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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齐文化变革观的关键是“变”，核心是“创新”。以齐文化历史上的四次社会变革的变革观为依据，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视角，分析、研究齐文化变革观所形成发展的社会背景和所蕴含的丰富唯物史观的哲学内涵。研究结果认为，吸取和传承齐文化变革观的思想精华对新时代中国的发展，尤其是对当今山东所面临的新旧动能转换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当代中国正经历着我国历史上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只有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下，善于开拓创新，才能自觉顺应社会的发展趋势，才能增强中国社会的发展活力而推动社会发展，而这也是中国社会自我完善和发展的根本途径。
[关键词]齐文化变革观；唯物史觀；创新；与时俱进
[中图分类号]G1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372（2018）02-0073-08
所谓变革观，关键在“变”，其核心就是“创新”，就是勇于破旧立新，不断发展。人类社会之所以能不断进步和发展，就在于人们始终坚持在变化中不断变革，以顺应时代发展的趋势。变革观之所以能够促进社会的发展，就在于变革观符合社会发展的历史规律。西汉·司马迁在 《史记·孙子吴起列传》中曰：“善战者，因其势而利导之。”指的就是为顺应事情发展的趋势，将主客观因素向有利于实现自身目的的方向加以引导，所谓因势利导。而所以要因势利导，恩格斯曾言，是因为 “运动，就它被理解为物质的存在方式、物质的固有属性这一最一般的意义来说，涵盖宇宙中发生的一切变化和过程，从单纯的位置变动直到思维。”[1]即是由于宇宙万物始终处在永恒的运动变化之中。因此，在社会发展中，必须坚持在变化中不断变革，才能有进步和未来。几千年来，富有变革精神的中华民族，遵循“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大学》第三章），“君子之学必日新，日新者日进也。不日新者必日退，未有不进而不退者。”（《二程集·河南程氏遗书卷第二十五》）的古训，自强不息，锐意变革，创造了辉煌发达的中华文明，也为今天的改革提供了丰富的精神财富和理论依据。齐文化作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最灿烂的一部分，其用变化、发展的观点和方法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变革观，既是催生齐文化繁荣的内在动力，也是齐国从弱到强发展繁荣的精神财富，值得我们研究和探索。
一、齐文化的变革观
（一）齐文化变革观的形成
齐文化变革观是社会发展的产物。齐文化产生和存在的时间，一般是从公元前1045年姜太公封齐建国开始，至公元前221年田齐为秦所灭结束。齐文化主流传承有800多年，具有重要的历史及现实意义。齐文化最显著的特点就是它的变革观，勇于变革、不断创新，以及崇尚改革开放、追求务实创新、以智取胜的先进文化，可谓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宝库中光彩夺目的文化瑰宝。为什么当时齐国会有变革的意识，齐文化中的变革观又是在什么背景下产生并发展的？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认为，社会发展有其内在的规律，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意识是社会物质生活过程及其条件的主观反映，社会存在的主要因素是物质资料的生产方式，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的发展，当社会存在发展了，社会意识也就相应地或早或迟地发生变化和发展。由此，齐文化变革观的产生和发展与齐国的国情变化有着密切关系。
齐文化变革观产生于西周，形成发展于春秋战国。春秋之前，只有“天下”，而没有“国家”。周天子封疆裂土，众多诸侯列国恪守秩序，相安无事，处于社会矛盾基本稳定阶段，重大社会变革的动机和主客观条件尚未成熟。公元前771年，周幽王“烽火戏诸侯”成为西周终结的导火索，社会矛盾集聚并激化，从此王室天子权威丧失，诸侯相继兴起，就此进入了新的历史时代—春秋战国时期。春秋战国是中国社会的重要转型时期，春秋时代周王的势力减弱，诸侯群雄纷争，列国并峙，大小征战不计其数。到了战国时代，只剩下齐楚燕韩赵魏秦七雄。连年不断的战争和旧统治的衰落，使旧的社会秩序、生产关系分崩离析、支离破碎，难以适应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亟待建立新的社会秩序。这是一个很矛盾的时代，一方面充满动荡和战乱，另一方面在社会发展与探索中，思想高度繁荣发展。矛盾的形成，其实也是二者互为条件的结果。社会的动荡和战乱，是社会矛盾激化的表现，也是社会变革的条件，社会如何发展是统治者在思考的问题，也是政治家、思想家和哲学家需要思考的问题。在此基础上齐文化变革观有了存在和生长的土壤。
特殊的地理环境，是齐文化变革观形成不可或缺的条件。从自然环境看，古齐国文化属地地处黄河下游，在华北平原的东部，包括今天的鲁北、鲁中及山东半岛地区（也就是“海岱之间”的山东地区），三面环海，呈半岛之势，靠山也靠海，有着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是南北交通联系的枢纽。自然地理环境是社会生活和生产资料的来源，自然地理环境的优劣，除了影响社会经济发展外，还影响到人的思维方式和思维理念。齐国所处的地理环境，既给人们带来物质流通，也给人们带来多元的思想交流和开放的思想意识，所谓“流水不腐户枢不蠹”，只有接纳、接受、改变才能更好地发展。汤之《盘铭》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这种根据实际实施变革的与时俱进精神，是齐文化核心价值观的体现。正如《管子·正世》所言，齐文化“不慕古，不留今，与时变，与俗化”，点明了齐文化主变合时的革新观。而齐人思想的开放性和接纳性，使他们能够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并由此彰显出齐文化与其他先秦地域文化迥然不同的变革性、开放性、多元性、务实性和智慧性。齐人勇于学习，善于学习，这是齐文化变革观形成的思维观念基础。在经济发展上，齐人既有丰富的海洋渔业资源，也有黄河灌溉下的农林资源，还有山川丘陵地带的农副产品生产和纺织养蚕瓷器等手工生产。如何更好地利用资源促进社会的稳定和发展，这是关系齐国在七雄争霸中成败的关键条件，也是齐国统治者亟待解决的问题之一。而要发展经济，促进社会发展，就必须改革过去束缚生产力发展的旧有生产关系、变革社会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这是齐文化变革观的经济基础。 （二）齐文化变革观的践行和发展
齐文化在长达800多年的发展中，经历了诸多变革，变革贯穿了齐文化发展的始终。其中对齐文化影响最大的变革有四次，即西周初期的姜太公变革，春秋中期的桓公、管仲变革，春秋后期的晏婴变革，战国时期的齐威王变革，这是齐文化变革观的体现和实施。从中，我们可以看到，齐文化变革观是如何在一次次的社会实践中逐渐形成并发展和完善的。
1.西周初期的姜太公变革
经济的变革和发展。齐国在战国七雄中能够崛起，得益于齐国经济上的变革，而在齐文化的历次经济变革中，都以齐国的实际为本，在继承和创新中变革和发展。姜尚在辅佐周文王期间，打破旧的生产组织方式，改革旧的生产关系，使生产力得到解放，为强周灭商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实行农人助耕公田纳九分之一的租税、八家各分私田百亩、大小官吏都有分地、子孙承袭等经济政策，刺激了人们的生产积极性，促进了生产的发展，打下了灭商的经济基础。同时，面对齐国三面环海的独特地理位置，姜太公改革最根本的一条，就是抓住“通商工之业，便鱼盐之利，人民多归齐，齐为大国。”（《史记·齐太公世家》）在经济发展中，以便鱼盐之利，充分发挥临海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发展渔业和制盐业，使齐国迅速发展成为西周强国。
政治变革和治国理政。姜太公的政治改革秉承“太公至国，修正，因其俗，简其礼”“尊贤尚功”（《史记·齐太公世家》）的理念，大刀阔斧地对旧的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上层建筑进行改革，对人类传统文明实施辩证的传承和不拘一格选用人才。“因其俗，简其礼”，指的就是对东夷地区的传统习俗不是一律排斥，而是以此为基础，吸收中原周族的文明成果，逐步消除东夷习俗中的野蛮成分。当时齐地人由于受周围特有自然地理条件的影响，形成了不同于其他地區的性格特征和风俗习惯，如果在齐地强制推行周人的那套繁文缛节，容易产生民族矛盾，不利于治国安邦。姜太公经过再三斟酌，决定从齐地实际出发，从俗简礼，不强制干涉，由此而赢得了民心。“尊贤尚功”，就是选拔有才干有业绩的人，给爵位、授实权，为他们提供施展的平台。姜太公不论出身高低贵贱，不分地位、祖属和国别，任人唯贤，只要确有贤能，并愿为国效力，就可以赏封地，给予相应的权力和地位。这一用人原则，突破了西周“尊尊亲亲”的正统思想束缚。姜太公在治国安民方面用仁道、施仁政、重教化、因民俗、顺民情。所谓“敬其众，合其亲。敬其众则合，合其亲则喜，是谓仁义之纪。无使人夺汝威，因其明，顺其常。顺者任之以德，逆者绝之以力。敬之无疑，天下和服。”（《史记·齐太公世家》）他力倡以民为本、仁政顺民的思想。这种思想对于两千多年前唯心史观一直占据统治地位的时代来说，具有积极的意义。他治国有方，创建了泱泱大国，其遗风犹存，累世相续，为后来的齐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成为五霸之首”奠定了基础。
2. 春秋中期的桓公、管仲变革
经济上的变革和发展。经历了夏、商、西周中华文明的兴盛时期，我国从奴隶社会过渡到了封建社会的大变革时期—春秋战国时期。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中国出现了第三次社会大分工，出现了商人，产生了商业。商业的发展和商人的出现，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标志着人类社会走进了文明时代。这个时期，各诸侯国为了成就霸业，纷纷采取强化商品经济方略以富国强兵。重商政策促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工商黄金时代。管仲在任内大兴改革，史称管仲改革。管仲非常重视发展经济，主张改革以富国强兵，他认为“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管子·牧民》）也就是国家的安定与人民的守法经济的发展十分密切。在管仲看来，只有让人民过上富庶的生活，才可以让人民知礼节、知荣辱，这与唯物史观的“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观念颇为接近。而如何让人民过上富庶的生活，只有改革。在管仲的推动下，齐桓公借鉴西周初始姜太公的治齐之策，进行变革，对太公治齐之策是既有传承又有创新。一是充分利用自然条件发展盐铁业，“设轻重渔盐之利，以赡贫穷”“通轻重之权，缴山海之业”（《管子·牧民》），壮大经济，增强国力。二是尊重民意，“顺民心为本”“政之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管子·牧民》）他提倡爱护老百姓，对人民实行“宽政役，敬百姓，省刑罚，薄赋敛”（《管子·牧民》）的政策，主张对老百姓要“爱之、益之、利之、安之”（《管子·牧民》），提倡“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三是在农业税征收上，创造性地提出了“相地而衰征”的政策，按照土地的贫瘠程度缴纳赋税。四是为了适应发展生产、富国强兵的需要，对原有社会组织进行改革，对知识分子、农人、手工业者和商人实行“四民分业”“勿使杂处”政策（《管子·牧民》），并通过推行生产的专业化，极大地调动国人的生产积极性。这一系列系统而深刻的变革使桓公时期的齐国经济得到迅速发展，从而“九合诸侯，一匡天下”，成就霸业。管仲的经济学思想给诸侯国治理国家带来了划时代的变化。
政治上的变革和管理。一个国家的社会管理和发展，离不开人才。管仲继承和发展了姜太公的择贤用人观上，建立了一套严格考核、任命和提拔各级官吏的办法。他的用人原则是任命一切官员，都必须根据其实际的政绩，而不是虚假的、表面的政绩。在全国划分政区，组织军事编制，设官吏管理；建立选拔人才制度，士经三审选，可为“上卿之赞”（助理）。此外，他还总结出一套对于各级官员实行奖惩的具体办法，尤其是选贤任能，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世卿世禄制，扩大了人才来源。
依法治国的法家思想。齐桓公时期，接受并实施管仲以法治国的法制主义理念。管仲主张法治，要求全国上下贵贱都要守法、赏罚功过都要依法办事，他认为国家治理的好与坏，取决于能否以法治国。此后，“事断于法”便成为法家法治的基本理论。在这一基本理论的指导下，管仲整肃齐国内政，国内秩序井然，国家实力得到迅速提升，从而实现了称霸中原。
管仲的变革是齐国历史上影响最大、范围最广、收效最显著的一次变革。变革的实质是废除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这对于促进齐国的发展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在中华发展史上留下了重重的一笔，对后人的影响也是深远而重大的。但整体而言，管仲的变革没有触及上层建筑（政治制度），旧的世卿世禄制仍然发挥作用，而其所谓的法治，归根结底还是为维护封建统治者的统治和利益，改革具有不彻底性。这是由管仲的阶级立场和时代背景而决定的。 3.战国时期的大夫晏婴变革
晏婴，齐国大夫，事齐灵公、庄公、景公三代国君，执政达48年之久。晏婴凭借其卓越的治国才能和躬身力行的作风，虽遇庸君，但却维持了齐国的一代盛世，史家把他所处的时代与桓公时代并称桓景盛世。晏婴在发展经济变革中，实施“君商渔盐”，国家努力发挥地利优势，搞活流通，增强国力。在用人观上，他坚持任人唯贤，不私于亲；诛不避贵，赏不避贱。在国家管理上，他实施赋敛权有无、均贫富、耕者十取一、减轻百姓负担。“仁”是儒家“仁政爱民”的主要学说，也是晏婴施政的中心内容。晏婴非常推崇管仲的“欲修改以平时于天下”必须“始于爱民”的治国之道，他坚持“意莫高于爱民，行莫厚于乐民”的治国理想。在国家治理中，他实施严刑苛法、尚仁治并辅以法。从晏婴的变革中可以看出，他的变革观是对管仲治国思想的延续和传承。
4.战国时期的齐威王变革
政治上的变革和发展。齐威王父子在国内进行了一系列的整顿和改革，使齐国国富兵强，成为战国七雄之一，是当时经济最发达、人民最富裕的诸侯国。齐威王时期的变革主要是政治上的大变革，在法治立国、招贤纳士方面尤为突出。齐威王任用邹忌为相、田忌为将、孙膑为军师，针对卿大夫专权、国力不强之弊，进行政治改革。第一，齐威王变革旧法，开门纳谏，鼓励大家参政议政，群策群力，重赏严罚。第二，铁腕整肃吏治，启动了变法潮流。第三，齐宣王尊重知识、招揽人才，采取了更加开明的政策，使天下士子齐聚齐国，促进了齐国文明的发展，丰富了齐文化的内涵。这些改革使齐国大治，一举成为战国七雄之冠。
（三）齐文化变革观的社会意义
齐人强烈的变革意识和变革性思维使得齐文化常变常新，焕发出朝气蓬勃的活力。齐文化是變革的文化，开放的文化。首先，其变革观体现在经济上的开放和发展。姜太公从立国那天起，就积极推行“通商”政策，将齐国以外的广大地区和许多诸侯国都纳入本国的经济发展体系中。管仲执政期间，发扬光大了太公的开放的经济政策，采取了许多有效措施，以“来天下之财”，出现了“天下商贾归齐若流水”的局面。战国时期，齐都临淄成为商贾云集的海内一大都会即是明证。而到了晏婴和齐威王父子时期，齐国经济发展战略已非常成熟，经济实力强大，成为七国之雄。时至今日，在当时齐国中心，亦即现今淄博周村的历史发展中，仍能看到当时商贸兴隆的影响和传承。其次，还表现在人才的开放等方面。《管子·牧民》曰“毋曰不同生（姓），远者不听；毋曰不同乡，远者不行；毋曰不同国，远者不从。”这三句话体现了齐人海纳百川的胸怀和深刻的开放思想。再次，齐文化的变革观还体现在一切社会变革都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态度上。无论是姜太公的变革还是管仲的变革，甚或是齐威王的变革，都能从当时的实情出发，从政治改革开始，铁腕整肃吏治，凝聚民众之心。最后，在齐文化的变革观中，还体现了一脉相承的社会历史继承性。虽然齐国历史上的四次社会变革历经不同时代，但是变革精髓却得到了传承。在姜太公的变革中，采取了开放的经济政策，到了管仲执政期间，则对姜太公的开放政策发扬光大，直至战国后期的历次变革，无不秉承开放原则，接纳先进理念和经验，使齐国发展始终充满活力，呈现勃勃生机。
二、齐文化变革观的哲学内涵
马克思主义哲学即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在吸收了全人类的思想精华之后得以创立的。齐文化变革观能够顺应社会发展的规律，不断变革创新，促进社会发展，体现了朴素的辩证法和唯物史观的思想，在理论内涵上，与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观有着相通之处。
（一）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
马克思主义认为，物质是世界的本原，物质第一性，意识第二性，物质决定意识。一切从实际出发是唯物主义一元论的根本要求，根据具体国情选择发展道路是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齐文化变革观是齐国人在既定的历史条件下对社会生活未来发展多种可能的方向、目标、方法的主体选择，这一选择是顺应了社会发展的基本趋势，是齐文化社会变革的哲学基础。齐文化中的“务实”，体现在其变革观就是始终与齐国的实际相结合，所以其社会变革是同一种社会形态发展过程中的量变，是社会制度的自我调整和完善，是推动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力。人的社会意识是由社会存在决定的，齐文化的变革观归根到底是齐国经济发展的产物，其社会生产方式发生变化，随之要求其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也要相应变化，解放思想，用发展的观点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齐文化变革观的哲学内涵就是不断创新、推陈出新，依据新形势的发展，破除与现实客观事物不相符合的旧观念、旧模式、旧做法，发现和运用事物的新联系、新属性、新规律，以更有效地进行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活动。发展是永恒的主题。世上万物既是普遍联系的又是永恒发展的，齐文化的精髓是“变革、开放、务实、发展”，齐文化中的社会变革之所以取得成功并促进社会快速发展，原因就在于其社会变革体现了齐文化的精髓，顺应了社会发展的规律和潮流，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缓和了社会矛盾。
（二）社会意识具有能动的反作用
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看，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意识是社会存在的反映。在阶级社会中，一定的政治、哲学、法律、道德、艺术、宗教等观念上层建筑构成一定阶级的意识形态。意识形态属于观念上层建筑的内容，是建立在一定的社会经济基础之上的社会思想和观点，不以人的主观目的为转移。同时，意识形态虽然不是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因素，却影响着社会的生产力发展水平、社会发展的速度，体现国家和政党的旗帜和方向。人在本质上是存在于一定相互联系和作用的社会关系中的人，人的意识是在复杂的社会交往和社会关系中产生的社会性的意识，是社会实践的产物。意识形态来源于社会实践并指导现实的社会发展的过程，它产生于特定的社会和自然环境中，并随着社会的发展变化而变化。因此，对某一历史阶段的意识形态考察必然是建立在该历史阶段的社会现实基础之上的。
意识形态能动的反作用主要体现在其相对的独立性和先导性。作为观念上层建筑不是仅仅依附于经济关系的消极部分，更重要的是有其独立发展的一面。其所具有的稳定性、不平衡性、继承性和先导性，在社会历史发生巨大变化时，使处于先进地位的社会意识成为革命的先导，带动经济关系、政治关系、社会关系的发展和变革。 恩格斯指出，政治、法律、哲学、宗教、文学艺术的发展是以经济发展为基础的。同时，它们又相互作用，并对经济基础施以影响。意识形态是对现实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反映，有正确和错误、先进和落后之分。因此，一方面，先进的、正确的意识形态不仅能够体现社会发展规律，而且能够树立健康向上的社会精神面貌，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起积极的促进作用；另一方面，落后的意识形态则与社会发展规律相悖，阻碍社会进步，抑制人的精神世界发展，在社会的发展中起消极的作用。执政党的意识形态与国家所选择的旗帜以及所走的路线有关。意识形态的选择关系到党的改革和发展的方向，对经济建设的成败起着关键性的作用。
（三）齐文化变革观蕴含了朴素的辩证法和唯物论思想
齐文化变革观是根据齐国的实际而实施的变革。齐国发展的历史时期，正是由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生产力的发展，推动社会经济开始走向由三次社会大分工引发和促进的商品经济的萌芽和发展阶段，商品生产和交换带动商业的文明，体现了市场的需求，单一的农耕生产开始转向农耕商的综合发展。无论是政治还是经济，都必须因地制宜实施创新变革才能得以发展。齐国建国初期所处的地理环境适于向工商型经济发展。因此，姜太公从实际出发，制定了优先发展工商经济的战略，从而为后来齐国商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春秋时期，齐国的疆域扩大了，土壤也改良了，农业发展的条件基本成熟了，经济环境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据此，齐桓公和管仲君臣制定了大力发展农业的方针，进行了诸如“井田畴均”“相地衰征”“勿夺农时”一系列的改革，把农业与工商业同视为重要的经济基础。战国时期，齐国工商业一度出现了畸形发展趋向，破坏了齐国经济良性发展的秩序。针对这种变化，齐国统治者和思想家们又提出了“重农抑商”的主张。这些经济政策的调整都是合乎社会实际的。从学术、文艺、科技来看，齐国的水平和活跃度更为其他诸侯国所望尘莫及：有战国时期全国的文化中心、最早的大学和社会科学院—稷下学宫；还有一批具有创造力的大家，涌现出了具有开拓性的成果，诸如阴阳五行学说的大家邹衍创立了“五德终始说”和“大九州说”、稷下黄老学派创立了以道法合一为基本特征的黄老之学、孟子和荀子将齐文化与旧儒学融合而形成的新的儒学，等等。
三、齐文化变革观的传承意义
齐文化产生至今已有2000多年历史，是中华文明中的瑰宝，齐文化的变革观是齐国社会发展的精神动力，之所以能够源远流长，就在于齐文化变革观顺应了社会的发展，具有海纳百川、兼容并举的开放思想和勇于开拓创新的变革精神，超越了时空的意义，对于新时代正处于新的社会发展时期的我们仍然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一）新时代变革的历史必然性
2018年是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的开局之年，也是改革开放40周年，做好改革工作意义重大。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是对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的科学判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使中国的发展站到一个更高层级的历史方位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习近平在《让工程科技造福人类、创造未来—在2014年国际工程科技大会上的主旨演讲》中指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应对各种前所未有的困难和挑战、创造光辉而美好的未来，动力从哪里来？只能从发展中来、从改革中来、从创新中来。”“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惟创新者进，惟创新者强，惟创新者胜”。当今世界经济复苏乏力、全球性问题日益加剧，世界大多数国家面临发展困境，而中国经济则保持中高速增长，在世界主要国家中名列前茅，国内生产总值稳居世界第二，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率超过30%，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这得益于中国40年来坚持与时俱进的变革和坚持不断的创新发展。进入新时代的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所以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坚持变革和创新的精神，以古人为镜，善于学习，这是我们发展的唯一出路。“社会总是在发展的，新情况新问题总是层出不穷的，其中有一些可以凭老经验、用老办法来应付和解决，同时也有不少是老经验、老办法不能应对和解决的。如果不能及时研究、提出、运用新思想、新理念、新办法，理论就会苍白无力。”[2]86中国改革开放40年取得的巨大成果证明：社会主义是前无古人的空前伟大而艰巨的事业，它决定了推进这一事业的理论和实践必然具有无比突出的变革创新性，只有改革开放才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事物总是在不断变化发展的，所以改革只有进行时而没有完成时，思想解放、观念更新永无止境。在新时代要弘扬改革创新精神，就要推动思想再解放、改革再深入、工作再抓实，从而凝聚起全面深化变革的强大力量，在新起点上实现新突破。改革开放是社会主义的自我完善、自我发展，需要破除不合时宜的旧体制、旧机制，建立有利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新体制、新机制。从这个意义上讲，改革是革故鼎新、推陈出新，也是创新发展。所以说，创新发展是变革的本质属性、内在品格和根本特征。
（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我们新时代变革创新的理论指导
新时代提出新课题，新课题催生新理论，新理论引领新实践。在新时代“要根据时代变化和实践发展，不断深化认识，不断总结经验，不断进行理论创新，坚持理论指导和实践探索辩证统一，实现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良性互动，在这种统一和互动中发展二十一世纪中国的马克思主义。”[2]65我们要从这一理论宝库中找立场、找观点、找方法、找动力，联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大背景，联系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大逻辑，联系社会主要矛盾的新变化，坚决破除不合时宜的思想观念，在实现高质量发展、加快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上凝聚共识，在统一思想中推动思想的再解放、广解放、深解放。回溯历史，在齐文化发展中的多次变革实践中，都是由具有开拓变革创新精神的领导者引领，并有一套相对完整的思想指導，从经济、政治到思想、文化等方面进行全方位的变革，才使齐国有了很好的发展，成为战国七雄之首。今天中国的发展进入了新时代，改革进入关键时期，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我们变革创新的理论指导，指引我们在变革中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重大时代课题，明确了我们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三）新旧动能转换综合实验区建设是山东变革的巨大动力
我国改革开放40年来，山东发生了巨大变化，这一切都得益于变革带来的发展。进入新时代，我国主要矛盾发生了变化，山东所面临的发展目标和任务也随之发生变化。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把推进新旧动能转换综合实验区建设的重大任务交给了山东，这对于山东的发展来说，既是重大的机遇也是挑战，我们必须完成这个历史使命。就广义来说，新动能是新时代山东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动力，也是最终带动山东综合发展的新引擎；就狭义来说，在科技迅猛发展、产业结构不断调整、生产力不断发展的今天，新動能就是社会经济如何科学、可持续发展的新引擎。社会基本矛盾是社会发展的内在动力，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第一推动力，在当今世界，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是最活跃、发展最快的因素。面对日新月异快速发展的生产力，生产关系和社会上层建筑必须及时调整，以适应生产力的发展。山东新旧动能转换就是为适应生产力的发展而适时做出的一项变革，是对社会发展的内在动力的调整。从世界历史的发展进程来看，每一次科技革命都会引发全方位的深刻的社会变革。因此，新旧动能转换不仅是经济结构的转型升级，还会对生产力的组织方式、管理模式及社会的发展理念转变和社会结构转型产生积极的助推作用。新旧动能的转换，意味着我们所面对的世界发生了变化，我们要改造的主客观世界已不同于以往。在新形势下，我们必须变革，解放思想，大胆创新，全面增强经济创新力和竞争力。山东的经济发展基础扎实，地理环境和自然资源相对优越，农林牧副渔资源丰富，所缺少的只是思想的解放和变革的魄力和动力。这次，党中央交给山东新旧动能转换试验区的建设任务，无疑是对山东经济变革的巨大支持和期待。山东政府应借此机遇，发掘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力。同时，山东在新时代改革开放大潮中必须一切从实际出发，正视问题。应该清醒地认识到，随着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山东跟其他省市地区的差距是在加大，应知耻而后勇，敢于面对自己的不足，在变革中求发展。在2016年全国GDP百强城市榜单中，山东省17个城市中有15个上榜，在全国各省份中是最多的，但在TOP10榜单中，没有一个是山东城市。在经济总量上，山东省与广东省的差距由2008年的5860亿扩大到2017年1.72万亿；与江苏省的差距由50亿扩大到1.32万亿[3]。最近，有研究报告认为，山东转调进程总体上落后于广东和江苏5年，有些方面落后得更多[3]。2016年，山东省高新技术产业产值占规模以上工业产值的比重为33.8%，分别比江苏、浙江两省低7.7和6.3个百分点，比近邻河南省还低1.1个百分点[3]。山东经济陷入了由别人追着跑到追着别人跑的尴尬境地。全国经济发展形势逼人，竞争态势逼人，山东经济大而不强，实现凤凰涅槃只能是一场革命性变革。而变革的首要问题就是思想的再解放。在山东人的思维中，普遍存在求稳、怕担风险、力求维持现状、稍富则安、知足常乐、缺乏变革激情的观念[4]，在经济发展中缺少品牌和领军行业，创新和敢为人先的意识不足，农耕意识犹在发生着影响。新中国成立之后，山东的发展始终处于全国的中上水平。然而，自中国实行改革开放的政策以来，东南沿海和江浙人的思想率先得以解放、观念不断更新、信息接收更快、接受新事物更快更彻底、变革的决心更坚决，即使是内陆地区，人们也在紧抓“一带一路”的机遇转变自己的思想观念而使得经济迅速发展，山东与他们的差距日益加大。山东应该认清形势行动起来，把新发展理念转化为山东发展的具体举措。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对外开放的重要思想，特别是视察山东时对山东省扩大开放做出的重要指示，为山东经济发展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山东应抓住机遇，推进新一轮高水平的对外开放，牢牢把握走在前列目标的定位，适应形势发展变化，加快新旧动能转换的步伐不断增强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促创新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山东在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既具有发展的优势和基础，也面临转型发展的难题和困惑，所以加快新旧动能转换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有了综合试验区这个战略支点，山东既可赢得自身发展的主动性，又能在优化我国全面发展格局中发挥作用。2018年6月在青岛召开的上合组织峰会将给青岛乃至山东的变革带来新思路，给其发展带来新动力。
（四）蓝色经济依然是山东的发展特色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要坚持陆海统筹，加快建设海洋强国。作为国内沿海第二港口大省、国内第三大经济大省的山东，海岸线超过3300公里，海洋经济潜力巨大。从历史发展来看，齐国几代变革都遵循着实际的需求而采取发展渔盐产业的策略，才使齐国经济得以强盛发展。今天的山东经济依然要传承齐文化发展的精髓，一切从实际出发，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充分利用优越的自然资源发展蓝色经济，采取走向海洋、走向世界、服务国家的战略，培育高质量的产业园区发展新动能。青岛西海岸新区是全国唯一一个以海洋经济发展为主题的国家级新区，担负着重要的使命。海洋强国、军民融合是新时代社会主义建设必须继续践行的两大国家战略使命。所以山东应深化科技创新，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快山东半岛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西海岸片区建设。
蓝色之梦宏伟壮大，让山东走向深蓝，凝聚力量、攻坚克难，青岛任重道远。在人才培养上，山东面临的比较突出的问题是相对人口大省，山东的大学却比例失调，大部分的山东考生需要出省就读，毕业后也就天南海北就业，在省内就读的也会选择到更有发展前景的城市就业，直接的后果就是难以留住人才。美国著名社会思想家乔尔·科特金曾说，知识人群在哪里聚集，财富就在哪里聚集；哪里环境好，精英就在哪里聚集。所以山东要着力优化制度体系、社会氛围、生态环境，使山东人气更旺盛、精英更云集。只有尊重人才，尊重知识，才能充分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才能解放生产力，同时让人民群众不断有获得感，享受变革的成果。只有坚持不断变革，不断学习，才能赢得国家未来，而创新是变革的源泉。
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方兴未艾，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要素规模驱动力在逐步减弱，所以必须更多地依靠人力资本质量和技术进步，才能找到经济发展的新引擎，这需要我们的创造力被解放、创新思想被肯定、创新意识被激发、创新行为被激励，建设一个创新型社会，让创新精神凝聚成为中国发展的源泉和动力。齐国的社会变革充分证明，唯有变革，才是解放生产力的根本出路，才是社会发展的必由之路，也才是社会自我完善的根本途径。所以，以人本、变革、开放、务实、包容为特点的齐文化变革观，对于构建和谐社会仍具有非常现实的借鉴意义。
参考文献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513.
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论述摘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
徐锦庚.在深化改革开放中走在前列（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新时代新气象新作为·高端访谈）访山东省委书记刘家义[N].人民日报，2018-02-10（2）.
杨学莹，赵小菊.点击“靓词”，读懂新旧动能转换[N].大众日报，2018-02-23（3）.
[责任编辑 祁丽华]
[关键词]齐文化变革观；唯物史觀；创新；与时俱进
[中图分类号]G1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372（2018）02-0073-08
所谓变革观，关键在“变”，其核心就是“创新”，就是勇于破旧立新，不断发展。人类社会之所以能不断进步和发展，就在于人们始终坚持在变化中不断变革，以顺应时代发展的趋势。变革观之所以能够促进社会的发展，就在于变革观符合社会发展的历史规律。西汉·司马迁在 《史记·孙子吴起列传》中曰：“善战者，因其势而利导之。”指的就是为顺应事情发展的趋势，将主客观因素向有利于实现自身目的的方向加以引导，所谓因势利导。而所以要因势利导，恩格斯曾言，是因为 “运动，就它被理解为物质的存在方式、物质的固有属性这一最一般的意义来说，涵盖宇宙中发生的一切变化和过程，从单纯的位置变动直到思维。”[1]即是由于宇宙万物始终处在永恒的运动变化之中。因此，在社会发展中，必须坚持在变化中不断变革，才能有进步和未来。几千年来，富有变革精神的中华民族，遵循“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大学》第三章），“君子之学必日新，日新者日进也。不日新者必日退，未有不进而不退者。”（《二程集·河南程氏遗书卷第二十五》）的古训，自强不息，锐意变革，创造了辉煌发达的中华文明，也为今天的改革提供了丰富的精神财富和理论依据。齐文化作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最灿烂的一部分，其用变化、发展的观点和方法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变革观，既是催生齐文化繁荣的内在动力，也是齐国从弱到强发展繁荣的精神财富，值得我们研究和探索。
一、齐文化的变革观
（一）齐文化变革观的形成
齐文化变革观是社会发展的产物。齐文化产生和存在的时间，一般是从公元前1045年姜太公封齐建国开始，至公元前221年田齐为秦所灭结束。齐文化主流传承有800多年，具有重要的历史及现实意义。齐文化最显著的特点就是它的变革观，勇于变革、不断创新，以及崇尚改革开放、追求务实创新、以智取胜的先进文化，可谓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宝库中光彩夺目的文化瑰宝。为什么当时齐国会有变革的意识，齐文化中的变革观又是在什么背景下产生并发展的？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认为，社会发展有其内在的规律，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意识是社会物质生活过程及其条件的主观反映，社会存在的主要因素是物质资料的生产方式，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的发展，当社会存在发展了，社会意识也就相应地或早或迟地发生变化和发展。由此，齐文化变革观的产生和发展与齐国的国情变化有着密切关系。
齐文化变革观产生于西周，形成发展于春秋战国。春秋之前，只有“天下”，而没有“国家”。周天子封疆裂土，众多诸侯列国恪守秩序，相安无事，处于社会矛盾基本稳定阶段，重大社会变革的动机和主客观条件尚未成熟。公元前771年，周幽王“烽火戏诸侯”成为西周终结的导火索，社会矛盾集聚并激化，从此王室天子权威丧失，诸侯相继兴起，就此进入了新的历史时代—春秋战国时期。春秋战国是中国社会的重要转型时期，春秋时代周王的势力减弱，诸侯群雄纷争，列国并峙，大小征战不计其数。到了战国时代，只剩下齐楚燕韩赵魏秦七雄。连年不断的战争和旧统治的衰落，使旧的社会秩序、生产关系分崩离析、支离破碎，难以适应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亟待建立新的社会秩序。这是一个很矛盾的时代，一方面充满动荡和战乱，另一方面在社会发展与探索中，思想高度繁荣发展。矛盾的形成，其实也是二者互为条件的结果。社会的动荡和战乱，是社会矛盾激化的表现，也是社会变革的条件，社会如何发展是统治者在思考的问题，也是政治家、思想家和哲学家需要思考的问题。在此基础上齐文化变革观有了存在和生长的土壤。
特殊的地理环境，是齐文化变革观形成不可或缺的条件。从自然环境看，古齐国文化属地地处黄河下游，在华北平原的东部，包括今天的鲁北、鲁中及山东半岛地区（也就是“海岱之间”的山东地区），三面环海，呈半岛之势，靠山也靠海，有着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是南北交通联系的枢纽。自然地理环境是社会生活和生产资料的来源，自然地理环境的优劣，除了影响社会经济发展外，还影响到人的思维方式和思维理念。齐国所处的地理环境，既给人们带来物质流通，也给人们带来多元的思想交流和开放的思想意识，所谓“流水不腐户枢不蠹”，只有接纳、接受、改变才能更好地发展。汤之《盘铭》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这种根据实际实施变革的与时俱进精神，是齐文化核心价值观的体现。正如《管子·正世》所言，齐文化“不慕古，不留今，与时变，与俗化”，点明了齐文化主变合时的革新观。而齐人思想的开放性和接纳性，使他们能够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并由此彰显出齐文化与其他先秦地域文化迥然不同的变革性、开放性、多元性、务实性和智慧性。齐人勇于学习，善于学习，这是齐文化变革观形成的思维观念基础。在经济发展上，齐人既有丰富的海洋渔业资源，也有黄河灌溉下的农林资源，还有山川丘陵地带的农副产品生产和纺织养蚕瓷器等手工生产。如何更好地利用资源促进社会的稳定和发展，这是关系齐国在七雄争霸中成败的关键条件，也是齐国统治者亟待解决的问题之一。而要发展经济，促进社会发展，就必须改革过去束缚生产力发展的旧有生产关系、变革社会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这是齐文化变革观的经济基础。 （二）齐文化变革观的践行和发展
齐文化在长达800多年的发展中，经历了诸多变革，变革贯穿了齐文化发展的始终。其中对齐文化影响最大的变革有四次，即西周初期的姜太公变革，春秋中期的桓公、管仲变革，春秋后期的晏婴变革，战国时期的齐威王变革，这是齐文化变革观的体现和实施。从中，我们可以看到，齐文化变革观是如何在一次次的社会实践中逐渐形成并发展和完善的。
1.西周初期的姜太公变革
经济的变革和发展。齐国在战国七雄中能够崛起，得益于齐国经济上的变革，而在齐文化的历次经济变革中，都以齐国的实际为本，在继承和创新中变革和发展。姜尚在辅佐周文王期间，打破旧的生产组织方式，改革旧的生产关系，使生产力得到解放，为强周灭商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实行农人助耕公田纳九分之一的租税、八家各分私田百亩、大小官吏都有分地、子孙承袭等经济政策，刺激了人们的生产积极性，促进了生产的发展，打下了灭商的经济基础。同时，面对齐国三面环海的独特地理位置，姜太公改革最根本的一条，就是抓住“通商工之业，便鱼盐之利，人民多归齐，齐为大国。”（《史记·齐太公世家》）在经济发展中，以便鱼盐之利，充分发挥临海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发展渔业和制盐业，使齐国迅速发展成为西周强国。
政治变革和治国理政。姜太公的政治改革秉承“太公至国，修正，因其俗，简其礼”“尊贤尚功”（《史记·齐太公世家》）的理念，大刀阔斧地对旧的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上层建筑进行改革，对人类传统文明实施辩证的传承和不拘一格选用人才。“因其俗，简其礼”，指的就是对东夷地区的传统习俗不是一律排斥，而是以此为基础，吸收中原周族的文明成果，逐步消除东夷习俗中的野蛮成分。当时齐地人由于受周围特有自然地理条件的影响，形成了不同于其他地區的性格特征和风俗习惯，如果在齐地强制推行周人的那套繁文缛节，容易产生民族矛盾，不利于治国安邦。姜太公经过再三斟酌，决定从齐地实际出发，从俗简礼，不强制干涉，由此而赢得了民心。“尊贤尚功”，就是选拔有才干有业绩的人，给爵位、授实权，为他们提供施展的平台。姜太公不论出身高低贵贱，不分地位、祖属和国别，任人唯贤，只要确有贤能，并愿为国效力，就可以赏封地，给予相应的权力和地位。这一用人原则，突破了西周“尊尊亲亲”的正统思想束缚。姜太公在治国安民方面用仁道、施仁政、重教化、因民俗、顺民情。所谓“敬其众，合其亲。敬其众则合，合其亲则喜，是谓仁义之纪。无使人夺汝威，因其明，顺其常。顺者任之以德，逆者绝之以力。敬之无疑，天下和服。”（《史记·齐太公世家》）他力倡以民为本、仁政顺民的思想。这种思想对于两千多年前唯心史观一直占据统治地位的时代来说，具有积极的意义。他治国有方，创建了泱泱大国，其遗风犹存，累世相续，为后来的齐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成为五霸之首”奠定了基础。
2. 春秋中期的桓公、管仲变革
经济上的变革和发展。经历了夏、商、西周中华文明的兴盛时期，我国从奴隶社会过渡到了封建社会的大变革时期—春秋战国时期。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中国出现了第三次社会大分工，出现了商人，产生了商业。商业的发展和商人的出现，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标志着人类社会走进了文明时代。这个时期，各诸侯国为了成就霸业，纷纷采取强化商品经济方略以富国强兵。重商政策促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工商黄金时代。管仲在任内大兴改革，史称管仲改革。管仲非常重视发展经济，主张改革以富国强兵，他认为“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管子·牧民》）也就是国家的安定与人民的守法经济的发展十分密切。在管仲看来，只有让人民过上富庶的生活，才可以让人民知礼节、知荣辱，这与唯物史观的“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观念颇为接近。而如何让人民过上富庶的生活，只有改革。在管仲的推动下，齐桓公借鉴西周初始姜太公的治齐之策，进行变革，对太公治齐之策是既有传承又有创新。一是充分利用自然条件发展盐铁业，“设轻重渔盐之利，以赡贫穷”“通轻重之权，缴山海之业”（《管子·牧民》），壮大经济，增强国力。二是尊重民意，“顺民心为本”“政之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管子·牧民》）他提倡爱护老百姓，对人民实行“宽政役，敬百姓，省刑罚，薄赋敛”（《管子·牧民》）的政策，主张对老百姓要“爱之、益之、利之、安之”（《管子·牧民》），提倡“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三是在农业税征收上，创造性地提出了“相地而衰征”的政策，按照土地的贫瘠程度缴纳赋税。四是为了适应发展生产、富国强兵的需要，对原有社会组织进行改革，对知识分子、农人、手工业者和商人实行“四民分业”“勿使杂处”政策（《管子·牧民》），并通过推行生产的专业化，极大地调动国人的生产积极性。这一系列系统而深刻的变革使桓公时期的齐国经济得到迅速发展，从而“九合诸侯，一匡天下”，成就霸业。管仲的经济学思想给诸侯国治理国家带来了划时代的变化。
政治上的变革和管理。一个国家的社会管理和发展，离不开人才。管仲继承和发展了姜太公的择贤用人观上，建立了一套严格考核、任命和提拔各级官吏的办法。他的用人原则是任命一切官员，都必须根据其实际的政绩，而不是虚假的、表面的政绩。在全国划分政区，组织军事编制，设官吏管理；建立选拔人才制度，士经三审选，可为“上卿之赞”（助理）。此外，他还总结出一套对于各级官员实行奖惩的具体办法，尤其是选贤任能，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世卿世禄制，扩大了人才来源。
依法治国的法家思想。齐桓公时期，接受并实施管仲以法治国的法制主义理念。管仲主张法治，要求全国上下贵贱都要守法、赏罚功过都要依法办事，他认为国家治理的好与坏，取决于能否以法治国。此后，“事断于法”便成为法家法治的基本理论。在这一基本理论的指导下，管仲整肃齐国内政，国内秩序井然，国家实力得到迅速提升，从而实现了称霸中原。
管仲的变革是齐国历史上影响最大、范围最广、收效最显著的一次变革。变革的实质是废除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这对于促进齐国的发展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在中华发展史上留下了重重的一笔，对后人的影响也是深远而重大的。但整体而言，管仲的变革没有触及上层建筑（政治制度），旧的世卿世禄制仍然发挥作用，而其所谓的法治，归根结底还是为维护封建统治者的统治和利益，改革具有不彻底性。这是由管仲的阶级立场和时代背景而决定的。 3.战国时期的大夫晏婴变革
晏婴，齐国大夫，事齐灵公、庄公、景公三代国君，执政达48年之久。晏婴凭借其卓越的治国才能和躬身力行的作风，虽遇庸君，但却维持了齐国的一代盛世，史家把他所处的时代与桓公时代并称桓景盛世。晏婴在发展经济变革中，实施“君商渔盐”，国家努力发挥地利优势，搞活流通，增强国力。在用人观上，他坚持任人唯贤，不私于亲；诛不避贵，赏不避贱。在国家管理上，他实施赋敛权有无、均贫富、耕者十取一、减轻百姓负担。“仁”是儒家“仁政爱民”的主要学说，也是晏婴施政的中心内容。晏婴非常推崇管仲的“欲修改以平时于天下”必须“始于爱民”的治国之道，他坚持“意莫高于爱民，行莫厚于乐民”的治国理想。在国家治理中，他实施严刑苛法、尚仁治并辅以法。从晏婴的变革中可以看出，他的变革观是对管仲治国思想的延续和传承。
4.战国时期的齐威王变革
政治上的变革和发展。齐威王父子在国内进行了一系列的整顿和改革，使齐国国富兵强，成为战国七雄之一，是当时经济最发达、人民最富裕的诸侯国。齐威王时期的变革主要是政治上的大变革，在法治立国、招贤纳士方面尤为突出。齐威王任用邹忌为相、田忌为将、孙膑为军师，针对卿大夫专权、国力不强之弊，进行政治改革。第一，齐威王变革旧法，开门纳谏，鼓励大家参政议政，群策群力，重赏严罚。第二，铁腕整肃吏治，启动了变法潮流。第三，齐宣王尊重知识、招揽人才，采取了更加开明的政策，使天下士子齐聚齐国，促进了齐国文明的发展，丰富了齐文化的内涵。这些改革使齐国大治，一举成为战国七雄之冠。
（三）齐文化变革观的社会意义
齐人强烈的变革意识和变革性思维使得齐文化常变常新，焕发出朝气蓬勃的活力。齐文化是變革的文化，开放的文化。首先，其变革观体现在经济上的开放和发展。姜太公从立国那天起，就积极推行“通商”政策，将齐国以外的广大地区和许多诸侯国都纳入本国的经济发展体系中。管仲执政期间，发扬光大了太公的开放的经济政策，采取了许多有效措施，以“来天下之财”，出现了“天下商贾归齐若流水”的局面。战国时期，齐都临淄成为商贾云集的海内一大都会即是明证。而到了晏婴和齐威王父子时期，齐国经济发展战略已非常成熟，经济实力强大，成为七国之雄。时至今日，在当时齐国中心，亦即现今淄博周村的历史发展中，仍能看到当时商贸兴隆的影响和传承。其次，还表现在人才的开放等方面。《管子·牧民》曰“毋曰不同生（姓），远者不听；毋曰不同乡，远者不行；毋曰不同国，远者不从。”这三句话体现了齐人海纳百川的胸怀和深刻的开放思想。再次，齐文化的变革观还体现在一切社会变革都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态度上。无论是姜太公的变革还是管仲的变革，甚或是齐威王的变革，都能从当时的实情出发，从政治改革开始，铁腕整肃吏治，凝聚民众之心。最后，在齐文化的变革观中，还体现了一脉相承的社会历史继承性。虽然齐国历史上的四次社会变革历经不同时代，但是变革精髓却得到了传承。在姜太公的变革中，采取了开放的经济政策，到了管仲执政期间，则对姜太公的开放政策发扬光大，直至战国后期的历次变革，无不秉承开放原则，接纳先进理念和经验，使齐国发展始终充满活力，呈现勃勃生机。
二、齐文化变革观的哲学内涵
马克思主义哲学即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在吸收了全人类的思想精华之后得以创立的。齐文化变革观能够顺应社会发展的规律，不断变革创新，促进社会发展，体现了朴素的辩证法和唯物史观的思想，在理论内涵上，与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观有着相通之处。
（一）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
马克思主义认为，物质是世界的本原，物质第一性，意识第二性，物质决定意识。一切从实际出发是唯物主义一元论的根本要求，根据具体国情选择发展道路是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齐文化变革观是齐国人在既定的历史条件下对社会生活未来发展多种可能的方向、目标、方法的主体选择，这一选择是顺应了社会发展的基本趋势，是齐文化社会变革的哲学基础。齐文化中的“务实”，体现在其变革观就是始终与齐国的实际相结合，所以其社会变革是同一种社会形态发展过程中的量变，是社会制度的自我调整和完善，是推动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力。人的社会意识是由社会存在决定的，齐文化的变革观归根到底是齐国经济发展的产物，其社会生产方式发生变化，随之要求其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也要相应变化，解放思想，用发展的观点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齐文化变革观的哲学内涵就是不断创新、推陈出新，依据新形势的发展，破除与现实客观事物不相符合的旧观念、旧模式、旧做法，发现和运用事物的新联系、新属性、新规律，以更有效地进行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活动。发展是永恒的主题。世上万物既是普遍联系的又是永恒发展的，齐文化的精髓是“变革、开放、务实、发展”，齐文化中的社会变革之所以取得成功并促进社会快速发展，原因就在于其社会变革体现了齐文化的精髓，顺应了社会发展的规律和潮流，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缓和了社会矛盾。
（二）社会意识具有能动的反作用
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看，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意识是社会存在的反映。在阶级社会中，一定的政治、哲学、法律、道德、艺术、宗教等观念上层建筑构成一定阶级的意识形态。意识形态属于观念上层建筑的内容，是建立在一定的社会经济基础之上的社会思想和观点，不以人的主观目的为转移。同时，意识形态虽然不是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因素，却影响着社会的生产力发展水平、社会发展的速度，体现国家和政党的旗帜和方向。人在本质上是存在于一定相互联系和作用的社会关系中的人，人的意识是在复杂的社会交往和社会关系中产生的社会性的意识，是社会实践的产物。意识形态来源于社会实践并指导现实的社会发展的过程，它产生于特定的社会和自然环境中，并随着社会的发展变化而变化。因此，对某一历史阶段的意识形态考察必然是建立在该历史阶段的社会现实基础之上的。
意识形态能动的反作用主要体现在其相对的独立性和先导性。作为观念上层建筑不是仅仅依附于经济关系的消极部分，更重要的是有其独立发展的一面。其所具有的稳定性、不平衡性、继承性和先导性，在社会历史发生巨大变化时，使处于先进地位的社会意识成为革命的先导，带动经济关系、政治关系、社会关系的发展和变革。 恩格斯指出，政治、法律、哲学、宗教、文学艺术的发展是以经济发展为基础的。同时，它们又相互作用，并对经济基础施以影响。意识形态是对现实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反映，有正确和错误、先进和落后之分。因此，一方面，先进的、正确的意识形态不仅能够体现社会发展规律，而且能够树立健康向上的社会精神面貌，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起积极的促进作用；另一方面，落后的意识形态则与社会发展规律相悖，阻碍社会进步，抑制人的精神世界发展，在社会的发展中起消极的作用。执政党的意识形态与国家所选择的旗帜以及所走的路线有关。意识形态的选择关系到党的改革和发展的方向，对经济建设的成败起着关键性的作用。
（三）齐文化变革观蕴含了朴素的辩证法和唯物论思想
齐文化变革观是根据齐国的实际而实施的变革。齐国发展的历史时期，正是由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生产力的发展，推动社会经济开始走向由三次社会大分工引发和促进的商品经济的萌芽和发展阶段，商品生产和交换带动商业的文明，体现了市场的需求，单一的农耕生产开始转向农耕商的综合发展。无论是政治还是经济，都必须因地制宜实施创新变革才能得以发展。齐国建国初期所处的地理环境适于向工商型经济发展。因此，姜太公从实际出发，制定了优先发展工商经济的战略，从而为后来齐国商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春秋时期，齐国的疆域扩大了，土壤也改良了，农业发展的条件基本成熟了，经济环境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据此，齐桓公和管仲君臣制定了大力发展农业的方针，进行了诸如“井田畴均”“相地衰征”“勿夺农时”一系列的改革，把农业与工商业同视为重要的经济基础。战国时期，齐国工商业一度出现了畸形发展趋向，破坏了齐国经济良性发展的秩序。针对这种变化，齐国统治者和思想家们又提出了“重农抑商”的主张。这些经济政策的调整都是合乎社会实际的。从学术、文艺、科技来看，齐国的水平和活跃度更为其他诸侯国所望尘莫及：有战国时期全国的文化中心、最早的大学和社会科学院—稷下学宫；还有一批具有创造力的大家，涌现出了具有开拓性的成果，诸如阴阳五行学说的大家邹衍创立了“五德终始说”和“大九州说”、稷下黄老学派创立了以道法合一为基本特征的黄老之学、孟子和荀子将齐文化与旧儒学融合而形成的新的儒学，等等。
三、齐文化变革观的传承意义
齐文化产生至今已有2000多年历史，是中华文明中的瑰宝，齐文化的变革观是齐国社会发展的精神动力，之所以能够源远流长，就在于齐文化变革观顺应了社会的发展，具有海纳百川、兼容并举的开放思想和勇于开拓创新的变革精神，超越了时空的意义，对于新时代正处于新的社会发展时期的我们仍然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一）新时代变革的历史必然性
2018年是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的开局之年，也是改革开放40周年，做好改革工作意义重大。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是对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的科学判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使中国的发展站到一个更高层级的历史方位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习近平在《让工程科技造福人类、创造未来—在2014年国际工程科技大会上的主旨演讲》中指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应对各种前所未有的困难和挑战、创造光辉而美好的未来，动力从哪里来？只能从发展中来、从改革中来、从创新中来。”“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惟创新者进，惟创新者强，惟创新者胜”。当今世界经济复苏乏力、全球性问题日益加剧，世界大多数国家面临发展困境，而中国经济则保持中高速增长，在世界主要国家中名列前茅，国内生产总值稳居世界第二，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率超过30%，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这得益于中国40年来坚持与时俱进的变革和坚持不断的创新发展。进入新时代的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所以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坚持变革和创新的精神，以古人为镜，善于学习，这是我们发展的唯一出路。“社会总是在发展的，新情况新问题总是层出不穷的，其中有一些可以凭老经验、用老办法来应付和解决，同时也有不少是老经验、老办法不能应对和解决的。如果不能及时研究、提出、运用新思想、新理念、新办法，理论就会苍白无力。”[2]86中国改革开放40年取得的巨大成果证明：社会主义是前无古人的空前伟大而艰巨的事业，它决定了推进这一事业的理论和实践必然具有无比突出的变革创新性，只有改革开放才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事物总是在不断变化发展的，所以改革只有进行时而没有完成时，思想解放、观念更新永无止境。在新时代要弘扬改革创新精神，就要推动思想再解放、改革再深入、工作再抓实，从而凝聚起全面深化变革的强大力量，在新起点上实现新突破。改革开放是社会主义的自我完善、自我发展，需要破除不合时宜的旧体制、旧机制，建立有利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新体制、新机制。从这个意义上讲，改革是革故鼎新、推陈出新，也是创新发展。所以说，创新发展是变革的本质属性、内在品格和根本特征。
（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我们新时代变革创新的理论指导
新时代提出新课题，新课题催生新理论，新理论引领新实践。在新时代“要根据时代变化和实践发展，不断深化认识，不断总结经验，不断进行理论创新，坚持理论指导和实践探索辩证统一，实现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良性互动，在这种统一和互动中发展二十一世纪中国的马克思主义。”[2]65我们要从这一理论宝库中找立场、找观点、找方法、找动力，联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大背景，联系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大逻辑，联系社会主要矛盾的新变化，坚决破除不合时宜的思想观念，在实现高质量发展、加快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上凝聚共识，在统一思想中推动思想的再解放、广解放、深解放。回溯历史，在齐文化发展中的多次变革实践中，都是由具有开拓变革创新精神的领导者引领，并有一套相对完整的思想指導，从经济、政治到思想、文化等方面进行全方位的变革，才使齐国有了很好的发展，成为战国七雄之首。今天中国的发展进入了新时代，改革进入关键时期，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我们变革创新的理论指导，指引我们在变革中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重大时代课题，明确了我们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三）新旧动能转换综合实验区建设是山东变革的巨大动力
我国改革开放40年来，山东发生了巨大变化，这一切都得益于变革带来的发展。进入新时代，我国主要矛盾发生了变化，山东所面临的发展目标和任务也随之发生变化。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把推进新旧动能转换综合实验区建设的重大任务交给了山东，这对于山东的发展来说，既是重大的机遇也是挑战，我们必须完成这个历史使命。就广义来说，新动能是新时代山东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动力，也是最终带动山东综合发展的新引擎；就狭义来说，在科技迅猛发展、产业结构不断调整、生产力不断发展的今天，新動能就是社会经济如何科学、可持续发展的新引擎。社会基本矛盾是社会发展的内在动力，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第一推动力，在当今世界，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是最活跃、发展最快的因素。面对日新月异快速发展的生产力，生产关系和社会上层建筑必须及时调整，以适应生产力的发展。山东新旧动能转换就是为适应生产力的发展而适时做出的一项变革，是对社会发展的内在动力的调整。从世界历史的发展进程来看，每一次科技革命都会引发全方位的深刻的社会变革。因此，新旧动能转换不仅是经济结构的转型升级，还会对生产力的组织方式、管理模式及社会的发展理念转变和社会结构转型产生积极的助推作用。新旧动能的转换，意味着我们所面对的世界发生了变化，我们要改造的主客观世界已不同于以往。在新形势下，我们必须变革，解放思想，大胆创新，全面增强经济创新力和竞争力。山东的经济发展基础扎实，地理环境和自然资源相对优越，农林牧副渔资源丰富，所缺少的只是思想的解放和变革的魄力和动力。这次，党中央交给山东新旧动能转换试验区的建设任务，无疑是对山东经济变革的巨大支持和期待。山东政府应借此机遇，发掘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力。同时，山东在新时代改革开放大潮中必须一切从实际出发，正视问题。应该清醒地认识到，随着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山东跟其他省市地区的差距是在加大，应知耻而后勇，敢于面对自己的不足，在变革中求发展。在2016年全国GDP百强城市榜单中，山东省17个城市中有15个上榜，在全国各省份中是最多的，但在TOP10榜单中，没有一个是山东城市。在经济总量上，山东省与广东省的差距由2008年的5860亿扩大到2017年1.72万亿；与江苏省的差距由50亿扩大到1.32万亿[3]。最近，有研究报告认为，山东转调进程总体上落后于广东和江苏5年，有些方面落后得更多[3]。2016年，山东省高新技术产业产值占规模以上工业产值的比重为33.8%，分别比江苏、浙江两省低7.7和6.3个百分点，比近邻河南省还低1.1个百分点[3]。山东经济陷入了由别人追着跑到追着别人跑的尴尬境地。全国经济发展形势逼人，竞争态势逼人，山东经济大而不强，实现凤凰涅槃只能是一场革命性变革。而变革的首要问题就是思想的再解放。在山东人的思维中，普遍存在求稳、怕担风险、力求维持现状、稍富则安、知足常乐、缺乏变革激情的观念[4]，在经济发展中缺少品牌和领军行业，创新和敢为人先的意识不足，农耕意识犹在发生着影响。新中国成立之后，山东的发展始终处于全国的中上水平。然而，自中国实行改革开放的政策以来，东南沿海和江浙人的思想率先得以解放、观念不断更新、信息接收更快、接受新事物更快更彻底、变革的决心更坚决，即使是内陆地区，人们也在紧抓“一带一路”的机遇转变自己的思想观念而使得经济迅速发展，山东与他们的差距日益加大。山东应该认清形势行动起来，把新发展理念转化为山东发展的具体举措。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对外开放的重要思想，特别是视察山东时对山东省扩大开放做出的重要指示，为山东经济发展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山东应抓住机遇，推进新一轮高水平的对外开放，牢牢把握走在前列目标的定位，适应形势发展变化，加快新旧动能转换的步伐不断增强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促创新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山东在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既具有发展的优势和基础，也面临转型发展的难题和困惑，所以加快新旧动能转换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有了综合试验区这个战略支点，山东既可赢得自身发展的主动性，又能在优化我国全面发展格局中发挥作用。2018年6月在青岛召开的上合组织峰会将给青岛乃至山东的变革带来新思路，给其发展带来新动力。
（四）蓝色经济依然是山东的发展特色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要坚持陆海统筹，加快建设海洋强国。作为国内沿海第二港口大省、国内第三大经济大省的山东，海岸线超过3300公里，海洋经济潜力巨大。从历史发展来看，齐国几代变革都遵循着实际的需求而采取发展渔盐产业的策略，才使齐国经济得以强盛发展。今天的山东经济依然要传承齐文化发展的精髓，一切从实际出发，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充分利用优越的自然资源发展蓝色经济，采取走向海洋、走向世界、服务国家的战略，培育高质量的产业园区发展新动能。青岛西海岸新区是全国唯一一个以海洋经济发展为主题的国家级新区，担负着重要的使命。海洋强国、军民融合是新时代社会主义建设必须继续践行的两大国家战略使命。所以山东应深化科技创新，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快山东半岛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西海岸片区建设。
蓝色之梦宏伟壮大，让山东走向深蓝，凝聚力量、攻坚克难，青岛任重道远。在人才培养上，山东面临的比较突出的问题是相对人口大省，山东的大学却比例失调，大部分的山东考生需要出省就读，毕业后也就天南海北就业，在省内就读的也会选择到更有发展前景的城市就业，直接的后果就是难以留住人才。美国著名社会思想家乔尔·科特金曾说，知识人群在哪里聚集，财富就在哪里聚集；哪里环境好，精英就在哪里聚集。所以山东要着力优化制度体系、社会氛围、生态环境，使山东人气更旺盛、精英更云集。只有尊重人才，尊重知识，才能充分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才能解放生产力，同时让人民群众不断有获得感，享受变革的成果。只有坚持不断变革，不断学习，才能赢得国家未来，而创新是变革的源泉。
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方兴未艾，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要素规模驱动力在逐步减弱，所以必须更多地依靠人力资本质量和技术进步，才能找到经济发展的新引擎，这需要我们的创造力被解放、创新思想被肯定、创新意识被激发、创新行为被激励，建设一个创新型社会，让创新精神凝聚成为中国发展的源泉和动力。齐国的社会变革充分证明，唯有变革，才是解放生产力的根本出路，才是社会发展的必由之路，也才是社会自我完善的根本途径。所以，以人本、变革、开放、务实、包容为特点的齐文化变革观，对于构建和谐社会仍具有非常现实的借鉴意义。
参考文献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513.
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论述摘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
徐锦庚.在深化改革开放中走在前列（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新时代新气象新作为·高端访谈）访山东省委书记刘家义[N].人民日报，2018-02-10（2）.
杨学莹，赵小菊.点击“靓词”，读懂新旧动能转换[N].大众日报，2018-02-23（3）.
[责任编辑 祁丽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