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社会转型呈现出加速的趋势，城市化水平不断提升，资本、人口、资源等要素的流动也日益加快。伴随城市的快速扩张，乡村逐渐淡出公共讨论的视野，城市的公共治理问题愈发显著。
　　在20世纪，城市更多是被视为工业化生产、创造GDP指数、承担劳动力就业的中心，相应的公共治理是围绕诸如城市开发、工业园区建设、土地财政、维稳、治安而展开的。然而，正如杨宇振所指出的，伴随内外形势的剧烈变动，21世纪中国城市治理面临一系列新的挑战——网络信息技术对城市形态的重塑、社会阶层的多元化和极化、城市发展的不均衡等。如何应对各种差异巨大的价值认知，以及纷繁复杂的社会现实，制定出合理的发展政策，对中央政府的治理智慧构成严峻考验。
　　在逐渐浮现的各种新型城市问题中，大量吸纳外来人口带来的社会阶层结构变动，显得尤为突出。对此，虽然政府运用了大量的现代行政技术和工具手段，如制定、调整地方性法规和政策，给各种“外来人员”（人才、投资者、劳动力、投亲移民等）户籍身份及各种福利待遇（居住保障和其他社会福利），但如陈映芳所言，这些措施仍处在国权为先、民族整体利益为重的传统国民观框架下，政府在推行流动人口“市民化”的同时，依旧在很大程度上保留了国民身份和属地区隔的制度。倘若要根本解决流动人口治理问题，则需要国家作出重大的战略调整。
　　由于中国社会发展过程中的高度复杂性和不确定性，既有的现代治理学说都难以直接运用到中国城市治理之中。在此背景下，中国本土的历史经验和地方性实践为国家城市治理的战略调整，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刘炳辉的文章提出，虽然治理乡土中国的经验无法直接适用于治理城市中国，但经过二三十年的发展和反复总结，中国的城市治理，正日益显现出走向“超级郡县国家”的趋势，即以中央集权为导向（郡县制）的治理传统延续不变，并通过党政科层体制在组织、技术上的全面变革，实现这一治理体系的全面升级。这为人类在一个高度分化的社会开展整合性治理，提供了一个中国式方案。
　　汪建华和刘文斌则系统梳理了深圳的流动人口治理经验，其一方面是综合化、网格化、技术化管理，限制治安联防中粗暴混乱的执法方式，使得流动人口的管理手段更为规范，信息更为精确，内容更为精细，部门之间的协作能力也大为增强；另一方面是渐进式市民化，逐步赋予流动人口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吸纳其进入社区和政府参政、议政，进而实现对流动人口日常生活更加深入的渗透。深圳的经验提醒我们，真正的城市治理，主要不是依靠完善精密的防控體系，而是以人心秩序的契洽安定为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