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有人说过集权主义吗?》一书中，被出版家称为“卢布尔雅那巨人”的斯拉沃热·齐泽克，强化了他最近著作中越来越明显的政治轨迹。本书是作者在《敏感的主体》和《幻想的瘟疫》之后出版的，当时他正在和厄尔斯特·拉克劳发生争论。(在他与拉克劳、巴特勒共同写作的《偶然性、霸权和普遍性——关于左派的对话》中，这一争论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尽管齐泽克的拉康式的本体论从根本上说是保守的(认为匮乏、异化、暴力、排外等等是不可避免的，在任何可能的社会都无法消除)，但是他依然采取了鲜明的左派革命者的姿态。
　　齐泽克对集权主义的分析是独特的，但是并没有回避集权主义的传统内涵，只是把它上升到更高层次的对现代政治、自由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网络世界、大众传媒的批判当中。这就是本书区别于其他林林总总从西方主流意识形态出发对集权主义批判的特点，也是我们阅读此书所始料未及，并引发诸多思考的原因。
　　首先，在对传统集权主义的思考中，作者提出了许多新颖的观点，例如他对斯大林清洗的分析特别具有冲击力。他宣称这一清洗实际上掩盖的是：完全没有能力通过“正常的”的权威和行政手段管理国家。将领导人提升到对任何事情都能发表意见的天才高度，实际上对国家的功能产生了麻痹的效果，从而使国家的功能屈从于这一崇拜；同时也意味着对领导能力崇拜所产生的腐蚀性结果。人类的理性是极为有限的，领导的理性也是极为有限的。对理性过度的崇拜只会导致一系列对自然、社会、历史过度破坏的社会宏大工程和非理性行为。
　　其次，齐泽克通过讨论肖斯塔科维奇的作品，对将不同政见简单化的观点提出了挑战。他特别论述了秘密的持不同政见的概念，认为不同政见行为的本质是它的公开性，而对一种体制保持私下的内在距离或者玩世不恭的态度，实际是上在帮助这一体制延续下来。从苏联的最高领导人到普通党员干部，大多是秘密的持不同政见者。他们表面支持这一政权，事实上与它存在着的只是政治企图、经济利益的功利主义关系。一旦政权发生了问题，这种功利主义关系不再存在，这些人就成了公开的持不同政见者，成了它的反对派和叛徒。因此，肖斯塔科维奇的成功之处，不是他被人们假定的那种在音乐中潜存的不同政见，而是他将自己的胆怯懦弱和与体制相关的内心冲突结合在一起。他的音乐是一个分裂的人的音乐，是那个时代大多数正直但又胆怯的持不同政见者的内心写照。
　　第三，是社会主义自身的突破使得真正的不同政见者得以存在。苏联社会主义制度内部的突破开启和维护了一种空间，从而使不同政见者在其中对苏联错误的社会主义实践所造成的恐怖和悲惨进行了批判和谴责，他们是在社会主义开放的空间中对当时的现实表示不满的。但是，一旦他们以舍弃代替了纠正、改革社会主义的理想、制度和实践，认为市场和资本主义可以带来真实的人类团结的时候，他们遭遇了巨大的失望。实际存在的市场和资本主义没有满足他们在批判社会主义时所期望的东西。
　　在最后一个问题上，一些人谴责齐泽克轻视了苏联体制的牺牲品，在为这种体制辩护。而齐泽克认为坦陈苏联社会主义的失败，并不能否定社会主义的理想和信念，及其社会主义的激进批判精神。苏联社会主义革命计划的失败并没有阻止齐泽克坚持社会主义的价值观念。他认为马克思主义者不应该害怕承认斯大林清洗中的非理性主义，并且要认识到斯大林体制是社会主义最令人沮丧的失败，它产生了巨大的社会恐惧和悲惨境遇。这一失败是在社会主义的理想之梦的背景下受到审判的，正是因此，斯大林主义也释放出社会主义自身解放的潜能。齐泽克的观点令他坚守着一个失败的革命计划的理想。社会主义只有用新的社会主义而非资本主义来加以修正，只有那些对于传统社会主义持异议，同时依然坚持社会主义理想的人，才不会遭遇到市场和资本主义带来的失望。对集权主义的描述只适合僵化教条的苏联社会主义，而根本不适合社会主义思想中解放的核心。我们必须绕开集权主义和苏联社会主义去接近本真的社会主义。
　　齐泽克对集权主义普遍的共识提出了异议，这些共识包括恶魔般的大屠杀；劳动营和社会工程计划的所谓真理；在多元文化主义中始终受到抵制的种族主义和原教旨主义。集权主义远不止如此。齐泽克最终显示了集权主义幽灵现存的几种形态，其中包括了最大的、最可怕的新的集权主义形式。
　　集权主义并没有随着苏联社会主义制度的消亡而终结，它的幽灵依然四处游荡。齐泽克认为它的当今形式多种多样：从罪恶的独裁者到新右派；从数码世界到电视传媒。在后一种情况下，我们的日常生活受到了注册和控制，以至过去的警察国家看上去像是小孩的游戏，“隐私的终结”就在我们的眼前出现了。而电视成了我们日常生活和心智的主宰，离开了电视，我们的生活似乎出现了断裂和空洞，我们的思维、情感失去了依托。
　　不过本书让人感兴趣的不是将集权主义和大众文化批判的结合，而是西方．左派，乃至全球左派的退却。他们不愿意做右派所指责的集权主义者，而把集权主义者的位置无意让给了右派，让位给市场经济、资本主义、新自由主义、保守主。义、全球化的合谋，尽管右派是决不会承认他们是集权主义者的。
　　齐泽克认为集权主义的概念被扭曲地利用和误用了，而这种利用和误用被用来驯化激进的思想(反对西方自由主义和民主主义的思想)，成为了阻碍任何与新自由主义相抗衡的思想和体制的机制。当一个人接受了现成的集权主义概念的时候，他已经被自觉或不自觉地固定在西方自由主义和民主主义的框架当中。
　　在这本书中，作者关注的是西方学术界辩论的衰弱状态，这一学术界被一系列禁忌所定义，对它的冒犯可能带来可怕的后果，那就是论文被拒绝和失业。“第一件要做的事情是毫无畏惧地冒犯自由主义的禁忌，即假如一个人被控告为反民主的、集权主义的，会怎么样呢?”
　　集权主义的概念在西方政治分析中始终和纳粹主义、苏联式的社会主义体制联系在一起，以至于在市场经济、资本主义、新自由主义、保守主义、全球化的合谋中，集权主义的概念成为了这个合谋的秘密工具。凡是对这一合谋的观念、制度、运作、结果提出异议、质疑、批评、批判、拒绝、否定的行为，都具有了集权主义的倾向。而我们应该注意到的是，这种合谋以及所产生的霸权难道不是集权主义吗?建立在无限欲望和这一欲望满足基础之上的市场经济要通吃、覆盖整个社会的时候，难道不是集权主义吗?(市场、资本、利润是重要的，在很大的程度上是可以独立运作的。但是一旦它们成了社会的本身，成了人类所有需要的本身，自然、社会、人类的位置又在什么地方呢?)建立在资本和其最大效益无限循环基础上的资本主义在不断蔑视穷人、穷国利益的时候，难道不是集权主义吗?建立在经济效率最大化，漠视效率以外的社会正义与和谐问题之上的新自由主义，难道不是集权主义吗?建立在任何新的、批判性、革命性思想基础上以维护富人生活状态的保守主义，难道不是集权主义吗?建立在剥削穷人、穷国，使他们的生存状态在相对水平，甚至绝对水平越来越糟糕的全球化，难道不是集权主义吗?几年前，批判法学家科斯塔斯·杜齐纳对我说哈耶克、弗里德曼、诺齐克是法西斯分子的时候，我感到十分惊讶。因为那时我们受到市场经济、效率、资本至上的诱惑，也参与到这场全球性的合谋当中。一种新的集权主义正在或者说已经形成，而过去的集权主义(也是这一合谋所批判的苏联式的集权主义)和新的集权主义(资本的集权)相比，只是一种幼稚的低级形式。
　　集权主义作为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概念一直有着明确的策略上的功能：通过消除对自由主义民主的批评——它是右翼法西斯主义集权统治的对应面和孪生子——来认可西方的自由主义一民主主义的霸权。这种策略企图将集权主义与斯大林体制完全等同，从而为资本的权力作出辩护。 集权主义的最终根源是思想在本体论意义上的封闭。在探索以上问题的类似之处时，齐泽克的结论是：恶魔与其说存在于集权主义制度的局部，不如说存在于使集权主义成为现实的东西当中。左派的退让正显示了这一点。
　　实际上，新右派俘获了左派。越来越多的左派人士在这一合谋面前丧失了批判能力和革命性思想，自觉地、争先恐后地适应或者参与这种合谋，让实际存在的市场和资本霸权更自由地进行统治。左派放弃了任何激进的政治计划，把市场资本主义作为惟一的游戏。左派的“现实主义”遂成为“最糟糕的意识形态”。齐泽克揭露了这种“适应的”渴望所引发的个人对自我兴趣的抵制。他将这一现象和斯大林时期前苏联共产党员自杀性的疯狂联系在一起。当时的共产党员为了所谓党的利益承认了自己没有也不可能犯下的错误。左派被假定已经完全消失，被放逐到远离中心的黑暗当中了。作者企图证明激进的思想不仅不应该死亡，而且有着巨大的价值。人们将会越来越认识到这一点。市场、资本主义、自由主义民主被人们肯定的太多了，对它们的质疑决不能被理解为集权主义的延续或再生；相反，漠视和拒绝这种质疑，不仅是思想上的封闭，也是体制上的封闭，是集权主义的幽灵在自由资本主义思想和制度中的复活。作者认为，西方民主的胜利远没有带来它所承诺的自由，反而带来了对创造性思想和生活的压力。
　　所有被经济无限的增长以及它所带来的社会破坏弄得疲惫不堪，并企图理解这个日益疯狂的世界的人应该读一下这本书，所有对消费痴迷感到绝望的人应该读这本书，所有对资本、效益之外别无选择感到气馁的人应该读这本书，所有对只会积极迎合市场和资本主义感到愤怒的人应该读这本书，所有想重新发现离经叛道思想乐趣的人应该读这本书。本书是对当今社会非同寻常的批判，是疯狂世界里一阵清新的风。
　　(《有人说过集权主义吗?》，斯拉沃热·齐泽克著，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4月版，15．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