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是创新主体的价值取向问题。从高校和科研单位来分析，目前的管理制度仍然束缚了科研人员与企业合作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比如高校对科研人员的评价考核机制，使得他们宁愿追求发表更多的论文，获得更多的奖项，争取更多的科研经费，而不是为企业和社会带来更多的直接效益。
　　第三是缺乏有效的中介服务。科研院所关注的是技术，很难把技术做到适应产品的市场需求的程度，许多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又普遍缺乏技术集成能力。这就需要有中介服务机构来扮演串联者的角色，把各类相关的技术进行集成和熟化。在许多国家，这类服务往往被当做公共服务，由政府负责提供。我们在这方面的差距还很大。
　　孙定: 这几点原因您分析得都很透彻，但看似它们都有关联。产、学、研结合有没有更深层次的障碍呢？
　　梅永红: 如果要追根溯源的话，可以发现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那就是我国的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在创新活动中，普遍存在着功能定位不清的问题。他们对于应该做什么比较清楚，但对于不应该做什么，恐怕没有谁能说得清楚。现实的情形是，大多数高校和科研院所几乎都在无限延伸自己的活动边界，既做基础研究、也搞应用开发，既做科研、又办企业，可以说是无所不为。这个问题的存在，不仅影响到产、学、研合作的健康开展，而且也不利于社会创新资源的优化配置，也有悖于市场经济所强调的公平竞争。
　　需要说明的是，高校和科研院所的技术成果转化不能摆脱自我封闭循环，有其客观原因: 一是尽管有了好的技术，但市场不完备，转化渠道不畅通，所以只能选择自己转化; 二是很多科研机构经费严重不足，需要通过转化技术、甚至兴办企业来弥补，也就是“找米下锅”。以中科院为例，这样一个以从事基础研究和前沿技术研究为主的国立研究机构，它能获得的稳定投入也只占全部费用的一半左右，不足部分就需要通过竞争途径获得，包括申请国家项目、与企业合作、技术转移收入、兴办企业等。这种局面必然导致研究机构不断延伸自己的功能，与企业形成竞争关系而不是服务关系。
　　据我们了解，许多国家公共研究机构的经费主要是由国家财政预算提供，做什么和不做什么的边界很清楚，科研人员能够专注于研究本身，不会将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作为优先目标，不会成为企业的竞争对手。而我国目前的现状是: 大学和科研机构把功能延伸到创新链条的全过程，与企业形成了很大程度的功能重叠。分工是合作的前提，既然没有明确而合理的分工，合作又怎么能稳定和持久呢？
　　
　　联盟创新值得借鉴
　　
　　过去我们更多关注的是某个技术点的突破，现在要着眼于一个完备产业链的建立; 国家也从关注一个机构转变到关注一种创新生态，从追求某种技术成果转变到追求核心竞争力。
　　孙定: 我国对如何推动产、学、研结合也做出过很多尝试，目前倡导怎样的产、学、研结合形态呢？
　　梅永红: 过去我们更多关注的是某个技术点的突破，现在要着眼于培育完整的创新链; 国家也从关注某个机构转变到关注一种营造良好的创新生态，从追求某种技术成果水平的高低转变到追求产业和国民经济的核心竞争力。从这个意义上说，支持产、学、研结合，要比支持单项技术研发更为重要。
　　如何去寻找推进产、学、研结合的着力点和抓手呢？我认为，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就是一种新的尝试，例如IT产业领域的WAPI产业联盟、TD-SCDMA联盟、AVS联盟、长风联盟等都是如此。这些联盟都体现了产、学、研合作，更为重要的是，它是建立在市场需求的基础之上，合作各方有法定的契约关系，联盟本身也是开放的，联盟的目标指向明确而具体。
　　为了引导和激励这一富有生命力的科研组织新形态，科技部今年1月会同发改委、财政部、教育部等5个部门出台了《关于推动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构建的指导意见》。《意见》中规定了联盟构建的基本原则和主要任务，鼓励试点联盟在组织模式、运行机制、发挥行业作用、承担重大产业技术创新任务、落实国家自主创新政策等方面先试先行。这对于创新联盟的健康发展必将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
　　孙定: 通过国家的一系列政策可以看出，产、学、研结合的步伐走得越来越快，也越来越实，有哪些产、学、研结合的案例值得借鉴？
　　梅永红: 广东省已经取得了实质性进展，他们成立了专门的工作机构，设立了专项计划，建立起了一批产、学、研技术创新战略联盟和产、学、研结合示范基地。从去年开始，广东省还与教育部联合启动了企业科技特派员活动，从高校遴选优秀科技人员带技术和成果进入到企业中。来自全国高校的157名科技特派员已经进驻广东的155个企业，每个科技特派员的身后都是一支实力雄厚的研发团队乃至一所高校的科研力量，使企业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技术支撑。
　　再比如上海的杨浦区，这里云集了同济、复旦等众多高校和10万名大学生。过去这些高校都是以纵向管理为主，条块分割，“围墙”高不可攀，形成了一个个独立于区域的“知识孤岛”。上海市和杨浦区为此启动了校区、科技园区和社区“三区联动”工程，让这些高校打开“围墙”，与地方经济社会更加紧密地融合在一起，服从和服务于区域的总体发展规划。经过短短几年的努力，作为老工业城区的杨浦区已从传统工业中升级换代，成为一个高科技产业集聚区和创新创业的中小企业的集聚区。
　　
　　采访手记
　　民族忧患者
　　采访结束时已经快晚上7点了，梅永红起身送走我们，又开始了下一时段的工作，他甚至没有提到何时才能抽空吃个晚饭。春节前的一次见面也是这样，夜里将近9点了，他还坚持回到部里继续工作。这段时期里，他一直处于如此忙碌的状态。
　　梅永红是一个具有强烈民族责任感的人，这让他在很多时候显得比较忧虑。“在今天全球化的国际产业分工格局中，掌握更多知识资产的国家居高临下，控制着整个产业链和价值链，获得产业成长中的绝大多数利益; 而以资源和劳动力等传统要素禀赋参与其中的发展中国家只能处于加工环节，尽管获得了GDP的高速增长，但却处在依附和被支配的地位，利益空间不断地被挤压。”梅永红在发表这段讲话时，难掩忧患之情。
　　在很多场合，他都在倡导自主创新，有人因此把他称为自主创新的代言人。为调研产、学、研结合，他考察了许多地方，深入到了最基层。跟梅永红交流，很容易进入他的语境，因为他的每句话都揉入了自己的理性思考，常常能一针见血、直揭症结，言语间流露出清风傲骨之气。
　　对了，我还注意到一点，梅永红开的是一辆国产品牌的奇瑞轿车，他说: “这款车功能很好，完全满足了我的需求。如果不是奇瑞、吉利等企业潜心研究开发，高扬自主品牌，真不知道那些外国品牌轿车 “拿萝卜当人参卖”的局面还会维持多久。”（文/许泳）
　　
　　人物感言
　　技术创新是场寂寞的长跑
　　在当今的知识社会，国家只有拥有更多的知识资产，才意味着拥有更多的财富、甚至更大的力量。对于一国经济来说，最重要的已经不是规模，而是获利能力; 不是物质资产，而是知识资产。
　　技术能力与国家利益和人民福祉息息相关，但技术创新能力的形成不是一蹴而就的，急功近利与创新无缘。技术创新是一种重要的变革，它更是一场寂寞的长跑，只有耐得住寂寞的人才可以成为最终的胜利者。
　　过去很长一段时期里，我国的科技政策和经济政策是脱离的，这也是造成科技与经济“两张皮”的重要原因之一。经过这些年的实践，越来越多的人们已经认识到，一个国家的科学技术发展不仅仅只是意味着研发，还应当包括技术的转移和商业化应用，这是一个无限延伸的创新链条。我期望国家未来的科技政策和经济政策都能把创新作为核心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