坎特伯雷大主教首次正式访华的破冰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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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国坎特伯雷大主教是英国国教圣公会的最重要的领导人,并在英国和国际社会众多的基督教徒中拥有极其重要的影响,在英国社会里,人们则认为其影响所及可与英国政府的首脑首相和国家元首女王相比拟,英王是由坎特伯雷大主教为其加冕的。1983年12月,英国第102任坎特伯雷大主教罗伯特·伦西博士(Robert Runcie)曾应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和中国基督教协会会长丁光训主教的邀请首次正式访华。与私人访问不同,此次访华不仅受到中国领导人的亲切会见,更是受到各地广大基督教信徒的热烈欢迎。此项盛事值得后人追忆。我作为时任驻英大使馆文化参赞,曾亲自促成此事,现就我所了解的这段往事作一介绍。
  由非公开秘密访华
  改为公开访问
  1980年,伦西博士接受了坎特伯雷大主教的席位,直至1991年。他是一位博学多才、平易近人的大主教。伦西1921年出生于克罗斯比(Crosby),在利物浦港口城市长大。伦西在牛津大学就读时,与撒切尔夫人相识。“二战”期间伦西参军,曾驾驶坦克英勇作战,荣获军功十字架奖章,战后伦西在剑桥等地高等院校从事教学工作并担任行政领导。在宗教界,伦西以认同人类社会的复杂多样性和尊重多元文化而著称,他与天主教保罗教皇保持友好往来。伦西的为人和风度以及其在学术上的造诣不同于一般的神职人员,他不仅有丰富的世界历史知识,并且曾亲访世界各地考察实情,待人接物颇有学者风度。
  伦西自幼生活的利物浦港区周围有许多中国码头工人,他从小就目睹了这些中国工人的辛勤劳动、生活艰苦的种种情形,他对此留下深刻印象。他也了解到新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各方面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他确实感到这些进步来之不易,给予很大的同情和理解。他认可中国人民有多样不同的宗教信仰,愿意有机会访华结识朋友,但是当时以他的宗教领袖身份而言这并不是一件轻而易举就可以草率做出决定的事情。
  我国的丁光训主教和伦西大主教交换意见,彼此愿意寻机互访对方的国家。但是伦西大主教虽有意访华,当时却有不少顾虑,不愿他的正式访华意图提前泄密以免陷入被动。丁主教就此事与我商量,要求尽力促成此事。我1980年由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派驻英国大使馆担任文化参赞,主要处理和文化交流有关的一切事物。安排伦西这样身份的人访华是一件只许成功不许失败的事。时任大使和政务参赞不想管这件事,对我的举动也不干预。伦西先是派人来使馆联络我,生怕“隔墙有耳”,事情提前泄露。
  后来大主教在其外事秘书Terry Whyte的安排下于自己的兰柏宫里“秘密”约见了我和夫人王章丽。会面中,伦西博士在谈及他的身份和观点时,表示出对华很友好,比较开明,与彼时梵蒂冈所持的态度并不一样。他对历史悠久的中华文化非常敬仰,也很关心新中国的基督教徒的宗教活动,对当时海外关于中国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流言并不相信,很想到中国去亲眼看一看。但他也谈到正式访华而非私人的寻常访游,就当时的实际情况而言则颇有顾虑,主要是中英双方社会制度与文化传统不同,宗教信仰不同,“三自”(即自治、自养、自传)问题回避不了,处理不好的话有很多的麻烦。他希望我能充当这方面联络工作的“基辛格”,最好经中方统筹安排一次非公开的秘密访华。我们则表示乐意协助,但我们也坦言秘密访问非我们所辖的工作范围。
  不料伦西所谓的秘密访华消息由于英方的不慎而迅即为伦敦当地的小报向社会披露。于是他又紧急约见了我,要求我帮他改为公开的正式访问而非私人访问,并希望中方能就此提供方便和支持。不过,他还是非常担心是否能得到英中两国社会舆论的公开支持。
  访华之行受到中国各地教徒和群众的热烈欢迎
  听到伦西大主教有顾虑时,我不禁想到了1972年的尼克松访华,美方在讨论某地区美军撤离时,一再强调如果有一些地方撤离了他们的力量,就会有另外一些外国力量来填补空白,取而代之,会形成不良的后果。当时我的七爸周恩来以理服人,举例具体说明。首先以中国为例,外国的势力从中国撤离后,中国人民自己起来填空并没有别的外来势力能够乘虚而入。又譬如美国历史,在赶走英国殖民主义者之后,是美国人民自己起来填空并没有形成真空地带以至于其他外国势力乘机介入。这种以其本身的历史先例来说明矛盾是可以解决的办法给了我很大的启迪。
  于是,我就以英国宗教历史的发展,特别是英国国教的产生和发展为例,说明其实英国教会本身早就实行了“三自”政策,也已经为本国社会和国际社会所认可,这是一个为历史事实所证明的过程和结果。而中国也是实行“三自”方针的,双方在这方面具有相似之处。
  大主教伦西博士听了这番话,高兴得几乎拍案叫绝,他当场对我们说:“好极了,这样是以理服人,让历史事实来说服人。”于是大主教一行以及以大主教为首的英国教会联合会(British Council of Churches)代表团在中国的神职人员的协同陪伴下最终顺利地完成了访华的夙愿。伦西后来在世界各地访问期间,也曾援用上述史例,效果良好。他曾说:“每个国家的教会都应当用自己的语言来赞美基督,从自己的文化传统吸取营养。十六世纪英国改教运动坚持本国教会的独立和自治,成立圣公会,所搞的正是‘三自’运动”。“中国人民正在为一个更好的未来而努力,‘三自’爱国运动旨在保证基督教在其中能起积极作用,我希望,谁也不需要做任何破坏‘三自’爱国运动的事。”
  在短短两周内,英国教会联合会代表团分四路到各地城市参观访问。四条路线如下:1.上海——武汉——郑州——北京;2.上海——沈阳——大连——北京;3.上海——苏州——南京——北京;4.上海——福州——杭州——北京,最后于12月13日汇聚北京。
  1983年12月5日,伦西一行4人到杭州访问,12月6日晚8时在杭州思澄堂举行欢迎礼拜,由蔡文浩牧师致欢迎词,伦西大主教致答词。在仪式中双方互赠礼物,圣歌团献唱,参加人员有一千余人。12月9日,伦西博士一行7人在西安参观访问,9日晚上,伦西博士接受陕西省副省长白纪年赠送的记载基督教最初在中国流传情况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拓片。12月12日,伦西一行赴沪访问,12月13日下午为欢迎代表团在沐恩堂举行了感恩礼拜。伦西在上海表示赞赏中国基督教“三自”原则,并表示愿为英中两国人民之间和世界各国人民之间的相互了解和友好关系铺架桥梁。   一路上,以大主教为首的客人们看到了中国各地教会的精神和实践活动均一一加以赞扬。特别是发现中国教会当时已经进入“宗派后时期”,所到之处洗礼和圣餐各有不同的方式,却同时和好并存。而英国教会各宗派正在进行联合礼拜的尝试。因此主客双方对此有共同语言。客人们对中国教会迈步向前的热忱与勤奋表示钦佩。他们公开支持中国的“三自”方针更是受到各地教徒和群众的广泛欢迎和赞许。
  李先念邓颖超接见大主教
  一行并发表谈话
  1983年12月14日,政协全国委员会举行报告会,伦西博士受邀在会上作题为《英国基督教徒在中国的经历》的学术报告。当天全国政协主席邓颖超在会见以伦西为团长的英国基督教会联合会代表团时重申中国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她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中国人民第一次政治协商会议通过了一个《共同纲领》。在《共同纲领》中规定,公民有信仰宗教的自由,不管宗教活动是什么方式,只要是正当的,符合教义的宗教活动,就会得到法律保护。既然我们有一条信仰宗教的自由,那么,我们不强迫人家信,也不强迫人家不信。如果有人利用宗教来做违反国家和人民的事,或破坏国家建设,那是不允许的。信仰宗教我们宪法上没有年龄规定。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的《共同纲领》到现在,这一条没变。不但没有改变,而且在第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还规定了这一条。一直到去年,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修改了宪法,第三十六条也做了规定。过去有一个时期,由于内乱,对宗教政策执行得不好,有些违反的,弄错的,我们已经或正在加以纠正。现在全国各族人民,包括信基督教的,都根据他们的自愿去选择,去活动。并且在宪法中写清楚了,信教与不信教的都不要互相歧视。都是我们的同胞。我们不分信什么教,都有公民权,参加各种政治、社会活动。”12月16日,国家主席李先念在会见坎特伯雷大主教伦西时,回答了伦西关于清除精神污染对开放政策是否会产生影响的疑问。他指出,反对精神污染主要是对思想理论方面错误的东西摆事实讲道理进行批评,对于反对四项基本原则的错误观点也应该批评。反对这些东西,绝大多数人认为政府采取这些措施是完全必要的,但是正当宗教是受到保护的,宪法保护信教自由。清除精神污染和开放政策是两码事。当然,开放后会带进来不健康的东西,有些是中国人自己带进来的,如淫秽的东西,也有外国人带进来的。我们不反对不行。对这些东西基本还是个教育问题,不妨碍开放政策。对宗教要是采取粗暴的政策取缔,那是办不到的。我们宪法保护信教自由,也保护不信教自由。采取粗暴政策,取缔宗教活动,只能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伦西大主教对李先念主席说,他在中国访问的两周内,看到了不同阶层的中国人民的生活情况,看到中国人民生气勃勃地建设自己的未来。又说,这次访问一定会加深英中两国基督徒和两国人民之间的相互了解和友谊。
  总之,英国坎特伯雷大主教伦西博士率领的基督教代表团的访华之行是成功的,促进了中英两国教会间的友好关系,既为我国宗教人士对外活动提供了一个成功的实例,也为以后英国上层教友包括继任的大主教等后续访华扫清了障碍。1994年9月、2006年10月,第103任坎特伯雷大主教乔治·凯瑞一行和第104任坎特伯雷大主教威廉姆斯一行相继应邀访华。伦西博士卸任大主教后难舍中国情结,于1996年1月再次来华访问。
  大主教伦西博士在返回英国后,立即在兰柏宫亲自接见并宴请我们夫妇,诚挚地对此次访华的破冰之旅取得巨大成功表示热忱的谢意。当我们在1984年年底因任职期满而举办告别宴会时,他本人不拘外交规格来到中国驻英使馆,为我们送行。在此之前,他还在自己的教宫内,再次独自接见我们夫妇并亲自赠送给我们精致的纪念品和出版不久的传记,以为纪念。
  (作者为原中国社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北京大学副校长)
  责任编辑 周峥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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