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那场战争被记忆撕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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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孙汉皋,1923年生,现住南京
  我19岁那年,到南京做木工,被国民党抓夫到国民党参谋本部造炮台,在老虎山住了几年。记得是民国26年冬月,当时我24岁。一天晚上,国民党的头领只准我们进来,不准我们出去,并跟我们说:“你们不要怕,日本兵真来时,我们江边上有3只兵舰,会把你们送到重庆去的。”这天夜里12点钟时,烧饭的厨子到江边去挑水,一看3只兵舰都没有,回来告诉我们这个消息。当时我心想,不能乱说,乱说是要枪毙的。第3天日军包围了中山桥和老虎山一带,我在老虎山上亲眼看到教导队和日本兵拼刺刀,我也在山上用石头砸日本兵,因寡不敌众,日军占领了老虎山。日军把老年人集中起来,用汽油把他们活活烧死,真是惨不忍睹。日军把我们年轻人赶到一起,5个人捆绑在一起,带到上元门去,一批一批地用机枪扫死。从下午5点一直到晚上9点。轮到我这一批的时候,已是下午6点多钟了,天已经黑了。当机枪对准我的时候,我已把腰弯下来,所以我没有被机枪扫到,而站在我前面和后面的人全被打死了,他们的鲜血喷得我一身。当时我被尸体压着,我知道我没死。捆我的绳子已经有点松了,我就用大拇指指甲磨手上的绳子,绳子被磨断了好几股。没断的,我就用我的3颗金牙来咬,绳子终于被我咬断。
  那时我的眼前到处是死人,国民党从宝塔桥到燕子矶挖的3米深、3米宽的壕沟里,全被死人填满了。我从死人身上慢慢爬过去,跑到了和记洋行,当时是世界红十字会的驻地,在那里我得救了。
  
  日本
  冈崎茂 1915年5月生,原第16师团步兵第38联队第1大队
  在南京,我砍了5个人的头。那感觉就跟杀苍蝇一样。诀窍是留着脖子前面的皮不要切断。我们让他们盘腿坐着,双臂交叉在胸前,所以头被砍掉的时候人就往前倒了。他们是朝着紫金山的方向倒下去的,这等于在日本朝着皇宫倒下去。我们也曾经把中国人绑在房子烧剩的柱子上,叫部下用刺刀把他们刺死。大别山的战役很激烈,平均都有1个人战死就有3个人受伤。当时38联队的第2大队几乎全数覆灭,被杀了1000人。我们当时认为,马是武器,士兵是消耗品。很悲惨。所以我们在杀中国人的时候比杀一只鸟还要轻松愉快。
  
  町田义成 1913年生,原第16师团步兵第33联队第3大队
  敬启
  战地已是白雪一片、冷风刺骨的季节,首都南京的城墙上是高高飘扬的太阳旗的美景。寒冷算不了什么。反而更令人勇气倍增,热血沸腾。敌人最大的阵地紫金山仅仅数日就陷落了,他们丢下了10万多具尸体逃跑了。我们看到好多被弃的步枪,散乱的迫击炮、高射炮以及其他武器、被服时,感到十分痛快。特别是12月13日下午,败兵四散逃跑,走投无路,乘小船沿扬子江而下,其数5万,我军不失时机,将其全部消灭。情不自禁地高呼万岁。
  注:町田给某村妇女会的信,军事邮件
  
  3.永远牢记他们
  中国,十位抗日英烈
  杨靖宇:(1905~1940),河南确山人。 1936年2月任东北抗日联军第1军军长兼政委,6月任东北抗日联军第1路军总司令兼政委。面对日伪军频繁的“讨伐”,他采用“敌合我分,敌进我退,乘敌之虚,各个击破”等战术,指挥所部与日伪军作战数百次,沉重打击了日伪军,扩大了游击根据地。1940年 1月,杨靖宇所部被日伪军重兵围困。2月23日在吉林濠江县三道崴子壮烈牺牲。在后来的遗体解剖中,发现他的胃中尽是枯草、树皮和棉絮,不见一粒粮食。
  赵尚志:(1908~1942),辽宁朝阳人。历任东北人民革命军第3军军长,北满抗日联军总司令兼抗日联军第3军军长,中共北满临时省委执行主席等职,其间,率部西征,开辟小兴安岭和黑嫩平原的抗日游击战争。1942年2月12日在战斗中身负重伤被俘,宁死不屈,壮烈牺牲。
  赵一曼:(1905~1936),四川宜宾人,早年加入共青团,1926年入党。1935年任东北抗日联军第3军第2团政治委员,1935年11月,与敌作战中,为掩护部队负伤后在昏迷中被俘。在狱中,敌人动用酷刑,她坚贞不屈。1936年8月英勇就义。
  左权:(1905~1942),湖南醴陵人。“名将以身殉国家,愿拼热血卫吾华。太行浩气传千古,留得清漳吐血花。”这是朱德所写《悼左权同志》。1942年5月,日军对太行区进行“铁壁合围”,25日,时任八路军副总参谋长的他在指挥部队掩护八路军总部转移时,不幸牺牲。他是抗战中,八路军方面牺牲的最高将领。
  张自忠:(1891~1940),山东临清市唐元村人。国民革命军第33集团军总司令。1940年5月1日,在枣宜战役中英勇殉国。1940年5月28日,重庆国民政府举行隆重葬礼。8月15日,延安各界人士举行张自忠追悼大会,毛泽东、周恩来、 朱德分别送了挽词。
  佟麟阁:(1892~1937),河北高阳人。1936年夏,其任陆军第29军副军长,驻南苑。1937年7月7日,爆发了“卢沟桥事变”。7月28日佟麟阁在抗击日军的战斗中不幸阵亡,终年45岁。
  王铭章:(1893~1938),四川新都泰兴场人。1938年1月,任第41军前敌总指挥、代理军长。同年阵亡于徐州会战中的滕县之战。国民政府对王铭章将军奋勇抗战给予高度评价,并追认其为陆军上将。
  戴安澜:(1904~1942),时任第200师长,安徽无为人。1942年5月16日在缅甸,突遭日军重兵伏击,戴安澜亲临前线指挥。激战两天后,全师伤亡惨重,戴安澜胸腹两处中弹,还是突出重围。在多雨的山林中。戴安澜的伤口感染恶化,以身殉国,终年38岁。
  
  郝梦龄:(1898~1937),河北藁城庄合村人。国民党抗日将领,陆军上将第9军军长。1937年为收复南怀化高地,稳住防线,郝梦龄指挥7个旅从正面攻击敌军。为前往独立第5旅的前沿阵地指挥作战,在穿越日军火力封锁地段时,不幸中弹,壮烈牺牲。
  赵登禹:(1890~1937),山东菏泽人。1933年长城抗战中,时任旅长的赵登禹奉命坚守喜峰口,用大刀片砍出了中国军队的威风,砍出了中华民族的骨气,还砍出了一曲风靡全国的《大刀进行曲》。1937年7月28日,在守卫北平南苑的战斗中,不幸与副军长佟麟阁先后殉国,终年47岁。
  
  日本,十名战犯
  裕仁天皇:没有列为战犯的战犯
  1931年,日军侵占了中国的东三省,裕仁天皇在给侵华日军的密电中下令他们“向前推进”。侵华日军在中国扩大他们所谓的“圣战”,裕仁天皇亲自向日本将领们说:“在要害地区集中大量兵力实施压倒性的打击不是更好吗?”几个月后,心领神会的侵华日军制造了导致中国30万大军遇害的南京大屠杀,1938年对中国发动全面侵略。
  东条英机:军国主义战争的头号战犯
  他在1931年任日军参谋本部课长时,参与策划侵略中国东北的“九一八”事变。1935年任侵华日军关东军宪兵司令官,在“强化治安”的名义下,以“剃刀效率”大批逮捕和屠杀中国东北抗日军民。
  广田弘毅:侵华的主要决策者
  1936年3月,受军部控制的广田弘毅上台组阁,组阁不久,就恢复军部大臣现役武官制,这为军部控制政权提供了合法手段。其历任驻苏联大使、外务相和首相,是侵华战争的主要决策者之一。
  冈村宁次:实行“三光政策”的杀人魔头
  1927年任日本陆军步第6团团长时,出兵中国山东,是制造“五三”济南惨案的主凶之一。1932年任日本上海派遣军副参谋长,参与制造“一二八”事变,率部侵犯上海,屠杀上海人民。1933年春,关东军侵犯热河、长城,威逼天津,他代表日方迫使国民党当局与之签订了屈辱的《塘沽协定》。1941年~1944年,疯狂推行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
  梅津美治郎:顽固到底的战争狂人
  1934年3月至1935年8月,被任命为日本驻天津的中国驻屯军司令。他迫使国民党政府军政部长何应钦签订了有损中国主权的《何梅协定》。
  谷寿夫:“南京大屠杀”的刽子手
  日军在侵占南京的最初40余天中,进行大规模集体屠杀28起,被射杀、火烧、活埋的中国人有19万余人;真正被杀害的中国人有15万余人以上,合计杀害中国人民34万余人,制造了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事件。
  石井四郎:731部队细菌战犯
  1940年8月1日,石井四郎曾亲自带队参加对宁波空投带菌跳蚤的鼠役战;1941年3月1日,参与对常德空投带菌跳蚤的鼠役战,毒杀中国同胞。日本投降前夕,为逃脱罪责,石井四郎指挥炸毁全部细菌工厂。
  土肥原贤二:侵华日军的间谋头目
  1913年,土肥原贤二以参加谋本部陆军上尉的身份来到北京,在日本特务机关“坂西公馆”任坂西武官的助理,开始了其在中国长达30余年的特务生涯。
  板垣征四郎:“九一八”事变的主犯
  日本陆军上将,1931年与关东军主任参谋石原莞尔狼狈为奸,策划“九一八”事变,炮制伪满洲国傀儡政权,是制造“九一八”事变的主犯之一。1938年 5月,他奉调回国,出任改组的近卫内阁的陆军大臣,主张扩大侵华战争,亲自下令扩大战争范围。
  木村兵太郎:笔笔血债的甲级战犯
  原侵华日军中将,是对山东抗日根据地进行“扫荡”的主要敌人。他经常由于“扫荡”失败而对当地老百姓施以残酷“惩罚”,1944年就任日寇侵略缅甸方面司令官后,与中国远征军和英美联军作战,又犯下累累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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