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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放与改革被称为同胞兄弟。开放。本身就是改革。特别是沿海城市，对外开放既是改革的重点，也是经济增长的热点。
开放与改革被称为同胞兄弟。开放，本身就是改革。特别是沿海城市，对外开放既是改革的重点，也是经济增长的热点。
从三来一补到自营进出口
青岛的对外开放是从工贸结合处突破的。
上世纪80年代初，青岛通过外贸选取了一批工业企业，与国外商社进行“三来一补”。青岛针织一厂就是一个典型案例，其与日本伊藤丸株式会社进行针织内衣补偿贸易，日方供应先进设备，厂方用产品补偿设备价款，既解决了设备所需资金，又解决了产品销路。经过三期补偿贸易，青岛针织一厂有了改天换地的变化。
这种形式启迪了工业专家，1982年国务院时任副总理到青岛调研时，倡导青岛进行纺织品联合进出口试点，从此拉开了青岛对外开放的序幕。
青岛有出口产品的8家纺织企业联合起来，成立了一个拥有进出口权的经济实体，简称“青纺联”。他们根据外商要求向生产企业下达订单，然后向国外市场推销产品，主打产品是承担国家主动配额的“两纱两布”。“青纺联”之后，青岛又相继成立了青岛饮料联合进出口公司（简称“青饮联”）和青岛橡胶制品联合进出口公司（简称“青胶联”）。这3个工贸联合体，在青岛乃至全国对外开放的历史上，起了先锋作用。
工贸结合虽有进步和成果，但并没有把生产企业直接推向开放第一线，出口产品还是要经过一个中间环节才能进入国际市场。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就要让生产企业走自营进出口的路子。
青岛啤酒厂自营进出口就是从那时开始的。
1986年8月31日，国务院时任总理到青岛啤酒厂考察时说，青岛啤酒在国外有很好的口碑，但为什么这样的产品，还要经过别人出口，我们自己就可以出。于是，青岛市计委、经委、财政等10个部门经过几个昼夜的努力，提出了啤酒自营出口的初步方案，并最终形成了递交国务院的正式报告。青岛的对外开放，在一开始就进发出了十足的热情。
在向国务院某部汇报啤酒自营出口后，继续享受原定出口创汇财政补贴问题时，当时有位司长因为对出口体制改革一时转不过弯来，使汇报一开始陷入了僵局。不久之后，该司长来青岛调研。他参观了青岛啤酒厂，品尝了新鲜的啤酒，看了工厂生产线，听取了市里和工厂的汇报，也最终明白了体制转型期间应当保持政策的连续性，否则会加重企业负担，减少利润，直接影响到国家、企业和职工三者利益，自营进出口也就难以走上健康发展的路子。
像青啤这样的生产企业，要自营进出口就需要疏通和衔接许多环节，特别是取消中间环节。比如撤销青岛饮料进出口公司就涉及到干部安排和职工分流，难度很大。但也正是一年多来企业上下的共同努力，青岛啤酒厂最终在国内首先拥有了自营进出口权，走上自营进出口的新路子。后来，大批工业生产企业也逐步拥有了自营进出口权。青啤、海尔还走出国门，在国外投资办厂，成为了名副其实的跨国企业。
外贸企业加速转型
承载着对外开放重担的外贸企业，曾是出口创汇的主力军。
1987年9月20日，国家对外经济贸易部批准青岛市对外经济贸易实行计划单列，赋予相当于省一级对外经济贸易管理权限。为适应计划单列后对外经济贸易业务的需要，青岛将原来向省外贸供货的市外贸支公司，调整改建为十大专业进出口公司，并与青纺联和青啤一起，共同承担着全市外贸进出口任务。
计划单列的前两年，因为对自办外贸进出口业务不熟悉，青岛完成国家下达的出口计划指标并不尽人意。于是，市政府决定成立一个由常务副市长带头的工作班子，深入外贸企业抓落实，我则被任命为该班子的召集牵头人。我们在每个外贸公司现场办公，实地分析商品出口量、出口单价、创汇额、收汇率等项指标，确定外贸企业出口创汇、出口收汇、上交外汇和财政补贴计划目标，将国家下达的出口计划逐一分解落实到外贸企业（包括青纺联和青啤），并分别与其签订外贸出口承包合同。为此，起草并由市政府出台了进出口鼓励政策文件，外贸单列开始走上正轨。在这之后，青岛每年都超额完成了国家下达的出口任务。
由于对外经贸业务越来越熟悉，1990年我被调到市外经贸委任职，分管外贸和部分外经工作，主要是为了推进外贸上台阶。除了带领计划和财务等有关处室，逐个外贸公司抓落实，年初承包、年中检查、年底评比，由下到上制订外贸出口计划指标外，还附加出口成本控制指标，用汇率加额度价作为控制线，调整出口产品结构，控制线以下的放开出，控制线以上的少出或不出，促使外贸企业由单纯出口创汇型，逐步转到出口收汇和经济效益的轨道上来。
虽然在这样的推动下，外贸企业开始由贫变富，过上了几年好日子，但好景不长。随着拥有进出口权的生产企业和外资企业大量增加，外贸企业的供货阵地急剧缩小，逼迫他们重新寻找生存和发展的出路。
在这样的境遇下，外贸企业实业化和集团化，也就摆在了面前。青岛市首先将青岛第三印染厂和青岛服装二厂，成建制地划归外贸管理，与纺织品进出口公司合并，成立了青岛纺织实业集团，将印染、加工、出口形成一条龙，将没有底边的三角形连接起来，带来了出口、效益、解困、发展的良好效果。
为普遍推进外贸实业化，青岛又在原胶南市召开现场经验交流会，促使各外贸企业走上实业化的道路。后来又通过强强联合、以强带弱、组建大型外贸集团的方式，为青岛外贸企业转型打下了基础。
外资企业兴起
外资企业的兴起，是青岛对外开放的一支夺目的鲜花。
沿海开放城市的优势，让越来越多的国外投资者将眼光投向了青岛。1984年9月，中芬合资成立青岛华林胶合板有限公司，拉开了外商来青投资的序幕。同年12月14日，山东省第二家中外合资企业——青岛华和国际租赁有限公司开业。此后，中外合资经营的青岛啤酒二厂、海天大酒店、汇泉王朝大酒店、日清国际食品开发有限公司等合资企业相继签订合资合同。 开放之初，由于中外合作双方缺乏经验，也遇到过不少问题。为解决华林公司的困难，青岛市经过一年多的时间，先后协调二轻局、家具公司和青岛第一木器厂与外商的合作关系，将合资外方变更为日本商社，保障了合作各方的经济利益；针对汇泉王朝大酒店负债太重无法偿还的问题，采用对外招商转让股份的方式，找到了解困的路子；而对合资企业青岛啤酒二厂与青岛啤酒厂同用一个商标，引发的矛盾和混乱，时任市长和市委书记先后带队南下珠海和深圳，邀请港方洽谈，并最终在兼顾合作各方利益的前提下，同意组建现代企业联合体，统一商标、统一销售、统一价格，整体在国外上市，整体低成本对外扩张，整体参与市场竞争，实现效益按投资比例分配。
得益于合资企业软硬环境的逐步改善，青岛市也迎来了外商投资的热潮。大量韩资企业整厂迁到青岛，出现了韩资一条街、一个镇、一个园，他们利用我国廉价土地、厂房、水电和劳动力，进行来料加工或来件装配，或通过独资、合作或合资的形式，使用原商标和销售渠道，取得了较大的经济利益，也带动了当地经济的配套发展。
为了适应外资企业的兴起，青岛市逐个对县级市、区进行培训，讲解对外招商知识和谈判技巧；赶旱鸭子下水，分期分批组织乡镇长以上干部出国招商；为了把外商的“根”留住，不断改善投资环境，搞好外商投资服务。
正是在这“三步走”战略的引导下，韩资、日资和港资、台资大量涌入，欧美和东南亚外商也争先来青投资。截至2013年，青岛已累计批准外商投资项目2.4万个，核准境外投资项目824个，年外贸出口总额达到779亿美元，累计实际利用外资488亿美元。
招商助推开放
要加快对外开放的力度，离不开对外推介招商。
上世纪90年代初，为敲开东南亚地区的大门，青岛市委派一位副市长率团赴新加坡推介招商。当时，新加坡人对青岛并不了解，甚至对山东省和青岛市谁领导谁都搞不清楚。一开始，大家对此次招商信心不足，但在先后拜会了新加坡中华总商会和政府经贸局、裕郎镇经济开发区，以及一批国际著名大企业、大公司后，我们在中华总商会主持协助下，成功举行了招商发布会后，部分项目初步签约，也意味着我们初次招商任务完成。
最难忘的是去日本招商。1992年秋天，我带团赴日本考察，以考察进口设备为主，但附带的另一个任务是，代表市党政主要领导向日本山口县知事和下关市市长，分别递交一份“市书”（即由青岛市党政主要领导签名的书信），借此推介青岛、高端招商。在去山口县的前天晚上，我们检查了介绍材料、待递书信和待送礼品，却发现所赠礼品的外层虽有漂亮的包装纸，但里面的包装盒是黑妹牙膏废旧纸箱，还印有黑妹头像。所幸的是，盒内礼品蛋壳陶做的弥勒佛完好无损。更换包装已来不及，只好安排随团一位女士手捧弥勒佛前往。在前往山口县的路上，大家都担心“市书”是不是也会出差错。检查发现，给下关市的书信却被装在了给山口县的信封里，大家都吓出一身冷汗。蛋壳陶受到了山口县的隆重“接待”，第二天，日本的朝日新闻、读卖新闻、山口新闻等各大媒体在电视和报纸上纷纷转载附有蛋壳陶照片的报道，对青岛起了很好的宣传和推介作用。
对于赴港招商，最有轰动效应的还是时任市委书记兼市长俞正声的香港之行。1993年1月4日至13日，以俞正声为团长的青岛市经济贸易代表团，赴香港考察招商。在港期间，先后拜会李嘉诚等政商界著名人士和16家驻港办事机构，实地考察了黄埔花园、国际货运中心、公共房屋建设、大型商业中心等多种市政建设情况，并通过举行新闻发布会和招商说明会等形式，介绍了青岛的经济建设和对外开放情况。会后，香港卫视还对俞正声进行了专访，播放后在港澳台地区引发了强烈反响。那次招商，青岛先后与20多个大财团洽谈了经贸合作项目，签订外商投资合同42项，总投资达1.4亿美元，还签有若干合作协议。
世贸中心的由来
青岛市的对外开放，得益于市区东部开发建设。
1992年5月3日，青岛市委、市政府决定加快市区东部的开发建设，争取二至三年内建成一个集机关团体用房、商业购物、金融贸易、文化娱乐、旅游设施、高级写字楼和公寓等多功能、现代化的新的市级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并以此带动整个城市的开放和建设。
5月4日，市委召开全市对外开放工作会议。这个近万人参加的对外开放动员誓师大会，被称为青岛开放史上的里程牌。会上，时任市委书记兼市长俞正声动员全市人民认清形势、抓住机遇、加大措施，以东部开发为契机，逐级负责、狠抓落实，全力推进青岛对外开放更好更快地发展。随后，青岛市委、市政府又出台了对外开放的十八条决定，从此青岛对外开放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为了适应东部开发和对外开放的需要，青岛市决定在东部开发建设外经贸基地。计划在东部划拨50多亩出让地，规划建设外贸中心。该项目整体建筑面积12万平方米，分三期，总投资预计4.5亿元，平均每平方米造价3750元，其中一、二期建筑高度32层。
该项目建设的最大困难，便是筹集建设资金。我们通过广开筹资渠道，首先从新加坡融资200万美元（按当时汇率和外汇额度价格折款2000万元人民币），基本解决了启动资金；将一期28层以下部分，按建筑成本价分售给所属外经贸公司，由他们根据所签合同按进度付款；将二期一、二、三层按市场价出售给中国银行青岛分行，并承接其贷款3000万元人民币；将湖北路经贸委所用旧大楼租给市商业银行，租期20年，并给承办贷款3000万元，贷款利息和租金两不找。建设资金有所缓解，但仍有缺口。
此时，一个新的机遇摆在了面前。最初，该项目的命名是“青岛外贸中心”，但老火车站附近有山东外贸中心，汇泉广场有外贸展览中心，名称的重复会带来许多不便。此时，因为青岛已由香港世贸中心吴淑青女士介绍成为世界贸易中心会成员，所以遂决定将其更名为青岛世界贸易中心（简称“青岛世贸中心”），并在工商部门备案，青岛地区任何单位不再使用世贸中心这个名称。
上世纪90年代初，人们对世贸中心还很陌生，许多新闻部门寻问世贸中心的内涵，这带给我们很大的启示。于是，我们决定通过新闻界推销世贸中心，向社会介绍世贸中心的来历、设施和功能，并提出只有驻青外字号的单位才能进驻世贸中心。经此宣传之后，一时间前来预购房者络绎不绝，资金问题得以基本解决。
3年后，别有风格的世贸中心，一座具有先进设施的现代化建筑群，就这样屹立在了东部新区，见证着青岛对外开放创造的一个又一个新局面。
（讲述人昌凤臣，时任青岛市体改委副主任、对外经济贸易委员会副主任、物价局局长。本文由王青、姚永明整理，未经本人审阅。）
开放与改革被称为同胞兄弟。开放，本身就是改革。特别是沿海城市，对外开放既是改革的重点，也是经济增长的热点。
从三来一补到自营进出口
青岛的对外开放是从工贸结合处突破的。
上世纪80年代初，青岛通过外贸选取了一批工业企业，与国外商社进行“三来一补”。青岛针织一厂就是一个典型案例，其与日本伊藤丸株式会社进行针织内衣补偿贸易，日方供应先进设备，厂方用产品补偿设备价款，既解决了设备所需资金，又解决了产品销路。经过三期补偿贸易，青岛针织一厂有了改天换地的变化。
这种形式启迪了工业专家，1982年国务院时任副总理到青岛调研时，倡导青岛进行纺织品联合进出口试点，从此拉开了青岛对外开放的序幕。
青岛有出口产品的8家纺织企业联合起来，成立了一个拥有进出口权的经济实体，简称“青纺联”。他们根据外商要求向生产企业下达订单，然后向国外市场推销产品，主打产品是承担国家主动配额的“两纱两布”。“青纺联”之后，青岛又相继成立了青岛饮料联合进出口公司（简称“青饮联”）和青岛橡胶制品联合进出口公司（简称“青胶联”）。这3个工贸联合体，在青岛乃至全国对外开放的历史上，起了先锋作用。
工贸结合虽有进步和成果，但并没有把生产企业直接推向开放第一线，出口产品还是要经过一个中间环节才能进入国际市场。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就要让生产企业走自营进出口的路子。
青岛啤酒厂自营进出口就是从那时开始的。
1986年8月31日，国务院时任总理到青岛啤酒厂考察时说，青岛啤酒在国外有很好的口碑，但为什么这样的产品，还要经过别人出口，我们自己就可以出。于是，青岛市计委、经委、财政等10个部门经过几个昼夜的努力，提出了啤酒自营出口的初步方案，并最终形成了递交国务院的正式报告。青岛的对外开放，在一开始就进发出了十足的热情。
在向国务院某部汇报啤酒自营出口后，继续享受原定出口创汇财政补贴问题时，当时有位司长因为对出口体制改革一时转不过弯来，使汇报一开始陷入了僵局。不久之后，该司长来青岛调研。他参观了青岛啤酒厂，品尝了新鲜的啤酒，看了工厂生产线，听取了市里和工厂的汇报，也最终明白了体制转型期间应当保持政策的连续性，否则会加重企业负担，减少利润，直接影响到国家、企业和职工三者利益，自营进出口也就难以走上健康发展的路子。
像青啤这样的生产企业，要自营进出口就需要疏通和衔接许多环节，特别是取消中间环节。比如撤销青岛饮料进出口公司就涉及到干部安排和职工分流，难度很大。但也正是一年多来企业上下的共同努力，青岛啤酒厂最终在国内首先拥有了自营进出口权，走上自营进出口的新路子。后来，大批工业生产企业也逐步拥有了自营进出口权。青啤、海尔还走出国门，在国外投资办厂，成为了名副其实的跨国企业。
外贸企业加速转型
承载着对外开放重担的外贸企业，曾是出口创汇的主力军。
1987年9月20日，国家对外经济贸易部批准青岛市对外经济贸易实行计划单列，赋予相当于省一级对外经济贸易管理权限。为适应计划单列后对外经济贸易业务的需要，青岛将原来向省外贸供货的市外贸支公司，调整改建为十大专业进出口公司，并与青纺联和青啤一起，共同承担着全市外贸进出口任务。
计划单列的前两年，因为对自办外贸进出口业务不熟悉，青岛完成国家下达的出口计划指标并不尽人意。于是，市政府决定成立一个由常务副市长带头的工作班子，深入外贸企业抓落实，我则被任命为该班子的召集牵头人。我们在每个外贸公司现场办公，实地分析商品出口量、出口单价、创汇额、收汇率等项指标，确定外贸企业出口创汇、出口收汇、上交外汇和财政补贴计划目标，将国家下达的出口计划逐一分解落实到外贸企业（包括青纺联和青啤），并分别与其签订外贸出口承包合同。为此，起草并由市政府出台了进出口鼓励政策文件，外贸单列开始走上正轨。在这之后，青岛每年都超额完成了国家下达的出口任务。
由于对外经贸业务越来越熟悉，1990年我被调到市外经贸委任职，分管外贸和部分外经工作，主要是为了推进外贸上台阶。除了带领计划和财务等有关处室，逐个外贸公司抓落实，年初承包、年中检查、年底评比，由下到上制订外贸出口计划指标外，还附加出口成本控制指标，用汇率加额度价作为控制线，调整出口产品结构，控制线以下的放开出，控制线以上的少出或不出，促使外贸企业由单纯出口创汇型，逐步转到出口收汇和经济效益的轨道上来。
虽然在这样的推动下，外贸企业开始由贫变富，过上了几年好日子，但好景不长。随着拥有进出口权的生产企业和外资企业大量增加，外贸企业的供货阵地急剧缩小，逼迫他们重新寻找生存和发展的出路。
在这样的境遇下，外贸企业实业化和集团化，也就摆在了面前。青岛市首先将青岛第三印染厂和青岛服装二厂，成建制地划归外贸管理，与纺织品进出口公司合并，成立了青岛纺织实业集团，将印染、加工、出口形成一条龙，将没有底边的三角形连接起来，带来了出口、效益、解困、发展的良好效果。
为普遍推进外贸实业化，青岛又在原胶南市召开现场经验交流会，促使各外贸企业走上实业化的道路。后来又通过强强联合、以强带弱、组建大型外贸集团的方式，为青岛外贸企业转型打下了基础。
外资企业兴起
外资企业的兴起，是青岛对外开放的一支夺目的鲜花。
沿海开放城市的优势，让越来越多的国外投资者将眼光投向了青岛。1984年9月，中芬合资成立青岛华林胶合板有限公司，拉开了外商来青投资的序幕。同年12月14日，山东省第二家中外合资企业——青岛华和国际租赁有限公司开业。此后，中外合资经营的青岛啤酒二厂、海天大酒店、汇泉王朝大酒店、日清国际食品开发有限公司等合资企业相继签订合资合同。 开放之初，由于中外合作双方缺乏经验，也遇到过不少问题。为解决华林公司的困难，青岛市经过一年多的时间，先后协调二轻局、家具公司和青岛第一木器厂与外商的合作关系，将合资外方变更为日本商社，保障了合作各方的经济利益；针对汇泉王朝大酒店负债太重无法偿还的问题，采用对外招商转让股份的方式，找到了解困的路子；而对合资企业青岛啤酒二厂与青岛啤酒厂同用一个商标，引发的矛盾和混乱，时任市长和市委书记先后带队南下珠海和深圳，邀请港方洽谈，并最终在兼顾合作各方利益的前提下，同意组建现代企业联合体，统一商标、统一销售、统一价格，整体在国外上市，整体低成本对外扩张，整体参与市场竞争，实现效益按投资比例分配。
得益于合资企业软硬环境的逐步改善，青岛市也迎来了外商投资的热潮。大量韩资企业整厂迁到青岛，出现了韩资一条街、一个镇、一个园，他们利用我国廉价土地、厂房、水电和劳动力，进行来料加工或来件装配，或通过独资、合作或合资的形式，使用原商标和销售渠道，取得了较大的经济利益，也带动了当地经济的配套发展。
为了适应外资企业的兴起，青岛市逐个对县级市、区进行培训，讲解对外招商知识和谈判技巧；赶旱鸭子下水，分期分批组织乡镇长以上干部出国招商；为了把外商的“根”留住，不断改善投资环境，搞好外商投资服务。
正是在这“三步走”战略的引导下，韩资、日资和港资、台资大量涌入，欧美和东南亚外商也争先来青投资。截至2013年，青岛已累计批准外商投资项目2.4万个，核准境外投资项目824个，年外贸出口总额达到779亿美元，累计实际利用外资488亿美元。
招商助推开放
要加快对外开放的力度，离不开对外推介招商。
上世纪90年代初，为敲开东南亚地区的大门，青岛市委派一位副市长率团赴新加坡推介招商。当时，新加坡人对青岛并不了解，甚至对山东省和青岛市谁领导谁都搞不清楚。一开始，大家对此次招商信心不足，但在先后拜会了新加坡中华总商会和政府经贸局、裕郎镇经济开发区，以及一批国际著名大企业、大公司后，我们在中华总商会主持协助下，成功举行了招商发布会后，部分项目初步签约，也意味着我们初次招商任务完成。
最难忘的是去日本招商。1992年秋天，我带团赴日本考察，以考察进口设备为主，但附带的另一个任务是，代表市党政主要领导向日本山口县知事和下关市市长，分别递交一份“市书”（即由青岛市党政主要领导签名的书信），借此推介青岛、高端招商。在去山口县的前天晚上，我们检查了介绍材料、待递书信和待送礼品，却发现所赠礼品的外层虽有漂亮的包装纸，但里面的包装盒是黑妹牙膏废旧纸箱，还印有黑妹头像。所幸的是，盒内礼品蛋壳陶做的弥勒佛完好无损。更换包装已来不及，只好安排随团一位女士手捧弥勒佛前往。在前往山口县的路上，大家都担心“市书”是不是也会出差错。检查发现，给下关市的书信却被装在了给山口县的信封里，大家都吓出一身冷汗。蛋壳陶受到了山口县的隆重“接待”，第二天，日本的朝日新闻、读卖新闻、山口新闻等各大媒体在电视和报纸上纷纷转载附有蛋壳陶照片的报道，对青岛起了很好的宣传和推介作用。
对于赴港招商，最有轰动效应的还是时任市委书记兼市长俞正声的香港之行。1993年1月4日至13日，以俞正声为团长的青岛市经济贸易代表团，赴香港考察招商。在港期间，先后拜会李嘉诚等政商界著名人士和16家驻港办事机构，实地考察了黄埔花园、国际货运中心、公共房屋建设、大型商业中心等多种市政建设情况，并通过举行新闻发布会和招商说明会等形式，介绍了青岛的经济建设和对外开放情况。会后，香港卫视还对俞正声进行了专访，播放后在港澳台地区引发了强烈反响。那次招商，青岛先后与20多个大财团洽谈了经贸合作项目，签订外商投资合同42项，总投资达1.4亿美元，还签有若干合作协议。
世贸中心的由来
青岛市的对外开放，得益于市区东部开发建设。
1992年5月3日，青岛市委、市政府决定加快市区东部的开发建设，争取二至三年内建成一个集机关团体用房、商业购物、金融贸易、文化娱乐、旅游设施、高级写字楼和公寓等多功能、现代化的新的市级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并以此带动整个城市的开放和建设。
5月4日，市委召开全市对外开放工作会议。这个近万人参加的对外开放动员誓师大会，被称为青岛开放史上的里程牌。会上，时任市委书记兼市长俞正声动员全市人民认清形势、抓住机遇、加大措施，以东部开发为契机，逐级负责、狠抓落实，全力推进青岛对外开放更好更快地发展。随后，青岛市委、市政府又出台了对外开放的十八条决定，从此青岛对外开放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为了适应东部开发和对外开放的需要，青岛市决定在东部开发建设外经贸基地。计划在东部划拨50多亩出让地，规划建设外贸中心。该项目整体建筑面积12万平方米，分三期，总投资预计4.5亿元，平均每平方米造价3750元，其中一、二期建筑高度32层。
该项目建设的最大困难，便是筹集建设资金。我们通过广开筹资渠道，首先从新加坡融资200万美元（按当时汇率和外汇额度价格折款2000万元人民币），基本解决了启动资金；将一期28层以下部分，按建筑成本价分售给所属外经贸公司，由他们根据所签合同按进度付款；将二期一、二、三层按市场价出售给中国银行青岛分行，并承接其贷款3000万元人民币；将湖北路经贸委所用旧大楼租给市商业银行，租期20年，并给承办贷款3000万元，贷款利息和租金两不找。建设资金有所缓解，但仍有缺口。
此时，一个新的机遇摆在了面前。最初，该项目的命名是“青岛外贸中心”，但老火车站附近有山东外贸中心，汇泉广场有外贸展览中心，名称的重复会带来许多不便。此时，因为青岛已由香港世贸中心吴淑青女士介绍成为世界贸易中心会成员，所以遂决定将其更名为青岛世界贸易中心（简称“青岛世贸中心”），并在工商部门备案，青岛地区任何单位不再使用世贸中心这个名称。
上世纪90年代初，人们对世贸中心还很陌生，许多新闻部门寻问世贸中心的内涵，这带给我们很大的启示。于是，我们决定通过新闻界推销世贸中心，向社会介绍世贸中心的来历、设施和功能，并提出只有驻青外字号的单位才能进驻世贸中心。经此宣传之后，一时间前来预购房者络绎不绝，资金问题得以基本解决。
3年后，别有风格的世贸中心，一座具有先进设施的现代化建筑群，就这样屹立在了东部新区，见证着青岛对外开放创造的一个又一个新局面。
（讲述人昌凤臣，时任青岛市体改委副主任、对外经济贸易委员会副主任、物价局局长。本文由王青、姚永明整理，未经本人审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