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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篇
我的母亲已经辞世十多年了。2000年10月28日，82岁的母亲那颗淳朴、善良的心脏永远停止了跳动。十几年来，我无时无刻不在思念着她：母亲没有给我留下什么贵重的物质遗产，两手空空地走了；也没有给我留下什么庄重遗语，悄然而逝；但母亲给我留下的精神财富却是那样的丰厚，贵重，一生永远深深地影响感染着我……
苦菜花开心向阳
母亲出生在民国初年军阀混战的1918年一个贫苦的山区农村家庭。姐妹四人加上我的舅舅，全靠外祖父辛辛苦苦耕作的几亩山坡薄地维持一家人的生计。母亲八岁时，家庭实在养活不起，外祖父以给姐姐作伴的名义把我母亲送到大姨家去生活。大姨所在的村坐落在丘岭顶上，虽然大姨夫靠做花边贸易家境还过得去，但在那个战乱的岁月，天灾人祸并没有对这些贫瘠的山村给予半点的恩赐和宽容。我刚懂事的少年时代，母亲经常给我讲村子因为霍乱病一下子死了多少人，生麻疹一下子死了多少孩子，绑票的杀了多少人，抽大烟的毁了多少家庭，国民党地方军阀蔡晋康的三团怎样横行霸道、滥杀无辜，这些故事听起来很可怕，以至我晚上常常不敢到街上玩耍。我小时候可以说是听着母亲讲的这些真实故事长大的，长大了我慢慢明白，这些旧事虽然是从讲故事的愿望出发，但是从政治的角度来审视这不是最好的阶级教育课吗？母亲使我从少年知道了旧社会的黑暗，是我最早的爱党爱社会主义制度的启蒙老师。
1942年至1943年母亲曾随着父亲到大连去打过工，当时处在抗战年代，母亲亲身经历了日本帝国主义血腥统治的恐怖时期，多次讲到日本兵怎样用刺刀杀中国人；晚上不敢点灯，防止飞机轰炸；亲眼目睹日本鬼子怎样在大街上抓妇女，日本兵怎样到柜台上抢东西。我的哥哥在大连不到半年就夭折了，痛失长子的父母亲当时极其伤心。在大连实在混不下去，父母亲从大连返乡时，数量不多的打工钱在大连港口又被日本兵和伪警悉数搜去。父亲好不容易托朋友坐上船到了烟台，身上一文钱也没有了，父亲和母亲从烟台沿途讨饭跋涉回家。母亲是一个小脚女人，这一百多里的山区羊肠小路对母亲来讲是多大的折磨、摧残。
1947年8月国民党第八军重点进攻山东革命根据地，母亲协助当时担任农会主席的父亲做群众的转移工作，自己家的东西没有来得及转移，结果被蒋匪军和还乡团抢走了，包括母亲结婚时大姨陪妆的衣被和母亲织花边挣来的钱。这是在大姨家从8岁到22岁14年积攒的心血（也包括大姨的馈赠），一下子被洗劫一空。本来就不富裕的家庭又贫困了一大步，母亲伤心极了，每当提及此事，她特别痛恨国民党反动派，一直到她的老年。
母亲经受的苦难，铸就了她一生对旧社会的无比憎恨和对新社会无限热爱的高尚品质。她从心里热爱党、热爱毛主席、热爱社会主义。我刚记事的时候，家里就一直挂着毛主席像。1965年，母亲把毛、刘、周、朱、陈、林、邓七大领袖的画像买齐，在西房间挂了整整一墙。这充分体现了她对党的领袖的无限热爱。她不是共产党员，但确实像一个忠诚的共产党员那样热爱自己伟大的领袖。1989年我任县委书记时买了一套马、恩、列、斯、毛、刘、周、朱等革命导师的丝绸挂像回到老家，使我感到惊喜的是，母亲不仅能非常熟悉地叫出毛主席、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的名字，还略有思索地把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名子都叫出来。这些导师和领袖的挂像在我老家一直挂到现在。这是我对伟大导师发自内心的崇敬，也是对我母亲这种高尚政治品质的怀念和纪念。母亲不止一次地当面给我讲：“这辈子你不管忘了谁，你忘了我也可以，但不能忘记毛主席，忘记党。”这句朴素而鲜明的教诲，影响了我整整一生。40多年来在党的怀抱里一直激励着我勇往直前。
我的家庭是一个革命家庭。1941年许世友和林浩同志领导的抗日队伍打开牙山建立根据地以后，我的两个伯伯先后加入了共产党，我姑妈入党时才16岁，是我村第一个女共产党员。那时我村处于解放区和敌占区的边缘。两个伯伯先后担任过村农会主席，都因敌人的追捕而离开家乡去参加了八路军。姑妈是妇救会主任，白天晚上忙于开会，晚上有时很晚才回来。爷爷和奶奶不知道姑妈在外干什么，而姑妈严守党的秘密，又不能把真情告诉爷爷，所以经常遭到爷爷的责打。母亲虽然也不知道姑妈是共产党员，但她从姑妈的行动中觉察出姑妈是在做一些好的事情，决不是在外乱来，就理直气壮地上前用身体保护姑妈，劝说爷爷。有一次，姑妈被爷爷锁在屋里，母亲就偷偷从门缝给姑妈送饭吃。姑妈从门缝递出一张纸来，让母亲送到一个姓于的人手里，收条人让母亲无论如何要把姑妈放出来。在讲封建礼教的家庭，儿媳是不敢冒犯公爹的，可母亲还是冒着风险把姑妈放出来。爷爷傍晚下地回来听说母亲放了姑妈，严厉斥责母亲，母亲连气带吓，一天没有吃饭。那时，党组织在我县成立了第一个合作社，父亲任合作社主任常不在家，姑妈晚上开会回来晚了就和母亲待在一起，母亲都偷偷地给姑妈留着吃的，早晨再把姑妈放出去工作。有一次爷爷又把姑妈关在家里，姑妈在屋里都急哭了。母亲以找东西为由把姑妈放了出来，爷爷知道后对母亲又免不了一顿严厉斥责。母亲就是这样在家庭中掩护着姑妈从事党的地下工作。本来母亲过门后凭着她的聪明才智和贤惠，很得爷爷和奶奶的赞爱，但从和姑妈扭在一起后，爷爷奶奶对我母亲冷漠了不少。1946年我刚出生不久，家庭就分家了，姑妈随后也出嫁了。直到出嫁时爷爷奶奶当然也包括母亲都不知道姑妈是共产党员。1949年党组织公开时，我村党组织在南山用铁制话筒一个一个公布党员的名字，当爷爷听到他6个孩子中有4个是共产党员时（我叔叔在1952年也入了党），一屁股坐在猪圈墙上，不知是高兴还是悔恨，流下了一串长长的眼泪。事后奶奶到我家对母亲说：“老东西（指爷爷）后悔啦，当初给你和你小妹（指姑妈）那么多气吃，冤枉死你们两个了……”说完泣不成声，母亲也一阵心酸哭了起来，婆媳俩痛痛快快哭了一场。
1947年，父亲加入了党组织，任村农会主任，还兼着栖东县工人合作社主任的职务。那时国共两党的战火由李弥率领的第八军重点进攻山东而带入到我们家乡，父亲白天忙着扩军支前，组织群众转移，民兵训练，晚上到合作社工作整整一夜。妹妹那时也出生了，家里的活，包括农田的活，全压在了无怨无悔的母亲身上。我刚记事的时候，我家的南屋每天都有成群的人进来出去，很多人还抱过我。区里来的负责人几乎全住在我家吃饭，麦子吃完了，姥姥又给送来一袋麦子，母亲把我和妹妹送到奶奶的炕上，自己捧着磨棍推着上百斤的石磨一推就是一下午。推完磨，扛着盛面的纸缸子在回家的路上，又饿又累，一阵眩晕，一纸缸的白面全扣在大街的石缝里，左腿跌得一片紫青，终于病倒了。母亲把姥姥请来照料我们，义无反顾地继续支持父亲的工作。1946年和1947年，父亲被县政府分别评为三等功和二等功，直到现在我还保留着父亲的奖状，县长林青和代县长战车的大印方方正正地嵌印在两个奖状上。我想，父亲的功劳状上，实实在在应该有母亲的一半。 母亲和千千万万从旧中国走过来的农村妇女一样，对毛主席有着无限深厚的感情。毛主席号召走互助合作的道路，她带头参加；毛主席号召办人民公社，她积极响应；她不识字，但在60年代中期那个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时代，母亲竟能背上十几条毛主席语录；1966年夏天党支部动员近50岁的母亲把发髻剪掉留着半发，带领留着封建社会遗痕的小脚老人到台上歌唱《东方红》，母亲从来没唱过歌，没跳过舞，但母亲毅然接受了这个任务，经过几天的排练，母亲带领二十几位老人唱出了时代的最强音——欢腾的群众中，大家几乎都看到母亲含着泪两次用衣襟擦眼睛才唱完《东方红》的。后来母亲对我讲：“我大半辈子找不到机会表达对毛主席、共产党的感情，这次让我上台我使劲唱，就等于我向毛主席献了爱心，心里舒坦多了。”这是母亲的心声，这是她那颗高尚红心的表达！
1970年，弟弟高中毕业后，我和母亲几次商谈弟弟的去向。我的意见，因为弟弟在校时是班团支部书记，优等生，有机会让他当工农兵大学生。母亲不同意，她坚持让弟弟当兵，她说：“你们弟兄两个应该有一个保卫国家的，你现在不能当兵了，我叫你弟弟去当兵，这样我才放心。”1971年正赶上“9.11”林彪叛逃事件，1972年国家没有征兵任务，这时我仍然坚持让弟弟上大学，母亲还是坚持让弟弟当兵。1973年1月，弟弟终于当兵了，他既没有辜负党的教导，军队的培养，也没有辜负母亲的厚望，从一个普通士兵成长到今天一个师长。
慈母待我如严父
母亲一生没进过校门，更没有受过一次正规的政治训练，但她凭着对新旧社会的爱憎感情和对党报恩的直觉，始终从政治上关心着我，支持着我，监督着我。
记得我8岁刚入学当班长（当时称班主席）不久，我们五个同学第一批加入了少先队。我把红领巾戴回家给母亲看时，母亲非常高兴，当晚在煤油灯下一针一针给红领巾缝边儿，她一边缝一边问我说：“你们班60多个学生就你们5个入了队，知道为什么？”我不假思索地说：“我是班主席，学习又好。”母亲说：“不完全是这个原因吧？那4个不是班主席，怎么也入队了呢？”我答不上来。母亲又说：“学习好的又不止你们5个，那些同学为什么不能入队呢？”我还是回答不上来。母亲说：“你们这批孩子共60多个，你看看有比你大七八岁的才上书房，旧社会他们家里穷上不起学呀。你们这批孩子也有福哇，现在能上学了，是新社会的第一代人，我琢磨着是叫你们5个人带个好头，把大家带上正道，是不是？”母亲讲的这个道理我不太理解，但我觉得母亲说的肯定有理，我点了点头。
第二年春天我当了少先队的大队长，可事隔两个月，在一次课外活动时，我和几个调皮的同学在追逐中把打麦的场院给踩坏了。场主找到学校，我的大队长当不成了，被撤调为中队长。放学后硬着头皮进了门，我想母亲肯定要打我，责骂我。正在做晚饭的母亲见我进门后先让我帮她烧火做饭，然后一边做饭一边问我：“犯错了吧？老百姓摆弄一个场院不容易，又推泥，又填沙，又泼水，又拉砘，叫你们几个学生一下子给糟蹋了，能不心痛生气吗？犯错就得处分，你从小要记住，伤害老百姓的事千万不能做……”母亲当时还给我讲了许多话，但“伤害老百姓的事千万不能做”这句话，在我幼小的心灵上打下了深深的烙印，几十年来，一直音犹在耳。
1958年大炼钢铁时，学校要组织学生到20多里外的田里村去河沙中淘铁砂。学校决定每班留一个护校的，我被留下了。晚上回家我高兴地把这个消息告诉了母亲。母亲听后脸上一点没有喜悦之色。停了一会儿，母亲问我：“你为什么这么高兴？”“我不用去遭那个罪了！”我回答得很干脆。母亲语重心长地说：“那么多的同学都不怕遭罪受难，有的身体都不如你，人家能去你怎么不去呢？”“这是老师决定的呀！”“老师偏向你对你有什么好处呢？这么大的活动你都不参加，怕受苦遭罪，有什么出息呢？要记住，吃苦遭罪是本钱。”在母亲的批评下，我还是要求参加了学校的统一活动。离开家的时候，母亲早晨两点钟给我打好背包，并特意为我炒了一小袋花生米。我当时怎么也理解不了“吃苦遭难是本钱”的道理，后来在革命队伍漫长的岁月里，我慢慢领悟了它深厚的辩证法和内含的哲理。
1959年8月，母亲和我在生产队的地里拔草，得到我考上初中的消息。母亲感到很高兴，而我的心里七上八下。因为我是老大，妹妹和弟弟也都读书，家里没有一个挣工分的，母亲也没有帮手，挑水、拾柴、侍弄自留地、干家务……活很多很多。母亲知道我不想上学的心事后非常不高兴，一边拔草一边给我讲道理：“现在都入社了，地里的大活不用你操心，家里活我都能干，没有钱我织花边供你上学。不念书有什么出息？将来回家种地没有文化也不行，学一定要上。”
我没有辜负母亲的希望，3年的中学生活，我一直是一个优等生。毕业时，母亲特意从生产队借了一个毛驴到学校驮行李，当老师告诉她我在3年6个学期操行评定中全都是甲等生时，我从来没看到母亲是那样的高兴。一路上，她用农民那淳厚朴实的语言，给我讲了许多耐人寻味令人沉思的哲理，虽然其中也不免夹杂了一些封建的礼教，那是时代对她的局限，但大道理是对的。我爱人后来常讲：“咱妈如果上过学，受过专门培训，肯定是一个合格的领导干部，是一个小脚政治家。”
毕业回乡后和母亲在一起生活了整整两年，回乡后我很快担任了村夜校的校长、团支书的宣传工作、小队会计、民兵连副指导员、政治教员，常常忙到深夜，母亲几乎在我每一个工作的深夜，点着煤油灯织花边等我。1963年，我终于累病了，一病就是五十多天，母亲手捧着我带血的痰痛心地哭了好几次。病还未痊愈，我要到公社教育站去把夜校需要的书背回来。母亲心疼我，但知道书运不回来夜校就无法上课，还是让我去了。我从20里地外把50多斤重的书背回来时，已经是傍晚了。母亲在村西头站着等了两个钟头，看到我发黄的脸色和被绳子勒红的手，她心疼万分，一把抢过去，替我把50多斤重的书背回了家。
作为回乡知识青年的先进代表，我出席过团县委的积极分子代表会，两次到母校给应届毕业学友作回乡体会报告，三次在全公社业余教育会上进行发言交流。1964年春天，我刚18岁，村党支部书记邢绍山同志找我谈话，要我加入党组织，将来进党支部当宣传委员，我把这个消息告诉了下地回来走到半路的母亲，没想到母亲第一句就问：“入党够条件了吗？找你大哥（指支部书记）谈一谈，还有哪些地方不够的叫你大哥指一指。当个党员可不容易啊！”我回答不出母亲的问题，我只感觉母亲对我的政治要求如此之高。后来因为我很快被组织上选拔到省团校学习深造，所以在农村没来得及入党，直到毕业后1966年在荣成县参加社会主义教育时才入了党。回家后我把消息告诉了母亲，在明朗的月光下，母亲坐在院子里长长地舒了一口气：“20岁了，长成人了，翅膀也长了，该自己飞了。但要看准方向，知道往哪飞。”这是多么有重量的语言啊！ 我刚要展翅而飞，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作为一个血气方刚的青年，在当时轰轰烈烈的政治气氛中，我真想在运动中当一个革命派。1966年初冬，我下乡路过村子顺便回去看望母亲，正逢在天津工作的二表姐也在我家。晚饭后我和二姐滔滔不绝地谈论文化大革命，谈论中我俩也流露出了对红卫兵一些过激行为的不满，二姐还讲述了当时天津市委书记万晓塘遭到红卫兵围斗而自杀的情况，母亲在一边织着花边一声不响地听着。时间已经过了深夜两点了，母亲喘了口粗气慎重地说：“我不懂政治，也没有开过什么会，但有一点儿你们两个听着：不管别人怎么闹腾，你们两个要管住自己，不打人、不骂人，不要游领导的街，不要给什么人挂牌、挂砖头，不要给领导贴大字报，不能喊打倒县委书记、县长的口号。昨天还好好的，今天就成了坏蛋，良心上过不去，伤天害理的事千万不要做，不要去逞那个强，当老实人不会吃亏。我是个妇道人家，说得对不对，你们自己去琢磨。”母亲说得很动情，说到最后情绪很激动。我不解地望着母亲，但我相信她的话是对的，听她的话没有错。果然我在文化大革命中没有当造反派，而是当了“保皇派”，后来又被当时省革委主任王效禹领导的三大红卫兵组织正式定性为保守组织，整个县城大喇叭铺天盖地，非要我们投降，不然就摧垮。1968年1月，我们就是被造反派硬硬地给打垮打散了。母亲听到这个消息后，打发我弟弟到县城把我叫回了家，我迷惘地向母亲讲述了按她的几个不的要求去进行文化大革命而当了保守派，母亲微微地笑了笑说：“保皇就保皇吧，反正是保的共产党的干部，有什么不好？不要紧，沉住气，谁好谁坏还不到时候。”
我真佩服母亲的先见之明。果然不出所料，1970年之后，那些在“文化大革命”中红得发紫的造反头头，一批一批地倒下了，形形色色的犯罪行为都一一得到法律的惩罚。那时正赶上母亲给我看孩子，惩办大会开会后母亲看到广大群众喜气洋洋的面孔，自言自语地说：“善有善报，恶有恶报。”
深明大义莫如母
1975年我29岁那年，我从公社党委二把手的位置上被党组织提拔为县委副书记、生产指挥部核心小组组长（当时没有县政府）。我没有把这个消息立即告诉母亲，而母亲从我村党支部书记口中已经得知了。一个半月后，我下乡检查生产，顺便回家看望母亲。她见到我，并没有流露出多少喜色，却在坐下后郑重地、关心地问我：“你提这么快，有准备吗？能干好吗？”我回答母亲，没有思想准备，能不能干好我没有作声。母亲说：“你进步我高兴，官当大了，我操心啊！二十几岁怎么能挑起这个担子。”我虽然不全理解母亲为我操什么心，但从她的话语里也猜到了七八分。走的时候，母亲把我送到吉普车前，拍着我的肩膀亲切地说：“为工作坐车不要紧；如果来家看我，不要坐车。还是骑着自行车来家，年轻轻的也累不坏。”我完全明白了母亲的意思，从此我和爱人回家看母亲都是骑自行车。1978年暑期，我带领全县万名高中以上的学生在牙山搞完造林会战后，想回家看看母亲。想起母亲的要求，我便和李秘书步行翻山越岭走了整整一上午，下午一点半到家。看到我风尘仆仆，母亲又赞成又心疼，特意给我们做了一盆鸡蛋西红柿酸辣汤。
我没有辜负党组织的培养，在工作上从没有让母亲为我操心。栖霞县委一班人在陈永义书记带领下，同心同德，把领导班子凝聚力形成的聚变效应转化为个人积极性发挥的裂变效应，使栖霞当时的各项工作都走在烟台地区18县的前列。我当时虽然党内排位是最后一位书记，但我深知生产指挥部就是“文革”前的县政府，地委和县委把我放在实际上的二把手位置，这是对我的信任，更是对我的考验。我耳边经常响起母亲“能干好吗”这句警语，下决心老老实实做人，兢兢业业工作。当时我又有了一对双胞胎儿子，家庭的里里外外一切全压到爱人身上，而我骑着车子在全县跑，一下去就是十几天。陈永义同志和我们一起带领全县人民，顶住干扰，敢想敢干，不仅抓粮食生产，也抓多种经营，县属工业、县级财政都在烟台地区遥遥领先，工业生产被地委领导称赞为“山沟飞出金凤凰”。在1977年3月全国林业水产大会上，李先念同志亲自把林业先进单位的奖颁发给了我。我的母亲从广播喇叭里听到这些消息后是多么高兴。
但让母亲操心的事情也终于发生了。1978年底，上级下了一道命令：凡是在粉碎“四人帮”之前提拔的县、市、厅级年轻干部原则上一律免职重新到基层锻炼。我被免职调到牟平观水公社任党委书记。这一阵急风确实把我吹懵了。我百思不解其意：我是省委组织部和地委县委多次考察选拔的；“文革”中没有严重错误；在官道公社工作5年的成绩是大家公认的；到县里来工作也是历史上最好的时期之一。我有些迷惘而且头脑不那么冷静了。我带着沉重的心情把这个消息告诉了母亲。
看得出来，母亲关心的不是我的职务高低问题，而是担心我犯了什么错误。母亲严肃地对我进行了详细的询问：有没有吃私和贪污？有没有做让老百姓不高兴的事？有没有打人骂人逼死人？有没有作风问题？有没有和县委其他同志闹不团结？有没有自高自大……母亲问得很多很多，我能看得出来她脸上不时流露出忧虑和疑惑。我给母亲一一都做了如实的回答。我同时安慰母亲：全省不光是我自己，有相当一批人和我一样。而且我还告诉母亲，在让我到牟平工作时地委特意给牟平县委做了这样的一个特殊的交代：给我选一个人口不多也不少、经济条件不好也不差、离老家不近也不远的公社。观水公社和栖霞接界，就是这“三不”的理想地方。母亲听后好像从内心悟出了让她放心的道理，晚饭后，母亲又和我谈了好长时间，也用宽慰的口吻说：“人哪，首先要知足。你六岁就没有爹，我把你拉巴成人，共产党又把你提到县委副书记，这已经够好的了。我从来没有嫌你官小，你初中毕业的时候，我很眼馋邮电局的送信员，那时我想，你能当个送信员我就满足了。人，跌倒了能爬起来才是好样的。再说，党还让你继续干公社书记，咱村四百多户，有几个干公社党委书记的？眼前就你自己。不要对领导有意见，不能对党耍脾气，我琢磨，这也是一次对你的考验。官多大是大？公社党委书记干好了照样有出息。你们搬家后，我去给你们料理家务。”这话简朴而有哲理，让我一下子心平气顺了。 我搬家的时候，母亲亲眼看到县委大门口东西一百多米站满了欢送的机关干部，街南站满了含泪欢送的干部家属和姐妹，连孩子的老师也含泪赶来相送，县委书记闫善本同志带领一班人亲自把我送上吉普车。看到这情景，母亲明白了，她对我在本县工作时的为人处事放心了。
我在观水仅仅工作了一年。在这期间，母亲在我家里住了大半年。她精心照料家庭，日夜操劳地干着家务，细心抚养她的三个孙子，和我爱人和睦相处，全力支持我的工作。
1980年春天，烟台地委明确指示把我调到城关（即后来的宁海）镇任党委书记。城关是全县的政治、经济、商业文化中心，人多地少。我曾在栖霞县委工作过，尝到过工业立县的甜头。而现在，从天时讲，党中央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已经一年多了，全会确定把党的中心工作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宁海这个舞台完全可以成为我“无工不富”想法的尝试地；从地理位置上讲，宁海西靠烟台、东临威海，是烟威的必经之路，也适合于发展工业。经过三个多月的深入调查，广大干部党员和群众一致认为：宁海的农业已经没有更大的发展余地，要把这条古老硬化的板块变成柔软而富有弹性的经济大镇，必须走工业立镇的路子。7月初，我把宁海镇发展的八条措施向县委书记刘忠孝同志作了详细汇报，得到他全面的认可。7月20日，他让我在全县四级干部会议上作了一个长篇发言。那时候计划经济还千里冰封地笼罩着大地，市场短缺已经向票证供应的陈旧计划体制发出了最严厉的警告。我紧紧抓住两个村办工业的典型，在宁海镇65个村子，大张旗鼓地推进了工业化大发展的进程。与此同时，经过广泛的党内外群众路线的推荐、选拔，调整了36个支部书记。1986年，时任省委副书记兼济南市委书记的姜春云同志听取了我关于支部书记选任的“火车头改型工程”后十分赞扬和肯定。
在那个商品奇缺的时代，几乎是上什么工业项目都能挣钱，大上挣大钱、小上挣小钱。在发展乡镇企业浪潮的推动下，到1980年底，宁海42个村子办起了服装厂，26个村子办起了机械加工厂，18个村子办起了汽车配件或修配厂，17个村拉起了建筑队，食品厂、氧气厂、木材加工厂、玩具厂如雨后春笋，村办企业像地下的喷泉一样一股脑涌出来，宁海镇的工业很快形成了燎原之势。到1987年全县财政总收入7000万元时，宁海镇的财政贡献率占据了全县整整一半，相当于全县其他17个乡镇和县办工业对财政贡献的总和。1989年被国家民政部评为全国第一镇，获“大地杯”的高奖。
我在牟平工作的十年间，母亲大部分时间和我住在一起。她从照片中看到华国锋（1981年）、胡耀邦（1984年）、赵紫阳（1988年）、江泽民（1988年，时任上海市委书记）来宁海视察的照片，看到汪东兴、万里、胡启立、乔石、温家宝、田纪云、吴学谦等三十几位党和国家领导人与我的合影，听人讲过全省乡镇党委书记以上的干部几乎都来宁海参观学习过，知道全世界各国驻华大使馆的大使和参赞都来考察过，又眼见我被组织重新恢复了县委副书记后又当了县长、县委书记这个全过程。我想母亲应当是为此而感到欣慰的吧。
1989年春，我又被任命为省农委副主任。从感情上讲母亲舍不得我离开她，但从工作的需要上，她知道我必须离开她。离别的时候她没有掉泪，而是和颜悦色地笑了，笑得是那么开心，那么深情。我在革命人生道路上进步，在母亲看来这是党对我信任的印证。她看重的不是我的官位，而是党对我的信任程度。可以说，她对党、对毛主席、对社会主义制度那颗纯粹的心，全部凝聚在对我进步的鼓励和监督上。
中篇
母亲的艰难岁月
1952年，年仅32岁的父亲因积劳成疾去世了。那年我6岁，妹妹5岁，弟弟才9个月。父亲的去世对我的家庭、我的母亲和我幼小的心灵是个沉重的打击。
本来，在1949年，上级决定让父亲参加南去接管青岛的干部队伍，但出于工作的需要，党组织把父亲留下了。我的父亲虽然只读过四年书，但文才很好又打一手好算盘，加上党的培养，是一个德才兼备的好干部。他对党的事业忠心耿耿，在当时那样艰苦的条件下父亲能立三等功、二等功，没有他对党的忠诚是挣不来得不到的。1949年胶东刮台风，庄稼几乎绝产，家境十分困难。父亲忙于工作，家里的活干不了，经常雇一个短工，母亲抱着妹妹领着我去送饭给雇工吃。吃完饭母亲就在地里干活，我和妹妹在地里玩。母亲从不叫苦，她知道父亲肩上的担子。我常常跟着母亲到井边挑水，母亲挑着一担水上家门口高台时两腿都发抖，只得半侧着身子一个台阶一个台阶挑上去。每到中午和晚上，母亲打发我去叫父亲回家吃饭，父亲会高兴地把我扛起来，我捧着父亲的头，坐在父亲的肩上，心里美极了。时间长了，我常到村政办公室去等父亲。他们有时好几个人开会，有时还打算盘，还在写什么。我等父亲的目的是让父亲扛着我回家。1951年下半年父亲因劳累病倒了，从此再没有爬起来工作。1952年春天，党组织把我父亲送到青岛治病。大清早走的时候，母亲极力忍住悲痛，好言劝慰父亲，鼓励他安心治病。当父亲的身影消失在远方，母亲关上门坐在炕上忍不住大哭起来。她知道父亲这一去很可能就难再回来了。果然不出母亲所料，父亲的病在青岛治疗一个时期，又转到天津。表哥表姐没有把病情告诉父亲，尽了最大努力进行救治，终于无济于事。8月，父亲坚持回家和全家人过一个团圆节，坐火车到了桃村，乡亲用担架把父亲抬回了家。在父亲回家的二十几天里，我几乎天天守在他的身边。父亲知道自己将不久于人世，我常听到他嘱咐母亲怎样把我们姊妹三人拉扯大，怎样咬着牙过日子。有一次父亲劝母亲如果实在过不下去可以嫁人，母亲马上打断父亲的话说：不，我不嫁人，我有一口气，也要把孩子拉扯大，你放心，我决不走那条道。父亲又摸着我的头问我：我死了以后你怎么办？我哭着说：我有妈妈。父亲捧着我的头哭了，母亲哭得更悲伤。
给父亲送葬时，我和妹妹赤着脚走在父亲的灵柩前。送葬的人和看葬的人几乎都哭了，特别那些女村民，没有一个不落泪的，站在高处的几位街坊嫂子都哭出了声，这哭声至今还音犹在耳。这哭声表达了乡亲们对父亲的哀思，更表达了对我这个慈善母亲的同情。 父亲的离世，把许多不祥的忧虑笼罩在我幼小的心灵。我的家再也没有父亲健在时那种温馨之感了——孤独、悲伤、苦难、寒冷一下子覆盖了我的家庭。在解放初期那个一家一户的单干年代，这个日子确实太难啊！
家里有八亩地，分散在村东村西，距离近十里地。家里只养着一头母牛。坚强的母亲擦干了眼泪，挺起了腰杆，勇敢地挑起这沉重而艰难的家庭重担。
我清楚地记得，早晨我和妹妹、弟弟睡醒后，母亲已不知什么时候下地走了，我踏着凳子把锅盖掀开，取出母亲已经做好的早饭，我和妹妹吃完饭再喂弟弟。中午，汗流浃背的母亲扛着锄头回来了，放下锄头以后先给弟弟喂奶，然后挑起水桶挑一担水，再给牛添上草，就忙着烧火做饭。饭后再给弟弟喂完奶，让弟弟睡熟，母亲趁着人们午休的时候，又悄悄地给我关上门扛着锄，提着篮子下地走了。天黑了，下地的人们都已走回来，我坐在门口大街石台上等着母亲，不知道母亲是从东边回来还是从西边回来。我左右看望，路上已经很少有人了，昏暗中母亲才影影绰绰地出现，篮子里满满装着山菜，回到家第一件事是把弟弟捧到怀里喂奶。有一次母亲下地回来，我和弟弟在门口等母亲，母亲一看弟弟那憔黄干瘦而且沾满污垢的小脸，流着汗水把弟弟搂在怀里，坐在不远处的玉顺大嫂见此情景禁不住捂着脸哭了起来。我长到十几岁时母亲告诉我她为什么早出晚归的理由。原来母亲从她强烈的自尊心考虑，扛着镢、扛着锨、扛着锄下地怕人家笑话。她毕竟才34岁，而且是一个小脚妇女，也曾是我村的“第一夫人”。从我记事起，小脚女人从来没有扛着劳动工具下地的。看着人家男人扛镢，女人提着篓下地，母亲从内心有一种自卑感。但母亲又是一个坚强而有道德感的人。自父亲死后，母亲怕人家说闲话，她从来没雇过短工，硬是咬着牙里里外外一个人支撑着这个苦难的家庭。幸好父亲去世时想到母亲难处，让我认他的一个多年至交为义父。义父家里有毛驴、有牛，我家八亩地的大活主要是义父担当。义母也是一个很厚道的人，有时我们两家合在一起干活。义父在父亲去世后对我们家庭的支持是很大的，他自己家还有十几亩地，真是很不容易。我七岁就跟义父下地，帮助拉耠子，赶毛驴送粪，驮柴禾。我也经常和母亲一起下地劳动，尽力干那些我能干的活。下地回来，我一边走路一边拣些干草和枝条。母亲看见我这么小就给大人分忧，十分欢喜，夸我有出息。
我的母亲手很巧，做小米干饭、擀面条、包饺子都非常出色，她织的花边在全村一直保持着第一名。不管多难织的花边到我母亲手里都轻而易举。母亲白天下地，晚上点着煤油灯，整晚上哗啦哗啦地织着花边。有时为按期交货，母亲一直织到天明，白天再去下地。母亲用她这双勤劳的手维持了我家庭三十几年的生计，一直到她66岁。我和爱人结婚6年也没戴上手表，1975年我和爱人狠心买了一块上海表，母亲用织花边的钱给我付上了。我在县委当副书记时月工资34.5元，爱人工资30.48元。母亲给我看着孩子，料理着家务，整天不停地织着花边，一个月下来，少则二十几元，多则三四十元，给我们补贴家用。可以肯定地说，没有母亲勤劳的双手，我的这个家庭很难支撑下去。
母如磐石 少年立志
母亲端庄贤淑，1.66米的个子，一头乌黑的头发，当时在我们这个三百多户的大村堪称百里挑一。有一次街东一个单身汉托人给母亲说媒，母亲不仅当场回绝，而且后来在街上碰到那个求婚人还奚落了他一顿。她脑中固然有封建社会“三从四德”意识的束缚，但她决不单单受封建意识的羁绊，在她的心目中，我是一个革命的后代，她从我身上本能地察觉到我是一个值得培养的孩子，自己决不能再嫁人，那样很可能毁了我政治上的一生。1954年，我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标志着妇女解放的婚姻法颁布了。这是解放中国妇女的一部大法，几千年来套在中国妇女头上的这块沉重的枷锁从此被砸烂了。我省郎咸芬同志演出的反封建压迫的《李二嫂改嫁》唱遍了齐鲁大地。我的家乡也演起来。全社会的人都同情李二嫂，但母亲始终没有被“李二嫂”的行为所左右，所影响，丝毫没有改嫁的意识。当时和随后的几年里，姥姥家、姨家一些了解母亲情况的人，都先后找过母亲，劝说母亲再走一步，但都被母亲拒绝了。母亲对他们说：“我走一步容易，太差的人家我也不会去。我走了有两个对不起，一对不起孩子他爹，他给我留下了两条根；二对不起孩子，孩子有了后爹，孩子的将来我就不全说算了，以后再有个三大两小的，关系我不好处理，后爹不好处理，孩子之间的关系也不好处理，这是何苦呢？”说得这些提媒的人连连点头。母亲用她这个貌似封建意识的刚强性格，显示了一个平凡而伟大的农村妇女的高尚品质。当时我村那些改嫁而走的妇女，母亲也给了她的应有的同情，唯有母亲坚持自己的道德理念，坚决不改嫁。当时也有人说：“你指望孩子，孩子长大能给你什么？”母亲坚定地说：“我家没有生分的根代，我相信孩子长大不会生分。我也不指望孩子长大做什么了不起的大事，当个庄稼汉能下力有饭吃就行了。”记得1957年我11岁时考上了公办完小。当时完小有公办、民办两个班。公办不仅学费便宜，老师的教学质量也配备得高。那是一个有月亮的夜晚，母亲从妹妹口里知道我考上了公办，全村40多个毕业生只考上了7个，母亲流泪了，她坐在我身边，摸着我的头爱怜地说：“没有你爹，下地干活你旷了不少课，还能考上公办，有出息，没白费了我的心……”是的，在父亲去世后的几年里，家里没有劳力，我经常请假下地帮着干一些力所能及的活。有一次我赶着毛驴从山里往家里驮柴禾，在学校外我听到老师在给全班同学念我写的《春天》这篇作文，想到那么多有爹的孩子，无忧无虑坐在课堂上课，而我赶着毛驴一上午驮两趟就是20多里路，心里一酸就掉下了眼泪。回家后母亲看我好像哭过，问我怎么了，我说汗水流到眼里，我决不能去触动母亲那颗本来被刺痛的心。我是老大，家庭当时的情况无论从哪个方面来讲我不能再读书了。读到四年级就很不错了，但母亲硬是不准，我知道母亲含辛茹苦供我读书的良苦用心。1962年考高中时家庭的现实，使我不得不背着母亲开始做假了。我必须以考不上去为理由来说服母亲。班主任老师在毕业前的一个多月发现我不那么认真学习，把我叫到办公室批评了好长时间。我当时毕竟是班干部，要带头啊！在栖霞一中考场上，我激烈的心和动荡思想进行着无情撞击，我清楚地明白手下这支笔对我母亲报恩的重量，我不能再上学了，我已经长大了，应该给母亲家庭分忧了。正好文科考试题的题目是《记一个人》，我毫不犹豫地选择了母亲这个命题，真实地记载着她那令我难忘的恩德。作文做完后，其他的考题我忽然觉得是那样的苍白，那些我完全能答上的数学题和化学题显得是那样的无情和卑鄙，我屈服了，我向诚实的知识真理低头了……我把卷子违心地推到一边，在想啊想，我这样做对得起辛辛苦苦供我上中学的母亲吗？对得起培养我三年的母校吗？对得起对我寄予重望的校长和班主任吗？但脑子中另有一种意识坚强地站了起来，对得起，你已经16了，难道非要高中、大学才能报国吗？对，这些题坚决不要答了。考试结束后我的心平静极了，回到家母亲问考得怎样，我不敢说考得不好，晚上母亲高兴地给我特意做了一顿面条。这顿面条虽然吃得很内疚，但心里暗喜。不久消息出来，我落榜了。母亲看着我没有再说什么。从她的表情里好像察觉到什么。那几天我开心地到生产队干了几天活，又抽空开了一片荒地种上了荞麦，把自留地锄得干干净净。可是不到一个星期，母校的王子敬老师来到我家，说有几个考上高中但身体不合格的同学不上学了，按照考分延伸，我在应上学的范围，学校通知我马上准备到一中上学。而对这个选择我只有向老师、母亲讲实话了：我感谢母校对我的培养，但我坚决不上学了。而且向老师表示回家当一个好的知识青年，远学董加耕、近学李春亭。母亲把热气腾腾的鸡蛋端到王老师面前，用坚定的话说：“不行，你妹妹完小毕业了，家里有帮手，你要听老师的话，一定上学去，我织花边供你上学。”面对消瘦的母亲那崇高道德汇集的人格力量和对我培养决心的如此执着，不知道是对母亲欠情的天秤失去了平衡，也不知道良心的责备起到了决定性的催化作用，我再也抑制不住长期压抑在心里的感情，我哭了。母亲也禁不住用衣襟擦着眼睛，王老师的眼圈也湿了。老师面对着家庭的现实，面对着眼前的现实，终于同意了我的选择。我送老师到村西头，回家后带着激昂而又十分复杂的感情，写了一首650字的《五言诗》。实践证明我确实没有食言，两年的农村生活，我毫不保留把学到的知识送给了农村，我办的夜校两年在全公社评比第一名，两年两次到我的母校给应届毕业的校友作了回乡劳动和办夜校的体会报告。1964年我18岁，被上级团组织推荐选拔送到省团校去学习深造。临别的时候，是一个深夜两三点钟的秋天，面对这位毅然抛掉自己幸福而为我甘心吃苦道德高尚的母亲，我深深地鞠了一躬！在夜色茫茫的西去县城车站的路上，我深切地感到，正是母亲这崇高道德的力量催促着我快步地正式踏上这革命生涯的征途。 母亲心胸如海阔
母亲和千千万万的中国妇女一样有着传统的淳厚朴实、勤劳善良的品质，但与众不同的是，她脱离了农村普通妇女那些无为的低级趣味，用博大的胸怀，大方的手笔去构筑着人群的和谐。
父亲刚去世的时候，不知是父亲当干部时得罪了人，也不知是处于小生产那种狭义的妒忌，我们居住胡同的那3户人家有两户经常寻衅谩骂母亲。不仅把母亲是寡妇挂在嘴上冷讽热嘲，而且越是母亲下地回来累得浑身是汗，这两户女人都在院子里唱着小调，特别我房后那个堂婶，用扇子扇着堂叔，对着我母亲说：“你看俺有个女婿，你伤天理把男人妨死了。”这个堂婶长得很凶，骂起人来特别起劲，父亲在的时候经常批评她。这一下她找到了报复的机会，几乎隔几天就骂一次。我常常记得，漫漫的长夜母亲抱着弟弟，我和妹妹围在母亲身旁，默默地听着她几个小时臭骂。有时母亲实在忍不住了就回她几句，结果她骂得更凶。她家的厕所原先在西屋窗前，父亲去世后马上搬到我家屋后。母亲养活的大白兔长到十几斤，腊月跑出门进了她家，她就用红颜料把兔子染一染，说是她养的。我从母亲身上真正体验到失去丈夫的妻子的社会处境，这在我心里打上了深深的烙印。善良的街坊邻居对这种恶行十分痛恨，纷纷上门或在街上碰见母亲都好言相劝相慰。母亲有时实在忍不下去，受欺后常常到父亲坟上大哭一场，她哭得是那样的悲伤，一边哭一边诉说自己的苦难。我常常到父亲坟前去拉我母亲，陪着母亲掉泪。我恨透这两个恶妇。我猜想这一辈子母亲不会再理她们了，我发誓长大要狠狠揍她们一顿给母亲出气。在栖霞工作15年，在牟平工作10年的岁月里，我先后在三十几个村子驻过点，还真遇到农村寡妇受欺负的情况，每遇到这种情况，我都主动过问主动解决。1968年7月我下乡驻点在任留村，遇到一家弟兄三个和一个寡妇吵架，眼看到了要动手打人的程度，我一下子想到我的母亲受欺侮的情景，挺身而出制止了三兄弟的行为。弟兄3人气呼呼地冲着我吼叫，我大义凛然地批评了他们，围观的群众都替我助威，那个妇女搂着她小女儿就哭了，第二天我把腰包仅有的两元钱托人送给了那个妇女。2000年我在济南任市长时，有一天在槐荫广场看完粮食局陈列的放心馒头刚要上车，一个妇女领着小女孩一下子跪到我眼前。我还没来得及反应过来，这个妇女和孩子就被广场保安人员给架开了。我严肃地批评了保安人员，让他把这个妇女叫过来，这个妇女吓得不敢过来。我走到她跟前问她为什么给我下跪，她告诉我没有丈夫了，大女儿在中专读书，小女儿在四年级读书，家里没有钱供孩子上学。我问她没领低保金吗？她说居委会不给她，我当即给陈学科副秘书长下了调查任务，弄清事情真相后，批评了居委会负责人，给她解决了低保，让民政给她发了两万元的补助。
我在济南任了整整10年市长，现在离开济南也近4年了。我走后感到最大的欣慰是济南人民给了我一个“爱民市长”的荣称。每逢我自己在大街行走或带着小孙子到商店，市民碰见我时都热情地叫我市长，很少叫我省长和主席的。能得到这样的殊荣，一是感谢党组织对我多年的培养，这是最根本也是第一位的，二是感谢我的母亲对我的教诲，再确切一点说，从母亲亲身经历的苦难中我懂得了怎样爱民的道理。
母亲脱离了低级趣味，表现在她对待当年如此欺负她的两个邻妇的宽容上。
时隔几年，有一次大门口外面站满了一帮人，其中有两个男的高声大骂我那个能骂人的堂婶。堂婶吓得不敢出来，外面的叫骂声长时间不断，母亲在家织花边听得实在忍不下去，走到门口严肃质问那几个叫骂的男人。在场的几十个人都暗暗吃惊。在他们心目中母亲过去被她骂得太惨了，母亲听到这个骂声应该感到高兴、安慰，叫骂人的声音为什么那么高，可能是为让母亲听了高兴，没想到反被母亲训斥了一顿。许多人背后说，世上没碰着母亲这样的人。堂婶骂母亲全村出了名，母亲给堂婶解围更是出了名。
我在县里当了副书记以后，两家与母亲的关系又和父亲在世时那样好了起来。母亲不记前仇，和她们和睦相处。我用粮票特意买一些大米回来，有时还给母亲买些刀鱼，记得有一次做好饭后，母亲专门给当时已经重病在身的堂婶送去一大碗大米干饭，上面放了三块香喷喷的刀鱼。堂婶哆嗦着双手捧过了米饭，看着站在一边的我羞愧地低下了头。母亲的心胸太广阔了，宽阔得像大海一般。
堂婶40多岁就死了。两个女儿先后出嫁，家里只剩下堂叔和在灾荒年从讨饭人手里要来的儿子。母亲非常可怜他们，经常把家里常用的东西去接济给他们。孩子长大后，很难在当地找上对象，我在牟平当县长的时候，母亲让我把他爷俩安排在一个靠海边的农村落了户，娶了亲，一直到现在。
宽容，是母亲一生全部美德的总结。她依靠这种高尚的品德赢得了全村群众对她的喝彩，几十年来她那饱含宽容的目光令我多次感受到我作为她的儿子的敬佩和骄傲。
母亲从不占别人的便宜，她和鲁迅先生在《故乡》一文中描写的那个细脚伶仃的豆腐西施正好相反，从来不向别人索取。母亲做得一手好饭，村东村西的红白喜事或盖房子从来不少我母亲去做主炊。别的家去帮炊做炊的，中午和晚上都把孩子叫到帮主家吃饭，走的时候还拿着好吃的回家。在那个生活十分困苦的年代，能饱饱地吃一顿好饭已经是一个很大的享受了。但从我记事起，母亲从来没有一次让我们姊妹三人到帮主家吃饭，即使给我两个伯伯家主炊盖房，除我在那里干活吃饭外，也不让妹妹弟弟去吃饭。给人家做完饭母亲就空着手回家，我们指望母亲能带点好饭回来，但是从来没有。有几次都是帮主听说我们三人晚上吃的冷饭之后派人送来饭菜，母亲没法推辞就收下。这一点对我一生影响极深极深。
母亲言传身教
正月里是新春，胶东都兴走亲戚。我们姑舅姊妹们结伙到我奶奶家拜年，当时两个伯伯都在外工作，叔叔也是村的二把手。中午时分，母亲常常把这些小客留在家里吃饭，把自己舍不得吃的大饽饽给外甥吃。这些姑舅姊妹弟兄有的知道我家穷，有的不知道，她（他）们只觉得三舅母热情，好客，在我们家能吃得饱，吃得开心。母亲从不与伯母和叔婶计较，按常理我家最不具备接待的条件，但母亲接了一年又一年，从无怨言，和农村那些为了一顿饭与妯娌们打得不可开交的人比起来，母亲脱离低级趣味过得是那么潇洒。 1958年8月农村开始大办食堂时，有一天我发现全班的同学带的中午饭全部换成了馒头或油饼，唯独我仍然是玉米和地瓜面掺合做的饼子。我打听同学才知道，村里办食堂之后所有的面都要交到食堂去，班上所有同学的母亲几乎不约而同地留出了一些白面。看到同学们拿的香喷喷的大面饼，一个个白白的馒头，我吃不下去了。一个姓范的同学把自己一块馒头给我，我也没要。晚上回去问母亲，母亲说：“上级号召吃食堂，家家都把面留下，食堂吃什么？咱家两缸子面我全都交出去了。你爹当初动员咱村大参军，如果都和共产党斗心眼，不去参军，老百姓能有今天吗？”第二天晚上我放学回家时，大小柜和箱子上的铁件，母亲出嫁时的锡壶，她心爱的大铜盆、两口锅、父亲在世时保存的那件心爱的大长矛，母亲全部捐到村里去炼钢铁了。过了几年，母亲听说这是刮五风、大炼钢铁是错误的，也露出对那些器件的可惜，但从来不后悔，从来没对党说半句不满的话。
吃食堂的时候，母亲和在家里一样对我们要求很严。吃地瓜不准剥皮、吃饭不准掉饭粒、饭吃饱就行了不准多吃。有一次食堂吃豇豆面条，一个中年妇女由于吃得太多一出门就吐了一大摊，母亲走过去一边扶着她一边说：“侄媳妇少吃点不行吗？别认为这是大家伙的饭吃了不心疼，如果都这样，咱这个食堂不就早倒了吗？”
1959年春天，村里安排母亲给食堂推磨。别的推磨人都往家里偷玉米面，唯有母亲不干。我上学拿饭是食堂统一发放的玉米面，母亲到山里的杨树上采一些鲜嫩嫩的杨穗给掺合着做成饼子。食堂人知道母亲从不偷面，有一次用袋子装了一些面让母亲带回家，母亲坚决不收。有一天晚上母亲对我说：“偷社里的东西回家吃，这不是让孩子从小学着偷吗？以后孩子偷了东西，你大人怎么管孩子？”这些浅显的语言现在听起来有很深奥的哲理，她肯定没有读过《大学》，但是她懂得修身齐家的道理。
1961年，“一平二调”的共产风和严重的自然灾害，家乡人民的生活到了十分困苦的境地。中学被迫放四个月的长假。原本上中学时已转出的非农业户口被迫转回农村，社会风气十分糟糕，偷窃风几乎覆盖着千家万户，村干部没有办法，秋天就在入村的大小路口设置了关卡，所有下地干活人带的篓子必须经过翻查，有几次我的篓子也不例外。但是散工后和母亲一起回家，母亲拐的篓子一次也没有被查，免检通过，我感到非常自豪。
开学时，学校规定每个学生要带十斤花生米回学校度荒。我记得返校的头一天，母亲坐在门槛上把我要带回校的干花生米拣了又拣，我问母亲拣什么，她说：“这里面有一些坏的、小的，我拣出来。”母亲拣得那样认真，这是她用双腿跪着领着我和妹妹从地里复收而得来的花生米（母亲小脚不能在地里长蹲，时间一长了，只能用腿跪在地上），我心酸地说：“用不着拣，到学校归大堆，谁还检查质量。”母亲说：“不能这样想，学校培养你也不容易，好比我拉弄你成人一样，如果你对我不好，我伤不伤心？过去交公粮的时候，咱家的公粮在全村都是第一，一个沙子也检不出来。”母亲费了好大时间拣完，又用秤称了称，我看着那杆秤，母亲给称了12斤。开学时，我往大堆倒的时候，看到一粒粒肥大的花生米确实比其他同学都大都好，心里有一股说不出的滋味。
16岁中学毕业后，我回村当了小队会计，由于有团支部和夜校的工作，小队会计许多账我利用晚上母亲织花边的灯光认真进行清理，母亲很赞成我认真的态度。到了初夏，小队保管员把队里粮库的底子清理了一下，剩了一些花生米、玉米、绿豆、地瓜干，按队委会5个人，每个人能分40多斤，平均2角钱一斤，价格十分便宜。当时在那粮食紧张的年代，40多斤粮食对一个家庭来讲是多么宝贵。我回家把这个事情告诉了正在门口织花边的母亲，母亲一听说小队干部去分这些东西非常不高兴，她织着花边头也没抬地说：“老百姓最讨厌干部私分东西，你们能捂住人家的眼，但堵不住人家的嘴，让人家说长道短，东西吃下去也不舒坦。”她坚定地说：“咱不要，谁愿要就给谁。你年轻刚刚走上社会，千万要管住自己。”
“要管住自己”这5个字出自母亲之口，这和党组织要求我们首先“要管住自己”多么相似，生身母亲和政治母亲的教育同出一辙。
记得我十岁那年秋天和几个堂兄到山里割草，一个堂兄到人家地里拔了两个萝卜回来分给了我一块。傍晚，被这个家到地里摘茄子的姑娘发现了，她不到我大伯母、二伯母家里告状，专门到我家找母亲说我偷吃了她家的萝卜。母亲严厉责问我，我把堂兄拔萝卜的事说了，母亲问：“你吃了没有？”我只得说吃了，母亲说：“吃了就是偷吃的。”结果被母亲训了一顿，还罚我站了足足一个钟头。
有一件小事对我教育很深：1976年8月我回家，院子里两个盛尿的泥罐子满了，我拿起担杖要把尿挑到自留地里，正在做饭的母亲探出身来对我说：“把这担尿送到村东头四队的玉米地里。”我一下子醒悟了：“是啊，我是县委副书记，把尿送到集体地里和送到自留地里的政治意义是多么不同啊！”我挑着尿往村东走，一路上看见我的人都吃惊：“他家的自留地在村北……”但他们都很快地明白了道理。
说母亲是一个脱离低级趣味的人，就因为她和普通农村家庭妇女不同之处在于对孩子的教养从高处着眼，从细处着手，不放过孩子成长过程中任何一个细微环节。多少年过去了，母亲的教诲还是那么音犹在耳。
在家风上，母亲对我们要求很严。在炕上吃饭，要正坐着盘起腿，不准伸腿吃饭；喝稀饭的碗一定要吃得干干净净；吃任何饭不准掉渣渣，掉了要马上捡起来吃掉；吃地瓜（除窝瓜外）不准剥皮。吃水果要啃得干干净净；剩饭不准浪费要留着下顿吃；在一个碗里吃菜，筷子要在自己坐的位置夹，有好饭和次饭，要先拣次的吃；姊妹间不准争吃争穿；遇到长辈和外人来，一定要站起来；不骂人，不打人，不偷东西，不准贪玩，不准偷懒，不准赌钱，不准抽烟，不准喝酒，我一直到29岁当了县委副书记后才渐渐学会喝点酒。母亲在家风上这一系列的严教，虽然也难免掺杂一些封建思想，但对我怎样做人，而且做一个公道正派的人，做一个有道德的人都起到了人生观中决定性的作用。 她常对我们姊妹三个说：“从小偷根针，长大敢偷金；从小偷根线，长大敢偷钱。”
她对那些由于教子不严而使孩子在社会上坑骗拐诈的母亲给以无情的鞭挞：“一辈没好妻，几辈没好子。”
她坚信做一个好人的理念：“不做亏心事，不怕鬼叫门。”“要想人不知，除非已莫为。”
她对解放初期我村南下几个干部与家中妻子离婚的现象十分痛恨。“宁靠要饭的娘，不要做官的爹。”
她对我们勤俭节约的教诲是：“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再三年。”“一顿省一口，一年省一斗。”
她勉励我们种地要勤奋的口诀是：“春天捅一棍，秋天吃一顿。”
她教育我和妹妹小时候抬着筐子去拾牛粪时说：“庄稼一枝花，全靠粪当家。”“种地没有粪，等于瞎胡混。”
她引导我们怎样精打细算过日子时总是说：“吃不穷，穿不穷，打算不好一辈子穷。”
她教育我们怎样为官做人：“先做人，后做官。”
她讲到忠孝的利弊关系时，说：“臣不忠，主有凶，子不孝，家无道。”
她引导我们在仕途上遇到挫折应把握处理的哲理时常用“知足心常乐，能忍心则安”来劝慰和鼓励我们。
她教育我们在处理双方纠纷时提醒：“不怕不知内情，就怕断事不公。”
她对我们从小要求严厉，她疼爱我们，但不溺爱我们，她的教子原则是：“惯子如杀子。”
……
母亲这些教语对我一生做事做人、为官执政产生了莫大的影响。这些名言我一直历历在目，音犹在耳。甚至连她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说的这些话，我几乎都记忆犹新，念念不忘。当然母亲还有许多名言至理，我现在一时难以记起。她不识字，也没读过书，她的教诲有时也难免夹着一些“忠、孝、节、义”的封建礼教，但是取其精华用在我为党为人民执政的理念上，又是那样的得体，那样的引人入胜、恰如其分。
下篇
仁慈为本情义无价
母亲一生没当过干部，她不可能用执掌的权力去为人民服务，但是她一生的品质都体现了她是一个有益于人民的大公无私的人。
1955年上半年，我村社成立了初级合作社。母亲从会上听懂了入社的好处，从亲身体会中懂得了“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的道理，就在许多人还在犹豫之中，母亲报名入社了，家中的八亩地，50多亩山岚，一头孕仔的母牛全部入了社。入社过程中，许多人把自己山地里的大树杀了许多，我家的岚中有几棵很粗的大松树，东山二亩地里有十几棵高大的白楸树，有的人劝母亲杀掉几棵卖点钱好养家糊口，母亲说：“入社是大家的事，要入社就得真入，杀了树好了自己怎么能对得起大家？”就这样，我家一棵树也没杀，全部入了社。
高级社时，一年秋天社里的地瓜干晒在一个叫地老鼠沟的山坡上，本来第二天就准备收这些瓜干，不巧头天下午忽然间阴了天，阴云漠漠，骤雨将至，社里的人都在山里干活，生产队长临时找到母亲，让她组织一批妇女迅速把晾好的地瓜干拣起来。正在织花边的母亲二话没说，放下弟弟匆忙组织了八个中年妇女，小跑似的往山里赶。在母亲的努力下，这十多亩地的瓜干就像一座座土丘般的堆起来，保管员叫人扛来苫子刚围盖了起来，接着大雨倾盆，盖头扑面地下起来，母亲和众人淋得像落汤鸡一样回到家。当时我割了一担草回家，一看妹妹坐在门槛上，弟弟坐在旁边一动不动，问妈妈哪里去了，谁也不知道。天很黑很黑母亲才回来，浑身上下都湿透了，满裤腿泥巴，母亲换下衣服就给我们做饭。生产队给母亲和众人每人奖励了十工分。
母亲是村里有名的织花边能手。后来生产队把能织花边的妇女组织起来让母亲领班。领花边样子要到亭口走20多里的土路。母亲硬是凭着她那颗善良而又坚强的心把大家织的花边用包袱包着送到亭口，再把每人织花边的样子领回来，那时的公路全是土路，母亲一天要走四十里路为大伙服务。领回样子后，先把那些好样子让别人拣，最后把那些最难或者最不值钱的样子母亲留着自己织。到了七十年代后期，采取织花边的钱交生产队买工分的政策，母亲连续几年织花边买工分的钱高达360多元。那时360元钱，比现在的3600元还要贵重。在母亲带领下，我队的妇女织的花边最多最好，对年底开支的生产队经济收入做了大贡献。
母亲爱社如家。有一年秋天在山里收花生，母亲亲眼看见一个妇女把地里的花生让土埋掉了，母亲心疼地捡起来并顺便说了那个人几句，不想那妇女掉过脸来当着众人讽刺挖苦我母亲，话说得很难听，母亲一声不响地忍耐着。后来队长过去把这个妇女已收过的花生地用镢一扒拉，那掉下的花生就露出来，队长把这个妇女当场狠批了一顿。
母亲织花边挣的钱远高于她在队上挣工分所得。但是打麦场和秋天摘花生的大忙季节，母亲从来没有旷过工，都是整日整日在场园里干活，干一天活，带着浑身的泥尘回家做饭，等我们姊妹三人吃完饭后她就点着煤油灯，整夜地织花边，多少个夜晚，母亲就是这样织呀织呀，一直到鸡叫，有时花边催货了，母亲一织就是通宵，在我的记忆里，母亲织花边不知度过了多少个不眠之夜。第二天照样下地。这多少个不眠之夜，耗尽了母亲多少心血！
有一年秋天，母亲几次看到一位中年妇女往裤子里装花生偷回家，母亲实在看不下去就把这个事情报告了队上的保管员。第二天散工时，保管员从这个妇女裤子里搜出了花生。这个消息不知怎么叫那个妇女知道了，竟和母亲几年见面不说话，后来还是母亲感动了她。
母亲为什么对集体这么热爱，我长大后，母亲意味深长地对我讲：“你爹去世后要不是两年后入了社，我们这个家就很难撑下去了，你也别指望去念书了。”这简洁朴素的语言，道出了母亲对党、对社会主义的无限热爱。她一生中为什么关心着我们姊妹三人在政治上的进步，她就是要看看我们对党的事业忠诚的程度！她是一个公而忘私母亲的模范。
苦难的童年、艰难的青年和中年岁月，给母亲烙下了一个深深的慈善烙印。2002年，75岁的天津表哥在回忆母亲的时候也说过：“小姨最怜悯穷人。她从小在我大姨家住的时候，那时候兵荒马乱，讨饭的穷人特别多，但不管什么穷人讨饭到大姨家，小姨都把家里能拿出的充饥东西拿出来打发穷人。”有时没有熟食，母亲就把生地瓜干和干玉米拿出一些给穷人。我清楚地记得有这么几回难忘的记忆： 大约在1954年左右，我村来了两男一女的盲人说唱组，天天晚上在露天地说大鼓书。一晚上唱好多段，累得口干舌燥，母亲深知他们饿得很，就打发我把五个煮熟的嫩玉米棒子给他们送去，走时又加了咸萝卜。有时晚上打发我送个玉米面饼子和熟地瓜，每次送去，我都看他们狼吞虎咽，最后那一次母亲还让我用小泥罐盛了水捎去。临离开我村时，三个盲人要赶到我家去感谢母亲，并非要给我算算命。母亲推辞不过去，就把我送过去，并忙把口袋里仅有的五角钱给了那人：“借你的吉言，我腰里只有五毛钱送给你，别嫌少。”那盲人感动地收下了。
还有一次，母亲用义父的骡子驮着妹妹和弟弟从姥姥家回来走到村外的大河旁，母亲看到河边有一个躺着的人。过去一看，原来是前几天在我村讨饭的半傻中年人，看样子饿得不能走路了。母亲赶紧勒住了骡子，从驮篓里拿出了一个大大的烧饼，又拿出了两个包子送了过去，那个人一把将烧饼拿过去放在嘴里，大口大口地吃起来，接着又把包子吃了下去，母亲看他吃完，又拿一个馍馍给他。在那个时代，别说是要饭的，就连我们姊妹三人能吃上这样一顿也少有过。母亲过去告诉他别在河边躺着，一旦发大水有危险。那讨饭人一下子站起来。我和母亲过河就走了，走出去很远，那个讨饭人还原地站在那里看着我们……
母亲坚强的性格和那要强的心理凝聚了她对我们姊妹三人抚养的责任心和使命感。自我父亲去世后，母亲从来没有让我们穿不上衣服，穿不上鞋。虽然衣服有补丁，但在母亲手里都整整齐齐，干干净净。在那漫长的冬夜，母亲在油灯下一针一针地给我们纳着鞋底，然后又把几层布粘在一起，给我们每人做鞋。为了让我们这些没有爹的孩子过年穿上新衣，然后又一针一针地给我们缝裤子、缝衣服，过年让我们姊妹三人都穿上新衣鞋。家里再穷，过年过节母亲照过不误。从正月十五、二月二、清明节，到五月端午、六月六、七月七、八月十五、九月重阳、十月初一，过冬至腊八小年，母亲一个节也不拉下。哪怕全家吃一顿地瓜面饺子，母亲也精心调理，味道十分可口，让我们饱饱吃一顿。母亲对我又特别疼爱，即使做一个玉米面饼子。母亲也分一半给我，掰下的一半再分给弟弟一半，剩下的那一点留给妹妹。自己从来不吃或很少吃。
母亲对爷爷奶奶十分孝顺。在农村节日里，只要我家改善生活，哪怕包一顿黑面饺子，母亲也盛一大碗打发我去送给爷爷奶奶。在送去的路上，有一家养着两条大狗，有一次直扑着我而来，我吓得把盛饺子的篮子都丢了，跑到奶奶家里吓得说不出话来。从此再送好吃的给爷爷奶奶，我只得绕一个大胡同走。使我终生难忘的一件事是母亲在北坡刨地刨出了两个大百合，母亲告诉我这是爷爷当初种的，应该送给爷爷吃。我第一次看见百合，而且怎么也估计母亲会留下一个或者至少会给我几个百合瓣吃。没想到中午回家母亲把两个百合煮好后让我全部送给爷爷。一路上我想：爷爷奶奶会给我吃的，送去后奶奶把百合收下送到躺在炕上的爷爷那里，我站在地下的水缸前足足有二三分钟的时间，竟没有得到奶奶的回赠。我怏怏地回了家，可能在爷爷奶奶心目中我家肯定会有百合的，但只有上帝知道，母亲把得到的两个百合全部送给了爷爷，她和我连一个瓣也没吃。我当时确实馋极了，我从心里埋怨母亲。这段令我耿耿于怀的记忆随着我年龄的增长和对伦理道德的理解，也慢慢领悟了母亲为了孝敬父母不惜为爱子付出的貌似冷酷的代价。这就是母亲为人道德的全部秘密。她这种孝心和不动声色的典范，越发使我感到她内心世界的庄严，让我幼小的心灵接受了人生孝道的启蒙。尽管对孝顺的内容我当时并不懂得，但长大后我深深地感受到荡漾在母亲血液中那种无坚不摧的道德力量。30多年后我在牟平花了二十几元钱买了几斤百合，美美地吃了一顿，作为对30多年前那次难忘的“失落”的补偿，但在美味无穷的品尝中，更让我品味出母亲那令人景仰、豁达高贵的精神力量……
母亲古道热心肠
1955年春天，母亲和我一起挑着一担香椿去大杨家村赶集。这些香椿已不是第一茬第二茬了，虽不那么值钱，但仍可腌咸菜。我和母亲等人来买的时候，大杨家村一个和母亲曾在一起纺丝线的中年妇女和母亲交谈起来，母亲知道她的大儿子前几年生疹子死了，男人在山上打石头把腿跌断了，母亲用衣襟擦着眼泪对她说：“老妹子，我没有什么东西给你帮什么忙，你不嫌，就把这担香椿留下吧。”那位中年妇女先是不要，后是感动，最后母亲让我挑着香椿送到她家。这是我一生中唯一一次和母亲赶集卖东西，最后一无所获回了家。
单干到初级社的时候，我家山地的地堰上有十几棵山桃树，每到秋天，我和妹妹一天去摘一担回来，接连摘好几天，那桃子很好吃，每次到家后，母亲让我和妹妹给街坊的老人和家境不富裕的人家，一家送一大瓢，我和妹妹一直送到很晚很晚才回家吃饭。
1970年，母亲在栖霞给我看孩子。我到集上买了一担柴禾，那个卖柴禾的中年人等我把钱付完后，扛着扁担就走了，我正在垛草，母亲出来发现卖柴禾的中年人的两根绳子忘记拿走，母亲着急地对我说：“一担草才值几个钱，这两根绳子值五担柴禾，赶快送给人家。”我急忙拿着绳子赶出大门一百多米，幸好卖柴禾的人走得不远，我赶上送绳子时这个人又惊又喜，不知道说什么好。
母亲的慈善义举还很多，在我幼小心灵种下的这颗慈善的种子，一直在我心中扎根，开花，结果。今天，我荣幸地当选为山东省慈善总会的会长，这也是母亲长期对我熏陶的结果，我一定当好这个会长，对得起人民，对得起我那慈善的母亲。
随着我在政治上的不断进步，母亲从来没有利用我的职权去得取她个人的一点私利。相反，她做了那么多有益于人民的好事善事。
我从栖霞调到观水的1979年，县里给了公社两个农转非的指标。我和母亲属两县两地生活，并且我参加工作的时间已超过10年，公社党委讨论时就给了我一个指标，让我把母亲转出来。当时母亲住在我家，晚上我和爱人把这个消息告诉了母亲，母亲并没有像我们想象得那么高兴，她很平静地说：“你刚调来当书记，就让我转非，人家不说吗？”我向母亲做了解释，说是党委会讨论决定的，母亲问：“有没有比你更困难更需要转非的同行？”我说有，但他们是一般干部，不在转非的范围。母亲不高兴了，“一般干部更应该考虑，把这个指标给他，我不转。”说得是那么恳切，又是那么坚决。我只好把这个指标让给一个姓宫的同志。这个同志非常受感动，干工作比以前更有劲头了。 第二年我调到宁海镇，年底县里又分了两个农转非的指标。和上次一样，党委又给我一个指标把母亲转出来。有上次的教训，我这次用试探的口吻征求了母亲的意见，母亲说：“我还是那个意见，你刚来，给我转非，影响不好，把指标让给别人，比给我还好。”我只得按照母亲的意见又把这个指标让给了另一个同志。
1986年我当了县长，1988年底又当了县委书记，县政府和县委两个班子的成员都劝说我在这个位置上母亲户口还在农村的，恐怕全省不多甚至没有了。这次我回到老家说服母亲，最后还是没有说服她，反而被她说服了。从那以后，我知道母亲决不利用我的职权去给她转户口，我再也没给她提及此事。一直到母亲去世，她还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农村妇女，静静地躺在这块她充满感情的热土上离开了人世，离开了我。
1984年，我村实行了联产承包制，开始按人分地了。村里原来考虑在村西的平泊地单独给母亲分一亩地，便于耕种，母亲坚决不要，坚持和大家一起抓阄分地，结果这一亩地分在南山坡的高山顶上。春天回家，母亲让我和爱人、弟媳和妹妹搀着她非要到几百米高的山顶上去看看她分的地。那是一个大风天的下午，我们搀着母亲好不容易到了山顶，看看这一亩地挂在山坡上，分成三块，每块的长度百多米长，母亲坐在地头上用衣襟扇着脸上的汗，微微地笑了。她笑得那么深沉，心底好像有一股难言的话语。我和母亲商量把这一亩地转包出去，每年收一点地租就可以了。母亲坚定地说：“不行，不能收租，这不和过去地主一样吗？”我说，上级的政策允许转租，但母亲坚决不答应，就这样把地白白地转让出去直到去世没收半分租金，没和村委要半点待遇。
母亲在村是出名的公道人。街坊邻居因家务事闹纠纷，街邻之间有争吵，常常找母亲去评理，母亲不管再忙再累，只要人家找到她，她总是不厌其烦地去用理说服人，直到把双方都说服了才罢休。
1985年春天到1987年春天，母亲到辽宁鞍山我当兵的弟弟那里住了近两年。由于长期的劳累和艰苦生活的折磨，母亲在鞍山被查出患有糖尿病，从此母亲就进入了她带病生活的晚年期。
从1987年到2000年母亲去世这13年中，绝大部分药费都由我负担。那时候，达美康一板90多元。起初，我把药拿回家，母亲总是先问问这药是不是花公家的钱买的，我告诉母亲是用我和爱人的工资买的，母亲才放心地收下。
弟弟调回烟台后，母亲大部分时间住老家，她不想离开已去世的父亲，更不想离开这块她曾经受苦难的热土。她对家乡、对家乡的父老乡亲充满了一般人所没有的感情，这一点深深地感染了我。母亲糖尿病并发症经常发生，弟弟把母亲接到烟台，每次住院，小则十几天，多则一个多月，那时弟弟妹妹的工资都不高，住院费几乎是我一年积蓄。每次住完院出院时，母亲几乎都问问给医院算账了没有，用的谁的钱。那时我一年积赞下来的工资，几乎全用于母亲的住院治疗，直到母亲去世，我一分钱都没有在公费报销。我觉得用公款报销母亲的药费，不仅在政治上丧失一个领导干部的气节，更重要的是对我那大公无私母亲从孝道和良心上的背叛。
1995年秋天，我第二次把母亲接到济南，给母亲两个眼睛做白内障手术。那时一天三顿饭，都是我陪着母亲在她床上单独吃。有一次母亲吃饭时问我：“我做的那手术花了多少钱？”我就把在市二院和省二院两次手术钱给母亲讲了，母亲很怀疑地问我：“你当市长，市里医院敢收你的钱？”我告诉母亲，这是国家的规定，谁也不能违反。
1996年春天，每年一度的“三月三”，母亲无论如何坚持回老家赶三，我和母亲真正生活在一起的最后一次相处，就这样永远地结束了。
母亲从来不占集体的便宜。1998年5月，我回家给母亲过生日，母亲从床铺底下拿出一千元，告诉我这是村党支部和村委会送的。她说：“这个钱我不能要，你去告诉他们，你给村的老百姓办的好事是应该的，不能答谢我，当然也不能答谢你，我花钱有你们弟兄俩就足够了。”我按照母亲的意见把钱退给了村委，从此村委会再也没有给母亲送过钱。
但是我和爱人给母亲的钱她都要，几乎不拒绝。有时在背后我和爱人议论：“咱妈也不能到街上买东西，她留着钱干什么？”后来才知道每逢过年过节，母亲把这些钱分给我的三个儿子（后来还有儿媳孙子），一个侄子，两个外甥，等于把这些钱又给我和弟弟妹妹退回来，二是用来打发街坊邻居。母亲剩下的钱全部化整为零，有一元的、两元的、五元的、十元的。母亲很可怜村里的穷人，人缘口碑特别好。下来土特产品瓜果梨枣花生地瓜，街坊邻居都送给母亲，母亲从来不让人家空着篮子走，而是把我捎给她的大米给人家舀一瓢，或者把零钱给孩子上学，有时她在床上睡着了，人家把东西送去，母亲醒来问明情况，就让我妹妹把别的东西也送一些给人家。时间长了为了减少麻烦，我妹妹把来送东西的人代表母亲一一打发，母亲知道后很高兴。
从我18岁走上革命道路那天起，母亲从来不让我到村食堂吃饭，也不让我到任何街坊邻居家哪怕是我的好友家吃饭。母亲说：“到村里吃饭影响不好，大家伙还有意见。街坊邻居请你吃饭标准高了，人家得花钱，标准低了，人家难为，住家过日子不容易啊。”按照母亲的教诲，四十多年来我只有1984年党支部几次派人来请实在推托不掉而且母亲也允许了，中午我在村里吃了一顿饭。以后再没有吃村集体一顿饭，也没有一次到任何一家去吃过请。母亲确实是一个一心一意为别人着想的好心人。
思母绵绵无绝期
1999年7月1日，旧历五月十八日，是我政治母亲和生身母亲同一天的生日。6月30日，我在青岛参加会议后，和爱人与烟台市委书记任海琛同志一起到烟台给母亲庆贺81大寿。任海琛同志知道我的母亲和党的生日是同一天时，非要把母亲接到东山宾馆三号楼去过生日。我推辞不过只好答应了。第二天上午我去接母亲去东山宾馆，母亲吃惊地问：“接我到哪里去？”我就把真情告诉了她。母亲说：“在你弟弟家不挺好吗？为什么非去麻烦人家，我不能去。”我告诉母亲，今天也是党的生日，我们到宾馆给你过生日很有纪念意义，母亲答应了，但马上问：“吃饭花多少钱？如果叫公家给钱我不去。”我和弟弟说自己给钱。那时母亲病重在身不能走路，只能坐轮椅了。中午吃完饭后，我推着母亲在宾馆周围转着看看，母亲给我说了两遍，只准这一次，不准第二次来麻烦人家，我答应了。 2000年春节，身患重病的母亲还是坚持回老家过春节。尽管她坐着吃饭都很困难，基本上不能接受乡亲们对她节日的祝愿和问候，但充满无限感情的母亲还是要回家和大家见面。我从济南赶回家，坐在炕上的母亲摸摸我的头，摸摸爱人的手，她的左眼已经失明了，右眼的能见度也很低，看不清我的面孔，她只能摸摸我的脸，拉着爱人的手久久不放。看到炕上母亲仍然铺着那床足有十几年的旧褥，我知道母亲坚决不让换新的，心情很酸痛。晚上母亲让我把她抬到院子看看街上放的礼花。等到络绎不绝的人来给母亲拜年问好时，母亲躺在炕上再也没有力气坐起来接受众人的问候了。
我和弟弟已经从母亲的身体状况预想到母亲要离开我们。正月初五和弟弟妹夫一起到父亲的坟旁选择了母亲去世后的葬处。想到母亲要离开我们，我心如刀绞，眼泪怎么也止不住。正月初六，我和爱人孩子都要离开家了，母亲紧紧拉着我的手，又用力握了握，我感觉到这是一种慈祥的厚爱，也是一种无形力量的寄托。母亲只能从窗口用目光给我们送行了。上车后我的爱人热泪盈眶，车子一离开村竟禁不住在车上大哭起来，一直哭出20多公里……
母亲和我爱人相处30多年，对我爱人像亲女儿一样。母亲帮助爱人拉扯着三个儿子，那时候我和爱人的工资加起来64元，生活异常艰苦，我和爱人及孩子几乎都是穿补丁衣服，席子破了就里外颠倒过来铺。床单破了就从中间剪开重新缝合好再用。我在公社工作时又很少回家，家庭重担全落在爱人身上，母亲看在眼里，疼在心里，全心全意帮助儿媳省吃俭用料理家务，用尽精力织花边来补贴家庭的开支。爱人任劳任怨，从不和母亲吵架。母亲有时脾气急躁，批评几句，爱人从不和母亲计较，埋头工作，勤奋料理家务，婆媳间建立了一种远比千千万万家庭所难有的深厚感情。爱人的眼泪既是孝情的绽放，也是发自内心对31年和睦相处的慈母的一种伤感。
2000年6月，参加在烟台召开的全省科技大会，正好又赶上母亲的生日，市委书记任海琛等同志还是坚持把母亲接到东山宾馆过生日。想到母亲去年对我的要求，我谢绝了，在弟弟家里给母亲过了生日。母亲已经不能下床，我把宴席上的蛋糕和饭菜拣了一些端到母亲床前，把母亲扶起来，和母亲一起过了她最后一个生日。
母亲一生没有掌过权，用过权，但她用平平凡凡的小事构筑她一个有益于人民的崇高形象，她用这个形象，深深地影响着我，使我终生在为人民掌权用权的过程中，不谋私利，一心一意为党工作，为人民服务，和广大群众保持着紧密的联系。我在济南任十年市长，家里电话号码从来没换，普通老百姓都可以打通，这是母亲人格魅力给我的力量。我离开市长这个职位到省里任副省长，已经近四年了，每当我和爱人、孩子在街上行走、市民仍呼我市长时，我感到百倍的亲切，市民们没有改称呼，就意味着对我感情的倾注，我离开济南后市民们对我的评价，我相信党组织和认识我、千千万万不认识我的人们，心里都有一杆公平的秤，联想到古人“欲建功于天下，必修于闺门之内”的古训，我深感十分有道理。闺门之内的家德教育用母亲的道德力量传给了我，又使我很快地融合到党的教育洪流中，才有了我的今天，有了我值得庆幸的一生。
2000年10月28日，阴历十月初二晚上，接到母亲去世的消息，我悲痛万分，连夜赶往烟台。深夜两点我赶到医院，烟台的领导把我带到母亲的病房，母亲静静地躺在病床上永远闭上了她那慈祥的眼睛。我含着泪摸着母亲的脸，又摸着她那已经伸不直的双腿，心如刀绞。我守在母亲身旁，整整到第二天下午。
母亲去世的消息，从多个渠道不胫而走，一大批党政军领导、当地群众送来了花圈，在火化场母亲的灵堂，亲戚朋友和各界送来的花圈已摆满了灵堂大厅，又在路两侧也摆了两行长长的花圈，向母亲遗体告别的人不知多少，只知道告别仪式持续了近一个小时。
遵照母亲的遗言，我和弟弟妹妹丧事从简，既没有送灵的长长的车队，也没有雇吹手吹吹打打，更没有穿白衣戴孝。当我捧着母亲的骨灰盒，弟弟捧着母亲的遗像回到家乡时，村委会的门口站满了黑压压的人群，大门口站不开，人们就站在远处的高台上，站在河两边的石台上，我村总人口1200多人，这一天，人们放下手里的活儿，党支部和村委会没有统一组织，村里足有六七百人自发地起来向母亲的遗像进行了三鞠躬，各家各户自觉送来的黄烧纸整整两大堆。从我村到父亲的坟地不足一公里的路上，前来送葬的人群自动排成两行。母亲的骨灰盒已到了坟地前，后面的人群还没离开村子，七十多岁的老支部书记邢绍山和一批老党员、老干部，现任的支部班子、村委会班子、母亲生前友好、受母亲惠及的街邻都来了。母亲的丧事极其简单，但是在母亲骨灰下葬后举行的三鞠躬长长的队伍中谁都想给母亲鞠躬，以表示对她老人家的深切哀思。葬礼持续了一个半钟头，两大堆烧纸烧了整整一个钟头。缕缕青烟飘向那万里无云的蓝天，一片片纸灰在和煦阳光下缓缓散落下来，难道这是母亲的忠魂在人间的飘舞吗？
说起来很奇怪，也可能是一种巧合。母亲去世的第二天，天气突变，北风怒号，乌云密布，大海波浪滔天，路边的树木落叶纷纷，树枝发出呜呜的悲鸣。但是到了第三天下葬的早晨，风停止了呼啸，天空放晴了，蓝蓝的天上没有一丝白云，阳光暖暖的，山山水水显得那么和谐，那么静谧。2001年、2002年、2003年连续三个周年期，我都带着爱人、儿子、儿媳和孙子给母亲祭悼，天空都是那样的晴朗，天气都是那样的暖和，这是不是上苍对母亲恩德的回报呢？
母亲走了，她走得是那样的潇洒，那样的郑重。她哭着来到了世上，笑着离开了人间。她笑得是那么的坦然，那么的开心。她在抚养我的家乡热土上生活了整整58年，洒下了无数的汗水和泪水。她用这无偿的汗水和泪水，灌浇着我父亲给她留下的这两个儿子和一个女儿。当她笑着离开我们的时候，她已经深深感到在社会主义社会的怀抱中享受到四世同堂的天伦之乐，更使她感到自豪的是，她两个儿子已经在党的怀抱里成长壮大，四个孙子又踏上了新的革命征途。当她挥手向我们告别时郑重地对我们说：“你们已经长大了。”
再见吧母亲，您空着手轻轻地走了！没有给我们留下什么物质财富，但您的高贵品质和以天下为公的精神却给我们弟兄二人留下了一笔难得的精神财富；我们已经利用这些比金钱还贵重的精神财富，为党、为人民、为社会创造了数以万计的物质财富，党和人民给我们的政治上如此庄重的高位，已经给您永不消逝的精神以最大的安慰，您老人家放心吧！
安息吧母亲！您静静地躺下的时候，还有两个月零两天，人类就进入到21世纪，您是在世纪之交前匆匆离开我们，静静躺在地下，您交给我们的使命就是在新世纪把您的牺牲、奉献接过去，继续让我们为党为人民发奋工作；继续把您疼爱的四个孙子教育好，培养好；继续把您的精神传下去，永远发扬光大，让他们在新世纪有新的更大的建树！
放心吧母亲，您的心血决不能也不会白费，您在九泉之下，已经听到了这六年来我们兄弟俩在一文一武的岗位上创造着让党和人民高兴满意的一个又一个业绩。我俩也很快就要离开工作岗位了，让您放心的是我们决不会也不能改变本色，永远忠于您衷心热爱的党，永远忠于您崇拜的毛泽东思想，永远忠于您衷心拥护的社会主义制度，永远以您为榜样，永远做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
永别了，母亲！千言万语说不尽您高山一样的养育之恩，今生今世难报您大海一般的深情。我愿这篇以几十个不眠之夜写就的文字，像朵朵鲜花，像簇簇绿叶，像悠悠云锦，像片片白雪，给您送去春的问候，夏的清爽，秋的丰收，冬的温馨。愿齐鲁大地那些白发苍苍的老母亲，愿胶莱河畔那衣着褴褛的母亲，愿那些正在养育着非凡和平凡儿女的伟大母亲，愿天下那些为建设家园、为儿女成长、为祖国富强，以慈爱博大的胸怀，艰苦韧忍、孜孜以求的母亲——平安、健康、幸福！
母亲永在我的心中！
我的母亲已经辞世十多年了。2000年10月28日，82岁的母亲那颗淳朴、善良的心脏永远停止了跳动。十几年来，我无时无刻不在思念着她：母亲没有给我留下什么贵重的物质遗产，两手空空地走了；也没有给我留下什么庄重遗语，悄然而逝；但母亲给我留下的精神财富却是那样的丰厚，贵重，一生永远深深地影响感染着我……
苦菜花开心向阳
母亲出生在民国初年军阀混战的1918年一个贫苦的山区农村家庭。姐妹四人加上我的舅舅，全靠外祖父辛辛苦苦耕作的几亩山坡薄地维持一家人的生计。母亲八岁时，家庭实在养活不起，外祖父以给姐姐作伴的名义把我母亲送到大姨家去生活。大姨所在的村坐落在丘岭顶上，虽然大姨夫靠做花边贸易家境还过得去，但在那个战乱的岁月，天灾人祸并没有对这些贫瘠的山村给予半点的恩赐和宽容。我刚懂事的少年时代，母亲经常给我讲村子因为霍乱病一下子死了多少人，生麻疹一下子死了多少孩子，绑票的杀了多少人，抽大烟的毁了多少家庭，国民党地方军阀蔡晋康的三团怎样横行霸道、滥杀无辜，这些故事听起来很可怕，以至我晚上常常不敢到街上玩耍。我小时候可以说是听着母亲讲的这些真实故事长大的，长大了我慢慢明白，这些旧事虽然是从讲故事的愿望出发，但是从政治的角度来审视这不是最好的阶级教育课吗？母亲使我从少年知道了旧社会的黑暗，是我最早的爱党爱社会主义制度的启蒙老师。
1942年至1943年母亲曾随着父亲到大连去打过工，当时处在抗战年代，母亲亲身经历了日本帝国主义血腥统治的恐怖时期，多次讲到日本兵怎样用刺刀杀中国人；晚上不敢点灯，防止飞机轰炸；亲眼目睹日本鬼子怎样在大街上抓妇女，日本兵怎样到柜台上抢东西。我的哥哥在大连不到半年就夭折了，痛失长子的父母亲当时极其伤心。在大连实在混不下去，父母亲从大连返乡时，数量不多的打工钱在大连港口又被日本兵和伪警悉数搜去。父亲好不容易托朋友坐上船到了烟台，身上一文钱也没有了，父亲和母亲从烟台沿途讨饭跋涉回家。母亲是一个小脚女人，这一百多里的山区羊肠小路对母亲来讲是多大的折磨、摧残。
1947年8月国民党第八军重点进攻山东革命根据地，母亲协助当时担任农会主席的父亲做群众的转移工作，自己家的东西没有来得及转移，结果被蒋匪军和还乡团抢走了，包括母亲结婚时大姨陪妆的衣被和母亲织花边挣来的钱。这是在大姨家从8岁到22岁14年积攒的心血（也包括大姨的馈赠），一下子被洗劫一空。本来就不富裕的家庭又贫困了一大步，母亲伤心极了，每当提及此事，她特别痛恨国民党反动派，一直到她的老年。
母亲经受的苦难，铸就了她一生对旧社会的无比憎恨和对新社会无限热爱的高尚品质。她从心里热爱党、热爱毛主席、热爱社会主义。我刚记事的时候，家里就一直挂着毛主席像。1965年，母亲把毛、刘、周、朱、陈、林、邓七大领袖的画像买齐，在西房间挂了整整一墙。这充分体现了她对党的领袖的无限热爱。她不是共产党员，但确实像一个忠诚的共产党员那样热爱自己伟大的领袖。1989年我任县委书记时买了一套马、恩、列、斯、毛、刘、周、朱等革命导师的丝绸挂像回到老家，使我感到惊喜的是，母亲不仅能非常熟悉地叫出毛主席、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的名字，还略有思索地把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名子都叫出来。这些导师和领袖的挂像在我老家一直挂到现在。这是我对伟大导师发自内心的崇敬，也是对我母亲这种高尚政治品质的怀念和纪念。母亲不止一次地当面给我讲：“这辈子你不管忘了谁，你忘了我也可以，但不能忘记毛主席，忘记党。”这句朴素而鲜明的教诲，影响了我整整一生。40多年来在党的怀抱里一直激励着我勇往直前。
我的家庭是一个革命家庭。1941年许世友和林浩同志领导的抗日队伍打开牙山建立根据地以后，我的两个伯伯先后加入了共产党，我姑妈入党时才16岁，是我村第一个女共产党员。那时我村处于解放区和敌占区的边缘。两个伯伯先后担任过村农会主席，都因敌人的追捕而离开家乡去参加了八路军。姑妈是妇救会主任，白天晚上忙于开会，晚上有时很晚才回来。爷爷和奶奶不知道姑妈在外干什么，而姑妈严守党的秘密，又不能把真情告诉爷爷，所以经常遭到爷爷的责打。母亲虽然也不知道姑妈是共产党员，但她从姑妈的行动中觉察出姑妈是在做一些好的事情，决不是在外乱来，就理直气壮地上前用身体保护姑妈，劝说爷爷。有一次，姑妈被爷爷锁在屋里，母亲就偷偷从门缝给姑妈送饭吃。姑妈从门缝递出一张纸来，让母亲送到一个姓于的人手里，收条人让母亲无论如何要把姑妈放出来。在讲封建礼教的家庭，儿媳是不敢冒犯公爹的，可母亲还是冒着风险把姑妈放出来。爷爷傍晚下地回来听说母亲放了姑妈，严厉斥责母亲，母亲连气带吓，一天没有吃饭。那时，党组织在我县成立了第一个合作社，父亲任合作社主任常不在家，姑妈晚上开会回来晚了就和母亲待在一起，母亲都偷偷地给姑妈留着吃的，早晨再把姑妈放出去工作。有一次爷爷又把姑妈关在家里，姑妈在屋里都急哭了。母亲以找东西为由把姑妈放了出来，爷爷知道后对母亲又免不了一顿严厉斥责。母亲就是这样在家庭中掩护着姑妈从事党的地下工作。本来母亲过门后凭着她的聪明才智和贤惠，很得爷爷和奶奶的赞爱，但从和姑妈扭在一起后，爷爷奶奶对我母亲冷漠了不少。1946年我刚出生不久，家庭就分家了，姑妈随后也出嫁了。直到出嫁时爷爷奶奶当然也包括母亲都不知道姑妈是共产党员。1949年党组织公开时，我村党组织在南山用铁制话筒一个一个公布党员的名字，当爷爷听到他6个孩子中有4个是共产党员时（我叔叔在1952年也入了党），一屁股坐在猪圈墙上，不知是高兴还是悔恨，流下了一串长长的眼泪。事后奶奶到我家对母亲说：“老东西（指爷爷）后悔啦，当初给你和你小妹（指姑妈）那么多气吃，冤枉死你们两个了……”说完泣不成声，母亲也一阵心酸哭了起来，婆媳俩痛痛快快哭了一场。
1947年，父亲加入了党组织，任村农会主任，还兼着栖东县工人合作社主任的职务。那时国共两党的战火由李弥率领的第八军重点进攻山东而带入到我们家乡，父亲白天忙着扩军支前，组织群众转移，民兵训练，晚上到合作社工作整整一夜。妹妹那时也出生了，家里的活，包括农田的活，全压在了无怨无悔的母亲身上。我刚记事的时候，我家的南屋每天都有成群的人进来出去，很多人还抱过我。区里来的负责人几乎全住在我家吃饭，麦子吃完了，姥姥又给送来一袋麦子，母亲把我和妹妹送到奶奶的炕上，自己捧着磨棍推着上百斤的石磨一推就是一下午。推完磨，扛着盛面的纸缸子在回家的路上，又饿又累，一阵眩晕，一纸缸的白面全扣在大街的石缝里，左腿跌得一片紫青，终于病倒了。母亲把姥姥请来照料我们，义无反顾地继续支持父亲的工作。1946年和1947年，父亲被县政府分别评为三等功和二等功，直到现在我还保留着父亲的奖状，县长林青和代县长战车的大印方方正正地嵌印在两个奖状上。我想，父亲的功劳状上，实实在在应该有母亲的一半。 母亲和千千万万从旧中国走过来的农村妇女一样，对毛主席有着无限深厚的感情。毛主席号召走互助合作的道路，她带头参加；毛主席号召办人民公社，她积极响应；她不识字，但在60年代中期那个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时代，母亲竟能背上十几条毛主席语录；1966年夏天党支部动员近50岁的母亲把发髻剪掉留着半发，带领留着封建社会遗痕的小脚老人到台上歌唱《东方红》，母亲从来没唱过歌，没跳过舞，但母亲毅然接受了这个任务，经过几天的排练，母亲带领二十几位老人唱出了时代的最强音——欢腾的群众中，大家几乎都看到母亲含着泪两次用衣襟擦眼睛才唱完《东方红》的。后来母亲对我讲：“我大半辈子找不到机会表达对毛主席、共产党的感情，这次让我上台我使劲唱，就等于我向毛主席献了爱心，心里舒坦多了。”这是母亲的心声，这是她那颗高尚红心的表达！
1970年，弟弟高中毕业后，我和母亲几次商谈弟弟的去向。我的意见，因为弟弟在校时是班团支部书记，优等生，有机会让他当工农兵大学生。母亲不同意，她坚持让弟弟当兵，她说：“你们弟兄两个应该有一个保卫国家的，你现在不能当兵了，我叫你弟弟去当兵，这样我才放心。”1971年正赶上“9.11”林彪叛逃事件，1972年国家没有征兵任务，这时我仍然坚持让弟弟上大学，母亲还是坚持让弟弟当兵。1973年1月，弟弟终于当兵了，他既没有辜负党的教导，军队的培养，也没有辜负母亲的厚望，从一个普通士兵成长到今天一个师长。
慈母待我如严父
母亲一生没进过校门，更没有受过一次正规的政治训练，但她凭着对新旧社会的爱憎感情和对党报恩的直觉，始终从政治上关心着我，支持着我，监督着我。
记得我8岁刚入学当班长（当时称班主席）不久，我们五个同学第一批加入了少先队。我把红领巾戴回家给母亲看时，母亲非常高兴，当晚在煤油灯下一针一针给红领巾缝边儿，她一边缝一边问我说：“你们班60多个学生就你们5个入了队，知道为什么？”我不假思索地说：“我是班主席，学习又好。”母亲说：“不完全是这个原因吧？那4个不是班主席，怎么也入队了呢？”我答不上来。母亲又说：“学习好的又不止你们5个，那些同学为什么不能入队呢？”我还是回答不上来。母亲说：“你们这批孩子共60多个，你看看有比你大七八岁的才上书房，旧社会他们家里穷上不起学呀。你们这批孩子也有福哇，现在能上学了，是新社会的第一代人，我琢磨着是叫你们5个人带个好头，把大家带上正道，是不是？”母亲讲的这个道理我不太理解，但我觉得母亲说的肯定有理，我点了点头。
第二年春天我当了少先队的大队长，可事隔两个月，在一次课外活动时，我和几个调皮的同学在追逐中把打麦的场院给踩坏了。场主找到学校，我的大队长当不成了，被撤调为中队长。放学后硬着头皮进了门，我想母亲肯定要打我，责骂我。正在做晚饭的母亲见我进门后先让我帮她烧火做饭，然后一边做饭一边问我：“犯错了吧？老百姓摆弄一个场院不容易，又推泥，又填沙，又泼水，又拉砘，叫你们几个学生一下子给糟蹋了，能不心痛生气吗？犯错就得处分，你从小要记住，伤害老百姓的事千万不能做……”母亲当时还给我讲了许多话，但“伤害老百姓的事千万不能做”这句话，在我幼小的心灵上打下了深深的烙印，几十年来，一直音犹在耳。
1958年大炼钢铁时，学校要组织学生到20多里外的田里村去河沙中淘铁砂。学校决定每班留一个护校的，我被留下了。晚上回家我高兴地把这个消息告诉了母亲。母亲听后脸上一点没有喜悦之色。停了一会儿，母亲问我：“你为什么这么高兴？”“我不用去遭那个罪了！”我回答得很干脆。母亲语重心长地说：“那么多的同学都不怕遭罪受难，有的身体都不如你，人家能去你怎么不去呢？”“这是老师决定的呀！”“老师偏向你对你有什么好处呢？这么大的活动你都不参加，怕受苦遭罪，有什么出息呢？要记住，吃苦遭罪是本钱。”在母亲的批评下，我还是要求参加了学校的统一活动。离开家的时候，母亲早晨两点钟给我打好背包，并特意为我炒了一小袋花生米。我当时怎么也理解不了“吃苦遭难是本钱”的道理，后来在革命队伍漫长的岁月里，我慢慢领悟了它深厚的辩证法和内含的哲理。
1959年8月，母亲和我在生产队的地里拔草，得到我考上初中的消息。母亲感到很高兴，而我的心里七上八下。因为我是老大，妹妹和弟弟也都读书，家里没有一个挣工分的，母亲也没有帮手，挑水、拾柴、侍弄自留地、干家务……活很多很多。母亲知道我不想上学的心事后非常不高兴，一边拔草一边给我讲道理：“现在都入社了，地里的大活不用你操心，家里活我都能干，没有钱我织花边供你上学。不念书有什么出息？将来回家种地没有文化也不行，学一定要上。”
我没有辜负母亲的希望，3年的中学生活，我一直是一个优等生。毕业时，母亲特意从生产队借了一个毛驴到学校驮行李，当老师告诉她我在3年6个学期操行评定中全都是甲等生时，我从来没看到母亲是那样的高兴。一路上，她用农民那淳厚朴实的语言，给我讲了许多耐人寻味令人沉思的哲理，虽然其中也不免夹杂了一些封建的礼教，那是时代对她的局限，但大道理是对的。我爱人后来常讲：“咱妈如果上过学，受过专门培训，肯定是一个合格的领导干部，是一个小脚政治家。”
毕业回乡后和母亲在一起生活了整整两年，回乡后我很快担任了村夜校的校长、团支书的宣传工作、小队会计、民兵连副指导员、政治教员，常常忙到深夜，母亲几乎在我每一个工作的深夜，点着煤油灯织花边等我。1963年，我终于累病了，一病就是五十多天，母亲手捧着我带血的痰痛心地哭了好几次。病还未痊愈，我要到公社教育站去把夜校需要的书背回来。母亲心疼我，但知道书运不回来夜校就无法上课，还是让我去了。我从20里地外把50多斤重的书背回来时，已经是傍晚了。母亲在村西头站着等了两个钟头，看到我发黄的脸色和被绳子勒红的手，她心疼万分，一把抢过去，替我把50多斤重的书背回了家。
作为回乡知识青年的先进代表，我出席过团县委的积极分子代表会，两次到母校给应届毕业学友作回乡体会报告，三次在全公社业余教育会上进行发言交流。1964年春天，我刚18岁，村党支部书记邢绍山同志找我谈话，要我加入党组织，将来进党支部当宣传委员，我把这个消息告诉了下地回来走到半路的母亲，没想到母亲第一句就问：“入党够条件了吗？找你大哥（指支部书记）谈一谈，还有哪些地方不够的叫你大哥指一指。当个党员可不容易啊！”我回答不出母亲的问题，我只感觉母亲对我的政治要求如此之高。后来因为我很快被组织上选拔到省团校学习深造，所以在农村没来得及入党，直到毕业后1966年在荣成县参加社会主义教育时才入了党。回家后我把消息告诉了母亲，在明朗的月光下，母亲坐在院子里长长地舒了一口气：“20岁了，长成人了，翅膀也长了，该自己飞了。但要看准方向，知道往哪飞。”这是多么有重量的语言啊！ 我刚要展翅而飞，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作为一个血气方刚的青年，在当时轰轰烈烈的政治气氛中，我真想在运动中当一个革命派。1966年初冬，我下乡路过村子顺便回去看望母亲，正逢在天津工作的二表姐也在我家。晚饭后我和二姐滔滔不绝地谈论文化大革命，谈论中我俩也流露出了对红卫兵一些过激行为的不满，二姐还讲述了当时天津市委书记万晓塘遭到红卫兵围斗而自杀的情况，母亲在一边织着花边一声不响地听着。时间已经过了深夜两点了，母亲喘了口粗气慎重地说：“我不懂政治，也没有开过什么会，但有一点儿你们两个听着：不管别人怎么闹腾，你们两个要管住自己，不打人、不骂人，不要游领导的街，不要给什么人挂牌、挂砖头，不要给领导贴大字报，不能喊打倒县委书记、县长的口号。昨天还好好的，今天就成了坏蛋，良心上过不去，伤天害理的事千万不要做，不要去逞那个强，当老实人不会吃亏。我是个妇道人家，说得对不对，你们自己去琢磨。”母亲说得很动情，说到最后情绪很激动。我不解地望着母亲，但我相信她的话是对的，听她的话没有错。果然我在文化大革命中没有当造反派，而是当了“保皇派”，后来又被当时省革委主任王效禹领导的三大红卫兵组织正式定性为保守组织，整个县城大喇叭铺天盖地，非要我们投降，不然就摧垮。1968年1月，我们就是被造反派硬硬地给打垮打散了。母亲听到这个消息后，打发我弟弟到县城把我叫回了家，我迷惘地向母亲讲述了按她的几个不的要求去进行文化大革命而当了保守派，母亲微微地笑了笑说：“保皇就保皇吧，反正是保的共产党的干部，有什么不好？不要紧，沉住气，谁好谁坏还不到时候。”
我真佩服母亲的先见之明。果然不出所料，1970年之后，那些在“文化大革命”中红得发紫的造反头头，一批一批地倒下了，形形色色的犯罪行为都一一得到法律的惩罚。那时正赶上母亲给我看孩子，惩办大会开会后母亲看到广大群众喜气洋洋的面孔，自言自语地说：“善有善报，恶有恶报。”
深明大义莫如母
1975年我29岁那年，我从公社党委二把手的位置上被党组织提拔为县委副书记、生产指挥部核心小组组长（当时没有县政府）。我没有把这个消息立即告诉母亲，而母亲从我村党支部书记口中已经得知了。一个半月后，我下乡检查生产，顺便回家看望母亲。她见到我，并没有流露出多少喜色，却在坐下后郑重地、关心地问我：“你提这么快，有准备吗？能干好吗？”我回答母亲，没有思想准备，能不能干好我没有作声。母亲说：“你进步我高兴，官当大了，我操心啊！二十几岁怎么能挑起这个担子。”我虽然不全理解母亲为我操什么心，但从她的话语里也猜到了七八分。走的时候，母亲把我送到吉普车前，拍着我的肩膀亲切地说：“为工作坐车不要紧；如果来家看我，不要坐车。还是骑着自行车来家，年轻轻的也累不坏。”我完全明白了母亲的意思，从此我和爱人回家看母亲都是骑自行车。1978年暑期，我带领全县万名高中以上的学生在牙山搞完造林会战后，想回家看看母亲。想起母亲的要求，我便和李秘书步行翻山越岭走了整整一上午，下午一点半到家。看到我风尘仆仆，母亲又赞成又心疼，特意给我们做了一盆鸡蛋西红柿酸辣汤。
我没有辜负党组织的培养，在工作上从没有让母亲为我操心。栖霞县委一班人在陈永义书记带领下，同心同德，把领导班子凝聚力形成的聚变效应转化为个人积极性发挥的裂变效应，使栖霞当时的各项工作都走在烟台地区18县的前列。我当时虽然党内排位是最后一位书记，但我深知生产指挥部就是“文革”前的县政府，地委和县委把我放在实际上的二把手位置，这是对我的信任，更是对我的考验。我耳边经常响起母亲“能干好吗”这句警语，下决心老老实实做人，兢兢业业工作。当时我又有了一对双胞胎儿子，家庭的里里外外一切全压到爱人身上，而我骑着车子在全县跑，一下去就是十几天。陈永义同志和我们一起带领全县人民，顶住干扰，敢想敢干，不仅抓粮食生产，也抓多种经营，县属工业、县级财政都在烟台地区遥遥领先，工业生产被地委领导称赞为“山沟飞出金凤凰”。在1977年3月全国林业水产大会上，李先念同志亲自把林业先进单位的奖颁发给了我。我的母亲从广播喇叭里听到这些消息后是多么高兴。
但让母亲操心的事情也终于发生了。1978年底，上级下了一道命令：凡是在粉碎“四人帮”之前提拔的县、市、厅级年轻干部原则上一律免职重新到基层锻炼。我被免职调到牟平观水公社任党委书记。这一阵急风确实把我吹懵了。我百思不解其意：我是省委组织部和地委县委多次考察选拔的；“文革”中没有严重错误；在官道公社工作5年的成绩是大家公认的；到县里来工作也是历史上最好的时期之一。我有些迷惘而且头脑不那么冷静了。我带着沉重的心情把这个消息告诉了母亲。
看得出来，母亲关心的不是我的职务高低问题，而是担心我犯了什么错误。母亲严肃地对我进行了详细的询问：有没有吃私和贪污？有没有做让老百姓不高兴的事？有没有打人骂人逼死人？有没有作风问题？有没有和县委其他同志闹不团结？有没有自高自大……母亲问得很多很多，我能看得出来她脸上不时流露出忧虑和疑惑。我给母亲一一都做了如实的回答。我同时安慰母亲：全省不光是我自己，有相当一批人和我一样。而且我还告诉母亲，在让我到牟平工作时地委特意给牟平县委做了这样的一个特殊的交代：给我选一个人口不多也不少、经济条件不好也不差、离老家不近也不远的公社。观水公社和栖霞接界，就是这“三不”的理想地方。母亲听后好像从内心悟出了让她放心的道理，晚饭后，母亲又和我谈了好长时间，也用宽慰的口吻说：“人哪，首先要知足。你六岁就没有爹，我把你拉巴成人，共产党又把你提到县委副书记，这已经够好的了。我从来没有嫌你官小，你初中毕业的时候，我很眼馋邮电局的送信员，那时我想，你能当个送信员我就满足了。人，跌倒了能爬起来才是好样的。再说，党还让你继续干公社书记，咱村四百多户，有几个干公社党委书记的？眼前就你自己。不要对领导有意见，不能对党耍脾气，我琢磨，这也是一次对你的考验。官多大是大？公社党委书记干好了照样有出息。你们搬家后，我去给你们料理家务。”这话简朴而有哲理，让我一下子心平气顺了。 我搬家的时候，母亲亲眼看到县委大门口东西一百多米站满了欢送的机关干部，街南站满了含泪欢送的干部家属和姐妹，连孩子的老师也含泪赶来相送，县委书记闫善本同志带领一班人亲自把我送上吉普车。看到这情景，母亲明白了，她对我在本县工作时的为人处事放心了。
我在观水仅仅工作了一年。在这期间，母亲在我家里住了大半年。她精心照料家庭，日夜操劳地干着家务，细心抚养她的三个孙子，和我爱人和睦相处，全力支持我的工作。
1980年春天，烟台地委明确指示把我调到城关（即后来的宁海）镇任党委书记。城关是全县的政治、经济、商业文化中心，人多地少。我曾在栖霞县委工作过，尝到过工业立县的甜头。而现在，从天时讲，党中央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已经一年多了，全会确定把党的中心工作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宁海这个舞台完全可以成为我“无工不富”想法的尝试地；从地理位置上讲，宁海西靠烟台、东临威海，是烟威的必经之路，也适合于发展工业。经过三个多月的深入调查，广大干部党员和群众一致认为：宁海的农业已经没有更大的发展余地，要把这条古老硬化的板块变成柔软而富有弹性的经济大镇，必须走工业立镇的路子。7月初，我把宁海镇发展的八条措施向县委书记刘忠孝同志作了详细汇报，得到他全面的认可。7月20日，他让我在全县四级干部会议上作了一个长篇发言。那时候计划经济还千里冰封地笼罩着大地，市场短缺已经向票证供应的陈旧计划体制发出了最严厉的警告。我紧紧抓住两个村办工业的典型，在宁海镇65个村子，大张旗鼓地推进了工业化大发展的进程。与此同时，经过广泛的党内外群众路线的推荐、选拔，调整了36个支部书记。1986年，时任省委副书记兼济南市委书记的姜春云同志听取了我关于支部书记选任的“火车头改型工程”后十分赞扬和肯定。
在那个商品奇缺的时代，几乎是上什么工业项目都能挣钱，大上挣大钱、小上挣小钱。在发展乡镇企业浪潮的推动下，到1980年底，宁海42个村子办起了服装厂，26个村子办起了机械加工厂，18个村子办起了汽车配件或修配厂，17个村拉起了建筑队，食品厂、氧气厂、木材加工厂、玩具厂如雨后春笋，村办企业像地下的喷泉一样一股脑涌出来，宁海镇的工业很快形成了燎原之势。到1987年全县财政总收入7000万元时，宁海镇的财政贡献率占据了全县整整一半，相当于全县其他17个乡镇和县办工业对财政贡献的总和。1989年被国家民政部评为全国第一镇，获“大地杯”的高奖。
我在牟平工作的十年间，母亲大部分时间和我住在一起。她从照片中看到华国锋（1981年）、胡耀邦（1984年）、赵紫阳（1988年）、江泽民（1988年，时任上海市委书记）来宁海视察的照片，看到汪东兴、万里、胡启立、乔石、温家宝、田纪云、吴学谦等三十几位党和国家领导人与我的合影，听人讲过全省乡镇党委书记以上的干部几乎都来宁海参观学习过，知道全世界各国驻华大使馆的大使和参赞都来考察过，又眼见我被组织重新恢复了县委副书记后又当了县长、县委书记这个全过程。我想母亲应当是为此而感到欣慰的吧。
1989年春，我又被任命为省农委副主任。从感情上讲母亲舍不得我离开她，但从工作的需要上，她知道我必须离开她。离别的时候她没有掉泪，而是和颜悦色地笑了，笑得是那么开心，那么深情。我在革命人生道路上进步，在母亲看来这是党对我信任的印证。她看重的不是我的官位，而是党对我的信任程度。可以说，她对党、对毛主席、对社会主义制度那颗纯粹的心，全部凝聚在对我进步的鼓励和监督上。
中篇
母亲的艰难岁月
1952年，年仅32岁的父亲因积劳成疾去世了。那年我6岁，妹妹5岁，弟弟才9个月。父亲的去世对我的家庭、我的母亲和我幼小的心灵是个沉重的打击。
本来，在1949年，上级决定让父亲参加南去接管青岛的干部队伍，但出于工作的需要，党组织把父亲留下了。我的父亲虽然只读过四年书，但文才很好又打一手好算盘，加上党的培养，是一个德才兼备的好干部。他对党的事业忠心耿耿，在当时那样艰苦的条件下父亲能立三等功、二等功，没有他对党的忠诚是挣不来得不到的。1949年胶东刮台风，庄稼几乎绝产，家境十分困难。父亲忙于工作，家里的活干不了，经常雇一个短工，母亲抱着妹妹领着我去送饭给雇工吃。吃完饭母亲就在地里干活，我和妹妹在地里玩。母亲从不叫苦，她知道父亲肩上的担子。我常常跟着母亲到井边挑水，母亲挑着一担水上家门口高台时两腿都发抖，只得半侧着身子一个台阶一个台阶挑上去。每到中午和晚上，母亲打发我去叫父亲回家吃饭，父亲会高兴地把我扛起来，我捧着父亲的头，坐在父亲的肩上，心里美极了。时间长了，我常到村政办公室去等父亲。他们有时好几个人开会，有时还打算盘，还在写什么。我等父亲的目的是让父亲扛着我回家。1951年下半年父亲因劳累病倒了，从此再没有爬起来工作。1952年春天，党组织把我父亲送到青岛治病。大清早走的时候，母亲极力忍住悲痛，好言劝慰父亲，鼓励他安心治病。当父亲的身影消失在远方，母亲关上门坐在炕上忍不住大哭起来。她知道父亲这一去很可能就难再回来了。果然不出母亲所料，父亲的病在青岛治疗一个时期，又转到天津。表哥表姐没有把病情告诉父亲，尽了最大努力进行救治，终于无济于事。8月，父亲坚持回家和全家人过一个团圆节，坐火车到了桃村，乡亲用担架把父亲抬回了家。在父亲回家的二十几天里，我几乎天天守在他的身边。父亲知道自己将不久于人世，我常听到他嘱咐母亲怎样把我们姊妹三人拉扯大，怎样咬着牙过日子。有一次父亲劝母亲如果实在过不下去可以嫁人，母亲马上打断父亲的话说：不，我不嫁人，我有一口气，也要把孩子拉扯大，你放心，我决不走那条道。父亲又摸着我的头问我：我死了以后你怎么办？我哭着说：我有妈妈。父亲捧着我的头哭了，母亲哭得更悲伤。
给父亲送葬时，我和妹妹赤着脚走在父亲的灵柩前。送葬的人和看葬的人几乎都哭了，特别那些女村民，没有一个不落泪的，站在高处的几位街坊嫂子都哭出了声，这哭声至今还音犹在耳。这哭声表达了乡亲们对父亲的哀思，更表达了对我这个慈善母亲的同情。 父亲的离世，把许多不祥的忧虑笼罩在我幼小的心灵。我的家再也没有父亲健在时那种温馨之感了——孤独、悲伤、苦难、寒冷一下子覆盖了我的家庭。在解放初期那个一家一户的单干年代，这个日子确实太难啊！
家里有八亩地，分散在村东村西，距离近十里地。家里只养着一头母牛。坚强的母亲擦干了眼泪，挺起了腰杆，勇敢地挑起这沉重而艰难的家庭重担。
我清楚地记得，早晨我和妹妹、弟弟睡醒后，母亲已不知什么时候下地走了，我踏着凳子把锅盖掀开，取出母亲已经做好的早饭，我和妹妹吃完饭再喂弟弟。中午，汗流浃背的母亲扛着锄头回来了，放下锄头以后先给弟弟喂奶，然后挑起水桶挑一担水，再给牛添上草，就忙着烧火做饭。饭后再给弟弟喂完奶，让弟弟睡熟，母亲趁着人们午休的时候，又悄悄地给我关上门扛着锄，提着篮子下地走了。天黑了，下地的人们都已走回来，我坐在门口大街石台上等着母亲，不知道母亲是从东边回来还是从西边回来。我左右看望，路上已经很少有人了，昏暗中母亲才影影绰绰地出现，篮子里满满装着山菜，回到家第一件事是把弟弟捧到怀里喂奶。有一次母亲下地回来，我和弟弟在门口等母亲，母亲一看弟弟那憔黄干瘦而且沾满污垢的小脸，流着汗水把弟弟搂在怀里，坐在不远处的玉顺大嫂见此情景禁不住捂着脸哭了起来。我长到十几岁时母亲告诉我她为什么早出晚归的理由。原来母亲从她强烈的自尊心考虑，扛着镢、扛着锨、扛着锄下地怕人家笑话。她毕竟才34岁，而且是一个小脚妇女，也曾是我村的“第一夫人”。从我记事起，小脚女人从来没有扛着劳动工具下地的。看着人家男人扛镢，女人提着篓下地，母亲从内心有一种自卑感。但母亲又是一个坚强而有道德感的人。自父亲死后，母亲怕人家说闲话，她从来没雇过短工，硬是咬着牙里里外外一个人支撑着这个苦难的家庭。幸好父亲去世时想到母亲难处，让我认他的一个多年至交为义父。义父家里有毛驴、有牛，我家八亩地的大活主要是义父担当。义母也是一个很厚道的人，有时我们两家合在一起干活。义父在父亲去世后对我们家庭的支持是很大的，他自己家还有十几亩地，真是很不容易。我七岁就跟义父下地，帮助拉耠子，赶毛驴送粪，驮柴禾。我也经常和母亲一起下地劳动，尽力干那些我能干的活。下地回来，我一边走路一边拣些干草和枝条。母亲看见我这么小就给大人分忧，十分欢喜，夸我有出息。
我的母亲手很巧，做小米干饭、擀面条、包饺子都非常出色，她织的花边在全村一直保持着第一名。不管多难织的花边到我母亲手里都轻而易举。母亲白天下地，晚上点着煤油灯，整晚上哗啦哗啦地织着花边。有时为按期交货，母亲一直织到天明，白天再去下地。母亲用她这双勤劳的手维持了我家庭三十几年的生计，一直到她66岁。我和爱人结婚6年也没戴上手表，1975年我和爱人狠心买了一块上海表，母亲用织花边的钱给我付上了。我在县委当副书记时月工资34.5元，爱人工资30.48元。母亲给我看着孩子，料理着家务，整天不停地织着花边，一个月下来，少则二十几元，多则三四十元，给我们补贴家用。可以肯定地说，没有母亲勤劳的双手，我的这个家庭很难支撑下去。
母如磐石 少年立志
母亲端庄贤淑，1.66米的个子，一头乌黑的头发，当时在我们这个三百多户的大村堪称百里挑一。有一次街东一个单身汉托人给母亲说媒，母亲不仅当场回绝，而且后来在街上碰到那个求婚人还奚落了他一顿。她脑中固然有封建社会“三从四德”意识的束缚，但她决不单单受封建意识的羁绊，在她的心目中，我是一个革命的后代，她从我身上本能地察觉到我是一个值得培养的孩子，自己决不能再嫁人，那样很可能毁了我政治上的一生。1954年，我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标志着妇女解放的婚姻法颁布了。这是解放中国妇女的一部大法，几千年来套在中国妇女头上的这块沉重的枷锁从此被砸烂了。我省郎咸芬同志演出的反封建压迫的《李二嫂改嫁》唱遍了齐鲁大地。我的家乡也演起来。全社会的人都同情李二嫂，但母亲始终没有被“李二嫂”的行为所左右，所影响，丝毫没有改嫁的意识。当时和随后的几年里，姥姥家、姨家一些了解母亲情况的人，都先后找过母亲，劝说母亲再走一步，但都被母亲拒绝了。母亲对他们说：“我走一步容易，太差的人家我也不会去。我走了有两个对不起，一对不起孩子他爹，他给我留下了两条根；二对不起孩子，孩子有了后爹，孩子的将来我就不全说算了，以后再有个三大两小的，关系我不好处理，后爹不好处理，孩子之间的关系也不好处理，这是何苦呢？”说得这些提媒的人连连点头。母亲用她这个貌似封建意识的刚强性格，显示了一个平凡而伟大的农村妇女的高尚品质。当时我村那些改嫁而走的妇女，母亲也给了她的应有的同情，唯有母亲坚持自己的道德理念，坚决不改嫁。当时也有人说：“你指望孩子，孩子长大能给你什么？”母亲坚定地说：“我家没有生分的根代，我相信孩子长大不会生分。我也不指望孩子长大做什么了不起的大事，当个庄稼汉能下力有饭吃就行了。”记得1957年我11岁时考上了公办完小。当时完小有公办、民办两个班。公办不仅学费便宜，老师的教学质量也配备得高。那是一个有月亮的夜晚，母亲从妹妹口里知道我考上了公办，全村40多个毕业生只考上了7个，母亲流泪了，她坐在我身边，摸着我的头爱怜地说：“没有你爹，下地干活你旷了不少课，还能考上公办，有出息，没白费了我的心……”是的，在父亲去世后的几年里，家里没有劳力，我经常请假下地帮着干一些力所能及的活。有一次我赶着毛驴从山里往家里驮柴禾，在学校外我听到老师在给全班同学念我写的《春天》这篇作文，想到那么多有爹的孩子，无忧无虑坐在课堂上课，而我赶着毛驴一上午驮两趟就是20多里路，心里一酸就掉下了眼泪。回家后母亲看我好像哭过，问我怎么了，我说汗水流到眼里，我决不能去触动母亲那颗本来被刺痛的心。我是老大，家庭当时的情况无论从哪个方面来讲我不能再读书了。读到四年级就很不错了，但母亲硬是不准，我知道母亲含辛茹苦供我读书的良苦用心。1962年考高中时家庭的现实，使我不得不背着母亲开始做假了。我必须以考不上去为理由来说服母亲。班主任老师在毕业前的一个多月发现我不那么认真学习，把我叫到办公室批评了好长时间。我当时毕竟是班干部，要带头啊！在栖霞一中考场上，我激烈的心和动荡思想进行着无情撞击，我清楚地明白手下这支笔对我母亲报恩的重量，我不能再上学了，我已经长大了，应该给母亲家庭分忧了。正好文科考试题的题目是《记一个人》，我毫不犹豫地选择了母亲这个命题，真实地记载着她那令我难忘的恩德。作文做完后，其他的考题我忽然觉得是那样的苍白，那些我完全能答上的数学题和化学题显得是那样的无情和卑鄙，我屈服了，我向诚实的知识真理低头了……我把卷子违心地推到一边，在想啊想，我这样做对得起辛辛苦苦供我上中学的母亲吗？对得起培养我三年的母校吗？对得起对我寄予重望的校长和班主任吗？但脑子中另有一种意识坚强地站了起来，对得起，你已经16了，难道非要高中、大学才能报国吗？对，这些题坚决不要答了。考试结束后我的心平静极了，回到家母亲问考得怎样，我不敢说考得不好，晚上母亲高兴地给我特意做了一顿面条。这顿面条虽然吃得很内疚，但心里暗喜。不久消息出来，我落榜了。母亲看着我没有再说什么。从她的表情里好像察觉到什么。那几天我开心地到生产队干了几天活，又抽空开了一片荒地种上了荞麦，把自留地锄得干干净净。可是不到一个星期，母校的王子敬老师来到我家，说有几个考上高中但身体不合格的同学不上学了，按照考分延伸，我在应上学的范围，学校通知我马上准备到一中上学。而对这个选择我只有向老师、母亲讲实话了：我感谢母校对我的培养，但我坚决不上学了。而且向老师表示回家当一个好的知识青年，远学董加耕、近学李春亭。母亲把热气腾腾的鸡蛋端到王老师面前，用坚定的话说：“不行，你妹妹完小毕业了，家里有帮手，你要听老师的话，一定上学去，我织花边供你上学。”面对消瘦的母亲那崇高道德汇集的人格力量和对我培养决心的如此执着，不知道是对母亲欠情的天秤失去了平衡，也不知道良心的责备起到了决定性的催化作用，我再也抑制不住长期压抑在心里的感情，我哭了。母亲也禁不住用衣襟擦着眼睛，王老师的眼圈也湿了。老师面对着家庭的现实，面对着眼前的现实，终于同意了我的选择。我送老师到村西头，回家后带着激昂而又十分复杂的感情，写了一首650字的《五言诗》。实践证明我确实没有食言，两年的农村生活，我毫不保留把学到的知识送给了农村，我办的夜校两年在全公社评比第一名，两年两次到我的母校给应届毕业的校友作了回乡劳动和办夜校的体会报告。1964年我18岁，被上级团组织推荐选拔送到省团校去学习深造。临别的时候，是一个深夜两三点钟的秋天，面对这位毅然抛掉自己幸福而为我甘心吃苦道德高尚的母亲，我深深地鞠了一躬！在夜色茫茫的西去县城车站的路上，我深切地感到，正是母亲这崇高道德的力量催促着我快步地正式踏上这革命生涯的征途。 母亲心胸如海阔
母亲和千千万万的中国妇女一样有着传统的淳厚朴实、勤劳善良的品质，但与众不同的是，她脱离了农村普通妇女那些无为的低级趣味，用博大的胸怀，大方的手笔去构筑着人群的和谐。
父亲刚去世的时候，不知是父亲当干部时得罪了人，也不知是处于小生产那种狭义的妒忌，我们居住胡同的那3户人家有两户经常寻衅谩骂母亲。不仅把母亲是寡妇挂在嘴上冷讽热嘲，而且越是母亲下地回来累得浑身是汗，这两户女人都在院子里唱着小调，特别我房后那个堂婶，用扇子扇着堂叔，对着我母亲说：“你看俺有个女婿，你伤天理把男人妨死了。”这个堂婶长得很凶，骂起人来特别起劲，父亲在的时候经常批评她。这一下她找到了报复的机会，几乎隔几天就骂一次。我常常记得，漫漫的长夜母亲抱着弟弟，我和妹妹围在母亲身旁，默默地听着她几个小时臭骂。有时母亲实在忍不住了就回她几句，结果她骂得更凶。她家的厕所原先在西屋窗前，父亲去世后马上搬到我家屋后。母亲养活的大白兔长到十几斤，腊月跑出门进了她家，她就用红颜料把兔子染一染，说是她养的。我从母亲身上真正体验到失去丈夫的妻子的社会处境，这在我心里打上了深深的烙印。善良的街坊邻居对这种恶行十分痛恨，纷纷上门或在街上碰见母亲都好言相劝相慰。母亲有时实在忍不下去，受欺后常常到父亲坟上大哭一场，她哭得是那样的悲伤，一边哭一边诉说自己的苦难。我常常到父亲坟前去拉我母亲，陪着母亲掉泪。我恨透这两个恶妇。我猜想这一辈子母亲不会再理她们了，我发誓长大要狠狠揍她们一顿给母亲出气。在栖霞工作15年，在牟平工作10年的岁月里，我先后在三十几个村子驻过点，还真遇到农村寡妇受欺负的情况，每遇到这种情况，我都主动过问主动解决。1968年7月我下乡驻点在任留村，遇到一家弟兄三个和一个寡妇吵架，眼看到了要动手打人的程度，我一下子想到我的母亲受欺侮的情景，挺身而出制止了三兄弟的行为。弟兄3人气呼呼地冲着我吼叫，我大义凛然地批评了他们，围观的群众都替我助威，那个妇女搂着她小女儿就哭了，第二天我把腰包仅有的两元钱托人送给了那个妇女。2000年我在济南任市长时，有一天在槐荫广场看完粮食局陈列的放心馒头刚要上车，一个妇女领着小女孩一下子跪到我眼前。我还没来得及反应过来，这个妇女和孩子就被广场保安人员给架开了。我严肃地批评了保安人员，让他把这个妇女叫过来，这个妇女吓得不敢过来。我走到她跟前问她为什么给我下跪，她告诉我没有丈夫了，大女儿在中专读书，小女儿在四年级读书，家里没有钱供孩子上学。我问她没领低保金吗？她说居委会不给她，我当即给陈学科副秘书长下了调查任务，弄清事情真相后，批评了居委会负责人，给她解决了低保，让民政给她发了两万元的补助。
我在济南任了整整10年市长，现在离开济南也近4年了。我走后感到最大的欣慰是济南人民给了我一个“爱民市长”的荣称。每逢我自己在大街行走或带着小孙子到商店，市民碰见我时都热情地叫我市长，很少叫我省长和主席的。能得到这样的殊荣，一是感谢党组织对我多年的培养，这是最根本也是第一位的，二是感谢我的母亲对我的教诲，再确切一点说，从母亲亲身经历的苦难中我懂得了怎样爱民的道理。
母亲脱离了低级趣味，表现在她对待当年如此欺负她的两个邻妇的宽容上。
时隔几年，有一次大门口外面站满了一帮人，其中有两个男的高声大骂我那个能骂人的堂婶。堂婶吓得不敢出来，外面的叫骂声长时间不断，母亲在家织花边听得实在忍不下去，走到门口严肃质问那几个叫骂的男人。在场的几十个人都暗暗吃惊。在他们心目中母亲过去被她骂得太惨了，母亲听到这个骂声应该感到高兴、安慰，叫骂人的声音为什么那么高，可能是为让母亲听了高兴，没想到反被母亲训斥了一顿。许多人背后说，世上没碰着母亲这样的人。堂婶骂母亲全村出了名，母亲给堂婶解围更是出了名。
我在县里当了副书记以后，两家与母亲的关系又和父亲在世时那样好了起来。母亲不记前仇，和她们和睦相处。我用粮票特意买一些大米回来，有时还给母亲买些刀鱼，记得有一次做好饭后，母亲专门给当时已经重病在身的堂婶送去一大碗大米干饭，上面放了三块香喷喷的刀鱼。堂婶哆嗦着双手捧过了米饭，看着站在一边的我羞愧地低下了头。母亲的心胸太广阔了，宽阔得像大海一般。
堂婶40多岁就死了。两个女儿先后出嫁，家里只剩下堂叔和在灾荒年从讨饭人手里要来的儿子。母亲非常可怜他们，经常把家里常用的东西去接济给他们。孩子长大后，很难在当地找上对象，我在牟平当县长的时候，母亲让我把他爷俩安排在一个靠海边的农村落了户，娶了亲，一直到现在。
宽容，是母亲一生全部美德的总结。她依靠这种高尚的品德赢得了全村群众对她的喝彩，几十年来她那饱含宽容的目光令我多次感受到我作为她的儿子的敬佩和骄傲。
母亲从不占别人的便宜，她和鲁迅先生在《故乡》一文中描写的那个细脚伶仃的豆腐西施正好相反，从来不向别人索取。母亲做得一手好饭，村东村西的红白喜事或盖房子从来不少我母亲去做主炊。别的家去帮炊做炊的，中午和晚上都把孩子叫到帮主家吃饭，走的时候还拿着好吃的回家。在那个生活十分困苦的年代，能饱饱地吃一顿好饭已经是一个很大的享受了。但从我记事起，母亲从来没有一次让我们姊妹三人到帮主家吃饭，即使给我两个伯伯家主炊盖房，除我在那里干活吃饭外，也不让妹妹弟弟去吃饭。给人家做完饭母亲就空着手回家，我们指望母亲能带点好饭回来，但是从来没有。有几次都是帮主听说我们三人晚上吃的冷饭之后派人送来饭菜，母亲没法推辞就收下。这一点对我一生影响极深极深。
母亲言传身教
正月里是新春，胶东都兴走亲戚。我们姑舅姊妹们结伙到我奶奶家拜年，当时两个伯伯都在外工作，叔叔也是村的二把手。中午时分，母亲常常把这些小客留在家里吃饭，把自己舍不得吃的大饽饽给外甥吃。这些姑舅姊妹弟兄有的知道我家穷，有的不知道，她（他）们只觉得三舅母热情，好客，在我们家能吃得饱，吃得开心。母亲从不与伯母和叔婶计较，按常理我家最不具备接待的条件，但母亲接了一年又一年，从无怨言，和农村那些为了一顿饭与妯娌们打得不可开交的人比起来，母亲脱离低级趣味过得是那么潇洒。 1958年8月农村开始大办食堂时，有一天我发现全班的同学带的中午饭全部换成了馒头或油饼，唯独我仍然是玉米和地瓜面掺合做的饼子。我打听同学才知道，村里办食堂之后所有的面都要交到食堂去，班上所有同学的母亲几乎不约而同地留出了一些白面。看到同学们拿的香喷喷的大面饼，一个个白白的馒头，我吃不下去了。一个姓范的同学把自己一块馒头给我，我也没要。晚上回去问母亲，母亲说：“上级号召吃食堂，家家都把面留下，食堂吃什么？咱家两缸子面我全都交出去了。你爹当初动员咱村大参军，如果都和共产党斗心眼，不去参军，老百姓能有今天吗？”第二天晚上我放学回家时，大小柜和箱子上的铁件，母亲出嫁时的锡壶，她心爱的大铜盆、两口锅、父亲在世时保存的那件心爱的大长矛，母亲全部捐到村里去炼钢铁了。过了几年，母亲听说这是刮五风、大炼钢铁是错误的，也露出对那些器件的可惜，但从来不后悔，从来没对党说半句不满的话。
吃食堂的时候，母亲和在家里一样对我们要求很严。吃地瓜不准剥皮、吃饭不准掉饭粒、饭吃饱就行了不准多吃。有一次食堂吃豇豆面条，一个中年妇女由于吃得太多一出门就吐了一大摊，母亲走过去一边扶着她一边说：“侄媳妇少吃点不行吗？别认为这是大家伙的饭吃了不心疼，如果都这样，咱这个食堂不就早倒了吗？”
1959年春天，村里安排母亲给食堂推磨。别的推磨人都往家里偷玉米面，唯有母亲不干。我上学拿饭是食堂统一发放的玉米面，母亲到山里的杨树上采一些鲜嫩嫩的杨穗给掺合着做成饼子。食堂人知道母亲从不偷面，有一次用袋子装了一些面让母亲带回家，母亲坚决不收。有一天晚上母亲对我说：“偷社里的东西回家吃，这不是让孩子从小学着偷吗？以后孩子偷了东西，你大人怎么管孩子？”这些浅显的语言现在听起来有很深奥的哲理，她肯定没有读过《大学》，但是她懂得修身齐家的道理。
1961年，“一平二调”的共产风和严重的自然灾害，家乡人民的生活到了十分困苦的境地。中学被迫放四个月的长假。原本上中学时已转出的非农业户口被迫转回农村，社会风气十分糟糕，偷窃风几乎覆盖着千家万户，村干部没有办法，秋天就在入村的大小路口设置了关卡，所有下地干活人带的篓子必须经过翻查，有几次我的篓子也不例外。但是散工后和母亲一起回家，母亲拐的篓子一次也没有被查，免检通过，我感到非常自豪。
开学时，学校规定每个学生要带十斤花生米回学校度荒。我记得返校的头一天，母亲坐在门槛上把我要带回校的干花生米拣了又拣，我问母亲拣什么，她说：“这里面有一些坏的、小的，我拣出来。”母亲拣得那样认真，这是她用双腿跪着领着我和妹妹从地里复收而得来的花生米（母亲小脚不能在地里长蹲，时间一长了，只能用腿跪在地上），我心酸地说：“用不着拣，到学校归大堆，谁还检查质量。”母亲说：“不能这样想，学校培养你也不容易，好比我拉弄你成人一样，如果你对我不好，我伤不伤心？过去交公粮的时候，咱家的公粮在全村都是第一，一个沙子也检不出来。”母亲费了好大时间拣完，又用秤称了称，我看着那杆秤，母亲给称了12斤。开学时，我往大堆倒的时候，看到一粒粒肥大的花生米确实比其他同学都大都好，心里有一股说不出的滋味。
16岁中学毕业后，我回村当了小队会计，由于有团支部和夜校的工作，小队会计许多账我利用晚上母亲织花边的灯光认真进行清理，母亲很赞成我认真的态度。到了初夏，小队保管员把队里粮库的底子清理了一下，剩了一些花生米、玉米、绿豆、地瓜干，按队委会5个人，每个人能分40多斤，平均2角钱一斤，价格十分便宜。当时在那粮食紧张的年代，40多斤粮食对一个家庭来讲是多么宝贵。我回家把这个事情告诉了正在门口织花边的母亲，母亲一听说小队干部去分这些东西非常不高兴，她织着花边头也没抬地说：“老百姓最讨厌干部私分东西，你们能捂住人家的眼，但堵不住人家的嘴，让人家说长道短，东西吃下去也不舒坦。”她坚定地说：“咱不要，谁愿要就给谁。你年轻刚刚走上社会，千万要管住自己。”
“要管住自己”这5个字出自母亲之口，这和党组织要求我们首先“要管住自己”多么相似，生身母亲和政治母亲的教育同出一辙。
记得我十岁那年秋天和几个堂兄到山里割草，一个堂兄到人家地里拔了两个萝卜回来分给了我一块。傍晚，被这个家到地里摘茄子的姑娘发现了，她不到我大伯母、二伯母家里告状，专门到我家找母亲说我偷吃了她家的萝卜。母亲严厉责问我，我把堂兄拔萝卜的事说了，母亲问：“你吃了没有？”我只得说吃了，母亲说：“吃了就是偷吃的。”结果被母亲训了一顿，还罚我站了足足一个钟头。
有一件小事对我教育很深：1976年8月我回家，院子里两个盛尿的泥罐子满了，我拿起担杖要把尿挑到自留地里，正在做饭的母亲探出身来对我说：“把这担尿送到村东头四队的玉米地里。”我一下子醒悟了：“是啊，我是县委副书记，把尿送到集体地里和送到自留地里的政治意义是多么不同啊！”我挑着尿往村东走，一路上看见我的人都吃惊：“他家的自留地在村北……”但他们都很快地明白了道理。
说母亲是一个脱离低级趣味的人，就因为她和普通农村家庭妇女不同之处在于对孩子的教养从高处着眼，从细处着手，不放过孩子成长过程中任何一个细微环节。多少年过去了，母亲的教诲还是那么音犹在耳。
在家风上，母亲对我们要求很严。在炕上吃饭，要正坐着盘起腿，不准伸腿吃饭；喝稀饭的碗一定要吃得干干净净；吃任何饭不准掉渣渣，掉了要马上捡起来吃掉；吃地瓜（除窝瓜外）不准剥皮。吃水果要啃得干干净净；剩饭不准浪费要留着下顿吃；在一个碗里吃菜，筷子要在自己坐的位置夹，有好饭和次饭，要先拣次的吃；姊妹间不准争吃争穿；遇到长辈和外人来，一定要站起来；不骂人，不打人，不偷东西，不准贪玩，不准偷懒，不准赌钱，不准抽烟，不准喝酒，我一直到29岁当了县委副书记后才渐渐学会喝点酒。母亲在家风上这一系列的严教，虽然也难免掺杂一些封建思想，但对我怎样做人，而且做一个公道正派的人，做一个有道德的人都起到了人生观中决定性的作用。 她常对我们姊妹三个说：“从小偷根针，长大敢偷金；从小偷根线，长大敢偷钱。”
她对那些由于教子不严而使孩子在社会上坑骗拐诈的母亲给以无情的鞭挞：“一辈没好妻，几辈没好子。”
她坚信做一个好人的理念：“不做亏心事，不怕鬼叫门。”“要想人不知，除非已莫为。”
她对解放初期我村南下几个干部与家中妻子离婚的现象十分痛恨。“宁靠要饭的娘，不要做官的爹。”
她对我们勤俭节约的教诲是：“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再三年。”“一顿省一口，一年省一斗。”
她勉励我们种地要勤奋的口诀是：“春天捅一棍，秋天吃一顿。”
她教育我和妹妹小时候抬着筐子去拾牛粪时说：“庄稼一枝花，全靠粪当家。”“种地没有粪，等于瞎胡混。”
她引导我们怎样精打细算过日子时总是说：“吃不穷，穿不穷，打算不好一辈子穷。”
她教育我们怎样为官做人：“先做人，后做官。”
她讲到忠孝的利弊关系时，说：“臣不忠，主有凶，子不孝，家无道。”
她引导我们在仕途上遇到挫折应把握处理的哲理时常用“知足心常乐，能忍心则安”来劝慰和鼓励我们。
她教育我们在处理双方纠纷时提醒：“不怕不知内情，就怕断事不公。”
她对我们从小要求严厉，她疼爱我们，但不溺爱我们，她的教子原则是：“惯子如杀子。”
……
母亲这些教语对我一生做事做人、为官执政产生了莫大的影响。这些名言我一直历历在目，音犹在耳。甚至连她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说的这些话，我几乎都记忆犹新，念念不忘。当然母亲还有许多名言至理，我现在一时难以记起。她不识字，也没读过书，她的教诲有时也难免夹着一些“忠、孝、节、义”的封建礼教，但是取其精华用在我为党为人民执政的理念上，又是那样的得体，那样的引人入胜、恰如其分。
下篇
仁慈为本情义无价
母亲一生没当过干部，她不可能用执掌的权力去为人民服务，但是她一生的品质都体现了她是一个有益于人民的大公无私的人。
1955年上半年，我村社成立了初级合作社。母亲从会上听懂了入社的好处，从亲身体会中懂得了“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的道理，就在许多人还在犹豫之中，母亲报名入社了，家中的八亩地，50多亩山岚，一头孕仔的母牛全部入了社。入社过程中，许多人把自己山地里的大树杀了许多，我家的岚中有几棵很粗的大松树，东山二亩地里有十几棵高大的白楸树，有的人劝母亲杀掉几棵卖点钱好养家糊口，母亲说：“入社是大家的事，要入社就得真入，杀了树好了自己怎么能对得起大家？”就这样，我家一棵树也没杀，全部入了社。
高级社时，一年秋天社里的地瓜干晒在一个叫地老鼠沟的山坡上，本来第二天就准备收这些瓜干，不巧头天下午忽然间阴了天，阴云漠漠，骤雨将至，社里的人都在山里干活，生产队长临时找到母亲，让她组织一批妇女迅速把晾好的地瓜干拣起来。正在织花边的母亲二话没说，放下弟弟匆忙组织了八个中年妇女，小跑似的往山里赶。在母亲的努力下，这十多亩地的瓜干就像一座座土丘般的堆起来，保管员叫人扛来苫子刚围盖了起来，接着大雨倾盆，盖头扑面地下起来，母亲和众人淋得像落汤鸡一样回到家。当时我割了一担草回家，一看妹妹坐在门槛上，弟弟坐在旁边一动不动，问妈妈哪里去了，谁也不知道。天很黑很黑母亲才回来，浑身上下都湿透了，满裤腿泥巴，母亲换下衣服就给我们做饭。生产队给母亲和众人每人奖励了十工分。
母亲是村里有名的织花边能手。后来生产队把能织花边的妇女组织起来让母亲领班。领花边样子要到亭口走20多里的土路。母亲硬是凭着她那颗善良而又坚强的心把大家织的花边用包袱包着送到亭口，再把每人织花边的样子领回来，那时的公路全是土路，母亲一天要走四十里路为大伙服务。领回样子后，先把那些好样子让别人拣，最后把那些最难或者最不值钱的样子母亲留着自己织。到了七十年代后期，采取织花边的钱交生产队买工分的政策，母亲连续几年织花边买工分的钱高达360多元。那时360元钱，比现在的3600元还要贵重。在母亲带领下，我队的妇女织的花边最多最好，对年底开支的生产队经济收入做了大贡献。
母亲爱社如家。有一年秋天在山里收花生，母亲亲眼看见一个妇女把地里的花生让土埋掉了，母亲心疼地捡起来并顺便说了那个人几句，不想那妇女掉过脸来当着众人讽刺挖苦我母亲，话说得很难听，母亲一声不响地忍耐着。后来队长过去把这个妇女已收过的花生地用镢一扒拉，那掉下的花生就露出来，队长把这个妇女当场狠批了一顿。
母亲织花边挣的钱远高于她在队上挣工分所得。但是打麦场和秋天摘花生的大忙季节，母亲从来没有旷过工，都是整日整日在场园里干活，干一天活，带着浑身的泥尘回家做饭，等我们姊妹三人吃完饭后她就点着煤油灯，整夜地织花边，多少个夜晚，母亲就是这样织呀织呀，一直到鸡叫，有时花边催货了，母亲一织就是通宵，在我的记忆里，母亲织花边不知度过了多少个不眠之夜。第二天照样下地。这多少个不眠之夜，耗尽了母亲多少心血！
有一年秋天，母亲几次看到一位中年妇女往裤子里装花生偷回家，母亲实在看不下去就把这个事情报告了队上的保管员。第二天散工时，保管员从这个妇女裤子里搜出了花生。这个消息不知怎么叫那个妇女知道了，竟和母亲几年见面不说话，后来还是母亲感动了她。
母亲为什么对集体这么热爱，我长大后，母亲意味深长地对我讲：“你爹去世后要不是两年后入了社，我们这个家就很难撑下去了，你也别指望去念书了。”这简洁朴素的语言，道出了母亲对党、对社会主义的无限热爱。她一生中为什么关心着我们姊妹三人在政治上的进步，她就是要看看我们对党的事业忠诚的程度！她是一个公而忘私母亲的模范。
苦难的童年、艰难的青年和中年岁月，给母亲烙下了一个深深的慈善烙印。2002年，75岁的天津表哥在回忆母亲的时候也说过：“小姨最怜悯穷人。她从小在我大姨家住的时候，那时候兵荒马乱，讨饭的穷人特别多，但不管什么穷人讨饭到大姨家，小姨都把家里能拿出的充饥东西拿出来打发穷人。”有时没有熟食，母亲就把生地瓜干和干玉米拿出一些给穷人。我清楚地记得有这么几回难忘的记忆： 大约在1954年左右，我村来了两男一女的盲人说唱组，天天晚上在露天地说大鼓书。一晚上唱好多段，累得口干舌燥，母亲深知他们饿得很，就打发我把五个煮熟的嫩玉米棒子给他们送去，走时又加了咸萝卜。有时晚上打发我送个玉米面饼子和熟地瓜，每次送去，我都看他们狼吞虎咽，最后那一次母亲还让我用小泥罐盛了水捎去。临离开我村时，三个盲人要赶到我家去感谢母亲，并非要给我算算命。母亲推辞不过去，就把我送过去，并忙把口袋里仅有的五角钱给了那人：“借你的吉言，我腰里只有五毛钱送给你，别嫌少。”那盲人感动地收下了。
还有一次，母亲用义父的骡子驮着妹妹和弟弟从姥姥家回来走到村外的大河旁，母亲看到河边有一个躺着的人。过去一看，原来是前几天在我村讨饭的半傻中年人，看样子饿得不能走路了。母亲赶紧勒住了骡子，从驮篓里拿出了一个大大的烧饼，又拿出了两个包子送了过去，那个人一把将烧饼拿过去放在嘴里，大口大口地吃起来，接着又把包子吃了下去，母亲看他吃完，又拿一个馍馍给他。在那个时代，别说是要饭的，就连我们姊妹三人能吃上这样一顿也少有过。母亲过去告诉他别在河边躺着，一旦发大水有危险。那讨饭人一下子站起来。我和母亲过河就走了，走出去很远，那个讨饭人还原地站在那里看着我们……
母亲坚强的性格和那要强的心理凝聚了她对我们姊妹三人抚养的责任心和使命感。自我父亲去世后，母亲从来没有让我们穿不上衣服，穿不上鞋。虽然衣服有补丁，但在母亲手里都整整齐齐，干干净净。在那漫长的冬夜，母亲在油灯下一针一针地给我们纳着鞋底，然后又把几层布粘在一起，给我们每人做鞋。为了让我们这些没有爹的孩子过年穿上新衣，然后又一针一针地给我们缝裤子、缝衣服，过年让我们姊妹三人都穿上新衣鞋。家里再穷，过年过节母亲照过不误。从正月十五、二月二、清明节，到五月端午、六月六、七月七、八月十五、九月重阳、十月初一，过冬至腊八小年，母亲一个节也不拉下。哪怕全家吃一顿地瓜面饺子，母亲也精心调理，味道十分可口，让我们饱饱吃一顿。母亲对我又特别疼爱，即使做一个玉米面饼子。母亲也分一半给我，掰下的一半再分给弟弟一半，剩下的那一点留给妹妹。自己从来不吃或很少吃。
母亲对爷爷奶奶十分孝顺。在农村节日里，只要我家改善生活，哪怕包一顿黑面饺子，母亲也盛一大碗打发我去送给爷爷奶奶。在送去的路上，有一家养着两条大狗，有一次直扑着我而来，我吓得把盛饺子的篮子都丢了，跑到奶奶家里吓得说不出话来。从此再送好吃的给爷爷奶奶，我只得绕一个大胡同走。使我终生难忘的一件事是母亲在北坡刨地刨出了两个大百合，母亲告诉我这是爷爷当初种的，应该送给爷爷吃。我第一次看见百合，而且怎么也估计母亲会留下一个或者至少会给我几个百合瓣吃。没想到中午回家母亲把两个百合煮好后让我全部送给爷爷。一路上我想：爷爷奶奶会给我吃的，送去后奶奶把百合收下送到躺在炕上的爷爷那里，我站在地下的水缸前足足有二三分钟的时间，竟没有得到奶奶的回赠。我怏怏地回了家，可能在爷爷奶奶心目中我家肯定会有百合的，但只有上帝知道，母亲把得到的两个百合全部送给了爷爷，她和我连一个瓣也没吃。我当时确实馋极了，我从心里埋怨母亲。这段令我耿耿于怀的记忆随着我年龄的增长和对伦理道德的理解，也慢慢领悟了母亲为了孝敬父母不惜为爱子付出的貌似冷酷的代价。这就是母亲为人道德的全部秘密。她这种孝心和不动声色的典范，越发使我感到她内心世界的庄严，让我幼小的心灵接受了人生孝道的启蒙。尽管对孝顺的内容我当时并不懂得，但长大后我深深地感受到荡漾在母亲血液中那种无坚不摧的道德力量。30多年后我在牟平花了二十几元钱买了几斤百合，美美地吃了一顿，作为对30多年前那次难忘的“失落”的补偿，但在美味无穷的品尝中，更让我品味出母亲那令人景仰、豁达高贵的精神力量……
母亲古道热心肠
1955年春天，母亲和我一起挑着一担香椿去大杨家村赶集。这些香椿已不是第一茬第二茬了，虽不那么值钱，但仍可腌咸菜。我和母亲等人来买的时候，大杨家村一个和母亲曾在一起纺丝线的中年妇女和母亲交谈起来，母亲知道她的大儿子前几年生疹子死了，男人在山上打石头把腿跌断了，母亲用衣襟擦着眼泪对她说：“老妹子，我没有什么东西给你帮什么忙，你不嫌，就把这担香椿留下吧。”那位中年妇女先是不要，后是感动，最后母亲让我挑着香椿送到她家。这是我一生中唯一一次和母亲赶集卖东西，最后一无所获回了家。
单干到初级社的时候，我家山地的地堰上有十几棵山桃树，每到秋天，我和妹妹一天去摘一担回来，接连摘好几天，那桃子很好吃，每次到家后，母亲让我和妹妹给街坊的老人和家境不富裕的人家，一家送一大瓢，我和妹妹一直送到很晚很晚才回家吃饭。
1970年，母亲在栖霞给我看孩子。我到集上买了一担柴禾，那个卖柴禾的中年人等我把钱付完后，扛着扁担就走了，我正在垛草，母亲出来发现卖柴禾的中年人的两根绳子忘记拿走，母亲着急地对我说：“一担草才值几个钱，这两根绳子值五担柴禾，赶快送给人家。”我急忙拿着绳子赶出大门一百多米，幸好卖柴禾的人走得不远，我赶上送绳子时这个人又惊又喜，不知道说什么好。
母亲的慈善义举还很多，在我幼小心灵种下的这颗慈善的种子，一直在我心中扎根，开花，结果。今天，我荣幸地当选为山东省慈善总会的会长，这也是母亲长期对我熏陶的结果，我一定当好这个会长，对得起人民，对得起我那慈善的母亲。
随着我在政治上的不断进步，母亲从来没有利用我的职权去得取她个人的一点私利。相反，她做了那么多有益于人民的好事善事。
我从栖霞调到观水的1979年，县里给了公社两个农转非的指标。我和母亲属两县两地生活，并且我参加工作的时间已超过10年，公社党委讨论时就给了我一个指标，让我把母亲转出来。当时母亲住在我家，晚上我和爱人把这个消息告诉了母亲，母亲并没有像我们想象得那么高兴，她很平静地说：“你刚调来当书记，就让我转非，人家不说吗？”我向母亲做了解释，说是党委会讨论决定的，母亲问：“有没有比你更困难更需要转非的同行？”我说有，但他们是一般干部，不在转非的范围。母亲不高兴了，“一般干部更应该考虑，把这个指标给他，我不转。”说得是那么恳切，又是那么坚决。我只好把这个指标让给一个姓宫的同志。这个同志非常受感动，干工作比以前更有劲头了。 第二年我调到宁海镇，年底县里又分了两个农转非的指标。和上次一样，党委又给我一个指标把母亲转出来。有上次的教训，我这次用试探的口吻征求了母亲的意见，母亲说：“我还是那个意见，你刚来，给我转非，影响不好，把指标让给别人，比给我还好。”我只得按照母亲的意见又把这个指标让给了另一个同志。
1986年我当了县长，1988年底又当了县委书记，县政府和县委两个班子的成员都劝说我在这个位置上母亲户口还在农村的，恐怕全省不多甚至没有了。这次我回到老家说服母亲，最后还是没有说服她，反而被她说服了。从那以后，我知道母亲决不利用我的职权去给她转户口，我再也没给她提及此事。一直到母亲去世，她还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农村妇女，静静地躺在这块她充满感情的热土上离开了人世，离开了我。
1984年，我村实行了联产承包制，开始按人分地了。村里原来考虑在村西的平泊地单独给母亲分一亩地，便于耕种，母亲坚决不要，坚持和大家一起抓阄分地，结果这一亩地分在南山坡的高山顶上。春天回家，母亲让我和爱人、弟媳和妹妹搀着她非要到几百米高的山顶上去看看她分的地。那是一个大风天的下午，我们搀着母亲好不容易到了山顶，看看这一亩地挂在山坡上，分成三块，每块的长度百多米长，母亲坐在地头上用衣襟扇着脸上的汗，微微地笑了。她笑得那么深沉，心底好像有一股难言的话语。我和母亲商量把这一亩地转包出去，每年收一点地租就可以了。母亲坚定地说：“不行，不能收租，这不和过去地主一样吗？”我说，上级的政策允许转租，但母亲坚决不答应，就这样把地白白地转让出去直到去世没收半分租金，没和村委要半点待遇。
母亲在村是出名的公道人。街坊邻居因家务事闹纠纷，街邻之间有争吵，常常找母亲去评理，母亲不管再忙再累，只要人家找到她，她总是不厌其烦地去用理说服人，直到把双方都说服了才罢休。
1985年春天到1987年春天，母亲到辽宁鞍山我当兵的弟弟那里住了近两年。由于长期的劳累和艰苦生活的折磨，母亲在鞍山被查出患有糖尿病，从此母亲就进入了她带病生活的晚年期。
从1987年到2000年母亲去世这13年中，绝大部分药费都由我负担。那时候，达美康一板90多元。起初，我把药拿回家，母亲总是先问问这药是不是花公家的钱买的，我告诉母亲是用我和爱人的工资买的，母亲才放心地收下。
弟弟调回烟台后，母亲大部分时间住老家，她不想离开已去世的父亲，更不想离开这块她曾经受苦难的热土。她对家乡、对家乡的父老乡亲充满了一般人所没有的感情，这一点深深地感染了我。母亲糖尿病并发症经常发生，弟弟把母亲接到烟台，每次住院，小则十几天，多则一个多月，那时弟弟妹妹的工资都不高，住院费几乎是我一年积蓄。每次住完院出院时，母亲几乎都问问给医院算账了没有，用的谁的钱。那时我一年积赞下来的工资，几乎全用于母亲的住院治疗，直到母亲去世，我一分钱都没有在公费报销。我觉得用公款报销母亲的药费，不仅在政治上丧失一个领导干部的气节，更重要的是对我那大公无私母亲从孝道和良心上的背叛。
1995年秋天，我第二次把母亲接到济南，给母亲两个眼睛做白内障手术。那时一天三顿饭，都是我陪着母亲在她床上单独吃。有一次母亲吃饭时问我：“我做的那手术花了多少钱？”我就把在市二院和省二院两次手术钱给母亲讲了，母亲很怀疑地问我：“你当市长，市里医院敢收你的钱？”我告诉母亲，这是国家的规定，谁也不能违反。
1996年春天，每年一度的“三月三”，母亲无论如何坚持回老家赶三，我和母亲真正生活在一起的最后一次相处，就这样永远地结束了。
母亲从来不占集体的便宜。1998年5月，我回家给母亲过生日，母亲从床铺底下拿出一千元，告诉我这是村党支部和村委会送的。她说：“这个钱我不能要，你去告诉他们，你给村的老百姓办的好事是应该的，不能答谢我，当然也不能答谢你，我花钱有你们弟兄俩就足够了。”我按照母亲的意见把钱退给了村委，从此村委会再也没有给母亲送过钱。
但是我和爱人给母亲的钱她都要，几乎不拒绝。有时在背后我和爱人议论：“咱妈也不能到街上买东西，她留着钱干什么？”后来才知道每逢过年过节，母亲把这些钱分给我的三个儿子（后来还有儿媳孙子），一个侄子，两个外甥，等于把这些钱又给我和弟弟妹妹退回来，二是用来打发街坊邻居。母亲剩下的钱全部化整为零，有一元的、两元的、五元的、十元的。母亲很可怜村里的穷人，人缘口碑特别好。下来土特产品瓜果梨枣花生地瓜，街坊邻居都送给母亲，母亲从来不让人家空着篮子走，而是把我捎给她的大米给人家舀一瓢，或者把零钱给孩子上学，有时她在床上睡着了，人家把东西送去，母亲醒来问明情况，就让我妹妹把别的东西也送一些给人家。时间长了为了减少麻烦，我妹妹把来送东西的人代表母亲一一打发，母亲知道后很高兴。
从我18岁走上革命道路那天起，母亲从来不让我到村食堂吃饭，也不让我到任何街坊邻居家哪怕是我的好友家吃饭。母亲说：“到村里吃饭影响不好，大家伙还有意见。街坊邻居请你吃饭标准高了，人家得花钱，标准低了，人家难为，住家过日子不容易啊。”按照母亲的教诲，四十多年来我只有1984年党支部几次派人来请实在推托不掉而且母亲也允许了，中午我在村里吃了一顿饭。以后再没有吃村集体一顿饭，也没有一次到任何一家去吃过请。母亲确实是一个一心一意为别人着想的好心人。
思母绵绵无绝期
1999年7月1日，旧历五月十八日，是我政治母亲和生身母亲同一天的生日。6月30日，我在青岛参加会议后，和爱人与烟台市委书记任海琛同志一起到烟台给母亲庆贺81大寿。任海琛同志知道我的母亲和党的生日是同一天时，非要把母亲接到东山宾馆三号楼去过生日。我推辞不过只好答应了。第二天上午我去接母亲去东山宾馆，母亲吃惊地问：“接我到哪里去？”我就把真情告诉了她。母亲说：“在你弟弟家不挺好吗？为什么非去麻烦人家，我不能去。”我告诉母亲，今天也是党的生日，我们到宾馆给你过生日很有纪念意义，母亲答应了，但马上问：“吃饭花多少钱？如果叫公家给钱我不去。”我和弟弟说自己给钱。那时母亲病重在身不能走路，只能坐轮椅了。中午吃完饭后，我推着母亲在宾馆周围转着看看，母亲给我说了两遍，只准这一次，不准第二次来麻烦人家，我答应了。 2000年春节，身患重病的母亲还是坚持回老家过春节。尽管她坐着吃饭都很困难，基本上不能接受乡亲们对她节日的祝愿和问候，但充满无限感情的母亲还是要回家和大家见面。我从济南赶回家，坐在炕上的母亲摸摸我的头，摸摸爱人的手，她的左眼已经失明了，右眼的能见度也很低，看不清我的面孔，她只能摸摸我的脸，拉着爱人的手久久不放。看到炕上母亲仍然铺着那床足有十几年的旧褥，我知道母亲坚决不让换新的，心情很酸痛。晚上母亲让我把她抬到院子看看街上放的礼花。等到络绎不绝的人来给母亲拜年问好时，母亲躺在炕上再也没有力气坐起来接受众人的问候了。
我和弟弟已经从母亲的身体状况预想到母亲要离开我们。正月初五和弟弟妹夫一起到父亲的坟旁选择了母亲去世后的葬处。想到母亲要离开我们，我心如刀绞，眼泪怎么也止不住。正月初六，我和爱人孩子都要离开家了，母亲紧紧拉着我的手，又用力握了握，我感觉到这是一种慈祥的厚爱，也是一种无形力量的寄托。母亲只能从窗口用目光给我们送行了。上车后我的爱人热泪盈眶，车子一离开村竟禁不住在车上大哭起来，一直哭出20多公里……
母亲和我爱人相处30多年，对我爱人像亲女儿一样。母亲帮助爱人拉扯着三个儿子，那时候我和爱人的工资加起来64元，生活异常艰苦，我和爱人及孩子几乎都是穿补丁衣服，席子破了就里外颠倒过来铺。床单破了就从中间剪开重新缝合好再用。我在公社工作时又很少回家，家庭重担全落在爱人身上，母亲看在眼里，疼在心里，全心全意帮助儿媳省吃俭用料理家务，用尽精力织花边来补贴家庭的开支。爱人任劳任怨，从不和母亲吵架。母亲有时脾气急躁，批评几句，爱人从不和母亲计较，埋头工作，勤奋料理家务，婆媳间建立了一种远比千千万万家庭所难有的深厚感情。爱人的眼泪既是孝情的绽放，也是发自内心对31年和睦相处的慈母的一种伤感。
2000年6月，参加在烟台召开的全省科技大会，正好又赶上母亲的生日，市委书记任海琛等同志还是坚持把母亲接到东山宾馆过生日。想到母亲去年对我的要求，我谢绝了，在弟弟家里给母亲过了生日。母亲已经不能下床，我把宴席上的蛋糕和饭菜拣了一些端到母亲床前，把母亲扶起来，和母亲一起过了她最后一个生日。
母亲一生没有掌过权，用过权，但她用平平凡凡的小事构筑她一个有益于人民的崇高形象，她用这个形象，深深地影响着我，使我终生在为人民掌权用权的过程中，不谋私利，一心一意为党工作，为人民服务，和广大群众保持着紧密的联系。我在济南任十年市长，家里电话号码从来没换，普通老百姓都可以打通，这是母亲人格魅力给我的力量。我离开市长这个职位到省里任副省长，已经近四年了，每当我和爱人、孩子在街上行走、市民仍呼我市长时，我感到百倍的亲切，市民们没有改称呼，就意味着对我感情的倾注，我离开济南后市民们对我的评价，我相信党组织和认识我、千千万万不认识我的人们，心里都有一杆公平的秤，联想到古人“欲建功于天下，必修于闺门之内”的古训，我深感十分有道理。闺门之内的家德教育用母亲的道德力量传给了我，又使我很快地融合到党的教育洪流中，才有了我的今天，有了我值得庆幸的一生。
2000年10月28日，阴历十月初二晚上，接到母亲去世的消息，我悲痛万分，连夜赶往烟台。深夜两点我赶到医院，烟台的领导把我带到母亲的病房，母亲静静地躺在病床上永远闭上了她那慈祥的眼睛。我含着泪摸着母亲的脸，又摸着她那已经伸不直的双腿，心如刀绞。我守在母亲身旁，整整到第二天下午。
母亲去世的消息，从多个渠道不胫而走，一大批党政军领导、当地群众送来了花圈，在火化场母亲的灵堂，亲戚朋友和各界送来的花圈已摆满了灵堂大厅，又在路两侧也摆了两行长长的花圈，向母亲遗体告别的人不知多少，只知道告别仪式持续了近一个小时。
遵照母亲的遗言，我和弟弟妹妹丧事从简，既没有送灵的长长的车队，也没有雇吹手吹吹打打，更没有穿白衣戴孝。当我捧着母亲的骨灰盒，弟弟捧着母亲的遗像回到家乡时，村委会的门口站满了黑压压的人群，大门口站不开，人们就站在远处的高台上，站在河两边的石台上，我村总人口1200多人，这一天，人们放下手里的活儿，党支部和村委会没有统一组织，村里足有六七百人自发地起来向母亲的遗像进行了三鞠躬，各家各户自觉送来的黄烧纸整整两大堆。从我村到父亲的坟地不足一公里的路上，前来送葬的人群自动排成两行。母亲的骨灰盒已到了坟地前，后面的人群还没离开村子，七十多岁的老支部书记邢绍山和一批老党员、老干部，现任的支部班子、村委会班子、母亲生前友好、受母亲惠及的街邻都来了。母亲的丧事极其简单，但是在母亲骨灰下葬后举行的三鞠躬长长的队伍中谁都想给母亲鞠躬，以表示对她老人家的深切哀思。葬礼持续了一个半钟头，两大堆烧纸烧了整整一个钟头。缕缕青烟飘向那万里无云的蓝天，一片片纸灰在和煦阳光下缓缓散落下来，难道这是母亲的忠魂在人间的飘舞吗？
说起来很奇怪，也可能是一种巧合。母亲去世的第二天，天气突变，北风怒号，乌云密布，大海波浪滔天，路边的树木落叶纷纷，树枝发出呜呜的悲鸣。但是到了第三天下葬的早晨，风停止了呼啸，天空放晴了，蓝蓝的天上没有一丝白云，阳光暖暖的，山山水水显得那么和谐，那么静谧。2001年、2002年、2003年连续三个周年期，我都带着爱人、儿子、儿媳和孙子给母亲祭悼，天空都是那样的晴朗，天气都是那样的暖和，这是不是上苍对母亲恩德的回报呢？
母亲走了，她走得是那样的潇洒，那样的郑重。她哭着来到了世上，笑着离开了人间。她笑得是那么的坦然，那么的开心。她在抚养我的家乡热土上生活了整整58年，洒下了无数的汗水和泪水。她用这无偿的汗水和泪水，灌浇着我父亲给她留下的这两个儿子和一个女儿。当她笑着离开我们的时候，她已经深深感到在社会主义社会的怀抱中享受到四世同堂的天伦之乐，更使她感到自豪的是，她两个儿子已经在党的怀抱里成长壮大，四个孙子又踏上了新的革命征途。当她挥手向我们告别时郑重地对我们说：“你们已经长大了。”
再见吧母亲，您空着手轻轻地走了！没有给我们留下什么物质财富，但您的高贵品质和以天下为公的精神却给我们弟兄二人留下了一笔难得的精神财富；我们已经利用这些比金钱还贵重的精神财富，为党、为人民、为社会创造了数以万计的物质财富，党和人民给我们的政治上如此庄重的高位，已经给您永不消逝的精神以最大的安慰，您老人家放心吧！
安息吧母亲！您静静地躺下的时候，还有两个月零两天，人类就进入到21世纪，您是在世纪之交前匆匆离开我们，静静躺在地下，您交给我们的使命就是在新世纪把您的牺牲、奉献接过去，继续让我们为党为人民发奋工作；继续把您疼爱的四个孙子教育好，培养好；继续把您的精神传下去，永远发扬光大，让他们在新世纪有新的更大的建树！
放心吧母亲，您的心血决不能也不会白费，您在九泉之下，已经听到了这六年来我们兄弟俩在一文一武的岗位上创造着让党和人民高兴满意的一个又一个业绩。我俩也很快就要离开工作岗位了，让您放心的是我们决不会也不能改变本色，永远忠于您衷心热爱的党，永远忠于您崇拜的毛泽东思想，永远忠于您衷心拥护的社会主义制度，永远以您为榜样，永远做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
永别了，母亲！千言万语说不尽您高山一样的养育之恩，今生今世难报您大海一般的深情。我愿这篇以几十个不眠之夜写就的文字，像朵朵鲜花，像簇簇绿叶，像悠悠云锦，像片片白雪，给您送去春的问候，夏的清爽，秋的丰收，冬的温馨。愿齐鲁大地那些白发苍苍的老母亲，愿胶莱河畔那衣着褴褛的母亲，愿那些正在养育着非凡和平凡儿女的伟大母亲，愿天下那些为建设家园、为儿女成长、为祖国富强，以慈爱博大的胸怀，艰苦韧忍、孜孜以求的母亲——平安、健康、幸福！
母亲永在我的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