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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公坐在那里，我坐在旁边。他拿出一个小袋子，很精致的小袋子，装了两层，要给我。我伸手去拿，“你别动”！又叫阿婆给他拿来两根牙签，熟练地使着牙签，仔细地解开小袋子上同样精致的结。
白色棉布带子，将世界切成两半，而我来到他的世界，就坐在他的旁边。看到小袋子里面装有小小时钟、电话号码本、钱等日常会带在身上的杂物，我终于接过递给我的小袋子。掏出电话号码本，由后往前翻，我看到较前一页的顶端，清晰清楚地写着：包莹。那是我的名字，冒号后面一片空白。
“阿公一定是不知道我现在的电话。”
阿公在我的记忆中，从来没有老去，尽管他曾在床上瘫痪了很多年。我触电般清醒过来，时间是多年后我将要离开老家的前一天中午，我就睡在小时候那张四边有栏，三边带雕花的老式木床上。
那天中午，一家人照旧围坐在饭桌前，没有人说话。空气沉重，只有筷子掠过。外婆突然抽噎：“你们再没有阿公了”。
我有外公的时候，是30年前。外公有我的时候，是51岁。那个家里第一个出生的长孙女，据说生出来的时候哭得特别大声。“你阿公抱了你最多。”
他们常常这样和我说。
这个小婴儿从医院抱回去后，便一直住在外公外婆家，成了家里的宝贝。外婆给月子里的妈妈杀了18只大公鸡和2只鸽子，因为要补女儿，更要养孙女；外婆在天台上开辟小小菜园，要给小孙女摘最嫩的叶片煮汤；外婆要把鱼肉用慢火去炖，再把炖出来的汁滤出来，拿去细火熬粥给孙女吃；外婆常去外面找各种野草，比如我印象最深刻的“牛奶草”（学名：通奶草），细细洗净后混合剁碎的猪瘦肉和猪横膈膜去炖，这种掰开叶子会有白色汁液流出来的小植物，能炖出黑乎乎的甘香汤，我一直吃到小学，这汤养脾胃。
外公却总是抱我。
“从家里出去，走过东山大桥，绕过对岸河堤。你最会做娇，一累就要人抱。”
小朋友爱热闹，喜欢去人多的地方，每天晚饭后，便是我最开心的时候。外公那时还没退休，白天上班，晚上便带我去“百花洲”，那是离家极近的一个小公园，有花坛，有拱门，有可以爬上爬下的台阶，还有一个个高低不一的小石墩。最开始外公是抱着我去，后来会走路了，便牵着我去，后来会跑得很快了，便一边喊着我一边追着我去，常常是玩累了便撒娇，只要撒娇又一定会有外公抱着回来。
他们说外公臂力很大，单手抱我回到家，嘴里还哼着当时风靡一时的《济公》主题曲。
去年暑假去河南，在洛阳的一个市民广场，夏天的下午很热闹。有人下棋，有人唱戏，还有许多人围成一堆在看热闹，因为有人在演济公。挤不进去，只听到很大的音响声：“鞋儿破，帽儿破，身上的袈裟破；你有我，他有我，一把扇儿破。”眼泪一下出来了。“阿公阿公，我要听犀牛屙屎的故事”，那是我的声音，奶声奶气穿透在阿公阿婆住的老房子里，“阿公阿公，你偷吃花生米，你的嘴里有香味”，当我逢年过节还躺在那张床上睡觉的时候，我会想起我还没有长大。
小学六年一直住在外公外婆家，犹记得有天中午，我躺在床上睡午觉，脑海中突然闪现出一个念头：如果有一天阿公阿婆死了怎么办？眼泪又马上流出来了。擦掉，坚定地和自己说，不会有这一天的！不会的！于是睡着了。后来阿公真的睡着了，他离开五年，五年我却从不愿相信，“济公”已经走了。
我时常觉得人生当中很多东西不过是仪式，比如结婚摆酒的仪式，有种众人面前猴子被耍的感觉，直到外公火化那天，我才发现必须有某种仪式来向我们爱的人致敬。我真正发觉外公离开我了，是看到久病的他脸上居然也会有“红晕”，他就那样躺在鲜花丛中，不再动弹。他再不会把垫在自己身下的成人纸尿片撕成粉碎，他和他的棺木一般，定型在那里，下面是一个特定的轨道，只需一个按钮，轨道便可以稳稳启动，再妥妥地驶向火化室。
几秒钟的时间，外公进去了，关门。然后他再没有出来。
我转身扑进舅舅怀中。“叫你不要看。”
我今年冬天在大西北，踩在真正的黄土地上，第一次看到一排笔直的直冲云霄的白杨树，和茅盾《白杨礼赞》里描述的差不多。我想到外公，想到生命的意義。我们常常走不出过去，看不到未来，却想不到鞋上的土灰拍拍继续行走就好。
那天我们几个去爬山，阳光很好。我一路采摘了自己喜欢的暖米色干花，包在我藏青色的围巾里。我想送给喜欢的人。
外公送我一个白色搪瓷杯，无杯盖，带杯柄，杯身上用大红字写着“献给最可爱的人”，是抗美援朝纪念品。“你阿公去打仗？嘿嘿嘿，他怕得很。”他是文艺兵。从没有在外公嘴里听到什么英勇壮烈的故事，倒常常只有外婆嬉笑中的调侃，仿佛在她的眼中，没有举枪去射击，没有经过炮火的轰炸，没有缺根胳膊少条腿回来，就不算当兵。而外公去当兵的原因也非常真诚简单：据说外公的父亲，也就是我的太爷嗜赌，除了外公（他是长子），其他所有儿子都被他老人家卖掉了；终于有一天，太爷又赌输了，外公也被卖掉了，在滩头外公准备上船跟人走的那一刻，我的太奶奶扑了过来，把自己的大儿子抢了回去。然后，外公就去参军了。外公读过几年书，毛笔字写得很好，就在他年老手抖的时候，依然在每学期开学初，用过期挂历纸帮我包好课本，并用毛笔在封面手书科目名字。我至今保留着从小学到高中毕业的所有教科书和试题练习册，与外公的教育不无关系，外公让我知道，知识要用来尊重。小时候被抓去练习硬笔书法，也是外公用白纸画好格子，叫我一个字一个字去填。
因为时间久远，外公忘记了自己的具体参军时间，参加工作后要填写个人档案，他便随便填写了××年10月1日。“反正就是那一年，就把时间填到国庆好了，这样容易记住，又与祖国同生日。”与祖国同生日的结果是，很多年后国家出了政策，××年9月30日前参军的同志到年龄可享受离休待遇，××年10月1日后参军的，只能享受退休待遇。于是在外婆的惋惜声中，外公默默地享受着退休待遇，历史无从翻查。退休的待遇当然比离休的待遇差很多，但我从没听过他多说什么。外公不像其他一些老同志，一坐下来就对往事喋喋不休，他话少，不太会说客套话，更不擅长场面上的应酬。退休前每天上班下班，循规蹈矩，对单位和其他同事也似乎没什么不满。常被他们拿来说笑的，是有次有人找外公办点事，顺便给他带了一盒糖果。外公没法拒绝来人的好意，于是收下了糖果，第二天把它交给了单位。那时已是改革开放多年以后，一盒糖果并不算非常贵重的礼物，但不能因公收受别人的物品，却是外公坚持的原则。我从不觉得外公如别人口中说的迂腐，一盒糖果或许微不足道，但他坚持的却是对自己那个年代的理解。外婆的钥匙上，至今串着一条细细的铁链子，“这是你阿公留给我的”。这条用来穿钥匙圈的铁链子用了几十年，之前是外公一直用来扣在皮带上的，因为时常被人手触摸，不仅从不生锈，而且细腻光滑。 白色汗衫，短西裤，皮凉鞋，裤腰带上扣着这条铁链子，退休后外公喜欢到处溜达，每天都有很多自己的事情忙。那时家的对面就是市科协，有几间办公室，里面还像模像样地摆了好多张桌子，在幼时的我看来，那是非常神秘而厉害的地方。据说那时外公也在这个神秘的地方办公，还和几个人一起研究出一种叫作“节能器”的东西，就是将它直接插到插座上，可以调节家里不同电器的电流速率，达到省电的效果。外公又会自制电流治疗仪，几根电线上面粘连着几块狗皮膏药，另一端连接一个小型电机盒子，通电后贴上皮肤，人体便能感应到轻微的针刺感，起到刺激神经的作用。上个月妈妈住院开刀，术后医生也拿着电疗仪来给她的腰部做康复，收费还不便宜。“这种东西，十几二十年前你阿公就自己在弄了，现在还拿出来用”，言语中满是对医院的不屑。外公的这些小发明曾“流行”一时，他甚至还做了不少送给亲戚朋友。其他的像窗纱网、饮水过滤器、铁皮桶……生活中需要用到的小物件，外公好像都能搞出来；电视机、收音机、手表、电灯等电器坏了，他也都会修。
在外公众多的“发明创造”中，最让我吃惊的有两个。一是改装铅笔盒。小学毕业离开他的时候，我留下了一个铅笔盒，皮面，黑色的，盒盖上一左一右有两只猫。后来外公再把铅笔盒拿出来的时候，两只猫踪影全无，变成了两个小喇叭，我的铅笔盒就这样变成了一个小音箱。到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末，我们用上了诺基亚蓝屏直板手机，后来这款手机开始被淘汰的时候，把它送给了外公。老人嘛，总是捡儿女的“垃圾”。犹记得那个巴掌大的手机，开关键位于屏幕右上方，外公那时手更抖了，一直嫌弃这按键太小，难操控。手机给他就给他了，按键再小我们也没当回事儿，但到了年底又回老家过年的时候，发现外公居然给焊了一个圆珠笔头上的塑料按钮到那个开关键上，颜色还很不一致。我每次想起这件事情都要不可抑制地笑起来，他那得意洋洋、满脸骄傲从兜里掏出手机的样子，至今历历在目。
尽管我不到十岁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嫌弃他做的东西不好看，比如我的手表带子坏了以后，他给我换了一副塑料的，我就再也不愿意戴那个手表，但在我年幼的记忆当中，外公仍然是一位伟大的“发明家”与“修理家”。“每次叫他吃饭，总是在房间里面搞‘孵卵’，等半天不出来！再进去叫他，还要把所有东西都收好放进抽屉，你说奇怪不奇怪？怪癖！”外公去世后我们整理他“孵卵”的房间，除了许许多多各种叫不上名字的小工具，还有大堆的《无线电技术》杂志，很多年后住在乡下的表舅舅来家里坐，还在说，那时姨丈给我做的天线，可以接收到很多台，电视画面还很清晰啊。我常想，如果外公还在世，他该很会玩智能手机，与我发微信吧，而科协的那几间房子，则早已变成了老人麻将室，现在轮到外婆偶尔去那里露上几手了。
“文革”中规矩的外公曾遭批判，也是拜他的这些兴趣爱好所赐，据说他曾被抓去两次。第一次因为自己的粗心大意，在开会写笔记的时候，把“广大干部下放劳动”写成了“广大干部下放劳改”，旁边的人眼尖看到了，外公便去“劳改”了，是你自己歪曲毛主席的意思，自己想去劳改嘛。这次去劳改时间不长，没多久外公就被放回来了。第二次的“罪名”则比较“严重”，因为爱摆弄收音机（这在当时算是新事物），外公被认为“里通国外资本主义”，被拉去批判和关禁闭，而且要被押到附近较为边远的山区劳改。但令人惊讶的是，在出发的前夜外公逃了回來，并打算连夜逃回自己的乡下。“逃跑回来的！他是逃跑回来的！他居然敢逃回来！”外婆每次说起这件事，都将眼睛瞪得大大的。一向服从组织纪律的外公，这回逃跑了，在这件事情上，我一直觉得他特别的勇敢，因为没有做的事情就是没有做。上天是眷顾外公的，那时已接近文革尾声，就在外公逃回来的第二天，上头有新文件下来，大概是对具有此类“罪名”的人均不再予以追究，于是外公居然没有被重新抓回去，更没有受到什么进一步的惩罚，而是回到了自己的工作岗位上。整个事件如闹剧般戛然而止，唯一的作用就是成为后面几十年里家人口中的趣事。
看过中国社会这些年的巨大变迁，外公慢慢老了。但他依然保存着他的毛主席像章，每月按时交着他的党费，香港回归的时候排几个小时的队去邮局买纪念邮票，九八年大洪水和零八年汶川地震的时候给灾区捐款。后来不去科协了，外公开始学炒股，每天早晨改为去证券公司“坐班”，甚至还开始交易“美国股票”，当然最后几乎都血本无归。外公还和外婆一起学会了打麻将，但随着中风日益严重，外公渐渐无法控制自己的肢体，从不会走路，到双手不能动弹，最后不会说话。可他的神智却是清醒的，因为痛苦于自己的现状，外公的脾气变得很暴躁。而我们无能为力。在生命的最后几年，他不愿意再上街，每天下午换洗干净坐在阳台上晒太阳时，最为安静。
我对外公的记忆，还停留在他去科协的那个时代，到九八年念初中的时候，我就离开了外公外婆，去到另外一座城市，本科和硕士再换另外两座城市。外公没有等到我硕士毕业，我没有等到他的革命故事。这个手指修长，颇有书生气的外公，参军时候的照片特别文静青涩，用他自己的话来说，那时还小。他晚年对我几乎没有任何关于战争的描述，也甚少与我谈及他对革命、战争的感受，或许那时是我还小。又过了很多年，我回到学校继续读博士，开始对中国革命产生兴趣，但我知道，在很久很久以前，我在外公身上已经感受到了某种和书本上描述的崇高所不一样的革命：不打开自己过去的荣光，也没有反复对命运不公的抱怨。只是当我想起这点来的时候，这个革命的亲历者，早已和他的“革命年代”一道，埋葬在过去了。
白色棉布带子，将世界切成两半，而我来到他的世界，就坐在他的旁边。看到小袋子里面装有小小时钟、电话号码本、钱等日常会带在身上的杂物，我终于接过递给我的小袋子。掏出电话号码本，由后往前翻，我看到较前一页的顶端，清晰清楚地写着：包莹。那是我的名字，冒号后面一片空白。
“阿公一定是不知道我现在的电话。”
阿公在我的记忆中，从来没有老去，尽管他曾在床上瘫痪了很多年。我触电般清醒过来，时间是多年后我将要离开老家的前一天中午，我就睡在小时候那张四边有栏，三边带雕花的老式木床上。
那天中午，一家人照旧围坐在饭桌前，没有人说话。空气沉重，只有筷子掠过。外婆突然抽噎：“你们再没有阿公了”。
我有外公的时候，是30年前。外公有我的时候，是51岁。那个家里第一个出生的长孙女，据说生出来的时候哭得特别大声。“你阿公抱了你最多。”
他们常常这样和我说。
这个小婴儿从医院抱回去后，便一直住在外公外婆家，成了家里的宝贝。外婆给月子里的妈妈杀了18只大公鸡和2只鸽子，因为要补女儿，更要养孙女；外婆在天台上开辟小小菜园，要给小孙女摘最嫩的叶片煮汤；外婆要把鱼肉用慢火去炖，再把炖出来的汁滤出来，拿去细火熬粥给孙女吃；外婆常去外面找各种野草，比如我印象最深刻的“牛奶草”（学名：通奶草），细细洗净后混合剁碎的猪瘦肉和猪横膈膜去炖，这种掰开叶子会有白色汁液流出来的小植物，能炖出黑乎乎的甘香汤，我一直吃到小学，这汤养脾胃。
外公却总是抱我。
“从家里出去，走过东山大桥，绕过对岸河堤。你最会做娇，一累就要人抱。”
小朋友爱热闹，喜欢去人多的地方，每天晚饭后，便是我最开心的时候。外公那时还没退休，白天上班，晚上便带我去“百花洲”，那是离家极近的一个小公园，有花坛，有拱门，有可以爬上爬下的台阶，还有一个个高低不一的小石墩。最开始外公是抱着我去，后来会走路了，便牵着我去，后来会跑得很快了，便一边喊着我一边追着我去，常常是玩累了便撒娇，只要撒娇又一定会有外公抱着回来。
他们说外公臂力很大，单手抱我回到家，嘴里还哼着当时风靡一时的《济公》主题曲。
去年暑假去河南，在洛阳的一个市民广场，夏天的下午很热闹。有人下棋，有人唱戏，还有许多人围成一堆在看热闹，因为有人在演济公。挤不进去，只听到很大的音响声：“鞋儿破，帽儿破，身上的袈裟破；你有我，他有我，一把扇儿破。”眼泪一下出来了。“阿公阿公，我要听犀牛屙屎的故事”，那是我的声音，奶声奶气穿透在阿公阿婆住的老房子里，“阿公阿公，你偷吃花生米，你的嘴里有香味”，当我逢年过节还躺在那张床上睡觉的时候，我会想起我还没有长大。
小学六年一直住在外公外婆家，犹记得有天中午，我躺在床上睡午觉，脑海中突然闪现出一个念头：如果有一天阿公阿婆死了怎么办？眼泪又马上流出来了。擦掉，坚定地和自己说，不会有这一天的！不会的！于是睡着了。后来阿公真的睡着了，他离开五年，五年我却从不愿相信，“济公”已经走了。
我时常觉得人生当中很多东西不过是仪式，比如结婚摆酒的仪式，有种众人面前猴子被耍的感觉，直到外公火化那天，我才发现必须有某种仪式来向我们爱的人致敬。我真正发觉外公离开我了，是看到久病的他脸上居然也会有“红晕”，他就那样躺在鲜花丛中，不再动弹。他再不会把垫在自己身下的成人纸尿片撕成粉碎，他和他的棺木一般，定型在那里，下面是一个特定的轨道，只需一个按钮，轨道便可以稳稳启动，再妥妥地驶向火化室。
几秒钟的时间，外公进去了，关门。然后他再没有出来。
我转身扑进舅舅怀中。“叫你不要看。”
我今年冬天在大西北，踩在真正的黄土地上，第一次看到一排笔直的直冲云霄的白杨树，和茅盾《白杨礼赞》里描述的差不多。我想到外公，想到生命的意義。我们常常走不出过去，看不到未来，却想不到鞋上的土灰拍拍继续行走就好。
那天我们几个去爬山，阳光很好。我一路采摘了自己喜欢的暖米色干花，包在我藏青色的围巾里。我想送给喜欢的人。
外公送我一个白色搪瓷杯，无杯盖，带杯柄，杯身上用大红字写着“献给最可爱的人”，是抗美援朝纪念品。“你阿公去打仗？嘿嘿嘿，他怕得很。”他是文艺兵。从没有在外公嘴里听到什么英勇壮烈的故事，倒常常只有外婆嬉笑中的调侃，仿佛在她的眼中，没有举枪去射击，没有经过炮火的轰炸，没有缺根胳膊少条腿回来，就不算当兵。而外公去当兵的原因也非常真诚简单：据说外公的父亲，也就是我的太爷嗜赌，除了外公（他是长子），其他所有儿子都被他老人家卖掉了；终于有一天，太爷又赌输了，外公也被卖掉了，在滩头外公准备上船跟人走的那一刻，我的太奶奶扑了过来，把自己的大儿子抢了回去。然后，外公就去参军了。外公读过几年书，毛笔字写得很好，就在他年老手抖的时候，依然在每学期开学初，用过期挂历纸帮我包好课本，并用毛笔在封面手书科目名字。我至今保留着从小学到高中毕业的所有教科书和试题练习册，与外公的教育不无关系，外公让我知道，知识要用来尊重。小时候被抓去练习硬笔书法，也是外公用白纸画好格子，叫我一个字一个字去填。
因为时间久远，外公忘记了自己的具体参军时间，参加工作后要填写个人档案，他便随便填写了××年10月1日。“反正就是那一年，就把时间填到国庆好了，这样容易记住，又与祖国同生日。”与祖国同生日的结果是，很多年后国家出了政策，××年9月30日前参军的同志到年龄可享受离休待遇，××年10月1日后参军的，只能享受退休待遇。于是在外婆的惋惜声中，外公默默地享受着退休待遇，历史无从翻查。退休的待遇当然比离休的待遇差很多，但我从没听过他多说什么。外公不像其他一些老同志，一坐下来就对往事喋喋不休，他话少，不太会说客套话，更不擅长场面上的应酬。退休前每天上班下班，循规蹈矩，对单位和其他同事也似乎没什么不满。常被他们拿来说笑的，是有次有人找外公办点事，顺便给他带了一盒糖果。外公没法拒绝来人的好意，于是收下了糖果，第二天把它交给了单位。那时已是改革开放多年以后，一盒糖果并不算非常贵重的礼物，但不能因公收受别人的物品，却是外公坚持的原则。我从不觉得外公如别人口中说的迂腐，一盒糖果或许微不足道，但他坚持的却是对自己那个年代的理解。外婆的钥匙上，至今串着一条细细的铁链子，“这是你阿公留给我的”。这条用来穿钥匙圈的铁链子用了几十年，之前是外公一直用来扣在皮带上的，因为时常被人手触摸，不仅从不生锈，而且细腻光滑。 白色汗衫，短西裤，皮凉鞋，裤腰带上扣着这条铁链子，退休后外公喜欢到处溜达，每天都有很多自己的事情忙。那时家的对面就是市科协，有几间办公室，里面还像模像样地摆了好多张桌子，在幼时的我看来，那是非常神秘而厉害的地方。据说那时外公也在这个神秘的地方办公，还和几个人一起研究出一种叫作“节能器”的东西，就是将它直接插到插座上，可以调节家里不同电器的电流速率，达到省电的效果。外公又会自制电流治疗仪，几根电线上面粘连着几块狗皮膏药，另一端连接一个小型电机盒子，通电后贴上皮肤，人体便能感应到轻微的针刺感，起到刺激神经的作用。上个月妈妈住院开刀，术后医生也拿着电疗仪来给她的腰部做康复，收费还不便宜。“这种东西，十几二十年前你阿公就自己在弄了，现在还拿出来用”，言语中满是对医院的不屑。外公的这些小发明曾“流行”一时，他甚至还做了不少送给亲戚朋友。其他的像窗纱网、饮水过滤器、铁皮桶……生活中需要用到的小物件，外公好像都能搞出来；电视机、收音机、手表、电灯等电器坏了，他也都会修。
在外公众多的“发明创造”中，最让我吃惊的有两个。一是改装铅笔盒。小学毕业离开他的时候，我留下了一个铅笔盒，皮面，黑色的，盒盖上一左一右有两只猫。后来外公再把铅笔盒拿出来的时候，两只猫踪影全无，变成了两个小喇叭，我的铅笔盒就这样变成了一个小音箱。到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末，我们用上了诺基亚蓝屏直板手机，后来这款手机开始被淘汰的时候，把它送给了外公。老人嘛，总是捡儿女的“垃圾”。犹记得那个巴掌大的手机，开关键位于屏幕右上方，外公那时手更抖了，一直嫌弃这按键太小，难操控。手机给他就给他了，按键再小我们也没当回事儿，但到了年底又回老家过年的时候，发现外公居然给焊了一个圆珠笔头上的塑料按钮到那个开关键上，颜色还很不一致。我每次想起这件事情都要不可抑制地笑起来，他那得意洋洋、满脸骄傲从兜里掏出手机的样子，至今历历在目。
尽管我不到十岁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嫌弃他做的东西不好看，比如我的手表带子坏了以后，他给我换了一副塑料的，我就再也不愿意戴那个手表，但在我年幼的记忆当中，外公仍然是一位伟大的“发明家”与“修理家”。“每次叫他吃饭，总是在房间里面搞‘孵卵’，等半天不出来！再进去叫他，还要把所有东西都收好放进抽屉，你说奇怪不奇怪？怪癖！”外公去世后我们整理他“孵卵”的房间，除了许许多多各种叫不上名字的小工具，还有大堆的《无线电技术》杂志，很多年后住在乡下的表舅舅来家里坐，还在说，那时姨丈给我做的天线，可以接收到很多台，电视画面还很清晰啊。我常想，如果外公还在世，他该很会玩智能手机，与我发微信吧，而科协的那几间房子，则早已变成了老人麻将室，现在轮到外婆偶尔去那里露上几手了。
“文革”中规矩的外公曾遭批判，也是拜他的这些兴趣爱好所赐，据说他曾被抓去两次。第一次因为自己的粗心大意，在开会写笔记的时候，把“广大干部下放劳动”写成了“广大干部下放劳改”，旁边的人眼尖看到了，外公便去“劳改”了，是你自己歪曲毛主席的意思，自己想去劳改嘛。这次去劳改时间不长，没多久外公就被放回来了。第二次的“罪名”则比较“严重”，因为爱摆弄收音机（这在当时算是新事物），外公被认为“里通国外资本主义”，被拉去批判和关禁闭，而且要被押到附近较为边远的山区劳改。但令人惊讶的是，在出发的前夜外公逃了回來，并打算连夜逃回自己的乡下。“逃跑回来的！他是逃跑回来的！他居然敢逃回来！”外婆每次说起这件事，都将眼睛瞪得大大的。一向服从组织纪律的外公，这回逃跑了，在这件事情上，我一直觉得他特别的勇敢，因为没有做的事情就是没有做。上天是眷顾外公的，那时已接近文革尾声，就在外公逃回来的第二天，上头有新文件下来，大概是对具有此类“罪名”的人均不再予以追究，于是外公居然没有被重新抓回去，更没有受到什么进一步的惩罚，而是回到了自己的工作岗位上。整个事件如闹剧般戛然而止，唯一的作用就是成为后面几十年里家人口中的趣事。
看过中国社会这些年的巨大变迁，外公慢慢老了。但他依然保存着他的毛主席像章，每月按时交着他的党费，香港回归的时候排几个小时的队去邮局买纪念邮票，九八年大洪水和零八年汶川地震的时候给灾区捐款。后来不去科协了，外公开始学炒股，每天早晨改为去证券公司“坐班”，甚至还开始交易“美国股票”，当然最后几乎都血本无归。外公还和外婆一起学会了打麻将，但随着中风日益严重，外公渐渐无法控制自己的肢体，从不会走路，到双手不能动弹，最后不会说话。可他的神智却是清醒的，因为痛苦于自己的现状，外公的脾气变得很暴躁。而我们无能为力。在生命的最后几年，他不愿意再上街，每天下午换洗干净坐在阳台上晒太阳时，最为安静。
我对外公的记忆，还停留在他去科协的那个时代，到九八年念初中的时候，我就离开了外公外婆，去到另外一座城市，本科和硕士再换另外两座城市。外公没有等到我硕士毕业，我没有等到他的革命故事。这个手指修长，颇有书生气的外公，参军时候的照片特别文静青涩，用他自己的话来说，那时还小。他晚年对我几乎没有任何关于战争的描述，也甚少与我谈及他对革命、战争的感受，或许那时是我还小。又过了很多年，我回到学校继续读博士，开始对中国革命产生兴趣，但我知道，在很久很久以前，我在外公身上已经感受到了某种和书本上描述的崇高所不一样的革命：不打开自己过去的荣光，也没有反复对命运不公的抱怨。只是当我想起这点来的时候，这个革命的亲历者，早已和他的“革命年代”一道，埋葬在过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