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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宁夏有望提前实现全区脱贫”的消息传出时，不少人投来一丝惊讶：可能吗？那里有西海固啊！
西海固，宁夏新时期脱贫攻坚的主战场。地处宁夏南部，包括了8个国家扶贫重点县和一个移民开发区，人口不到228万，占宁夏总人口的1/3。干旱少雨、土地贫瘠、生活穷困，清代名将左宗棠曾长叹“苦瘠甲天下”；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官员来此考察，判定“不适宜人类居住”，由此，西海固“名声”远扬，被视作中国贫困的代名词。直到1996年，这里人均收入300元以下的人口占总人口的16.2%。
“如果西海固都能脱贫，还有什么不能创造的奇迹？”早有外国媒体断言。
但中国，不就是一个不断创造奇迹的国家吗？
“对口帮扶”背后的战略构想
吉米·弗罗库兹，美国有线电视新闻（CNN）驻华记者，在中国工作生活40余年，去过绝大部分省份采访，包括西部贫困山区。中国政府宣布2020年实现全部脱贫，他和很多人一样，也认为“难度大”。
不过，“这个国家拥有几个优势：中央政府的坚定决心、立足长远的规划设计、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体制性优势等。”他的信心也来自于另一事实：最近30多年，中国已成功让6.6亿多人摆脱极端贫困，占到同一时间段全球贫困人口减少数量的93.3%。世界银行因此称之为“迄今人类历史上最快速度的大规模减贫”。
西海固脱贫，正是波澜壮阔的中国扶贫开发事业的一个具体缩影。
上世纪80年代，小平同志提出了以东部支持西部、先富帮后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的“两个大局”战略构想。1996年9月，根据这一构想，国务院启动东西对口帮扶战略，确定由东部9省市和4个单列市对口帮扶西部10个省区。这一年，福建省肩负着党中央、国务院的重托，带着福建人民的深情厚谊，踏上了宁夏扶贫协作之路。
中南海情牵西海固。20年来，几乎所有前去宁夏考察的党和国家领导人，都专程来到西海固地区，察民情、探穷根、破难题。伴随着一项项重大国家扶贫战略的实施，包括西海固在内的宁夏，发展速度前所未有，百姓生活今非昔比。
“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把摆脱贫困上升到治国理政高度，作出政治承诺、实施扶贫战略，这是其他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做到的。”福建省社科院副院长李鸿阶说，“只有社会主义制度的中国，才会有这样的信念和能力，也才会有‘两个大局’的战略统筹，才能集中力量办成大事，才会有二十年如一日的长期坚持。”
“政治任务”提出的全面考验
时间的沉淀，实践的检验，往往更能彰显决策的光芒。
白皋，20年前曾任职隆德县县长，也曾担任宁夏日报社长，是闽宁对口帮扶的实践者，也是报道者。如今，他带领着一个团队正对这一帮扶模式展开系统研究。
他有一个特别深刻的体会：闽宁双方高度的责任与共同的努力，使得中央战略构想得以在宁夏这片土地上发芽结果。
根据中央部署，1996年，福建省委、省政府迅速成立由时任福建省委副书记习近平任组长、19个省直机关为成员单位的福建省对口帮扶宁夏领导小组。当年11月，闽宁对口扶贫协作第一次联席会议在福建召开，确定在两省区中，将每年举行一次联席会议，建立县市对口帮扶和互派挂职干部等制度。
当时，确立东西部对口帮扶原则时，国务院的文件里是12个字——“优势互补，互惠互利，共同发展”。但闽宁双方却主动增加了“长期协作”4个字。
“这不是简单的4个字”，白皋说，从一开始，闽宁双方就做好了长期协作的战略考虑，对消除东西部发展的差距难度也保持了清醒的认识，拿出了滴水穿石的精神。“这是对中央战略的一种准确理解和高度责任。”而“优势互补、互利互惠、长期协作、共同发展”方针，也成为闽宁对口扶贫协作20年来的遵循原则。
认识高度，决定行动力度。
其时的福建，也面临自身发展任务重、扶贫开发难度大的情况。然而，“闽宁对口扶贫协作是一项政治任务，要坚决完成”。福建省委、省政府始终以强烈的大局意识、主动担当作为，把宁夏的事当自己的事，推进闽宁协作的力度，不停顿不减缓。
作为福建省对口帮扶宁夏领导小组成立伊始的组长，习近平在福建任职期间，先后五次出席省级闽宁对口扶贫协作联席会议，并赴宁夏考察指导。
2013年履职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书记的李建华，短短3年到西海固调研部署至少20次。闽宁协作的接力棒就这样一届届传下来，20年来，换届不断，但对中央交付的这一政治任务从未弱化，每年一次的两省区高层联席会议制度，也从未间断。
“高层的重视引导，协作机制的创新建立，对于推动双方协作、落实协议内容、开展扶贫工作起到关键作用。”国务院扶贫办负责社会帮扶工作的负责人高度评价。这，也体现了中央统筹、省负总责、市县落实、工作到村、扶贫到户的管理体制和工作机制的实效。
“扶贫事业是一项艰难而复杂的过程。”中国人民大学反贫困问题研究中心主任汪三贵说，既是对主要领导干部政治责任、大局意识的检验，也是对落实中央重大决策执行力、创造力的考验。
市场力量催生的“闽宁效应”
退休快10年的林月婵，还保留着一个“职务”——宁夏回族自治区政府顾问。“闽宁情结”让她无时无刻不在关心那片遥远的土地。
1997年3月，身为福建省扶贫办主任的她，第一次踏进了西海固。眼前的一切刺痛了她，也引发更多的思考：马铃薯卖不出去，农民整夜排队守候在加工厂门口；没有教室，老师在沙地上用树枝教写字；艰险的山路上，拉水的人和毛驴走得小心翼翼……
“光政府行为还不够，只有把企业加进来，才能从根本上改变。”1997年，在第二次两省区联席工作会上，习近平总书记代表福建省委、省政府提出“广泛深入地开展多种形式的扶贫协作，促进闽宁双方共同发展”“动员企业家到宁夏投资办厂”“开展经贸合作”等具体措施。这些思路，为“闽宁模式”注入了市场因子，也使其从初期就明确走向全方位协作、互融式发展。
市场，力量惊人。宁夏固有的劳动力、土地、特色农产品等资源优势，变成了发展优势。如今，在宁的福建企业、商户达5600多家。仅仅在西海固，福建籍商人的产业从2000年左右的7家增加到60多家，覆盖了方方面面的产业链。无论是促进当地经济发展还是帮助农民增收脱贫，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协作，不断深入。人才、资金，教育、科技，经验、理念等资源开始植入宁夏“肌体”，首家闽宁村镇银行正在积极筹备中，为宁夏中小企业和贫困群众发展生产提供服务……
一头是政府力量，一头是市场力量，驱动这两股力量并发挥出各自优势，才能让扶贫开发事业取得更大的成效，放大“闽宁效应”。20年来，闽宁两省区党委、政府一届接着一届干，不断探索、创新和完善，打造了东西合作的闽宁模式。2013年9月，国务院扶贫办将“闽宁模式”正式列入《中国社会扶贫创新行动优秀案例集》。
“西海固的巨变，是诠释中国制度优势的最佳案例。”白皋说。
（转自《人民日报》2016年7月18日）
西海固，宁夏新时期脱贫攻坚的主战场。地处宁夏南部，包括了8个国家扶贫重点县和一个移民开发区，人口不到228万，占宁夏总人口的1/3。干旱少雨、土地贫瘠、生活穷困，清代名将左宗棠曾长叹“苦瘠甲天下”；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官员来此考察，判定“不适宜人类居住”，由此，西海固“名声”远扬，被视作中国贫困的代名词。直到1996年，这里人均收入300元以下的人口占总人口的16.2%。
“如果西海固都能脱贫，还有什么不能创造的奇迹？”早有外国媒体断言。
但中国，不就是一个不断创造奇迹的国家吗？
“对口帮扶”背后的战略构想
吉米·弗罗库兹，美国有线电视新闻（CNN）驻华记者，在中国工作生活40余年，去过绝大部分省份采访，包括西部贫困山区。中国政府宣布2020年实现全部脱贫，他和很多人一样，也认为“难度大”。
不过，“这个国家拥有几个优势：中央政府的坚定决心、立足长远的规划设计、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体制性优势等。”他的信心也来自于另一事实：最近30多年，中国已成功让6.6亿多人摆脱极端贫困，占到同一时间段全球贫困人口减少数量的93.3%。世界银行因此称之为“迄今人类历史上最快速度的大规模减贫”。
西海固脱贫，正是波澜壮阔的中国扶贫开发事业的一个具体缩影。
上世纪80年代，小平同志提出了以东部支持西部、先富帮后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的“两个大局”战略构想。1996年9月，根据这一构想，国务院启动东西对口帮扶战略，确定由东部9省市和4个单列市对口帮扶西部10个省区。这一年，福建省肩负着党中央、国务院的重托，带着福建人民的深情厚谊，踏上了宁夏扶贫协作之路。
中南海情牵西海固。20年来，几乎所有前去宁夏考察的党和国家领导人，都专程来到西海固地区，察民情、探穷根、破难题。伴随着一项项重大国家扶贫战略的实施，包括西海固在内的宁夏，发展速度前所未有，百姓生活今非昔比。
“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把摆脱贫困上升到治国理政高度，作出政治承诺、实施扶贫战略，这是其他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做到的。”福建省社科院副院长李鸿阶说，“只有社会主义制度的中国，才会有这样的信念和能力，也才会有‘两个大局’的战略统筹，才能集中力量办成大事，才会有二十年如一日的长期坚持。”
“政治任务”提出的全面考验
时间的沉淀，实践的检验，往往更能彰显决策的光芒。
白皋，20年前曾任职隆德县县长，也曾担任宁夏日报社长，是闽宁对口帮扶的实践者，也是报道者。如今，他带领着一个团队正对这一帮扶模式展开系统研究。
他有一个特别深刻的体会：闽宁双方高度的责任与共同的努力，使得中央战略构想得以在宁夏这片土地上发芽结果。
根据中央部署，1996年，福建省委、省政府迅速成立由时任福建省委副书记习近平任组长、19个省直机关为成员单位的福建省对口帮扶宁夏领导小组。当年11月，闽宁对口扶贫协作第一次联席会议在福建召开，确定在两省区中，将每年举行一次联席会议，建立县市对口帮扶和互派挂职干部等制度。
当时，确立东西部对口帮扶原则时，国务院的文件里是12个字——“优势互补，互惠互利，共同发展”。但闽宁双方却主动增加了“长期协作”4个字。
“这不是简单的4个字”，白皋说，从一开始，闽宁双方就做好了长期协作的战略考虑，对消除东西部发展的差距难度也保持了清醒的认识，拿出了滴水穿石的精神。“这是对中央战略的一种准确理解和高度责任。”而“优势互补、互利互惠、长期协作、共同发展”方针，也成为闽宁对口扶贫协作20年来的遵循原则。
认识高度，决定行动力度。
其时的福建，也面临自身发展任务重、扶贫开发难度大的情况。然而，“闽宁对口扶贫协作是一项政治任务，要坚决完成”。福建省委、省政府始终以强烈的大局意识、主动担当作为，把宁夏的事当自己的事，推进闽宁协作的力度，不停顿不减缓。
作为福建省对口帮扶宁夏领导小组成立伊始的组长，习近平在福建任职期间，先后五次出席省级闽宁对口扶贫协作联席会议，并赴宁夏考察指导。
2013年履职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书记的李建华，短短3年到西海固调研部署至少20次。闽宁协作的接力棒就这样一届届传下来，20年来，换届不断，但对中央交付的这一政治任务从未弱化，每年一次的两省区高层联席会议制度，也从未间断。
“高层的重视引导，协作机制的创新建立，对于推动双方协作、落实协议内容、开展扶贫工作起到关键作用。”国务院扶贫办负责社会帮扶工作的负责人高度评价。这，也体现了中央统筹、省负总责、市县落实、工作到村、扶贫到户的管理体制和工作机制的实效。
“扶贫事业是一项艰难而复杂的过程。”中国人民大学反贫困问题研究中心主任汪三贵说，既是对主要领导干部政治责任、大局意识的检验，也是对落实中央重大决策执行力、创造力的考验。
市场力量催生的“闽宁效应”
退休快10年的林月婵，还保留着一个“职务”——宁夏回族自治区政府顾问。“闽宁情结”让她无时无刻不在关心那片遥远的土地。
1997年3月，身为福建省扶贫办主任的她，第一次踏进了西海固。眼前的一切刺痛了她，也引发更多的思考：马铃薯卖不出去，农民整夜排队守候在加工厂门口；没有教室，老师在沙地上用树枝教写字；艰险的山路上，拉水的人和毛驴走得小心翼翼……
“光政府行为还不够，只有把企业加进来，才能从根本上改变。”1997年，在第二次两省区联席工作会上，习近平总书记代表福建省委、省政府提出“广泛深入地开展多种形式的扶贫协作，促进闽宁双方共同发展”“动员企业家到宁夏投资办厂”“开展经贸合作”等具体措施。这些思路，为“闽宁模式”注入了市场因子，也使其从初期就明确走向全方位协作、互融式发展。
市场，力量惊人。宁夏固有的劳动力、土地、特色农产品等资源优势，变成了发展优势。如今，在宁的福建企业、商户达5600多家。仅仅在西海固，福建籍商人的产业从2000年左右的7家增加到60多家，覆盖了方方面面的产业链。无论是促进当地经济发展还是帮助农民增收脱贫，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协作，不断深入。人才、资金，教育、科技，经验、理念等资源开始植入宁夏“肌体”，首家闽宁村镇银行正在积极筹备中，为宁夏中小企业和贫困群众发展生产提供服务……
一头是政府力量，一头是市场力量，驱动这两股力量并发挥出各自优势，才能让扶贫开发事业取得更大的成效，放大“闽宁效应”。20年来，闽宁两省区党委、政府一届接着一届干，不断探索、创新和完善，打造了东西合作的闽宁模式。2013年9月，国务院扶贫办将“闽宁模式”正式列入《中国社会扶贫创新行动优秀案例集》。
“西海固的巨变，是诠释中国制度优势的最佳案例。”白皋说。
（转自《人民日报》2016年7月1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