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高密，浙江嘉兴，河南延津，哈尔滨北极村，陕西关中……当这一连串的地理坐标排列于纸面，熟悉中国当代文学的你，一定会在瞬间唤醒自己那顽固的文学经验。你也许还会多少产生出一些没来由的欣喜与骄傲，因为你知道，这宛如标记在地图册上的一块块物理区域，实际上，指向着一个个明确的文学英雄——莫言，余华，刘震云，迟子建，陈忠实……
　　于是，一部当代中国文学史，几可绘制成一本地图册。当我们的大作家们几乎全部站在故乡的土地上纵声放歌之时，我们的文学现场，便神奇地具有了地图册的样貌。这似乎也一再佐证着，文学创作的地方性，才是其获得成功的不二法门;也于是，大量的跟从者提起笔来，蜂拥而上，将辞藻堆砌于故乡的大地，仿佛如此便获得了写作的正当性与优越感，仿佛，将辞藻种植于故乡，宛如将粮食种植于泥土一般的具有不证自明的合法性乃至神圣感。
　　理论也由此天经地义地生成。我猜想，以“地方性”为切口来分析作家创作的理论文章，必定是汗牛充栋。乃至，文学的话题也要就此不断展开，喏，我们现在便要将这个话题再说一番。
　　如实说，對此我已经感到些微的厌倦。
　　那个“地方性”与文学的关系，当然是不证自明了的，何况，它也的确反复被文学的实践所证明。对此，谁都难以给出否定的意见，而且，一旦试图去否定它，你还要冒着显而易见的道德风险，就好像一个枉顾自己出生地的人，理应得到谴责和唾弃。令我厌倦的，也并不是这无休无止的正确老调的重谈，我只是对所有能够轻易“重弹”的调门，与所有天生一副“正确”的嗓音，渐渐失去了耐心与信心。
　　我知道，当我谈论这些话题时，内容几乎已经是被预设了的，被约谈者预设，也被自己预设。我们无可避免地将要去把赞同过的立场用一种近乎讴歌的调性再唱和一遍。于此，折磨着我的，注定只能是那种身而为人的被限定之感——你被上帝随手撂到了一块具体的人间之地，李家庄或者王家洼，于是，你的方言，你的样貌，你歌唱的喉咙与你思考的脑汁，都将只能以一种完全物理化的规定所展开。你是天然受限的，生是李家庄的人，死是王家洼的鬼，那就像一条化学公式般的森严，就像构成水的氢二氧一般的不容反驳。
　　这人的有限性，导致出每一个书写者的有限性。我们只能如此写，继而，给这个无力的“只能”发展出了“必须”的翅膀，美化它，将其视为文学之事最为正大与光明的方向——你“必须”站在你脚下的那块李家庄或者王家洼，你的营养与荣光，全部由此而来，那是一种被嘉勉与颂扬的“扎根”姿势，就仿佛，你这棵庄稼若不是种在地里，你就没有获得丰收的资格与权利。
　　当然没有，庄稼不种在地里，那也许是生物科技正在酝酿的蓝图，而我们从来留恋古老的比喻，也相信，总有某种上帝的铁律不容颠覆。但这种古老的相信针对着种地时值得捍卫，针对着我们的精神生活时，也“必须”永远值得捍卫吗？没错，写作如种地，这是漂亮而正确的古老修辞，说出来，都可以带着沾沾自喜的傲慢神气——可写作，真的就必须如种地吗？我们的精神生活，只能彻底地被物理世界简单粗暴地禁锢吗？而那些痛苦、虚无的思索，难道不正是基于一种深刻的对于拘囿的挣脱冲动吗？
　　是的，我所理解的文学，恰是如此：那个有限的人，受困于自己胸中那澎湃的拘囿与挣脱之力时，所焕发出的西西弗斯般推石上山的虚妄的勇气。
　　山东高密，浙江嘉兴，河南延津，哈尔滨北极村，陕西关中，只能是在这个意义上才具有了文学的价值：它们是母亲一般哺育着作家的故乡，却也是那一颗颗不安的灵魂宿命一般的囚禁之地;莫言，余华，刘震云，迟子建，陈忠实，他们就是在这种对于拘囿的奋力挣脱之下，成全了自己的文学，将那一块块逼仄的李家庄或者王家洼，书写出了文学意义之上的普遍性。
　　遗憾的是，更多的时候，我们将这场灵魂跋涉的起点预设成了文学全部的要义，将牢笼懒惰地视为了殿堂。这种简单的理解力和粗糙的决定论，曾经、正在、还将拐带着我们的文学观。不是吗？曾经、正在、还将书写着山东高密、浙江嘉兴、河南延津、哈尔滨北极村、陕西关中的提笔者，如过江之卿;然而大水漫灌，唯有莫言、余华、刘震云、迟子建、陈忠实一座座孤岛般地凸显于水面。想一想，这竟是荒凉的情景。
　　你只能忠诚于你的土地，你必须反对你的土地。也许，这才是一个优秀作家全部痛苦与骄傲的根由。
　　还有更为深刻的困境就在眼前。当我们在谈论文学的“地方性”话题时，往往依旧是基于一种前现代的立场。这种打量文学的眼光，行之有效地管了我们几千年。时至今日，我们已然跨入了迅猛如电的现代化历程之中，几千年来那种源自农耕社会、依托于土地之上的文化经验与生命感知，正在加速远去，那种将一切精神活动都直接以原始耕种来做粗暴比附的理直气壮，也越来越显得荒腔走板。莫言、余华、刘震云、迟子建、陈忠实们，将是最后一代以故土作为书写前提的优秀作家了，那些依旧跟在他们巨大身影之后亦步亦趋的后来者，已经在饱尝着失败的滋味。他们的失败，不仅仅源于自己和巨人之间才华的落差，更是源于他们不期然已经站在了一个换了人间的时刻。
　　这或许正是文学在这个时代特有的严厉与残酷。
　　行之有效了上千年的路径正在失效，那些不证自明的，突然需要你给出一个证明了，那些李家庄或者王家洼的正当性与优越感，正在被猛烈地摇撼。
　　当顾炎武曾经描述的“北方人饱食终日无所用心，南方人群居终日言不及义”，刘义庆在《世说新语》中乐道的“北人看书，如显处视月，南人学问，如牖中窥日”在现实社会中渐渐荒谬至无从对应之时，我们这以“地方性”展开文学想象的惯性，终于便到了不得不改弦更张的一刻。
　　世界变得越来越具有普遍性了，一个个光荣而正确的李家庄或者王家洼正在次第消失。这当然是令人伤感的时刻，也当然是文学的艰难时刻。
　　你只能反对你的土地，你必须忠诚于你的土地。
　　——于是，“只能”与“必须”翻转。当文学所描述的对象，普遍地失去地方性优势之际，新的拘囿再次徐徐降临;当一种“普遍性”的书写也开始露出了正当性与优越感的嘴脸之时，那种写作者的挣脱之力就将在重申“地方性”之宝贵的音区唱响。
　　其实，这不过是兑现着文学亘古的本意——往偏僻处去。那合唱的区域，从来都是文学应当警惕的禁区。你需要做到的，则是始终怀有清醒的自觉。
　　唯一可以预知的是，这一次的“地方性”书写，将绝非再是莫言、余华、刘震云、迟子建、陈忠实们笔下的那番山东高密、浙江嘉兴、河南延津、哈尔滨北极村、陕西关中;未来的文学史，也将绝非再能被略显轻浮地置换成一本地图册。
　　我们应当相信，那澎湃的拘囿与挣脱之力，才是达成美的重要源泉。任何时代的书写者，在自身中，都仿佛在热锅里，在李家庄或者王家洼，都仿佛在禁闭室，由此，他也才具有了成为一个真正自尊者的可能，因为在拘囿与挣脱之间，他的命运方才些微地开始属于了自己，不仅仅再是屈从于上帝的那随手一撂，在痛苦的对抗之外，他张望到了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