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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27日，美国贸易代表（USTR）办公室发布声明，美国和墨西哥达成初步贸易协定。此时距离2017年8月16日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三国重启北美自贸协定（NAFTA）谈判过去了一年。一年来，美加墨三国共完成七轮谈判，就部分章节的内容达成一致。但在特朗普政府强势施压下，三方的初心并未一一得到满足，也成为新版NAFTA尚未达成一致的重要原因。重启谈判时美国兴致勃勃，但墨西哥并不情愿。尽管加拿大希望推动这个已有23年历史的经贸协定升级，但现有的协定恐怕只能按照美国设定的路径去升级与改变。
USTR就美墨达成的协定做了三方面说明，分别是支持制造业的贸易再平衡、增强北美农产品贸易，以及推动NAFTA现代化并成为21世纪贸易协定。作为美墨间跨境产业分工的重要领域，新的协定针对汽车行业提高了北美区域的原产地标准，75%以上的汽车部件要由北美生产、40%?45%的汽车部件的制造工人时薪至少要16美元才可享受关税优惠。对于纺织业，新协定限制本地企业使用非北美地区生产的纺织服装原料。事实上，此类直接限制和排除其他世贸组织（WTO）成员利益的规定已经超出了WTO协定对区域经贸合作协定（RTA）划出的行为界限，形成了贸易壁垒。农产品贸易领域，新协定明确了生物科技的市场地位，涵盖基因编程等所有生物科技。作为USTR所称史无前例的（unprecedented）举措，不仅使得颇受争议的转基因产品可以光明正大地进入墨西哥市场，而且将导致所有与美墨有相关产品贸易或投资合作都可能受此风险冲击。对于国际经贸协定中常见的“卫生和植物检疫措施”，美墨协定提出了基于科学标准的新流程，无疑将出现问题和冲突时更强的话语权赋予了科学水平更高的美方。作为所谓“21世纪的贸易协定”，美墨协定涉及知识产权、数字贸易、小额贸易免税、金融服务、劳工和环境等内容。新协定约束并强化了知识产权执法，设置了严格的贸易秘密保护、对各类创新活动的全面保护；明确劳工集体谈判权；强化环境保护。美国着力通过新协定打开墨西哥市场，影响墨西哥的国内规制，减弱墨西哥的生产制造成本优势。
从贸易数据来看，解决对墨西哥的贸易逆差问题对特朗普政府显得尤为重要，排在其贸易政策中的优先位置。按月份计算，美墨结束谈判的2018年8月与启动谈判的2017年8月相比，美国对加、墨两国的出口在其总出口中的占比之和从35.1%下降到33.3%，而从加、墨两国的进口在其总进口中的占比之和则从25.8%上升至27.2%。谈判期间，美国与加拿大和墨西哥的贸易额基本保持稳定。值得注意的是，尽管美国对加拿大和墨西哥均呈现逆差，但逆差情况却有所不同。2017年8月，美国对加拿大逆差是4.4亿美元，对墨西哥逆差62亿美元；2018年8月，美國对加拿大逆差增加至20.4亿美元，对墨西哥逆差74.2亿美元。美国对加拿大的贸易逆差仅占双边贸易额的不足5%，对墨西哥的贸易逆差则占到双边贸易额的10%以上。
从政治环境来看，美墨之间的协定可能相对更容易达成。早在启动谈判时，墨西哥外长就曾表示，不接受任何有可能削弱北美经济一体化的协定。此后分析认为，墨西哥在7月举行的总统选举将成为协定是否完成的重要分水岭。除了总统发生变更外，墨西哥的参议院和众议院的议员和州长、市长都要重新选举。按照谈判形势，墨西哥可能需要做出更大让步，但涅托总统在选举前很难做出此类对选情有直接且显著影响的让步。而新总统上任前完成协定，对于涅托政府而言无疑是较好的时机。相比而言，加拿大政局较为稳定，大选要等到2019年，自由党坚持的自由贸易原则和“一定要一个对加拿大有益的条款”的决心将使得加拿大在对美谈判时困难重重。而美国经济走强，减税和升息带来的双重刺激作用在短期内仍可能延续，加之11月中期选举，注重承诺兑现和业绩的特朗普无疑对美墨协定的达成十分看重，谈判中的强硬立场很难改变。
尽管加拿大尚未对新版NAFTA表示认可，但对美国经济的依赖程度短期内难以发生根本性改变。即便老版NAFTA失效，1988年签署的美加自贸协定仍会对美加两国间的贸易做出部分保障，但企业的经营活动难免受到较大影响。按照USTR的说法，特朗普已经通知国会将与墨西哥及加拿大（如果加拿大愿意）在90天内签订协定。无论怎样，与老版NAFTA相比，新的协定可能早已丧失了对全球多双边规则的基础性、引领性作用，恐怕更多地是变成强国为自己切分更大块蛋糕的工具。
USTR就美墨达成的协定做了三方面说明，分别是支持制造业的贸易再平衡、增强北美农产品贸易，以及推动NAFTA现代化并成为21世纪贸易协定。作为美墨间跨境产业分工的重要领域，新的协定针对汽车行业提高了北美区域的原产地标准，75%以上的汽车部件要由北美生产、40%?45%的汽车部件的制造工人时薪至少要16美元才可享受关税优惠。对于纺织业，新协定限制本地企业使用非北美地区生产的纺织服装原料。事实上，此类直接限制和排除其他世贸组织（WTO）成员利益的规定已经超出了WTO协定对区域经贸合作协定（RTA）划出的行为界限，形成了贸易壁垒。农产品贸易领域，新协定明确了生物科技的市场地位，涵盖基因编程等所有生物科技。作为USTR所称史无前例的（unprecedented）举措，不仅使得颇受争议的转基因产品可以光明正大地进入墨西哥市场，而且将导致所有与美墨有相关产品贸易或投资合作都可能受此风险冲击。对于国际经贸协定中常见的“卫生和植物检疫措施”，美墨协定提出了基于科学标准的新流程，无疑将出现问题和冲突时更强的话语权赋予了科学水平更高的美方。作为所谓“21世纪的贸易协定”，美墨协定涉及知识产权、数字贸易、小额贸易免税、金融服务、劳工和环境等内容。新协定约束并强化了知识产权执法，设置了严格的贸易秘密保护、对各类创新活动的全面保护；明确劳工集体谈判权；强化环境保护。美国着力通过新协定打开墨西哥市场，影响墨西哥的国内规制，减弱墨西哥的生产制造成本优势。
从贸易数据来看，解决对墨西哥的贸易逆差问题对特朗普政府显得尤为重要，排在其贸易政策中的优先位置。按月份计算，美墨结束谈判的2018年8月与启动谈判的2017年8月相比，美国对加、墨两国的出口在其总出口中的占比之和从35.1%下降到33.3%，而从加、墨两国的进口在其总进口中的占比之和则从25.8%上升至27.2%。谈判期间，美国与加拿大和墨西哥的贸易额基本保持稳定。值得注意的是，尽管美国对加拿大和墨西哥均呈现逆差，但逆差情况却有所不同。2017年8月，美国对加拿大逆差是4.4亿美元，对墨西哥逆差62亿美元；2018年8月，美國对加拿大逆差增加至20.4亿美元，对墨西哥逆差74.2亿美元。美国对加拿大的贸易逆差仅占双边贸易额的不足5%，对墨西哥的贸易逆差则占到双边贸易额的10%以上。
从政治环境来看，美墨之间的协定可能相对更容易达成。早在启动谈判时，墨西哥外长就曾表示，不接受任何有可能削弱北美经济一体化的协定。此后分析认为，墨西哥在7月举行的总统选举将成为协定是否完成的重要分水岭。除了总统发生变更外，墨西哥的参议院和众议院的议员和州长、市长都要重新选举。按照谈判形势，墨西哥可能需要做出更大让步，但涅托总统在选举前很难做出此类对选情有直接且显著影响的让步。而新总统上任前完成协定，对于涅托政府而言无疑是较好的时机。相比而言，加拿大政局较为稳定，大选要等到2019年，自由党坚持的自由贸易原则和“一定要一个对加拿大有益的条款”的决心将使得加拿大在对美谈判时困难重重。而美国经济走强，减税和升息带来的双重刺激作用在短期内仍可能延续，加之11月中期选举，注重承诺兑现和业绩的特朗普无疑对美墨协定的达成十分看重，谈判中的强硬立场很难改变。
尽管加拿大尚未对新版NAFTA表示认可，但对美国经济的依赖程度短期内难以发生根本性改变。即便老版NAFTA失效，1988年签署的美加自贸协定仍会对美加两国间的贸易做出部分保障，但企业的经营活动难免受到较大影响。按照USTR的说法，特朗普已经通知国会将与墨西哥及加拿大（如果加拿大愿意）在90天内签订协定。无论怎样，与老版NAFTA相比，新的协定可能早已丧失了对全球多双边规则的基础性、引领性作用，恐怕更多地是变成强国为自己切分更大块蛋糕的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