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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两年，西方作家书写中国的书籍被频频引进。其中通过长年的追踪观察，书写大变革之下中国人个体的生活和情感，让大众读者产生深刻共鸣的“人本派”纪实文学作品，广受好评。这类作品中最具代表性的，是美国作家彼得·海斯勒的“中国三部曲”。此外，和彼得·海斯勒一样作为“和平队”的志愿者来到中国，并在中国生活十几年的迈克尔·麦尔关于老北京胡同生活的著作《再会，老北京》也是口碑之作。
麦尔说，“我认为这对我的写作来说，是比较公正的评价。我写这本书的目的是告诉人们，我们曾经居住在21世纪的北京，这是一种怎样的生活方式。当我刚开始写这本书的时候，我以为我所写的是传统建筑，但后来发现，邻居成了我生活中的一部分——这些角色有了自己的命运。我想念曾经生活在老北京胡同里的每一天。”
与中国的缘分
麦尔常对朋友说，并非他选择了中国，而是中国选择了他。1995年，在底特律农场长大的他第一次离开家，跟随“和平队”来到遥远的中国，按照官方的说法，他是一名“中美友谊志愿者”。参加“和平队”时，麦尔打的算盘是去说拉丁语或者南美洲的某个地方住上两年，因为他在威斯康辛大学主修教育学，并准备拿西班牙语和英语的执教证书。而和平队却让他在中国、蒙古和海参崴中做出选择。前往中国的机票最贵，三周后，他放弃了公寓和车，并和女朋友分手，坐上前往中国的飞机。那时，他一句中文都不会说，也不会用筷子。
麦尔在“和平队”的任务是在四川的内江，内陆的地级市，一所职业学校培训英语教师。内陆的小城生活，是他对中国的最初印象。因为不曾在北京、上海这样的大城市待过，麦尔从不曾有过“这个地方看上去真落后”的想法，相反的，内江对他来说是全新和令人兴奋的开始。在那个没有互联网、没有手机的年代，闲适、相对封闭的环境，让他很容易全身投入小城的生活本身。回想那两年的生活，他说，“学校里有很好的图书馆和篮球赛，还有一条有着面馆可并不十分干净的弄巷。我花了很多时间四处走动，这是学习中文很好的方式。”学好中文是当时麦尔最大的目标，因为一到中国他立刻认识到，如果自己能说学生们的母语，将会有更多、更好的体验。
也因为自己是生活在小城里的唯一一名外国人，麦尔学会了如何和陌生人相处，如何不要让自己成为别人注意的焦点。这种迅速融入当地生活的能力，对他后来在老北京胡同的生活起了很大的帮助。在胡同生活时，他“永远表现得有兴趣、心态开放地倾听，不摆谱——和之前住在高层公寓不同，不会再一直紧闭房门过自己的生活，而是每天四处走动，向别人介绍自己，并听听他们都在说什么。”这种方式让他的生活体验更加真实，更具层次，也更丰富。
在此期间，麦尔读了不少中文书籍，他最喜欢老舍的小说，那让他想起狄更斯笔下的伦敦。他被书中的人物，他们的幽默，他们说话的方式所吸引。虽然他并不认为自己将有可能生活中在30年代的北平，“但北京仍旧有它独一无二的吸引力：人们说话的方式，他们怎么在这里生活，他们怎么吃怎么喝。”
北京选择了我
结束和平队的志愿服务后，北京成了麦尔理所当然的选择。除了在国际学校担任英文老师的工作外，他也在清华大学学习中文，并从事自由写作，为外国媒体撰写有关中国的旅行文章。那些即将消失、不可逆转的事，引起了麦尔的注意。在写关于冯骥才和天津老城改造的故事时，他发现找不到一本详细记录正在消失的北京的书，不管这种消失是好是坏。于是他打算自己写一本，关于胡同被拆掉之后，城市会失去什么的书。麦尔说，“这不是一篇文章，从建筑风格的角度分析胡同，而是描述那些居住在胡同里的人，他们的日常生活是怎么过的。”
采访自从小生活在阜成门附近一条即将被拆毁的胡同的中年男人开始，同时着手有计划的研究。在找寻资料的过程中，麦尔读到了法国建筑师柯布西耶在1929年发表的著作《都市主义》。在书中，柯布西耶写道：“只要大家讨论要拆掉一座充满结核病菌、让人泄气的破烂老房子时，你就能听见他们跑出来哭哭啼啼，‘那些铁艺装饰怎么办？那些美丽古老的手工铁艺装饰怎么办？’可能这些先生们的太太没事做去走访了一下贫民窟，为了显示自己的宅心仁厚，装模作样地爬上摇摇欲坠、吱吱呀呀的楼梯，在如今贫民聚集的某座老房子里看到一件心仪的铁艺装饰，就忘不掉啦，得掺合进来。”“当然，如果你问问这些整日忙于写论文和指导公共意见的恋旧人，他们住在哪里，答案肯定是某某小区，电梯公寓什么的，要么就是位于花园深处，舒服豪华的小别墅。”
柯布西耶的话如醍醐灌顶。麦尔自己也承认，“我见过的最坚定和尖锐的胡同保护者们都是历史学家和游客。他们未曾亲身在胡同里生活过，都是被那看得见摸得着的古老建筑和其细节吸引，其中当然包括古老美丽的手工铁艺装饰。尽管我也为老北京历史古迹的消逝而伤身忧心，但我也是个一直住在公寓里的‘假把式’。”（引自《再会，老北京》P20）他希望自己不是以一个外来者的身份，轻率喊出“保护老北京胡同”这样的口号，而是居住在胡同里，切身感受那里的生活究竟是怎样的。2005年8月，麦尔终于在大栅栏的杨梅竹斜街的大杂院租到了两间房，并开始三年的胡同生活。
消逝的生活方式
第一次到胡同看房子，想到居住在那里可能会有的生活上的种种不便，麦尔说，“这看起来有点像是在城市里搭帐篷。不便性对我而言，只是暂时的，我随时可以离开，但是我书里写的那些人是没有选择的。因此，当我对缺乏隐私、太热、太冷，要步行到厕所感到厌倦时，我就提醒自己：你随时可以离开，但他们不能。”
如果说，一开始柯布西耶的话让麦尔下定决心亲身体验胡同的生活，胡同的生活，则让他更能理解那些话背后的意涵。他切身地了解，为什么大多数生活在胡同里的年轻人愿意搬去郊区住在新的公寓里，又为什么那些上了年纪的人希望保留胡同。他说自己的写作就是要呈现胡同里的人的生活——既不浪漫，也不是观光时和明信片上所要我们相信的。“房子本身能做的事情很小，但胡同是他们的身份证明。在胡同里，你永远不会是外来者，每个人都知道你，你也知道每个人。紧密的社交网络让这里的生活独一无二。” 的确，在过往漫长的年月里，胡同发挥了保护传统生活方式和生活关系的作用，但年轻人纷纷离开那里，是否意味既有的生活方式和生活关系已经发生改变，这种传统的居住形式不再适应现代人的生活？麦尔很赞同这样的说法。他说，“在英文中，我们说用脚投票，你决定在哪里生活将体现你的价值观。在今天的北京，大多数年轻人选择住在郊区的新公寓，我能理解——尤其当一个人有了孩子、车子，或者需要住在一起或至少需要住得比较近的姻亲。对大多数年轻人来说，步行的生活不再是一种现实的选择，他们需要通过高速公路，公交车或者地铁出行。居住在北京市中心的胡同，以现在的情况来说，其实是极为奢侈的，虽然大多数人工作的地方都离他们居住的地方很远。”
保留社区的感觉
在书里，麦尔提到了一种解决这个问题——既能保存胡同生活的精髓，一种社区的感觉，而非建筑本体——又能适应现代生活的，看似两全其美的办法。“公众反应比较积极正面的一个片区修缮范例位于北京东二环边——该区区政府拆除了危险的四合院，修建了一系列较为简单的现代非电梯公寓楼，让过去的四合院居民住了进去。楼房之间的地带保留着原来胡同的名字：南仓胡同、豆瓣胡同。如果给过去海运仓胡同的一位老住户写信，则地址不变，只是房子的门牌号变成了公寓楼的房间号。旧城那个片区的地图看上去和帝制时代没什么两样。”“和位于菊儿胡同四合院之间的那些津贴式底层公寓一样，这些公寓楼因为距离地铁站较近，去中心湖区方便，并且能感受胡同片区文化的优势，很受中外租客的欢迎。”（引自《再会，老北京》P297～299）
可是这种方法仍存不足之处——胡同这一实体形式已经消亡。对此，麦尔说，“我觉得这是非常好但无法重复的方式。这些公寓的价格都非常高，也有些人把安置房租给陌生人，而自己租住在更便宜的地方。从保护社区的角度来说，这并非这个项目的目的。这是北京现在规划的一个核心主题，这个绝对多少影响了政府正在进行的设计和住房的销售。”
为了更全面也更严谨地完成这本书，麦尔前往越南、法国等国家，考察他们对传统建筑/社区的保护方式。他最喜欢河内的做法。在河内，如果居民想改造自己在老城区的房子，政府会提供建议和指导。“不过河内房子的产权结构和北京的不同，很难将北京和其他地区的历史名城做比较，因为它的所有权问题和建筑使用的材料和其他地方非常不同。河内的建筑是由石头建造的，北京的建筑是木头和其他会有渗透性问题的材料，这些使得对他们的保护变成拆除或是替换新的梁木。”
回到老北京胡同的保护，麦尔的建议是：“必须反映在规划上。即使是在高层建筑，只有在规划者和开发商觉得这是有价值的，使商业设计和居住空间很好地融合在一起，伴随着无车区域，步行和玩耍都和邻居打成一片之后，才有可能保留这种紧密的社交网络。什么是值得保护的？这是一个难题，因为我们必须讨论使用权和产权。”
启动老北京胡同这本书的写作计划时，麦尔想，有一天“无形之手”会告诉自己和邻居，房子将被拆毁，那就是这本书的结尾。可是三年了，那双“无形之手”从没有来过。这也是他调查、写作这本书的过程中，觉得最困难的部分——不知道什么时候该停止研究。后来大娘（麦尔的房东）搬走了，他知道，是时候离开了，因为四合院没有了她，就不再有家的感觉。
2008年8月8日，北京举办奥运会那天，麦尔搬离了胡同。他在伦敦的一家旅馆里开始写作。距离让他意识到，自己曾经居住在一个多么独特的社区。当他开始讲述那段生活时，他发现自己更多的是想念，想念在那里的朋友、邻居、学生。“所以在这本书里，这些人物角色的故事取代了我自己的，你会发现，我并不是书里真实的存在。对我来说，北京人的故事远比我自己的有趣得多。”
麦尔说，“我认为这对我的写作来说，是比较公正的评价。我写这本书的目的是告诉人们，我们曾经居住在21世纪的北京，这是一种怎样的生活方式。当我刚开始写这本书的时候，我以为我所写的是传统建筑，但后来发现，邻居成了我生活中的一部分——这些角色有了自己的命运。我想念曾经生活在老北京胡同里的每一天。”
与中国的缘分
麦尔常对朋友说，并非他选择了中国，而是中国选择了他。1995年，在底特律农场长大的他第一次离开家，跟随“和平队”来到遥远的中国，按照官方的说法，他是一名“中美友谊志愿者”。参加“和平队”时，麦尔打的算盘是去说拉丁语或者南美洲的某个地方住上两年，因为他在威斯康辛大学主修教育学，并准备拿西班牙语和英语的执教证书。而和平队却让他在中国、蒙古和海参崴中做出选择。前往中国的机票最贵，三周后，他放弃了公寓和车，并和女朋友分手，坐上前往中国的飞机。那时，他一句中文都不会说，也不会用筷子。
麦尔在“和平队”的任务是在四川的内江，内陆的地级市，一所职业学校培训英语教师。内陆的小城生活，是他对中国的最初印象。因为不曾在北京、上海这样的大城市待过，麦尔从不曾有过“这个地方看上去真落后”的想法，相反的，内江对他来说是全新和令人兴奋的开始。在那个没有互联网、没有手机的年代，闲适、相对封闭的环境，让他很容易全身投入小城的生活本身。回想那两年的生活，他说，“学校里有很好的图书馆和篮球赛，还有一条有着面馆可并不十分干净的弄巷。我花了很多时间四处走动，这是学习中文很好的方式。”学好中文是当时麦尔最大的目标，因为一到中国他立刻认识到，如果自己能说学生们的母语，将会有更多、更好的体验。
也因为自己是生活在小城里的唯一一名外国人，麦尔学会了如何和陌生人相处，如何不要让自己成为别人注意的焦点。这种迅速融入当地生活的能力，对他后来在老北京胡同的生活起了很大的帮助。在胡同生活时，他“永远表现得有兴趣、心态开放地倾听，不摆谱——和之前住在高层公寓不同，不会再一直紧闭房门过自己的生活，而是每天四处走动，向别人介绍自己，并听听他们都在说什么。”这种方式让他的生活体验更加真实，更具层次，也更丰富。
在此期间，麦尔读了不少中文书籍，他最喜欢老舍的小说，那让他想起狄更斯笔下的伦敦。他被书中的人物，他们的幽默，他们说话的方式所吸引。虽然他并不认为自己将有可能生活中在30年代的北平，“但北京仍旧有它独一无二的吸引力：人们说话的方式，他们怎么在这里生活，他们怎么吃怎么喝。”
北京选择了我
结束和平队的志愿服务后，北京成了麦尔理所当然的选择。除了在国际学校担任英文老师的工作外，他也在清华大学学习中文，并从事自由写作，为外国媒体撰写有关中国的旅行文章。那些即将消失、不可逆转的事，引起了麦尔的注意。在写关于冯骥才和天津老城改造的故事时，他发现找不到一本详细记录正在消失的北京的书，不管这种消失是好是坏。于是他打算自己写一本，关于胡同被拆掉之后，城市会失去什么的书。麦尔说，“这不是一篇文章，从建筑风格的角度分析胡同，而是描述那些居住在胡同里的人，他们的日常生活是怎么过的。”
采访自从小生活在阜成门附近一条即将被拆毁的胡同的中年男人开始，同时着手有计划的研究。在找寻资料的过程中，麦尔读到了法国建筑师柯布西耶在1929年发表的著作《都市主义》。在书中，柯布西耶写道：“只要大家讨论要拆掉一座充满结核病菌、让人泄气的破烂老房子时，你就能听见他们跑出来哭哭啼啼，‘那些铁艺装饰怎么办？那些美丽古老的手工铁艺装饰怎么办？’可能这些先生们的太太没事做去走访了一下贫民窟，为了显示自己的宅心仁厚，装模作样地爬上摇摇欲坠、吱吱呀呀的楼梯，在如今贫民聚集的某座老房子里看到一件心仪的铁艺装饰，就忘不掉啦，得掺合进来。”“当然，如果你问问这些整日忙于写论文和指导公共意见的恋旧人，他们住在哪里，答案肯定是某某小区，电梯公寓什么的，要么就是位于花园深处，舒服豪华的小别墅。”
柯布西耶的话如醍醐灌顶。麦尔自己也承认，“我见过的最坚定和尖锐的胡同保护者们都是历史学家和游客。他们未曾亲身在胡同里生活过，都是被那看得见摸得着的古老建筑和其细节吸引，其中当然包括古老美丽的手工铁艺装饰。尽管我也为老北京历史古迹的消逝而伤身忧心，但我也是个一直住在公寓里的‘假把式’。”（引自《再会，老北京》P20）他希望自己不是以一个外来者的身份，轻率喊出“保护老北京胡同”这样的口号，而是居住在胡同里，切身感受那里的生活究竟是怎样的。2005年8月，麦尔终于在大栅栏的杨梅竹斜街的大杂院租到了两间房，并开始三年的胡同生活。
消逝的生活方式
第一次到胡同看房子，想到居住在那里可能会有的生活上的种种不便，麦尔说，“这看起来有点像是在城市里搭帐篷。不便性对我而言，只是暂时的，我随时可以离开，但是我书里写的那些人是没有选择的。因此，当我对缺乏隐私、太热、太冷，要步行到厕所感到厌倦时，我就提醒自己：你随时可以离开，但他们不能。”
如果说，一开始柯布西耶的话让麦尔下定决心亲身体验胡同的生活，胡同的生活，则让他更能理解那些话背后的意涵。他切身地了解，为什么大多数生活在胡同里的年轻人愿意搬去郊区住在新的公寓里，又为什么那些上了年纪的人希望保留胡同。他说自己的写作就是要呈现胡同里的人的生活——既不浪漫，也不是观光时和明信片上所要我们相信的。“房子本身能做的事情很小，但胡同是他们的身份证明。在胡同里，你永远不会是外来者，每个人都知道你，你也知道每个人。紧密的社交网络让这里的生活独一无二。” 的确，在过往漫长的年月里，胡同发挥了保护传统生活方式和生活关系的作用，但年轻人纷纷离开那里，是否意味既有的生活方式和生活关系已经发生改变，这种传统的居住形式不再适应现代人的生活？麦尔很赞同这样的说法。他说，“在英文中，我们说用脚投票，你决定在哪里生活将体现你的价值观。在今天的北京，大多数年轻人选择住在郊区的新公寓，我能理解——尤其当一个人有了孩子、车子，或者需要住在一起或至少需要住得比较近的姻亲。对大多数年轻人来说，步行的生活不再是一种现实的选择，他们需要通过高速公路，公交车或者地铁出行。居住在北京市中心的胡同，以现在的情况来说，其实是极为奢侈的，虽然大多数人工作的地方都离他们居住的地方很远。”
保留社区的感觉
在书里，麦尔提到了一种解决这个问题——既能保存胡同生活的精髓，一种社区的感觉，而非建筑本体——又能适应现代生活的，看似两全其美的办法。“公众反应比较积极正面的一个片区修缮范例位于北京东二环边——该区区政府拆除了危险的四合院，修建了一系列较为简单的现代非电梯公寓楼，让过去的四合院居民住了进去。楼房之间的地带保留着原来胡同的名字：南仓胡同、豆瓣胡同。如果给过去海运仓胡同的一位老住户写信，则地址不变，只是房子的门牌号变成了公寓楼的房间号。旧城那个片区的地图看上去和帝制时代没什么两样。”“和位于菊儿胡同四合院之间的那些津贴式底层公寓一样，这些公寓楼因为距离地铁站较近，去中心湖区方便，并且能感受胡同片区文化的优势，很受中外租客的欢迎。”（引自《再会，老北京》P297～299）
可是这种方法仍存不足之处——胡同这一实体形式已经消亡。对此，麦尔说，“我觉得这是非常好但无法重复的方式。这些公寓的价格都非常高，也有些人把安置房租给陌生人，而自己租住在更便宜的地方。从保护社区的角度来说，这并非这个项目的目的。这是北京现在规划的一个核心主题，这个绝对多少影响了政府正在进行的设计和住房的销售。”
为了更全面也更严谨地完成这本书，麦尔前往越南、法国等国家，考察他们对传统建筑/社区的保护方式。他最喜欢河内的做法。在河内，如果居民想改造自己在老城区的房子，政府会提供建议和指导。“不过河内房子的产权结构和北京的不同，很难将北京和其他地区的历史名城做比较，因为它的所有权问题和建筑使用的材料和其他地方非常不同。河内的建筑是由石头建造的，北京的建筑是木头和其他会有渗透性问题的材料，这些使得对他们的保护变成拆除或是替换新的梁木。”
回到老北京胡同的保护，麦尔的建议是：“必须反映在规划上。即使是在高层建筑，只有在规划者和开发商觉得这是有价值的，使商业设计和居住空间很好地融合在一起，伴随着无车区域，步行和玩耍都和邻居打成一片之后，才有可能保留这种紧密的社交网络。什么是值得保护的？这是一个难题，因为我们必须讨论使用权和产权。”
启动老北京胡同这本书的写作计划时，麦尔想，有一天“无形之手”会告诉自己和邻居，房子将被拆毁，那就是这本书的结尾。可是三年了，那双“无形之手”从没有来过。这也是他调查、写作这本书的过程中，觉得最困难的部分——不知道什么时候该停止研究。后来大娘（麦尔的房东）搬走了，他知道，是时候离开了，因为四合院没有了她，就不再有家的感觉。
2008年8月8日，北京举办奥运会那天，麦尔搬离了胡同。他在伦敦的一家旅馆里开始写作。距离让他意识到，自己曾经居住在一个多么独特的社区。当他开始讲述那段生活时，他发现自己更多的是想念，想念在那里的朋友、邻居、学生。“所以在这本书里，这些人物角色的故事取代了我自己的，你会发现，我并不是书里真实的存在。对我来说，北京人的故事远比我自己的有趣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