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面，从英国来的演讲人谈了撒切尔夫人在英国的影响，从美国来的演讲人谈了里根总统对美国经济产生的影响。在座的大多数都是中国人，而我们对中国过去30多年改革开放，特别是邓小平先生的贡献，有亲身经历和体验。
　　这三位领导人，撒切尔夫人、里根总统、邓小平先生，他们有一些类似的想法和做法。而他们三位发挥作用的起始点又是在同一个时间：撒切尔夫人1979年当选英国首相；里根总统1980年当选美国总统；而邓小平推动的改革起始年是1979年。
　　也许这是一个历史巧合，其实不是。伟大的人物之所以做出有巨大影响的事情，一定有它的历史背景。这三个国家，英国、美国和中国，国情非常不同；但是它们当时面临着一个共同的历史背景，因此也是一个共同的历史机遇。这是个什么历史背景呢？

共同的历史机遇

　　当我们回过头来看20世纪的人类历史，就不能不注意到这样一种情况：在20世纪中，在全世界范围内，人们有过一种非常强烈的理想和追求——就是对计划经济、对政府对市场经济的管制、对政府在经济中的作用，有着非常高的期望，希望能够通过政府来提高生产力，同时也使得社会变得更公平。带来这种追求的背景是因为对“自由市场”的不信任，对它带来的经济不稳定、带来的社会不公平的不满。应该说，在100年前，这样的想法，在知识分子中、特别是在教育程度高的人中，是很普遍的，而且这种思想是发源于发达的西方国家的。同时，这种思想又对贫困人群也极具吸引力。

　　20世纪见证了这种思想的实践，不仅占人类人口三分之一的国家完全实施了计划经济，而且在另外三分之二人口国家中，也实施了强力度的政府对经济的干预。
　　这些国家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发展中国家，除了少数之外，大多数都走了政府主导的发展道路。另一类是发达国家，包括英国和美国，在相当长时间内，凯恩斯主张政府干预的经济思想占了主导。在当时的主流经济学中，政府主导经济的思想影响，远远超过今天经常谈到的诸如哈耶克和熊彼特的思想。即使在发达国家，不少经济学家都认同政府干预、政府管制，甚至认同一定程度的国有制，不仅会带来经济效率的提高，而且会改善收入分配。政府干预的另一种形式是建立福利国家。高峰的时候，有的发达国家的个人所得税率超过90%。
　　这是一段非常重要的历史，是一个历史背景。尽管从理论分析上，计划经济似乎是一种比市场经济更有优势的经济，因为可以“有计划按比例”发展啊。但是，在实践中，人们发现，无例外地，计划经济都搞得不好，甚至出现很严重的灾难。这是一个基本事实。在那些并非完全计划经济的发展中国家，政府主导出现了非常多失败的例子。而在发达国家，包括英国和美国，在70年代的时候，也出现了种种问题。这些20世纪试验的结果，并不是像之前很多学者期望的那样。
　　当时，有没有学者有过不同的分析？有，一位重要的学者就是哈耶克。1942年，当绝大多数经济学家和其他知识分子都在认为，一定程度上的计划和政府干预是改进市场的好办法的时候，他写了一本书，书名是《通向奴役之路》。1945年，他发表了一篇经济学文章，登在《美国经济评论》上，这是过去100年中被引用最多的20篇经济学论文之一，也是他后来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重要引用文章之一，标题是《知识在社会中的使用》。1960年，他的著作《自由宪章》出版，传递同一个思想，认为市场经济中人的经济自由极为重要，它使得原本分散的信息，通过市场，得以有效地使用。
　　因此，经济自由是有效利用资源和分散信息的必要条件。计划经济听上去很有道理，有计划，按比例，但是，它不能有效地使用这些分散的信息，所以它是没有效率的。
　　同样，先见者之中还有美国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1962年，他出版了《资本主义与自由》，传递的是同样的观点。这本书并不是他作为货币主义者的学术论著，而是作为对社会和经济整体看法的一本大众化、影响很大的书。在20世纪80年代前，即使在西方，这些观点和分析还很难说是主流观点。当然，现在是主流观点了。
　　之所以现在人们认为他们的分析是深刻的，是因为过去这几十年的经验事实提供了证据，这些事实说明了哈耶克的理论预测是对的。如果说我们今天比100年前有什么地方更聪明了一点的话，那就是这100年来积累了这么多的事实和证据。尽管中国的情况、英国的情况、美国的情况非常不同，邓小平、撒切尔夫人、里根在各自国家中面临的国情很不一样，但是，人类在思想上和实践上的共同点，我觉得是相通的，因为面临相同的历史背景。这也说明了为什么他们几乎在同一时间上做了方向上一致的、但是具体措施不同的事情。

未竟的使命

　　这就进入了“20世纪的大逆转”时期，是从1980年前后开始的。撒切尔夫人当时的顾问跟她说，我们不要走两个极端，最好走中间道路。这个建议听上去很有吸引力，但是，她回答说：“不，我们要走的是哈耶克说的道路。”当里根竞选美国总统的时候，很多选民说，我们期望政府为我们解决经济问题。他说：“不，政府才是问题。”在中国，我们也经历了巨大的思想转变。当人们争论“姓社还是姓资”的时候，邓小平的回答是：不要争论，先做起来，关键看是否三个有利于。
　　邓小平的经济改革有很多方面，但我觉得，用两个中文字组成的两个中文词就可以概括其实质内容。这两个字，一个是“开”，一个是“放”。这两个词，一个叫做“开放”，一个叫做“放开”。1979年的时候，中国的情况与英国和美国非常不同。那时，中国企业几乎全部是公有制，个体经济微乎其微，根本没有外资企业。30多年来，我们从一个极端，就是贫困、落后的极端，发展到现在，开始步入中等收入。尽管我们现在与发达国家还有很大差距，但我们在过去30年经济改革和调整的力度，与美国和英国相比，要大得多。
　　回顾100年历史，我们从中学到了什么？从追求理想，到经过实践发现问题，然后再转向和调整。这里，在观念层面的核心问题是，经济学家争论的计划与市场，政府与个人，当然还有平等与自由这样深刻的问题。这里有制度问题，也有价值观问题。最近，看了一句话，觉得很有意义。这不是一个理论命题，而是一个经验性的观察，是对过去这么多年实践的一个经验性概况，据说是以色列现任总统西蒙·佩雷斯（Shimon Peres）说的。他说，“By and large， those in the world who placed freedom above equality have done better by equality than those who placed equality above freedom have done by freedom。”翻成中文是：“一般来说，在这个世界中，那些把自由放在平等之上的国家与那些把平等放在自由之上的国家相比较，前者在平等方面要比后者在自由方面做得更好。”我觉得，他的这句话是很有分量的，是一个重要的经验观察。
　　100年前，我们没有办法说出这句话，因为我们当时没有经验证据。经济运行是非常复杂的，你可以从理论上说出不同的想法，不同的机制，但是到最后，是要看经验的证据。这么多年来，我们比过去增加的不仅是理论上的洞见，更关键的是增加了经验上的观察，也就是历史的事实。
　　最后，我要补充一点。20世纪的凯恩斯主义也好，计划经济思想也好，都想解决两个问题（至少是初衷）：一个是市场经济的不稳定性，30年代的大萧条就是例证；另一个是收入分配的不平等。
　　今天，我们刚刚又经历了一次很大的金融危机。同时我们也看到，几乎在所有国家内部，收入分配比20年前变得更不平等（尽管在整个世界中收入分配变得更平等了，主要是因为中国和印度这两个大国的整体收入水平上升很快）。所以，这两个问题仍然还没有完全解决，这仍是一个还没有结束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