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初期，北京城市规划中的争论问题很多，分歧也很大，目前社会上关心和议论这方面的问题仍比较多。当时主持城市规划的领导同志，以及直接参与这项工作的同志大多相继去世，作为直接参与这项工作的主要工作人员，只剩下我一个人了。我有责任将当时的历史背景和争论的问题加以客观地介绍，还原历史的真面目。

从清华大学土木工程系到任郑天翔秘书13年

　　1946年，我考入清华大学，通过体检才知道自己是色弱，无法念分析化学，便到物理系读了一年，大学二年级时转到土木工程系。入学后，我先后参加了地下党领导的秘密读书会“戈壁草”和清华剧艺社。1948年参加了中国民主青年同盟（简称“民青”，是地下党的外围组织）。1949年3月初，我被党组织调出清华大学，到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北平市委筹备委员会工作。1952年8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1951年，国家的政策是：凡是调出参加工作的未毕业的大学生，都要回学校去继续读到毕业，叫“归队”。但在那时候，正是国家急需各种人才的时候，因为我是学土木工程的，1953年6月就把我调到北京市委，参与研究北京的城市规划，所以也算是“归队”。后来，清华大学又专门给我补发了毕业证书。当时规定：凡是由党组织调出来参加工作的，在学历上都算是正式毕业。
　　当时，储传亨在北京市委宣传部工作，很好调动。他去了北京市委办公厅工作，给郑天翔当秘书，要比我早一个月的时间。郑天翔刚从包头调到北京工作还没多久，配有两位秘书，就是储传亨和我。我和储传亨是清华大学的同班同学。
　　刚开始，我把全部时间都投入到设在北京动物园的畅观楼规划小组了，储传亨还要办些别的事情，所以他是两边兼顾。重要的活动我俩都去参加，如苏联专家巴拉金去畅观楼指导规划工作，他也参加。如果起草什么文件，也是我们两个一起搞，以他为主。
　　1953年，北京市一下子要建几百万平方米的建筑工程，建设任务很重。当时，建筑工人还闹罢工，原材料和资金都很不足，一下子要开工二三百万平方米，根本没有施工力量，而且好多建设项目都是中央部门的，必须区分轻重缓急。别人说话不灵了，就得由市委出面协调，先上哪个，后上哪个，要进行“建筑排队”。所以，储传亨还要研究、协调这方面的事务。
　　1954年11月30日，苏联驻华大使尤金到访北京市委，向彭真正式提出在北京城东北原东正教堂地址，建立苏联新使馆。彭真借此机会向尤金提出要莫斯科的有关现状资料（包括人口、控制人口措施、市政建设等情况）。后来尤金提供了详细的资料。1935年莫斯科总体规划规定，任何时候都不得超过500万人。虽然苏共中央和莫斯科市委采取了严格的措施，但仍然无法控制，到1954年人口已经近600万。
　　苏联专家巴拉金在畅观楼工作的时候，郑天翔的主要精力是放在畅观楼规划小组的。当然，他还要负责其他的事务，包括建筑管理。这方面的任务很重，市委又调了一些学理工的同志过来，郑天翔增加到三四个秘书。我就盯在畅观楼小组。
　　“北京市都市计划委员会”和“北京市都市规划委员会”，是两个不同的机构。北京市都市计划委员会于1949年5月成立，主任先后为叶剑英、聂荣臻、彭真，副主任有薛子正和梁思成。而北京市都市规划委员会是1955年苏联专家组来北京时，改组后新成立的机构，主任是郑天翔，副主任有梁思成、佟铮、陈明绍和冯佩之。一个是“计划”，一个是“规划”，两个机构的名称不一样。
　　我们开始搞首都城市规划的时候，与全国八个重点城市的规划不大一样。八个重点城市跟工业布局紧密相结合，而北京必须涉及政治、经济、新旧城的发展等全面问题。
　　1955年，储传亨借调到北京市都市规划委员会担任经济组的组长。1957年，储传亨又回到北京市委办公厅工作。因为万里1958年3月从城市建设部调到北京市工作以后，郑天翔就不再分管城市规划。从1958年开始，由万里分管北京市的城市规划和建设。那时候，储传亨和我，也是有分工的，储传亨偏重于工业生产方面，我偏重于工业基本建设和科研。所谓科研，也就是当时国家科委抓的科学发展规划等问题。后来储传亨被调去做北京市委研究室的副主任，我一直跟着郑天翔工作，直到他在“文革”中被“监护”起来。我跟郑天翔的工作时间，从1953年6月一直到1966年6月，一共13年。

新中国成立初期关于北京城市规划的争论

　　梁思成与苏联专家的争论是在1949年10月前后发生的，那时第一批苏联市政专家团刚到北平开展工作。当时并不是“规划”专家团，而是“市政”专家团。
　　9月16日，莫斯科市苏维埃副主席阿布拉莫夫等17人组成的苏联市政专家团到北平，提出了《北京市将来发展计划问题的建议》。建设局局长曹言行、副局长赵鹏飞组织专家进行讨论，大多数都赞成苏联专家的建议和朱兆雪、赵冬日的意见。12月19日，曹言行和赵鹏飞起草了一个报告（即《对于北京市将来发展计划的意见》），报给了北京市政府。
　　当时争论的问题，主要是中央机关新建的办公楼建在哪里，即所谓“行政中心”放在哪里。这不是指现在所谓的整个城市的副中心——如现在正在规划建設的通州。城市副中心和行政中心是两个不同的概念。现在一讨论起来，就把这两个概念弄混了。
　　梁思成的意思是离开旧城，在西郊建设，但那时候并没有说是“新北京”。所谓“新北京”，是日本人占领时期的规划设想——在东郊搞一个工业区，在西郊搞一个“新北京”，就是现在公主坟一带。这是日本人在1941年前后搞的一个规划，规划图我也见过。在新中国成立初期，还有“新北京”这个称呼。最后决定在三里河建设所谓“四部一会”，即国家计划委员会、财政部、第一机械工业部、第二机械工业部、重工业部。现在是国家发改委办公楼所在地。 　　1957年5月，正值“鸣放”期间，梁思成曾经接受过《北京日报》记者李寿儒的采访，该文发表在《北京日报》5月17日第3版。他发表了对建筑艺术的看法，同时也对彭真提出了批评，原话是：“我曾经和彭真争论了若干年，他批评我对建筑的看法，简直是个暴君。”你想，在反右之时，说一个市委书记是个“暴君”，这在当时是一个十分严重的问题，犯了“大忌”的。如果是对基层支部书记说这样的话，马上可能就会被划成“右派”。而梁思成不但没有挨批，反而在8月22日首都建筑界批判右派大会上，坐在主席台上，还发了言。
　　在“左”倾思想盛行时，彭真始终认为他与梁思成的争论是学术问题，在很多情况下，他都保护了梁思成。包括在入党的问题上，起初蒋南翔（清华大学校长）不同意梁思成入党，后来是彭真坚持要发展他入党，毛主席也同意了，梁思成最后才入了党。
　　关于新中国成立初期北京城市规划的争论，表面上看起来是文物保护的矛盾，实际上更多的问题是不同的城市规划建设指导思想的争论。1953年11月，我们开始起草《关于改建与扩建北京市规划草案》，12月份报告呈送中央。为什么北京的城市规划上报中央了以后，几次都不批？就是因为北京市委的意见和国家计委党组的意见有严重分歧。到了1958年，邓小平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郑天翔去汇报北京的城市总体规划。那次邓小平听了汇报后，说：就按这个办。这样才把总体规划定下来。当时没有正式的批文。这是实际情况。
　　目前社会上的宣传是不对等的，因为梁思成的日记和著作都已经公开了，而我们党内的许多文件一直没有解密，因此，个人要说明一些问题都会受到很大的局限。
　　以前，我跟储传亨讨论过这个问题。我说：我们两个人是不是要出来说明当时的实际情况？他想了想，对我说：现在，连北京市领导机关都没有出面加以澄清。就我们两个人，势单力薄，一展开争论就要有一大堆笔墨官司，我们两个人都没有这个精力。后来，储传亨病情越来越重，我也就不提了。
　　实际上，当时关于北京城市规划，梁思成的意见主要是一些文物保护的问题而已，而更多的实质性的争论，是李富春与彭真的不同意见。彭真说过，北京作为国家的首都，不能采用一般的标准，包括人口规模。因为这个事情，他做过很多的调查。李富春也有他自己的想法：北京是首都，在某些方面搞些高标准是没有问题的。可是在当时，北京一出现什么新的建筑或者新东西来，外地马上就跟着学，怕北京会影响到外地城市，都搞成高标准、宽马路。
　　我认为，李富春的这个想法也是合情合理的，他作为国家计委主任，又是国务院副总理，必须要考虑全局问题。而在当时，毛主席也讲过“京广线以东不发展重大的工业”。那时候，我们对这个问题也想不通——武汉也在这条线路上，为什么武钢就上马建设了？我们还拿地图，量算从日本到北京的距离和到武汉的距离，两者差不多。
　　国家计委对北京市委城市总体规划的意见写得很清楚：马路要窄，规模要小，绿化不能太多，居住面积人均9平方米偏高，还有工业问题（不赞成把北京建设成为“强大的工业基地”）。李富春这个出发点是好的，但没有考虑到北京的特殊性和长远的问题。
　　首先，矛盾的焦点不是关于副中心的争论，一开始主要是中央机关新建机关办公楼盖在哪里，即“行政中心”摆在哪里的问题。第二个问题就是梁思成提倡民族形式、盖大屋顶的问题。
　　那个时候，除在拆天安门广场的“三座门”和有关牌楼这一问题上引起争论以外，主要的矛盾是中央很多单位要盖房，而当时北京市都市计划委员会的任务不仅仅是做规划，还要应付“门市”——要审批土地，要审批建筑设计等。而一旦审批建筑设计的时候，就让人家盖“大屋顶”，像国家计委、军委办公厅、海军司令部等，都是这种情况。都市计划委员会的事是梁思成组织的。
　　现在位于三里河的原国家计委（今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的那一片办公楼，有的房子是平顶的，有的是大屋顶，为什么会这样？1955年前后批判“大屋顶”，批了以后就不能盖了。海军司令部在公主坟那儿，里面也有大屋顶，有的也没有大屋顶。
　　梁思成提出了很多关于大屋顶的要求。他是北京市都市计划委员会的副主任，经常审查设计方案。所以，这些情况反映到中央，引起了中央政治局的注意，也引起了毛主席的注意。当时，要搞大屋顶，屋顶跨度很大，要用很大的圆木来做梁、做柁，而当时又没有钢结构，钢筋混凝土的技术还不行，曲面都是弧线形的。这个做法要用很多的钱财和木料。在这种情况下，资源浪费得很厲害。毛主席批评时，态度很严厉。
　　1954年冬，北京市委把清华大学建筑系党支部里的所有党员都召集起来，到市委办公厅一号楼的常委会会议室开会，彭真传达了毛主席的指示。毛主席认为这个倾向不对，影响了建设，而且话说得非常生气——他说：梁思成如果主张盖大屋顶，搞复古主义，你就不要坐汽车到中南海来开会，你应该坐轿子或骑毛驴儿到中南海来开会;我们也不要搞什么现代化的武器，就用关云长的青龙偃月刀就可以了……
　　毛主席主要的意思就是说时代变了，你还搞这些东西？批评得很尖锐，甚至要公开点名批评梁思成。因为清华的那些同学的思想跟梁思成是一致的，所以一直要传达到每一个党员。刘小石（曾任清华大学建筑系党支部书记、北京市城市规划管理局局长、总建筑师）也参加了。
　　彭真认为对梁思成的问题是学术思想的问题，不能够采取公开批判的办法，曾由中央宣传部和《北京日报》组织过一些学者写文章，写完文章让梁思成看，看他同意不同意。如果同意、检讨了的话，就算了，这实际是在保护梁思成，并不是要真正想公开批判梁思成。
　　彭真把梁思成请到市委自己的办公室，把那些写好的批评文章都送给梁思成看，梁思成看后表示不公开争论了，所以就从未公开点名批判过梁思成。1957年7月11日，梁思成在《人民日报》上公开做了自我批评，承认给国家造成巨大浪费。他也讲道：“我知道了《人民日报》和《北京日报》曾收到了将近一百篇批判我的文章，而党没有发表”，是保护了他。后来，党就正面提出了“适用、经济、在可能条件下注意美观”的建筑方针。 　　另外，当时北京市都市计划委员会实际上没有精力来编制北京的城市总体规划，因为他们兼有规划局的任务，要应付“门市”已经疲于奔命。每个建设项目的建筑设计都要到那儿去当面审查，都要讨论、提意见、修改，然后才能批准修建。他们整天忙于这些，哪有时间来做细致的城市总体规划研究和编制？
　　正在这个时候，1953年又开始了第一个五年计划，但北京的城市发展计划老是定不下来，工业区的布局等，一大堆的问题都没有办法解决。所以，不得不成立一个规划小组，来研究北京的城市总体规划。
　　当时认为跟梁思成的争论很大，所以就找了一些党员或者认为比较可靠的人员，把他们吸收进规划小组。那些同意梁思成意见的技术人员，就很难被吸收到畅观楼小组。也有例外，比如沈永铭是梁思成的学生，也是坚决支持梁思成意见的，也是党员，后来看到他有些改变，就把他也吸收进来了。还有陈干，他是不太同意梁思成的一些观点的。还有王栋岑，都市计划委员会的办公室主任。他主要起联系、沟通畅观楼规划小组的作用，通过他索要一些图纸和资料等。
　　再有一个因素是，市委来牵头，就可以调动各个局的力量来做规划;如果是都市计划委员会牵头，就很难号令各个局，也不便邀请中央部门参加。这又是一个不同点。所以，要把历史背景说清楚。总的来讲，畅观楼规划小组是被迫成立的。

参加畅观楼规划小组的人员和工作情况

　　成立畅观楼规划小组，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当年畅观楼小组成员名单，我跟好多老同志仔细核对以后，于2004年2月整理出来。领导是郑天翔、曹言行、赵鹏飞三位，苏联专家是巴拉金，俄文翻译为刘达容。
　　常驻畅观楼的有13人。负责总体研究与综合规划的有李准、沈其、陈干、沈永铭、储传亨、张其锟、钱铭、王少安、孟繁铎、许翠芳、蒋静娴、韩淑珍、梁佩芝等，其中孟繁铎、许翠芳、蒋静娴、韩淑珍、梁佩芝等人是辅助规划的技术员，做绘图、描图等工作。
　　非常驻的有27人，其中来自中央单位的人员：有负责铁道规划的铁道部设计局局长黎亮和铁道部第三设计院姬之基;有负责航运规划的交通部航运局局长高原，他也是清华大学毕业的。当时曾经考虑天津跟北京通航，经研究铁道和河道的净空受限，难度很大，才未继续进行下去。来自北京市属单位的人员：有负责收集资料的都市计划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栋岑，市委办公厅干部林岗、章庭笏、徐卓;有负责园林绿化规划的园林处处长范栋申和园林处计划科的李嘉乐、刘作慧、徐德权、傅玉华;有负责河湖给排水规划的卫生工程局设计处处长钟国生和设计处的徐继林、庞尔鸿、张敬淦、陈鸿璋;有负责道路规划的道路工程局副局长许京麒和道路科副科长郑祖武、崔玉璇;有负责交通规划的公用局副局长王镇武和公用局计划处处长游士远;有负责电力规划的供电局局长王自勉和供电局计划科科长朱宝哲;有负责林业和农业规划的农林局局长周凤鸣和郭曰绍;有负责人民防空规划的人防办公室王世宁。
　　各部门都是根据任务，组织人员研究，制定好专业规划后，再送到规划小组加以汇总，纳入总体规划。因此，实际上参与规划的人员，绝不止上述人员。
　　畅观楼规划小组是郑天翔领导的。曹言行、赵鹏飞是领导小组的成员。曹言行是卫生工程局局长。赵鹏飞是北京市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当时刘仁是财经委的主任。在北京刚解放的时候，曹言行是建设局局长。赵鹏飞做过建设局副局长，后任彭真办公室主任。
　　曹言行是清华大学土木工程系1937年毕业生，是1935年入党的老党员，后来担任过国家计委城市建设计划局局长、国家计委委员，主管城市规划。曹言行比郑天翔还大5岁，郑天翔叫他曹大哥。郑天翔是1935年考入清华大学外国文学系的，后来转到了哲学系。
　　刚开始在畅观楼工作的时候，曹言行跟我们在一起的时间最多，巴拉金谈话他都参加。1952年11月15日，中央决定成立国家计委。1953年10月，他调到国家计委，后任城市建设计划局局长。曹言行非常支持彭真的观点，去了国家计委以后，他的观点就变成了“违心的认同”。有时候他回到北京市来，就跟郑天翔讲：我的观点在那儿斗不过人家，国家计委委员们都同意李富春的观点。有一位管国防工业的国家计委委员范慕韩（时任国家计委军工局局长），他说：在北京搞工业，如果打起仗来，工厂能拉着轱辘跑吗？曹言行说：我们争论不过人家。从这个背景就可以知道，他内心里觉得彭真发展工业的想法还是对的。

暢观楼小组中的苏联专家

　　在畅观楼规划小组中工作的苏联专家，主要是巴拉金。同时还约请了其他一些苏联专家，比如受聘在公安部人防局的布尔金，也到畅观楼来参加过讨论。1953年做的这个规划，连卫生部的苏联专家也都来参与了讨论。当时卫生部门还没有环保的概念，但有公共卫生的概念，所以就防护带的宽度征求过他们的意见。
　　那时候，刘仁和彭真经常到我们规划小组来参加讨论。此外，还有外地一些城市的领导，比如包头的市委书记、兰州市建设局局长任震英等，知道我们在北京做规划，也来畅观楼观摩过。
　　苏联专家穆欣照顾其他城市比较多，没怎么管畅观楼小组的事儿。畅观楼规划小组主要是巴拉金在管。当然，巴拉金回到建筑工程部，也会和穆欣在一起讨论，交换意见。巴拉金来畅观楼的时候，翻译是刘达容。
　　关于这段历史，现在我手头上什么材料都没有了。“文革”中，我的130多本工作笔记本都上交了，他们要查北京市委的“罪行”，后来被他们全部销毁。当时有好多文件，包括上报中央的文件和图纸，都保存在市委办公厅的机要室，后来都交到北京市档案馆去了。

1953年《关于改建与扩建北京市规划草案》的主要特点

　　老实讲，北京市都市计划委员会提出的甲、乙两个方案，实际上只是土地使用的草图，从我参加畅观楼规划小组开始，始终就没有见到过文字说明。我催他们要文字说明，他们就从来没有拿出来过，也就是一个蓝图，写着甲方案和乙方案。这两个方案的颜色渲染图，还是我们在畅观楼做的。 　　那么一张草图，没有市政规划，没有其他任何城市的性质观点和经济资料，如城市定性什么的，规模、人口、市政建设等全没有。
　　由市委领导的畅观楼规划小组，既抓现状调查，又抓市政工程的规划，甚至于铁路的规划、水利的规划都在认真做。我们找了水利部和交通部的同志参与，还找公安部人防办公室的同志来提意见。对于编组站的规划，苏联人防专家认为编组站要考虑到原子弹的袭击，不能只是考虑丰台一个编组站，万一这个编组站被破坏了，南北铁路运输全部断了不行，所以必须把东郊作为第二个备用的编组站，因而東郊的车站留的用地就大些。还有地震烈度问题的争论。这些情况，都在畅观楼规划小组的规划成果（即《关于改建与扩建北京市规划草案》）中有所体现。
　　甲、乙方案实际上就是土地使用规划的草图。当然，我们在研究制定新的方案时，也充分研究和吸收其好的构思。譬如：甲方案把放射线干道都引进到城内来，乙方案只把放射线干道引进到二环路上，避免了将大量交通引入内城。我们就采用了乙方案的构思。畅观楼规划小组做的规划，从城市的定性开始，在规模、经济、工业、市政等方面，都有较深入的规划。如果从规划史的角度来说，这是一个真正的实体规划的内容。
　　而且，当时还紧接着编了一个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实施方案（即《北京市第一期城市建设计划要点》），对近期内如何具体实施做出了安排。据我了解，当时全国其他城市的规划方案，主要还是对工业区做得很详细，却很少做出近期规划建设方案。比如八大重点城市，像包头、洛阳、武汉等，对旧城的范围基本上没怎么管。畅观楼规划小组的这个规划是旧城和新城都有，包括跨流域引水、上下水道系统、河湖系统，分流制怎么过渡等，应该说是一个真正的实体规划、一个真正的规划成果。而那个甲、乙方案，仅仅是涉及土地和建筑学这两个内容的规划。这是两者最本质的区别。
　　1953年底，畅观楼规划小组将规划成果上报中央。中央请国家计委首先审查，国家计委党组向中央提出了审查意见，并批转给北京市委。北京市委针对国家计委党组的意见，做了正式答复，并报告党中央。由于争论很大，而且是两个政治局委员（彭真和李富春）的争论，中央不好审批。在这个时候，才引发了再次邀请苏联规划专家组来指导规划的事情。

1955年来北京指导规划工作的苏联专家组

　　1955年来北京的苏联专家组是中共中央邀请的，不是北京市邀请的。但是他们来北京，是到北京市委工作的。
　　当时我在北京市委办公厅工作，知道这件事情。大致过程是这样的：中国驻苏联大使刘晓打电话到市委办公厅，市委办公厅的副主任孙方山接的电话。那时候我们工作，基本上是晚上11点以后才能回家，每天都要加班的。孙方山就叫我到他的办公室去，我就听孙方山谈话，做了记录。他说中国驻苏联大使馆的长途电话来了，说两个礼拜以后，中共中央为北京市邀请的苏联专家组就要到北京了，让做好接待工作。
　　孙方山马上报告了刘仁和郑天翔。第二天，刘仁召集市委组织部副部长佘涤清和郑天翔开会，我也在场。他们说：马上组织班子，成立新的都市规划委员会;凡是学过理工的地下党员，现在还在党政部门工作、没有“归队”的，都调到都市规划委员会。
　　为什么我没去都市规划委员会工作呢？因为还要照顾郑天翔办公室的其他事务。在前半年，我就具体负责调动了一些学理工科党员的“归队”，到都市规划委员会工作。
　　当时，齐康听说清华大学要派人到都市规划委员会来学习，就找我，说他听到苏联专家要来，他也要来学习。当时他是杨廷宝的研究生。我对他说：你以个人名义来学习恐怕不行，虽然你是党员，即使拿着你们学校的介绍信也很难接受;你要来的话，得有南京市委的介绍信。他回去后，由南京市委开了介绍信，经郑天翔批准后，才到北京来学习的。齐康刚来时，党组织关系是在市委办公厅，跟我在一起过党组织生活。苏联专家来了以后，他的党组织关系才转到北京市都市规划委员会。
　　天津市委书记黄火青给彭真写信，说要派人来学习。上海市委书记柯庆施听说了，也要派人来。他们说苏联专家组是中央请的，你们北京市不能“私有”。彭真说，那都同意，都来。国家计委城市建设计划局的一些干部也来学习，处长们也来听过课。其中，国家计委柳道平就在北京市都市规划委员会工作、学习过。天津的王作锟，后来担任过天津市规划局的副局长。天津当时派了四五个人来学习。清华大学就派了赵炳时和程敬琪两个人。程敬琪是梁思成的研究生，后来研究古建筑史。
　　1955年来的那批苏联专家，共有8位，涉及城市规划、城市经济、给排水、城市交通、城市燃气、城市热力、建筑设计、建筑施工诸多领域。当时做的规划，除总体规划层面的成果以外，还有很详细的每一个专业的规划。这些专业规划本来是要正式印刷的。当时郑天翔让我搜集到“黄河水利规划”等一些文本，都是精装的，很想学他们的办法。后来，因为编辑工作量实在太大等原因，没有实现。
　　每个专业规划都已经送到印刷厂排印了，稿子我都校对了好几遍。这方面的资料在北京市城建档案馆应该能找到，每个专业规划保存了5份。
　　北京的城市建设和发展到现在，之所以今天能有副中心通州，其基本的格局还是延续着原来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所确定的规划格局，包括卫星城镇也是如此。当时北京的卫星城镇建设，为什么没实现？虽然1958年想发展，还把一些工业布置在卫星镇，如北京手表厂、北京第二毛纺厂建在昌平镇，维尼纶厂布置在顺义牛山镇（今牛栏山镇），北京光学仪器厂布置在通州等等，但那时经济还不发达，没有便捷的交通工具，卫星城镇当然不可能真正地发展起来。

北京拆城墙问题

　　关于拆城墙的问题，公开见诸文件的是《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其中，《反对党内的资产阶级思想》一文记载，1953年8月12日，毛主席在批评薄一波“分散主义”思想的讲话中明确指出：“在天安门建立人民英雄纪念碑，拆除北京城墙这些大问题，就是经中央决定，由政府执行的。”毛主席在这里着重说明这是集体意见。 　　彭真的意见是，即使当时要拆，也不能全拆。他让我们做过方案，把所有的城门、城楼都保存好。到了1958年，在成都开会，刘仁向毛主席汇报工作，毛主席就问：你们什么时候把城墙都拆了？就是在这个时候，彭真让郑天翔算算城墙的土方量，郑天翔就让我具体计算。我一算，大概比十三陵水库几百万的土方量还大。那时候正值搞国庆十大建筑，施工力量十分紧张，也不可能来拆城墙。我把数字报上去了以后，就没有人再过问了。
　　2006年，我去郑天翔家里时，又问及此事：您曾让我算过北京城墙的土方量，最后又不了了之，这是怎么回事？郑天翔告诉我说：主要是在彭真。如果毛主席催得紧，他就抓一下;如果催得不紧，他能拖就拖，所以那时候就把它拖下来了。
　　1963年河北省發大水，因很多水库是在“大跃进”时期建的，施工质量不好，垮坝了，损失很严重。有的县城却因为城墙没拆，把城门一堵，水没进城，没有遭受损失。1963年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上，有人向毛主席反映这一情况。毛主席就在会上表示：看来城墙不光为打仗用，还可以用来防水患，没拆的就可以不拆。这是刘仁转达中央会议精神时讲的。
　　北京的城墙究竟是什么时候拆掉的呢？是在1965年7月的时候，北京地下铁道工程开工，杨勇（北京地下铁道领导小组组长）和万里联名写信给毛主席，认为现在要修建地铁，看起来没有别的办法，城根、墙根是房屋最破的地方，拆起来比较容易一点，既符合军事需要，也避免了大量拆房。于是毛主席批示同意，北京的城墙就开始拆了。1964年国际形势紧张，中央提出建设“三线”，各省市也要建立自己的“三线”，准备各自为战，为了加速地铁建设，也促使了城墙被拆除。
　　有人以为彭真也是主张拆城墙的，实际上在当时的压力下，他也有顾虑。毛主席主张拆，他不敢公开反对，同时争论也很大，于是他能拖就拖，这是实际情况。
　　另外，早在1954年的时候，彭真曾经问我们：世界各国的大城市的城墙情况怎么样？我写过一份资料，其中提到莫斯科除保留了克里姆林宫的城墙外，其他的都拆了。后来我又看到资料，巴黎的五道城墙，随着巴黎的发展陆续被拆除，从1913年开始到1929年，巴黎的最后一道城墙也拆光了。北京的城墙被拆了，不能不说是一件遗憾的事情。看来城市发展与文物保护始终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
　　西安的城墙得到了保护，非常难得。有一次，我和赵士修一起去西安看过。现在从卫星图片上可以看见：城墙两边也盖上高楼了。城墙外面一圈全是高楼，很高的影子，城墙就变成小盆景了，与附近的景观完全不协调了。
　　从上述情况看，对于一些城市发展的难题，如文物保护必须慎重，在没有很好的解决办法之前，宁愿缓办。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留给后代子孙去解决，他们一定会比我们处理得更好。

北京发不发展工业的问题

　　北京发展不发展工业也一直是有争议的问题。这个要从北京不同发展阶段的背景来分析，才可能得到正确的答案。
　　北京解放时，工业基础几乎没有，经济衰落，市场萧条，失业人员众多，百废待兴。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决议指出，“将消费城市变成生产城市”。这也是北京市的建设方针。在三年恢复经济时期，只有努力恢复现有的生产，发展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全国都开始了工业化的建设。中共中央依据当时的国际形势，提出了京广铁路以东不布置大型工业项目的方针。北京被列入京广铁路以东地区。在此期间，除了在酒仙桥地区开辟了电子工业区，建设了棉纺厂，以及在原有工厂基础上合并、扩建了一些工厂（如北京第一机床厂就是由国民党一些军械修理所合并组建的），总的来说，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北京工业发展不大。在计划经济时代，商业采取微利经营的方针。地方财政主要来源是工业的税收和利润，不发展工业，地方财政没有资金，市政设施、公共福利设施（医院、文化、体育等）都无法办，失业人员的就业问题也无法解决，一系列的民生问题都无法解决。在当时财政体制下，北京地方政府不发展工业，是很难运作的，所以在总体规划中提出首都要发展工业。
　　1958年中央在成都召开工作会议期间，刘仁单独向毛主席汇报了北京工作情况。毛主席认为，还可以争取一二十年的和平时期，北京可以发展工业。北京市委及时提出了《北京市1958—1962年工业规划纲要》，从此北京工业才进入大发展的阶段。当时环境、环保的意识还不强，但规划部门还是有公共卫生的观念的，譬如北京的工业区都布置在主导下风方向，工业区与居住区都布置了防护林带，对北京适合发展哪些工业行业也十分关注并进行了研究。
　　北京市是不适合发展化学工业的。只是在困难时期，为了解决老百姓的穿鞋、肥皂、穿衣、做饭等问题，不得不考虑建些化工厂，如：新建了化工二厂生产做鞋底的原料聚氯乙烯;在通州建立了洗涤剂厂;在顺义建立了维尼纶厂，生产维尼龙布的原料。日本专家认为，从工艺上考虑，维尼纶厂必须和化工二厂建在一起。但市委考虑到污染问题，还是决定建在远郊顺义牛山镇，并严格按照要求，兴建了工业污水处理厂。为了解决人民大会堂的宴会和居民炊事用气问题，建立了北京焦化厂，并有意让该工厂远离了市区。这些工厂的防护措施也都按照当时的技术条件做了安排和实施，但事后看来，这些措施从现代环境保护的角度看，还远远不足。

　　在北京的工业发展上，也走过一些弯路。北京石景山钢铁厂本来只能生产生铁，没有炼钢设备，有铁无钢。但随着国家的需要，大办钢铁，作为基层工厂总希望为国家出力，把工厂规模搞大一些。至于搞多大的规模，什么性质的钢铁企业，普通钢还是特殊钢，当时市委领导同志之间是曾经有过分歧的。彭真主张规模不要搞大，要小而精，主张搞特殊钢厂，甚至批评过郑天翔：你从包头调到北京，没有搞成包钢，没过瘾。意思是批评他想把石景山钢铁厂搞成包钢那样的大型钢铁企业。1965年，彭真还委托小计委余秋里派人研究首都钢铁公司发展计划，希望建成特殊钢企业。而基层抓住了国家急需钢铁的机遇，总是不断地扩大，最后发展成为一座大型的现代化钢铁企业。但北京作为首都，从环境保护的角度看，实在是无法容纳这样的企业。最后首都钢铁公司完成了历史任务，迁到京唐港曹妃甸，开始了它的新征程。
　　改革开放以后，国家财政体制进行了改革，地方财政的资源大大地扩充，增加了土地使用费，税种也有增多，建设与维护资金有了保障，形势发生了根本变化。目前北京进入新的建设时期，中共中央及时把北京战略定位为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国际交往中心、科技创新中心，为北京的发展指明了前进的方向，是完全正确的。
　　首都的城市规划是一个十分复杂的综合性问题。我认为判断评价问题的是与非，绝不能脱离当时的历史条件和背景，也就是要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分析问题。在评价当时的事件时，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基础，看是否做出了比较切合实际、比较好的决策。任何一个决策都不可能十分完美，总会有利有弊，只要是利大于弊，就是正确的。不能以现在的条件和背景，来评价前人处理过的问题。那样是强人所难，也不是历史唯物主义。我对城市规划中的历史问题，始终是以这种态度来认识的。彭真的城市规划思想，是既注意现实，又看重长远，把现实与长远有机地结合起来。他特别强调：不要束缚后人的手脚，“要给后人留下发展的余地”。正是彭真高瞻远瞩的思想，为北京市的整体规划布局打下了很好的基础，包容性很强。当时总体规划的目标是20年，实际是为北京半个多世纪的发展留下了空间，这是十分难能可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