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秋至1941年夏，我在延安陕甘宁边区第一保育院生活了一年多的时间，虽然当时只有四五岁，却留下了许多终生难忘的美好回忆。
　　
　　战时儿童的幸福乐园
　　
　　1939年深秋，一个风和日丽的上午，当时在安塞县军委二局工作的姨姐刘秀清和姐夫冯维靖送我到刚成立不久、离安塞不远的小草峪村陕甘宁边区第一保育院。一堵矮土墙把山脚下当地老百姓的几眼破旧土窑围成一个小院子，院中设备非常简陋，这就是我印象中的第一保育院。
　　延安陕甘宁边区战时儿童第一保育院是抗战期间由“中国战时儿童保育会”出资，在我党中央和边区政府及海内外各界进步知名人士赞助下成立的，隶属“中国战时儿童保育会陕甘宁边区分会”管辖。
　　在抗战最艰苦的年代里，国民党政府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对我解放军进行了残酷的经济封锁，边区军民的生活非常困难，我党政军高、中级干部都吃粗粮、穿自纺自织的粗布衣，只有在节假日改善生活时才能吃到白面，能吃到肉就更难得了。虽然边区战时儿童第一保育院由“战时儿童保育会”提供经费及物资，但也是非常有限的。为了保证保育院中这些战时难童及抗日将士、革命烈士的孩子们能健康发育成长，我党中央及边区政府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想方设法，多方筹措资金及实物改善孩子们的生活条件，从而保证了战时儿童的身心健康。保育院的孩子们每天都能吃到白面，炊事班的阿姨们为了孩子们吃得好、吃得饱，动脑筋想办法，不辞辛苦改换花样，精心安排每日的食谱，做到了一日三餐有稀有干，馒头、花卷、包子、面条样样俱全。为了孩子们的营养，炊事员阿姨们还牺牲个人休息时间，加班加点，自己动手磨制了豆浆，供孩子们早餐食用。保育院的孩子们实行供给制，定期发棉、单衣及帽子鞋袜、毛巾牙刷牙粉擦脸油等日用品，孩子们穿的衣服全是用战时儿童保育会捐助的卡其布、斜纹布制成，这在当时边区可以说是绝无仅有的。当时我们这些孩子大都在四五岁左右，生活不能自理，父母或在抗日前线，或已在对敌斗争中牺牲，或正在不同的革命工作岗位上紧张地工作着，根本无暇顾及自己的孩子，保育员阿姨们三班轮倒、日夜对我们进行看护，尤其是值夜班的保育员阿姨更是辛苦，她们通宵不能合一眼，夜里还要查床理铺，为孩子们盖被子。因当时不少孩子有夜里尿床的毛病，他们还得逐床巡回检查，定时呼尿。
　　保育院领导和保育员阿姨们不仅想方设法保证孩子们的饮食起居、生活营养，还非常注重孩子们智力的开发和爱国主义、集体主义思想品德的教育。她们带领我们做游戏，教我们唱革命歌曲，给我们讲故事，还经常带我们到延河之滨、旷野山丘欣赏大自然的美好风光，欣赏陕北高原春天的李白桃红和冬日的冰晶雪莹，从而丰富了孩子们无穷无尽的想象力，也借以培养孩子们热爱中华大地、祖国河山的爱国主义思想。当时我印象最深的两件事，一件是保育员阿姨给我们讲的二十九路军大刀队在喜峰口夜袭日军大获全胜的故事，一件是带我们去杨家岭拜谒宋代边关主帅、抗敌英雄杨延昭（六郎）的陵园，杨家几代人抗御外敌，忠心保国、为国捐躯的感人事迹深深地触动了我幼小的心灵。
　　保育院领导和阿姨们还很注意发现并培养孩子们的各种爱好和特长。孩子们性格各异、爱好不同，有喜欢唱歌跳舞的，有喜欢画画的，还有口齿伶俐能言善辩的等等，院领导和保育员根据我们的兴趣特长，因势利导，使我们的爱好和特长得以充分发挥。我从小就喜欢画画，到保育院不久，保育员阿姨们很快就发现了我的这一爱好，她们给我找来铅笔和白纸，热情鼓励我画。记得一天上午，一位保育员阿姨正端坐在窑洞内值班，我被她的神态所吸引，便不由自主地拿起笔，为她画了一幅小像。虽系儿童画，也只是抓住了被画者的一些特点，谈不到有多像，但还是得到了保育员阿姨们的夸奖。1941年夏我离开保育院后，院里举办了儿童画展。后来听大人说，我画的那幅保育员阿姨的小像也展出了。
　　为了提高孩子们的思想素质，表扬先进督促后进，保育员阿姨们利用休息时间，用彩布、棉絮裁剪缝制成一些小动物、小模型玩具，每逢过年过节，发给每人一个奖品或节日小礼物，经小朋友们民主评定、选出的“模范儿童”，每人奖给一个小飞机，表现较好的孩子赠送一个小汽车，表现一般的赠送小白兔，个别不遵守纪律不听保育员阿姨话的，则送给一个小乌龟，从而激励大家积极向上、争当模范儿童。
　　
　　保育院趣事
　　
　　在保育院众多的小伙伴中，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刘伟和项阿毛。刘伟长着圆圆的脸庞，一双大而有神的眼睛似乎会说话。他性格内向、少言寡语、举止文静，活像一个“小姑娘”。据说他的父母都在抗日前线，不知出于什么原因，我和他最要好。寒冷的冬季，他总是棉衣内贴身穿着一件用边区自纺粗羊毛线织成的已经发了旧的红色毛衣，据说是几年前他母亲上前线之前亲手给他织的。当时陕北的冬季比较冷，总爱围着木炭火炉一边烤火一边听保育员阿姨讲八路军打日本的故事。当时我们除一日三餐（星期日一日两餐）外，中间无零食解馋，大家都穿着边区自产自纺的粗毛线毛衣，不记得是哪位小朋友发现羊毛线在火炉上烧灼后有一种特殊的香味，放在嘴里嚼起来很有味道，于是乎大家都争相效仿，纷纷把自己毛衣袖口的毛线一根根揪下来烧着吃，唯独刘伟舍不得揪他毛衣袖口上的一根毛线。一个淘气的小朋友伸手从他的毛衣袖口上揪下一根毛线烧着吃，竟气得刘伟哭了起来。母子亲情，由此可见。
　　


　　项阿毛是保育院幼稚班中有名气的小淘气鬼和尿床大王，其父项英是当时新四军副军长，母亲和父亲都在皖南前线。好像他曾在国统区当过“流浪儿”，社会阅历和“斗争精神”都比我们这些“白纸人生”的孩子又多又强，加上在众多的孩子们当中，他的尿床水平最高，是保育员阿姨们最操心的一个孩子。他的个人英雄主义极强，给我印象最深的是有一次我们在厕所解手时，同班一个小朋友对阿毛说：“谁都不敢吃屎，你敢吗？你要是敢吃，我们大家就佩服你，你就是英雄。”热衷于当“英雄”的阿毛听此话后毫不犹豫地从厕所里拣起一小块干屎放在嘴里就嚼着吃了，把我们几个当时在场的小伙伴都惊得目瞪口呆。他的牙本来就是虫牙，尤其是几个门牙残缺不齐、黄中透黑，后来大伙都说他吃屎把牙吃黑了。
　　1950年，我刚考入当时设在北京鼓楼大街宝钞胡同的北京师大附中第二部(北京10l中学前身)，阿毛已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某舰队一小炮艇艇长了。一天，他穿着整齐的军装来到我们学校看望当年延安保育院及保小的小伙伴。儿时伙伴，建国重逢，叙旧话新，大家都非常高兴，阿毛笑口一开，露出洁白整齐的牙齿，我不由得逗他说：“阿毛长大了，不吃屎了，所以牙也变白了。”逗得大伙哈哈大笑。
　　保育院建院初期，除正顿饭外不发零食，小孩子消化力强，餐间时有饥饿感，尤其是我这个刚从能吃零食的家庭进入集体生活中来的孩子，更是不习惯，一次午餐时，我偷着多拿了一个馒头放在帽子里，再把帽子戴在头上，以备下午饥饿时吃，谁知偌大一个馒头顶在头上，把帽子顶起老高，好似头顶上长了一个大包。下午保育员阿姨在院子里领我们做游戏时，发现我头顶上鼓起一个大包，她很是奇怪，随手就把我的帽子摘了下来，只见一个又白又圆的大馒头从我头上咕噜噜滚到地上，引得在场的众多小伙伴们哈哈大笑。那位保育员阿姨当时并没有责怪我，但我的脸立刻羞红了起来。事后我向保育员阿姨承认了错误。后来，随着条件的逐步改善，餐前饭后开始给我们发一点饼干之类的零食，就再没有类似的情况发生了。
　　
　　朱总司令看望我们
　　
　　由于战时儿童保育会在经济上的大力援助和党中央及边区政府的关怀，我们的生活居住条件得以不断改善。1940年以后，保育院在距延安不远的李家洼重建了新院，成排青石砌口、崭新的窑洞，配以镰刀斧头五角星等多种图案制成的木门窗，使新院显得特别美，场院也比老院宽敞多了。在窑洞口的正上方，还镶嵌着刻有毛主席、朱总司令等中央首长为保育院儿童亲笔题词的石匾。我们的伙食也比过去好多了，一日三餐，有稀有干，菜蔬丰富，有肉有蛋，餐前饭后还能分到饼干、水果等零食，逢年过节还发给每个孩子月饼、水果糖、饼干等小食品、小玩具。中央首长们也非常关心我们的健康成长，不时抽暇来保育院看望我们。记得1940年一个秋高气爽的下午，朱德总司令等一行多人坐着当时延安仅有的两辆汽车来保育院看望我们，大家非常高兴，一拥而上把总司令团团围住，问这问那。朱总司令蹲在地上，两手就势抱住紧贴他身边的两个孩子。和蔼可亲地望着大家，耐心地回答孩子们提出的一个又一个问题。当时年仅5岁的我，真有点“初生牛犊不怕虎”，看见总司令上衣兜里别着一支又大又粗的钢笔，感到很新鲜，就问总司令：“这是什么东西？”总司令笑着从上衣兜抽出来给大伙看，说这是钢笔，是用来写字的。我又问总司令为什么在笔帽顶部有一个圆圆的红太阳，总司令耐心地给我解释说，这是日本国国徽，这支笔是八路军缴获的战利品。随后，不知是谁提议让我们这些从小生长在山沟里，从来没坐过、甚至没见过汽车的孩子们坐坐汽车，过过车瘾，总司令非常爽快地答应了。我们兴高采烈、争先恐后地在大人们的搀抱下上了汽车。那辆黑色明光铮亮的小汽车是南洋华侨领袖陈嘉庚先生送给毛主席的，车身上用白色油漆写着“南洋华侨”四个工整醒目的仿宋体大字。跑在前面的几个孩子抢先上了这辆小汽车，绝大多数的孩子们被大人们一个个抱到另一辆大卡车上，司机启动了发动机，在嗡嗡的机器声响中，两辆汽车一前一后，在保育院大门外一片开阔地上飞驰起来。看见一排排窑洞、一棵棵树木迅速消失在车后，我们真是既惊奇又高兴。汽车在草坪上转了几个大圈后缓缓地停了下来，孩子们又被大人们一个个从车上抱下来，然后排成整齐的队列，招手向总司令等人告别。朱总司令和随行人员也先后登上汽车，笑容满面地向孩子们挥手告别，两辆汽车一前一后向延安方向飞驰而去。这时已是日落西山，天空中映现出一片绚丽的彩霞，映红了孩子们一张张稚嫩的笑脸。
　　
　　别了，保育院
　　
　　1940年冬，在延安“女大”陕甘班学习期满的大姨母刘守玉(当时化名田采玉)被分配到保育院当保育员。亲人的来到，使我欣喜若狂，从此，我比其他小朋友多了一个“安乐窝”。大姨母把自己一日三餐节省下来的馒头拿回宿舍，在火炉上精心烤制成一片片色泽金黄、薄脆可口的馒头干，装在用羊肚子毛巾缝制的口袋里，挂在墙上，供我饥饿时食用，从此，我再不会饥肠难耐了。她对我无微不至的关怀，使我在远离母亲的情况下(当时我母亲在陕北延长县工作)又重新感受到了“母爱”。
　　1941年夏，组织上为照顾大姨母的夫妻关系(大姨父刘墉如当时任晋绥行署财政处长)，决定调大姨母回晋绥工作。亲人的突然离去，使我幼小的心灵难以承受，整日以泪洗面，三天拒不进食，吓坏了保育院的阿姨们，她们对我多方劝慰，仍然无效，不得不通知在延安边区交际处待命出发的大姨母。经大姨母和在延安王家坪八路军总部的三姨母共同商量后，决定先把我从保育院接出来，在延安小住几日，调整一下情绪再说。一个阳光明媚的上午，三姨母牵着一匹马，把我从保育院接出来，送到边区交际处大姨母那儿。她俩商量一番，让我住几天再回保育院。但我就是不愿回去，最后只好决定让我随大姨母回晋绥。
　　离开延安的前一天，我随大姨母去见当时在延安养病的晋绥行署主任续范亭，续主任是国民党爱国将领，他为抗议蒋介石反动政府的不抵抗政策和唤起国人抗日爱国救亡之心，曾在南京中山陵剖腹自杀，以明心志，当时在国内外引起很大震动。当我们走进他居住的窑洞后，面孔消瘦、肤色黄白、双目炯炯有神的续主任热情地招呼我们坐下，稍事寒暄后，就铺纸提笔给我大姨母写了一封介绍信，并从一个极为精致的黑色小皮箱中取出一叠崭新的边币(即边区钞票）交给大姨母，又对她叮嘱了一番，我就随着大姨母告辞出来，回到了交际处。
　　次日一早，一位马伕牵着一头大青骡，驮着我和大姨母离开了延安，向晋绥方向进发。我骑在骡子屁股上，两手紧紧搂着骑在鞍座上的大姨母的腰，频频回头遥望革命圣地延安和耸立在延河之滨的宝塔山，泪水渐渐模糊了我的视线，既有思念又有留恋，我从内心深处发出了轻轻的呼唤：别了，延安；别了，保育院；别了，亲爱的小伙伴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