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叙事学在进入中国后，似乎主要集中在两个方向上，一是经典叙事学的应用，一是与传统的中国文学批评话语相结合，而采用后经典叙事学方法的研究成果则较少。申丹在主持引进国外重要相关学术成果的同时，也以自己的研究工作引领着中国叙事学朝着与国际叙事学界相一致的方向迈进。
叙事、文体与潜文本
申丹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
在主持《当代叙事理论指南》的译事时，申丹将第一部分的总标题“New Light on Stubborn Problems”译作“顽题新解”，可谓既“信”且“达”；这同时也许在不经意之间表露出申丹个人的研究兴趣之所在，即对于叙事学界众说纷纭或是
不过，千万别以为卡尔维诺是一个偏激狂，片面地赞美快而诋毁慢。他以作家的博大情怀海纳百川地拥抱着各种价值，甚至是对立的价值。在提倡轻和快的同时，同时也表现出对重和慢足够的敬意。我想，也许正是这种同时瞥见对立价值的“两面神”思维，使得卡尔维诺卓尔不群地蜚声文坛。
卡尔维诺虽然没有在哈佛诺顿讲座正式开讲，但是他给自己制定的目标是非常明确的，那就是“向新千年推荐某种我所珍视的价值”。除了轻和快之外，他还详细地分析了精确、形象和繁复。显然，较之于原作妙趣横生的文字，也许我的解读是笨拙而饶舌的；较之于作家睿智的谈锋，书评家的描述永远是灰暗的。卡尔维诺言谈的轻快只有进入卡尔维诺的世界才能把握。那么，读者如果真的有兴趣，不妨赶紧走进字里行间去体会那些价值！
卡尔维诺思绪是那样的轻快，他的动作亦复如此！他的背影在我们还没回过神的时候轻轻一闪，就又去忙别的了，毕竟他有太多太多的东西需要思考。也许，其他几篇讲稿的内容，我们无从得知。或许，在未来的某天里我们惊喜地发现，其实他也早把它们放在了我们还未察觉的某些地方。那么，它们在哪里呢？读者心里有自己的答案。评被忽略的问题的关注。从1998年出版的《叙述学与小说文体学研究》开始，申丹就立足于叙事学和文体学这两种批评模式之间的联系和区别，讨论诸如故事与话语的区分、传统情节观与叙述学情节观的差异、功能性人物观与心理性人物观的互补关系，并在叙述学与文体学相重合的“话语”和“文体”、叙述视角类型、自由间接引语等范畴作了详尽的讨论，对这些歧异纷呈、莫衷一是甚至被人们忽略的问题提出了鲜明的主张。在2005年出版的《英美小说叙事理论研究》（与韩加明、王丽亚合著）中，申丹以占全书约二分之一的篇幅，对最具代表性的后经典叙事理论一一评述，对后经典叙事学的来龙去脉作了辨析，认定20世纪90年代以来所复兴的乃是“后经典叙事学”而非“后结构主义叙事学”，其关键就在于诸家理论均在叙事规约之中运作，而未颠覆叙事规约，未将叙事作品视为读者的“发明”。申丹不仅解开了后经典叙事理论中的不少“顽题”，而且还呼吁后经典叙事学在注重“共时性”的叙事研究的同时，对叙事结构的发展演变的“历时性”也要有足够的重视，在探讨叙述技巧的演变及其具体应用时，“应充分考虑社会历史语境”〔1〕220。
因此，人们从申丹教授的最新研究成果《叙事、文体与潜文本》〔2〕中发现两个突出的特点，即选题上延续着作者乐于解“顽题”的学术志向，方法上将周密的共时性分析技巧与文本的历史语境分析相结合，也就顺理成章了。《叙事、文体与潜文本》一书还有个副题：“重读英美经典短篇小说”，提醒读者，其重点在于综合使用叙事学和文体学的手法解读具体文本，尤其是应用隐含作者、不可靠叙述、视角转换以及文体学分析遣词造句的方法来解读表层文本之下的“潜文本”。全书分为上篇“理论概念和模式”及下篇“短篇小说的潜文本”两部分。上篇以占全书三分之一的篇幅讨论了叙事学与文体学的互补关系、隐含作者、不可靠叙述、叙述视角四个问题，下篇以申丹自己提出的阐释模式——文内、文外和文间“整体细读”的方法对六名英美短篇小说名家的八篇作品（以美国作品为主）的潜文本进行发掘，以纠正长期以来批评界的普遍误读，颠覆文学批评史上的固定见解，以逼近历史文本的真实面目。上篇与下篇构成了互为表里的关系。叙事学的生命力体现在具体的叙事文本的分析过程中，而强有力的文本解读功能也提供了奠定叙事学理论大厦的基石。本书下篇不是对上篇所探讨的四个概念和模式的消极应用，而是对相关概念与模式的支撑和拓展。
作为接受过文体学的严格训练的叙事学学者，申丹对这两种批评模式的关联和分歧深有心得，并努力从两种模式的结合中开拓独具个性的研究领域。《叙事、文体与潜文本》积极参与了新世纪以来国际叙事学格局的构建过程，但其核心内容仍可视为《叙述学与小说文体学研究》的延续和深入。如“叙事学与文体学：互补与借鉴”一章在重申这两种方法在某种程度上可相互结合的前提下，以更加明快的行文强调了二者理论来源上的差异：“小说文体学基本因袭了诗歌分析的传统，而叙事学却在很大程度上摆脱了诗歌分析的手法”，文体学注重作者在表达内容时显露的“文体风格”，叙述学注重故事事件的“结构安排”〔2〕24。即使在相互重合的范畴内，差异也十分明显。如两者都颇为重视的“视角”概念，叙事学强调感知角度，直接聚焦于“被叙述的事件”；文体学则强调文字表达过程中所流露出来的立场、观点和口吻，“间接地作用于事件”〔2〕23—24。有了如此透彻的分析，读者对两者的特殊关系的理解便豁然开朗，对文本分析实践中区别使用“文体技巧”和“叙述技巧”的必要性便有了更加清晰的认识。
“隐含作者”可以说是叙事学发展史上的一个“顽题”。1961年，韦恩·布思在社会—心理学批评逐渐式微而主张罢黜作者的形式主义思潮逐渐占据主流的形势下，在《小说修辞学》一书中提出了这一概念，目的是系统研究小说家控制读者的总体技巧和手段，同时又意在对两种尖锐对立的批评观念加以调和。半个世纪以来，众多学者从字面理解布思的隐喻性表达，认为“隐含作者”系“真实作者”在写作时所创，因而属于文本之内，但同时又认为隐含作者是创造文本的主体，因此造成一种矛盾：文本之内的创造物又成了文本的创造者。面对这种情形，申丹透过布思的隐喻性表达，揭示出布思这一概念的本意：作者在创作时会脱离平时自然放松的状态，进入某种“理想化的、文学的”创作状态（可视为作者的第二自我”）。处于这种创作状态的作者就是“隐含作者”，他做出各种创作选择，我们则通过他的选择从文本中推导出他的形象。申丹认为，布思提出这一概念的历史价值是，在不与当时占统治地位的“新批评”相对立的情况下，纠正形式主义批评理论抛弃文学作品的主体性的偏颇；而其现实意义则在于，把作品/作者研究与作家研究加以区别，以保证文学批评对于历史研究的独立性，保证作品/作者研究对于作家传记研究的独立性。因为作家研究所面对的是作为文学家的“全人”，是从他的全部经历中总结归纳出来的形象，而作者在创作某一作品时，可能会采取某种特定立场，不同于该作者在创作其他作品时的立场，对某一作品的“隐含作者”的了解取决于我们对那一作品的了解。这样，就从批评实践（而非意义阐释）的层面解决了“隐含作者”存在的合理性问题：“我们根据各种史料来了解作者的生平，构成一个总的作者形象，但若要了解某一作品的隐含作者，就需要全面仔细地考察这一作品本身，从隐含作者自己的文本选择中推导出其形象。”〔2〕52这一观点既坚持隐含作者系从文本中推导出来的，又认可隐含作者与总的作者形象有着内在的联系。更有意义的是，申丹通过对19世纪末期美国女作家凯特·肖邦的名篇《黛西蕾的婴孩》的整体细读，建构了这个文本的隐含作者形象，从而颠覆了（或曰丰富了）文学史叙述传统中的肖邦形象，为她的“隐含作者”观提供了一个生动的范例。
中篇小说《觉醒》的作者凯特·肖邦在文学史上向以思想超前的具有女性反抗意识的作家的形象出现。受这种阐释框架的束缚，很多学者认为《黛西蕾的婴孩》是反男权压迫和种族压迫的进步作品。申丹则通过对文本语言层面的细读和故事层面的叙事结构的分析，把暗含的作者的种族歧视立场揭示了出来。她的分析方法，一是从叙事结构角度探究文本的深层含义，二是通过语言分析探讨作者的情感立场。作品中在种族问题上持宽容、仁慈态度的，都是血统纯正、门第显贵的白人奴隶主；而在种族问题上态度狭隘并最终给女主人公母子二人带来灭顶之灾的，则是到最后才发现有着黑人血统的阿尔芒。作品情节中的悬念设置以及人物设置上的镜像关系无不暗示着白人与黑人之间宽容与专横、随和与苛求、温柔与暴戾的尖锐对立。语言层面的词句选择也塑造着隐含作者的伦理态度，“黑压压”、“阴森森”、“棺材罩”等词句和意象只是与阿尔芒及其黑人母亲相关联，“温婉”、“美丽”、“亲切”、“真诚”等则与最后被证明为纯种白人的黛西蕾相伴随。经过这番分析，隐含在文本深层而又反映着真实作者意识的隐含作者的形象也就呼之欲出，下列结论也就显得水到渠成：“看到隐含作者精心制造的这种种‘黑白对立’之后，不难意识到《黛西蕾的婴孩》实质上是为白人奴隶制辩护的作品。”〔2〕121申丹还通过令人信服的分析，揭示出肖邦这一作品的隐含作者与肖邦其他作品的隐含作者在种族立场上的差异。
本书的这个文本批评实践可谓一箭双雕：既匡正了文学史上的“阐释定见”与“文本事实”之间的严重偏差，又从实践的角度证明了隐含作者的存在方式及其与真实作者的微妙关系，有助于减少围绕“隐含作者”这一概念而产生的歧见。
第三章关于“不可靠叙述”的讨论也饶有趣味。所谓不可靠叙述，按照修辞叙事学的观点，就是叙述者的叙述与隐含作者的规范之间出现了不一致；但认知（建构）方法却认为它是读者在遇到文本中的自相矛盾等问题时所采取的“阅读假设”或“阐释策略”。有西方学者建议综合二者以建构“修辞—认知方法”，但申丹认为，这两种方法一者着眼于“隐含读者”或“作者的读者”的阅读位置，一者着眼于“有血有肉的个体读者”的阅读位置，之间没有调和的余地。况且“认知（建构）方法”将现实世界的个体读者与读者共享的叙事规约熔于一炉，导致了研究方法的混乱。因为个体读者总是受到各自所处的历史语境中的社会文化因素的影响，他们的“阅读假设”和“阐释策略”经常导致误读；只有“排除历史变化中的各种阐释陷阱，才能把握作者的规范，得出较为正确的阐释”〔2〕73。因此，即使让修辞方法与认知（建构）方法并存，也应该“摒弃认知方法的读者标准”〔2〕69，让关于“不可靠叙述”这一重要叙述策略的讨论回归文本世界。正如对“隐含作者”的探讨一样，申丹对“不可靠叙述”的探讨也以理论模式和批评实践的互动为特征。她从“不可靠叙述”这一角度切入对爱伦·坡的名篇《泄密的心》的探讨，揭示出叙述者的双重不可靠性，挖掘出作者围绕至关重要的结局所建构的“效果统一”的戏剧反讽，纠正了100多年来历代批评家对这一作品的种种误读。通过实际分析，申丹发现就“不可靠叙述”的理论而言，认知派在关注面上有所遗漏，而修辞派的衡量标准在某些情况下不适用，从而对之做出了相应的补充和修正。
如果说，全书的上篇以追求叙事理论的准确，揭示相关概念和模式的实质性内涵为特征，那么，下篇则在展示“整体细读”式阅读方法的魅力的同时，也显示了女性叙事学者的独特视角。英国女作家曼斯菲尔德向以笔端蕴秀、手法圆熟为人称道，其作品中蕴含的悲剧色彩及对婚姻状况和女性屈辱地位的描写构成了最突出的风格要素。但是，当申丹采用视角分析方法，从视角转换的角度切入《唱歌课》的艺术世界时，却从这篇向来被解读为以细腻的感伤见长而缺乏深刻的思想性的作品中发现了“迄今被忽略深刻的思想内涵和社会意义”〔2〕108。就在作者的选择性全知视角和人物的有限视角相互交替的阐释框架中，“个人绝望——杀人尖刀——社会歧视”这一潜藏文本的主题得到了揭示。潜藏文本的发掘固然有赖于视角转换的解读手段，但是分析者的主观意识的作用也不可忽略。请关注一下各小节的标题：“视角转换与女性生存悲剧”、“全知视角与形象变换”、“障眼法与深层社会呐喊”，这已经不是叙事学分析中常见的零度感情和客观态度了，而是充满了对于文本的社会历史语境的批判激情。
同样的细读效果也发生在凯特·肖邦的《一小时的故事》上。在一些女性眼里，肖邦这篇作品表现的是女性自我意识的突然觉醒。中外学者都曾从这个角度进行解读，这在某种意义上已经成为研究定势。但申丹却在这篇小说文本的深层发现了作者对女主人公的多重微妙反讽——一方面描写获得丈夫罹难消息后的妻子竟有了获得自由的“邪恶的欢欣”，另一方面又让她在一小时之内当看到并未遭遇车祸的丈夫回家后死于“致命的欢欣”。正是从这种种迹象中，申丹进一步发现了凯特·肖邦的这一作品在创作观念上的保守性。这也提醒人们，欲对具体的作品有合乎历史语境的理解，必须从具体的文本出发，而不能从既定的阅读框架或预设的立场出发，否则就会导致“浅读”或“硬读”的现象发生。
在本书的其余各章中，申丹继续发挥着叙事结构分析和文体风格解读的综合优势。从斯蒂芬·克莱恩《一个战争片段》中的纯属男性世界的战争场景、战斗动作和战士心理描写中，她发现了贯穿整篇作品的“女性化”叙事策略，进而读出了作者对战争意义的解构、特别是对充斥于大众之中的浪漫战争观的否定，从而认定克莱恩的创作的思想价值乃在于对帝国主义、沙文主义发动的不义战争的抨击。对海明威的一个只有十一个句子的“平淡无味”的短篇故事，申丹却动用了叙事学的结构分析和文体学的语句分析的多重技巧，揭示出作品的多重深层象征意义，充分展示了整体细读的魅力。
叙事学在进入中国后，似乎主要集中在两个方向上，一是经典叙事学的应用，一是与传统的中国文学批评话语相结合，而采用后经典叙事学方法的研究成果则较少。申丹在主持引进国外重要相关学术成果的同时，也以自己的研究工作引领着中国叙事学朝着与国际叙事学界相一致的方向迈进。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叙事、文体与潜文本——重读英美经典短篇小说》是值得叙事理论界和批评界给予充分重视的成果。评
注释
〔1〕申丹、韩加明、王丽亚：《英美小说叙事理论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2〕申丹：《叙事、文体与潜文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
作者单位：中国传媒大学
叙事、文体与潜文本
申丹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
在主持《当代叙事理论指南》的译事时，申丹将第一部分的总标题“New Light on Stubborn Problems”译作“顽题新解”，可谓既“信”且“达”；这同时也许在不经意之间表露出申丹个人的研究兴趣之所在，即对于叙事学界众说纷纭或是
不过，千万别以为卡尔维诺是一个偏激狂，片面地赞美快而诋毁慢。他以作家的博大情怀海纳百川地拥抱着各种价值，甚至是对立的价值。在提倡轻和快的同时，同时也表现出对重和慢足够的敬意。我想，也许正是这种同时瞥见对立价值的“两面神”思维，使得卡尔维诺卓尔不群地蜚声文坛。
卡尔维诺虽然没有在哈佛诺顿讲座正式开讲，但是他给自己制定的目标是非常明确的，那就是“向新千年推荐某种我所珍视的价值”。除了轻和快之外，他还详细地分析了精确、形象和繁复。显然，较之于原作妙趣横生的文字，也许我的解读是笨拙而饶舌的；较之于作家睿智的谈锋，书评家的描述永远是灰暗的。卡尔维诺言谈的轻快只有进入卡尔维诺的世界才能把握。那么，读者如果真的有兴趣，不妨赶紧走进字里行间去体会那些价值！
卡尔维诺思绪是那样的轻快，他的动作亦复如此！他的背影在我们还没回过神的时候轻轻一闪，就又去忙别的了，毕竟他有太多太多的东西需要思考。也许，其他几篇讲稿的内容，我们无从得知。或许，在未来的某天里我们惊喜地发现，其实他也早把它们放在了我们还未察觉的某些地方。那么，它们在哪里呢？读者心里有自己的答案。评被忽略的问题的关注。从1998年出版的《叙述学与小说文体学研究》开始，申丹就立足于叙事学和文体学这两种批评模式之间的联系和区别，讨论诸如故事与话语的区分、传统情节观与叙述学情节观的差异、功能性人物观与心理性人物观的互补关系，并在叙述学与文体学相重合的“话语”和“文体”、叙述视角类型、自由间接引语等范畴作了详尽的讨论，对这些歧异纷呈、莫衷一是甚至被人们忽略的问题提出了鲜明的主张。在2005年出版的《英美小说叙事理论研究》（与韩加明、王丽亚合著）中，申丹以占全书约二分之一的篇幅，对最具代表性的后经典叙事理论一一评述，对后经典叙事学的来龙去脉作了辨析，认定20世纪90年代以来所复兴的乃是“后经典叙事学”而非“后结构主义叙事学”，其关键就在于诸家理论均在叙事规约之中运作，而未颠覆叙事规约，未将叙事作品视为读者的“发明”。申丹不仅解开了后经典叙事理论中的不少“顽题”，而且还呼吁后经典叙事学在注重“共时性”的叙事研究的同时，对叙事结构的发展演变的“历时性”也要有足够的重视，在探讨叙述技巧的演变及其具体应用时，“应充分考虑社会历史语境”〔1〕220。
因此，人们从申丹教授的最新研究成果《叙事、文体与潜文本》〔2〕中发现两个突出的特点，即选题上延续着作者乐于解“顽题”的学术志向，方法上将周密的共时性分析技巧与文本的历史语境分析相结合，也就顺理成章了。《叙事、文体与潜文本》一书还有个副题：“重读英美经典短篇小说”，提醒读者，其重点在于综合使用叙事学和文体学的手法解读具体文本，尤其是应用隐含作者、不可靠叙述、视角转换以及文体学分析遣词造句的方法来解读表层文本之下的“潜文本”。全书分为上篇“理论概念和模式”及下篇“短篇小说的潜文本”两部分。上篇以占全书三分之一的篇幅讨论了叙事学与文体学的互补关系、隐含作者、不可靠叙述、叙述视角四个问题，下篇以申丹自己提出的阐释模式——文内、文外和文间“整体细读”的方法对六名英美短篇小说名家的八篇作品（以美国作品为主）的潜文本进行发掘，以纠正长期以来批评界的普遍误读，颠覆文学批评史上的固定见解，以逼近历史文本的真实面目。上篇与下篇构成了互为表里的关系。叙事学的生命力体现在具体的叙事文本的分析过程中，而强有力的文本解读功能也提供了奠定叙事学理论大厦的基石。本书下篇不是对上篇所探讨的四个概念和模式的消极应用，而是对相关概念与模式的支撑和拓展。
作为接受过文体学的严格训练的叙事学学者，申丹对这两种批评模式的关联和分歧深有心得，并努力从两种模式的结合中开拓独具个性的研究领域。《叙事、文体与潜文本》积极参与了新世纪以来国际叙事学格局的构建过程，但其核心内容仍可视为《叙述学与小说文体学研究》的延续和深入。如“叙事学与文体学：互补与借鉴”一章在重申这两种方法在某种程度上可相互结合的前提下，以更加明快的行文强调了二者理论来源上的差异：“小说文体学基本因袭了诗歌分析的传统，而叙事学却在很大程度上摆脱了诗歌分析的手法”，文体学注重作者在表达内容时显露的“文体风格”，叙述学注重故事事件的“结构安排”〔2〕24。即使在相互重合的范畴内，差异也十分明显。如两者都颇为重视的“视角”概念，叙事学强调感知角度，直接聚焦于“被叙述的事件”；文体学则强调文字表达过程中所流露出来的立场、观点和口吻，“间接地作用于事件”〔2〕23—24。有了如此透彻的分析，读者对两者的特殊关系的理解便豁然开朗，对文本分析实践中区别使用“文体技巧”和“叙述技巧”的必要性便有了更加清晰的认识。
“隐含作者”可以说是叙事学发展史上的一个“顽题”。1961年，韦恩·布思在社会—心理学批评逐渐式微而主张罢黜作者的形式主义思潮逐渐占据主流的形势下，在《小说修辞学》一书中提出了这一概念，目的是系统研究小说家控制读者的总体技巧和手段，同时又意在对两种尖锐对立的批评观念加以调和。半个世纪以来，众多学者从字面理解布思的隐喻性表达，认为“隐含作者”系“真实作者”在写作时所创，因而属于文本之内，但同时又认为隐含作者是创造文本的主体，因此造成一种矛盾：文本之内的创造物又成了文本的创造者。面对这种情形，申丹透过布思的隐喻性表达，揭示出布思这一概念的本意：作者在创作时会脱离平时自然放松的状态，进入某种“理想化的、文学的”创作状态（可视为作者的第二自我”）。处于这种创作状态的作者就是“隐含作者”，他做出各种创作选择，我们则通过他的选择从文本中推导出他的形象。申丹认为，布思提出这一概念的历史价值是，在不与当时占统治地位的“新批评”相对立的情况下，纠正形式主义批评理论抛弃文学作品的主体性的偏颇；而其现实意义则在于，把作品/作者研究与作家研究加以区别，以保证文学批评对于历史研究的独立性，保证作品/作者研究对于作家传记研究的独立性。因为作家研究所面对的是作为文学家的“全人”，是从他的全部经历中总结归纳出来的形象，而作者在创作某一作品时，可能会采取某种特定立场，不同于该作者在创作其他作品时的立场，对某一作品的“隐含作者”的了解取决于我们对那一作品的了解。这样，就从批评实践（而非意义阐释）的层面解决了“隐含作者”存在的合理性问题：“我们根据各种史料来了解作者的生平，构成一个总的作者形象，但若要了解某一作品的隐含作者，就需要全面仔细地考察这一作品本身，从隐含作者自己的文本选择中推导出其形象。”〔2〕52这一观点既坚持隐含作者系从文本中推导出来的，又认可隐含作者与总的作者形象有着内在的联系。更有意义的是，申丹通过对19世纪末期美国女作家凯特·肖邦的名篇《黛西蕾的婴孩》的整体细读，建构了这个文本的隐含作者形象，从而颠覆了（或曰丰富了）文学史叙述传统中的肖邦形象，为她的“隐含作者”观提供了一个生动的范例。
中篇小说《觉醒》的作者凯特·肖邦在文学史上向以思想超前的具有女性反抗意识的作家的形象出现。受这种阐释框架的束缚，很多学者认为《黛西蕾的婴孩》是反男权压迫和种族压迫的进步作品。申丹则通过对文本语言层面的细读和故事层面的叙事结构的分析，把暗含的作者的种族歧视立场揭示了出来。她的分析方法，一是从叙事结构角度探究文本的深层含义，二是通过语言分析探讨作者的情感立场。作品中在种族问题上持宽容、仁慈态度的，都是血统纯正、门第显贵的白人奴隶主；而在种族问题上态度狭隘并最终给女主人公母子二人带来灭顶之灾的，则是到最后才发现有着黑人血统的阿尔芒。作品情节中的悬念设置以及人物设置上的镜像关系无不暗示着白人与黑人之间宽容与专横、随和与苛求、温柔与暴戾的尖锐对立。语言层面的词句选择也塑造着隐含作者的伦理态度，“黑压压”、“阴森森”、“棺材罩”等词句和意象只是与阿尔芒及其黑人母亲相关联，“温婉”、“美丽”、“亲切”、“真诚”等则与最后被证明为纯种白人的黛西蕾相伴随。经过这番分析，隐含在文本深层而又反映着真实作者意识的隐含作者的形象也就呼之欲出，下列结论也就显得水到渠成：“看到隐含作者精心制造的这种种‘黑白对立’之后，不难意识到《黛西蕾的婴孩》实质上是为白人奴隶制辩护的作品。”〔2〕121申丹还通过令人信服的分析，揭示出肖邦这一作品的隐含作者与肖邦其他作品的隐含作者在种族立场上的差异。
本书的这个文本批评实践可谓一箭双雕：既匡正了文学史上的“阐释定见”与“文本事实”之间的严重偏差，又从实践的角度证明了隐含作者的存在方式及其与真实作者的微妙关系，有助于减少围绕“隐含作者”这一概念而产生的歧见。
第三章关于“不可靠叙述”的讨论也饶有趣味。所谓不可靠叙述，按照修辞叙事学的观点，就是叙述者的叙述与隐含作者的规范之间出现了不一致；但认知（建构）方法却认为它是读者在遇到文本中的自相矛盾等问题时所采取的“阅读假设”或“阐释策略”。有西方学者建议综合二者以建构“修辞—认知方法”，但申丹认为，这两种方法一者着眼于“隐含读者”或“作者的读者”的阅读位置，一者着眼于“有血有肉的个体读者”的阅读位置，之间没有调和的余地。况且“认知（建构）方法”将现实世界的个体读者与读者共享的叙事规约熔于一炉，导致了研究方法的混乱。因为个体读者总是受到各自所处的历史语境中的社会文化因素的影响，他们的“阅读假设”和“阐释策略”经常导致误读；只有“排除历史变化中的各种阐释陷阱，才能把握作者的规范，得出较为正确的阐释”〔2〕73。因此，即使让修辞方法与认知（建构）方法并存，也应该“摒弃认知方法的读者标准”〔2〕69，让关于“不可靠叙述”这一重要叙述策略的讨论回归文本世界。正如对“隐含作者”的探讨一样，申丹对“不可靠叙述”的探讨也以理论模式和批评实践的互动为特征。她从“不可靠叙述”这一角度切入对爱伦·坡的名篇《泄密的心》的探讨，揭示出叙述者的双重不可靠性，挖掘出作者围绕至关重要的结局所建构的“效果统一”的戏剧反讽，纠正了100多年来历代批评家对这一作品的种种误读。通过实际分析，申丹发现就“不可靠叙述”的理论而言，认知派在关注面上有所遗漏，而修辞派的衡量标准在某些情况下不适用，从而对之做出了相应的补充和修正。
如果说，全书的上篇以追求叙事理论的准确，揭示相关概念和模式的实质性内涵为特征，那么，下篇则在展示“整体细读”式阅读方法的魅力的同时，也显示了女性叙事学者的独特视角。英国女作家曼斯菲尔德向以笔端蕴秀、手法圆熟为人称道，其作品中蕴含的悲剧色彩及对婚姻状况和女性屈辱地位的描写构成了最突出的风格要素。但是，当申丹采用视角分析方法，从视角转换的角度切入《唱歌课》的艺术世界时，却从这篇向来被解读为以细腻的感伤见长而缺乏深刻的思想性的作品中发现了“迄今被忽略深刻的思想内涵和社会意义”〔2〕108。就在作者的选择性全知视角和人物的有限视角相互交替的阐释框架中，“个人绝望——杀人尖刀——社会歧视”这一潜藏文本的主题得到了揭示。潜藏文本的发掘固然有赖于视角转换的解读手段，但是分析者的主观意识的作用也不可忽略。请关注一下各小节的标题：“视角转换与女性生存悲剧”、“全知视角与形象变换”、“障眼法与深层社会呐喊”，这已经不是叙事学分析中常见的零度感情和客观态度了，而是充满了对于文本的社会历史语境的批判激情。
同样的细读效果也发生在凯特·肖邦的《一小时的故事》上。在一些女性眼里，肖邦这篇作品表现的是女性自我意识的突然觉醒。中外学者都曾从这个角度进行解读，这在某种意义上已经成为研究定势。但申丹却在这篇小说文本的深层发现了作者对女主人公的多重微妙反讽——一方面描写获得丈夫罹难消息后的妻子竟有了获得自由的“邪恶的欢欣”，另一方面又让她在一小时之内当看到并未遭遇车祸的丈夫回家后死于“致命的欢欣”。正是从这种种迹象中，申丹进一步发现了凯特·肖邦的这一作品在创作观念上的保守性。这也提醒人们，欲对具体的作品有合乎历史语境的理解，必须从具体的文本出发，而不能从既定的阅读框架或预设的立场出发，否则就会导致“浅读”或“硬读”的现象发生。
在本书的其余各章中，申丹继续发挥着叙事结构分析和文体风格解读的综合优势。从斯蒂芬·克莱恩《一个战争片段》中的纯属男性世界的战争场景、战斗动作和战士心理描写中，她发现了贯穿整篇作品的“女性化”叙事策略，进而读出了作者对战争意义的解构、特别是对充斥于大众之中的浪漫战争观的否定，从而认定克莱恩的创作的思想价值乃在于对帝国主义、沙文主义发动的不义战争的抨击。对海明威的一个只有十一个句子的“平淡无味”的短篇故事，申丹却动用了叙事学的结构分析和文体学的语句分析的多重技巧，揭示出作品的多重深层象征意义，充分展示了整体细读的魅力。
叙事学在进入中国后，似乎主要集中在两个方向上，一是经典叙事学的应用，一是与传统的中国文学批评话语相结合，而采用后经典叙事学方法的研究成果则较少。申丹在主持引进国外重要相关学术成果的同时，也以自己的研究工作引领着中国叙事学朝着与国际叙事学界相一致的方向迈进。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叙事、文体与潜文本——重读英美经典短篇小说》是值得叙事理论界和批评界给予充分重视的成果。评
注释
〔1〕申丹、韩加明、王丽亚：《英美小说叙事理论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2〕申丹：《叙事、文体与潜文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
作者单位：中国传媒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