设立一个专门学习西方文化的学校——同文馆。这样的学校，不消说，是请洋人来教的。
倭仁之死
不过，这个时候的中国，不想变革，不正视西方存在的士大夫还是相当多，尽管接二连三打了败仗，但是他们总觉得中国文化上的优势依然不可动摇，就算洋人占了北京，不也最后吐出来了吗?就算不吐出来，取清朝而代之，在某些士大夫看来，早晚也得跟满人_样，学习汉人，尊孔读经，开科取士。每次洋人进来的时候，总有传说出来，说洋^在占领地开科取士，考的居然还是四书五经，八股文章。所以，当变革到来之际，顽固守旧的人没有失语，他们发声抗议了抗议声一边是流言蜚语，街头巷议，讽刺嘲骂，一边是一个重臣的奏折。重臣名叫倭仁，是蒙军八旗的底子科举高第，从翰林院的庶吉士一直做到大学士，同治皇帝的老师，朝中有名的理学家，跟曾国藩齐名。为人清正，学问也不错，弟子门生满天下。
这样一位重量级的人物出来抗议，所依仗的武器，却是理学的陈年旧货，连词句都没更新。在他看来，中国完全没有必要学习西方，只要发挥固有的道德，固有文化，中国就可以在战争中获胜，仁义忠信可以为干戈舟楫。而中国近来一连串的失败，不是武器不如人，而是道德没有发挥作用。如果真的非要学天文历算，中国之大，不愁没有本土人才，何必从外面聘请?
当年垂帘听政的西太后，虽然没有上过学，更不知道西学是什么东西。但却亲身经历了中国军队在洋人面前的惨败，伴随自己的夫君咸丰皇帝逃到了热河，过了好一阵衣食不周，连肉都吃不上的日子。仁义忠信为干戈舟楫的大话，说说可以，当真则成了笑话。不过，倭仁说中国自己有西学人才的说法，倒是有吸引力，至少聘自己人，花费要少些。于是，太后下令倭仁赶紧推荐这方面的人才。没想到反倒将了倭仁一军，他老先生不过随口一说，哪里找人去，理学家的帽子戴着，又不好撒谎，于是只好承认自己也不知道哪儿有这样的人才。西太后看在皇帝老师的份上，也没有追究他的“欺君之罪”，只是让他随时留心，如果发现了，赶紧推荐上来。但是，不知是奕沂有心恶作剧，还是西太后要用倭仁牵制奕沂，突然之间，倭仁发现自己得了一项新的官衔，总理衙门事务大臣。有这样头衔的人，在朝中还有几个，都是热心洋务之人。此时，把一个反对洋务，极不喜欢跟洋人打交道的人任命为这样一个专门办洋务，跟洋人办交涉的衙门的大臣看起来很像是在搞笑。可是，做人很认真的倭仁，却受不了这样的搞笑。如果西太后真的想用倭仁来牵制奕沂的话，她找错人了。因为一想到要和洋人办交涉倭仁的头要变大头娃娃了结果任命下来不久，倭仁差点没从马上栽下来，从此之后得了痰厥之症，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中风。后来虽然经过治疗好了一点，但两年之后，还是因此而翘了辫子。倭仁之死，标志着中国相当一部分思想顽固的士大夫，开始患上了失语症。
变革不可避免
初患失语症的人，还是能发声的，声音最大的，是一个名叫刘锡鸿的人。不过，此人仅仅是位做过留洋副使的光禄寺少卿。人品和学问，都比倭仁矮了不止一个档次。他做过郭嵩焘幕僚，是郭一手提拔上来的人，在出使的任上，却跟郭嵩焘反目成仇，非常无聊地拼命攻击他昔日的恩人。而他反对洋务的借口，则是所谓的风水迷信。比如说，在中国修建铁路，是败坏中国的风水，会惹怒山神水怪。这样的说法，显然比起倭仁的夷夏之防，仁义忠信，要低了一个档次，不过是民间底层文化怪力乱神的陈词滥调。可以说，到此为止，顽固保守的声音，已经因病而嘶哑了。
只是，在当时，不管什么样的陈词滥调，都有市场，也都能给改革制造麻烦。由于中国真正的危机还没有到来，八股取士还在吸引着全国士子的注意力，顽固保守的士大夫，人多势众，李鸿章和郭嵩焘所谓的不明事理之人，仗着人多的优势，在话语权逐渐丧失的情况下依然充分地活跃。而顽固派的失语，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当时中国政府的失语，因为政府也并没有真心信奉改革，一直处于三心二意的状态。一有风吹草动，就会对改革叫停。让中国的自主改革，不是走到半途就走不下去，就是橘越淮北而变枳，即使有成效，也往往流于形式。中日甲午战争的到来，两个同时在学习西方的东方大国的较量，学得好优等生，以大比分战胜了中等生。战胜的日本，不仅掠取了2亿两白银的战争赔款，两块中国的领土，而且暴露了有朝一日吞并中国的野心。当然，西方列强不可能容忍东方崛起一个吞掉了中国，变得如此庞大的新日本，它们遏制日本的办法，居然是趁早瓜分中国。所以，甲午之后，中国第一次出现了大规模的边疆危机，西方列强纷纷在中国强租港口，划分势力范围。这样，已经跟西方打了将近60年交道的中国，第一次这样明晰地面临被瓜分豆剖的危险。
这种时候，中国的整个中上层，不管政治态度如何，有没有政治态度，都知道变革不可避免，不变没有出路。但是，即使在这样严峻的情形下，中国不想变革的人依旧人数众多，一些内地的士人和官僚，尤其是满人阶层，都不期待自己的生活有哪怕一丁点变化。对他们来说，变革就意味着失去，而他们特别惧怕失去，因为他们已经没有了任何迎接挑战的意志和能力。此时的守旧，是完全意义上的因循守旧，害怕改变往昔的生活轨道，置国家民族的未来于不顾。只是，在严峻的国难危机面前，他们已经彻底失语，连刘锡鸿那种陈词滥调，也已经说不出口了。不过，他们并没有放弃努力，对于朝廷发动的改革戊戌变法，从公开的反对，转为暗中的权术杯葛，私底下的窃窃私语。然而，这样的杯葛和私语，恰好赶上变法期间独特的帝后二元权力结构，担心改革而失去权力的西太后，在权欲的驱使下变成了顽固派的“首领”，在变法100天后，寻了一个借口，以完全没有道理的方式，吞噬了改革。
然而，在政变之后，保守势力为西太后提供的挽救危局甚至维持政权的法宝，居然只是所谓的“民气可用”，而所谓民气可用的民粹诉求，其核心的成分，竟然是义和团的法术刀枪不入。即使是刀枪不入的法术，最终让西太后相信，也是义和团与顽固派合作的阴谋。因为他们讲不出道理，只有靠 欺诈和权术。义和团运动，实际上就是在朝廷的民粹鼓噪下的一种暴民的狂欢。而这种暴民，恰好被所顽固势力利用，充当了他们抗阻变革的最后一根稻草。这根稻草，由于有当时最有权势的西太后的加持，于是变成了一场彻底灭洋的疯狂反扑，中国的顽固势力，妄图借助一种莫须有的民间巫术，彻底消解他们对于变革的忧虑。
当立宪派倒向革命
不愿变革者的最后疯狂，带来的是民族和国家的巨大灾难。灾难过后，改革话语旧话重提，但革命话语也随之而起。虽然说，孙中山以推翻清朝为宗旨的兴中会，号称在1894年就已经在海外成立，但这个革命的小组织，真正进入国人视线，还是在庚子以后。庚子以后，在惨痛的教训下朝廷开始接受改革话语，重新开始戊戌的改革。但是，朝廷改革之后，并不意味着顽固保守势力就不存在了在改革过程中，怀疑，裹乱，破坏都存在。最初科举改革的经济特科考试，就是顽固派利用西太后对康梁的敌视，制造流言给毁了在开放报禁过程中，也有过苏报案和杖毙沈荩事件的反复。甚至军事改革中，也有地方督抚对于新军的歧视。只是，这些反改革的举措，往往都是在朝廷安全的这个角度中出现的。在这一时期，政府由于大力度推行改革，自身失语的状况得到了极大的改善。尤其是在宣布实行预备立宪，着手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之后，政府得到了朝野知识界的广泛拥护。孙中山的革命党因此感到了莫大的威胁，甚至一度力图全力狙击清廷的立宪，吴樾刺杀出国考察立宪的五大臣就是这种狙击的表现。
然而，好景不长，革命党人的暗示和起义，虽然没能撼动清朝统治，但革命党的宣传，刻意强调清朝政府的异族身份，提醒人们，满人当年在征服中原时犯有杀戮汉人的原罪，这样的宣传，不仅对部分知识人起到了动员革命的作用，而且也影响到了满人统治的合法性基础。同时，随着立宪的推进，选举的举行，以及报禁开放之后，都市人口民智程度的提高，绅权和民权意识都在勃发中。积极参与改革的绅商和士绅，实力得到了很大的增强，各种商会、学会和农会之类的社会团体，各地的自治组织，以及开放的媒体，使得他们的发言权得到了空前的加强，到了咨议局和资政院的成立，他们的意愿表达，有了体制内的正式平台。随着政治改革的进行满人特权势必日益减少这对于已经习惯了过优越和悠闲日子的满人统治阶层来说，当然不是福音。
当时的满人统治者面对挑战，却选择了错误的应对。尤其是在1908年之后，成熟的当家人西太后和光绪皇帝相继死去，接任者少不经事，这些少年权贵，看到了自身的合法性危机，也感到了自身特权丧失的危险。但是，他们不是通过加快改革进程，放弃自身的中世纪特权来增加自己的合法性，或者说用正面回应改革的方式给自己积累福荫。而是采取大幅度收回权力和资源的方式，确保自身的安全，把行政权、兵权和财权，都抓到自己手里。一方面把权力和资源收归满人，也就是收归满人权贵，一方面把权力和资源收归中央政府。力图用蛮力，一举打破自太平天国以来，中国权力结构内(中央)轻外(地方)重，满轻汉重的格局。这样的倒行逆施，到了皇族内阁出台，达到了顶点。这样的举措，不仅逆潮流而行而且是逆改革之行。在最短的时间内，最大限度地得罪了地方实力派和立宪派绅商和士绅。让自己丧失了改革的话语权，沦为当时最有实力的绅商和士绅的敌人。这个时候，原本并不彰显的革命话语，就发出了强音，当立宪派也倒向革命的时候，清朝就寿终正寝了。
面对西方
其实，近代中国的命运，自从西方列强开始叩门之际，就已经确定了。只要西方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形成，亚非拉等非西方民族的命运也已经定了口或迟或早都会被拖入它们的体系。或者变成它们的殖民地，或者变成它们的小伙计。由于中国有古老的文明，有相对发达的政府，对于以商立国的西方列强而言，将中国拉入自己的体系，比征服之使之变成自己的殖民地，更加经济合算，成本更低。所以，在甲午战争之前，西方对中国的战争，看起来就是让中国进一步对它们开放，并跟中国建立正常的外交关系。虽然中国自己也有自己的世界体系，自己的天下但是，中国的天下敌不过人家的世界，我们只能一步步地被拖入它们的世界。在这种情形一所有的东方国家，自强的唯一途径，就是面对现实，学习西方，逐步改革，在改革中寻求自新自强之路。中国如此，奥斯曼帝国如此，埃及如此，日本也是如此。
可惜，在这些国家中，只有日本通过自身的变法维新，让改革话语始终成为政府的主流话语，比较顺利地完成了学习西方的改革，一跃成为东方强国。而其他国家的政府，都没有完全掌控改革的话语权，一会儿失语，一会儿说话，始终在进步还是保守，改革还是因循之间徘徊，最终导致旧政权的更迭，社会的动荡，迟迟不能完成自身的转型。而这个转型，在今天看来，是迟早都要完成的，甲统治完成不了乙也得面对，乙不行丙得接着面对。拖得越久，付出的代价就越大。不管谁来统治，只要意图保守，意图向后转，就注定失语，一旦失语，统治行为就必然变形，处处被动挨打，在国际上如是，在国内也如是。最终，会连自己本来有的合法性和正当性都丧失殆尽，最终会败得非常难看。
近代中国，失语症，是不愿意变革者患的。我们知道，晚清政府，真正萌发变革之意，始于19世纪的60年代。帮助清政府打平太平天国的地方实力派，在内战过程中领教了由太平天国采用的洋枪洋炮的厉害，也尝到了洋枪洋炮的甜头，开始将魏源“师夷之长技”的设想落到实处。而清朝的中央政府，作为当家人之一的奕诉和文祥，在跟占领了北京的英国人法国人打交道过程中，也多少开了点窍。1860年之后，一些强势的地方督抚开始洋务运动，而北京，不仅有了一个被洋人逼出来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还有了承包给洋人的总税务司，甚至奕诉还想设立一个专门学习西方文化的学校——同文馆。这样的学校，不消说，是请洋人来教的。
倭仁之死
不过，这个时候的中国，不想变革，不正视西方存在的士大夫还是相当多，尽管接二连三打了败仗，但是他们总觉得中国文化上的优势依然不可动摇，就算洋人占了北京，不也最后吐出来了吗?就算不吐出来，取清朝而代之，在某些士大夫看来，早晚也得跟满人_样，学习汉人，尊孔读经，开科取士。每次洋人进来的时候，总有传说出来，说洋^在占领地开科取士，考的居然还是四书五经，八股文章。所以，当变革到来之际，顽固守旧的人没有失语，他们发声抗议了抗议声一边是流言蜚语，街头巷议，讽刺嘲骂，一边是一个重臣的奏折。重臣名叫倭仁，是蒙军八旗的底子科举高第，从翰林院的庶吉士一直做到大学士，同治皇帝的老师，朝中有名的理学家，跟曾国藩齐名。为人清正，学问也不错，弟子门生满天下。
这样一位重量级的人物出来抗议，所依仗的武器，却是理学的陈年旧货，连词句都没更新。在他看来，中国完全没有必要学习西方，只要发挥固有的道德，固有文化，中国就可以在战争中获胜，仁义忠信可以为干戈舟楫。而中国近来一连串的失败，不是武器不如人，而是道德没有发挥作用。如果真的非要学天文历算，中国之大，不愁没有本土人才，何必从外面聘请?
当年垂帘听政的西太后，虽然没有上过学，更不知道西学是什么东西。但却亲身经历了中国军队在洋人面前的惨败，伴随自己的夫君咸丰皇帝逃到了热河，过了好一阵衣食不周，连肉都吃不上的日子。仁义忠信为干戈舟楫的大话，说说可以，当真则成了笑话。不过，倭仁说中国自己有西学人才的说法，倒是有吸引力，至少聘自己人，花费要少些。于是，太后下令倭仁赶紧推荐这方面的人才。没想到反倒将了倭仁一军，他老先生不过随口一说，哪里找人去，理学家的帽子戴着，又不好撒谎，于是只好承认自己也不知道哪儿有这样的人才。西太后看在皇帝老师的份上，也没有追究他的“欺君之罪”，只是让他随时留心，如果发现了，赶紧推荐上来。但是，不知是奕沂有心恶作剧，还是西太后要用倭仁牵制奕沂，突然之间，倭仁发现自己得了一项新的官衔，总理衙门事务大臣。有这样头衔的人，在朝中还有几个，都是热心洋务之人。此时，把一个反对洋务，极不喜欢跟洋人打交道的人任命为这样一个专门办洋务，跟洋人办交涉的衙门的大臣看起来很像是在搞笑。可是，做人很认真的倭仁，却受不了这样的搞笑。如果西太后真的想用倭仁来牵制奕沂的话，她找错人了。因为一想到要和洋人办交涉倭仁的头要变大头娃娃了结果任命下来不久，倭仁差点没从马上栽下来，从此之后得了痰厥之症，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中风。后来虽然经过治疗好了一点，但两年之后，还是因此而翘了辫子。倭仁之死，标志着中国相当一部分思想顽固的士大夫，开始患上了失语症。
变革不可避免
初患失语症的人，还是能发声的，声音最大的，是一个名叫刘锡鸿的人。不过，此人仅仅是位做过留洋副使的光禄寺少卿。人品和学问，都比倭仁矮了不止一个档次。他做过郭嵩焘幕僚，是郭一手提拔上来的人，在出使的任上，却跟郭嵩焘反目成仇，非常无聊地拼命攻击他昔日的恩人。而他反对洋务的借口，则是所谓的风水迷信。比如说，在中国修建铁路，是败坏中国的风水，会惹怒山神水怪。这样的说法，显然比起倭仁的夷夏之防，仁义忠信，要低了一个档次，不过是民间底层文化怪力乱神的陈词滥调。可以说，到此为止，顽固保守的声音，已经因病而嘶哑了。
只是，在当时，不管什么样的陈词滥调，都有市场，也都能给改革制造麻烦。由于中国真正的危机还没有到来，八股取士还在吸引着全国士子的注意力，顽固保守的士大夫，人多势众，李鸿章和郭嵩焘所谓的不明事理之人，仗着人多的优势，在话语权逐渐丧失的情况下依然充分地活跃。而顽固派的失语，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当时中国政府的失语，因为政府也并没有真心信奉改革，一直处于三心二意的状态。一有风吹草动，就会对改革叫停。让中国的自主改革，不是走到半途就走不下去，就是橘越淮北而变枳，即使有成效，也往往流于形式。中日甲午战争的到来，两个同时在学习西方的东方大国的较量，学得好优等生，以大比分战胜了中等生。战胜的日本，不仅掠取了2亿两白银的战争赔款，两块中国的领土，而且暴露了有朝一日吞并中国的野心。当然，西方列强不可能容忍东方崛起一个吞掉了中国，变得如此庞大的新日本，它们遏制日本的办法，居然是趁早瓜分中国。所以，甲午之后，中国第一次出现了大规模的边疆危机，西方列强纷纷在中国强租港口，划分势力范围。这样，已经跟西方打了将近60年交道的中国，第一次这样明晰地面临被瓜分豆剖的危险。
这种时候，中国的整个中上层，不管政治态度如何，有没有政治态度，都知道变革不可避免，不变没有出路。但是，即使在这样严峻的情形下，中国不想变革的人依旧人数众多，一些内地的士人和官僚，尤其是满人阶层，都不期待自己的生活有哪怕一丁点变化。对他们来说，变革就意味着失去，而他们特别惧怕失去，因为他们已经没有了任何迎接挑战的意志和能力。此时的守旧，是完全意义上的因循守旧，害怕改变往昔的生活轨道，置国家民族的未来于不顾。只是，在严峻的国难危机面前，他们已经彻底失语，连刘锡鸿那种陈词滥调，也已经说不出口了。不过，他们并没有放弃努力，对于朝廷发动的改革戊戌变法，从公开的反对，转为暗中的权术杯葛，私底下的窃窃私语。然而，这样的杯葛和私语，恰好赶上变法期间独特的帝后二元权力结构，担心改革而失去权力的西太后，在权欲的驱使下变成了顽固派的“首领”，在变法100天后，寻了一个借口，以完全没有道理的方式，吞噬了改革。
然而，在政变之后，保守势力为西太后提供的挽救危局甚至维持政权的法宝，居然只是所谓的“民气可用”，而所谓民气可用的民粹诉求，其核心的成分，竟然是义和团的法术刀枪不入。即使是刀枪不入的法术，最终让西太后相信，也是义和团与顽固派合作的阴谋。因为他们讲不出道理，只有靠 欺诈和权术。义和团运动，实际上就是在朝廷的民粹鼓噪下的一种暴民的狂欢。而这种暴民，恰好被所顽固势力利用，充当了他们抗阻变革的最后一根稻草。这根稻草，由于有当时最有权势的西太后的加持，于是变成了一场彻底灭洋的疯狂反扑，中国的顽固势力，妄图借助一种莫须有的民间巫术，彻底消解他们对于变革的忧虑。
当立宪派倒向革命
不愿变革者的最后疯狂，带来的是民族和国家的巨大灾难。灾难过后，改革话语旧话重提，但革命话语也随之而起。虽然说，孙中山以推翻清朝为宗旨的兴中会，号称在1894年就已经在海外成立，但这个革命的小组织，真正进入国人视线，还是在庚子以后。庚子以后，在惨痛的教训下朝廷开始接受改革话语，重新开始戊戌的改革。但是，朝廷改革之后，并不意味着顽固保守势力就不存在了在改革过程中，怀疑，裹乱，破坏都存在。最初科举改革的经济特科考试，就是顽固派利用西太后对康梁的敌视，制造流言给毁了在开放报禁过程中，也有过苏报案和杖毙沈荩事件的反复。甚至军事改革中，也有地方督抚对于新军的歧视。只是，这些反改革的举措，往往都是在朝廷安全的这个角度中出现的。在这一时期，政府由于大力度推行改革，自身失语的状况得到了极大的改善。尤其是在宣布实行预备立宪，着手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之后，政府得到了朝野知识界的广泛拥护。孙中山的革命党因此感到了莫大的威胁，甚至一度力图全力狙击清廷的立宪，吴樾刺杀出国考察立宪的五大臣就是这种狙击的表现。
然而，好景不长，革命党人的暗示和起义，虽然没能撼动清朝统治，但革命党的宣传，刻意强调清朝政府的异族身份，提醒人们，满人当年在征服中原时犯有杀戮汉人的原罪，这样的宣传，不仅对部分知识人起到了动员革命的作用，而且也影响到了满人统治的合法性基础。同时，随着立宪的推进，选举的举行，以及报禁开放之后，都市人口民智程度的提高，绅权和民权意识都在勃发中。积极参与改革的绅商和士绅，实力得到了很大的增强，各种商会、学会和农会之类的社会团体，各地的自治组织，以及开放的媒体，使得他们的发言权得到了空前的加强，到了咨议局和资政院的成立，他们的意愿表达，有了体制内的正式平台。随着政治改革的进行满人特权势必日益减少这对于已经习惯了过优越和悠闲日子的满人统治阶层来说，当然不是福音。
当时的满人统治者面对挑战，却选择了错误的应对。尤其是在1908年之后，成熟的当家人西太后和光绪皇帝相继死去，接任者少不经事，这些少年权贵，看到了自身的合法性危机，也感到了自身特权丧失的危险。但是，他们不是通过加快改革进程，放弃自身的中世纪特权来增加自己的合法性，或者说用正面回应改革的方式给自己积累福荫。而是采取大幅度收回权力和资源的方式，确保自身的安全，把行政权、兵权和财权，都抓到自己手里。一方面把权力和资源收归满人，也就是收归满人权贵，一方面把权力和资源收归中央政府。力图用蛮力，一举打破自太平天国以来，中国权力结构内(中央)轻外(地方)重，满轻汉重的格局。这样的倒行逆施，到了皇族内阁出台，达到了顶点。这样的举措，不仅逆潮流而行而且是逆改革之行。在最短的时间内，最大限度地得罪了地方实力派和立宪派绅商和士绅。让自己丧失了改革的话语权，沦为当时最有实力的绅商和士绅的敌人。这个时候，原本并不彰显的革命话语，就发出了强音，当立宪派也倒向革命的时候，清朝就寿终正寝了。
面对西方
其实，近代中国的命运，自从西方列强开始叩门之际，就已经确定了。只要西方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形成，亚非拉等非西方民族的命运也已经定了口或迟或早都会被拖入它们的体系。或者变成它们的殖民地，或者变成它们的小伙计。由于中国有古老的文明，有相对发达的政府，对于以商立国的西方列强而言，将中国拉入自己的体系，比征服之使之变成自己的殖民地，更加经济合算，成本更低。所以，在甲午战争之前，西方对中国的战争，看起来就是让中国进一步对它们开放，并跟中国建立正常的外交关系。虽然中国自己也有自己的世界体系，自己的天下但是，中国的天下敌不过人家的世界，我们只能一步步地被拖入它们的世界。在这种情形一所有的东方国家，自强的唯一途径，就是面对现实，学习西方，逐步改革，在改革中寻求自新自强之路。中国如此，奥斯曼帝国如此，埃及如此，日本也是如此。
可惜，在这些国家中，只有日本通过自身的变法维新，让改革话语始终成为政府的主流话语，比较顺利地完成了学习西方的改革，一跃成为东方强国。而其他国家的政府，都没有完全掌控改革的话语权，一会儿失语，一会儿说话，始终在进步还是保守，改革还是因循之间徘徊，最终导致旧政权的更迭，社会的动荡，迟迟不能完成自身的转型。而这个转型，在今天看来，是迟早都要完成的，甲统治完成不了乙也得面对，乙不行丙得接着面对。拖得越久，付出的代价就越大。不管谁来统治，只要意图保守，意图向后转，就注定失语，一旦失语，统治行为就必然变形，处处被动挨打，在国际上如是，在国内也如是。最终，会连自己本来有的合法性和正当性都丧失殆尽，最终会败得非常难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