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的一天早上，父亲拿着“攻击右派分子对党猖狂进攻”的大字报去上班。晚上回到家中，他抱着我痛哭道：“我被划为右派了。”尚未年满15周岁的我，正好初中毕业。当年虽然是年级前几名，却不知怎的竟未考上高中。
　　第二年我和巷口镇上其余11个小青年被一同下放到仙女山林场。我再次参加了高中的入学考试，仍然未被录取。我哭了，说：“我考试成绩不错嘛，为什么又不录取我？”林场严医生说：“哪怕你每门考100分，也不会录取你，因为你父亲是右派。”我这才恍然大悟。
　　不知何故，我们被下放的12名小青年中，除一位姜姓小女孩因没有去处而留在了林场，其余11位都返回了镇上。我在地质队、测绘队做了几个月临时工，年底时，因父亲是右派，家属要遣返回原籍，我的母亲和4个弟弟并我共6人被取消了国家粮，从四川武隆县（现属重庆市）回到两千公里外我们从来未到过的祖籍湖南平江。又因祖父是破产地主遭扫地出门，被安排在三阳公社江城大队新仁中队。当时祖父已死，祖母住在一间破草房里，过不久也去世了。
　　我参加劳动，队上为我们安排了一间住房，当时是人民公社，吃食堂。
　　1959年7月的一天，我正在田里插秧，见本队一位陈姓初中生去县城报考高中，我立刻上岸跑到大队书记家开了证明，再赶往县城报考平江一中。吸取了以往的教训，我填报名表时只填父亲是职员，其他一概未写。
　　这次我被平江一中录取了，在高九班读书，并获甲等助学金。开学典礼上校长讲：“今年我校录取6个新生，只有一个是往届生，成绩都很好。”我知道我就是那唯一的往届生。根据当时的政策，我从农村粮转为国家粮。
　　1960年下半年，我读高中二年级时，班上开会批判我：“隐瞒家庭历史，混进一中。”
　　我说：“我要读书，不隐瞒父亲是右派，我就没书读。”
　　我知道，一中是无法继续读下去了。由于供我读书的姨夫在四川涪陵（现属重庆市）当工程师，我便于1961年初转学到了涪陵高中。报到时，教导主任看了我的成绩单，除一门四分外，全是五分，但操行三分，就笑着说：“一个白专典型。”尽管如此，还是接洽了我。
　　1962年在涪高毕业，自然未能考上大学。当时在平江的母亲因为生活所迫——食堂解散，只有将3个弟弟过继给了余姓3户人家（另一个弟弟1959年病亡），自己改嫁了。我在平江无其他亲人，无处安家。
　　我找到涪陵县政府一位副县长，要求落户我姨父家。他不答应，说从哪里来还是要回哪里去。如此，我第三次被取消国家粮，下放到湖南平江我母亲改嫁的队上。当地政府很好，按下放知青供应了我300斤稻谷。
　　1963年初，我跟随队上的社员到江西修水搞副业，挣了点钱。7月，我到平江一中报名参加高考。当时是录取与否皆有通知书，但等到大学开学，我仍未接到任何文件。一直到9月4号，我才接到“不录取通知书”。听大队会计讲，省招生办曾发函到大队要我的政审资料，却被大队书记压下未回复。
　　我彻底失望了，但又不甘心，跑到长沙找省委张平化书记。接待我的是一位女同志，她看了我6页纸的报告，劝我说：年轻人要相信党，党会对每一个年轻人负责的。我会将你的报告转给平江县委，他们会妥善处理。
　　我又找到省政府信访室，信访室给了一纸盖了章的公函给我，让我回平江找平江县政府解决。
　　回去之后，我先去了平江县委办公室，一位年轻的秘书说张书记正在开会，要去请示一下。他走后，我见办公桌上正放着我给省委的报告，上面盖着省委办公厅的公章。批示是：请中共平江县委给余崇昆同志适当安排工作。我高兴极了。谁知秘书回到办公室就训斥我：“现在不少工农子弟都下放了，哪有工作给你这个反革命子弟！”我气极了，与他大吵一架。
　　我拿着这份公函，找到平江县政府劳动科一位姓何的同志。第二天，他开了一封介绍信让我去平江县石灰厂。
　　到石灰厂后，厂里要我签合同，我都已经无家可归了，又何从谈签不签合同呢？我只有再次回到县里找何寻求帮助，他打电话给石灰厂说：“余崇昆是我们劳动科安排的，签什么合同！”这么一来，我才得以在厂里上班。
　　开始我每担只能挑三四十斤，一天挣两三工分，粮食是定量每天一斤大米，其余按一公分一两定量（16两秤）发给。饭吃不饱，但我又实在无路可走，忍饥挨饿总算在石灰厂安下了身。1968年厂里为我和另一个姓罗的同志申请办理了国家粮。我也从一介文弱书生成长为一个上午能挑二万五千斤石料（或石灰）、挣十二分五厘工、得两元工资的壮劳力。我最重挑过429斤石料！
　　后来我得知，自己之所以能去石灰厂工作，是当时的县长洪松清同志和劳动科长徐愚如同志共同研究决定的。1979年我在落实政策时找过徐科长，他当时已是平江县潜水泵厂的党委书记，他写了证明我当时是正式工的亲笔信，并盖了平江县潜水泵厂的公章，这是后话。但我从内心深处感谢他们！
　　1970年我在石灰厂（后改名为石煤矿）与附近农村一位姑娘结了婚，1971年生下第一个女儿。虽然当时我是厂里学毛著的积极分子，但全国正在搞三查一清，厂里派人到四川搞了外调，回来后县里决定下放我回父亲出生地三节公社白雨大队第一生产队。
　　我第四次被取消了国家粮，由厂里出木料石灰用的拖拉机拉到了队上。队上社员出义务工、用我的下放费帮我盖了两间瓦房，我有新家了。我先在队上出工、当记工员，后到浏阳县搞副业，每月交30元记工分。1976年我有了第二个女儿，一家四口生活虽苦，但还过得去。
　　再后来我带爱人去了浏阳县我搞副业的林场，让她帮忙做饭，谁知她却与林场一位合同工跑了。我们离了婚，她带着两个女儿嫁给了那个人。
　　1979年听说中央在为右派分子甄别改正，我一狠心卖掉房子，挑着被盖与木箱，从平江到武隆，再前往成都，最后到北京上访。中央统战部一位老同志见了我，并在统战部信访室的公函顶上用毛笔批了一句：请中共湖南省委按中央100号文件精神妥善处理解决。
　　我回到长沙，将此函交给了省委统战部，在平江又被安排到县委招待所住了4个月，其间务工挣点生活费，几经周折，终于被落实政策回到石煤矿上班。文件上注明：系作全民正式工安排。
　　父亲被错划的右派改正了，但他已于1960年在劳改中死去，政府共补了500元给我们三兄弟（另一个弟弟已去世）。
　　我1981年在石煤矿与现在的爱人结了婚，她带来一个两岁的女儿。1982年我调到县玻纤厂后，我们又有了一个女儿。隔年我又被调往平江县氯肥厂，直呆到1998年从那里正式退休。
　　1994年，为了供两个女儿读书，我办了内退，在家中搞夜宵并经营烟酒日用品。每天夜里两点关门、三点上床。为了让女儿圆我的大学梦，我虽苦却乐！两个女儿也争气，先后考上了大学，毕业后皆在广州安家落户。一个在外企，一个在报业集团。皆结婚生子，买了房、买了车。
　　2006年我随同爱人到广州给大女儿带外孙，过上了无忧无虑、幸福快乐的晚年生活。
　　感谢邓小平，感谢改革开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