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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红一方面军）离开中央苏区，开始大规模战略转移。随后，红二、四方面军和二十五军，也离开各自根据地，进行战略转移。1936年10月，红军三大主力在甘肃会宁会师，伟大的长征胜利结束。在两个寒暑、700多个日夜里，红军纵横15个省份，跨越近百条江河，攀越40余座高山险峰，征服皑皑雪山，穿越茫茫草地。在中央红军二万五千里、各路红军总计六万五千余里的征途中，红军始终处于10倍于己的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中，遭遇的战斗有600多场，平均每三天就发生一次激烈的战斗，处境险绝。红军将士以自己坚定的脚步、非凡的智慧、淋漓的热血和高昂的理想，书写了一部壮阔的中华民族史诗，向全世界展示了人类精神的新高度。
长征胜利，实现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事业从顿挫走向辉煌的伟大转折，翻开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的崭新篇章。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长征留给我们的最可宝贵的精神财富就是“中国共产党人和红军将士用生命和热血铸就的伟大长征精神”。作为中国共产党人红色基因和精神血脉的重要组成部分，伟大的长征精神已深深融入中华民族的血液和灵魂，成为鼓舞和激励中国人民不断攻坚克难、赢得胜利的强大精神动力。在每一个历史阶段，尤其是历史转折的关键时刻，都给我们以强大支持。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最伟大的梦想，今天，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实现这个梦想。但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所谆谆告诫的，“行百里者半九十。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绝不是轻轻松松、敲锣打鼓就能实现的。全党必须准备付出更为艰巨、更为艰苦的努力”。在这样的历史阶段，联系当前的党情、国情、世情，回望那场激越的革命长旅，可谓正当其时。
一、长征：伟大的中华民族史诗
要准确理解长征精神的丰富内容，需要首先了解长征的历史进程。
由于第五次反“围剿”斗争的失败，中央红军被迫实施战略转移。1934年10月10日晚，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率领第一、二野战纵队，分别由江西省瑞金县的田心、梅坑地区出发，向于都河以北地区开进。蒋介石调集26个师、30余万兵力，设置四道封锁线，企图歼灭中央红军。在“左”倾冒险主义军事指挥下，红军在突破四道封锁线，特别是湘江血战中折损大半，红军从出发时的8万余人锐减到3.5万人左右。为改变这一极端被动的局面，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王稼祥、洛甫（张闻天）等党和红军领导人经过通道会议、黎平会议、猴场会议，特别是遵义会议，逐步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恢复了正确的军事路线。红军四渡赤水、夺取娄山关、二占遵义城、南渡乌江、威逼贵阳、进军云南、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翻越夹金山，1935年6月，到达四川西北的懋功地区，与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此后，中央政治局决定恢复第一方面军番号。8月，第一、四方面军混编为左右两路军，进入茫茫草地。但进至四川阿坝地区，张国焘拒绝北上，主张南下，并企图危害中央。9月11日，中共中央率领红一、三军和军委纵队单独北上。经连番血战，于10月19日到达陕甘苏区吴起镇，与西北红军和红二十五军胜利会师。中央红军历时一年，转战11省，长达二万五千里的长征胜利结束。
为全力配合中央红军长征，1934年10月，红二、六军团主力会合，向湘西进发。其湘西攻势持续了两个月，调动和牵制国民党军11个师2个旅，有力地配合了中央红军在湘黔的行动。从1935年初开始，国民党纠集湘鄂两省11万兵力，发动“围剿”。从2月到8月，红二、六军团作战30余次，毙敌伤敌万余人，部队扩大到2.1万人。从9月开始，蒋介石再次调集130多个团，20余万军队，展开新一轮“围剿”。11月19日，红二、六军团从湖南桑植的刘家坪出发，开始長征。历经辗转回旋，1936年4月红二、六军团强渡普渡河、过金沙江、翻玉龙雪山，于7月1日在四川甘孜同红四方面军会师。7月5日，中革军委命令红二、六军团和红三十二军组织红二方面军。7月11日，红二方面军从甘孜东谷出发北上。10月22日，红二方面军与红一方面军在宁夏将台堡会师，胜利完成长征。
为策应中央红军北上，1935年3月底，红四方面军自陕南回师川北，开始长征。为贯彻川陕甘战略方针，打破国民党的“川陕会剿”，红四面军发起嘉陵江战役。从3月28日至4月21日，红军歼灭敌军12个团，占领阆中、北川等8座县城，控制了纵横两三百里的地区。1935年6月，红四方面军同中央红军会师后，张国焘率领左路军东进到阿坝后，擅自改变北上计划，再次南下。在党中央和共产国际一再电令下，1936年2月初，红四方面军开始向西北转移。7月1日，红四方面军与红二、六军团在四川甘孜会师，共同北上。10月，红二、四方面军到达甘肃会宁，与红一方面军会师。
红二十五军的长征亦艰难曲折。1934年11月16日，在鄂豫皖省委书记徐宝珊、军长程子华、政委吴焕先和副军长徐海东率领下，近3000人的红二十五军告别大别山地区，从河南省罗山县何家冲出发西进，一路粉碎了国民党军队两次“围剿”，建立了鄂陕、豫陕2个特委和5个县工委，以及鄂陕边区苏维埃政府，这是红军长征途中创建的唯一根据地。1935年8月3日，红二十五军进入甘肃，随即翻越麦积山、攻占天水城、过渭河、破秦安、逼近静宁，配合了红一、四方面军的行动。9月15日，红二十五军到达延川县永坪镇，与红二十六、二十七军会师，是长征到达陕北的第一支红军队伍。[1]
这就是长征的概况。正是这场艰苦卓绝的伟大远征成就了伟大的长征精神。
二、各个时代对长征精神的阐发
长征精神是在红军长征过程中形成的。随着长征胜利，这种精神得到及时总结和提炼，成为支持中国革命的强大动力。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次第展开，在每个阶段，长征精神都得到了与时俱进的阐发，焕发出新的光彩，成为砥砺中国人民前进的强大动力。 （一）与伟大征程伴生的精神资源
长征最初并未形成统一的称谓。随着战略转移的推进，“长征”一词才被提出并逐渐固定下来。一般认为，1935年5月，《中国工农红军布告》是革命文献中第一次用“长征”这个词来指代1934年10月份起的这场战略转移。[1]以中共中央名义正式确立“长征”概念，则出现在同年11月13日发布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为日本帝国主义并吞华北及蒋介石出卖华北出卖中国宣言》中。[2]
如果说，使用“长征”一词是为了找到恰切的语汇来描述这场伟大征程，那么经由毛泽东阐发，“长征”一词则真正获取了自身的历史能量与精神意涵。
伴随着“长征”概念扎根，对长征精神的阐释也逐渐拥有其内在生命与丰厚肌理。1935年10月，一首《七律 · 长征》以汪洋诗意的笔触，抒写了毛泽东的旷世豪情。随后的12月27日，毛泽东在瓦窑堡会议上做了名为《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进一步阐释了长征的历史意义：“长征是历史纪录上的第一次，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于今，历史上曾经有过我们这样的长征吗？十二个月光阴中间，天上每日几十架飞机侦察轰炸，地下几十万大军围追堵截，路上遇着了说不尽的艰难险阻，我们却开动了每人的两只脚，长驱二万余里，纵横十一个省。请问历史上曾有过我们这样的长征吗？没有，从来没有的。”[3]这既是对长征意义的凝练与总结，也是当时关于长征精神的共识。
红军到达陕北后，旋即被重重困难包围，还遭遇国内外诸多谣言与污蔑。因此，自1936年春天起，红军便开始酝酿向长征亲历者征集个人日记、回忆录等，以便向世界宣传长征真相，争取更多外部援助。然而，由于上半年战事紧张，这一筹划被搁置下来，直到美国记者埃德加 · 斯诺到访，征集长征史料的工作才真正提上日程。1936年8月5日，毛泽东与杨尚昆联名致函长征亲历者，号召撰文回望，并建议编印《长征记》一书。截至10月底，红军政治部共征集到200多篇文章，计50余万字，最后于1942年精选出百余篇，定名《红军长征记》，以“内部资料”形式流通。《红军长征记》保留了最原始丰富的历史细节，为外界了解、认识长征和长征精神提供了第一手史料。
根据目前的考证，陈云是向世界宣传长征的第一人。1936年3月起，他化名“廉臣”，在法国巴黎主办的《全民月刊》上连载《随军西行见闻录》，同年7月该文以单行本的形式在莫斯科面世，第二年3月在国内出版。陈云侧重描述红军的英雄气概，以及红军为人民服务的事例，同时还大力宣传共产党倡导的国共合作主张。[4]曾任红一军团政治部主任的朱瑞，则于1935年12月30日在《战士报》上发表《艰苦的一年，伟大的一年》这篇早期的长征纪实作品;范长江、埃德加 · 斯诺等中外记者，则深入实地，分别写出《中国的西北角》与《红星照耀中国》（又名《西行漫记》）等名作。《红星照耀中国》也探触、阐释了长征精神，作者这样写道：“冒险、探索、发现、勇气和胆怯、胜利和狂喜、艰难困苦、英勇牺牲、忠心耿耿，这些千千万万青年人的经久不衰的热情、始终如一的希望、令人惊诧的革命乐观情绪，像一把烈焰，贯穿着这一切，他们不论在人力面前，或者在大自然面前，上帝面前，死亡面前都绝不承认失败—所有这一切以及还有更多的东西，都体现在现代史上无与伦比的一次远征的历史中了。”[5]这段总结很有代表性，革命乐观主义、信仰的力量、无所畏惧的斗争意志—这些关键的概括，道出了初期人们对长征精神的普遍共识。这也意味着，长征精神不只有一时一地的价值，它的革命史意义、精神史意义将伴随着革命事业一道前进，并不断焕发出新的力量。
（二）与共和国同行的长征精神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长征精神不断得到阐发。在革命历史经验的整理与叙述中，长征精神占据着关键位置。这不仅因为其前所未有的创世伟业与震撼世界的英雄气概，更因为在这一过程中锤炼出的长征精神具备跨越时空的普遍意义。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修建了许多红军纪念碑、纪念馆、烈士陵园等，并通过各种形式普及长征故事。1954年2至4月，中宣部党史资料研究室在1942年版《红军长征记》的基础上重新编辑，以《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为题，将之连载于《党史资料》。在此基础上，1955年5月，人民出版社推出了单行本。与此前的“内部资料”不同，飞夺泸定桥、四渡赤水、“爬雪山，过草地”等生动鲜活的长征故事终于公开面世，走进了工厂、矿山、社队、学校，尤其是中小学课堂，长征故事普及开来，长征精神也开始真正走进人民大众内心深处。
1956年7月，为纪念建军30周年，中央军委发起“中国人民解放军三十年征文”活动，掀起了撰写回忆录的高潮。1957年，编辑工作正式展开，并从1958年开始陆续推出《星火燎原》丛书。这套大型回忆录多角度地呈现了长征历程，突出了红军将士的革命英雄主义气概与理想主义情怀。
从20世纪50年代后期至70年代，由于历史距离逐渐拉开，时代语境发生转变，对长征精神的继承方式在“回忆”“歌颂”之外，增加了总结历史经验的向度，相关思考也更加理论化、系统化。尤其是1963年之后，对长征精神的阐发更加突出遵义会议的历史作用，更加强调党的正确领导。这一时期也出现了表现长征的经典之作，如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1964）与《长征组歌》（1965）等。
长征被不断呈现，长征精神被不断阐发，既是为了继承传统，也是时代的现实需求。在前所未有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在帝国主义的封锁和包围中，长征精神是中国人民可切身感知的、足以凝心聚力的“典范”所在。因此，自长征结束后，关于“新的长征”的提法便时有所闻。对长征的叙述和對长征精神的阐发也不断推进，诗、史、论三者彼此交织，既让长征的历史面貌愈加清晰，更不断提升了长征精神的思想含量。总体来说，20世纪50至70年代，长征精神的阐发和宣传具备以下特点：第一，对长征的历史叙述从军内、党内走向大众，不断巩固为基本常识与情感共识，长征精神融入革命精神谱系之中。第二，以亲历者的回忆为起点，长征精神逐步摆脱一时一地具体语境的限制，升华为具备真理性的宝贵革命经验，获取了恒久的生命力。 可以说，长征是一个“由弱到强”“转败为胜”的原型故事。在与之相似的“一穷二白”的建设时期，在每个充满开创性、艰巨性与复杂性的历史关头，人们都可以从长征经验中汲取信念、智慧与力量。
（三）从改革开放到新时代的长征精神
1978年3月6日，《人民日报》刊文《八亿人民的新长征》。文中认为，“铁流二万五千里”的长征作为革命英雄主义史诗，已经成为中国人民精神的象征。而“新时期的新长征”就是“在本世纪内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任务更艰巨、更复杂，也更光荣、更伟大。它要赶上西方走了三百多年的路程;它要改造我国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大地上的山山水水和千百年遗留的旧思想、旧习俗，使我们古老的祖国从此摆脱贫穷和落后”。[1]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社会主义建设步入改革开放的新阶段。在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总目标下，长征精神焕发出新质，党和国家号召人民群众继承发扬优良传统，争做新长征路上又红又专的战士。
这一时期，涉及长征的回忆录与史料，如《彭德怀自述》《历史的回顾》《红军长征回忆史料》等不断整理出版，相关研究成果大量涌现。此外，《红星照耀中国》重译本面世，产生持续影响。1986年，在中央领导支持下，美国作家索尔兹伯里重走长征路后写下的《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由解放军出版社出版，向世界提供了红军长征的丰富细节。与对外开放同步，长征也更为清晰、深刻地嵌入世界历史的图景中。
1986年10月22日，中央军委常务副主席杨尚昆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50周年大会上，首次系统阐述了长征精神，包括革命信念、英雄气概、高尚品德与崇高思想四个方面。[1]这也是中共中央首次召开全国性的纪念长征大会。1996年10月22日，江泽民同志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60周年大会的讲话中，系统地总结了长征精神的特点，确定了长征精神的基本内涵。[2]2006年10月22日，胡锦涛同志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70周年大会的讲话中重申长征精神，强调长征的重大历史意义，号召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继续发扬长征精神，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奋勇前进。[3]
在党的团结带领下，经过艰苦奋斗，中华民族迎来了伟大复兴的关键时刻。在这样的历史关头，尤其需要长征精神的支撑。2016年10月21日，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大会的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整体布局的高度出发，回顾长征苦难辉煌的历史进程，重温长征影响深远的历史意义，重申伟大的长征精神。他提醒全党、全军、全国人民：“伟大长征精神，就是把全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看得高于一切，坚定革命的理想和信念，坚信正义事业必然胜利的精神;就是为了救国救民，不怕任何艰难险阻，不惜付出一切牺牲的精神;就是坚持独立自主、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精神;就是顾全大局、严守纪律、紧密团结的精神;就是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同人民群众生死相依、患难与共、艰苦奋斗的精神。”[4]长征精神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民族品格的集中展示，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的最高体现。由此出发，他对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进行了全方位部署，为我们在新时代的长征路上续写新的篇章、创造新的辉煌提供了科学指引。
综而观之，以1934至1936年的伟大征程为历史原点，历经革命、建设、改革的历史阶段，对长征精神的历史内涵和价值的阐发，与时俱进，生生不息，长征精神扎根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伟大实践，
也必将成为我们迈向新的伟大目标时必不可缺的精神资源与历史财富。
三、长征精神的内涵与意义
那么，长征精神的内涵包括哪些方面呢？革命英雄主义、理想主义和实事求是精神，是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就一以贯之的精神传统。但纵观我们党的历史，从未有一个时期像长征时那样，在那么艰难困苦的环境下，在那么长的时间内，在那么大的范围内，将这三种精神发挥得那么淋漓尽致，形塑了人类精神史上的一种卓越的精神景观。因此，革命英雄主义、理想主义、实事求是精神是长征精神的本质内容。
（一）长征与革命英雄主义精神
红军长征能够全球瞩目，首要原因就在于共产党和红军压倒一切敌人而不被任何敌人所压倒、征服一切困难而不被任何困难所征服的革命英雄主义气概。长征历时之长、规模之大、行程之远、环境之险恶、战斗之惨烈，在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在世界历史上也极为罕见。红军将士创造了气吞山河的人间奇迹，而这奇迹，是无数红军将士用鲜血和生命创造的：1934年10月，红一方面军作战部队踏上长征之路时，人数为8.6万余人，1935年10月到达陕北吴起镇时，仅为近8000人。[5]其他各部人数变化也类似。据计算，在中央红军二万五千里的征途上，平均每300米就有一名红军牺牲。[6]可以说，红军将士以自己英雄的身躯铸就了一座座巍峨的丰碑。
英雄主义的核心要义是视死如归、大无畏的牺牲精神。長征途中，红军面临强敌围追堵截，在枪林弹雨中行军，血战无数。每次战斗，红军将士都奋勇向前，创造了一则则经典战例。比如飞夺泸定桥时，22名突击队员冒着枪林弹雨，在桥板被拆掉、悬空于汹涌大渡河之上的铁索上，一手持枪，一手抓握铁索，向对岸发起冲击，最后穿越烈火，一举击溃守军，飞夺泸定桥。这样的壮举空前绝后，聂荣臻曾评价说：“中国工农红军伟大的牺牲精神，是任何敌人不能比的。有了这种精神，我们就能够绝处逢生，再开得胜之旗，重结必胜之果。”[1]
湘江战役是长征中最惨烈的一战，红五军团三十四师掩护主力部队西进。连番血战，完成任务后，被敌人包围，全师官兵奋勇突击，战斗到底。师长陈树湘腹部中弹被俘，敌军将陈树湘抬在担架上，押往长沙。弯曲的山路上，抬担架的民夫脚下一滑，才发现陈树湘已经从伤口处把自己的肠子掏出来，扯断了，鲜血染红了大地。
1935年7月，红二十五军经过长途浴血转战，到达陕南，做出了西去陕甘苏区，与那里的红军会合的决定。在偶然得到红一、四方面军在毛儿盖休整，有北上陕甘迹象的消息后，他们立即决定进入甘肃南部，在敌人防线后方大造声势，把陕甘的国民党军队拖住，不惜一切代价配合主力红军北上。为了达到这一战略意图，红二十五军采取了反常规的行动，故意暴露自己的位置和实力。果然，大量国民党军队被吸引过来，他们陷入十分艰难的境况中，军政委吴焕先在战斗中壮烈牺牲。但就是在这样危险的局势下，8月14至31日，红二十五军在西安通往兰州的公路两侧，以接连不断的战斗，整整坚持了18天。直到面临全军覆没，又一直得不到主力红军消息，他们才继续北上。《共产国际》第7卷第3期评价他们的英雄壮举说：“中国红军第二十五军的荣誉犹如一颗新出现的明星，灿烂闪耀，光被四表！就好像做毛泽东部队的先锋一样，帮助毛泽东部队打开往陕北的途径。”[2] 这种牺牲精神，体现在每一位红军将士身上。每次激烈的战斗中，红军指挥员总是身先士卒，以身作则。1935年1月遵义会议后，为完成北渡长江的战略部署，中革军委决定在土城附近的枫村坝、青岗坡一带伏击尾随的川军。但由于敌情判断有误，战局危急，川军一度攻到中革军委指挥部前沿。这时朱德提出亲自到前沿指挥战斗，他对毛泽东说：“老伙计，不要考虑我个人的安全，只要红军能够胜利，区区一个朱德又何惜？”正是在朱德鼓舞、指挥下，红军成功撤出了战斗。[3]
红军爬雪山、过草地时，炊事员等后勤人员损失最大，因为他们不但和其他士兵一样，面对着同样严酷的自然环境，而且还携带着包括饮具在内的沉重装备。红三军团一个连有九名炊事员，班长姓钱，他带领的炊事班，每个人的担子都超过了规定的重量，但向草地出发时，他还是带上了连队的那口大铜锅。一天早上，一个炊事员刚挑起大铜锅，身子一歪就一声不响地倒下了;另一个炊事员挑起大铜锅继续赶路。一次他在雨布下用大铜锅烧姜汤给大家喝，好不容易把水烧开，刚端着一碗姜汤想给病号送去，没走几步就连人带碗摔在了泥水中。这时大家才知道，炊事班的同志进入草地后，谁都没舍得吃一粒粮食。最终，九名炊事员全都牺牲在草地里。这口从江西挑到草地的铜锅，成为红军官兵忘我牺牲的英雄主义精神的最好见证。
红军过草地时，有一些官兵掉队，倒在路上，为了援救这些掉队的战友，红军成立了收容队。然而，那些倒下的官兵为了不拖累其他同志，竟拒绝收容，他们用草把自己的脸盖上，一动不动，希望走过他们身边的同志以为他们已经牺牲。红军就是这样一支队伍，一支为了革命胜利，为了他人活下去，不惜牺牲自己的队伍。
英雄主义的另一种表现形式是乐观主义精神。长征的艰险是空前的，但红军没有悲观失望，而是积极乐观。查看红军长征资料，经常会看到这样的记录。1935年1月，中央红军强渡乌江、血战娄山关、攻占遵义后，形势稍有转圜，但依然面临重重险境，可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红军篮球队还与省立第三中学篮球队组织了一场友谊赛。更值得注意的是，红军总司令朱德是红军篮球队队员之一。年近半百的朱德在篮球场上奔跑着，观看球赛的遵义老百姓把篮球场围得水泄不通，他们看到此情此景，感到格外亲切。如果说政治宣传还不能让民众对红军产生由衷的信任感的话，那么朱德在欢笑中和学生一起打球的场景，一定触动了他们的心灵。
爬雪山過草地之际，环境险恶到极点，但这时候，在有关回忆录中，竟然看到不少颇有“闲情逸致”的记载。据周士第回忆，一次爬雪山时，萧劲光竟然提议吃冰激凌，陈赓、宋任穷、莫文骅、冯雪峰、李一氓等纷纷响应，都拿着漱口杯向雪堆下层挖，掺入糖精，自制起冰激凌来，引得好多士兵向他们学习。[1] 董必武则“胸怀长远”，在过草地时，就已经想到“革命胜利后，有专门人才来这地方考察一次，一定有许多适用于人类的东西发现出来”。[2]而更常见的场景则是唱歌、跳舞。据邓发《雪山草地行军记》记载，过松潘草地时，情形极其艰难，但“长征的英雄们，包括妇女、老头和文学家在内，精神上都非常愉快”。一次，队伍在河岸集结渡河，看见了蔡畅，就欢迎她唱歌。她立即用法文唱起了《马赛曲》，她抑扬的音韵、慷慨的歌声，使战士们闻歌起舞，不但减轻了疲劳和寂寞，且越发精神抖擞，神气振作。[3]
（二）长征与革命理想主义精神
英雄主义是表现，理想信念是内里。红军之所以能忍耐难以言表的艰难困苦，战胜史无前例的危机挑战，之所以能转危为安，挺进陕北高原，开创了中国革命的高峰，是因为红军是一支理想之师、信仰之师。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崇高的理想，坚定的信念，永远是中国共产党人的政治灵魂。在这个意义上，长征是一次理想的伟大远征，信仰的伟大远征。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用自己的鲜血和生命，在长征途中书写了一曲又一曲感人至深的理想之歌、信仰之歌。
中央红军离开苏区，是一次被动的战略转移，路在何方，当时未有定论。这种离别的漂泊感，陆定一的回忆文章展现得特别生动。他以哥伦布航海类比这次远行，坦言“不知道将在什么地方靠岸，在什么地方停脚”。不过，红军将士却并未悲观失望，恰恰相反，他们满怀信心地开始了这次前路未定的漫漫征程。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他们有远行必备的“指北针”—共产主义的理想和信仰。他们坚信自己必将“如哥伦布找到新大陆一样”，“得到最后的胜利”。他们坚信，“不论怎样，中国总是要解放的”。[4]
的确，党和红军是带着共产主义的理想和信仰开始长征的，在这方面，留下了许多意味深长的故事。成仿吾是早期中共党员和教育家。1934年，他从鄂豫皖根据地到达瑞金，在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中共中央党校前身）任职，是学校中唯一的政治教员。1934年10月，他担任红一方面军干部团政治教员，与徐特立、谢觉哉、董必武等老革命家同行，参加了长征。出发时，他和大家一样带了一床毯子、一袋干粮、一个装着简单衣物的挂包。挂包里除了放些日用品、衣服外，还有一些马列书籍，其中有一本德文版《共产党宣言》。这本德文版《共产党宣言》是成仿吾平生最珍爱的一本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他曾先后三次（1929年、1938年、1974年）将其翻译成中文，充分体现出他对这部经典的深刻理解和深厚感情。[5]
据记载，长征途中，周恩来也始终携带着一本《共产党宣言》，给予同样的重视，以至于中华人民共和
国成立后，他还一直牵挂《共产党宣言》首译本的寻找，曾深情地说：“当年长征的时候我就把《共产党宣言》当作‘贴身伙伴’，如果能找到第一版本的《共产党宣言》，我真想再看一遍。”[1]长征中这些人与书的故事，传达出老一代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真理的追求和信仰。
这种追求和信仰的光辉照耀着长征的路途。1935年6月，陈云奉中央之命秘密抵达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报告中央红军长征和遵义会议的情况。在报告中，陈云指出红军取得长征胜利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红军中有大批党员，他们“无论是指挥员，还是普通战士，都作出了勇敢无畏、忠于党、忠于工人阶级事业的表率”。他还讲了一个极其感人的现象。每次战斗前，连队的党员都召开会议，选出后备指挥员，有四五个人。如果连长在战斗中受伤或牺牲，队伍不会跑散，因为第一后备连长会立即挺身而出;如遇不幸，第二后备连长又会代替他，一个接着一个。而且，党员受伤后，为了不影响同志们的情绪，总是对他们说：“没关系，你们继续前进吧。”对此，陈云总结道：“我们红军中的共产党员都是我们党的优秀分子。”[2]这种理想主义的力量正是英雄主义之根源。 这一点，在中央红军干部团身上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干部团是长征前夕中央将红军大学、红军第一步兵学校、红军第二步兵学校、红军特科学校合编组成的一支特殊部队，陈赓为团长，宋任穷为政委，中共党员和青年团员占比很高。毛泽东曾说干部团是红军的宝贵财富。长征途中，干部团屡担重任，屡立奇功。比如，巧渡金沙江时，为了确保拿下对于红军最有利的皎平渡口，中革军委派出了干部团。干部团果然不负众望，克服重重困难，不仅顺利抢占皎平渡，而且一鼓作气，以400人击溃国民党两个团，取得通安战斗的胜利，为中央红军平安渡过金沙江扫清了障碍。[3]对此，刘伯承曾感慨万千地说：“干部团的同志一天走近两百里的路程，是黑夜，又是难走的山路，还有敌人。一个人怎么能一天走这么远的路？他们走到了，而且还打了胜仗。靠什么？靠觉悟，靠党。没有这些，根本做不到。”[4]
对比更能说明问题。张爱萍记录了一个十分生动的例子。第二次占领遵义城后，红三军团十一团在城外与国民党军大量援兵相遇，两军对垒，相持不下，为了攻占红军占领的山头，国民党军用金钱鼓舞士气，大喊：“弟兄们！抢下这个山头，二千块大洋！”而红军指战员则高喊：“不要怕！要坚决，同志们！为革命流最后一滴血！”[5]结果不言而喻，红十一团同增援部队一道，歼灭国民党吴奇伟的两个师大部。
经历了长征砥砺，催生出一种新人格。埃德加·斯诺发现了一个令他惊讶的现象，就是那里的战士红军都精神昂扬、自尊自信、乐观向上，“看到他们，就会使你感到中国不是没有希望的”。他还举了一个叫季邦的小红军的例子，因为担心斯诺拿不准他名字的发音，误听为其他谐音，影响红军形象，他特意找到斯诺，把自己的名字仔细地写在纸上，告诉斯诺写到他时一定不要写错。[6]小红军的自尊和郑重，使本来没想写他的斯诺深受感动，就把这个意味深长的细节写进了《红星照耀中国》。这就是长征锻炼出的新人的魅力。长征中，这样的小红军有很多。据统计，长征时，红军“指挥员的平均年龄不足二十五岁，战斗员的年龄平均不足二十岁，十四岁至十八岁的战士至少占百分之四十”[7]。其实，长征中的这些年轻的指战员们，都是新人。正是这崭新的人格，使红军成为世界上从未有过的军队：官兵装束是一样的，头上的红星是一样的，前进的方向是一样的。
有研究者发现，长征前后毛泽东创作的诗词气势大为不同，长征前3个月写下的《清平乐 · 会昌》，抒发的似乎还是沉郁的个人心志，但是當红军突破湘江防线，途经广西大山时，他写下的三首《十六字令》境界就大为开阔：高山大河，金戈铁马，一股雄浑之力奔腾而来，非常人能及。等到1935年10月，中央红军马上就要结束长征，到达陕北，他写下的《念奴娇 · 昆仑》更是天翻地覆、宇宙洪荒，所涉及的已远非长征和中国，而是世界格局、千秋历史。之所以发生这样的变化，一个重要原因当然是经过长征的磨砺，毛泽东的思想、精神、情感、境界都得到了一次升华。更重要的原因则是，经过长征磨砺，中国共产党人和红军的境界亦得到升华，形成一种新的人格。
（三）长征与实事求是、独立自主精神
理想和信仰，以及由其所激发的革命英雄主义，是长征胜利必不可少的精神保障，但精神力量要转化为改造世界的物质力量，还需要正确的战略方针，正确的方向和道路。在这个意义上，党领导红军长征、战胜敌人的过程，同时也是探索正确的军事路线和战略战术，寻找中国革命新的落脚点的过程，进而言之，更是联系实际、创新理论、探索中国革命道路，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因此，长征精神也包含了中国共产党实事求是，独立自主地探索中国道路的精神。
众所周知，长征最终到达陕北，并不是预先设定的，作为战略转移，出发时并没有打算走很远。据研究者统计，长征目的地，仅中央红军，先后就有八个设想：第一，从江西瑞金出发时，是到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发展复兴后再回来;第二，黎平会议决定到黔北的遵义地区建立新根据地;第三，遵义会议决定过长江到川西建立根据地;第四，会理会议决定到川西北与红四方面军会合，建立根据地;第五，两河口会议决定去川陕甘一带开辟新根据地;第六，毛儿盖会议进一步明确到甘南洮河流域创建新根据地;第七，俄界会议决定到与苏联接近的地方创建根据地，将来向东发展;第八，在哈达铺初步决定到陕北去，随后榜罗镇会议正式决定陕北为长征的最后落脚点。中央红军到达吴起镇后，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批准了榜罗镇政治局常委会议的决定，宣告中央红军长征胜利结束。从此，陕北才成为中国革命的中心。[1]
长征胜利，不仅保存了革命力量，而且找到了革命事业的新出发点。长征胜利后不久，全面抗战爆发，以陕甘宁边区为起点，一大批根据地如雨后春笋般建立和发展起来，革命火种在神州大地渐成燎原之势。可以说，以长征胜利为起点，党领导人民掀起了中国革命的新高潮。之所以如此，是因为经过长征，党确立了实事求是的原则，找到了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路线和方法，找到了中国革命的正确道路，开始独立自主地领导中国革命实践。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中国历史上开天辟地的大事。然而，我们也必须承认，刚刚成立的党还相对弱小和幼稚，还有待于实事求是地探索中国革命的真理，有待于独立自主地领导中国革命的实践。中国是一个和任何西方国家都不同的东方农业大国，又处于空前变动中，局势极其复杂，任何问题都没有现成答案，中国革命的道路只能靠中国人民自己探寻，并在实践中提升总结。因此，中国共产党自成立后，在领导革命的过程中，既取得了伟大成绩，也遭遇了严重挫折乃至失败。
红军长征是遭遇严重挫折后的战略转移。长征首先从中央红军开始。中央红军所在的中央苏区，鼎盛时期面积为8.4万平方千米，比现在的宁夏回族自治区还大，相当于两个半海南岛。人口450多万，是全国最大的革命根据地。中央红军的人数也达到13万。以中央苏区为依托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先后拥有13个苏区，总面积达40余万平方千米，相当于4个江苏省，人口约3000万。[2]这么大的中央苏区和“红色中国”，是怎么几乎丧失殆尽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在中央占统治地位的“左”倾教条主义推行错误的政治和军事路线，不仅导致第五次反“围剿”失利，而且在战略转移中又犯了保守主义错误，损失惨重，极大地影响了红军的信心和士气。正是在这样的危机中，以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朱德、王稼祥等为代表的党的领导人痛定思痛，探索独立自主地领导中国革命的方法和路径，经过一系列重要会议，特别是遵义会议，开始确立毛泽东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确立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使党和革命事业转危为安，并不断开创新的局面。 更重要的是，遵义会议后，在正确的军事和政治路线指引下，红军浴血重生，取得了长征的伟大胜利，使人们进一步认识到，只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的重大问题，才能把革命事业引向胜利。这是在血的教训和斗争考验中得出来的真理。因此，红军长征胜利、立足陕北后，很快就把解决生存危机同拯救民族危亡联系在一起，实现了国内革命战争向抗日民族战争的转变，为夺取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进而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打下坚实基础。之后，更是在长征精神的基础上，发展出延安精神，创立了新民主主义理论，使党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实现了中华民族的完全独立和中国人民的彻底解放。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长征的胜利是方向的胜利、道路的胜利。
具有深远意义的是，经历长征淬炼，中国共产党坚持独立自主、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精神，终于找到了正确的中国革命道路和方向，才真正实现了在追求真理、坚持真理的基础上全党、全军的空前团结。没有这种思想上、政治上的團结，中国革命胜利是不可想象的。也正是在这个前提下，党才锤炼出钢铁般的纪律，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不断成熟，成为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的中流砥柱。
总而言之，长征是一次发现革命真理和革命道路的征程，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征程。从此，波诡云谲的中国革命的前途豁然开朗，近代以来在现代世界竞争中沉沦的中国历史的前途也豁然开朗。
（四）长征精神的独特意义
长征以其空前绝后的壮举，改写了中国革命史，震撼了世界。长征精神是党和红军奉献给中国，奉献给全世界的精神传统。
首先，长征精神在中国革命史上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长征精神和井冈山精神、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等共同构成了中国革命的精神谱系。它们一脉相承，又各有侧重。如果说井冈山精神的重点是革命首创精神和艰苦奋斗精神;西柏坡精神的重点在于戒骄戒躁，保持革命本色;延安精神作为中国革命的阶段性总结，带有某种集大成性质;那么，长征精神在这个谱系当中便以艰苦卓绝环境下的革命英雄主义和革命理想主义为特色，为从困厄向胜利的转化提供了一种精神传统。在《矛盾论》中，毛泽东对1927至1937年的时局进行了辩证唯物主义的哲学解读：“革命斗争中的某些时候，困难条件超过顺利条件，在这种时候，困难是矛盾的主要方面，顺利是其次要方面。然而由于革命党人的努力，能够逐步地克服困难，开展顺利的新局面，困难的局面让位于顺利的局面。一九二七年中国革命失败后的情形，中国红军在长征中的情形，都是如此。”[1]因此，长征精神不仅是坚定理想、战胜困难的精神，还需被放在辩证唯物主义的矛盾运动中来理解，是一种在逆境中敢于斗争、敢于胜利，从逆境中通往胜利的伟大精神。
长征精神的影响不仅限于中国国内，它也在世界范围传播。在描写红军长征的作品《地球的红飘带》中，作家魏巍曾深情写道：“中国英雄们的长征，是中国人民的史诗，也是世界人类的史诗。这部史诗是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人用自己的脚步和鲜血镌刻在我们这个星球上的。它像一支鲜艳夺目的红飘带挂在这个星球上，给人类，给后世留下永远的纪念。”[2]魏巍写下这段文字十几年后，美国时代生活出版公司所编的《人类1000年》评选过去1000年来对人类进程最有影响的100个事件，中国入选3个事件：发明火药、成吉思汗西征、红军长征。[1]实际上，红军长征之所以入选，不仅因为这是一个具有重大影响的历史事件，中国共产党由此带领着世界上五分之一的人口进入社会主义社会，更因为这是一笔具有世界意义的精神财富。
其实，人类历史不乏激动人心的远征，但若论艰苦惨烈，红军长征堪称“世界之最”，而支撑这人类壮举的则是同样堪称“世界之最”的伟大精神。对此，埃德加 · 斯诺在《红星照耀中国》中感叹红军长征是“历史上最盛大的武装巡回宣传”，是“激动人心的远征史诗”。[2]瑞士传教士勃沙特在《神灵之手》中这样写道：“红军的领导人是坚信共产主义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信徒，并在实践着其原理。”[3]美国学者沙培德在《战争与革命交织的近代中国（1895—1949）》中这样描述：“长征战士受苦受难，为的是将中国带向应许之地。”[4]德国反法西斯斗士王安娜在《中国—我的第二故乡》一书中写道：长征是“无与伦比的现代奥德赛史诗”，“是人类的勇气与怯懦、胜利与失败的搏斗。”[5]美国作家威廉 · 莫尔伍德则解读说：“长征是一次解放”，“长征既打破了地域上的隔绝状态，又解除了人们心理上的桎梏，使人们的思想从古老的、狭隘的乡土观念中解放出来，在人们面前表现出国土之辽阔，揭示出民族精神遗产之博大。”[6]盛大游行、受难和应许、漂泊的勇气、地理发现中的解放等，尽管他们对长征的认识带有其母文化的烙印，但无一不指向长征的精神维度，并尝试用自身文化中最优秀的资源与其对话。这让长征精神与人类文明中的优秀成分一起，成为人类共享的珍贵财富。
80多年来，长征作为近代以来最激动人心的历史事件，从未停止唤起人类的精神力量。南斯拉夫游击队曾两次印刷关于中国红军长征的著作，鼓励游击队员坚定信仰。[7]美国政要布热津斯基，携全家五口沿长征路线走访，回国后他公开向西方世界宣布：我是沿着长征路线朝圣的。[1]美国著名作家、记者索尔兹伯里在长征精神的感召下，以古稀之年带着心脏起搏器踏上了漫漫长征路。[2]他在后来的《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中断言：“它（长征）过去是激动人心的，现在它仍会引起世界各国人民的钦佩和激情。我想，它将成为人类坚定无畏的丰碑，永远流传于世。”[3]美国著名儿童文学作家琼 · 弗里茨把红军长征故事讲给美国青少年，美媒称这是一项“公益之举”，因为长征是另一时空下由另一些人在不同的旗帜下完成的类似于美国革命的史诗，是需要被美国的下一代了解的。[4]长征就是这样一种精神，它可以漂洋过海，激励另一个国度中密林掩护下的艰苦斗争;它可以冲破意识形态藩篱，指向人类共享的“朝圣之路”;它可以跨越语言的巴别塔，成为各国文字共同铭刻的人类壮举。它已经构成一种超越时空、语言、文化的精神财富，永远激励着人类前行！ 四、长征：新时代的精神地标
长征精神作为红色文化的重要遗产，构建着中国人的代际认同和民族身份，影响着中国人的精神气质和文化品格。但必须看到，在利益格局日趋复杂、文化价值日益多元的今天，随着时间流逝、代际更迭，以长征精神等为代表的红色文化面临着有效传播传承的困境和衰减蜕变的危机。因此，在牢牢把握长征精神本质的基础上，必须创新讲述长征故事、传承长征精神的方式，在复杂多变的意识形态环境中坚定不移地继承发扬长征精神。建设长征国家文化公园是探索新时代长征精神传承之路的重要举措，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必将成为重要的文化地标。
（一）长征精神的传承及其自然人文地理载体
长征精神是一种精神性的文化遗产，精神的传播传承必然要借助一定的载体。长征和地理的关系十分紧密，无论是“二万五千里长征”的整体标示，还是长征具体经由的万水千山、穿越的民族聚居和杂居地、战斗和转移依托的军事地形、沿线发生的重大事件遗址，无不具有十分显著的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属性。因此，自然和人文地理媒介在长征精神的传播传承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功能和价值，是讲述长征故事、传播长征精神最生动、真切、独特的媒介。在文字和图像之外，自然和人文地理媒介共同构成了一套地理符号体系，在中国的国土上以最鲜活的样态记录着长征故事，以最动人的方式铭刻着长征精神。这些空间性、地域性的文化符号为人们由感官感触、理性认知上升到精神感召提供了中介，正是在对这些文化符号的感知、理解和诠释中，无形的价值得以表达，遥远的精神得以激活;而在这个过程中，实体和感官性的体验活动也将被赋予价值形塑的意义，绽放出精神朝圣的光芒。
长征精神的传承需要自然和人文地理符號作为载体，同时，自然和人文地理的升华也需长征精神作为指向。长征精神的载体有很多与独特的自然环境几乎重叠，与群众的生产生活空间无缝衔接，因此，长征精神很容易淹没在美丽的自然风光和喧闹的世俗场景中。但是，如果不再讲述红军过草地的故事，松潘草原就不会成为艰苦卓绝的精神写照，不过是有着四时风景和藏族风情的广阔无垠的草原;如果遗忘了飞夺泸定桥的传奇，泸定桥就不会成为英勇无畏的精神丰碑，不过是大渡河上一所见证了藏汉互通的古桥;如果不去强调遵义会议的意义，遵义城子尹路80号的军官府邸就不会成为中国革命探索独立自主之路的精神象征，不过是一处有着中西合璧风格的民居建筑。因此，如果没有了长征文化的支撑，丧失了长征精神的指向，那么长征沿线风貌就只能展现为以“风光旖旎、民俗风情”著称的人文地理景观，相关走访行为也只能局限于以“游山玩水、打卡晒图”为主体的观光游览活动。因此，长征精神绝不仅仅是建设长征国家文化公园的文化附加值，而是其安身立命的核心价值与根本所在。
（二）建设国家文化公园是创新长征精神传承的重要探索
一直以来，我国都十分注重长征精神的保护传承。但也必须意识到：一方面，由于爱国主义教育中存在着方式滞后等问题，对长征的灌输式教育和程式化歌颂在一些情况下难免被解读为假大空的宣传，“屏蔽”了长征精神的真实感召力;另一方面，上述手段往往缺乏多感官互动才能建构的真实感和切身体验，缺乏只有身临其境才能产生的崇高感和神圣氛围，对大多数当代人，尤其是年轻人，很难达到感受长征精神所需的体验质感和情感强度。在这个意义上，长征国家文化公园为解决长征精神传播传承中存在的扁平化、套路化等问题提供了一种方案，为当代中国人以沉浸性、体验性、互动性的方式真实地走近长征、真正地走进长征，提供了一种来自历史现场的文化时空，更为创新红色文物和文化资源保护传承利用提供了丰富可能。
前述布热津斯基走访长征沿线后，在《沿着红军长征路朝圣记》中写道：“当我们走近大渡河时，曾一度怀疑它是否真的像长征战士在回忆录中描述的那样水流湍急、险象环生，及至亲眼目击，才知并非言过其实。这条河水深莫测，奔腾不驯，加之汹涌翻腾的漩涡，时时显露出河底参差狰狞的礁石，令人触目惊心，不寒而栗。”[1]诸如此类身临其境的体验，足以让在观念上与社会主义中国有着众多差异的美国政治家产生一种“朝圣”感;对于当代中国人，长征沿线的亲眼所见、亲耳聆听、亲手触摸、亲身体验，当然会同样有助于重温这一超越时间的伟大事件，见证这一跨越代际的精神力量，而这一点很早就被世人认识到了。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革命纪念地的修缮管理，到改革开放以来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的建立，再到21世纪以来“红色旅游”概念的提出，各种红色文化体验活动越发走向立体、深入和多元，一代又一代人先后开始“重走长征路”。随着长征国家文化公园的建设运营和红色旅游产业的完善发展，“重走长征路”必将激活、生发出更多文化价值和精神内涵，成为现代人重抵精神世界、重获精神补给、重受精神洗礼的重要途径。长征国家文化公园作为一个具有“二万五千里长征”整体辨识度的有机整体，也将把长征精神散落在各地的文化符号挖掘和整合成一个具有连贯性的“文化线路”，从而建起长征精神在当代最生动、真切、全面、立体的课堂，形成长征精神在当代最具时代性、开放性、创造性的传承传播机制，建构起红色文化在新时代最震撼人心的精神地标。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红一方面军）离开中央苏区，开始大规模战略转移。随后，红二、四方面军和二十五军，也离开各自根据地，进行战略转移。1936年10月，红军三大主力在甘肃会宁会师，伟大的长征胜利结束。在两个寒暑、700多个日夜里，红军纵横15个省份，跨越近百条江河，攀越40余座高山险峰，征服皑皑雪山，穿越茫茫草地。在中央红军二万五千里、各路红军总计六万五千余里的征途中，红军始终处于10倍于己的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中，遭遇的战斗有600多场，平均每三天就发生一次激烈的战斗，处境险绝。红军将士以自己坚定的脚步、非凡的智慧、淋漓的热血和高昂的理想，书写了一部壮阔的中华民族史诗，向全世界展示了人类精神的新高度。
长征胜利，实现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事业从顿挫走向辉煌的伟大转折，翻开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的崭新篇章。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长征留给我们的最可宝贵的精神财富就是“中国共产党人和红军将士用生命和热血铸就的伟大长征精神”。作为中国共产党人红色基因和精神血脉的重要组成部分，伟大的长征精神已深深融入中华民族的血液和灵魂，成为鼓舞和激励中国人民不断攻坚克难、赢得胜利的强大精神动力。在每一个历史阶段，尤其是历史转折的关键时刻，都给我们以强大支持。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最伟大的梦想，今天，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实现这个梦想。但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所谆谆告诫的，“行百里者半九十。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绝不是轻轻松松、敲锣打鼓就能实现的。全党必须准备付出更为艰巨、更为艰苦的努力”。在这样的历史阶段，联系当前的党情、国情、世情，回望那场激越的革命长旅，可谓正当其时。
一、长征：伟大的中华民族史诗
要准确理解长征精神的丰富内容，需要首先了解长征的历史进程。
由于第五次反“围剿”斗争的失败，中央红军被迫实施战略转移。1934年10月10日晚，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率领第一、二野战纵队，分别由江西省瑞金县的田心、梅坑地区出发，向于都河以北地区开进。蒋介石调集26个师、30余万兵力，设置四道封锁线，企图歼灭中央红军。在“左”倾冒险主义军事指挥下，红军在突破四道封锁线，特别是湘江血战中折损大半，红军从出发时的8万余人锐减到3.5万人左右。为改变这一极端被动的局面，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王稼祥、洛甫（张闻天）等党和红军领导人经过通道会议、黎平会议、猴场会议，特别是遵义会议，逐步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恢复了正确的军事路线。红军四渡赤水、夺取娄山关、二占遵义城、南渡乌江、威逼贵阳、进军云南、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翻越夹金山，1935年6月，到达四川西北的懋功地区，与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此后，中央政治局决定恢复第一方面军番号。8月，第一、四方面军混编为左右两路军，进入茫茫草地。但进至四川阿坝地区，张国焘拒绝北上，主张南下，并企图危害中央。9月11日，中共中央率领红一、三军和军委纵队单独北上。经连番血战，于10月19日到达陕甘苏区吴起镇，与西北红军和红二十五军胜利会师。中央红军历时一年，转战11省，长达二万五千里的长征胜利结束。
为全力配合中央红军长征，1934年10月，红二、六军团主力会合，向湘西进发。其湘西攻势持续了两个月，调动和牵制国民党军11个师2个旅，有力地配合了中央红军在湘黔的行动。从1935年初开始，国民党纠集湘鄂两省11万兵力，发动“围剿”。从2月到8月，红二、六军团作战30余次，毙敌伤敌万余人，部队扩大到2.1万人。从9月开始，蒋介石再次调集130多个团，20余万军队，展开新一轮“围剿”。11月19日，红二、六军团从湖南桑植的刘家坪出发，开始長征。历经辗转回旋，1936年4月红二、六军团强渡普渡河、过金沙江、翻玉龙雪山，于7月1日在四川甘孜同红四方面军会师。7月5日，中革军委命令红二、六军团和红三十二军组织红二方面军。7月11日，红二方面军从甘孜东谷出发北上。10月22日，红二方面军与红一方面军在宁夏将台堡会师，胜利完成长征。
为策应中央红军北上，1935年3月底，红四方面军自陕南回师川北，开始长征。为贯彻川陕甘战略方针，打破国民党的“川陕会剿”，红四面军发起嘉陵江战役。从3月28日至4月21日，红军歼灭敌军12个团，占领阆中、北川等8座县城，控制了纵横两三百里的地区。1935年6月，红四方面军同中央红军会师后，张国焘率领左路军东进到阿坝后，擅自改变北上计划，再次南下。在党中央和共产国际一再电令下，1936年2月初，红四方面军开始向西北转移。7月1日，红四方面军与红二、六军团在四川甘孜会师，共同北上。10月，红二、四方面军到达甘肃会宁，与红一方面军会师。
红二十五军的长征亦艰难曲折。1934年11月16日，在鄂豫皖省委书记徐宝珊、军长程子华、政委吴焕先和副军长徐海东率领下，近3000人的红二十五军告别大别山地区，从河南省罗山县何家冲出发西进，一路粉碎了国民党军队两次“围剿”，建立了鄂陕、豫陕2个特委和5个县工委，以及鄂陕边区苏维埃政府，这是红军长征途中创建的唯一根据地。1935年8月3日，红二十五军进入甘肃，随即翻越麦积山、攻占天水城、过渭河、破秦安、逼近静宁，配合了红一、四方面军的行动。9月15日，红二十五军到达延川县永坪镇，与红二十六、二十七军会师，是长征到达陕北的第一支红军队伍。[1]
这就是长征的概况。正是这场艰苦卓绝的伟大远征成就了伟大的长征精神。
二、各个时代对长征精神的阐发
长征精神是在红军长征过程中形成的。随着长征胜利，这种精神得到及时总结和提炼，成为支持中国革命的强大动力。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次第展开，在每个阶段，长征精神都得到了与时俱进的阐发，焕发出新的光彩，成为砥砺中国人民前进的强大动力。 （一）与伟大征程伴生的精神资源
长征最初并未形成统一的称谓。随着战略转移的推进，“长征”一词才被提出并逐渐固定下来。一般认为，1935年5月，《中国工农红军布告》是革命文献中第一次用“长征”这个词来指代1934年10月份起的这场战略转移。[1]以中共中央名义正式确立“长征”概念，则出现在同年11月13日发布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为日本帝国主义并吞华北及蒋介石出卖华北出卖中国宣言》中。[2]
如果说，使用“长征”一词是为了找到恰切的语汇来描述这场伟大征程，那么经由毛泽东阐发，“长征”一词则真正获取了自身的历史能量与精神意涵。
伴随着“长征”概念扎根，对长征精神的阐释也逐渐拥有其内在生命与丰厚肌理。1935年10月，一首《七律 · 长征》以汪洋诗意的笔触，抒写了毛泽东的旷世豪情。随后的12月27日，毛泽东在瓦窑堡会议上做了名为《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进一步阐释了长征的历史意义：“长征是历史纪录上的第一次，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于今，历史上曾经有过我们这样的长征吗？十二个月光阴中间，天上每日几十架飞机侦察轰炸，地下几十万大军围追堵截，路上遇着了说不尽的艰难险阻，我们却开动了每人的两只脚，长驱二万余里，纵横十一个省。请问历史上曾有过我们这样的长征吗？没有，从来没有的。”[3]这既是对长征意义的凝练与总结，也是当时关于长征精神的共识。
红军到达陕北后，旋即被重重困难包围，还遭遇国内外诸多谣言与污蔑。因此，自1936年春天起，红军便开始酝酿向长征亲历者征集个人日记、回忆录等，以便向世界宣传长征真相，争取更多外部援助。然而，由于上半年战事紧张，这一筹划被搁置下来，直到美国记者埃德加 · 斯诺到访，征集长征史料的工作才真正提上日程。1936年8月5日，毛泽东与杨尚昆联名致函长征亲历者，号召撰文回望，并建议编印《长征记》一书。截至10月底，红军政治部共征集到200多篇文章，计50余万字，最后于1942年精选出百余篇，定名《红军长征记》，以“内部资料”形式流通。《红军长征记》保留了最原始丰富的历史细节，为外界了解、认识长征和长征精神提供了第一手史料。
根据目前的考证，陈云是向世界宣传长征的第一人。1936年3月起，他化名“廉臣”，在法国巴黎主办的《全民月刊》上连载《随军西行见闻录》，同年7月该文以单行本的形式在莫斯科面世，第二年3月在国内出版。陈云侧重描述红军的英雄气概，以及红军为人民服务的事例，同时还大力宣传共产党倡导的国共合作主张。[4]曾任红一军团政治部主任的朱瑞，则于1935年12月30日在《战士报》上发表《艰苦的一年，伟大的一年》这篇早期的长征纪实作品;范长江、埃德加 · 斯诺等中外记者，则深入实地，分别写出《中国的西北角》与《红星照耀中国》（又名《西行漫记》）等名作。《红星照耀中国》也探触、阐释了长征精神，作者这样写道：“冒险、探索、发现、勇气和胆怯、胜利和狂喜、艰难困苦、英勇牺牲、忠心耿耿，这些千千万万青年人的经久不衰的热情、始终如一的希望、令人惊诧的革命乐观情绪，像一把烈焰，贯穿着这一切，他们不论在人力面前，或者在大自然面前，上帝面前，死亡面前都绝不承认失败—所有这一切以及还有更多的东西，都体现在现代史上无与伦比的一次远征的历史中了。”[5]这段总结很有代表性，革命乐观主义、信仰的力量、无所畏惧的斗争意志—这些关键的概括，道出了初期人们对长征精神的普遍共识。这也意味着，长征精神不只有一时一地的价值，它的革命史意义、精神史意义将伴随着革命事业一道前进，并不断焕发出新的力量。
（二）与共和国同行的长征精神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长征精神不断得到阐发。在革命历史经验的整理与叙述中，长征精神占据着关键位置。这不仅因为其前所未有的创世伟业与震撼世界的英雄气概，更因为在这一过程中锤炼出的长征精神具备跨越时空的普遍意义。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修建了许多红军纪念碑、纪念馆、烈士陵园等，并通过各种形式普及长征故事。1954年2至4月，中宣部党史资料研究室在1942年版《红军长征记》的基础上重新编辑，以《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为题，将之连载于《党史资料》。在此基础上，1955年5月，人民出版社推出了单行本。与此前的“内部资料”不同，飞夺泸定桥、四渡赤水、“爬雪山，过草地”等生动鲜活的长征故事终于公开面世，走进了工厂、矿山、社队、学校，尤其是中小学课堂，长征故事普及开来，长征精神也开始真正走进人民大众内心深处。
1956年7月，为纪念建军30周年，中央军委发起“中国人民解放军三十年征文”活动，掀起了撰写回忆录的高潮。1957年，编辑工作正式展开，并从1958年开始陆续推出《星火燎原》丛书。这套大型回忆录多角度地呈现了长征历程，突出了红军将士的革命英雄主义气概与理想主义情怀。
从20世纪50年代后期至70年代，由于历史距离逐渐拉开，时代语境发生转变，对长征精神的继承方式在“回忆”“歌颂”之外，增加了总结历史经验的向度，相关思考也更加理论化、系统化。尤其是1963年之后，对长征精神的阐发更加突出遵义会议的历史作用，更加强调党的正确领导。这一时期也出现了表现长征的经典之作，如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1964）与《长征组歌》（1965）等。
长征被不断呈现，长征精神被不断阐发，既是为了继承传统，也是时代的现实需求。在前所未有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在帝国主义的封锁和包围中，长征精神是中国人民可切身感知的、足以凝心聚力的“典范”所在。因此，自长征结束后，关于“新的长征”的提法便时有所闻。对长征的叙述和對长征精神的阐发也不断推进，诗、史、论三者彼此交织，既让长征的历史面貌愈加清晰，更不断提升了长征精神的思想含量。总体来说，20世纪50至70年代，长征精神的阐发和宣传具备以下特点：第一，对长征的历史叙述从军内、党内走向大众，不断巩固为基本常识与情感共识，长征精神融入革命精神谱系之中。第二，以亲历者的回忆为起点，长征精神逐步摆脱一时一地具体语境的限制，升华为具备真理性的宝贵革命经验，获取了恒久的生命力。 可以说，长征是一个“由弱到强”“转败为胜”的原型故事。在与之相似的“一穷二白”的建设时期，在每个充满开创性、艰巨性与复杂性的历史关头，人们都可以从长征经验中汲取信念、智慧与力量。
（三）从改革开放到新时代的长征精神
1978年3月6日，《人民日报》刊文《八亿人民的新长征》。文中认为，“铁流二万五千里”的长征作为革命英雄主义史诗，已经成为中国人民精神的象征。而“新时期的新长征”就是“在本世纪内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任务更艰巨、更复杂，也更光荣、更伟大。它要赶上西方走了三百多年的路程;它要改造我国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大地上的山山水水和千百年遗留的旧思想、旧习俗，使我们古老的祖国从此摆脱贫穷和落后”。[1]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社会主义建设步入改革开放的新阶段。在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总目标下，长征精神焕发出新质，党和国家号召人民群众继承发扬优良传统，争做新长征路上又红又专的战士。
这一时期，涉及长征的回忆录与史料，如《彭德怀自述》《历史的回顾》《红军长征回忆史料》等不断整理出版，相关研究成果大量涌现。此外，《红星照耀中国》重译本面世，产生持续影响。1986年，在中央领导支持下，美国作家索尔兹伯里重走长征路后写下的《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由解放军出版社出版，向世界提供了红军长征的丰富细节。与对外开放同步，长征也更为清晰、深刻地嵌入世界历史的图景中。
1986年10月22日，中央军委常务副主席杨尚昆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50周年大会上，首次系统阐述了长征精神，包括革命信念、英雄气概、高尚品德与崇高思想四个方面。[1]这也是中共中央首次召开全国性的纪念长征大会。1996年10月22日，江泽民同志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60周年大会的讲话中，系统地总结了长征精神的特点，确定了长征精神的基本内涵。[2]2006年10月22日，胡锦涛同志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70周年大会的讲话中重申长征精神，强调长征的重大历史意义，号召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继续发扬长征精神，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奋勇前进。[3]
在党的团结带领下，经过艰苦奋斗，中华民族迎来了伟大复兴的关键时刻。在这样的历史关头，尤其需要长征精神的支撑。2016年10月21日，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大会的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整体布局的高度出发，回顾长征苦难辉煌的历史进程，重温长征影响深远的历史意义，重申伟大的长征精神。他提醒全党、全军、全国人民：“伟大长征精神，就是把全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看得高于一切，坚定革命的理想和信念，坚信正义事业必然胜利的精神;就是为了救国救民，不怕任何艰难险阻，不惜付出一切牺牲的精神;就是坚持独立自主、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精神;就是顾全大局、严守纪律、紧密团结的精神;就是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同人民群众生死相依、患难与共、艰苦奋斗的精神。”[4]长征精神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民族品格的集中展示，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的最高体现。由此出发，他对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进行了全方位部署，为我们在新时代的长征路上续写新的篇章、创造新的辉煌提供了科学指引。
综而观之，以1934至1936年的伟大征程为历史原点，历经革命、建设、改革的历史阶段，对长征精神的历史内涵和价值的阐发，与时俱进，生生不息，长征精神扎根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伟大实践，
也必将成为我们迈向新的伟大目标时必不可缺的精神资源与历史财富。
三、长征精神的内涵与意义
那么，长征精神的内涵包括哪些方面呢？革命英雄主义、理想主义和实事求是精神，是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就一以贯之的精神传统。但纵观我们党的历史，从未有一个时期像长征时那样，在那么艰难困苦的环境下，在那么长的时间内，在那么大的范围内，将这三种精神发挥得那么淋漓尽致，形塑了人类精神史上的一种卓越的精神景观。因此，革命英雄主义、理想主义、实事求是精神是长征精神的本质内容。
（一）长征与革命英雄主义精神
红军长征能够全球瞩目，首要原因就在于共产党和红军压倒一切敌人而不被任何敌人所压倒、征服一切困难而不被任何困难所征服的革命英雄主义气概。长征历时之长、规模之大、行程之远、环境之险恶、战斗之惨烈，在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在世界历史上也极为罕见。红军将士创造了气吞山河的人间奇迹，而这奇迹，是无数红军将士用鲜血和生命创造的：1934年10月，红一方面军作战部队踏上长征之路时，人数为8.6万余人，1935年10月到达陕北吴起镇时，仅为近8000人。[5]其他各部人数变化也类似。据计算，在中央红军二万五千里的征途上，平均每300米就有一名红军牺牲。[6]可以说，红军将士以自己英雄的身躯铸就了一座座巍峨的丰碑。
英雄主义的核心要义是视死如归、大无畏的牺牲精神。長征途中，红军面临强敌围追堵截，在枪林弹雨中行军，血战无数。每次战斗，红军将士都奋勇向前，创造了一则则经典战例。比如飞夺泸定桥时，22名突击队员冒着枪林弹雨，在桥板被拆掉、悬空于汹涌大渡河之上的铁索上，一手持枪，一手抓握铁索，向对岸发起冲击，最后穿越烈火，一举击溃守军，飞夺泸定桥。这样的壮举空前绝后，聂荣臻曾评价说：“中国工农红军伟大的牺牲精神，是任何敌人不能比的。有了这种精神，我们就能够绝处逢生，再开得胜之旗，重结必胜之果。”[1]
湘江战役是长征中最惨烈的一战，红五军团三十四师掩护主力部队西进。连番血战，完成任务后，被敌人包围，全师官兵奋勇突击，战斗到底。师长陈树湘腹部中弹被俘，敌军将陈树湘抬在担架上，押往长沙。弯曲的山路上，抬担架的民夫脚下一滑，才发现陈树湘已经从伤口处把自己的肠子掏出来，扯断了，鲜血染红了大地。
1935年7月，红二十五军经过长途浴血转战，到达陕南，做出了西去陕甘苏区，与那里的红军会合的决定。在偶然得到红一、四方面军在毛儿盖休整，有北上陕甘迹象的消息后，他们立即决定进入甘肃南部，在敌人防线后方大造声势，把陕甘的国民党军队拖住，不惜一切代价配合主力红军北上。为了达到这一战略意图，红二十五军采取了反常规的行动，故意暴露自己的位置和实力。果然，大量国民党军队被吸引过来，他们陷入十分艰难的境况中，军政委吴焕先在战斗中壮烈牺牲。但就是在这样危险的局势下，8月14至31日，红二十五军在西安通往兰州的公路两侧，以接连不断的战斗，整整坚持了18天。直到面临全军覆没，又一直得不到主力红军消息，他们才继续北上。《共产国际》第7卷第3期评价他们的英雄壮举说：“中国红军第二十五军的荣誉犹如一颗新出现的明星，灿烂闪耀，光被四表！就好像做毛泽东部队的先锋一样，帮助毛泽东部队打开往陕北的途径。”[2] 这种牺牲精神，体现在每一位红军将士身上。每次激烈的战斗中，红军指挥员总是身先士卒，以身作则。1935年1月遵义会议后，为完成北渡长江的战略部署，中革军委决定在土城附近的枫村坝、青岗坡一带伏击尾随的川军。但由于敌情判断有误，战局危急，川军一度攻到中革军委指挥部前沿。这时朱德提出亲自到前沿指挥战斗，他对毛泽东说：“老伙计，不要考虑我个人的安全，只要红军能够胜利，区区一个朱德又何惜？”正是在朱德鼓舞、指挥下，红军成功撤出了战斗。[3]
红军爬雪山、过草地时，炊事员等后勤人员损失最大，因为他们不但和其他士兵一样，面对着同样严酷的自然环境，而且还携带着包括饮具在内的沉重装备。红三军团一个连有九名炊事员，班长姓钱，他带领的炊事班，每个人的担子都超过了规定的重量，但向草地出发时，他还是带上了连队的那口大铜锅。一天早上，一个炊事员刚挑起大铜锅，身子一歪就一声不响地倒下了;另一个炊事员挑起大铜锅继续赶路。一次他在雨布下用大铜锅烧姜汤给大家喝，好不容易把水烧开，刚端着一碗姜汤想给病号送去，没走几步就连人带碗摔在了泥水中。这时大家才知道，炊事班的同志进入草地后，谁都没舍得吃一粒粮食。最终，九名炊事员全都牺牲在草地里。这口从江西挑到草地的铜锅，成为红军官兵忘我牺牲的英雄主义精神的最好见证。
红军过草地时，有一些官兵掉队，倒在路上，为了援救这些掉队的战友，红军成立了收容队。然而，那些倒下的官兵为了不拖累其他同志，竟拒绝收容，他们用草把自己的脸盖上，一动不动，希望走过他们身边的同志以为他们已经牺牲。红军就是这样一支队伍，一支为了革命胜利，为了他人活下去，不惜牺牲自己的队伍。
英雄主义的另一种表现形式是乐观主义精神。长征的艰险是空前的，但红军没有悲观失望，而是积极乐观。查看红军长征资料，经常会看到这样的记录。1935年1月，中央红军强渡乌江、血战娄山关、攻占遵义后，形势稍有转圜，但依然面临重重险境，可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红军篮球队还与省立第三中学篮球队组织了一场友谊赛。更值得注意的是，红军总司令朱德是红军篮球队队员之一。年近半百的朱德在篮球场上奔跑着，观看球赛的遵义老百姓把篮球场围得水泄不通，他们看到此情此景，感到格外亲切。如果说政治宣传还不能让民众对红军产生由衷的信任感的话，那么朱德在欢笑中和学生一起打球的场景，一定触动了他们的心灵。
爬雪山過草地之际，环境险恶到极点，但这时候，在有关回忆录中，竟然看到不少颇有“闲情逸致”的记载。据周士第回忆，一次爬雪山时，萧劲光竟然提议吃冰激凌，陈赓、宋任穷、莫文骅、冯雪峰、李一氓等纷纷响应，都拿着漱口杯向雪堆下层挖，掺入糖精，自制起冰激凌来，引得好多士兵向他们学习。[1] 董必武则“胸怀长远”，在过草地时，就已经想到“革命胜利后，有专门人才来这地方考察一次，一定有许多适用于人类的东西发现出来”。[2]而更常见的场景则是唱歌、跳舞。据邓发《雪山草地行军记》记载，过松潘草地时，情形极其艰难，但“长征的英雄们，包括妇女、老头和文学家在内，精神上都非常愉快”。一次，队伍在河岸集结渡河，看见了蔡畅，就欢迎她唱歌。她立即用法文唱起了《马赛曲》，她抑扬的音韵、慷慨的歌声，使战士们闻歌起舞，不但减轻了疲劳和寂寞，且越发精神抖擞，神气振作。[3]
（二）长征与革命理想主义精神
英雄主义是表现，理想信念是内里。红军之所以能忍耐难以言表的艰难困苦，战胜史无前例的危机挑战，之所以能转危为安，挺进陕北高原，开创了中国革命的高峰，是因为红军是一支理想之师、信仰之师。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崇高的理想，坚定的信念，永远是中国共产党人的政治灵魂。在这个意义上，长征是一次理想的伟大远征，信仰的伟大远征。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用自己的鲜血和生命，在长征途中书写了一曲又一曲感人至深的理想之歌、信仰之歌。
中央红军离开苏区，是一次被动的战略转移，路在何方，当时未有定论。这种离别的漂泊感，陆定一的回忆文章展现得特别生动。他以哥伦布航海类比这次远行，坦言“不知道将在什么地方靠岸，在什么地方停脚”。不过，红军将士却并未悲观失望，恰恰相反，他们满怀信心地开始了这次前路未定的漫漫征程。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他们有远行必备的“指北针”—共产主义的理想和信仰。他们坚信自己必将“如哥伦布找到新大陆一样”，“得到最后的胜利”。他们坚信，“不论怎样，中国总是要解放的”。[4]
的确，党和红军是带着共产主义的理想和信仰开始长征的，在这方面，留下了许多意味深长的故事。成仿吾是早期中共党员和教育家。1934年，他从鄂豫皖根据地到达瑞金，在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中共中央党校前身）任职，是学校中唯一的政治教员。1934年10月，他担任红一方面军干部团政治教员，与徐特立、谢觉哉、董必武等老革命家同行，参加了长征。出发时，他和大家一样带了一床毯子、一袋干粮、一个装着简单衣物的挂包。挂包里除了放些日用品、衣服外，还有一些马列书籍，其中有一本德文版《共产党宣言》。这本德文版《共产党宣言》是成仿吾平生最珍爱的一本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他曾先后三次（1929年、1938年、1974年）将其翻译成中文，充分体现出他对这部经典的深刻理解和深厚感情。[5]
据记载，长征途中，周恩来也始终携带着一本《共产党宣言》，给予同样的重视，以至于中华人民共和
国成立后，他还一直牵挂《共产党宣言》首译本的寻找，曾深情地说：“当年长征的时候我就把《共产党宣言》当作‘贴身伙伴’，如果能找到第一版本的《共产党宣言》，我真想再看一遍。”[1]长征中这些人与书的故事，传达出老一代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真理的追求和信仰。
这种追求和信仰的光辉照耀着长征的路途。1935年6月，陈云奉中央之命秘密抵达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报告中央红军长征和遵义会议的情况。在报告中，陈云指出红军取得长征胜利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红军中有大批党员，他们“无论是指挥员，还是普通战士，都作出了勇敢无畏、忠于党、忠于工人阶级事业的表率”。他还讲了一个极其感人的现象。每次战斗前，连队的党员都召开会议，选出后备指挥员，有四五个人。如果连长在战斗中受伤或牺牲，队伍不会跑散，因为第一后备连长会立即挺身而出;如遇不幸，第二后备连长又会代替他，一个接着一个。而且，党员受伤后，为了不影响同志们的情绪，总是对他们说：“没关系，你们继续前进吧。”对此，陈云总结道：“我们红军中的共产党员都是我们党的优秀分子。”[2]这种理想主义的力量正是英雄主义之根源。 这一点，在中央红军干部团身上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干部团是长征前夕中央将红军大学、红军第一步兵学校、红军第二步兵学校、红军特科学校合编组成的一支特殊部队，陈赓为团长，宋任穷为政委，中共党员和青年团员占比很高。毛泽东曾说干部团是红军的宝贵财富。长征途中，干部团屡担重任，屡立奇功。比如，巧渡金沙江时，为了确保拿下对于红军最有利的皎平渡口，中革军委派出了干部团。干部团果然不负众望，克服重重困难，不仅顺利抢占皎平渡，而且一鼓作气，以400人击溃国民党两个团，取得通安战斗的胜利，为中央红军平安渡过金沙江扫清了障碍。[3]对此，刘伯承曾感慨万千地说：“干部团的同志一天走近两百里的路程，是黑夜，又是难走的山路，还有敌人。一个人怎么能一天走这么远的路？他们走到了，而且还打了胜仗。靠什么？靠觉悟，靠党。没有这些，根本做不到。”[4]
对比更能说明问题。张爱萍记录了一个十分生动的例子。第二次占领遵义城后，红三军团十一团在城外与国民党军大量援兵相遇，两军对垒，相持不下，为了攻占红军占领的山头，国民党军用金钱鼓舞士气，大喊：“弟兄们！抢下这个山头，二千块大洋！”而红军指战员则高喊：“不要怕！要坚决，同志们！为革命流最后一滴血！”[5]结果不言而喻，红十一团同增援部队一道，歼灭国民党吴奇伟的两个师大部。
经历了长征砥砺，催生出一种新人格。埃德加·斯诺发现了一个令他惊讶的现象，就是那里的战士红军都精神昂扬、自尊自信、乐观向上，“看到他们，就会使你感到中国不是没有希望的”。他还举了一个叫季邦的小红军的例子，因为担心斯诺拿不准他名字的发音，误听为其他谐音，影响红军形象，他特意找到斯诺，把自己的名字仔细地写在纸上，告诉斯诺写到他时一定不要写错。[6]小红军的自尊和郑重，使本来没想写他的斯诺深受感动，就把这个意味深长的细节写进了《红星照耀中国》。这就是长征锻炼出的新人的魅力。长征中，这样的小红军有很多。据统计，长征时，红军“指挥员的平均年龄不足二十五岁，战斗员的年龄平均不足二十岁，十四岁至十八岁的战士至少占百分之四十”[7]。其实，长征中的这些年轻的指战员们，都是新人。正是这崭新的人格，使红军成为世界上从未有过的军队：官兵装束是一样的，头上的红星是一样的，前进的方向是一样的。
有研究者发现，长征前后毛泽东创作的诗词气势大为不同，长征前3个月写下的《清平乐 · 会昌》，抒发的似乎还是沉郁的个人心志，但是當红军突破湘江防线，途经广西大山时，他写下的三首《十六字令》境界就大为开阔：高山大河，金戈铁马，一股雄浑之力奔腾而来，非常人能及。等到1935年10月，中央红军马上就要结束长征，到达陕北，他写下的《念奴娇 · 昆仑》更是天翻地覆、宇宙洪荒，所涉及的已远非长征和中国，而是世界格局、千秋历史。之所以发生这样的变化，一个重要原因当然是经过长征的磨砺，毛泽东的思想、精神、情感、境界都得到了一次升华。更重要的原因则是，经过长征磨砺，中国共产党人和红军的境界亦得到升华，形成一种新的人格。
（三）长征与实事求是、独立自主精神
理想和信仰，以及由其所激发的革命英雄主义，是长征胜利必不可少的精神保障，但精神力量要转化为改造世界的物质力量，还需要正确的战略方针，正确的方向和道路。在这个意义上，党领导红军长征、战胜敌人的过程，同时也是探索正确的军事路线和战略战术，寻找中国革命新的落脚点的过程，进而言之，更是联系实际、创新理论、探索中国革命道路，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因此，长征精神也包含了中国共产党实事求是，独立自主地探索中国道路的精神。
众所周知，长征最终到达陕北，并不是预先设定的，作为战略转移，出发时并没有打算走很远。据研究者统计，长征目的地，仅中央红军，先后就有八个设想：第一，从江西瑞金出发时，是到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发展复兴后再回来;第二，黎平会议决定到黔北的遵义地区建立新根据地;第三，遵义会议决定过长江到川西建立根据地;第四，会理会议决定到川西北与红四方面军会合，建立根据地;第五，两河口会议决定去川陕甘一带开辟新根据地;第六，毛儿盖会议进一步明确到甘南洮河流域创建新根据地;第七，俄界会议决定到与苏联接近的地方创建根据地，将来向东发展;第八，在哈达铺初步决定到陕北去，随后榜罗镇会议正式决定陕北为长征的最后落脚点。中央红军到达吴起镇后，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批准了榜罗镇政治局常委会议的决定，宣告中央红军长征胜利结束。从此，陕北才成为中国革命的中心。[1]
长征胜利，不仅保存了革命力量，而且找到了革命事业的新出发点。长征胜利后不久，全面抗战爆发，以陕甘宁边区为起点，一大批根据地如雨后春笋般建立和发展起来，革命火种在神州大地渐成燎原之势。可以说，以长征胜利为起点，党领导人民掀起了中国革命的新高潮。之所以如此，是因为经过长征，党确立了实事求是的原则，找到了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路线和方法，找到了中国革命的正确道路，开始独立自主地领导中国革命实践。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中国历史上开天辟地的大事。然而，我们也必须承认，刚刚成立的党还相对弱小和幼稚，还有待于实事求是地探索中国革命的真理，有待于独立自主地领导中国革命的实践。中国是一个和任何西方国家都不同的东方农业大国，又处于空前变动中，局势极其复杂，任何问题都没有现成答案，中国革命的道路只能靠中国人民自己探寻，并在实践中提升总结。因此，中国共产党自成立后，在领导革命的过程中，既取得了伟大成绩，也遭遇了严重挫折乃至失败。
红军长征是遭遇严重挫折后的战略转移。长征首先从中央红军开始。中央红军所在的中央苏区，鼎盛时期面积为8.4万平方千米，比现在的宁夏回族自治区还大，相当于两个半海南岛。人口450多万，是全国最大的革命根据地。中央红军的人数也达到13万。以中央苏区为依托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先后拥有13个苏区，总面积达40余万平方千米，相当于4个江苏省，人口约3000万。[2]这么大的中央苏区和“红色中国”，是怎么几乎丧失殆尽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在中央占统治地位的“左”倾教条主义推行错误的政治和军事路线，不仅导致第五次反“围剿”失利，而且在战略转移中又犯了保守主义错误，损失惨重，极大地影响了红军的信心和士气。正是在这样的危机中，以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朱德、王稼祥等为代表的党的领导人痛定思痛，探索独立自主地领导中国革命的方法和路径，经过一系列重要会议，特别是遵义会议，开始确立毛泽东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确立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使党和革命事业转危为安，并不断开创新的局面。 更重要的是，遵义会议后，在正确的军事和政治路线指引下，红军浴血重生，取得了长征的伟大胜利，使人们进一步认识到，只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的重大问题，才能把革命事业引向胜利。这是在血的教训和斗争考验中得出来的真理。因此，红军长征胜利、立足陕北后，很快就把解决生存危机同拯救民族危亡联系在一起，实现了国内革命战争向抗日民族战争的转变，为夺取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进而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打下坚实基础。之后，更是在长征精神的基础上，发展出延安精神，创立了新民主主义理论，使党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实现了中华民族的完全独立和中国人民的彻底解放。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长征的胜利是方向的胜利、道路的胜利。
具有深远意义的是，经历长征淬炼，中国共产党坚持独立自主、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精神，终于找到了正确的中国革命道路和方向，才真正实现了在追求真理、坚持真理的基础上全党、全军的空前团结。没有这种思想上、政治上的團结，中国革命胜利是不可想象的。也正是在这个前提下，党才锤炼出钢铁般的纪律，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不断成熟，成为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的中流砥柱。
总而言之，长征是一次发现革命真理和革命道路的征程，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征程。从此，波诡云谲的中国革命的前途豁然开朗，近代以来在现代世界竞争中沉沦的中国历史的前途也豁然开朗。
（四）长征精神的独特意义
长征以其空前绝后的壮举，改写了中国革命史，震撼了世界。长征精神是党和红军奉献给中国，奉献给全世界的精神传统。
首先，长征精神在中国革命史上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长征精神和井冈山精神、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等共同构成了中国革命的精神谱系。它们一脉相承，又各有侧重。如果说井冈山精神的重点是革命首创精神和艰苦奋斗精神;西柏坡精神的重点在于戒骄戒躁，保持革命本色;延安精神作为中国革命的阶段性总结，带有某种集大成性质;那么，长征精神在这个谱系当中便以艰苦卓绝环境下的革命英雄主义和革命理想主义为特色，为从困厄向胜利的转化提供了一种精神传统。在《矛盾论》中，毛泽东对1927至1937年的时局进行了辩证唯物主义的哲学解读：“革命斗争中的某些时候，困难条件超过顺利条件，在这种时候，困难是矛盾的主要方面，顺利是其次要方面。然而由于革命党人的努力，能够逐步地克服困难，开展顺利的新局面，困难的局面让位于顺利的局面。一九二七年中国革命失败后的情形，中国红军在长征中的情形，都是如此。”[1]因此，长征精神不仅是坚定理想、战胜困难的精神，还需被放在辩证唯物主义的矛盾运动中来理解，是一种在逆境中敢于斗争、敢于胜利，从逆境中通往胜利的伟大精神。
长征精神的影响不仅限于中国国内，它也在世界范围传播。在描写红军长征的作品《地球的红飘带》中，作家魏巍曾深情写道：“中国英雄们的长征，是中国人民的史诗，也是世界人类的史诗。这部史诗是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人用自己的脚步和鲜血镌刻在我们这个星球上的。它像一支鲜艳夺目的红飘带挂在这个星球上，给人类，给后世留下永远的纪念。”[2]魏巍写下这段文字十几年后，美国时代生活出版公司所编的《人类1000年》评选过去1000年来对人类进程最有影响的100个事件，中国入选3个事件：发明火药、成吉思汗西征、红军长征。[1]实际上，红军长征之所以入选，不仅因为这是一个具有重大影响的历史事件，中国共产党由此带领着世界上五分之一的人口进入社会主义社会，更因为这是一笔具有世界意义的精神财富。
其实，人类历史不乏激动人心的远征，但若论艰苦惨烈，红军长征堪称“世界之最”，而支撑这人类壮举的则是同样堪称“世界之最”的伟大精神。对此，埃德加 · 斯诺在《红星照耀中国》中感叹红军长征是“历史上最盛大的武装巡回宣传”，是“激动人心的远征史诗”。[2]瑞士传教士勃沙特在《神灵之手》中这样写道：“红军的领导人是坚信共产主义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信徒，并在实践着其原理。”[3]美国学者沙培德在《战争与革命交织的近代中国（1895—1949）》中这样描述：“长征战士受苦受难，为的是将中国带向应许之地。”[4]德国反法西斯斗士王安娜在《中国—我的第二故乡》一书中写道：长征是“无与伦比的现代奥德赛史诗”，“是人类的勇气与怯懦、胜利与失败的搏斗。”[5]美国作家威廉 · 莫尔伍德则解读说：“长征是一次解放”，“长征既打破了地域上的隔绝状态，又解除了人们心理上的桎梏，使人们的思想从古老的、狭隘的乡土观念中解放出来，在人们面前表现出国土之辽阔，揭示出民族精神遗产之博大。”[6]盛大游行、受难和应许、漂泊的勇气、地理发现中的解放等，尽管他们对长征的认识带有其母文化的烙印，但无一不指向长征的精神维度，并尝试用自身文化中最优秀的资源与其对话。这让长征精神与人类文明中的优秀成分一起，成为人类共享的珍贵财富。
80多年来，长征作为近代以来最激动人心的历史事件，从未停止唤起人类的精神力量。南斯拉夫游击队曾两次印刷关于中国红军长征的著作，鼓励游击队员坚定信仰。[7]美国政要布热津斯基，携全家五口沿长征路线走访，回国后他公开向西方世界宣布：我是沿着长征路线朝圣的。[1]美国著名作家、记者索尔兹伯里在长征精神的感召下，以古稀之年带着心脏起搏器踏上了漫漫长征路。[2]他在后来的《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中断言：“它（长征）过去是激动人心的，现在它仍会引起世界各国人民的钦佩和激情。我想，它将成为人类坚定无畏的丰碑，永远流传于世。”[3]美国著名儿童文学作家琼 · 弗里茨把红军长征故事讲给美国青少年，美媒称这是一项“公益之举”，因为长征是另一时空下由另一些人在不同的旗帜下完成的类似于美国革命的史诗，是需要被美国的下一代了解的。[4]长征就是这样一种精神，它可以漂洋过海，激励另一个国度中密林掩护下的艰苦斗争;它可以冲破意识形态藩篱，指向人类共享的“朝圣之路”;它可以跨越语言的巴别塔，成为各国文字共同铭刻的人类壮举。它已经构成一种超越时空、语言、文化的精神财富，永远激励着人类前行！ 四、长征：新时代的精神地标
长征精神作为红色文化的重要遗产，构建着中国人的代际认同和民族身份，影响着中国人的精神气质和文化品格。但必须看到，在利益格局日趋复杂、文化价值日益多元的今天，随着时间流逝、代际更迭，以长征精神等为代表的红色文化面临着有效传播传承的困境和衰减蜕变的危机。因此，在牢牢把握长征精神本质的基础上，必须创新讲述长征故事、传承长征精神的方式，在复杂多变的意识形态环境中坚定不移地继承发扬长征精神。建设长征国家文化公园是探索新时代长征精神传承之路的重要举措，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必将成为重要的文化地标。
（一）长征精神的传承及其自然人文地理载体
长征精神是一种精神性的文化遗产，精神的传播传承必然要借助一定的载体。长征和地理的关系十分紧密，无论是“二万五千里长征”的整体标示，还是长征具体经由的万水千山、穿越的民族聚居和杂居地、战斗和转移依托的军事地形、沿线发生的重大事件遗址，无不具有十分显著的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属性。因此，自然和人文地理媒介在长征精神的传播传承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功能和价值，是讲述长征故事、传播长征精神最生动、真切、独特的媒介。在文字和图像之外，自然和人文地理媒介共同构成了一套地理符号体系，在中国的国土上以最鲜活的样态记录着长征故事，以最动人的方式铭刻着长征精神。这些空间性、地域性的文化符号为人们由感官感触、理性认知上升到精神感召提供了中介，正是在对这些文化符号的感知、理解和诠释中，无形的价值得以表达，遥远的精神得以激活;而在这个过程中，实体和感官性的体验活动也将被赋予价值形塑的意义，绽放出精神朝圣的光芒。
长征精神的传承需要自然和人文地理符號作为载体，同时，自然和人文地理的升华也需长征精神作为指向。长征精神的载体有很多与独特的自然环境几乎重叠，与群众的生产生活空间无缝衔接，因此，长征精神很容易淹没在美丽的自然风光和喧闹的世俗场景中。但是，如果不再讲述红军过草地的故事，松潘草原就不会成为艰苦卓绝的精神写照，不过是有着四时风景和藏族风情的广阔无垠的草原;如果遗忘了飞夺泸定桥的传奇，泸定桥就不会成为英勇无畏的精神丰碑，不过是大渡河上一所见证了藏汉互通的古桥;如果不去强调遵义会议的意义，遵义城子尹路80号的军官府邸就不会成为中国革命探索独立自主之路的精神象征，不过是一处有着中西合璧风格的民居建筑。因此，如果没有了长征文化的支撑，丧失了长征精神的指向，那么长征沿线风貌就只能展现为以“风光旖旎、民俗风情”著称的人文地理景观，相关走访行为也只能局限于以“游山玩水、打卡晒图”为主体的观光游览活动。因此，长征精神绝不仅仅是建设长征国家文化公园的文化附加值，而是其安身立命的核心价值与根本所在。
（二）建设国家文化公园是创新长征精神传承的重要探索
一直以来，我国都十分注重长征精神的保护传承。但也必须意识到：一方面，由于爱国主义教育中存在着方式滞后等问题，对长征的灌输式教育和程式化歌颂在一些情况下难免被解读为假大空的宣传，“屏蔽”了长征精神的真实感召力;另一方面，上述手段往往缺乏多感官互动才能建构的真实感和切身体验，缺乏只有身临其境才能产生的崇高感和神圣氛围，对大多数当代人，尤其是年轻人，很难达到感受长征精神所需的体验质感和情感强度。在这个意义上，长征国家文化公园为解决长征精神传播传承中存在的扁平化、套路化等问题提供了一种方案，为当代中国人以沉浸性、体验性、互动性的方式真实地走近长征、真正地走进长征，提供了一种来自历史现场的文化时空，更为创新红色文物和文化资源保护传承利用提供了丰富可能。
前述布热津斯基走访长征沿线后，在《沿着红军长征路朝圣记》中写道：“当我们走近大渡河时，曾一度怀疑它是否真的像长征战士在回忆录中描述的那样水流湍急、险象环生，及至亲眼目击，才知并非言过其实。这条河水深莫测，奔腾不驯，加之汹涌翻腾的漩涡，时时显露出河底参差狰狞的礁石，令人触目惊心，不寒而栗。”[1]诸如此类身临其境的体验，足以让在观念上与社会主义中国有着众多差异的美国政治家产生一种“朝圣”感;对于当代中国人，长征沿线的亲眼所见、亲耳聆听、亲手触摸、亲身体验，当然会同样有助于重温这一超越时间的伟大事件，见证这一跨越代际的精神力量，而这一点很早就被世人认识到了。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革命纪念地的修缮管理，到改革开放以来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的建立，再到21世纪以来“红色旅游”概念的提出，各种红色文化体验活动越发走向立体、深入和多元，一代又一代人先后开始“重走长征路”。随着长征国家文化公园的建设运营和红色旅游产业的完善发展，“重走长征路”必将激活、生发出更多文化价值和精神内涵，成为现代人重抵精神世界、重获精神补给、重受精神洗礼的重要途径。长征国家文化公园作为一个具有“二万五千里长征”整体辨识度的有机整体，也将把长征精神散落在各地的文化符号挖掘和整合成一个具有连贯性的“文化线路”，从而建起长征精神在当代最生动、真切、全面、立体的课堂，形成长征精神在当代最具时代性、开放性、创造性的传承传播机制，建构起红色文化在新时代最震撼人心的精神地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