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天来了，杏花桃花梨花依次开放，我穿着一身复古的麻布粗衣裙，脚上穿着做工精细的绣花鞋，踏在松软的青草地上，好舒畅。这是奶奶的绣花鞋，我仿佛看见年轻美丽的奶奶，梳着长长的麻花辫，坐在老银杏树下，一针一线地缝着绣花鞋，把美好的憧憬和甜蜜都绣进红绸缎面的绣花鞋上。
　　那年月年轻的奶奶和村上的姑娘们，比着在鞋面上绣花草动物，绣牡丹莲花菊花鸳鸯凤凰，她们绣的是对生活的希望。奶奶是村上绣艺最好的姑娘，奶奶心灵手巧，她学纺纱、织布、纳鞋底，绣花一学就会。
　　这双绣花鞋是爷爷从深柜里拿出来的，那时奶奶已经去世了。爷爷说绣花鞋里有着奶奶一生的秘密，活着时谁也别想动她的柜子，爷爷说这些时眼角总有些微微湿润。我很好奇地问爷爷，这绣花鞋里藏着怎样的秘密，可爷爷总是沉默不语，低下头来摆弄着他的旱烟袋。
　　后来是母亲告诉我绣花鞋背后的故事，母親说那双绣花鞋是奶奶准备结婚穿的，但不是和爷爷结婚，而是奶奶和一个叫六顺的爷爷准备结婚的婚鞋。是因为战争，那双绣花鞋成了奶奶一生的伤。


　　我想像七十年前的一个深夜，油灯如豆，年轻的奶奶把一根红丝线，轻轻地放在唇齿间轻轻一咬，结束一双绣花鞋的最后一针。然后她拿起另一只绣花鞋，放在一起，在昏黄的油灯下细细打量着，牡丹花开如雪，一双红绣鞋像两只搁浅的小船。奶奶凝视着，渐渐脸上浮出了红晕。
　　爷爷说，那是1941年，日本鬼子在中国大地上肆无忌惮的横行，烧光、杀光、抢光这就是日本人实行的灭绝人性的“三光政策”。村上的人一听说日本鬼子进村了，吓得头发梢都竖起来，然后四散藏到不容易发现的角落里，姑娘们则先去锅灶上抹一把锅灰，往自己脸上一抹，人不人鬼不鬼的，让鬼子见了不起歹心。
　　那时村上的百姓苦啊，苦于没枪没粮，正在发愁之际，只见村长拉来一平板车枪支弹药，是从敌人那里缴获的残损枪支，但是愁得是没人会修理。六顺是一个读书人，从没摸过枪，他很好奇，说试一试，看自己能否修好。他把一杆枪一点点地拆下来，做好标记，然后再装上，这样他就知道枪的结构了，六顺摆弄了三天三夜，就这样差不多把所有枪支修好了。
　　六顺自告奋勇地参加了游击队，他们躲在山丘后面，日本兵停下来正在休整，有的躺下来晒太阳，有的坐在地上摆弄着枪支，树林边的绳上晾晒着一串串的衣服，世界显得各外安详。嘟嘟嘟！一连串的射击声，让敌人有些措手不及，这突如其来的枪声，一下让日本兵死了好几个。受惊的敌人对着山丘就是一连串反射，游击队员们躲在山丘后面，敌人的枪是打不到他们。
　　这时意想不到的是，一颗手榴弹在六顺身边炸响，六顺的帽子被炸起，挂在了树梢上，就这样六顺牺牲了。六顺没有能从战场上回来，连一具完整的身体也没有，回来的是六顺的帽子。
　　年轻的奶奶知道后哭得昏天昏地，因为不久她就要和六顺结婚了，绣花鞋已经做好了。微弱的月光下，周围的一切显得格外的黑暗冷清，心里空荡荡的奶奶，把那双绣花鞋用红绸布包了一层又一层，脸上挂着泪，把红绣鞋放进了深柜里，放在深柜里的还有奶奶的一颗心。从此奶奶不会笑了。
　　几年后奶奶的母亲托媒人介绍，奶奶认识了爷爷，那时的奶奶只想一个人过下去，她心里已和六顺结过婚了。爷爷是明白人，他知道女人心里藏着另外一个人的滋味是什么，爷爷说六顺的在天之灵也想让你好好地生活，女人图个啥呢？不就是有个家，有个依靠，有个娃娃，有个奔头吗，那些痛苦啊，不快啊，随着日子的忙碌就慢慢消失了。
　　奶奶说，我就是不明白一个大活人说没有就没有了，让我心里一直无法接受。爷爷说，战争中走的不仅仅是他，还有无数个年轻的男人，我们活着的人应替他们好好活着。奶奶不再说什么了。
　　奶奶躲到房间里扑通一下跪在六顺的遗像前，奶奶说，你是勇敢的汉子，我一生都敬重你，记下你。奶奶的母亲进来了，奶奶和母亲抱在一起哭成泪人儿，奶奶答应了婚事。
　　结婚那天，奶奶素衣素装，也没穿红绣鞋。在一阵噼噼叭叭的鞭炮声，和欢快的喇叭声中，走进了另一种人生。
　　奶奶一见到红绣鞋就晕，因为红绣鞋里藏着奶奶一生的伤，这伤是不能碰的。红绣鞋在深柜里一躺就是半个多世纪，它静静地躺在时光深处，任天地转换。岁月把奶奶从一个青春如花的姑娘，变成一个头发花白干瘦的老妪，而红绣鞋在时光里并没有暗淡，它依然红艳艳，它跟随我，打量着这个陌生世间，陌生城市，陌生的风景，任现代的阳光扑簌簌地跌落在它身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