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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主席与奥巴马总统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安纳伯格庄园举行的会晤是今年国际关系领域焦点性事件之一，其重要意义和实质程度不亚于一次正式或非正式的访问。解读会晤成果时，六个关键性问题尤值重视。中美今后一个时期处理有关问题的实效相叠加，可以决定两国共建新型大国关系的成败。
高层交往能高潮迭起声势不断吗
密切的高层交往和领导人友谊已成为中美关系稳定发展的重要维系和促进因素。近年两国每次重要高层交往都与政治共识提升、关键领域合作深化、分歧矛盾得到有效管控相伴。制订新时期中美关系“路线图”，第一项具体工作就是用周密筹划的高层交往安排填满日程表。
作为中国新一届政府开局外交的重要内容，今年以来中美开展了密集沟通，实现了两国关系平稳过渡。两国元首通话，美国财长、国务卿、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和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相继到访，为习近平主席加州之行做足了铺垫。此前，习近平主席与美国领导人从结识到相熟的进程早已通过2011年8月美国副总统拜登访华、2012年2月习近平在国家副主席任上正式访美顺利完成。
“庄园会晤”后，无论从政治还是礼仪角度看，都该轮到奥巴马再来中国走一趟了。奥巴马首次访华是2009年11月应胡锦涛主席邀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那次访问将奥巴马首任的中美关系推向一个高点，但遭到美国右翼势力诋毁，被批在经贸、人权领域促进美国利益不力。此后三年多，中美关系经历一系列好与坏的事件，特别是美国调整亚太战略带来的碰撞，发生了新变化。美方更加认识到稳定中美关系、加强中美合作的重要性。胡锦涛主席2011年1月对美国的国事访问和两国领导人在多边场合的一系列会晤打开了共建新型大国关系之门。
世界正处在大的调整与变动中，中美充当着最重要的变量、扮演着最关键的角色，通过不间断的高层交往管理好中美关系并将两国互信推向深入的必要性更加高涨，邀请奥巴马再次访华的时机已经成熟。
亚太地区能迎来中美和谐共处吗
6月2日，出席香格里拉对话会议的美国国防部长哈格尔发表题为“美国对区域安全的态度”演讲。也许是顾及即将举行的中美元首会晤，演讲语调平和，主要解释美国推进再平衡战略的必要性，回避刺激中方的表述。哈格尔还表示，“美国欢迎和支持一个繁荣和成功并为解决区域和全球问题做出贡献的中国”，“与中国建立积极和建设性的关系是美国再平衡战略的重要环节”。美中在亚洲区域安全问题上持不同看法属正常，关键是相互尊重，坦诚对话，建立互信，减少相互误判风险，尤其是在军事领域。
中美在亚洲区域安全问题上的不同看法多元且深刻。比如，中方认为经济增长和区域发展合作应是亚太首要议题，不赞成美国人突出军事安全问题；主张以共同安全而非集体安全的思维方式应对本地区安全挑战，不赞同美国逆势而动强化同盟体系；希望通过政治外交手段解决导弹扩散问题，保持地区战略稳定，反对美国加紧部署亚洲反导系统。当然这些只是表象，分歧的关键还是美国亚太战略调整的必要性和针对性。
美国战略东移、“重返亚洲”是一段时间以来导致中美战略互疑加深的根源，其针对中国的一面是调门上的修饰所不能掩盖的。很难相信美国把60%的军力部署到亚太只为应对“朝鲜的威胁”。美方并不能说服中国：美国的“再平衡”不是为了牵制中国崛起。
无法回避，中美在亚太地区各自面临的战略局面分别是：中国不可能将美国赶出亚太，做不到将亚洲变为中国的亚洲；美国无论怎样加强部署都已无法阻挡中国崛起的步伐，必须适应已因中国而发生根本性改变的地缘战略环境。亚太地区的复杂性、多样性决定了无论是中国还是美国都无法主宰该地区事务，中美是合作还是相争，将把亚太引向截然不同的两种命运。
中国领导层在与美方的对话中没有拘泥于、陷入到美国有没有、该不该遏制中国的问题，而是早已把眼光投放到中美应如何在亚太共处。去年2月，习近平在国家副主席任上访美前夕接受《华盛顿邮报》书面采访时表示，亚太地区是中美利益交汇最集中的地区，宽广的太平洋两岸有足够空间容纳中美两个大国；中国欢迎美国为本地区和平、稳定、繁荣发挥建设性作用，同时希望美方充分尊重和照顾亚太各国的重大利益与合理关切。今年4月，习近平主席在北京会见美国国务卿克里时再次强调，“宽广的太平洋两岸有足够空间容纳中美两个大国”，同时指出双方应该致力于在亚太实现良性互动。中国领导人谈到中美在亚太地区关系问题时体现出的高度自信和务实态度值得美方认真对待。
中美当然要正视双方在亚太安全问题上的分歧，但更需正视中美作为两个世界级大国并立于亚太的现实。真正能够抑制中美结构性矛盾、打破“中美在亚太必然走向冲突”论调的，只有两国在亚太有效合作的事实。抓住了中美对亚太和平、稳定、繁荣的共同需要，就抓住了中美在亚太合作之道的基本线索。从维护亚太经济增长和繁荣到共助第三国发展，从制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到打击跨国犯罪，从稳定朝鲜半岛局势到影响缅甸改革与和解，都是富有潜力的中美合作点。在中美存在重大矛盾的台湾、南海、钓鱼岛等问题上，也不是没有默契以及由此产生的协调合作。
尊重中方在亚太的利益关切并不等于什么事都要按中国的意思办，而是应致力于在中美两国利益间寻求平衡。这或可成为美国审视亚太问题的新视角，也是美方已申明的“与中国建立积极和建设性的关系是美国再平衡战略重要环节”的应有之义。
经贸关系能扭住平等互惠原则吗
中美已多年互为第二大贸易伙伴，2012年双边贸易额达4800多亿美元，中国对美投资、美国对华出口、两国能源合作都在快速增长。促使两国经贸关系规模和形态之变的，是中美经济规模的日趋接近和两国正在发生的结构性调整。
中国正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促进增长主要由投资、出口拉动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美国正在变更经济增长引擎，推动“出口倍增”、鼓励产业回流、重振实体经济，并实施新能源战略，由消费主导向出口主导转变。中美经济结构调整具有同向性，尽管增加了两大规模市场的竞争与摩擦，但总的还是深化了双方的经济依存。 中美已在经济上结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谁也离不开谁的“利益共同体”，但共同利益并不必然压制战略矛盾，历史上不乏“利益共同体”反目成仇的先例。中美双方仍需重视两国经济结构调整的复杂影响，坚持以稳重和负责任的态度处理两国关系中的经贸摩擦问题。
奥巴马首任，美方在人民币汇率、市场准入、自主创新产品认定、知识产权、服务和金融市场开放等问题上对中方苛责甚多、怨气甚重，竞选连任的压力加剧了美方处理中美经贸摩擦的焦躁。奥巴马二任，仍以促进美国经济复苏为执政的首要任务，这必然在今后的美国对华政策中有直接反映。
中方在经贸领域的关切同样很多，有些长期悬而未决，它们同样牵连着中国的国内政治、经济增长、市场稳定和民生需求，同样需要认真对待。中美能否加强宏观经济政策协调，维护世界经济复苏势头，制止不负责任的宽松和竞争性贬值？美国有没有诚意放宽对华高技术产品出口限制，奥巴马政府信誓旦旦的出口管制改革难道“中国例外”？美国何时能普遍给予中国投资者进入美国市场的公平待遇，停止歧视中国国有企业？
在经贸问题上，中美各有各的关切，这些都是可以理解的。只有紧紧扭住平等互惠原则，努力相互理解、尊重和照顾，才是解决之道。片面强调己方关切，将经贸问题政治化，不是应有的态度。美方用积极举措回答中方关切，将会发现对华出口市场、在华投资环境的海阔天空。
同时，中美两国国内都存在大批在对方国家拥有重要利益的经贸人士和商业团体，他们长期以来积极支持中美总体关系的健康稳定发展。确保中美市场相互公平开放，留住他们的心，是两国政府需要下功夫做的事。
两军关系能跟上中美总体关系步伐吗
2012年2月，习近平在国家副主席任上访美期间，欣然受邀前往五角大楼作客，成为十年来首位到访那里的中国领导人。他受到隆重军礼仪仗欢迎，同美国国防部长和美军参联会主席进行了一小时的交流。他指明，中美两军关系是两国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需服从、服务于中美合作伙伴关系大局，希望两国防务部门本着“尊重、互信、对等、互惠”的原则，为构建健康稳定成熟的两军关系共同努力。
2001年“撞机事件”后的12年里，中美在军事领域的互动从未停止，既有积极内容，比如高层官员互访、两军热线建立、国防政策对话、军事院校交流、海上搜救联合演习；也有消极内容，比如在美国售台武器和南海、反导、外空、网络安全等问题上的交手，总体看消极内容多于积极内容，两军关系发展滞后于两国总体关系发展。
出现这种情况不足为奇，上升大国和守成大国的战略互疑情绪和摩擦冲突风险首先并且主要通过军事领域的互动表现出来。中美关系共建新型大国关系的内核在于培育战略互信、减少战略互疑、开展战略合作，没有两军的积极参与和作为，这项工作不可能完成。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以准备战争为本能。中美两国军人肯定不会在内心放松对对方的警觉。在世界的两个大国之间，这没有什么不正常，关键是不要误判对方战略意图，把敌对的假设当成实景，把冲突的预置变为现实。
以亚太军事战略调整为核心内容的美国战略再平衡是一段时间以来加深中方对美疑虑的主要导因。美军在把美国60%的海外军力部署到亚太地区的同时需要认识到，中国公众60%的对美不信任感都源于美国军方的思维方式和言行。
美军内部的一个流行观点是，中国军队不仅要冲出第一、第二岛链，更要把美国赶出西太平洋。这是一个伪命题，以此作为美国战略调整的依据既不科学，也很危险。
美国坚持向台湾出售先进武器的政策不能维持事实上已被打破的“两岸军力平衡”，与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进程相悖，除了伤害中美关系之外徒劳无益。
美国过度迷信绝对实力、绝对优势，通过立法禁止两军高技术、航天等领域实质交流的错误还在延续。但这阻挠不了中国主要依靠自己的力量推进国防现代化，也不可能把中国引上前苏联式的恶性军备竞赛之路，只会滞缓中美“互信赤字”的削减速度。
中美军事力量有着复杂的历史关系，当它们首次同时作为世界级的两强在亚太交汇，彼此关系也就具备了新的时代内涵，担起更加特殊的历史责任。两军已在行动，用加强对话交流的举措和建设性管控分歧的共识为肩上的责任作解。
网络安全会成为中美关系“黑洞”吗
与中美高调宣布两国元首“庄园会晤”同步，中美关系中的网络安全问题再次被热炒。《华盛顿邮报》5月29日披露，咨询机构美国国防科技委员会向五角大楼提交的秘密报告认定，30多项先进武器系统的设计方案遭中国黑客“盗窃威胁”。一些美国国会议员加紧推动旨在“对利用网络黑客窃取美国商业机密的中国等国企业实施惩罚”的立法。
不难理解美国对中国口诛笔伐的战略背景。美国军情部门把网络攻击视为与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恐怖主义并列的国家安全主要威胁。与此同时，美军明显扩大网络部队建制，大举加强网络武装力量建设。种种迹象表明，美国将网络虚拟空间视为与传统军事交战同等重要的战场，延续谋求绝对安全的不对称思维模式，正以中国等国的“可证实威胁”为借口，积极确立进攻型的网络防御能力。这与美国过去在世界上发动一场场并不那么正义的战争的方式竟有异曲同工之妙，徒增“美国阴谋论”的在华市场。
网络世界混沌无序，中国和美国都是网络黑客行为的主要受害者。很多国际黑客喜欢利用中国的IP地址攻击设在美国的服务器，也有很多黑客喜欢“取道”美国攻击中国。美国把中国打成“网络坏人”，缺乏事实依据和解决问题的诚意。网络安全问题的特殊战略背景在事实上扩大着中美互疑和摩擦因素的边界，成为两国共建新型大国关系的重要干扰源，这一现象已经引起双方高层的重视。
如果不加约束和管控，一场虚拟世界的新冷战极可能如某些势力所愿在中美之间悄然发生。果真如此，必将祸及现实中的中美关系。中美两国建立战略互信、减少战略互疑的努力需要向网络空间延伸，对话与合作需要取代污蔑和指责。 在网络安全问题上，中美可以开展合作的点很多，双方共同打击网络犯罪、管控网络冲突、协调制订网络国际规则的潜力很大。目前，中美已在工作层建立起共同应对网络安全问题的机制并开展相关具体合作，不过声势和成效还有进一步发掘的空间。美方应认真思考如何借这个问题给中美合作锦上添花，而不是使之成为两国关系的“黑洞”。
朝鲜半岛局势能因中美合作
实现转圜吗
朝鲜半岛局势近来展露更多缓和曙光。从朝鲜在接连发射短程导弹之后对华开展“特使外交”、向韩表明愿恢复商讨开城工业园事宜可以看出，朝方经过长时间紧绷，已在有计划地寻求体面降温和转圜。
中国一直在努力抑制紧张局势、创造对话机会，是转圜的主要推动者。如果没有中方积极劝和促谈并坚决执行安理会制裁决议，半岛局势的不可控性将大为增加，朝鲜的转变不会发生。外界已观察到中国对朝政策的变化：从国家根本利益出发，在大的战略框架下运行，不放弃对朝责任，不回避两国分歧，不纵容朝方损害中方利益、挑战国际公益的行为，维护中朝传统友谊和战略合作健康发展。
抓住局势变化中的积极因素，推开对话协商大门，仅靠中国的力量和朝鲜单方面的姿态是不够的，美韩必须同样负起责任。但美国迟迟不采取可以显示改善美朝关系意向的实质举措，韩国深陷恶朝、恐朝、疑朝情绪，拒绝回应朝方的积极姿态，美韩在半岛附近的密集军演计划按部就班。这些都与美韩一再宣示的致力于维护半岛和平稳定的态度相悖。
美国拥有改善美朝关系的决定权和主导权，与朝方分别掌握着解决半岛复杂问题的钥匙，责任特别重大。过去若干年，美国的半岛政策进一退二，与朝鲜一道折腾不休，理不清的是私利与公利的关系。美国片面看重自己在亚太地区的主导权，一味推进以朝鲜为主要假想敌和威胁源的亚太战略调整，用威慑和制裁固化、强化朝鲜的敌视和偏激。颠倒地区和平与战略稳定的主次，过份渲染朝鲜对美国本土的“核导威胁”，将朝鲜采取显示弃核诚意的动作设定为美朝重启对话惟一先决条件，无限压低了恢复商谈的可能。
国际关系里不存在绝对的无私，但私利当在关键的时候服从大局。在半岛问题上，和平稳定就是各方必须共同坚守的大局。半岛无核化固然重要，但如与东北亚和平稳定相对立，两者都无法保证。无论美韩对朝意图作何判断，当务之急是与朝接触起来，为重启对话铺路。
朝鲜半岛曾是中美直接对立的战场，现在是两国战略合作的舞台。这个转变就是十年前以朝核问题为缘起、六方会谈为平台发生的，正是中美在朝核问题上的合作为21世纪中美伙伴关系的确立奏响了先声。十年过去，尽管中美在半岛的战略、政策出发点不同，朝核问题形势也发生了较大变化，但中美对半岛保持和平、稳定、均衡的共同需要更加突出，足可压倒观念分歧和利益差异，直透半岛问题的核心。中美关系共建新型大国关系首先需要协调好两国在亚太地区的利益关系，半岛事务则必然是这项工作的优先实践场和重要试金石。
基辛格在《论中国》一书结尾处写明，中美关系“留待处理的问题是从危机管理转向确定共同目标，从解决战略争议转向避免战略分歧”。基辛格紧接着用问句为自己对中美关系的毕生参与和观察做结：“中美关系有可能演变成为真诚的伙伴关系和以合作为基础的世界秩序吗？中国和美国能够培养真正的战略互信吗？”那是留给未来的命题，方向由两国元首在安纳伯格庄园给出。
高层交往能高潮迭起声势不断吗
密切的高层交往和领导人友谊已成为中美关系稳定发展的重要维系和促进因素。近年两国每次重要高层交往都与政治共识提升、关键领域合作深化、分歧矛盾得到有效管控相伴。制订新时期中美关系“路线图”，第一项具体工作就是用周密筹划的高层交往安排填满日程表。
作为中国新一届政府开局外交的重要内容，今年以来中美开展了密集沟通，实现了两国关系平稳过渡。两国元首通话，美国财长、国务卿、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和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相继到访，为习近平主席加州之行做足了铺垫。此前，习近平主席与美国领导人从结识到相熟的进程早已通过2011年8月美国副总统拜登访华、2012年2月习近平在国家副主席任上正式访美顺利完成。
“庄园会晤”后，无论从政治还是礼仪角度看，都该轮到奥巴马再来中国走一趟了。奥巴马首次访华是2009年11月应胡锦涛主席邀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那次访问将奥巴马首任的中美关系推向一个高点，但遭到美国右翼势力诋毁，被批在经贸、人权领域促进美国利益不力。此后三年多，中美关系经历一系列好与坏的事件，特别是美国调整亚太战略带来的碰撞，发生了新变化。美方更加认识到稳定中美关系、加强中美合作的重要性。胡锦涛主席2011年1月对美国的国事访问和两国领导人在多边场合的一系列会晤打开了共建新型大国关系之门。
世界正处在大的调整与变动中，中美充当着最重要的变量、扮演着最关键的角色，通过不间断的高层交往管理好中美关系并将两国互信推向深入的必要性更加高涨，邀请奥巴马再次访华的时机已经成熟。
亚太地区能迎来中美和谐共处吗
6月2日，出席香格里拉对话会议的美国国防部长哈格尔发表题为“美国对区域安全的态度”演讲。也许是顾及即将举行的中美元首会晤，演讲语调平和，主要解释美国推进再平衡战略的必要性，回避刺激中方的表述。哈格尔还表示，“美国欢迎和支持一个繁荣和成功并为解决区域和全球问题做出贡献的中国”，“与中国建立积极和建设性的关系是美国再平衡战略的重要环节”。美中在亚洲区域安全问题上持不同看法属正常，关键是相互尊重，坦诚对话，建立互信，减少相互误判风险，尤其是在军事领域。
中美在亚洲区域安全问题上的不同看法多元且深刻。比如，中方认为经济增长和区域发展合作应是亚太首要议题，不赞成美国人突出军事安全问题；主张以共同安全而非集体安全的思维方式应对本地区安全挑战，不赞同美国逆势而动强化同盟体系；希望通过政治外交手段解决导弹扩散问题，保持地区战略稳定，反对美国加紧部署亚洲反导系统。当然这些只是表象，分歧的关键还是美国亚太战略调整的必要性和针对性。
美国战略东移、“重返亚洲”是一段时间以来导致中美战略互疑加深的根源，其针对中国的一面是调门上的修饰所不能掩盖的。很难相信美国把60%的军力部署到亚太只为应对“朝鲜的威胁”。美方并不能说服中国：美国的“再平衡”不是为了牵制中国崛起。
无法回避，中美在亚太地区各自面临的战略局面分别是：中国不可能将美国赶出亚太，做不到将亚洲变为中国的亚洲；美国无论怎样加强部署都已无法阻挡中国崛起的步伐，必须适应已因中国而发生根本性改变的地缘战略环境。亚太地区的复杂性、多样性决定了无论是中国还是美国都无法主宰该地区事务，中美是合作还是相争，将把亚太引向截然不同的两种命运。
中国领导层在与美方的对话中没有拘泥于、陷入到美国有没有、该不该遏制中国的问题，而是早已把眼光投放到中美应如何在亚太共处。去年2月，习近平在国家副主席任上访美前夕接受《华盛顿邮报》书面采访时表示，亚太地区是中美利益交汇最集中的地区，宽广的太平洋两岸有足够空间容纳中美两个大国；中国欢迎美国为本地区和平、稳定、繁荣发挥建设性作用，同时希望美方充分尊重和照顾亚太各国的重大利益与合理关切。今年4月，习近平主席在北京会见美国国务卿克里时再次强调，“宽广的太平洋两岸有足够空间容纳中美两个大国”，同时指出双方应该致力于在亚太实现良性互动。中国领导人谈到中美在亚太地区关系问题时体现出的高度自信和务实态度值得美方认真对待。
中美当然要正视双方在亚太安全问题上的分歧，但更需正视中美作为两个世界级大国并立于亚太的现实。真正能够抑制中美结构性矛盾、打破“中美在亚太必然走向冲突”论调的，只有两国在亚太有效合作的事实。抓住了中美对亚太和平、稳定、繁荣的共同需要，就抓住了中美在亚太合作之道的基本线索。从维护亚太经济增长和繁荣到共助第三国发展，从制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到打击跨国犯罪，从稳定朝鲜半岛局势到影响缅甸改革与和解，都是富有潜力的中美合作点。在中美存在重大矛盾的台湾、南海、钓鱼岛等问题上，也不是没有默契以及由此产生的协调合作。
尊重中方在亚太的利益关切并不等于什么事都要按中国的意思办，而是应致力于在中美两国利益间寻求平衡。这或可成为美国审视亚太问题的新视角，也是美方已申明的“与中国建立积极和建设性的关系是美国再平衡战略重要环节”的应有之义。
经贸关系能扭住平等互惠原则吗
中美已多年互为第二大贸易伙伴，2012年双边贸易额达4800多亿美元，中国对美投资、美国对华出口、两国能源合作都在快速增长。促使两国经贸关系规模和形态之变的，是中美经济规模的日趋接近和两国正在发生的结构性调整。
中国正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促进增长主要由投资、出口拉动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美国正在变更经济增长引擎，推动“出口倍增”、鼓励产业回流、重振实体经济，并实施新能源战略，由消费主导向出口主导转变。中美经济结构调整具有同向性，尽管增加了两大规模市场的竞争与摩擦，但总的还是深化了双方的经济依存。 中美已在经济上结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谁也离不开谁的“利益共同体”，但共同利益并不必然压制战略矛盾，历史上不乏“利益共同体”反目成仇的先例。中美双方仍需重视两国经济结构调整的复杂影响，坚持以稳重和负责任的态度处理两国关系中的经贸摩擦问题。
奥巴马首任，美方在人民币汇率、市场准入、自主创新产品认定、知识产权、服务和金融市场开放等问题上对中方苛责甚多、怨气甚重，竞选连任的压力加剧了美方处理中美经贸摩擦的焦躁。奥巴马二任，仍以促进美国经济复苏为执政的首要任务，这必然在今后的美国对华政策中有直接反映。
中方在经贸领域的关切同样很多，有些长期悬而未决，它们同样牵连着中国的国内政治、经济增长、市场稳定和民生需求，同样需要认真对待。中美能否加强宏观经济政策协调，维护世界经济复苏势头，制止不负责任的宽松和竞争性贬值？美国有没有诚意放宽对华高技术产品出口限制，奥巴马政府信誓旦旦的出口管制改革难道“中国例外”？美国何时能普遍给予中国投资者进入美国市场的公平待遇，停止歧视中国国有企业？
在经贸问题上，中美各有各的关切，这些都是可以理解的。只有紧紧扭住平等互惠原则，努力相互理解、尊重和照顾，才是解决之道。片面强调己方关切，将经贸问题政治化，不是应有的态度。美方用积极举措回答中方关切，将会发现对华出口市场、在华投资环境的海阔天空。
同时，中美两国国内都存在大批在对方国家拥有重要利益的经贸人士和商业团体，他们长期以来积极支持中美总体关系的健康稳定发展。确保中美市场相互公平开放，留住他们的心，是两国政府需要下功夫做的事。
两军关系能跟上中美总体关系步伐吗
2012年2月，习近平在国家副主席任上访美期间，欣然受邀前往五角大楼作客，成为十年来首位到访那里的中国领导人。他受到隆重军礼仪仗欢迎，同美国国防部长和美军参联会主席进行了一小时的交流。他指明，中美两军关系是两国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需服从、服务于中美合作伙伴关系大局，希望两国防务部门本着“尊重、互信、对等、互惠”的原则，为构建健康稳定成熟的两军关系共同努力。
2001年“撞机事件”后的12年里，中美在军事领域的互动从未停止，既有积极内容，比如高层官员互访、两军热线建立、国防政策对话、军事院校交流、海上搜救联合演习；也有消极内容，比如在美国售台武器和南海、反导、外空、网络安全等问题上的交手，总体看消极内容多于积极内容，两军关系发展滞后于两国总体关系发展。
出现这种情况不足为奇，上升大国和守成大国的战略互疑情绪和摩擦冲突风险首先并且主要通过军事领域的互动表现出来。中美关系共建新型大国关系的内核在于培育战略互信、减少战略互疑、开展战略合作，没有两军的积极参与和作为，这项工作不可能完成。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以准备战争为本能。中美两国军人肯定不会在内心放松对对方的警觉。在世界的两个大国之间，这没有什么不正常，关键是不要误判对方战略意图，把敌对的假设当成实景，把冲突的预置变为现实。
以亚太军事战略调整为核心内容的美国战略再平衡是一段时间以来加深中方对美疑虑的主要导因。美军在把美国60%的海外军力部署到亚太地区的同时需要认识到，中国公众60%的对美不信任感都源于美国军方的思维方式和言行。
美军内部的一个流行观点是，中国军队不仅要冲出第一、第二岛链，更要把美国赶出西太平洋。这是一个伪命题，以此作为美国战略调整的依据既不科学，也很危险。
美国坚持向台湾出售先进武器的政策不能维持事实上已被打破的“两岸军力平衡”，与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进程相悖，除了伤害中美关系之外徒劳无益。
美国过度迷信绝对实力、绝对优势，通过立法禁止两军高技术、航天等领域实质交流的错误还在延续。但这阻挠不了中国主要依靠自己的力量推进国防现代化，也不可能把中国引上前苏联式的恶性军备竞赛之路，只会滞缓中美“互信赤字”的削减速度。
中美军事力量有着复杂的历史关系，当它们首次同时作为世界级的两强在亚太交汇，彼此关系也就具备了新的时代内涵，担起更加特殊的历史责任。两军已在行动，用加强对话交流的举措和建设性管控分歧的共识为肩上的责任作解。
网络安全会成为中美关系“黑洞”吗
与中美高调宣布两国元首“庄园会晤”同步，中美关系中的网络安全问题再次被热炒。《华盛顿邮报》5月29日披露，咨询机构美国国防科技委员会向五角大楼提交的秘密报告认定，30多项先进武器系统的设计方案遭中国黑客“盗窃威胁”。一些美国国会议员加紧推动旨在“对利用网络黑客窃取美国商业机密的中国等国企业实施惩罚”的立法。
不难理解美国对中国口诛笔伐的战略背景。美国军情部门把网络攻击视为与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恐怖主义并列的国家安全主要威胁。与此同时，美军明显扩大网络部队建制，大举加强网络武装力量建设。种种迹象表明，美国将网络虚拟空间视为与传统军事交战同等重要的战场，延续谋求绝对安全的不对称思维模式，正以中国等国的“可证实威胁”为借口，积极确立进攻型的网络防御能力。这与美国过去在世界上发动一场场并不那么正义的战争的方式竟有异曲同工之妙，徒增“美国阴谋论”的在华市场。
网络世界混沌无序，中国和美国都是网络黑客行为的主要受害者。很多国际黑客喜欢利用中国的IP地址攻击设在美国的服务器，也有很多黑客喜欢“取道”美国攻击中国。美国把中国打成“网络坏人”，缺乏事实依据和解决问题的诚意。网络安全问题的特殊战略背景在事实上扩大着中美互疑和摩擦因素的边界，成为两国共建新型大国关系的重要干扰源，这一现象已经引起双方高层的重视。
如果不加约束和管控，一场虚拟世界的新冷战极可能如某些势力所愿在中美之间悄然发生。果真如此，必将祸及现实中的中美关系。中美两国建立战略互信、减少战略互疑的努力需要向网络空间延伸，对话与合作需要取代污蔑和指责。 在网络安全问题上，中美可以开展合作的点很多，双方共同打击网络犯罪、管控网络冲突、协调制订网络国际规则的潜力很大。目前，中美已在工作层建立起共同应对网络安全问题的机制并开展相关具体合作，不过声势和成效还有进一步发掘的空间。美方应认真思考如何借这个问题给中美合作锦上添花，而不是使之成为两国关系的“黑洞”。
朝鲜半岛局势能因中美合作
实现转圜吗
朝鲜半岛局势近来展露更多缓和曙光。从朝鲜在接连发射短程导弹之后对华开展“特使外交”、向韩表明愿恢复商讨开城工业园事宜可以看出，朝方经过长时间紧绷，已在有计划地寻求体面降温和转圜。
中国一直在努力抑制紧张局势、创造对话机会，是转圜的主要推动者。如果没有中方积极劝和促谈并坚决执行安理会制裁决议，半岛局势的不可控性将大为增加，朝鲜的转变不会发生。外界已观察到中国对朝政策的变化：从国家根本利益出发，在大的战略框架下运行，不放弃对朝责任，不回避两国分歧，不纵容朝方损害中方利益、挑战国际公益的行为，维护中朝传统友谊和战略合作健康发展。
抓住局势变化中的积极因素，推开对话协商大门，仅靠中国的力量和朝鲜单方面的姿态是不够的，美韩必须同样负起责任。但美国迟迟不采取可以显示改善美朝关系意向的实质举措，韩国深陷恶朝、恐朝、疑朝情绪，拒绝回应朝方的积极姿态，美韩在半岛附近的密集军演计划按部就班。这些都与美韩一再宣示的致力于维护半岛和平稳定的态度相悖。
美国拥有改善美朝关系的决定权和主导权，与朝方分别掌握着解决半岛复杂问题的钥匙，责任特别重大。过去若干年，美国的半岛政策进一退二，与朝鲜一道折腾不休，理不清的是私利与公利的关系。美国片面看重自己在亚太地区的主导权，一味推进以朝鲜为主要假想敌和威胁源的亚太战略调整，用威慑和制裁固化、强化朝鲜的敌视和偏激。颠倒地区和平与战略稳定的主次，过份渲染朝鲜对美国本土的“核导威胁”，将朝鲜采取显示弃核诚意的动作设定为美朝重启对话惟一先决条件，无限压低了恢复商谈的可能。
国际关系里不存在绝对的无私，但私利当在关键的时候服从大局。在半岛问题上，和平稳定就是各方必须共同坚守的大局。半岛无核化固然重要，但如与东北亚和平稳定相对立，两者都无法保证。无论美韩对朝意图作何判断，当务之急是与朝接触起来，为重启对话铺路。
朝鲜半岛曾是中美直接对立的战场，现在是两国战略合作的舞台。这个转变就是十年前以朝核问题为缘起、六方会谈为平台发生的，正是中美在朝核问题上的合作为21世纪中美伙伴关系的确立奏响了先声。十年过去，尽管中美在半岛的战略、政策出发点不同，朝核问题形势也发生了较大变化，但中美对半岛保持和平、稳定、均衡的共同需要更加突出，足可压倒观念分歧和利益差异，直透半岛问题的核心。中美关系共建新型大国关系首先需要协调好两国在亚太地区的利益关系，半岛事务则必然是这项工作的优先实践场和重要试金石。
基辛格在《论中国》一书结尾处写明，中美关系“留待处理的问题是从危机管理转向确定共同目标，从解决战略争议转向避免战略分歧”。基辛格紧接着用问句为自己对中美关系的毕生参与和观察做结：“中美关系有可能演变成为真诚的伙伴关系和以合作为基础的世界秩序吗？中国和美国能够培养真正的战略互信吗？”那是留给未来的命题，方向由两国元首在安纳伯格庄园给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