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遇见他之前，她以为自己这一生再也不会爱上一个人了。她的丈夫因为不堪忍受长期分居的生活，毅然决然地向她提出离婚，抛下苦心经营的家和他们的女儿。她是一个自尊心极强的女人，不愿意低头哀求丈夫留下，但又止不住内心的疼痛。她坐在单位的楼梯上，旁若无人地哭了很久。
　　男人是多么自私和绝情的动物，说断情就断情，他们青梅竹马十多年，再加上几年的夫妻情分，终究抵不过几年的离别。
　　他也是被感情抛弃的伤心人。在那特殊的十年中，他和妻子双双受到批判和审查，面对精神和肉体的双重摧残，他的妻子选择了跳楼自杀，把困境和三个女儿都留给了他。
　　他是当时有名的诗人，她读大学时就读过他写的诗，他的爱情诗热情澎湃，她深深为之迷醉，而彼时，他们身处不同的阵营。
　　他是她青春时期的偶像，能写一手浪漫唯美的诗歌，怎么可能是一个叛徒呢？她一遍遍翻看他的审查资料。妻子的死给了他很大的打击，他脸上深切的痛苦，她看在眼里，感同身受，内心有一种莫名的疼惜，但她什么也做不了。
　　后来，上海作协所有的人员全都下地劳动，他们一个养猪，一个种菜，她不再是高高在上的小头目，劳动将他们联系在了一起。劳动之余，他们经常在一起聊诗歌、聊文学，生活仿佛又回到了从前的好时光。
　　坐在长堤上，他给她念诗，一句句地敲打在她心坎上，她忍不住内心的激荡，不顾一切地投入他的怀里，他像大海一样将她拥在怀中，她闭着眼睛享受着他的爱抚和温情，整个世界好像只有他们两个的存在。
　　两个受尽感情折磨的人勇敢地走到了一起，他们爱得执著而热烈，忘了形势，忘了身份。他们想要光明正大地结婚，想要一个温暖的家，于是向组织递交了结婚申请。
　　申请迟迟没有得到批准，两人心里都有些惴惴不安，但还是相互安慰对方。就在他们商量着休假回城、准备婚礼时，他被领导安排留下值班；而她则接到一纸调令，即将被调往吉林。
　　他终于忍无可忍地站出来据理力争，表明他对她的爱绝不动摇。一个文艺黑分子公然反抗，顿时引起了轩然大波，他顿时成了人人喊打的“阶级敌人”。
　　迎接他们的是没完没了的批斗和审查，他和她都到了精神崩溃的边缘。为了保护她不被自己拖累，他主动提出中止恋爱，但保留两人的关系。她是一个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刚硬女人，斩钉截铁地表示要断就断得干干净净。
　　看着她委屈的样子，他心如刀绞，失声痛哭。她也情绪崩溃地和他跪在了一起，说：“我不值得你爱，我们还是分手吧。”她痛苦地做出了决定，再苦恋下去，不是他疯，就是她精神失常。
　　最后一次见他，是在一个会场上，他看也不看她一眼。她忍住满眼的泪水，分手是自己提出的，也怨不得他的无情和冷淡。
　　散会后，她远远地跟在他后面，走了一条街又一条街，快到他家时，她才停住脚步往回走，没想到，这一别竟是永别。
　　他打发小女儿到同学家住，一个人小心地封住门窗，打开煤气，铺了一块毯子在地上，又喝了一些酒，一脸平静地躺了下来，就像一个没有任何心事的人准备好好睡一觉了。
　　他的遗书只有一首李商隐的《夜雨寄北》：“君问归期未有期，巴山夜雨涨秋池，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爱情没有了，对他来说一切都没有了，他的生命之光随之熄灭。
　　他死了，把她的心也带走了，活下来的是她的躯体和一颗忏悔的心。她每天忘我地寫作，一个月就能完成一部长篇。他离去后，她写了一批人道主义精神的著作，成为“伤痕文学”的代表作家。她将所有的思念、疼痛、反思和感悟都写进了文字里，希望天堂里的他能看到，能够原谅她。
　　她开始大量抽烟，改吃素食，瘦得像纸片人，她觉得唯有过这种苦行僧的生活，心里才会好受一些。她说：“有一种东西比死亡更冷。”一句话道出了心中无尽的苍凉。
　　她是女作家戴厚英，他是为爱执著的甘肃诗人闻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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