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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深刻分析国内外经济形势的基础上，将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增长确定为宏观调控的首要任务，同时又强调要把加快发展方式转变作为“保增长”的主攻方向。这一战略决策是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重要举措，对于统一发展共识，坚定发展信心，协调发展行动，凝聚发展力量，意义重大而深远。
国际金融危机背景下“保增长”是头等大事
在国际金融危机对实体经济带来的影响进一步加深的背景下，“保增长”成为当前经济发展中的头等大事。之所以要强调“保增长”，并把其提升到核心的战略地位。这是因为：
第一，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增长，是解决许多现实问题的有效途径。对有着13亿人口的发展中大国来说，经济增速过慢，就无法有效满足社会发展的需要，不能缓解就业等各种社会问题，就不利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顺利推进。在当前世界经济增长明显减速的情况下，保持一个相对稳定的经济增长速度，有利于增强广大人民群众的信心，也有利于扩大城乡就业、增加居民收入和保持社会稳定。
第二，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增长，符合我国长期以来的发展方向。科学发展观的第一要义是发展。依靠快速发展解决前进中的问题，是改革开放30年取得的一条宝贵经验。30年来我国经济社会各方面之所以有巨大进步，一个重要条件就是经济总量的快速增长。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今后也只有通过保持较快的经济增长速度。才能在国际金融危机中变被动为主动，并为经济社会长期的良性发展创造基础条件。
第三，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增长，是化挑战为机遇的必然选择。经济增长是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发展的物质基础。改革开放以来，正是有了全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经济实力的不断壮大，才有了应对各种挑战的驾驭能力和回旋余地。当前我国经济发展的形势相当严峻，国际金融危机正在不断向实体经济蔓延。全球经济增长减速与国内周期性结构调整叠加在一起，使国内经济运行困难增加，经济运行中的压力明显加大，经济增速大幅下滑的风险明显增加。在这样的挑战下，只有坚定不移地抓住发展这个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努力保持较快的增长速度，才能变不利因素为有利因素，变压力为动力，变危机为生机，把国际金融危机的不利影响降到最低程度。
第四，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增长，我们有许多有利的条件。我们有改革开放30年持续快速发展积累的雄厚物质基础，有基础设施建设、产业发展、居民消费、生态环境保护等方面的巨大发展空间，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断完善形成的较好的体制环境，还有总体稳健的金融体系、规模较小的财政赤字、储备充足的外汇和国内较高的储蓄率，这些都是保持增长、应对危机的有利条件和坚实基础。“保增长”包含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框架之中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的“保增长”与以往相比有着新的涵义，是包含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框架之中的。
首先，“保增长”不是保传统发展模式下的经济增长。而是保科学发展模式下的经济增长。我国仍然是发展中国家。要满足基本的发展要求，就必须保持较高的增长速度。但我们不能为了图一时的高速度而无视经济发展的长远利益和民众的福祉，放任高耗能、高污染、低水平产业的延续，甚至把已经淘汰的产能重新扶上马。当前的世界金融危机，让传统发展模式积累起来的结构性、素质性、内生性矛盾暴露无疑，低层次的产业纷纷败退，按传统模式发展的企业大都遭受重创。而一些技术含量高、拥有自主创新能力的企业却没有受到太大冲击，有些还捕捉到新的机会，逆势而上。所以，此次金融危机冲击，既是阵痛，又是发展模式转型升级的良机。在这种情况下提出的“保增长”。实际就是科学发展模式下的“保增长”，必然要求着力转变影响和制约科学发展的思想观念和体制、机制，坚持保持增长速度与提高质量效益相统一，通过提高自主创新能力、促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来积极培育符合科学发展观要求的经济增长点。
其次，“保增长”不是保具有传统增长动力与要素支撑的经济增长，而是保具有新型增长动力与要素支撑的经济增长。我国的大多数较发达省市已处于工业化中后期发展阶段，这一阶段虽然发展基础更好，但深层次矛盾也日益显露，经济增长面临传统的增长动力和要素支撑逐渐减弱的压力。不少企业满足于靠低档次产品参与市场竞争，甚至替别人贴牌生产，难以对经济增长发挥有效的促进作用。所以，“保增长”必然需要形成新型增长动力与要素支撑，这就要求大力推进增长动力和要素支撑的转变：一是增长动力从投资驱动为主向创新驱动为主转变：二是要素支撑从物质资源为主向人力资源为主转变。
其三，“保增长”不是保依赖投资大跃进的经济增长，而是保依赖国内消费需求的经济增长。依赖投资大跃进的增长会产生三大弊端：(1)形成产业项目重复建设或再次导致投资过热和经济过热；(2)投资项目的质量和效益难保证、安全事故难避免；(3)政府大规模投资建设，严重抑制老百姓消费。所以“保增长”不能依赖于投资大跃进，而是要依赖于国内消费需求的增长。内需是保证经济可持续增长的核心，只有拉动内需，保证国内经济循环的顺畅，才能最大程度地减少外部萧条的影响。需求分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投资需求如果不能形成消费需求，就难免陷入过剩的困局。所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指出，要“以提高居民收入和扩大最终消费需求为重点。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通过扩大最终消费需求，带动中间需求，有效吸收和消化国内生产能力。”
其四，“保增长”不是保劳民伤财、脱离实际的经济增长，而是保以人为本、改善民生的经济增长。增长的最终指向是民生福祉，越是困难时刻。越要高度关注民生，着力解决涉及群众利益的热点难点问题。以项目投资来“保增长”，绝不是要搞劳民伤财的“形象工程”和脱离实际的“政绩工程”，而是要把改善民生作为“保增长”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如此，短、中、长期利益才能兼顾，经济发展才有持续动力。民生要点不离“就业”、“保障”四字，需要切实加以维护。
其五，“保增长”不是保“高成本”的经济增长。而是保“低成本”的经济增长。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和世界经济格局的深刻变化，我国经济运行的国际资源要素成本、国际竞争成本、环境保护成本都越来越高，加速经济增长正面临着“高成本时代”的严峻挑战。因此，“保增长”不是要以“高成本”为代价来实现经济较快增长，而是能够有效应对“高成本时代”的挑战，在转变发展方式上迈出更大步伐，加快产业优化升级，实现资源依赖向技术依托转变、制造业由中低端环节向高端环节和高附加值攀升、“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提升。
可见，“保增长”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之间是一种相辅相成、互为因果的关系。一方面，当前经济增长的回落，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供了良好的时机和有利的空间；另一方面，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将给未来的长 远经济增长创造更多的机会和动力。可以说，“保增长”是“治标”，是短期目标；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治本”，是长期目标，只有把短期目标与长期目标结合起来，标本兼治，才能事半功倍。把加快发展方式转变作为“保增长”的主攻方向
由于“保增长”包含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框架之中，所以只有把加快发展方式转变作为“保增长”的主攻方向，才能实现经济更长时间、更高水平、更好质量的增长。为此，应该采取以下对策：
第一，把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作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促进“保增长”的重点。应该突出抓以下三点：一是提升传统工业。用高新技术和先进适用技术来改造传统工业，尤其是通过传统制造业的技术更新和设备改造，提高工业部门的技术含量，走一条新型工业化道路。二是着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我国处在工业化时代，同时又面临信息化的浪潮。应抓住当今世界新技术革命的有利时机，积极发展对经济增长有突破性重大带动作用的高新技术产业，努力使之成为国民经济的先导产业和国民经济新的成长链。三是用新的思路加快发展服务业。现代服务业将是我国经济增长的一个“亮点”，它不仅是国际上跨国资本继制造业转移之后向我国产业转移的一个新领域。而且是扩大“内源性”需求、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新增长点。
第二，把扩大消费作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直接动力，加强经济增长同市场需求的有效对接。党的十七大报告把消费作为拉动经济增长的第一驾“马车”，这对我国经济发展具有重大指导意义。长期以来，我国经济增长主要依靠投资和出口，消费增速相对较低。在实现“保增长”目标的过程中，必须努力增加居民收入，积极扩大消费，使消费需求逐渐成为经济增长的主动力。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看，消费的启动可运用五大杠杆：(1)促进就业与工作收入的增长；(2)扩大公共产品的供给；(3)拓展消费服务的供给；(4)加强商业银行消费信贷的发放；(5)增加居民的财产性收入。前两个杠杆可重点通过政府财政和税收政策加以运用，后三个杠杆可以主要通过金融业的发展予以运用。
第三，把人才作为强国之本、发展之要，以人才高地建设促进产业高地建设，以高层次人才推动高质量的经济增长。围绕产业发展和经济增长的要求加快集聚人才，大力引进善于创新、创业的领军人才和团队，引进通晓国际规则、熟悉国际市场的经营管理人才，以人才集聚带动产业集聚，靠人才优势形成产业优势。围绕建设人才高地推进人才国际化，以更大力度引进各方面人才，千方百计广纳英才，汇集创新智慧。围绕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大幅度提高人才素质，创新人才培养模式，开展大规模的各类人才培训。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实现又好又快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第四，大力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以科技进步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经济增长速度加快。加强基础研究、前沿技术研究和社会公益性技术研究，在电子信息技术、生物医药技术、空间开发和海洋开发技术、纳米及新材料技术等领域超前部署，集中优势力量，加大投入力度，力争取得重要突破。适应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启动一批重大科技专项，实现核心技术集成创新与跨越。建设科技支撑体系，实施知识创新工程，整合研究实验体系，建设若干世界一流水平的科研机构和研究型大学，构筑高水平科学研究和人才培养基地。要加快建立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形成自主创新的基本体制架构，建立企业自主创新的基础支撑平台。
责任编辑：金 雯
国际金融危机背景下“保增长”是头等大事
在国际金融危机对实体经济带来的影响进一步加深的背景下，“保增长”成为当前经济发展中的头等大事。之所以要强调“保增长”，并把其提升到核心的战略地位。这是因为：
第一，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增长，是解决许多现实问题的有效途径。对有着13亿人口的发展中大国来说，经济增速过慢，就无法有效满足社会发展的需要，不能缓解就业等各种社会问题，就不利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顺利推进。在当前世界经济增长明显减速的情况下，保持一个相对稳定的经济增长速度，有利于增强广大人民群众的信心，也有利于扩大城乡就业、增加居民收入和保持社会稳定。
第二，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增长，符合我国长期以来的发展方向。科学发展观的第一要义是发展。依靠快速发展解决前进中的问题，是改革开放30年取得的一条宝贵经验。30年来我国经济社会各方面之所以有巨大进步，一个重要条件就是经济总量的快速增长。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今后也只有通过保持较快的经济增长速度。才能在国际金融危机中变被动为主动，并为经济社会长期的良性发展创造基础条件。
第三，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增长，是化挑战为机遇的必然选择。经济增长是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发展的物质基础。改革开放以来，正是有了全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经济实力的不断壮大，才有了应对各种挑战的驾驭能力和回旋余地。当前我国经济发展的形势相当严峻，国际金融危机正在不断向实体经济蔓延。全球经济增长减速与国内周期性结构调整叠加在一起，使国内经济运行困难增加，经济运行中的压力明显加大，经济增速大幅下滑的风险明显增加。在这样的挑战下，只有坚定不移地抓住发展这个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努力保持较快的增长速度，才能变不利因素为有利因素，变压力为动力，变危机为生机，把国际金融危机的不利影响降到最低程度。
第四，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增长，我们有许多有利的条件。我们有改革开放30年持续快速发展积累的雄厚物质基础，有基础设施建设、产业发展、居民消费、生态环境保护等方面的巨大发展空间，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断完善形成的较好的体制环境，还有总体稳健的金融体系、规模较小的财政赤字、储备充足的外汇和国内较高的储蓄率，这些都是保持增长、应对危机的有利条件和坚实基础。“保增长”包含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框架之中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的“保增长”与以往相比有着新的涵义，是包含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框架之中的。
首先，“保增长”不是保传统发展模式下的经济增长。而是保科学发展模式下的经济增长。我国仍然是发展中国家。要满足基本的发展要求，就必须保持较高的增长速度。但我们不能为了图一时的高速度而无视经济发展的长远利益和民众的福祉，放任高耗能、高污染、低水平产业的延续，甚至把已经淘汰的产能重新扶上马。当前的世界金融危机，让传统发展模式积累起来的结构性、素质性、内生性矛盾暴露无疑，低层次的产业纷纷败退，按传统模式发展的企业大都遭受重创。而一些技术含量高、拥有自主创新能力的企业却没有受到太大冲击，有些还捕捉到新的机会，逆势而上。所以，此次金融危机冲击，既是阵痛，又是发展模式转型升级的良机。在这种情况下提出的“保增长”。实际就是科学发展模式下的“保增长”，必然要求着力转变影响和制约科学发展的思想观念和体制、机制，坚持保持增长速度与提高质量效益相统一，通过提高自主创新能力、促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来积极培育符合科学发展观要求的经济增长点。
其次，“保增长”不是保具有传统增长动力与要素支撑的经济增长，而是保具有新型增长动力与要素支撑的经济增长。我国的大多数较发达省市已处于工业化中后期发展阶段，这一阶段虽然发展基础更好，但深层次矛盾也日益显露，经济增长面临传统的增长动力和要素支撑逐渐减弱的压力。不少企业满足于靠低档次产品参与市场竞争，甚至替别人贴牌生产，难以对经济增长发挥有效的促进作用。所以，“保增长”必然需要形成新型增长动力与要素支撑，这就要求大力推进增长动力和要素支撑的转变：一是增长动力从投资驱动为主向创新驱动为主转变：二是要素支撑从物质资源为主向人力资源为主转变。
其三，“保增长”不是保依赖投资大跃进的经济增长，而是保依赖国内消费需求的经济增长。依赖投资大跃进的增长会产生三大弊端：(1)形成产业项目重复建设或再次导致投资过热和经济过热；(2)投资项目的质量和效益难保证、安全事故难避免；(3)政府大规模投资建设，严重抑制老百姓消费。所以“保增长”不能依赖于投资大跃进，而是要依赖于国内消费需求的增长。内需是保证经济可持续增长的核心，只有拉动内需，保证国内经济循环的顺畅，才能最大程度地减少外部萧条的影响。需求分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投资需求如果不能形成消费需求，就难免陷入过剩的困局。所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指出，要“以提高居民收入和扩大最终消费需求为重点。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通过扩大最终消费需求，带动中间需求，有效吸收和消化国内生产能力。”
其四，“保增长”不是保劳民伤财、脱离实际的经济增长，而是保以人为本、改善民生的经济增长。增长的最终指向是民生福祉，越是困难时刻。越要高度关注民生，着力解决涉及群众利益的热点难点问题。以项目投资来“保增长”，绝不是要搞劳民伤财的“形象工程”和脱离实际的“政绩工程”，而是要把改善民生作为“保增长”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如此，短、中、长期利益才能兼顾，经济发展才有持续动力。民生要点不离“就业”、“保障”四字，需要切实加以维护。
其五，“保增长”不是保“高成本”的经济增长。而是保“低成本”的经济增长。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和世界经济格局的深刻变化，我国经济运行的国际资源要素成本、国际竞争成本、环境保护成本都越来越高，加速经济增长正面临着“高成本时代”的严峻挑战。因此，“保增长”不是要以“高成本”为代价来实现经济较快增长，而是能够有效应对“高成本时代”的挑战，在转变发展方式上迈出更大步伐，加快产业优化升级，实现资源依赖向技术依托转变、制造业由中低端环节向高端环节和高附加值攀升、“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提升。
可见，“保增长”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之间是一种相辅相成、互为因果的关系。一方面，当前经济增长的回落，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供了良好的时机和有利的空间；另一方面，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将给未来的长 远经济增长创造更多的机会和动力。可以说，“保增长”是“治标”，是短期目标；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治本”，是长期目标，只有把短期目标与长期目标结合起来，标本兼治，才能事半功倍。把加快发展方式转变作为“保增长”的主攻方向
由于“保增长”包含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框架之中，所以只有把加快发展方式转变作为“保增长”的主攻方向，才能实现经济更长时间、更高水平、更好质量的增长。为此，应该采取以下对策：
第一，把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作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促进“保增长”的重点。应该突出抓以下三点：一是提升传统工业。用高新技术和先进适用技术来改造传统工业，尤其是通过传统制造业的技术更新和设备改造，提高工业部门的技术含量，走一条新型工业化道路。二是着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我国处在工业化时代，同时又面临信息化的浪潮。应抓住当今世界新技术革命的有利时机，积极发展对经济增长有突破性重大带动作用的高新技术产业，努力使之成为国民经济的先导产业和国民经济新的成长链。三是用新的思路加快发展服务业。现代服务业将是我国经济增长的一个“亮点”，它不仅是国际上跨国资本继制造业转移之后向我国产业转移的一个新领域。而且是扩大“内源性”需求、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新增长点。
第二，把扩大消费作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直接动力，加强经济增长同市场需求的有效对接。党的十七大报告把消费作为拉动经济增长的第一驾“马车”，这对我国经济发展具有重大指导意义。长期以来，我国经济增长主要依靠投资和出口，消费增速相对较低。在实现“保增长”目标的过程中，必须努力增加居民收入，积极扩大消费，使消费需求逐渐成为经济增长的主动力。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看，消费的启动可运用五大杠杆：(1)促进就业与工作收入的增长；(2)扩大公共产品的供给；(3)拓展消费服务的供给；(4)加强商业银行消费信贷的发放；(5)增加居民的财产性收入。前两个杠杆可重点通过政府财政和税收政策加以运用，后三个杠杆可以主要通过金融业的发展予以运用。
第三，把人才作为强国之本、发展之要，以人才高地建设促进产业高地建设，以高层次人才推动高质量的经济增长。围绕产业发展和经济增长的要求加快集聚人才，大力引进善于创新、创业的领军人才和团队，引进通晓国际规则、熟悉国际市场的经营管理人才，以人才集聚带动产业集聚，靠人才优势形成产业优势。围绕建设人才高地推进人才国际化，以更大力度引进各方面人才，千方百计广纳英才，汇集创新智慧。围绕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大幅度提高人才素质，创新人才培养模式，开展大规模的各类人才培训。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实现又好又快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第四，大力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以科技进步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经济增长速度加快。加强基础研究、前沿技术研究和社会公益性技术研究，在电子信息技术、生物医药技术、空间开发和海洋开发技术、纳米及新材料技术等领域超前部署，集中优势力量，加大投入力度，力争取得重要突破。适应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启动一批重大科技专项，实现核心技术集成创新与跨越。建设科技支撑体系，实施知识创新工程，整合研究实验体系，建设若干世界一流水平的科研机构和研究型大学，构筑高水平科学研究和人才培养基地。要加快建立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形成自主创新的基本体制架构，建立企业自主创新的基础支撑平台。
责任编辑：金 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