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号机密”，即中央文库。那是中国共产党第一座中央级秘密档案库，几乎集中了中国共产党在中央领导机关撤离上海前的所有重要文件。为了这座中央文库，十几位中共党员隐姓埋名，前仆后继，甚至牺牲，在国民党、日本人的眼皮底下腾挪隐藏，让关乎中共生死存亡的档案文件“毫发无伤”，最终在革命胜利之时“完库归党”。这是一场近20年的伟大“接力”！他们一诺千金守护“一号机密”，用生命写下绝对忠诚。

一群“无名者”的使命

　　张唯一、陈为人、韩慧英、韩慧如、徐强、李云、吴成方、周天宝、刘钊、缪谷稔、郑文道、陈来生……他们唯一的相同之处是，在党将保护中央文库的任务交托他们时，都慨然允诺，誓以生命守卫。
　　“江宁路673弄10号，这里是中共中央办公厅和最早的中央档案馆所在地。1927年到1931年间，我们党的历史上一些主要领导人经常在这里阅办文件、开会，一些重大事件的决策也是在这里进行的。”中共上海市静安区委党史研究室副主任郭晓静介绍。
　　1926年7月后，中国共产党的第一座中央文库就设立在这里。从创设伊始，这就是一个面向未来的档案库。1927年4月，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中国共产党被迫转入地下，为保证安全，中央明确：文件和机关必须分离，地处中央领导机关所在的上海，中央文库的极端重要性更加凸显。
　　1931年，受周恩来委托，瞿秋白起草了《文件处置办法》，对当时应当收集和保管的文件资料范围、内容和如何分类编目的原则、方法都作了明确、周详的规定。瞿秋白还加了一个总注：“如可能，当然最理想的是每种两份，一份存阅（备调阅，即归还），一份入库，备交将来（我们天下）之党史委员会。”
　　中央文库建立后，周恩来高度重视，他直接指定张唯一为第一任保管人。张唯一的真实身份是中共中央秘书处文书科科长，对外身份是木器行老板，江湖人称“张老太爷”。
　　“其實张唯一生于1892年，当时只有30多岁。但他非常沉稳，总是从容不迫、临危不惧，所以大家给他起的‘雅号’就成了‘张老太爷’。”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助理研究员张鼎说。正是这种超越年龄的沉稳勇毅，使得张唯一成为守护中央文库第一人。
　　被周恩来“点将”，张唯一开始了自己的“双面人生”：白天乔装打扮，是出手阔绰的商人，晚上则钻到楼上伏案工作，一丝不苟。一旦有任何危险的信号，要带着十几大箱文件立即搬家。
　　保护中央文库，这是一项极其“孤独”的事业。按照中共中央的规定，库址一定要达到独立居住、独立活动的要求；只派一名领导干部与文库负责人进行单线联系，其他领导成员不得过问文库的工作；文库工作人员也不能参加支部大会、集会游行和其他活动，尽量减少与外界的接触；文库地址不能固定，每遇险情或更换负责人，都必须立即搬迁。

“定以生命相护，愿与文件俱焚”

　　设立不久，中央文库就因时任中央特科主要负责人顾顺章的叛变而陷入危险。“当时，周恩来派人紧急通知张唯一，要求立即携带全部文件转移。张唯一雇了黄包车，连夜把那么多箱文件分几次运到了自己家里。”中共上海市委党校常务副校长徐建刚说。
　　“孤独”在此时显现出“孤独”的价值。张唯一因保管中央文库极少与外人联系，当时并没有暴露，在他的家中，中央文库躲过一劫。
　　不久后，张唯一的工作日益繁重，为策万全，中央文库交到第二任保管人手中。“选定保管人要求很高，首先他要绝对忠诚，其次在上海认识他的人越少越好。”徐建刚说。重任由此落在陈为人肩上。
　　陈为人是1921年入党的老党员，革命经验丰富，还曾担任过中共满洲省委书记。他曾经两次被捕入狱，受尽严刑拷打但始终严守党的秘密，久经考验，十分可靠。“陈为人在狱中受过重刑，染上严重的肺病，他长期在北方工作，被党组织营救出狱后在上海休养，没什么人认识他。”徐建刚说。
　　陈为人的妻子韩慧英也是中共成立初期就入党的“老革命”。而按照当时中央关于秘密工作的规定，中央文库的保管者对外要以“家庭化”的形式出现，于是，夫妻二人把全部精力投入到这项事业中。他们的上级正是“张老太爷”。
　　陈为人是湖南人，伪装成湘绣店老板，一楼开店，楼上则密藏中央文库。陈为人平时整编文件，对外隔绝，调出与送进文件，都由韩慧英同张唯一单线联系。
　　历史如果有镜头，会记录下这样的场景：夜深人静，陈为人在楼上守着中央文库，誊抄、修剪。他把原来厚纸上的字抄到薄纸上，把大字抄成小字，把文件空白的纸边都剪下烧成灰，放在夹弄的阴沟里用水冲掉——目的是尽量减少存放面积、缩小目标。时常，他还要把文件上下搬动，防潮防霉。
　　经过长达数年的精心整理，文件体积由开始的20多箱缩减为5箱。被陈为人“剪裁”过的、没有纸边的文件，内容“顶天立地”地写在纸上，令人过目难忘。

姐妹接力铸忠诚

　　意外再次降临。1935年2月，位于上海雷米路（今永康路）文安坊的中共地下联络点遭国民党特务破坏，张唯一被捕。两天后，不明情况的韩慧英按原计划前去接头，被守候在那里的特务逮捕。
　　“韩慧英被捕后反应很快，装作是农村妇女，哭哭啼啼地说自己是来找工作的，什么也不知道。”张鼎说。但韩慧英还是被国民党特务识破，被关进监狱。狱中，张唯一、韩慧英受尽酷刑，守口如瓶，对党的秘密不吐露半个字。单线联系再次保证了中央文库的安全，没有人知道中央文库的下落。
　　陈为人当机立断，带着孩子和文件撤离。由于缺少社会关系，无法在上海找到保人，他不得不花高价在高档住宅区租下了一栋二层小楼。湘绣店老板摇身变成了木材行老板。而实际上，为了给中央文库提供掩护，陈为人已耗光所有经费，每日和孩子们食不果腹。 　　一段时间后，山窮水尽的陈为人给韩慧英在河北老家的妹妹韩慧如写信，称慧英病重，请她来上海看望。赶到上海，韩慧如在惊诧中明白了一切。她在回忆中记述：“我永远也忘不了这一段艰苦的日子。”
　　“一到他家……最小的女孩已经1岁多，只会爬，不会走，身上穿的是抽掉了棉花的破背心。”“为了凑钱交房租，保证文件的绝对安全，我们把二楼的家具变卖一空。以后不仅是家具，连能卖的衣服都卖了。”
　　刚到上海时，韩慧如还不是中共党员，但在姐姐的影响下也早已心向革命。后来她接替姐姐，成为地下交通员，想方设法与党组织重建联系。
　　“物理隔绝”中的文库保管人，隐藏在白色恐怖的黑暗之中，心细如发又异常机警。他们承受“孤独”，严守纪律，却始终乐观，相信会有光明的未来。陈为人白天挨饿，晚上整理文件、四处奔走找党组织关系……只是，他的身体每况愈下。

越来越长的“牺牲者”名单

　　1935年底，饱受敌人折磨的韩慧英出狱，辗转回到了家里。后来，外出教书谋生的韩慧英，通过学校的地下党员与党组织接上了关系。接头人是中共情报系统上海负责人徐强，他与陈为人在一家小饭店里见面。韩慧如记得，那天姐夫回家后很高兴，跟孩子们说，“爸爸今天总算吃饱了，把菜盘子都舔光了。”
　　与党组织取得联系，让陈为人放下了心头重担。但那时，他的身体状况已不容乐观，党组织要求他将中央文库转移到徐强家中，马上住院看病。
　　陈为人拒绝接受进一步的治疗。他说：“我现在不能工作，不能再花党的经费了。”但他脸上依然洋溢着笑容，对家人说：“和敌人斗了这么多年，难道我还斗不过病魔？”
　　1935年6月14日，陈为人抱病写下一份“开箱必读”，作为誓死捍卫中央文库的最后嘱托。那份“开箱必读”，对5箱文件的分类作了说明，详列了查阅须知及全部目录，按文件形成的时间、地区、作者等分类编号，一目了然。1937年3月，陈为人病逝，为守护中央文库献出生命，年仅38岁。
　　使命在共产党人手中接力。李云、周天宝、刘钊……一段时间内，中央文库的保管人因党组织工作需要几经更换，文库也由此经历了几次相对密集的转移、迁址。1942年，当时的中央文库保管人缪谷稔肺病日益严重，党组织不得不另找可靠同志接替他。
　　那年夏天，中共上海情报系统负责人吴成方为缪谷稔带来一个不幸的消息：他们之间的地下交通员郑文道被日本宪兵抓去了。中央文库再度遇险！在被日本宪兵押送途中，郑文道跃出车厢，头脚俱伤，血流如注。一周后，他出病房受审，趁敌人不备跃窗跳楼，壮烈牺牲，年仅28岁。上海同济大学的校园烈士碑镌刻着他的名字，纪念这位杰出校友。
　　中央文库就这样化险为夷——敌人一无所获，“一号机密”依然安全。

“一号机密”完库归党

　　陈来生是任职时间最长的中央文库保管人。从1942年7月一直到1949年5月上海解放，达7年之久。陈来生面对的第一个难题就是，如何把那么多箱文件从缪谷稔家安全运出。
　　“陈来生想了一个办法，‘小鱼钻网眼’，发动自己所有的家人，每人每次只带几份文件，把文件藏在竹篮、面粉袋里。”徐建刚说，这样经过了一个多月的“蚂蚁搬家”，才将中央文库安全转移到新址。
　　后来，陈来生又向岳父借钱租下了成都北路972弄3号的厢房，开了一家“向荣面坊”作掩护。阁楼里空间逼仄，墙壁却格外厚实。原来，陈来生把中央文库的档案文件沿着墙壁从地板一直堆到顶棚，外面钉上一层木板夹墙，墙上又糊着报纸伪装掩饰。
　　“为了守护中央文库，陈来生用光了全家的钱。开面坊也不光是伪装，他真的需要挣钱。”徐建刚说。在那之后，陈来生又曾几次转移文库，守护文件安全。
　　党中央始终没有忘记上海的这批中央文件，1943年，为配合延安整风运动，陈来生根据中央要求，选取了部分文件，复制后通过华中抗日根据地，送往延安；1946年，陪同周恩来参加国共谈判的刘少文，曾利用特殊身份，将5000份文件转移到延安。
　　经历近20年的漫长接力，历史的时钟终于拨到了1949年。中国革命迎来了伟大的胜利时刻！1949年9月，陈来生将其保管的约15000份文件交给中共上海市委。上海市委组织部出具证明：“未受到霉烂、虫蛀、鼠咬等半点的损伤。”这是10多位共产党人，用信仰和生命谱写的接力赛。至此，“一号机密”完库归党。如今，它们完好无损地收藏于中央档案馆。
　　道义争担不息肩、守尽风雨唱凯旋！让我们记住这些默默无闻的守护者——他们在至暗的夜里披荆斩棘、降妖伏魔；他们历经孤独与困苦，用生命为中国点亮一盏叫作“将来”的明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