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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青铜器；故宫博物院；礼乐器；生活器
【摘要】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有青铜器1万余件，时代完整，品类丰富，体现了中国古代青铜器完整的发展演变体系。其中商代至战国具有代表性的青铜礼器，既体现了中国青铜时代的政治、经济制度，也反映了当时物质文化和科学技术的发展；先秦至宋代不同时期具有代表性的青铜生活用器，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生活状况。
一、体现商周政治制度的青铜礼乐器
中国青铜文明的产生，是古代中国走向文明时代的重要标志之一。那些留存至今的青铜器造型优美，纹饰富丽，铸造精巧，铭文典雅，具有极高的历史、艺术和科学价值。青铜器原属日常生活用器，其种类和形制多摹仿陶器等质地的器物，但商周社会却根据礼乐制度的需要制作了一批具有特殊意义的铜质器物，即“青铜礼乐器”。统治者为维护国家政权，建立了一整套礼乐制度，以显示“名位不同，礼亦异数”（《左传·庄公十八年》）的等级差别，赋予上至天子、下至士等不同等级的贵族以不同的权力。
青铜礼乐器直接为礼乐制度服务，被贵族用以祭天祀祖、宴享宾朋、赏赐功臣、纪功颂德及用作随葬品等。其中鼎是最重要的器种，成为国家政权和个人社会等级的典型代表器物。例如周朝的九个鼎是国家社稷的宝物，占有它意味着占有王权，九鼎是周朝王权的象征。古籍记载：“礼祭，天子九鼎、诸侯七鼎、大夫五鼎、元士三也。”（《公羊传·桓公二年》何休注）规定了不同等级用不同数量的鼎，这种制度被称为“列鼎制度”。此外，乐钟的等级制度也很鲜明，所谓“宫悬、轩悬、判悬、特悬”，即天子使用乐钟时可四面排列，诸侯三面排列，大夫两面排列，士一面排列等等。
故宫博物院收藏青铜器约1万余件，是藏品最丰富的博物馆之一。自商周至明清，各个时期的藏品应有尽有，体现了中国古代青铜器完整的发展演变体系。从器物种类看，有商周时期的礼乐器，两汉时期的生活用器及宋以后的仿造器等等。这些藏品大部分为清宫旧藏，还有一部分是私人捐赠和考古发现品，它们既体现了中国青铜时代的政治、经济制度，同时侧面反映了当时物质文化和科学技术的发展。
1、承前启后的夏代青铜器
青铜是指在铜中加入锡或铅，根据添加的数量和比例，使之降低熔点和增强硬度，其物理特性较之红铜有很大的优越性。中国在夏朝时进入青铜时代，至商、西周时达到高峰，春秋之后开始衰落。
关于中国青铜器的起源，《世本》中有“蚩尤作兵”的记载，即蚩尤以铜器做兵器，但迄今尚未得到实物的证明。近年来在黄河流域的很多地区都发现了原始社会后期如马家窑文化、马厂文化、齐家文化、龙山文化等青铜或红铜制品，或与冶铜有关的遗物和遗迹，因此这时期被称为铜石并用时代。当时的青铜加工方法有锻和铸，器物种类主要是小件的工具、兵器和装饰品，如锥、凿、刀、斧、指环和铜镜等等。其中甘肃东乡林家马家窑文化和甘肃永登连城马厂文化遗址出土的用单范铸成的两件青铜刀，是目前发现最早的青铜制品，表明至少在5000年前，中国已出现了青铜器。河南登封王城岗龙山文化晚期第617号灰坑内发现了一件铜残片[1]，证明此时已能铸造青铜容器，其时间与夏代衔接。
约公元前21世纪，中国出现了第一个王朝——夏。河南偃师的二里头文化，经测定时代约在公元前1900年至前1600年，时间正在记载的夏代纪年之内。二里头青铜制品中不仅有工具、武器、装饰品，而且还有容器和乐器，如锛、凿、锥、刀、鱼钩、镞、戈、戚以及爵等。
在铸造技术上，小件的实体工具和武器用简单的单扇范铸成，而铜爵、铜铃等空体器，制作比实体器复杂，通过对铜爵铸痕的观察，当时已采用多合范的制作方法了。特别值得重视的是出现了镶嵌绿松石的铜器。二里头铜器除少数为纯铜外，大部分为青铜器，能铸出含锡量较高的容器和工具，有些还采用铜、锡、铅三种元素的合金。
尽管夏代青铜制品的数量和种类还较少，且以小件制品为主，有的制品还很粗糙，但青铜空体器（尤其是爵等）的出现，反映了青铜器铸造技术和工艺水平的发展。用绿松石镶嵌的铜器图案布置得协调匀称、富丽精美，武器锋锐坚硬，器表多素面，但一些器物开始出现简洁的乳钉纹、云纹和弦纹。二里头夏代青铜文化，在中国青铜冶铸史上是承上启下的重要阶段。
2、铸造高峰的商代青铜器
商代青铜器的发展可分为两个时期：从商汤立国至盘庚迁殷前为前期；盘庚迁殷至商亡为后期。
商代前期以河南郑州二里冈出土的青铜器为代表。已有较多的礼器和武器，能铸造大型方鼎和圆鼎，器物装饰性加强了，铭文已萌芽。这时期青铜器造型准确，器壁匀薄，最能反映当时冶铸水平的是出土了几件前所罕见的近百斤重的大方鼎。与二里头时期比较，这时青铜器的种类已大为丰富，食器有鼎、鬲、、簋；酒器有爵、、觚、、尊、、卣；水器有盘；武器和工具有戈、镞、钺、戟、凿、。
造型已不是简单地移植其他质料器物，而是依据青铜的质料和色泽特点进行创造。鼎、鬲、多深腹，圆形鼎作三锥形空足，双立耳外侧做成曲槽，一耳与一足相对应，另一耳在另两足之间（图一）。簋少见，一般深腹，无耳。爵、多平底，爵不束腰，双柱较短；有的腹作袋足状。觚体粗短，个别的觚口部带流。尊长颈，宽肩，腹下收，高圈足。作长体，三袋足，半圆形，上部有穹隆顶，顶的前部有筒状流。盘无耳。钺体呈长方形，戈援狭窄。纹饰简单、质朴，多无底纹的单层花纹，常见两夔纹上卷合成一兽面纹，上下是圆圈纹作边框。此外还有云雷纹、圆涡纹、弦纹、圆圈纹。方鼎左、右、下方有乳钉纹。铭文少见，有一些族徽式图案。
商代后期，冶铜、铸造更加专业化，青铜器制造达到了高峰，数量庞大，铸造精致，种类繁多，造型庄重，花纹细密，铭文典雅。以当时的国都安阳殷墟出土物为代表。殷墟青铜器早在宋代已有著录，近百年所出更为丰富，著名的司母戊大方鼎即出于安阳武官
村[2]，为商后期青铜器的代表作。该鼎为中国已发现的最大的青铜器，在世界青铜文化中也是仅见的，反映出商后期青铜铸造的高度发展。
器类上出现了新品种，食器主要有盂、豆、匕等；商人善饮酒，因此酒器最发达，主要有壶、觯、角、觥、方彝及各种鸟兽尊，如象尊、鸟尊、虎尊、猪尊、羊尊等；乐器有铙；兵器和工具有弓形器、兽头刀、胄、斧、铲、锯；车马器有軎，等等。
形制上三足器多为柱足。鼎有圆形、方形、分裆等形式。蒸食器中如兽面纹大，作圆形，为鬲、甑合体，形体高大，浑厚凝重。簋常见为无耳或双耳，如乳钉纹三耳簋，器腹上有三耳，有别于常例，风格独特。宁豆，浅腹，短校，豆在这时殊为少见。爵凸底，双柱加高，单柱爵也有发展。多作长圆腹或分裆，册方体呈方形，四足外侈，盖铸双鸟钮，庄重典雅，堪称稀世之珍。觚呈细长喇叭状，出现凸起的觚腰。壶多作长颈，鼓腹，颈上一对贯耳。卣有圆、方和筒形，有的方形卣在腹部四面各有一长方形孔，两两相互穿透，称“十字孔方卣”，别致精巧；有的作虎噬人形或鸱形。盘高圈足，浅腹。乐器有3件或5件一套的小铙，已有了半音观点，为十二律奠定了基础；兽面纹大铙，通高66厘米，铣距48.5厘米，身饰粗线条兽面纹，为罕见的大型铙（图二）。戈主要有“直内”、“曲内”和“銎内”几种形式，嵌红铜棘纹戈，在援脊上镶嵌红铜勾棘形纹，商代独此一例。此外，还出现了有胡有穿戈，穿有三穿或四穿。矛体宽大，有镶玉刃的矛，柄为青铜，矛头玉质，显然不是实用武器。钺方体，为仪仗用具，兽面纹大钺，有梅花和小兽面图案，厚重中见精巧，威严中现精美。
第四，反映土地制度的变化。西周土地属于周天子所有，他可以把土地以及耕种土地的奴隶赏赐给臣下和诸侯，让其世代享用，臣下与诸侯只有使用权而无所有权，并且要定期向周王交纳贡赋，周王也可以随时收回土地。值得注意的是，一些铜器的铭文也有贵族之间以物换取田地的记载，如共王时的格伯簋铭文记载，格伯用四匹良马换取了生的三十田，双方订下了契约。西周中期以后出现了私人占有土地的现象，国有土地制度渐被破坏。但这一时期贵族在交换田地的过程中，形式上还要尊重王廷，向王朝大臣报告。私人占田现象的出现，是与西周中期以后政权走向衰落的形势紧密相关的，用金文资料结合历史文献，可以看出西周中后期土地制度演变的轨迹。
此外，西周后期铜器铭文的内容还有很多，例如买卖奴隶、划疆界及盟誓、反映刑法等方面的内容等等。
后期铭文文字排列均匀整齐，字体严谨精到，书法娴熟，竖笔呈上下等粗的柱状，称“玉体”。大克鼎还采用了方格，格内填字。虢季子白盘的铭文读之朗朗上口，具有很浓的韵味，书体圆转秀美，开小篆字体之先河。
4、变革出新的春秋青铜器
春秋时代是政治、经济大变革的时期，铁制工具在农业、手工业中的使用，促进了经济的发展。在青铜铸造业上，王室铸器减少，诸侯国则普遍铸器，不仅晋、楚、齐、鲁、吴、越、秦等大国铸器，而且纪、薛、费、黄、邓等小国也有自己的青铜冶铸业。在青铜器铸造上透露出变革时代的气息，创造了不少崭新的内容。
青铜工艺进步的突出表现是分铸法的发展。出土于河南新郑的莲鹤方壶，形体巨大，器底与器身的虎、龙，盖顶展翅欲飞的仙鹤，均采用分铸法，取得了凝重活泼的艺术效果。这时期的青铜器还采用了失蜡铸造法，反映了青铜工艺的高度发展。在纹饰装饰上采用拍印印模法，即用刻有花纹的陶或木质拍子，在范模上按印出连续成组的图案。此前青铜器纹饰需先在陶模上雕刻，工序繁琐，拍印法则省时、迅速，提高了生产效率。这时期最流行的细密的蟠虺纹一般都采用这一方法，四蛇方的甑上有勾连雷纹，即用此法。青铜镶嵌工艺进一步发展，嵌红铜工艺有独特的魅力，如嵌红铜狩猎纹豆，图案镶嵌之精令人赞叹。
器类上，食器有鼎、鬲、、簋、。盛食器中的球形敦、带盖豆，酒器中的尊缶，盛水或盛冰的大，水器中的盥缶、，乐器于、钲、句等等，都是这一时代极富特色的器物。青铜武器中的戈、矛、戟、剑数量很多，并常见附件和镦。
器物形制上，鼎多有盖，盖上有三兽钮或三环钮，足作外侈的蹄形，尤以楚式鼎最为典型。楚鼎中还出现了束腰平底、浅腹、三短蹄足、口沿二耳外侈之鼎，自名为“”。簋、壶、的盖常以莲瓣为饰。莲鹤方壶在盖的双层莲叶间还立一圆雕之鹤，堪称瑰宝。有的簋沿袭西周方座特点，腹侧有双龙耳。多呈方形，鬲、甑分体。簋口缩小了外侈的角度，足加高。豆腹加深，多有盖。新出现了似瓢的无足。盂虽仍存，但形体较西周为小，如浙江出土的伯盂。甬钟、钮钟、钟并存，已发展到十几件一套。戈、矛分铸，戟加多。戈援上扬，三穿、四穿习见。有的戈内部呈透雕的鸟兽状。矛体向细长发展，加强了刺杀力。
如西周后期之粗犷简单的花纹此时已少见，代之而起的是工整细密的网状蟠虺纹。虺纹实际上是许多小蛇相互缠绕而构成的图案，这种图案的流行与拍印法的使用密切相关。吴越地区铜器常饰锥刺纹，也有蟠蛇装饰。楚地铜器常饰鼓凸呈粟粒状的变形蟠螭纹，其形有若飞溅的浪花。春秋晚期线刻画像开始萌芽，江苏六合程桥发现了几片有线刻画像的残铜片，刻有野兽、树木、人物，线条简单，生动古朴。人事活动图案的出现对研究当时的生产、生活状况及社会礼俗等都有重要的价值。
社会变革对铭文内容及书法艺术也有一定的影响。春秋时代青铜器铭文不如西周丰富，上百字的长篇很少见，齐叔夷钟一组铭文共492字，已属罕见。铭文内容多祭祀，也有为自己或他人作器的。由于礼制衰落，以铜器作女儿陪嫁的媵器数量较多，如陈子铭。同时用青铜制作的“弄”（玩）器也开始多起来。
由于诸侯国林立，金文书体也表现出多样化的特点，字体有瘦体，有肥体，还有的刻意仿商周波磔体，在求工的基础上加强了字体的变化和装饰性。晋国还出现了颇具奇趣的蝌蚪文，如少剑铭文。江淮一带的剑、戈、矛等武器常装饰曲绕回旋的鸟虫书，可算是当时的一种美术字，极具装饰色彩。
5、地域特点鲜明的战国青铜器
战国时代，铁工具在青铜铸造业中使用，为青铜器注入了新的活力。生活用器增多，常见的器种主要有鼎、豆、壶、盘、、缶。轻便实用的铜器主要有球形敦、圆腹。湖北随县战国早期的曾侯乙墓出土了形体不大、体作卵形的细长足敦。编钟尤为发达，著名者有曾侯乙编钟，故宫收藏有一套9枚的蟠螭纹编钟。鸟兽尊仍存，以陕西兴平豆马村出土的犀牛尊最佳。青铜武器变化很大，这与战争形式从车战变为以骑兵和步兵为主有密切关系。戈、矛与分体戟盛行。
战国早期，青铜器的形制仍沿袭春秋晚期的一些特点，中、晚期变化较大。鼎足普遍低矮，盖上常有三牺、三环或三鸟钮。足变高，口不再外侈，上下常有子母卡口，器变深。下部的鬲仅有三短足，开始向秦汉时的釜演变。球形敦仍存。豆普遍作长校，尤以北方燕国豆最为典型（图五）。壶有圆、方、扁和圆形带流的，也有高足、瓠形、鱼形和鹰首形的。作圆腹、有流，有和提梁。戈援与矛体细长，戈援上扬，三穿与四穿戈习见，有的内末有斜刃。分体戟增多，曾侯乙墓有三戈一矛的同戟，是一种新式武器。用作矛、戈饰物的、镦数量很多，如大良造鞅镦、错银马足。青铜剑数量多，大多格、首俱全，有的茎上缠有“缑”（丝线），其中尤以吴越地区出土的最佳，一些剑上还有错金银或嵌松石等装饰。无格、无首、扁茎似剑的铍此时出现。调兵遣将的符多作虎形，也有鹰形的。
这时期铜器纹饰内容丰富，壶、豆、、等器上常刻有大幅的平雕画像，嵌红铜宴乐渔猎攻战纹壶为宴乐、采桑、渔猎、攻战纹，是为贵族的礼仪活动，对研究当时的生产、生活、战争、礼俗、建筑等状况有极高的价值。成都百花潭出土的一件铜壶纹饰与此壶内容相同。这一时期还流行绳纹、贝纹、三角云纹、勾连雷纹、羽状纹、花朵纹、龙纹、粟粒纹、蟠螭纹，长江流域的铜器多流行锥刺纹、龙凤纹等。也有一些素面器，如楚王盘、铸客豆等。
由于金属细工的发展，铜器装饰出现了不少新技法，如错金银、镶嵌、失蜡铸造法等等，使得这时期的一些青铜器在造型、纹饰等方面有很高的艺术价值。
铜器铭文简约，多为刻铭，多记载容量（斗、升）或重量（斤、两），反映了当时商业经济和度量衡的发展。剑、戈、矛之铭文常标明是由国家控制的武器作坊或某地铸造的，燕国兵器常有燕王某之题名，如十六年喜令戟；秦国武器常标明上郡铸造地和相邦督造铭；楚国兵器铭常有国君名。此外，还有传达命令或调兵遣将的凭证符，反映了王权集中、调动军队必用兵符的情况。通行凭节，规定有水陆通行路线和车船数目，是研究当时商业、交通和节制制度的重要资料。
战国时期，列国在文化上呈现不同的地域特色，铭文的字体、写法上有差异，异体字常有出现。秦国和其他六国形成了不同的文字体系，即所谓“秦用籀文，六国用古文”。南方不少地区仍延续春秋以来的鸟虫书字体，如楚王璋戈铭就是典型的鸟篆书体。
战国青铜器以其铸造精良、金属细工高超以及轻便实用见长，开创了青铜器铸造业的一代新风。
二、浓缩古代社会生活的青铜生活器
春秋战国是社会大变革时代，随着商周礼乐制度的衰落，青铜礼乐器逐渐被日常生活用器所替代，青铜时代结束。秦汉以降，礼乐制度已不复存在，青铜器制造并未停止，而是更多地进入了日常生活领域，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故宫博物院收藏的青铜生活用器不但数量多、时代完整，且品类丰富，其中不少都属于青铜器中之精品，为不同时期的代表器，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生活状况。
1、精细华美的先秦器
中国青铜时代（夏—春秋）所生产的青铜制品绝大部分属于礼乐器，是为当时的礼乐制度服务的，但这时期也制作了多种生活用品，诸如：生产工具中的铲、镢，车马饰件的軎（又称）、辖、马冠、车铃，照容的铜镜，扣拢腰带的带钩，以及其它生活用器如灯、炭炉等等。特别是铜镜和带钩的大量存世，表明了它们已成为市卖之物。
青铜车马器数量很多，由于近年考古发掘了多座车马坑，大量车马饰物共出，使人们对过去未识的一些车马饰件有了新的认识。车马饰件主要有套在车轴两端的长筒形軎和固定车軎的长条形车辖，驾驭马时横勒在马嘴里的条形铜衔和方形或圆形的附件镳，马头部饰圆形而有两角的当卢，马额上的饰物马冠，以及装在车衡上方的銮铃和系在马颈上的铃等等。
不少车马器制作都很精工，商代车軎多饰夔纹和蕉叶纹，以云雷纹为衬底，花纹细腻。西周时的兽面纹马冠整体作兽面形，粗眉圆目，巨鼻大口，庄重威严。过去有人认为此器是用于驱疫辟邪的“方相”，陕西西安张家坡马冠饰的出土，确切地表明了它属于马额饰件。许多车马器部件做成动物形状，在实用性外加以艺术化，富有情趣，如双兔车饰、鸟形车铃。有的杆首、杖首做成牛头形或鸠鸟形。铜铃样式较多，用途有所不同，有铭文者少见。西周时的成周铃体作平口，顶饰半圆形钮，通体素面，铭文对研究当时用铃制度是重要资料。
炭炉较多且引人注意，这种器物从春秋时开始发展，多做成圆形，上置链梁，下附三足。按照古文献记载，这种圆形炭炉古称为“镟”[3]。考古发现与“镟”配套的还常有铜质的“箕”，用以铲炭。铜灯的样式较多，东周时代的铜灯多豆形，上有盘，用以盛油或插烛，中有柱，下有底座，还有树形灯或人形灯。战国错银菱纹灯，通体用银错出精美细腻的几何纹，颇具匠心，是豆形灯中的上乘之作（图六）。河北平山战国中山王墓出土的人形灯和十五连盏树形灯，工艺卓绝。铜灯的大发展是在西汉以后，战国是其产生和初步发展时期，但其工艺考究，造型优美，推测此前还应有一个萌发阶段。
照容用的铜镜源远流长，是兼具艺术性的实用品，有着极高的艺术价值。关于铜镜的起源历来是中外学者探索的重要问题，从文献记载看，可追溯到古史传说时代，《黄帝内传》、《玄中记》等书都提到黄帝和尧时已有铜镜[4]，这些传说是探索铜镜起源的重要资料。近年随着考古工作的进展，发现了早期铜镜，甘肃广河齐家坪和青海贵南尕马台出土了距今4000余年的齐家文化时期铜镜，齐家文化下限应与夏朝接近。这时的铜镜形体较小，外表也显粗糙，具有初始形态。商周时代铜镜数量增多，1976年河南安阳妇好墓出土铜镜四面，但镜体仍表现出早期粗拙朴素的作风。1957年河南三门峡市上村岭发现的春秋时期双钮鸟兽纹铜镜值得重视，镜背饰以虎、鹿和鸟形花纹。战国铜镜无论数量还是质量都有了很大的提高，这与商品生产的发展紧密相关。以南方楚国最发展，值得注意的是，在一些古代少数民族生活地区也发现了风格独特的铜镜。战国铜镜镜体较单薄，弓形小钮，平缘或卷缘。除素面镜外，还有丰富多彩的饰花纹镜，主要有山字纹镜、夔纹镜、蟠螭纹镜、羽纹镜、菱形纹镜、连弧鸟纹镜、狩猎纹镜等等。云雷纹、羽状纹常用以作主题纹饰的衬托。近年新出土的战国铜镜中，有的应用了错金银和嵌松石工艺，有的彩绘，瑰丽多姿。
用于扣拢腰带的带钩有铁、骨、玉等多种质地，但青铜制数量最多。这种服饰品最早为中国北方民族所用，春秋战国时传入中原。战国铜带钩，常见的形状有棒形、竹节形。有素面的，有嵌松石、错金嵌松石、错金银嵌松石。错金银的花纹多为卷云纹，精细绚美，有一定的艺术价值。
综观先秦青铜生活用器，以精细华美和轻便实用等特点著称，许多器种和工艺特点为秦汉以后所承袭，并逐步形成青铜生活用器完整的发展体系，在青铜器发展史上呈现出独特的风采，有着重要的历史文化价值。
2、金属细工发展的秦汉器
比较商周时代，秦汉时期的青铜器除器物性质不同外，在种类、形制、花纹、工艺技术以及生产经营管理等方面也有很大的区别。
秦统一后，为了巩固新兴的封建政权和促进经济文化的发展，加强了统一管理的措施，这种统一措施在青铜器上也有反映。
秦将统一度量衡的诏书直接刻、铸在官定的量、衡器上，或者先刻在铜版上，这种铜版称“诏版”，然后再将诏版嵌在衡器上。秦代量、衡器上刻有诏书的为数不少，故宫收藏的一件秦权上刻有二十六年诏文，40字，小篆字体。权多做成半圆球状，也有的呈较高的八棱状体。上海博物馆藏的秦孝公十八年商鞅方升，底部加刻秦始皇统一度量衡的诏文，表明秦统一六国后仍以商鞅量为标准量器。方升实测容量为201毫升，藉此可以推算出秦一尺相当于今天23.1厘米[5]。
近年秦代考古有很大收获，对陕西临潼始皇陵随葬坑的勘察和发掘获得了许多有价值的文物，例如：1980年冬在始皇陵封土西侧发现了两驾大型彩绘青铜车马，铜车马对研究秦代的金属细工和舆服制度有很高的价值。
秦俑坑内发现了许多青铜武器，品类有戈、矛、剑、铍、弩机、镞，许多都保存完整，光亮如新。对青铜镞所含成份进行的检测表明，刃部比铤部含锡量高，可增强杀伤力。
秦代青铜容器和乐器近年也有发现，如湖北云梦睡虎地、河南洛阳西宫和始皇陵建筑遗址内均有出土，器种主要有鼎、簋、钫、锺、、鍪、勺。1950年洛阳西宫出土的一组秦器，今藏故宫，其中有4件青铜容器，有鼎、敦、圆壶。鼎双腹耳，短马蹄足；壶腹作长圆形，颈较长，足较高，肩、腹无明显分界。花纹简单，鼎与敦仅在腹的中心部位铸一道凸弦纹，敦盖上有似树杈的变形蟠螭纹，壶腹上饰简洁的阴线鸟纹。秦代青铜器传世很少，因而洛阳和云梦的秦器格外重要，可作断代标尺。
西汉时期的青铜器与商周时代相比，地位已没有那么显赫，由于铁器、漆器和瓷器的发展，青铜器的数量亦有所减少，有些还逐渐被取代。但两汉时代仍然大量地制作青铜器物，并在青铜器的性质、工艺、种类、风格等诸多方面表现出鲜明的时代特征，同时也生产了不少旷世奇珍。
汉代的采矿遗址，近年在河北承德和广西北流铜石岭等地都有发现，从遗址内遗物的存留情况看，说明当时采集矿石后就地进行冶炼，减少了运输矿石的负担，提高了生产效率。
从文献记载和铜器铭文看，两汉青铜制造业主要由官府控制和掌握。《汉书·百官表》记载，汉中央政府中的“少府”机构内设“考工室”和“尚方”，管理的职官称“考工令”和“尚方令”。武帝时又设“水衡都尉”，与尚方、考工一样管理青铜铸造业。水衡都尉辖下的“上林三官”专门负责制作宫廷贵族所用的铜器。这些机构内部设置庞大，分工细致，管理严格。两汉的青铜器许多都标有尚方、考工、上林机构之名称，可与文献记载互证。
从两汉铜器铭文分析，此时也有私营冶铸作坊，河北满城西汉中山靖王刘胜墓出土的铜和铜钫的铭文上，记有器物分别从河东和洛阳购买，铜上并记有买价。不少铜镜也标出了私营手工业作坊主的姓氏，如侯氏、纪氏、袁氏、叶氏等等。东汉之后私营冶铸手工业增多，与豪强大族势力增长排挤了官方手工业紧密相关。
两汉青铜器的种类、形制、装饰和工艺等方面均具有浓厚的时代特色，它们以日常生活实用器为主，种类主要有：食器鼎、簋、釜、甑、鍪、斗、染炉；酒器锺、钫、樽、卮、耳杯、勺；水器洗、、盘；乐器钟、鼓、于；一般生活用器有镜、带钩、灯、炉、熨斗、熏炉、案等等。此外还有玺印、符节、货币、度量衡器、计时的漏壶，以及边远地区的贮贝器、、带板、扣饰、饰品等等，囊括了日常生活的诸多方面。
从铸造技术看，这时的青铜器虽然仍以日常生活实用器为主，多粗犷，素面，但金属细工中的错金银、鎏金、镶嵌宝石以及分铸套接和使用铆钉等技术都很发达，形成了两汉时代青铜工艺的新内容。
汉代铜鼎造型多扁圆形，腹耳，短三蹄足，也有三熊足者，盖上多为三环钮或三伏兽钮，鼎腹常有一道棱，器物名称也常铸刻在器表，如长扬共鼎。这些特点都是战国末期和秦代所罕见的。鼎铭常有纪年，如“永始三年”、“元始四年”等。有的鼎还有“乘舆”铭，有“乘舆”名的鼎是天子所使用的，这为研究皇室器物提供了重要资料。
铜壶形制多样，有圆形壶（又称锺）、方形壶（又称钫）、扁形壶（又称钾）、蒜头扁壶、长颈圆腹壶、鸟首壶，刘胜墓出土了橄榄形壶，最特殊的是腰鼓形壶，因罕见而格外珍贵。有链梁的壶很发达，刘胜墓的橄榄形壶链梁特别长，十分独特。
盛酒或温酒用的铜樽十分发达，圆形深腹，短三蹄足或兽足，还有带柄的樽。樽可分为盛酒器与温酒器两种，鼓腹者为盛酒器，直腹者为温酒器。铜樽大多制作精细考究，有错金银、鎏金和镶嵌松石等装饰，有的饰鸟兽纹图案。故宫收藏的建武廿一年乘舆斛，通体鎏金，器身下有嵌松石三熊足，下承圆形托盘，全器优美绚丽。铭文自名“斛”，但用酒樽的形式，推测此器已失去原来量器的性质而成为专门盛酒的容器（图七）。
饮酒器主要有耳杯，形制与同时流行的漆耳杯基本相同，椭圆体，两侧各有一半月形耳。刘胜墓出土的一套5件耳杯呈单环耳。
青铜水器主要有洗和，都是盥洗器，二者的主要区别是前者圆腹，形体较大；后者虽亦为圆腹，但形体较小而高。铜洗数量很多，多有纪年，如“元和四年”、“永和三年”等。还有吉祥语，如“富贵昌、宜侯王”、“千岁大富乐”等。也有的铸出制造地点，如“蜀郡”、“朱提堂狼”（朱提，今云南昭通一带；堂狼，今云南会泽一带）等等。铜洗的铸造虽简单，但一些铭文对研究两汉时代的历史、地理、地方冶铸业状况及社会生活等方面有着重要的价值。
青铜灯和青铜熏炉数量也很多，且制作精致，形式多样。灯在铭文中多写作“”。常见样式有豆形，特点是上有盘，中有柱，下有圆形底座，似豆；底座制成雁足，称雁足灯。灯盘边有把，自名“行灯”。还有人形灯、动物形灯、火焰状灯以及树形灯等等。
熏炉为古代焚香所用，1981年陕西兴平西汉武帝茂陵1号无名冢出土的铜鎏金银竹节熏炉，自名为“熏炉”。使用时，把香料放在炉内点燃，香烟通过盖上的镂孔冒出。汉代熏炉最常见的形式为博山炉，“博山”为海上的仙山，因炉盖上雕镂成山峦形，故名。力士骑龙托举博山炉，造型奇特，极具艺术想象力。此外，还有动物形熏炉。
铜镜和铜带钩在生活中使用普遍，遗存至今的实物非常多。铜镜图案在西汉早期仍沿袭战国时期的特点，如蟠螭纹、连弧纹、山字纹等。增加了一些铭文装饰，如吉祥语“长相思，毋相忘，常富贵，乐未央”、“大乐贵富，千秋万岁”等等。武帝至西汉晚期有星云纹镜、车马人物镜、四乳四虺镜、日光镜、昭明镜等等。西汉晚期至王莽时期出现了规矩纹镜，纹饰形象与六博棋盘相似，又称作“博局纹”。规矩纹镜内常配以四神和鸟兽图案，并有十二辰铭文和一些神仙内容。这类纹饰的出现与阴阳五行和谶纬学说有关。鸟兽规矩纹镜一直延续到东汉。东汉铜镜形体普遍加大，镜面微凸，出现了浮雕式的画像镜和神兽镜。画像镜多饰人物故事，神兽镜铸东王公、西王母等神仙和各种灵兽。东汉晚期出现了“长宜子孙”、“君宜高官”等吉祥语镜铭。
汉代制镜还体现了当时科技的发展，如西汉中期出现了一种“透光镜”，镜铭多有“日光”、“昭明”字样，日光或灯光照射镜面时，与镜面相对的墙上能映出镜背纹饰的影像。据研究，这种现象的产生是镜面与镜背产生相同的曲率所致。
带钩的形体一般较战国时长、粗一些，许多都有细腻的错金银、嵌松石或鎏金装饰，有的还嵌有水晶。近年出土的汉代带钩有鱼形、凫形、虎形等形状，这种富有情趣的动物形带钩在此前较为罕见。
铜釜、熨斗等也是这一时期较常见的生活用器。
一些边远地区的青铜文物有着鲜明的民族风格，反映了中国古代青铜文化的多样性。故宫收藏的众多透雕青铜牌饰与近年内蒙古、陕西、宁夏、吉林出土的考古资料可相互印证，同是中国古代北方草原地区以游牧经济为主的匈奴与东胡等族的制品，这些动物纹铜牌饰充分反映了草原文化的特点，有着极高的艺术表现力。牌饰图案有人、马、牛、羊、豕、虎、豹、犬、鹿；有些还表现了野兽奔逐和咬斗的场面，如虎扑马、狗咬马、虎噬鹿、双蛇咬蛙等等。这些动物牌饰的内容反映了北方民族的生产、生活状况。
西南地区的铜鼓很发达，除用作乐器外，也象征着权力。铜鼓的分型，按地区主要有石寨山型、冷水冲型、北流型和灵山型。鼓面和鼓身上常饰有太阳纹、云雷纹、翔鹭纹、竞渡纹、羽人纹以及细线的几何图案等等。云南古代滇民族的贮贝器、各种扣饰等对研究滇民族的社会生活和农业、手工业的发展都很重要。
3、铜镜发达的魏晋隋唐时期
三国两晋南北朝至隋唐时代，从总体上看是青铜器的衰落时期，但青铜造像和铜镜铸造却很发达，特别是唐代铜镜发展到历史的最高峰。
三国两晋南北朝的铜制品在种类上主要沿袭两汉以来的品类，但在数量和质量上都已衰微。铜器种类主要有：釜、斗、酒樽、砚滴、盘、洗、、唾盂、铜镇、铜镜等。
铜釜有扁圆腹圜底的，还出现了圆鼓腹平底釜，如太康三年釜，为西晋国家机构“右上方”所铸。北朝鲜卑族所用的炊食器铜，造型别出一格，特征是长圆腹，二直耳，圆底下有较高的圈足，在内蒙古呼和浩特市、辽宁北票和朝阳、新疆乌鲁木齐等地均有出土。斗此时最发达，多做成圆形瘦高体，三足，龙首或凫首。南北朝的斗在口沿一侧常有流口。铜酒樽的形制较汉代有一定的变化，圆形腹变为长筒状腹，西晋太康十年樽是典型作品。铜洗、铜基本承袭汉代作风，有的铜洗在底下附有虎状短足，有的在内底有“长宜子孙”铭文。雁足灯是三国两晋时期青铜灯的重要形式之一。铜熨斗流行，如江苏镇江梁太清二年窖藏一次就出土熨斗4件[6]，可见使用的普遍性。铜砚滴和铜镇等小件器多做成兽形和龟形，既实用又有艺术性。有巧匠将镇做成蟠龙状，通体用金错以云纹、圆圈纹，设计巧妙，造型新颖。
铜镜铸造业很发达，镜面微凸，圆钮座边上的柿蒂形叶更加延长，有的甚至延到镜边。图案内容主要沿袭东汉以来的神兽镜和画像镜。神兽镜有横列式和圆转式，这种高浮雕的铜镜主要产自三国时的吴国会稽山阴和湖北鄂城。许多铜镜有纪年铭文。画像镜题材主要是一些历史故事，如伍子胥画像镜，也有东王公、西王母等神人画像镜。西晋还流行四叶四凤和四叶八凤镜。
隋唐时代的青铜铸造业由官方手工业部门“少府监”下设“掌冶署”负责，表明官方监控很严格。这时青铜制品的种类和数量虽然不多，但铸镜业相当发达，有些铜制品很精致，小件的铜鎏金器较多。
青铜制品的种类主要有日常生活用品中的食器、水器、酒器，主要有斗、碗、勺、箸、罐、壶、瓶、杯、盘、洗、，乐器有钟、铃、钹、锣，最大量的是铜镜。
斗作圆形，个别斗整体更加厚重有力，福建浦城出土的一件龙首柄斗，其圆口沿一侧之流呈三角形。铜碗又称铜钵，多有盖（图八），一般呈半圆形，浅腹，平底，有的颈部饰弦纹，素朴雅洁。圆腹提梁罐较常见。长颈瓶和长圆体顶上有直筒状流的净瓶是这一时期的重要产品。铜盘作圆形高足，有的口沿做成花瓣状，制作精湛，富有艺术美感。铜洗为直口，平底，有的通体鎏金。铜圆形，高圈足，体一侧有一流口，但少见。青铜杯是这一时期富有时代性的器物，形制多作长圆腹，下有短校和圆形底托，通体鎏金，纹饰富丽，制作考究，工艺精湛，是唐代铜器中的珍品。
小件的青铜生活用品种类、数量较多，如勺、箸、盒、剪刀、锁、镊子、带饰、马蹬、砚滴，由此可见铜器在当时日常生活中的作用。
青铜打击乐器发达，有钟、钹、锣等。
隋唐时期是中国古代铜镜发展的高峰期，在铜镜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位置。 隋唐铜镜普遍厚重光亮，铜器中所谓黑亮的“黑漆古”、洁白光亮的“水银沁”数量很多，制作精工。据古籍记载和现代科技对其金属成份的测定，这时铜镜所含锡与铅的比重增加到30％，这是铜镜质量精细的重要保证，再加之磨镜技术的提高，因而留存至今的隋唐铜镜仍光可鉴人。隋唐铜镜的样式除传统的圆形、方形外，还有菱花形、葵花形、方形圆角、亚字形和带柄手镜。依照铜镜的发展演变情况，可分为以下几个阶段。
隋至唐初的铜镜以圆形镜为主，也有方形的，圆钮。流行四神十二生肖纹饰，有单独的，也有两者组合。还有八卦纹镜、四兽纹镜、四马纹镜、龙纹镜，等等。不少铜镜在外区镜缘上铸有铭文带，配有五言诗，诗句优美：“照日菱花出，临池满月生，公看巾帽整，妾映点妆成。”“玉匣盼看镜，轻灰暂拭尘，光如一片水，影照两边人。”
盛唐时期铜镜质高量多，除圆形外，更多的是菱花形和葵瓣形，方形镜也渐多起来。图案内容丰富多彩，重要的有花蝶、鸾凤、鸟兽、缠枝花、宝相花、云龙、月宫仙人、人物故事等等，其中最负盛名的是海兽葡萄纹和打马球图，形神兼备，引人入胜。打马球铜镜近年在江苏扬州和安徽怀宁也有出土。方镜中饰峰峦起伏状图案的峰峦纹方镜，世所罕见（图九）。这时期铜镜在工艺上亦有很大发展，如银托、金银平脱、嵌螺钿等，工艺讲究，色彩丰富，增加了铜镜的装饰效果。
晚唐铜镜有所衰退，趋向轻薄，花纹也简略，新出现了亚字形和方形圆角形镜，“?蛀”字纹和“千秋万岁”铭是这时期的新品种。饰八卦图形和干支名、十二生肖图案的铜镜也较多，这一内容的铜镜被五代、宋所承继。
4、仿古突出的宋代铜器
中国青铜铸造业发展到两宋已经走向尾声，无论规模、数量都已远不如前代。这一时期制造铜器的原料常常采用铜、锌合金的黄铜，古籍称为“石”。在器物种类和风格上以仿制前代古铜器为突出特点。另外，在技术上也取得了一些成就，如利用胆水从硫酸铜中把铜置换出来的胆铜法，就具有重要的科学价值。
两宋时期的铜制品主要有锅、勺、箸、壶、樽、执壶、净瓶、灯、炉、权、笔架、铜镜等。锅作圆形平底，有提梁有流式。盘有三短足。执壶作圆形，有扁平和微曲的流。瓶作长颈圆腹。炉主要有鬲式和鼎式两种形式。随着佛教的发展，佛塔大量制造，有的还鎏金。文房中的笔架，有的做成城楼式，极富艺术性。
仿制器成就最高，仿造的时代从商周至汉魏六朝，主要有鼎、簋、豆、尊、壶、觚、卣、鸟兽尊（多为牺尊、鸟尊）、钟，等等。徽宗朝的一些仿制品甚至可以乱真。宣和三年尊，全器色黑灰，圆体，侈口，器身有四道扉棱，饰有兽面纹、蕉叶纹、蚕纹，器内底铸有大篆铭文，释文为：“唯宣和三年正月辛丑，皇帝考古作山尊，于方泽，其万年永宝用。”该器为仿商周时尊的造型。大晟钟是以春秋时代的宋公成钟为模型仿造的，数量很多，律名有黄钟清、林钟、蕤宾、夹钟、大吕清和夹钟清，其中夹钟清被金朝人掠走后，将原刻“大晟”钟名改刻为“太和”。这些仿器是宋代仿古青铜器的代表作。
宋代铜镜较唐代轻薄、粗糙，流行圆形和菱花形，也有圆形带柄镜、葵瓣镜。纹饰具有绘画性，主要有缠枝花草牡丹、人物楼阁、双龙、双鱼、双凤、四蝶、海水行舟等。许多铜镜都标明铸镜作坊的标记，从中也（下转30页）（上接16页）可以看出其时铜镜的商品性质，以及同业竞争的情况。标记中最多的是湖州石家，此外还有湖州薛家、成都刘家、建康府茆家，等等。
与两宋对峙的契丹族建立的辽朝和女真族建立的金朝以及党项族建立的西夏朝，在铜制品上除受汉文化影响外，也往往表现出本民族的特色。例如：辽朝随葬用的铜丝制的手足套、铜面具，口沿呈八角弧形的铜盆，仰莲人物烛台，等等；金朝方形流的铜、盖碗、扁圆形砝码等。
辽、金铜镜较为发达，突出的民族特色尤其值得重视。荷花纹、连钱纹、龟背纹、联珠纹、童子戏花纹等多属辽镜特点；莲花纹、菊花纹、钱纹、人物故事镜中的柳毅传书、巢父樊竖以及吴牛喘月等多属金镜特点。辽、金铜镜除圆形和圆形手镜、菱花形、葵花形外，还出现了八角形镜，金代出现了扇形镜。
值得注意的是，辽、金铜镜上有一些铭文内容反映了官方禁铜和对冶铸业的控制。《金史·食货志》大定十一年（1171年）二月记：“禁私铸铜镜，旧有铜器悉送官。”因而铜镜上常见验记铜镜的地名、官方机构和检验者的花押。辽、金铜镜多有纪年，如“天庆三年”、“承安三年”，为研究者提供了准确可考的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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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安金槐、李京华：《登封王城岗遗址的发掘》，《文物》1983年3期。
［2］司母戊鼎1939年出土，今藏中国国家博物馆。
［3］《说文解字·金部》：“镟，圜炉也，从金镟声。”
［4］《黄帝内传》：“帝既与西王母会于王屋，乃铸大镜十二面，随月用之。”《玄中记》：“尹寿作镜，尧臣也。”
［5］唐兰：《商鞅量与商鞅量尺》，《国学季刊》1935年5卷4期。
［6］刘兴：《江苏梁太清二年窖藏铜器》，《考古》1985年6期。
〔责任编辑：许潞梅〕
【摘要】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有青铜器1万余件，时代完整，品类丰富，体现了中国古代青铜器完整的发展演变体系。其中商代至战国具有代表性的青铜礼器，既体现了中国青铜时代的政治、经济制度，也反映了当时物质文化和科学技术的发展；先秦至宋代不同时期具有代表性的青铜生活用器，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生活状况。
一、体现商周政治制度的青铜礼乐器
中国青铜文明的产生，是古代中国走向文明时代的重要标志之一。那些留存至今的青铜器造型优美，纹饰富丽，铸造精巧，铭文典雅，具有极高的历史、艺术和科学价值。青铜器原属日常生活用器，其种类和形制多摹仿陶器等质地的器物，但商周社会却根据礼乐制度的需要制作了一批具有特殊意义的铜质器物，即“青铜礼乐器”。统治者为维护国家政权，建立了一整套礼乐制度，以显示“名位不同，礼亦异数”（《左传·庄公十八年》）的等级差别，赋予上至天子、下至士等不同等级的贵族以不同的权力。
青铜礼乐器直接为礼乐制度服务，被贵族用以祭天祀祖、宴享宾朋、赏赐功臣、纪功颂德及用作随葬品等。其中鼎是最重要的器种，成为国家政权和个人社会等级的典型代表器物。例如周朝的九个鼎是国家社稷的宝物，占有它意味着占有王权，九鼎是周朝王权的象征。古籍记载：“礼祭，天子九鼎、诸侯七鼎、大夫五鼎、元士三也。”（《公羊传·桓公二年》何休注）规定了不同等级用不同数量的鼎，这种制度被称为“列鼎制度”。此外，乐钟的等级制度也很鲜明，所谓“宫悬、轩悬、判悬、特悬”，即天子使用乐钟时可四面排列，诸侯三面排列，大夫两面排列，士一面排列等等。
故宫博物院收藏青铜器约1万余件，是藏品最丰富的博物馆之一。自商周至明清，各个时期的藏品应有尽有，体现了中国古代青铜器完整的发展演变体系。从器物种类看，有商周时期的礼乐器，两汉时期的生活用器及宋以后的仿造器等等。这些藏品大部分为清宫旧藏，还有一部分是私人捐赠和考古发现品，它们既体现了中国青铜时代的政治、经济制度，同时侧面反映了当时物质文化和科学技术的发展。
1、承前启后的夏代青铜器
青铜是指在铜中加入锡或铅，根据添加的数量和比例，使之降低熔点和增强硬度，其物理特性较之红铜有很大的优越性。中国在夏朝时进入青铜时代，至商、西周时达到高峰，春秋之后开始衰落。
关于中国青铜器的起源，《世本》中有“蚩尤作兵”的记载，即蚩尤以铜器做兵器，但迄今尚未得到实物的证明。近年来在黄河流域的很多地区都发现了原始社会后期如马家窑文化、马厂文化、齐家文化、龙山文化等青铜或红铜制品，或与冶铜有关的遗物和遗迹，因此这时期被称为铜石并用时代。当时的青铜加工方法有锻和铸，器物种类主要是小件的工具、兵器和装饰品，如锥、凿、刀、斧、指环和铜镜等等。其中甘肃东乡林家马家窑文化和甘肃永登连城马厂文化遗址出土的用单范铸成的两件青铜刀，是目前发现最早的青铜制品，表明至少在5000年前，中国已出现了青铜器。河南登封王城岗龙山文化晚期第617号灰坑内发现了一件铜残片[1]，证明此时已能铸造青铜容器，其时间与夏代衔接。
约公元前21世纪，中国出现了第一个王朝——夏。河南偃师的二里头文化，经测定时代约在公元前1900年至前1600年，时间正在记载的夏代纪年之内。二里头青铜制品中不仅有工具、武器、装饰品，而且还有容器和乐器，如锛、凿、锥、刀、鱼钩、镞、戈、戚以及爵等。
在铸造技术上，小件的实体工具和武器用简单的单扇范铸成，而铜爵、铜铃等空体器，制作比实体器复杂，通过对铜爵铸痕的观察，当时已采用多合范的制作方法了。特别值得重视的是出现了镶嵌绿松石的铜器。二里头铜器除少数为纯铜外，大部分为青铜器，能铸出含锡量较高的容器和工具，有些还采用铜、锡、铅三种元素的合金。
尽管夏代青铜制品的数量和种类还较少，且以小件制品为主，有的制品还很粗糙，但青铜空体器（尤其是爵等）的出现，反映了青铜器铸造技术和工艺水平的发展。用绿松石镶嵌的铜器图案布置得协调匀称、富丽精美，武器锋锐坚硬，器表多素面，但一些器物开始出现简洁的乳钉纹、云纹和弦纹。二里头夏代青铜文化，在中国青铜冶铸史上是承上启下的重要阶段。
2、铸造高峰的商代青铜器
商代青铜器的发展可分为两个时期：从商汤立国至盘庚迁殷前为前期；盘庚迁殷至商亡为后期。
商代前期以河南郑州二里冈出土的青铜器为代表。已有较多的礼器和武器，能铸造大型方鼎和圆鼎，器物装饰性加强了，铭文已萌芽。这时期青铜器造型准确，器壁匀薄，最能反映当时冶铸水平的是出土了几件前所罕见的近百斤重的大方鼎。与二里头时期比较，这时青铜器的种类已大为丰富，食器有鼎、鬲、、簋；酒器有爵、、觚、、尊、、卣；水器有盘；武器和工具有戈、镞、钺、戟、凿、。
造型已不是简单地移植其他质料器物，而是依据青铜的质料和色泽特点进行创造。鼎、鬲、多深腹，圆形鼎作三锥形空足，双立耳外侧做成曲槽，一耳与一足相对应，另一耳在另两足之间（图一）。簋少见，一般深腹，无耳。爵、多平底，爵不束腰，双柱较短；有的腹作袋足状。觚体粗短，个别的觚口部带流。尊长颈，宽肩，腹下收，高圈足。作长体，三袋足，半圆形，上部有穹隆顶，顶的前部有筒状流。盘无耳。钺体呈长方形，戈援狭窄。纹饰简单、质朴，多无底纹的单层花纹，常见两夔纹上卷合成一兽面纹，上下是圆圈纹作边框。此外还有云雷纹、圆涡纹、弦纹、圆圈纹。方鼎左、右、下方有乳钉纹。铭文少见，有一些族徽式图案。
商代后期，冶铜、铸造更加专业化，青铜器制造达到了高峰，数量庞大，铸造精致，种类繁多，造型庄重，花纹细密，铭文典雅。以当时的国都安阳殷墟出土物为代表。殷墟青铜器早在宋代已有著录，近百年所出更为丰富，著名的司母戊大方鼎即出于安阳武官
村[2]，为商后期青铜器的代表作。该鼎为中国已发现的最大的青铜器，在世界青铜文化中也是仅见的，反映出商后期青铜铸造的高度发展。
器类上出现了新品种，食器主要有盂、豆、匕等；商人善饮酒，因此酒器最发达，主要有壶、觯、角、觥、方彝及各种鸟兽尊，如象尊、鸟尊、虎尊、猪尊、羊尊等；乐器有铙；兵器和工具有弓形器、兽头刀、胄、斧、铲、锯；车马器有軎，等等。
形制上三足器多为柱足。鼎有圆形、方形、分裆等形式。蒸食器中如兽面纹大，作圆形，为鬲、甑合体，形体高大，浑厚凝重。簋常见为无耳或双耳，如乳钉纹三耳簋，器腹上有三耳，有别于常例，风格独特。宁豆，浅腹，短校，豆在这时殊为少见。爵凸底，双柱加高，单柱爵也有发展。多作长圆腹或分裆，册方体呈方形，四足外侈，盖铸双鸟钮，庄重典雅，堪称稀世之珍。觚呈细长喇叭状，出现凸起的觚腰。壶多作长颈，鼓腹，颈上一对贯耳。卣有圆、方和筒形，有的方形卣在腹部四面各有一长方形孔，两两相互穿透，称“十字孔方卣”，别致精巧；有的作虎噬人形或鸱形。盘高圈足，浅腹。乐器有3件或5件一套的小铙，已有了半音观点，为十二律奠定了基础；兽面纹大铙，通高66厘米，铣距48.5厘米，身饰粗线条兽面纹，为罕见的大型铙（图二）。戈主要有“直内”、“曲内”和“銎内”几种形式，嵌红铜棘纹戈，在援脊上镶嵌红铜勾棘形纹，商代独此一例。此外，还出现了有胡有穿戈，穿有三穿或四穿。矛体宽大，有镶玉刃的矛，柄为青铜，矛头玉质，显然不是实用武器。钺方体，为仪仗用具，兽面纹大钺，有梅花和小兽面图案，厚重中见精巧，威严中现精美。
第四，反映土地制度的变化。西周土地属于周天子所有，他可以把土地以及耕种土地的奴隶赏赐给臣下和诸侯，让其世代享用，臣下与诸侯只有使用权而无所有权，并且要定期向周王交纳贡赋，周王也可以随时收回土地。值得注意的是，一些铜器的铭文也有贵族之间以物换取田地的记载，如共王时的格伯簋铭文记载，格伯用四匹良马换取了生的三十田，双方订下了契约。西周中期以后出现了私人占有土地的现象，国有土地制度渐被破坏。但这一时期贵族在交换田地的过程中，形式上还要尊重王廷，向王朝大臣报告。私人占田现象的出现，是与西周中期以后政权走向衰落的形势紧密相关的，用金文资料结合历史文献，可以看出西周中后期土地制度演变的轨迹。
此外，西周后期铜器铭文的内容还有很多，例如买卖奴隶、划疆界及盟誓、反映刑法等方面的内容等等。
后期铭文文字排列均匀整齐，字体严谨精到，书法娴熟，竖笔呈上下等粗的柱状，称“玉体”。大克鼎还采用了方格，格内填字。虢季子白盘的铭文读之朗朗上口，具有很浓的韵味，书体圆转秀美，开小篆字体之先河。
4、变革出新的春秋青铜器
春秋时代是政治、经济大变革的时期，铁制工具在农业、手工业中的使用，促进了经济的发展。在青铜铸造业上，王室铸器减少，诸侯国则普遍铸器，不仅晋、楚、齐、鲁、吴、越、秦等大国铸器，而且纪、薛、费、黄、邓等小国也有自己的青铜冶铸业。在青铜器铸造上透露出变革时代的气息，创造了不少崭新的内容。
青铜工艺进步的突出表现是分铸法的发展。出土于河南新郑的莲鹤方壶，形体巨大，器底与器身的虎、龙，盖顶展翅欲飞的仙鹤，均采用分铸法，取得了凝重活泼的艺术效果。这时期的青铜器还采用了失蜡铸造法，反映了青铜工艺的高度发展。在纹饰装饰上采用拍印印模法，即用刻有花纹的陶或木质拍子，在范模上按印出连续成组的图案。此前青铜器纹饰需先在陶模上雕刻，工序繁琐，拍印法则省时、迅速，提高了生产效率。这时期最流行的细密的蟠虺纹一般都采用这一方法，四蛇方的甑上有勾连雷纹，即用此法。青铜镶嵌工艺进一步发展，嵌红铜工艺有独特的魅力，如嵌红铜狩猎纹豆，图案镶嵌之精令人赞叹。
器类上，食器有鼎、鬲、、簋、。盛食器中的球形敦、带盖豆，酒器中的尊缶，盛水或盛冰的大，水器中的盥缶、，乐器于、钲、句等等，都是这一时代极富特色的器物。青铜武器中的戈、矛、戟、剑数量很多，并常见附件和镦。
器物形制上，鼎多有盖，盖上有三兽钮或三环钮，足作外侈的蹄形，尤以楚式鼎最为典型。楚鼎中还出现了束腰平底、浅腹、三短蹄足、口沿二耳外侈之鼎，自名为“”。簋、壶、的盖常以莲瓣为饰。莲鹤方壶在盖的双层莲叶间还立一圆雕之鹤，堪称瑰宝。有的簋沿袭西周方座特点，腹侧有双龙耳。多呈方形，鬲、甑分体。簋口缩小了外侈的角度，足加高。豆腹加深，多有盖。新出现了似瓢的无足。盂虽仍存，但形体较西周为小，如浙江出土的伯盂。甬钟、钮钟、钟并存，已发展到十几件一套。戈、矛分铸，戟加多。戈援上扬，三穿、四穿习见。有的戈内部呈透雕的鸟兽状。矛体向细长发展，加强了刺杀力。
如西周后期之粗犷简单的花纹此时已少见，代之而起的是工整细密的网状蟠虺纹。虺纹实际上是许多小蛇相互缠绕而构成的图案，这种图案的流行与拍印法的使用密切相关。吴越地区铜器常饰锥刺纹，也有蟠蛇装饰。楚地铜器常饰鼓凸呈粟粒状的变形蟠螭纹，其形有若飞溅的浪花。春秋晚期线刻画像开始萌芽，江苏六合程桥发现了几片有线刻画像的残铜片，刻有野兽、树木、人物，线条简单，生动古朴。人事活动图案的出现对研究当时的生产、生活状况及社会礼俗等都有重要的价值。
社会变革对铭文内容及书法艺术也有一定的影响。春秋时代青铜器铭文不如西周丰富，上百字的长篇很少见，齐叔夷钟一组铭文共492字，已属罕见。铭文内容多祭祀，也有为自己或他人作器的。由于礼制衰落，以铜器作女儿陪嫁的媵器数量较多，如陈子铭。同时用青铜制作的“弄”（玩）器也开始多起来。
由于诸侯国林立，金文书体也表现出多样化的特点，字体有瘦体，有肥体，还有的刻意仿商周波磔体，在求工的基础上加强了字体的变化和装饰性。晋国还出现了颇具奇趣的蝌蚪文，如少剑铭文。江淮一带的剑、戈、矛等武器常装饰曲绕回旋的鸟虫书，可算是当时的一种美术字，极具装饰色彩。
5、地域特点鲜明的战国青铜器
战国时代，铁工具在青铜铸造业中使用，为青铜器注入了新的活力。生活用器增多，常见的器种主要有鼎、豆、壶、盘、、缶。轻便实用的铜器主要有球形敦、圆腹。湖北随县战国早期的曾侯乙墓出土了形体不大、体作卵形的细长足敦。编钟尤为发达，著名者有曾侯乙编钟，故宫收藏有一套9枚的蟠螭纹编钟。鸟兽尊仍存，以陕西兴平豆马村出土的犀牛尊最佳。青铜武器变化很大，这与战争形式从车战变为以骑兵和步兵为主有密切关系。戈、矛与分体戟盛行。
战国早期，青铜器的形制仍沿袭春秋晚期的一些特点，中、晚期变化较大。鼎足普遍低矮，盖上常有三牺、三环或三鸟钮。足变高，口不再外侈，上下常有子母卡口，器变深。下部的鬲仅有三短足，开始向秦汉时的釜演变。球形敦仍存。豆普遍作长校，尤以北方燕国豆最为典型（图五）。壶有圆、方、扁和圆形带流的，也有高足、瓠形、鱼形和鹰首形的。作圆腹、有流，有和提梁。戈援与矛体细长，戈援上扬，三穿与四穿戈习见，有的内末有斜刃。分体戟增多，曾侯乙墓有三戈一矛的同戟，是一种新式武器。用作矛、戈饰物的、镦数量很多，如大良造鞅镦、错银马足。青铜剑数量多，大多格、首俱全，有的茎上缠有“缑”（丝线），其中尤以吴越地区出土的最佳，一些剑上还有错金银或嵌松石等装饰。无格、无首、扁茎似剑的铍此时出现。调兵遣将的符多作虎形，也有鹰形的。
这时期铜器纹饰内容丰富，壶、豆、、等器上常刻有大幅的平雕画像，嵌红铜宴乐渔猎攻战纹壶为宴乐、采桑、渔猎、攻战纹，是为贵族的礼仪活动，对研究当时的生产、生活、战争、礼俗、建筑等状况有极高的价值。成都百花潭出土的一件铜壶纹饰与此壶内容相同。这一时期还流行绳纹、贝纹、三角云纹、勾连雷纹、羽状纹、花朵纹、龙纹、粟粒纹、蟠螭纹，长江流域的铜器多流行锥刺纹、龙凤纹等。也有一些素面器，如楚王盘、铸客豆等。
由于金属细工的发展，铜器装饰出现了不少新技法，如错金银、镶嵌、失蜡铸造法等等，使得这时期的一些青铜器在造型、纹饰等方面有很高的艺术价值。
铜器铭文简约，多为刻铭，多记载容量（斗、升）或重量（斤、两），反映了当时商业经济和度量衡的发展。剑、戈、矛之铭文常标明是由国家控制的武器作坊或某地铸造的，燕国兵器常有燕王某之题名，如十六年喜令戟；秦国武器常标明上郡铸造地和相邦督造铭；楚国兵器铭常有国君名。此外，还有传达命令或调兵遣将的凭证符，反映了王权集中、调动军队必用兵符的情况。通行凭节，规定有水陆通行路线和车船数目，是研究当时商业、交通和节制制度的重要资料。
战国时期，列国在文化上呈现不同的地域特色，铭文的字体、写法上有差异，异体字常有出现。秦国和其他六国形成了不同的文字体系，即所谓“秦用籀文，六国用古文”。南方不少地区仍延续春秋以来的鸟虫书字体，如楚王璋戈铭就是典型的鸟篆书体。
战国青铜器以其铸造精良、金属细工高超以及轻便实用见长，开创了青铜器铸造业的一代新风。
二、浓缩古代社会生活的青铜生活器
春秋战国是社会大变革时代，随着商周礼乐制度的衰落，青铜礼乐器逐渐被日常生活用器所替代，青铜时代结束。秦汉以降，礼乐制度已不复存在，青铜器制造并未停止，而是更多地进入了日常生活领域，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故宫博物院收藏的青铜生活用器不但数量多、时代完整，且品类丰富，其中不少都属于青铜器中之精品，为不同时期的代表器，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生活状况。
1、精细华美的先秦器
中国青铜时代（夏—春秋）所生产的青铜制品绝大部分属于礼乐器，是为当时的礼乐制度服务的，但这时期也制作了多种生活用品，诸如：生产工具中的铲、镢，车马饰件的軎（又称）、辖、马冠、车铃，照容的铜镜，扣拢腰带的带钩，以及其它生活用器如灯、炭炉等等。特别是铜镜和带钩的大量存世，表明了它们已成为市卖之物。
青铜车马器数量很多，由于近年考古发掘了多座车马坑，大量车马饰物共出，使人们对过去未识的一些车马饰件有了新的认识。车马饰件主要有套在车轴两端的长筒形軎和固定车軎的长条形车辖，驾驭马时横勒在马嘴里的条形铜衔和方形或圆形的附件镳，马头部饰圆形而有两角的当卢，马额上的饰物马冠，以及装在车衡上方的銮铃和系在马颈上的铃等等。
不少车马器制作都很精工，商代车軎多饰夔纹和蕉叶纹，以云雷纹为衬底，花纹细腻。西周时的兽面纹马冠整体作兽面形，粗眉圆目，巨鼻大口，庄重威严。过去有人认为此器是用于驱疫辟邪的“方相”，陕西西安张家坡马冠饰的出土，确切地表明了它属于马额饰件。许多车马器部件做成动物形状，在实用性外加以艺术化，富有情趣，如双兔车饰、鸟形车铃。有的杆首、杖首做成牛头形或鸠鸟形。铜铃样式较多，用途有所不同，有铭文者少见。西周时的成周铃体作平口，顶饰半圆形钮，通体素面，铭文对研究当时用铃制度是重要资料。
炭炉较多且引人注意，这种器物从春秋时开始发展，多做成圆形，上置链梁，下附三足。按照古文献记载，这种圆形炭炉古称为“镟”[3]。考古发现与“镟”配套的还常有铜质的“箕”，用以铲炭。铜灯的样式较多，东周时代的铜灯多豆形，上有盘，用以盛油或插烛，中有柱，下有底座，还有树形灯或人形灯。战国错银菱纹灯，通体用银错出精美细腻的几何纹，颇具匠心，是豆形灯中的上乘之作（图六）。河北平山战国中山王墓出土的人形灯和十五连盏树形灯，工艺卓绝。铜灯的大发展是在西汉以后，战国是其产生和初步发展时期，但其工艺考究，造型优美，推测此前还应有一个萌发阶段。
照容用的铜镜源远流长，是兼具艺术性的实用品，有着极高的艺术价值。关于铜镜的起源历来是中外学者探索的重要问题，从文献记载看，可追溯到古史传说时代，《黄帝内传》、《玄中记》等书都提到黄帝和尧时已有铜镜[4]，这些传说是探索铜镜起源的重要资料。近年随着考古工作的进展，发现了早期铜镜，甘肃广河齐家坪和青海贵南尕马台出土了距今4000余年的齐家文化时期铜镜，齐家文化下限应与夏朝接近。这时的铜镜形体较小，外表也显粗糙，具有初始形态。商周时代铜镜数量增多，1976年河南安阳妇好墓出土铜镜四面，但镜体仍表现出早期粗拙朴素的作风。1957年河南三门峡市上村岭发现的春秋时期双钮鸟兽纹铜镜值得重视，镜背饰以虎、鹿和鸟形花纹。战国铜镜无论数量还是质量都有了很大的提高，这与商品生产的发展紧密相关。以南方楚国最发展，值得注意的是，在一些古代少数民族生活地区也发现了风格独特的铜镜。战国铜镜镜体较单薄，弓形小钮，平缘或卷缘。除素面镜外，还有丰富多彩的饰花纹镜，主要有山字纹镜、夔纹镜、蟠螭纹镜、羽纹镜、菱形纹镜、连弧鸟纹镜、狩猎纹镜等等。云雷纹、羽状纹常用以作主题纹饰的衬托。近年新出土的战国铜镜中，有的应用了错金银和嵌松石工艺，有的彩绘，瑰丽多姿。
用于扣拢腰带的带钩有铁、骨、玉等多种质地，但青铜制数量最多。这种服饰品最早为中国北方民族所用，春秋战国时传入中原。战国铜带钩，常见的形状有棒形、竹节形。有素面的，有嵌松石、错金嵌松石、错金银嵌松石。错金银的花纹多为卷云纹，精细绚美，有一定的艺术价值。
综观先秦青铜生活用器，以精细华美和轻便实用等特点著称，许多器种和工艺特点为秦汉以后所承袭，并逐步形成青铜生活用器完整的发展体系，在青铜器发展史上呈现出独特的风采，有着重要的历史文化价值。
2、金属细工发展的秦汉器
比较商周时代，秦汉时期的青铜器除器物性质不同外，在种类、形制、花纹、工艺技术以及生产经营管理等方面也有很大的区别。
秦统一后，为了巩固新兴的封建政权和促进经济文化的发展，加强了统一管理的措施，这种统一措施在青铜器上也有反映。
秦将统一度量衡的诏书直接刻、铸在官定的量、衡器上，或者先刻在铜版上，这种铜版称“诏版”，然后再将诏版嵌在衡器上。秦代量、衡器上刻有诏书的为数不少，故宫收藏的一件秦权上刻有二十六年诏文，40字，小篆字体。权多做成半圆球状，也有的呈较高的八棱状体。上海博物馆藏的秦孝公十八年商鞅方升，底部加刻秦始皇统一度量衡的诏文，表明秦统一六国后仍以商鞅量为标准量器。方升实测容量为201毫升，藉此可以推算出秦一尺相当于今天23.1厘米[5]。
近年秦代考古有很大收获，对陕西临潼始皇陵随葬坑的勘察和发掘获得了许多有价值的文物，例如：1980年冬在始皇陵封土西侧发现了两驾大型彩绘青铜车马，铜车马对研究秦代的金属细工和舆服制度有很高的价值。
秦俑坑内发现了许多青铜武器，品类有戈、矛、剑、铍、弩机、镞，许多都保存完整，光亮如新。对青铜镞所含成份进行的检测表明，刃部比铤部含锡量高，可增强杀伤力。
秦代青铜容器和乐器近年也有发现，如湖北云梦睡虎地、河南洛阳西宫和始皇陵建筑遗址内均有出土，器种主要有鼎、簋、钫、锺、、鍪、勺。1950年洛阳西宫出土的一组秦器，今藏故宫，其中有4件青铜容器，有鼎、敦、圆壶。鼎双腹耳，短马蹄足；壶腹作长圆形，颈较长，足较高，肩、腹无明显分界。花纹简单，鼎与敦仅在腹的中心部位铸一道凸弦纹，敦盖上有似树杈的变形蟠螭纹，壶腹上饰简洁的阴线鸟纹。秦代青铜器传世很少，因而洛阳和云梦的秦器格外重要，可作断代标尺。
西汉时期的青铜器与商周时代相比，地位已没有那么显赫，由于铁器、漆器和瓷器的发展，青铜器的数量亦有所减少，有些还逐渐被取代。但两汉时代仍然大量地制作青铜器物，并在青铜器的性质、工艺、种类、风格等诸多方面表现出鲜明的时代特征，同时也生产了不少旷世奇珍。
汉代的采矿遗址，近年在河北承德和广西北流铜石岭等地都有发现，从遗址内遗物的存留情况看，说明当时采集矿石后就地进行冶炼，减少了运输矿石的负担，提高了生产效率。
从文献记载和铜器铭文看，两汉青铜制造业主要由官府控制和掌握。《汉书·百官表》记载，汉中央政府中的“少府”机构内设“考工室”和“尚方”，管理的职官称“考工令”和“尚方令”。武帝时又设“水衡都尉”，与尚方、考工一样管理青铜铸造业。水衡都尉辖下的“上林三官”专门负责制作宫廷贵族所用的铜器。这些机构内部设置庞大，分工细致，管理严格。两汉的青铜器许多都标有尚方、考工、上林机构之名称，可与文献记载互证。
从两汉铜器铭文分析，此时也有私营冶铸作坊，河北满城西汉中山靖王刘胜墓出土的铜和铜钫的铭文上，记有器物分别从河东和洛阳购买，铜上并记有买价。不少铜镜也标出了私营手工业作坊主的姓氏，如侯氏、纪氏、袁氏、叶氏等等。东汉之后私营冶铸手工业增多，与豪强大族势力增长排挤了官方手工业紧密相关。
两汉青铜器的种类、形制、装饰和工艺等方面均具有浓厚的时代特色，它们以日常生活实用器为主，种类主要有：食器鼎、簋、釜、甑、鍪、斗、染炉；酒器锺、钫、樽、卮、耳杯、勺；水器洗、、盘；乐器钟、鼓、于；一般生活用器有镜、带钩、灯、炉、熨斗、熏炉、案等等。此外还有玺印、符节、货币、度量衡器、计时的漏壶，以及边远地区的贮贝器、、带板、扣饰、饰品等等，囊括了日常生活的诸多方面。
从铸造技术看，这时的青铜器虽然仍以日常生活实用器为主，多粗犷，素面，但金属细工中的错金银、鎏金、镶嵌宝石以及分铸套接和使用铆钉等技术都很发达，形成了两汉时代青铜工艺的新内容。
汉代铜鼎造型多扁圆形，腹耳，短三蹄足，也有三熊足者，盖上多为三环钮或三伏兽钮，鼎腹常有一道棱，器物名称也常铸刻在器表，如长扬共鼎。这些特点都是战国末期和秦代所罕见的。鼎铭常有纪年，如“永始三年”、“元始四年”等。有的鼎还有“乘舆”铭，有“乘舆”名的鼎是天子所使用的，这为研究皇室器物提供了重要资料。
铜壶形制多样，有圆形壶（又称锺）、方形壶（又称钫）、扁形壶（又称钾）、蒜头扁壶、长颈圆腹壶、鸟首壶，刘胜墓出土了橄榄形壶，最特殊的是腰鼓形壶，因罕见而格外珍贵。有链梁的壶很发达，刘胜墓的橄榄形壶链梁特别长，十分独特。
盛酒或温酒用的铜樽十分发达，圆形深腹，短三蹄足或兽足，还有带柄的樽。樽可分为盛酒器与温酒器两种，鼓腹者为盛酒器，直腹者为温酒器。铜樽大多制作精细考究，有错金银、鎏金和镶嵌松石等装饰，有的饰鸟兽纹图案。故宫收藏的建武廿一年乘舆斛，通体鎏金，器身下有嵌松石三熊足，下承圆形托盘，全器优美绚丽。铭文自名“斛”，但用酒樽的形式，推测此器已失去原来量器的性质而成为专门盛酒的容器（图七）。
饮酒器主要有耳杯，形制与同时流行的漆耳杯基本相同，椭圆体，两侧各有一半月形耳。刘胜墓出土的一套5件耳杯呈单环耳。
青铜水器主要有洗和，都是盥洗器，二者的主要区别是前者圆腹，形体较大；后者虽亦为圆腹，但形体较小而高。铜洗数量很多，多有纪年，如“元和四年”、“永和三年”等。还有吉祥语，如“富贵昌、宜侯王”、“千岁大富乐”等。也有的铸出制造地点，如“蜀郡”、“朱提堂狼”（朱提，今云南昭通一带；堂狼，今云南会泽一带）等等。铜洗的铸造虽简单，但一些铭文对研究两汉时代的历史、地理、地方冶铸业状况及社会生活等方面有着重要的价值。
青铜灯和青铜熏炉数量也很多，且制作精致，形式多样。灯在铭文中多写作“”。常见样式有豆形，特点是上有盘，中有柱，下有圆形底座，似豆；底座制成雁足，称雁足灯。灯盘边有把，自名“行灯”。还有人形灯、动物形灯、火焰状灯以及树形灯等等。
熏炉为古代焚香所用，1981年陕西兴平西汉武帝茂陵1号无名冢出土的铜鎏金银竹节熏炉，自名为“熏炉”。使用时，把香料放在炉内点燃，香烟通过盖上的镂孔冒出。汉代熏炉最常见的形式为博山炉，“博山”为海上的仙山，因炉盖上雕镂成山峦形，故名。力士骑龙托举博山炉，造型奇特，极具艺术想象力。此外，还有动物形熏炉。
铜镜和铜带钩在生活中使用普遍，遗存至今的实物非常多。铜镜图案在西汉早期仍沿袭战国时期的特点，如蟠螭纹、连弧纹、山字纹等。增加了一些铭文装饰，如吉祥语“长相思，毋相忘，常富贵，乐未央”、“大乐贵富，千秋万岁”等等。武帝至西汉晚期有星云纹镜、车马人物镜、四乳四虺镜、日光镜、昭明镜等等。西汉晚期至王莽时期出现了规矩纹镜，纹饰形象与六博棋盘相似，又称作“博局纹”。规矩纹镜内常配以四神和鸟兽图案，并有十二辰铭文和一些神仙内容。这类纹饰的出现与阴阳五行和谶纬学说有关。鸟兽规矩纹镜一直延续到东汉。东汉铜镜形体普遍加大，镜面微凸，出现了浮雕式的画像镜和神兽镜。画像镜多饰人物故事，神兽镜铸东王公、西王母等神仙和各种灵兽。东汉晚期出现了“长宜子孙”、“君宜高官”等吉祥语镜铭。
汉代制镜还体现了当时科技的发展，如西汉中期出现了一种“透光镜”，镜铭多有“日光”、“昭明”字样，日光或灯光照射镜面时，与镜面相对的墙上能映出镜背纹饰的影像。据研究，这种现象的产生是镜面与镜背产生相同的曲率所致。
带钩的形体一般较战国时长、粗一些，许多都有细腻的错金银、嵌松石或鎏金装饰，有的还嵌有水晶。近年出土的汉代带钩有鱼形、凫形、虎形等形状，这种富有情趣的动物形带钩在此前较为罕见。
铜釜、熨斗等也是这一时期较常见的生活用器。
一些边远地区的青铜文物有着鲜明的民族风格，反映了中国古代青铜文化的多样性。故宫收藏的众多透雕青铜牌饰与近年内蒙古、陕西、宁夏、吉林出土的考古资料可相互印证，同是中国古代北方草原地区以游牧经济为主的匈奴与东胡等族的制品，这些动物纹铜牌饰充分反映了草原文化的特点，有着极高的艺术表现力。牌饰图案有人、马、牛、羊、豕、虎、豹、犬、鹿；有些还表现了野兽奔逐和咬斗的场面，如虎扑马、狗咬马、虎噬鹿、双蛇咬蛙等等。这些动物牌饰的内容反映了北方民族的生产、生活状况。
西南地区的铜鼓很发达，除用作乐器外，也象征着权力。铜鼓的分型，按地区主要有石寨山型、冷水冲型、北流型和灵山型。鼓面和鼓身上常饰有太阳纹、云雷纹、翔鹭纹、竞渡纹、羽人纹以及细线的几何图案等等。云南古代滇民族的贮贝器、各种扣饰等对研究滇民族的社会生活和农业、手工业的发展都很重要。
3、铜镜发达的魏晋隋唐时期
三国两晋南北朝至隋唐时代，从总体上看是青铜器的衰落时期，但青铜造像和铜镜铸造却很发达，特别是唐代铜镜发展到历史的最高峰。
三国两晋南北朝的铜制品在种类上主要沿袭两汉以来的品类，但在数量和质量上都已衰微。铜器种类主要有：釜、斗、酒樽、砚滴、盘、洗、、唾盂、铜镇、铜镜等。
铜釜有扁圆腹圜底的，还出现了圆鼓腹平底釜，如太康三年釜，为西晋国家机构“右上方”所铸。北朝鲜卑族所用的炊食器铜，造型别出一格，特征是长圆腹，二直耳，圆底下有较高的圈足，在内蒙古呼和浩特市、辽宁北票和朝阳、新疆乌鲁木齐等地均有出土。斗此时最发达，多做成圆形瘦高体，三足，龙首或凫首。南北朝的斗在口沿一侧常有流口。铜酒樽的形制较汉代有一定的变化，圆形腹变为长筒状腹，西晋太康十年樽是典型作品。铜洗、铜基本承袭汉代作风，有的铜洗在底下附有虎状短足，有的在内底有“长宜子孙”铭文。雁足灯是三国两晋时期青铜灯的重要形式之一。铜熨斗流行，如江苏镇江梁太清二年窖藏一次就出土熨斗4件[6]，可见使用的普遍性。铜砚滴和铜镇等小件器多做成兽形和龟形，既实用又有艺术性。有巧匠将镇做成蟠龙状，通体用金错以云纹、圆圈纹，设计巧妙，造型新颖。
铜镜铸造业很发达，镜面微凸，圆钮座边上的柿蒂形叶更加延长，有的甚至延到镜边。图案内容主要沿袭东汉以来的神兽镜和画像镜。神兽镜有横列式和圆转式，这种高浮雕的铜镜主要产自三国时的吴国会稽山阴和湖北鄂城。许多铜镜有纪年铭文。画像镜题材主要是一些历史故事，如伍子胥画像镜，也有东王公、西王母等神人画像镜。西晋还流行四叶四凤和四叶八凤镜。
隋唐时代的青铜铸造业由官方手工业部门“少府监”下设“掌冶署”负责，表明官方监控很严格。这时青铜制品的种类和数量虽然不多，但铸镜业相当发达，有些铜制品很精致，小件的铜鎏金器较多。
青铜制品的种类主要有日常生活用品中的食器、水器、酒器，主要有斗、碗、勺、箸、罐、壶、瓶、杯、盘、洗、，乐器有钟、铃、钹、锣，最大量的是铜镜。
斗作圆形，个别斗整体更加厚重有力，福建浦城出土的一件龙首柄斗，其圆口沿一侧之流呈三角形。铜碗又称铜钵，多有盖（图八），一般呈半圆形，浅腹，平底，有的颈部饰弦纹，素朴雅洁。圆腹提梁罐较常见。长颈瓶和长圆体顶上有直筒状流的净瓶是这一时期的重要产品。铜盘作圆形高足，有的口沿做成花瓣状，制作精湛，富有艺术美感。铜洗为直口，平底，有的通体鎏金。铜圆形，高圈足，体一侧有一流口，但少见。青铜杯是这一时期富有时代性的器物，形制多作长圆腹，下有短校和圆形底托，通体鎏金，纹饰富丽，制作考究，工艺精湛，是唐代铜器中的珍品。
小件的青铜生活用品种类、数量较多，如勺、箸、盒、剪刀、锁、镊子、带饰、马蹬、砚滴，由此可见铜器在当时日常生活中的作用。
青铜打击乐器发达，有钟、钹、锣等。
隋唐时期是中国古代铜镜发展的高峰期，在铜镜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位置。 隋唐铜镜普遍厚重光亮，铜器中所谓黑亮的“黑漆古”、洁白光亮的“水银沁”数量很多，制作精工。据古籍记载和现代科技对其金属成份的测定，这时铜镜所含锡与铅的比重增加到30％，这是铜镜质量精细的重要保证，再加之磨镜技术的提高，因而留存至今的隋唐铜镜仍光可鉴人。隋唐铜镜的样式除传统的圆形、方形外，还有菱花形、葵花形、方形圆角、亚字形和带柄手镜。依照铜镜的发展演变情况，可分为以下几个阶段。
隋至唐初的铜镜以圆形镜为主，也有方形的，圆钮。流行四神十二生肖纹饰，有单独的，也有两者组合。还有八卦纹镜、四兽纹镜、四马纹镜、龙纹镜，等等。不少铜镜在外区镜缘上铸有铭文带，配有五言诗，诗句优美：“照日菱花出，临池满月生，公看巾帽整，妾映点妆成。”“玉匣盼看镜，轻灰暂拭尘，光如一片水，影照两边人。”
盛唐时期铜镜质高量多，除圆形外，更多的是菱花形和葵瓣形，方形镜也渐多起来。图案内容丰富多彩，重要的有花蝶、鸾凤、鸟兽、缠枝花、宝相花、云龙、月宫仙人、人物故事等等，其中最负盛名的是海兽葡萄纹和打马球图，形神兼备，引人入胜。打马球铜镜近年在江苏扬州和安徽怀宁也有出土。方镜中饰峰峦起伏状图案的峰峦纹方镜，世所罕见（图九）。这时期铜镜在工艺上亦有很大发展，如银托、金银平脱、嵌螺钿等，工艺讲究，色彩丰富，增加了铜镜的装饰效果。
晚唐铜镜有所衰退，趋向轻薄，花纹也简略，新出现了亚字形和方形圆角形镜，“?蛀”字纹和“千秋万岁”铭是这时期的新品种。饰八卦图形和干支名、十二生肖图案的铜镜也较多，这一内容的铜镜被五代、宋所承继。
4、仿古突出的宋代铜器
中国青铜铸造业发展到两宋已经走向尾声，无论规模、数量都已远不如前代。这一时期制造铜器的原料常常采用铜、锌合金的黄铜，古籍称为“石”。在器物种类和风格上以仿制前代古铜器为突出特点。另外，在技术上也取得了一些成就，如利用胆水从硫酸铜中把铜置换出来的胆铜法，就具有重要的科学价值。
两宋时期的铜制品主要有锅、勺、箸、壶、樽、执壶、净瓶、灯、炉、权、笔架、铜镜等。锅作圆形平底，有提梁有流式。盘有三短足。执壶作圆形，有扁平和微曲的流。瓶作长颈圆腹。炉主要有鬲式和鼎式两种形式。随着佛教的发展，佛塔大量制造，有的还鎏金。文房中的笔架，有的做成城楼式，极富艺术性。
仿制器成就最高，仿造的时代从商周至汉魏六朝，主要有鼎、簋、豆、尊、壶、觚、卣、鸟兽尊（多为牺尊、鸟尊）、钟，等等。徽宗朝的一些仿制品甚至可以乱真。宣和三年尊，全器色黑灰，圆体，侈口，器身有四道扉棱，饰有兽面纹、蕉叶纹、蚕纹，器内底铸有大篆铭文，释文为：“唯宣和三年正月辛丑，皇帝考古作山尊，于方泽，其万年永宝用。”该器为仿商周时尊的造型。大晟钟是以春秋时代的宋公成钟为模型仿造的，数量很多，律名有黄钟清、林钟、蕤宾、夹钟、大吕清和夹钟清，其中夹钟清被金朝人掠走后，将原刻“大晟”钟名改刻为“太和”。这些仿器是宋代仿古青铜器的代表作。
宋代铜镜较唐代轻薄、粗糙，流行圆形和菱花形，也有圆形带柄镜、葵瓣镜。纹饰具有绘画性，主要有缠枝花草牡丹、人物楼阁、双龙、双鱼、双凤、四蝶、海水行舟等。许多铜镜都标明铸镜作坊的标记，从中也（下转30页）（上接16页）可以看出其时铜镜的商品性质，以及同业竞争的情况。标记中最多的是湖州石家，此外还有湖州薛家、成都刘家、建康府茆家，等等。
与两宋对峙的契丹族建立的辽朝和女真族建立的金朝以及党项族建立的西夏朝，在铜制品上除受汉文化影响外，也往往表现出本民族的特色。例如：辽朝随葬用的铜丝制的手足套、铜面具，口沿呈八角弧形的铜盆，仰莲人物烛台，等等；金朝方形流的铜、盖碗、扁圆形砝码等。
辽、金铜镜较为发达，突出的民族特色尤其值得重视。荷花纹、连钱纹、龟背纹、联珠纹、童子戏花纹等多属辽镜特点；莲花纹、菊花纹、钱纹、人物故事镜中的柳毅传书、巢父樊竖以及吴牛喘月等多属金镜特点。辽、金铜镜除圆形和圆形手镜、菱花形、葵花形外，还出现了八角形镜，金代出现了扇形镜。
值得注意的是，辽、金铜镜上有一些铭文内容反映了官方禁铜和对冶铸业的控制。《金史·食货志》大定十一年（1171年）二月记：“禁私铸铜镜，旧有铜器悉送官。”因而铜镜上常见验记铜镜的地名、官方机构和检验者的花押。辽、金铜镜多有纪年，如“天庆三年”、“承安三年”，为研究者提供了准确可考的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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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安金槐、李京华：《登封王城岗遗址的发掘》，《文物》1983年3期。
［2］司母戊鼎1939年出土，今藏中国国家博物馆。
［3］《说文解字·金部》：“镟，圜炉也，从金镟声。”
［4］《黄帝内传》：“帝既与西王母会于王屋，乃铸大镜十二面，随月用之。”《玄中记》：“尹寿作镜，尧臣也。”
［5］唐兰：《商鞅量与商鞅量尺》，《国学季刊》1935年5卷4期。
［6］刘兴：《江苏梁太清二年窖藏铜器》，《考古》1985年6期。
〔责任编辑：许潞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