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结束就离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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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世纪中后期的纽约州奥奈达社区,任何男性都可以要求和任何女性发生关系,每位女性也都可以拒绝任何男性

  新冠病毒肺炎让很多平时一天只见几个小时的伴侣,24小时待在一起,这种几乎毫无个人空间的“陪伴”,造成了难以忍受的厌恶和疲倦。病毒带来的次生危害里,也许要算上一条“破坏婚姻”。
  然而,从另一个角度去看,长时间的“隔离”带来的是反思婚姻和长久关系的良机,那些因此破裂的婚姻,可能从“结合”起就是盲目的—离婚怪不到病毒头上,要怪,还是怪人类自己。

反婚姻运动


  约翰·汉弗莱·诺伊斯(John Humphrey Noyes)在17岁时,觉得英俊的外表是一个人成功的关键,尤其是在追求女性的时候。因此,他常常为自己的相貌平平感到沮丧。然而,他从未料到,他今后会和几十位女性发生关系,并在十年之内,生育了至少9个孩子。
  诺伊斯出生于1811年,20岁时进入马萨诸塞州安多佛的神学院,随后转入耶鲁大学,并开始宣扬“至善论”,认为宗教生活必须没有罪恶。他凭借着争议性观点和个人魅力,吸引了一批支持者,在当地小有名气。
  就在那时,诺伊斯遇到了阿比盖尔·梅温(Abigail Merwin)。他22岁,她30岁。梅温聪明、美丽、谦虚,有着暗灰色的眼睛。诺伊斯关于她的许多描述都充满着狂热的宗教意象,他想象着她“站在宇宙之巅,站在天使的荣耀中”。
  然而,诺伊斯的不稳定情绪,最终让梅温抛弃了他,并与他人订婚,搬去了伊萨卡。诺伊斯就跟着他们,但梅温没有接受。诺伊斯开始宣扬他的自由爱情论调,以证明他对梅温的穷追不舍是合理的。他在给朋友大卫·哈里森的信中表达了这样的观点,哈里森后来将这封信刊登在一份报纸上:
  “神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因此就不再会有婚姻。婚宴上的每道菜都是免费的。好斗、嫉妒、争吵,在那里并不存在。我把每位女性都称作我的妻子。她属于你,属于基督,是所有圣徒的新娘。根据我对她做出的承诺,她也是其他陌生人的恋人。我对她的这种要求直接跨越了这个世界上的婚姻契约,而上帝知道结果。”
  然而,这个离经叛道的计划居然成功了。诺伊斯成立了著名的奥奈达社区(Oneida Community,1848-1880),一个宗教乌托邦,并且摒弃了传统婚姻制度。在那里,任何男性都可以要求和任何女性发生关系,当然,每位女性也都可以拒绝任何男性。核心家庭不复存在,爱情关系被拒绝,财产组织和后代养育都以集体的方式进行,以至于父母亲对亲生子女表现出一些特殊的爱,都会遭到谴责。
  历史上的“反婚运动”层出不穷,从2世纪的北非到20世纪的以色列,奥奈达实验只是该序列中的一个。当然,它也和其他反婚运动一样以失败告终。诺伊斯未能撼动婚姻,可见,婚姻制度有多强的韧性。
  也许,人性中有一些深层的东西一直在鼓励我们去缔结婚姻、走入围城。如果真的如此,那么人们当下所面临的历史时刻就颇让人费解了:全球结婚率持续下降,非婚生育比例不断攀升。

无须结婚


  在美国,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大多数年轻人未婚的情况。据英国国家统计局报告称,异性恋婚姻“仍处于历史低点”。在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和其他许多发达国家,非婚生育的比例超过50%。正如历史学家斯蒂芬妮·孔茨所总结的那样,我们“正处于婚姻和家庭生活的历史变革时刻”。
  婚姻的崩溃令人震惊,因为婚姻无处不在,无论怎样的社会形态,婚姻都在其中扎下了根。人类学家乔治·默多克在论著《社会结构》中总结道,还没有一个社会“成功地找到核心家庭的替代物”。
  但是,乔治·默多克可能不了解中国西南地区的摩梭人,它已经成为人类学最著名的研究案例之一。摩梭人没有婚姻制度,但有“走婚”。在走婚关系中,男女双方的食宿依然保留在各自家族中。当有性需求时,男方会来女方家,如果女方同意,他就在此过夜,并于第二天早上离开。虽然许多走婚关系都是长期的,但是彼此之间没有义务,也没有正式的仪式来宣告这种关系的开始与结束。原则上,只要当事人应付得过来,他可以发展尽可能多的走婚关系。
摩梭人走婚幽会

  全球结婚率持续下降,非婚生育比例不断攀升。

  已婚人士在摩梭社会也存在,但只占少数。当人类学家在1956年首次对1700多名摩梭人进行调查时,他们发现迈入正式婚姻的摩梭人还不到10%。随后的财富增长、旅游开发和文化涵化(acculturation)改变了摩梭人的生活,但是,婚姻對他们来说仍然是次要的。
  2008年,人类学家西奥恩·马蒂森(Siobhan Mattison)调查了游客频繁光顾的摩梭社区,她发现13%的成年人结婚,23%走婚,另外的64%要么单身,要么与伴侣同居。
  要理解为什么婚姻在摩梭社会中如此不受青睐,我们需要首先明确婚姻是什么。婚姻是由两部分组成的。它是一种长期的配偶关系,在这种关系中,两个人通常存在性关系、共同生活、经济合作,以及后代养育。而配偶关系似乎是一种不错的抚养孩子的方案。有了配偶关系之后,还需要权利和义务对其进行规范,比如,“任何伴侣都不能在关系之外发生性关系”,或者“任何从婚姻中出生的孩子都是母系家族的成员”。为了让这种关系更加清晰,当一对夫妇进入这种制度化状态时,社会会用明确的行为来宣布婚姻,比如,在亲朋好友面前说“我愿意”,或者砸碎一只杯子。   在摩梭社会中,婚姻的这两大要素都很薄弱。走婚关系不仅没有制度上的程序,而且缺乏人类普遍存在的配偶关系。关系双方之间存在性行为,有时还会生养孩子,但他们并不居住在一起,经济合作也微不足道。
  婚姻关系之所以可有可无,其中的关键在于他们独特的社会结构:摩梭人无论男女,都居住在各自的母亲家族中,成年的兄弟姐妹一直共同生活,因此,女性的兄弟姐妹可以帮助她抚养孩子。当女性对性伴侣的依赖程度降低时,配偶关系就会变弱。摩梭姑娘贾玛在拒绝走婚对象的求婚时,说的一句话就是:“我有九个兄弟,谁要你来我们家做女婿?”
  那么,当下的婚姻衰落现象,是因为女性拥有的能力不断增强,她们对配偶关系的需求开始减少导致的吗?事实似乎确实如此。2018年,冰岛的婚外生育率达70%以上。艾米莉·爱泼斯坦(Emily Epstein)在2016年的《大西洋》杂志中写道:在冰岛,“慷慨的社会福利项目和世俗社会的人际联结,几乎让婚礼变得过时;与此同时,当地产生了一种独特的独立母亲文化。生活在一个小社区意味着亲戚们都离得很近,在育儿方面可以给予帮助”。

同居关系


  今天的单身母亲比过去更容易些,但是,当前的主要趋势,不是单亲家庭的增加,而是婚姻关系的减少。情侣们仍然居住在一起,仍然共同抚养孩子、共享财产,只是,他们没有正式结婚。他们的关系不受制于政府为“婚姻”规定的权利和义务。事实上,冰岛绝大多数非婚生育不是来自单身母亲,而是同居夫妇。
  对人口统计学家来说,当前婚姻变革的核心,是同居关系比例的增加。在美国,异性同居伴侣的数量从1980年的160万增加到2018年的850万;在挪威,1984年,只有1/3的受访者认为未婚夫妇可以养育孩子,到2007年,超过4/5的人认可不婚同居方案。因此,要解释婚姻的衰落,应该从同居关系入手。
  英国南安普敦大学的人口统计学家布里耶娜·佩里﹣哈里斯(Brienna Perelli-Harris),就生育和亲密关系变革问题的研究长达20年。为了开展全球性的比较研究,她召集了人口学家、人类学家和社会学家,设立了“非婚生育网络”。
  研究项目中的600名受访者,来自8个欧洲国家以及澳大利亚。这些国家有着不同的情侣关系形式:14%的意大利受访者处于同居关系,而处于同居关系的挪威受访者则有80%。尽管各国情况差异颇大,但它们依然存在共性:几乎每个国家的受访者都认为,婚姻需要比同居更大的承诺。正如一位俄罗斯参与者所解释的那样:“与婚姻相比,我更容易离开同居关系。”

  婚姻的实用性外壳逐渐瓦解,但其“承诺”的核心意义依然存在。
《廊桥遗梦》一度令婚外恋数量大幅上升

  人们迈入婚姻,是因为他们能从中受益:他们可以一起生活,一起抚养孩子,会感到更加安全,因为你的伴侣也做出了同样的承诺。而且,你还将获得一些法律上的特权。一位受访者回忆道:“在前东德,只有已婚夫妇才能获得贷款。”但是,婚姻正在失去对福利的垄断。如今,政府给予单身人士曾经仅限于已婚夫妇的权利:未婚伴侣可以住在一起,可以抚养孩子,一起建立生活的“小世界”。
  随着政府对同居关系的承认,婚姻和同居之间的差异不断缩小。在荷兰政府看来,登记的同居者和已婚的同居者并没有太大差别。瑞典和法国也紧随其后,颁布类似的同居登记政策。现在,同居情侣可以收养孩子、共同纳税,但是这也会导致一个悖论:同居正在成为一种新的婚姻形式。
  所谓婚姻,就是一种制度化的配偶关系,包含性关系、财富共享、共同生活,并在此基础上赋予责任与义务。当政府要求同居者抚养失业伴侣,或者在分手后支付伴侣抚养费,人们就会重新寻找一种新的、不那么“忠诚”的婚姻形式。
  尽管存在这些趋势,但是,大多数人还是希望自己最终能迈入正式婚姻。美国皮尤研究中心一项调查显示,约70%的受访者表示,婚姻对于完满生活来说,“至关重要”或者“重要”。即使在热衷同居的挪威人中,婚姻也是一种理想,只是它的意义发生了一些变化。婚姻的实用性外壳逐渐瓦解,但其“承诺”的核心意义依然存在。
  婚姻正在成为这样一种形式:让那些深爱彼此的情侣来巩固和庆祝他们的关系,就像美国人口统计学家安德鲁·切尔林在2018年提出的“圆满”(capstone)—象征着理想的生活与关系的达成。在奥地利、比利时、保加利亚、爱沙尼亚、法国、格鲁吉亚、挪威和瑞典,结婚年龄中位数至少比第一次生育年龄中位数晚三年。一位挪威受访者说:“我们在生育之后的11年才结婚,我们一起陪伴孩子度过了他的年幼时光,所以这是为了庆祝爱情。”
  相似的观念也出现在关于同性婚姻的讨论中。2006年,美国社会学家卡特里娜·金波特(Katrina Kimport)采访了在两年前结婚的同性恋者。一些受访者提到了同性婚姻的法律属性,另一些认为婚姻是一种政治行为,但大多数受访者更关注婚姻中的爱情。艾迪女士谈到了她与朱莉的同性婚姻。艾迪和朱莉都是混血儿,但她们来自不同的家庭:艾迪是白人和美洲土著的后代,朱莉是则白人和中东人的孩子;艾迪寄养于低收入家庭,而朱莉则出身于中上階层。艾迪说,对她们而言,婚姻意味着超越各自生活背景的爱情实现了完满。她说:“它不关乎阶层,它不关乎种族,它不是任何这类的东西。只是两个人因为爱情而做了该做的事,婚姻就是对彼此的爱。”
  婚姻的末日来临了吗?照目前的趋势来看,它已经来了,如同撞击地球的小行星一样,极具颠覆性与意外性。正式的婚姻关系对于情侣关系形式的霸权宣告结束,但是,正式婚姻仍然存在,只是发生了变革,而且更加边缘化,多元的情侣关系跻身于原先正式婚姻所处的位置。
  对于尝试性的情侣来说,他们可以选择松散的同居方式;对于那些不愿缔结正式婚姻契约的人来说,可以选择同居登记;另外,还有一些小众的选择:分居生活(长期伴侣双方保留各自的独立居所)、餐桌多边恋关系(kitchen-table polyamory,亲密到可以一起吃早餐的非一夫一妻制伴侣)等等。
  婚姻正在衰弱,变得更加多元,但是,它不会很快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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