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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余华无疑是最受韩国读者关注的中国作家之一，他的小说《活着》是在1990年代中韩政治文化交流重新展开的背景下传入韩国的。显然，余华在韩国获得如此巨大的影响，不仅有许多外在原因，其小说本身所包含的内容也是关键。余华小说更加符合韩国读者对苦难母题的期待视野。本文以余华小说《活着》为中心，试图探讨对韩国人而言，在政治历史、经济社会等侧面，“苦难”意味着什么，并以此为切入点，进一步试图解析余华作品在韩国的解读及其影响。
关键词：余华；小说接受；期待视野；苦难主题；韩国读者
一 余华作品《活着》在韩国的接受
（一）出版概况及研究走向
至今为止，余华包括《在细雨中呼喊》《活着》《许三观卖血记》《兄弟》《第七日》在内的所有长篇小说，皆被翻译为韩文，并在韩国出版。余华在韩国的接受有一个过程。余华的翻译热主要出现在1995年电影《活着》被介绍进入韩国之后。尽管这部小说的故事细节在电影中有所改写，但通过电影，余华以及他的文学作品开始进入韩国读者的视线。伴随两国文化交流的飞跃发展，1997年白云谈所译的韩语版《活着》被青林（PRUNSOOP）出版社出版发行。2008年北京奥运会前后中韩两国交流大大提高，而迎接2007年当代文学的高峰期，①对余华作品进行大规模重版发行。小说《活着》传入韩国之前，余华作品已经开始得到外国文坛的认可，并且获得了一些褒奖。这也为余华受到韩国民众认可奠定了基础。这也推动了韩国民众对余华小说的需求。要知道，韩国出版公司大多依靠销售利润自负营亏。他们往往将目光放在已被认可、已具影响的作品上。尤其是《活着》韩译本出版的1997年，各种社会矛盾以金融危机爆发为标志，韩国最终遭受经济社会全体的大危机。在这种社会背景下，直面苦难，描绘家族爱、人间生命力的余华小说恰到好处地进入韩国读者的视线，迅速地受到了韩国读者的欢迎。
小说《活着》在韩国产生了较为丰硕的研究成果。这些研究可以归纳为这些方面：小说与电影的比较研究、小说的主题思想研究、历史时空研究和文本的翻译研究等。
以2001年至2016年关于作品《活着》的研究目录如下：
如上所见，电影《活着》与小说《活着》的比较研究，是一个热点。这项研究包括，电影在哪些地方发生了改动，这些改动产生了怎么样的效果，改動的原因又是什么。此外，对小说呈现的社会问题的研究，是韩国学术界关注的一个重点。两国外交断绝时期，双方不能自由地接触到对方的社会状况。1990年代，两国关系回暖之后，韩国为了了解现当代的中国景象及其精神世界，开始关心到现当代文学作品。应指出的是，在余华作品中，长篇小说《活着》在韩国研究最多，其原因可以分为三个点探讨：一、作品《活着》是在韩国初次被翻译为韩文的余华小说，具有标志性意义。二、小说《活着》早已搬到银幕，使得原作影响扩大。三、小说《活着》包含深度的民间哲思、历史巨变，使得研究视野扩大。
即便如此，多篇学位论文还遵循了中方研究的既定道路，有所脱离于小说《活着》研究的核心轨道，仍集中谈及作家的写作转型以及深受影响的外国作家。再说，虽然研究的重点是《活着》中所包含的历史问题，但却不足以深入探究其时空背景和文艺创作的深刻内涵。与中国研究自身的历史问题相比，韩国是作为对外研究，相对保持着更为宽松自由的学术空间，而足以多涉及政治内容。为此，探求韩国研究界独有的研究视角与方法论，是当务之急的课题。只要具备这一点，学术界可以脱离社会对作家造成的既定形象，而以文学作品为中心，对文学作品和余华作出更加客观的评价，并在这一过程中，挖掘出韩国独有的研究视角。
（二）关于《活着》苦难母题的中韩比较
中方学术界围绕苦难母题各抒己见，不过大体把研究重点放在苦难的回环美及其重复的叙述技法，而以此为据将苦难总结为“生死有命、富贵在天”的宿命轮回观。②与其说针对开掘苦难的促成因素，不如说是更为集中地论述余华说出苦难叙述的特点，因而稍许忽略了受外部影响的社会性问题，于是对苦难的基本认识总是转到个人的生存艰难。反之，朱希祥、李小玲认为福贵的困境与政治历史背景紧紧有关，还指出，余华有意构建特定的时空背景，使得其苦难的社会因素突出表现：“但从作品所描绘的自然景观与景色看，《母亲》中有许多与水稻相关的场所和东西——稻草、稻场、水牛等，《活着》中除此之外，还讲到长江两岸等较为具体的地点，也都可以看出两部作品所反映的基本是中国江南的江浙皖地区。这里的自然环境虽然不是非常恶劣，但人们的生活如此艰难与困难，可见社会与政治等制度的问题。”③
以上所引的是，揭露出余华将苦难的社会因素有意注入《活着》作品里，其在众多中方研究中有独到之处。但主要以审美价值与叙述艺术进行评价，于是从苦难的属性侧面，尽管认同社会背景确实影响主人公命运，乃至两者之间有着明显的因果关系，但仍然保留将《活着》评为社会批判作品。
韩国作为外国研究界易于定位为较为自由的研究空间，因而大致从政治历史的角度接近，认为小说《活着》的苦难形态多蕴含着社会因素。尤其是作者以“重大历史事件”来展开叙述，它便是引领故事情节以及人物性格的主要动力。因此，韩国欲进一步挖掘苦难母题与政治大事的关联性，甚至有论者认为《活着》带有明显的社会批判色彩。有论者将福贵生涯与家人苦命理解为政治权力的替罪羊，还指出福贵并不是反抗政治斗争的大人物，而只是尽力追随历史大潮的小人物罢了，但政治事件引发的生存问题却都降临到他的身边。④由此可见余华通过其小人物无尽的苦难，突出展现给读者的是，历史事件留给中国人民的巨大伤痕，与此同时，委婉地抨击被政治权力歪曲的历史及其弊端。并据此认为 ，作家的政治意识与世界观自然而然地渗透于时空背景的描述，因此无法避免对政治倾向的抨击以及反诘。但政治立场的直接表现有时酿成脱离于文学本质的恶果，且把接受目光总是转到作品的外在因素，还有在中国，社会人士对政治问题的公开发言有一定的负担。因此，韩方学者指出，余华通过对政治事件做出淡化处理，似乎尽力除去某种政治争辩，为此选取以第三视角的客观叙述手法。所以余华小说的登场人物是甚至对于亲自所经历的历史现实，却少做主观性表达而展现出别无选择承受。以《活着》的福贵为例，他面对冷酷现实而过于不动声色，只以独白形式淡然地回味人生之苦，甚至貌似超然一切事物、道理。换句话说，这种人物性格的塑造不仅有利于回避政治争吵，与此同时，使得人物个性突出描绘。 中方学者针对这种淡然的叙述特点指出，小说《活着》的创作动机，与其说是在挖掘苦难形态及其属性，毋宁谈在于突出表现克服苦难的策略。为此余华尽力背离主观感受、价值判断而试图对视客观的真实本质，而对历史描写得平淡一些。洪治纲先生亦指出：“余华的故事目标不是强化历史的悲剧性，而只是关注人物‘活着’的受难方式和过程。”⑤即便如此，诸多韩国学者认为余华的社会批判倾向，与儿童时期的受难经历有着密切关系。即余华亲自经历了历史剧变期，接触到种种不合理的现实，这种记忆则构建感知世界的基础。结合此观点，对于余华提出的“命运”概念，中韩研究界的观点有所不同，中方研究对“命运”评价为主人公理解一切事物之后领悟到的人生道理——“命运的无常”。它自身蕴含着中国式的内在力量，当人物面对自己的苦难时，其力量发挥着生命中特有的精神韧性和悲悯之情。⑥但对韩国学者而言，余华在剧变期经历过极端的价值颠覆，妨碍其冷静的价值判断，因而将一切人生苦难推卸到“命运”身上。余华执着于家族叙述也其实来源于不稳定的世界观以及历史认识。即余华将外部世界视为充满不安的总体结构，反之将家庭理解为能脱逃一切不安的避难所，家族爱便是足以克服受难的核心力量。⑦韩方研究认为结合余华的世界观，小说《活着》的“命运”母题也起到重要作用。他们不仅认同“命运”包含着人生无常、轮回哲思的领悟感受，还进一步指出“命运”母题赤裸裸地揭露出作家不够稳定的精神世界，同时被运用为回避政治抨击的托词。⑧
二 韩国人眼中的苦难意识：
基于“苦难的社会性”因素
叔本华将疾病、贫穷、残疾、死亡视为人不可避免的宿命苦难，与此同时将人性欲望而引起的内心痛苦亦视为人生苦难之一。⑨重要的是，与生俱来的宿命苦难与因外在因素引起的社会性产物——“苦难意识”，是要脱离开来谈的。路易斯指出：“人间痛苦的五分之四是因为人间恶孽产生的。”⑩简言之，人类的苦难与动物所经历的截然不同，只有人仅凭天性破坏苦难，而且导致共同体的风气、社会的不规律，甚至都受到痛苦，这称之为“苦难的社会性”。韩国学者洪京完也指出：“苦难”与“不幸（misfortune）”是不能一概而论的。“不幸”被理解为人性无法掌控的生存宿命，而“苦难”则是由外界的影响所造成的，此外部世界的主要因素，则是人类行为的种种结果。11
尤其是，本文的研究對象——即文学作品所描绘的苦难母题，反映着因民族性格而形成一种“苦难意识”。在《文学苦难意识与民族性格》12一文中，作者认为所谓的文学苦难以民族性格的形态，经过作家的再创作而出现在文学作品里。换句话说，文学描写的苦难可谓是已蕴含社会性因素的集体意识，由此可见，先天的宿命苦难与苦难意识并非一回事。小说《活着》除了普遍的人生苦难之外，也深刻展现了“苦难的社会性”问题。 陈思和先生这样评价福贵这个人物形象 ：“本该幸福活着的生命都被命运之神无情地扼杀了，而本来最不该活的福贵和那头老牛，却像化石一样活着，做着这个不义世界的见证。”13在此，他将毁灭个体人生的外部暴力概括为“命运”，实质指的其实是“苦难的社会性”，它紧密地联系着个人生涯而有机地运转。
人类都面临着社会苦难问题，它在特定的社会文化中表现出反复深化而缓和的过程，即社会文化与现代人的生存有着明显的互动关系。在此基础上，本文将全球文化的社会因素限制为政治、历史和经济。应指的是，它们分别紧密连接于韩国人的过去及当代的意识形态。一、以政治与历史演变揭示出自古以来构建韩国人苦难意识的人生积淀。二、通过以经济为中心的现代社会面貌，开掘今日韩国人受到的生存之苦，以此为据，并考察其苦难意识如何符合小说《活着》的期待视野。
正如前文提到的，某个社会所呈现的集体意识植根于民族性格的积淀而形成的。韩国人的民族性格的线索在于苦难的历史背景，史学家咸锡宪先生早已指出：“韩国的历史是苦难的历史。”14其苦难的历史观便形成了韩国式的苦难意识而流动于韩国人的精神世界。
就韩国人而言，“苦难”是十分熟悉的母题。韩国位于中国大陆与日本之间，历史上遭受过数千次的外部侵略。到了近代，日本夺占韩国。1905年以“乙巳条约”为起点，韩国失掉国家外交权，到了1910年8月韩国正式成为日本的殖民地。日本有意瓦解韩国人的独立精神，试图摧毁团结一致的民族精神，要求“创氏改名”。此后，日本沦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败国，向联合国投降，韩国1945年8月15日获得独立。但韩国历史上的苦难远不止于此。在冷战时期，国土被分开，其上建立了不同的政权，由此民族也被分开。1950年韩国战争爆发，国民经历过骨肉自残之伤。此后，韩国接受资本主义主导的市场经济体系，社会各个领域进入了快速产业化，政治上步入民主化。在这一过程中，社会矛盾不断，其中一点是长期维持的儒教精神理念与西方物质价值激烈碰撞，重视家族的集体主义与个人主义正面交锋。90年代遇到金融危机之后，标榜人性道德、社会秩序的传统价值观被“经济中心主义”所取代。
笔者对其经济中心主义带给的负面影响可以分为两大侧面来探讨：一是作为经济中心主义的社会现象；“个人主义”盛行而轻视集体的整合性，更为重视个体的满足及其生存，最终由此带来了家庭解体。传统家族秩序的颠覆使韩国民众开始，怀疑家庭组织对经济运转的效率性与否。韩国保健社会研究院据“社会整合（social integration）”指数报告表示，自1995年至2015年进行与公认的OECD社会整合度比较，发现韩国在30成员国当中仅占到29位。此说明韩国与别的国家相比，对社会结构与他人的团结力也显著降低，这种对社会结构的不安心理则妨碍社会整合。15
二是作为经济中心主义的主要手段；激烈的“竞争主义”盛行。此词来源于自由资本主义（laisser-faire capitalism），是指以自由竞争为特征的市场结构。金融危机之后，竞争主义无论工作岗位或家庭逐渐影响到社会基本单位。《世界日报》将从1997年至2017年，命名为“患难的20年”则连载回顾金融风暴以后至今的社会变迁。16据此报道韩国企业以金融危机起点过于谋求商业利润，于是上班族深陷雇佣不安，人们之间产生了激烈的竞争心理。在教育中，亲身经历金融危机的父母时代，逼子女处在无限的竞争之林，且把人性教育放在次要地位，而注入获得成功的谬误。岗位以及家庭是构成社会的主要成员，因此社会到处固守只重视成果的竞争主义。 三 小说《活着》对“苦难”克服的力量
小说《活着》所描绘的苦难可以分为两大范畴探讨：一、冠以“历史”称号而面临的——“集体苦难”；二、某个家庭和个人身上发生的——“个体苦难”。其实个体便是集体的组成部分，因而从苦难的社会性侧面看，两者以苦命为母题有机地贯穿于整部小说。余华也认同其苦难模式的有机部分，但仍然以东方哲思为前提分别展示出其克服苦难的精神力量。
主人公福贵直面集体社会变革，却发挥着对亲人的深爱，其爱心则升华为克服外部苦难的力量之源。简言之，即作家余华通过小说《活着》告知世人，直面历史巨变带来的精神价值崩溃，“家族爱”是克服苦难的重要力量。众多论者认为，目前韩国所面临的各种社会问题，源于家庭破裂与精神价值的崩溃。东方思想重视家族价值及人际关系的秩序，韩国也不例外。但如今从“经济中心主义”延伸的集体苦难，混淆家族爱的价值，破坏家人之间的纽带。此外，因世界态势的巨大颠覆，韩国很快接受了西方的社会控制系统和表层制度，因此，有必要弥补人文精神和思想内涵的缺陷。在此背景下，作家余华有意重申东方的思想内涵，欲以探求对苦难克服的第一动力——“家族爱”。小说《活着》以福贵对两个子女的深爱，具体表现出家人之间的纽带与爱心，凤霞的身体不便使得福贵对她的关怀表现得更为突出。余华所描写的家族爱不仅有福贵的父情，还包含着家珍的母爱。面对社会的动荡，他们为了家人的牺牲再现在作品里，使韩国读者自然地联想到韩国典型的父慈与母爱的形象。而且韩国原先具有的精神基础，植根于重视家庭的儒教思想，因此，其力量对韩国人而言毫不陌生，使得韩国人迅速地接受。
福贵除了受到集体苦难以外，从个体人生侧面看，还遭受了个人的不幸之苦——家人死亡和身份地位的转变。面对外部世界的集体苦难，家庭是唯一的避难所，但家人的相继离世，使得克服苦难的第一力量瓦解了。但福贵又寻找到了“忍耐及顺应”的新动力，展示出超然的处世态度。福贵对有庆的突发死亡事件爆发出对亲属的深爱，最终只能默默忍受已发生的悲剧。对此，有论者提出：“忍耐是一种被动的忍受。”17但其实人们的诞生与死亡是全世界共有的，反而余华遇到这种普遍之苦，却有意描述苦中作乐、生死在天的东方哲思，使得其力量之源更为光辉，而给世界读者展现出中国式的智慧。除此之外，福贵体会到因政治动荡引起的地位变动。他原为富人子弟，是含着金勺子来到世界的人物，但因突如其来的历史动荡，瞬间转变为社会下层而不断受辱。但福贵不悲叹生活之苦，也不抛弃自己的人生，而是尽力以顺应的态势接受转变的处境，展现出苦中作乐的在世态度。小说里的绸衣则反映出初次接受转变处境的重要意象。“那件绸衣我往身上一穿就赶紧脱了下来，那个难受阿，滑溜溜的像是穿上了鼻涕做的衣服。”18福贵不仅拒绝穿上从前的绸衣，还将它比喻为鼻涕做的衣服而展现出苦中作乐的态度。身份转变带来的巨大变化在龙二与富贵的谈话上也明显的显露出来，但余华展现出接受现实探寻生路的态度。19
福贵经济衰落的主要原因似乎在于他的放荡生活，但其实在特殊的历史背景下，他的经济破产密切联系着当时的社会转变。龙二没收商贾之家的财产突然间成了大地主，但被打成走资派而被处死，所有的财产也被没收。由此可见，福贵之家的没落原是在巨变历史当中不可避免要遭受的苦难。面对这样的苦难，一般说来，普通人会悲叹自己的处境，消沉徘徊，但主人公福贵，面对苦难依然施展强韧乐观的态度，发挥随机应变的能力。福贵遭遇的首次经济苦难，与目前韩国直面的经济苦难有相似之处，当然未能一对一式地比较，因为作者设定的的经济苦难，威胁着人间生存、基本生活条件，而韩国目前遭受的经济苦难，源于“经济中心主义”带来的精神价值崩溃，也是资本主义矛盾引起的相对剥夺感。但突发性经济困难超越时代和国境，所有人都会感到危机和无能为力。韩国读者从福贵直面苦难、开拓新生活的行动中，体会到了不屈精神。这对他们克服所面对的经济问题和生活压力带来了心灵的鼓励。
结 语
如上所述，福贵遇到的苦难与1990年代末韩国人所经历的危机有着相似之处。第一、因外部影响而无奈承受的生存苦难。韩国社会标榜资本主义，目前的生存问题不仅与物质经济问题共存，而且对物质的追求促使人们背离精神价值，使得家庭的纽带关系面临危机。第二、从外部引起的生存苦难体现在个体身上的面貌。小说所描绘的经济倒闭及政治剧变使得福贵体会到瞬间变成佃户的身分之差，以及对一家相继死亡无能为力，这样的袭击性苦难充分引发了韩国人的共鸣。而且，余华还提供了克服苦难的方案，那就是立足于东方观念及美德，其方案对韩国读者而言，一点都不陌生。
从另外角度看，余华所描写的人物形象，绝不是超越现实的英雄，而是质朴诚实的平凡人物。对此，李旭渊先生表示：“余华作品里，在苦难的悲剧下，尽力斗争的主人公，不是超人般的英雄，而是淡然承受苦难的‘平凡人物’。”20虽然其苦难有时沿着历史动荡的轨迹突发，表现得更为凄惨、极端，令人焦虑，但作家以此却强调普通人物对人生的强力坚持。余华以此为据，可见小说《活着》描写的人生苦难及其面对的人物尽力带有“普遍性”。因此，作品能超越国别，给读者带来灵魂深处的感动，而韩国读者从中获得有用的人生教诲，以及对苦难克服的宝贵哲思。
注释：
①金炅南：《中国当代小说在韩国的译介接受与展望——以余华、苏童小说为中心》，《中国比较文学》2013年第1期。
②李自强：《苦难的循环与重复——余华小说结构初探》，《内蒙古教育学院学报》2000年第1期。
③转引自朱希祥、李小玲：《苦难家运的深沉描摹，顽强民族的生存史诗——赛珍珠〈母亲〉与余华〈活着〉的平行比较》，《江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5期。
④[韩]高惠京：《对余华〈活着〉的现代史的解释——以大众政治权力与个人为中心》，[韩]《中国学论丛》2011年第34辑。
⑤⑥洪治纲：《悲悯的力量——论余华的三部长篇小說及其精神走向》，《当代作家评论》2004年第6期。
⑦[韩]金震共：《关于余华小说研究的若干问题》，[韩]《中国现代文学》2009年第50号。
⑧[韩]刘京哲：《命运与面对它的余华所创作的人物——以余华写作转型为中心》，[韩]《中国现代文学》2008年第46号。
⑨[德]叔本华：《人生之路如何走过》 ，张弈译，安徽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8页、第40-41页。
⑩[美]C.S.路易斯：《痛苦的奥妙》，林菡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69页。
11[韩]洪京完：《作为社会苦难体验的“恨”》，[韩]《神学与哲学》2009年第15集。
12李裴：《文学苦难意识与民族性格——新时期文学主题分析》，《文艺评论》1990年第2期。
13陈思和：《余华：由“先锋”写作转向民间之后》，《文艺争鸣》2000年第1期。
14[韩]咸锡宪：《从义上看韩国历史》，[韩]第一出版社1989年版，第94页。
15参见《韩国的自杀率OECD成员国当中13年以来一直站到首位》，《联合新闻》，http：//www.yonhapnews.co.kr/bulletin/2018/01/22/0200000000AKR20180122152018012.HTML？input=1195m。
16参见《“患难20年”：从市民身上寻找答案》，《世界日报》，http：//www.segye.com/newsView/20171022002598。
17谢有顺：《余华的生存哲学及其待解的问题》，《钟山》2002年第1期。
1819余华：《活着》，作家出版社2012年版，第40页，第38页。
20参见《中国第三代作家余华为何这么红——与读者沟通“苦难中悲喜”》，《首尔新闻》，http：//www.seoul.co.kr/news/newsView.php？id=20070702023001。
（作者单位：南京大学中国新文学研究中心）
责任编辑：刘小波
关键词：余华；小说接受；期待视野；苦难主题；韩国读者
一 余华作品《活着》在韩国的接受
（一）出版概况及研究走向
至今为止，余华包括《在细雨中呼喊》《活着》《许三观卖血记》《兄弟》《第七日》在内的所有长篇小说，皆被翻译为韩文，并在韩国出版。余华在韩国的接受有一个过程。余华的翻译热主要出现在1995年电影《活着》被介绍进入韩国之后。尽管这部小说的故事细节在电影中有所改写，但通过电影，余华以及他的文学作品开始进入韩国读者的视线。伴随两国文化交流的飞跃发展，1997年白云谈所译的韩语版《活着》被青林（PRUNSOOP）出版社出版发行。2008年北京奥运会前后中韩两国交流大大提高，而迎接2007年当代文学的高峰期，①对余华作品进行大规模重版发行。小说《活着》传入韩国之前，余华作品已经开始得到外国文坛的认可，并且获得了一些褒奖。这也为余华受到韩国民众认可奠定了基础。这也推动了韩国民众对余华小说的需求。要知道，韩国出版公司大多依靠销售利润自负营亏。他们往往将目光放在已被认可、已具影响的作品上。尤其是《活着》韩译本出版的1997年，各种社会矛盾以金融危机爆发为标志，韩国最终遭受经济社会全体的大危机。在这种社会背景下，直面苦难，描绘家族爱、人间生命力的余华小说恰到好处地进入韩国读者的视线，迅速地受到了韩国读者的欢迎。
小说《活着》在韩国产生了较为丰硕的研究成果。这些研究可以归纳为这些方面：小说与电影的比较研究、小说的主题思想研究、历史时空研究和文本的翻译研究等。
以2001年至2016年关于作品《活着》的研究目录如下：
如上所见，电影《活着》与小说《活着》的比较研究，是一个热点。这项研究包括，电影在哪些地方发生了改动，这些改动产生了怎么样的效果，改動的原因又是什么。此外，对小说呈现的社会问题的研究，是韩国学术界关注的一个重点。两国外交断绝时期，双方不能自由地接触到对方的社会状况。1990年代，两国关系回暖之后，韩国为了了解现当代的中国景象及其精神世界，开始关心到现当代文学作品。应指出的是，在余华作品中，长篇小说《活着》在韩国研究最多，其原因可以分为三个点探讨：一、作品《活着》是在韩国初次被翻译为韩文的余华小说，具有标志性意义。二、小说《活着》早已搬到银幕，使得原作影响扩大。三、小说《活着》包含深度的民间哲思、历史巨变，使得研究视野扩大。
即便如此，多篇学位论文还遵循了中方研究的既定道路，有所脱离于小说《活着》研究的核心轨道，仍集中谈及作家的写作转型以及深受影响的外国作家。再说，虽然研究的重点是《活着》中所包含的历史问题，但却不足以深入探究其时空背景和文艺创作的深刻内涵。与中国研究自身的历史问题相比，韩国是作为对外研究，相对保持着更为宽松自由的学术空间，而足以多涉及政治内容。为此，探求韩国研究界独有的研究视角与方法论，是当务之急的课题。只要具备这一点，学术界可以脱离社会对作家造成的既定形象，而以文学作品为中心，对文学作品和余华作出更加客观的评价，并在这一过程中，挖掘出韩国独有的研究视角。
（二）关于《活着》苦难母题的中韩比较
中方学术界围绕苦难母题各抒己见，不过大体把研究重点放在苦难的回环美及其重复的叙述技法，而以此为据将苦难总结为“生死有命、富贵在天”的宿命轮回观。②与其说针对开掘苦难的促成因素，不如说是更为集中地论述余华说出苦难叙述的特点，因而稍许忽略了受外部影响的社会性问题，于是对苦难的基本认识总是转到个人的生存艰难。反之，朱希祥、李小玲认为福贵的困境与政治历史背景紧紧有关，还指出，余华有意构建特定的时空背景，使得其苦难的社会因素突出表现：“但从作品所描绘的自然景观与景色看，《母亲》中有许多与水稻相关的场所和东西——稻草、稻场、水牛等，《活着》中除此之外，还讲到长江两岸等较为具体的地点，也都可以看出两部作品所反映的基本是中国江南的江浙皖地区。这里的自然环境虽然不是非常恶劣，但人们的生活如此艰难与困难，可见社会与政治等制度的问题。”③
以上所引的是，揭露出余华将苦难的社会因素有意注入《活着》作品里，其在众多中方研究中有独到之处。但主要以审美价值与叙述艺术进行评价，于是从苦难的属性侧面，尽管认同社会背景确实影响主人公命运，乃至两者之间有着明显的因果关系，但仍然保留将《活着》评为社会批判作品。
韩国作为外国研究界易于定位为较为自由的研究空间，因而大致从政治历史的角度接近，认为小说《活着》的苦难形态多蕴含着社会因素。尤其是作者以“重大历史事件”来展开叙述，它便是引领故事情节以及人物性格的主要动力。因此，韩国欲进一步挖掘苦难母题与政治大事的关联性，甚至有论者认为《活着》带有明显的社会批判色彩。有论者将福贵生涯与家人苦命理解为政治权力的替罪羊，还指出福贵并不是反抗政治斗争的大人物，而只是尽力追随历史大潮的小人物罢了，但政治事件引发的生存问题却都降临到他的身边。④由此可见余华通过其小人物无尽的苦难，突出展现给读者的是，历史事件留给中国人民的巨大伤痕，与此同时，委婉地抨击被政治权力歪曲的历史及其弊端。并据此认为 ，作家的政治意识与世界观自然而然地渗透于时空背景的描述，因此无法避免对政治倾向的抨击以及反诘。但政治立场的直接表现有时酿成脱离于文学本质的恶果，且把接受目光总是转到作品的外在因素，还有在中国，社会人士对政治问题的公开发言有一定的负担。因此，韩方学者指出，余华通过对政治事件做出淡化处理，似乎尽力除去某种政治争辩，为此选取以第三视角的客观叙述手法。所以余华小说的登场人物是甚至对于亲自所经历的历史现实，却少做主观性表达而展现出别无选择承受。以《活着》的福贵为例，他面对冷酷现实而过于不动声色，只以独白形式淡然地回味人生之苦，甚至貌似超然一切事物、道理。换句话说，这种人物性格的塑造不仅有利于回避政治争吵，与此同时，使得人物个性突出描绘。 中方学者针对这种淡然的叙述特点指出，小说《活着》的创作动机，与其说是在挖掘苦难形态及其属性，毋宁谈在于突出表现克服苦难的策略。为此余华尽力背离主观感受、价值判断而试图对视客观的真实本质，而对历史描写得平淡一些。洪治纲先生亦指出：“余华的故事目标不是强化历史的悲剧性，而只是关注人物‘活着’的受难方式和过程。”⑤即便如此，诸多韩国学者认为余华的社会批判倾向，与儿童时期的受难经历有着密切关系。即余华亲自经历了历史剧变期，接触到种种不合理的现实，这种记忆则构建感知世界的基础。结合此观点，对于余华提出的“命运”概念，中韩研究界的观点有所不同，中方研究对“命运”评价为主人公理解一切事物之后领悟到的人生道理——“命运的无常”。它自身蕴含着中国式的内在力量，当人物面对自己的苦难时，其力量发挥着生命中特有的精神韧性和悲悯之情。⑥但对韩国学者而言，余华在剧变期经历过极端的价值颠覆，妨碍其冷静的价值判断，因而将一切人生苦难推卸到“命运”身上。余华执着于家族叙述也其实来源于不稳定的世界观以及历史认识。即余华将外部世界视为充满不安的总体结构，反之将家庭理解为能脱逃一切不安的避难所，家族爱便是足以克服受难的核心力量。⑦韩方研究认为结合余华的世界观，小说《活着》的“命运”母题也起到重要作用。他们不仅认同“命运”包含着人生无常、轮回哲思的领悟感受，还进一步指出“命运”母题赤裸裸地揭露出作家不够稳定的精神世界，同时被运用为回避政治抨击的托词。⑧
二 韩国人眼中的苦难意识：
基于“苦难的社会性”因素
叔本华将疾病、贫穷、残疾、死亡视为人不可避免的宿命苦难，与此同时将人性欲望而引起的内心痛苦亦视为人生苦难之一。⑨重要的是，与生俱来的宿命苦难与因外在因素引起的社会性产物——“苦难意识”，是要脱离开来谈的。路易斯指出：“人间痛苦的五分之四是因为人间恶孽产生的。”⑩简言之，人类的苦难与动物所经历的截然不同，只有人仅凭天性破坏苦难，而且导致共同体的风气、社会的不规律，甚至都受到痛苦，这称之为“苦难的社会性”。韩国学者洪京完也指出：“苦难”与“不幸（misfortune）”是不能一概而论的。“不幸”被理解为人性无法掌控的生存宿命，而“苦难”则是由外界的影响所造成的，此外部世界的主要因素，则是人类行为的种种结果。11
尤其是，本文的研究對象——即文学作品所描绘的苦难母题，反映着因民族性格而形成一种“苦难意识”。在《文学苦难意识与民族性格》12一文中，作者认为所谓的文学苦难以民族性格的形态，经过作家的再创作而出现在文学作品里。换句话说，文学描写的苦难可谓是已蕴含社会性因素的集体意识，由此可见，先天的宿命苦难与苦难意识并非一回事。小说《活着》除了普遍的人生苦难之外，也深刻展现了“苦难的社会性”问题。 陈思和先生这样评价福贵这个人物形象 ：“本该幸福活着的生命都被命运之神无情地扼杀了，而本来最不该活的福贵和那头老牛，却像化石一样活着，做着这个不义世界的见证。”13在此，他将毁灭个体人生的外部暴力概括为“命运”，实质指的其实是“苦难的社会性”，它紧密地联系着个人生涯而有机地运转。
人类都面临着社会苦难问题，它在特定的社会文化中表现出反复深化而缓和的过程，即社会文化与现代人的生存有着明显的互动关系。在此基础上，本文将全球文化的社会因素限制为政治、历史和经济。应指的是，它们分别紧密连接于韩国人的过去及当代的意识形态。一、以政治与历史演变揭示出自古以来构建韩国人苦难意识的人生积淀。二、通过以经济为中心的现代社会面貌，开掘今日韩国人受到的生存之苦，以此为据，并考察其苦难意识如何符合小说《活着》的期待视野。
正如前文提到的，某个社会所呈现的集体意识植根于民族性格的积淀而形成的。韩国人的民族性格的线索在于苦难的历史背景，史学家咸锡宪先生早已指出：“韩国的历史是苦难的历史。”14其苦难的历史观便形成了韩国式的苦难意识而流动于韩国人的精神世界。
就韩国人而言，“苦难”是十分熟悉的母题。韩国位于中国大陆与日本之间，历史上遭受过数千次的外部侵略。到了近代，日本夺占韩国。1905年以“乙巳条约”为起点，韩国失掉国家外交权，到了1910年8月韩国正式成为日本的殖民地。日本有意瓦解韩国人的独立精神，试图摧毁团结一致的民族精神，要求“创氏改名”。此后，日本沦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败国，向联合国投降，韩国1945年8月15日获得独立。但韩国历史上的苦难远不止于此。在冷战时期，国土被分开，其上建立了不同的政权，由此民族也被分开。1950年韩国战争爆发，国民经历过骨肉自残之伤。此后，韩国接受资本主义主导的市场经济体系，社会各个领域进入了快速产业化，政治上步入民主化。在这一过程中，社会矛盾不断，其中一点是长期维持的儒教精神理念与西方物质价值激烈碰撞，重视家族的集体主义与个人主义正面交锋。90年代遇到金融危机之后，标榜人性道德、社会秩序的传统价值观被“经济中心主义”所取代。
笔者对其经济中心主义带给的负面影响可以分为两大侧面来探讨：一是作为经济中心主义的社会现象；“个人主义”盛行而轻视集体的整合性，更为重视个体的满足及其生存，最终由此带来了家庭解体。传统家族秩序的颠覆使韩国民众开始，怀疑家庭组织对经济运转的效率性与否。韩国保健社会研究院据“社会整合（social integration）”指数报告表示，自1995年至2015年进行与公认的OECD社会整合度比较，发现韩国在30成员国当中仅占到29位。此说明韩国与别的国家相比，对社会结构与他人的团结力也显著降低，这种对社会结构的不安心理则妨碍社会整合。15
二是作为经济中心主义的主要手段；激烈的“竞争主义”盛行。此词来源于自由资本主义（laisser-faire capitalism），是指以自由竞争为特征的市场结构。金融危机之后，竞争主义无论工作岗位或家庭逐渐影响到社会基本单位。《世界日报》将从1997年至2017年，命名为“患难的20年”则连载回顾金融风暴以后至今的社会变迁。16据此报道韩国企业以金融危机起点过于谋求商业利润，于是上班族深陷雇佣不安，人们之间产生了激烈的竞争心理。在教育中，亲身经历金融危机的父母时代，逼子女处在无限的竞争之林，且把人性教育放在次要地位，而注入获得成功的谬误。岗位以及家庭是构成社会的主要成员，因此社会到处固守只重视成果的竞争主义。 三 小说《活着》对“苦难”克服的力量
小说《活着》所描绘的苦难可以分为两大范畴探讨：一、冠以“历史”称号而面临的——“集体苦难”；二、某个家庭和个人身上发生的——“个体苦难”。其实个体便是集体的组成部分，因而从苦难的社会性侧面看，两者以苦命为母题有机地贯穿于整部小说。余华也认同其苦难模式的有机部分，但仍然以东方哲思为前提分别展示出其克服苦难的精神力量。
主人公福贵直面集体社会变革，却发挥着对亲人的深爱，其爱心则升华为克服外部苦难的力量之源。简言之，即作家余华通过小说《活着》告知世人，直面历史巨变带来的精神价值崩溃，“家族爱”是克服苦难的重要力量。众多论者认为，目前韩国所面临的各种社会问题，源于家庭破裂与精神价值的崩溃。东方思想重视家族价值及人际关系的秩序，韩国也不例外。但如今从“经济中心主义”延伸的集体苦难，混淆家族爱的价值，破坏家人之间的纽带。此外，因世界态势的巨大颠覆，韩国很快接受了西方的社会控制系统和表层制度，因此，有必要弥补人文精神和思想内涵的缺陷。在此背景下，作家余华有意重申东方的思想内涵，欲以探求对苦难克服的第一动力——“家族爱”。小说《活着》以福贵对两个子女的深爱，具体表现出家人之间的纽带与爱心，凤霞的身体不便使得福贵对她的关怀表现得更为突出。余华所描写的家族爱不仅有福贵的父情，还包含着家珍的母爱。面对社会的动荡，他们为了家人的牺牲再现在作品里，使韩国读者自然地联想到韩国典型的父慈与母爱的形象。而且韩国原先具有的精神基础，植根于重视家庭的儒教思想，因此，其力量对韩国人而言毫不陌生，使得韩国人迅速地接受。
福贵除了受到集体苦难以外，从个体人生侧面看，还遭受了个人的不幸之苦——家人死亡和身份地位的转变。面对外部世界的集体苦难，家庭是唯一的避难所，但家人的相继离世，使得克服苦难的第一力量瓦解了。但福贵又寻找到了“忍耐及顺应”的新动力，展示出超然的处世态度。福贵对有庆的突发死亡事件爆发出对亲属的深爱，最终只能默默忍受已发生的悲剧。对此，有论者提出：“忍耐是一种被动的忍受。”17但其实人们的诞生与死亡是全世界共有的，反而余华遇到这种普遍之苦，却有意描述苦中作乐、生死在天的东方哲思，使得其力量之源更为光辉，而给世界读者展现出中国式的智慧。除此之外，福贵体会到因政治动荡引起的地位变动。他原为富人子弟，是含着金勺子来到世界的人物，但因突如其来的历史动荡，瞬间转变为社会下层而不断受辱。但福贵不悲叹生活之苦，也不抛弃自己的人生，而是尽力以顺应的态势接受转变的处境，展现出苦中作乐的在世态度。小说里的绸衣则反映出初次接受转变处境的重要意象。“那件绸衣我往身上一穿就赶紧脱了下来，那个难受阿，滑溜溜的像是穿上了鼻涕做的衣服。”18福贵不仅拒绝穿上从前的绸衣，还将它比喻为鼻涕做的衣服而展现出苦中作乐的态度。身份转变带来的巨大变化在龙二与富贵的谈话上也明显的显露出来，但余华展现出接受现实探寻生路的态度。19
福贵经济衰落的主要原因似乎在于他的放荡生活，但其实在特殊的历史背景下，他的经济破产密切联系着当时的社会转变。龙二没收商贾之家的财产突然间成了大地主，但被打成走资派而被处死，所有的财产也被没收。由此可见，福贵之家的没落原是在巨变历史当中不可避免要遭受的苦难。面对这样的苦难，一般说来，普通人会悲叹自己的处境，消沉徘徊，但主人公福贵，面对苦难依然施展强韧乐观的态度，发挥随机应变的能力。福贵遭遇的首次经济苦难，与目前韩国直面的经济苦难有相似之处，当然未能一对一式地比较，因为作者设定的的经济苦难，威胁着人间生存、基本生活条件，而韩国目前遭受的经济苦难，源于“经济中心主义”带来的精神价值崩溃，也是资本主义矛盾引起的相对剥夺感。但突发性经济困难超越时代和国境，所有人都会感到危机和无能为力。韩国读者从福贵直面苦难、开拓新生活的行动中，体会到了不屈精神。这对他们克服所面对的经济问题和生活压力带来了心灵的鼓励。
结 语
如上所述，福贵遇到的苦难与1990年代末韩国人所经历的危机有着相似之处。第一、因外部影响而无奈承受的生存苦难。韩国社会标榜资本主义，目前的生存问题不仅与物质经济问题共存，而且对物质的追求促使人们背离精神价值，使得家庭的纽带关系面临危机。第二、从外部引起的生存苦难体现在个体身上的面貌。小说所描绘的经济倒闭及政治剧变使得福贵体会到瞬间变成佃户的身分之差，以及对一家相继死亡无能为力，这样的袭击性苦难充分引发了韩国人的共鸣。而且，余华还提供了克服苦难的方案，那就是立足于东方观念及美德，其方案对韩国读者而言，一点都不陌生。
从另外角度看，余华所描写的人物形象，绝不是超越现实的英雄，而是质朴诚实的平凡人物。对此，李旭渊先生表示：“余华作品里，在苦难的悲剧下，尽力斗争的主人公，不是超人般的英雄，而是淡然承受苦难的‘平凡人物’。”20虽然其苦难有时沿着历史动荡的轨迹突发，表现得更为凄惨、极端，令人焦虑，但作家以此却强调普通人物对人生的强力坚持。余华以此为据，可见小说《活着》描写的人生苦难及其面对的人物尽力带有“普遍性”。因此，作品能超越国别，给读者带来灵魂深处的感动，而韩国读者从中获得有用的人生教诲，以及对苦难克服的宝贵哲思。
注释：
①金炅南：《中国当代小说在韩国的译介接受与展望——以余华、苏童小说为中心》，《中国比较文学》2013年第1期。
②李自强：《苦难的循环与重复——余华小说结构初探》，《内蒙古教育学院学报》2000年第1期。
③转引自朱希祥、李小玲：《苦难家运的深沉描摹，顽强民族的生存史诗——赛珍珠〈母亲〉与余华〈活着〉的平行比较》，《江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5期。
④[韩]高惠京：《对余华〈活着〉的现代史的解释——以大众政治权力与个人为中心》，[韩]《中国学论丛》2011年第34辑。
⑤⑥洪治纲：《悲悯的力量——论余华的三部长篇小說及其精神走向》，《当代作家评论》2004年第6期。
⑦[韩]金震共：《关于余华小说研究的若干问题》，[韩]《中国现代文学》2009年第50号。
⑧[韩]刘京哲：《命运与面对它的余华所创作的人物——以余华写作转型为中心》，[韩]《中国现代文学》2008年第46号。
⑨[德]叔本华：《人生之路如何走过》 ，张弈译，安徽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8页、第40-41页。
⑩[美]C.S.路易斯：《痛苦的奥妙》，林菡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69页。
11[韩]洪京完：《作为社会苦难体验的“恨”》，[韩]《神学与哲学》2009年第15集。
12李裴：《文学苦难意识与民族性格——新时期文学主题分析》，《文艺评论》1990年第2期。
13陈思和：《余华：由“先锋”写作转向民间之后》，《文艺争鸣》2000年第1期。
14[韩]咸锡宪：《从义上看韩国历史》，[韩]第一出版社1989年版，第94页。
15参见《韩国的自杀率OECD成员国当中13年以来一直站到首位》，《联合新闻》，http：//www.yonhapnews.co.kr/bulletin/2018/01/22/0200000000AKR20180122152018012.HTML？input=1195m。
16参见《“患难20年”：从市民身上寻找答案》，《世界日报》，http：//www.segye.com/newsView/20171022002598。
17谢有顺：《余华的生存哲学及其待解的问题》，《钟山》2002年第1期。
1819余华：《活着》，作家出版社2012年版，第40页，第38页。
20参见《中国第三代作家余华为何这么红——与读者沟通“苦难中悲喜”》，《首尔新闻》，http：//www.seoul.co.kr/news/newsView.php？id=20070702023001。
（作者单位：南京大学中国新文学研究中心）
责任编辑：刘小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