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
东正教正式传入中国已有200余年,自清康熙年间《恰克图条约》签订允许俄罗斯東正教会在中国的传教合法化以来,其信徒群体、信仰特点、地区之间的差异也逐渐发生演变。目前中国政府认可的中国大陆的东正教活动场所分别位于黑龙江、内蒙古、新疆。学者王帅历时七年,对以上各地东正教活动场所进行实地考察,发现中国东正教已经开始呈现新趋势:信徒群体规模小,信徒集中于俄罗斯族女性,并出现较为严重的老龄化态势;信仰宗教色彩
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东正教正式传入中国已有200余年,自清康熙年间《恰克图条约》签订允许俄罗斯東正教会在中国的传教合法化以来,其信徒群体、信仰特点、地区之间的差异也逐渐发生演变。目前中国政府认可的中国大陆的东正教活动场所分别位于黑龙江、内蒙古、新疆。学者王帅历时七年,对以上各地东正教活动场所进行实地考察,发现中国东正教已经开始呈现新趋势:信徒群体规模小,信徒集中于俄罗斯族女性,并出现较为严重的老龄化态势;信仰宗教色彩淡化,民俗文化的意味突出;以往东正教徒强烈的排他性和保守性,不接受非东正教信徒进入他们的教堂,如今东正教对待其他宗教的态度由保守到开放,拥有较大的包容性;信徒自身对东正教所知甚少,加之一定程度上局限于俄罗斯族及其汉族后裔群体中,因而传教意识淡薄。此外,东正教内部也面临神职人员匮乏,宗教活动场所不足以及地域发展差距较大、地区间缺乏交流沟通的问题,从而也为不符合政策法规的境外交流埋下隐患。在此考察的基础上,东正教的中国化需引起学界关注,不仅在宗教语言、神学思想、神职人员培养等方面推进中国化,特别是在神学思想方面,由于大部分信徒生长于中国,东正教对他们而言仍带有异质文化的特点,故而在向信众解说东正教教义时有必要以符合中国文化特点的方式去阐释,这需要教会内部的探索、学界的帮助、政府的支持三位合一,同时也要重视东正教的外交作用,坚定中国东正教独立自主的地位,也要积极推动中国东正教的良性发展,构建较为完备的管理体系,培养自己的神职人员。
王帅:《中国东正教的现状与反思——兼论东正教中国化过程》,《世界宗教文化》2017年第4期。
其他文献
长期以来,对于西方人类学家来说,中国主要作为研究对象而存在。事实上,即便对于接受了现代人类学训练的中国人类学家来说,“中国”也主要是作为经验材料的提供方,对于普遍意义上的人类学理论和概念,则缺乏反思和贡献。换言之,中国尚未成为人类学的思想来源。[1] 作为一门主要在欧洲兴起和发展起来的现代社会科学,人类学在中国的发展过程中不免会出现“本土化”或“中国化”的讨论,这与其姊妹学科社会学在中国的发展境
待本期刊物出版之际,正是改革开放40年的时间周期。 肇始于1978年的改革开放,改变了中国的命运,也改变了世界的命运。时逢其40周年之际,总结其伟大的成就,反思其存在的不足,就成为中国思想界不可推卸的责任。 历史是以周期性形式演进的,既前后相继,又彼此区隔,在上一个周期完全正当的事情,进入下一个周期就可能被视为谬误。因此,与时俱进,乃是任何伟大时代的最鲜明特征。依循此理,总结改革开放也应采取着
[编者按] 时逢改革开放四十年,思想界在不同方向上着手改革开放的研究工作。3月31日至4月1日,修远基金会与上海春秋战略发展研究院、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共同主办了“改革开放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系列研讨会之一——新型工业化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专题研讨会。 我们把“新型工业化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为“改革开放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系列会议的首次会议,是因为改革开放四十年以来,或者说从19
听觉如同视觉一样,是人类生存、体验、审美的重要感知通道,是社会交往和文化沟通的重要途径,如“豆瓣FM”、“网易云音乐”等定制化产品组成了中国年轻人重要的听觉私领域;《爱情买卖》、“凤凰传奇”等歌曲或音乐人演变为“农村重金屬”一类的文化标签。中国当下文化格局的生成、发展和转型,都是坐落在现代化、全球化、本土化等多重因素中。学者王敦指出,当代中国文化的主要特征是伴随着两大社会变化,即几亿农民工进入城市
1949年以来,新中国面临种种社会挑战,其中即包括国家如何规制贸易行为,并将其纳入国家计划经济中。在此背景下,沿海走私扮演着极为复杂的角色,其一方面挑战了政府对贸易的控制,影响了中国的对外关系;另一方面又在计划经济的笼罩下,为民众提供了众多紧缺的生活必需品。历史学家Philip Thai近期发表的论文,基于各类一手史料,聚焦于1950~53年、1956~57年、1961~65年间的三波沿海走私高潮
中国农村地域辽阔,不同区域的农村差异巨大,从村庄结构上来看,以历史文化维度划分,可以体现为南中北的差异,而以经济发展水平维度划分则主要体现为东中西的差异。经济的快速增长和发达的交通为东部地区农村带来了更多的工业化机会,农民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而中西部农村的典型特征则为工业化不足,经济以农业为主导,并伴随着大量青壮年劳动力的流失。从社会分层上看,东部农村的上层为企业家群体,其间的竞争合作关系决定
2016年“全面两孩”政策落地,从1980年开始推行的严格生育政策出现了历史性转折,作为过去近40年中国最重要的公共政策之一,生育政策深刻影响了中国家庭的变迁,作为国家政策最直接的承载者,中国家庭也成为反观社会和政策效用的微型镜像。在本文中,作者试图还原生育政策与家庭变迁的关系,剖析中国家庭變迁的基本路径与模式。有别于西方家庭受工业化、现代化和城市化影响自然演进的特点,中国家庭受公器干预明显,政策
边疆是国家领土的重要组成部分,边疆治理体系、治理能力建设更是国家建设的题中应有之意。新疆作为中国重要的边疆地区,远离国家政治中心,百余年来一直是中央政府着力提升治理能力的地域。而清朝作为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大一统王朝,其在统治末期对边疆的治理与统合,为中国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形成奠定了重要基础。其中,清朝治理新疆的理念和方式尤为值得梳理和总结,为当今边疆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建设提供镜鉴。 “因俗而治”:
哈佛大学庞德法理学讲座教授昂格尔(Roberto M. Unger)2017年10月应邀访问北京,在中共中央党校、清华大学、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等多家单位举办讲座。在此期间,昂格尔教授接受了崔之元教授领导的“实验主义治理”研究团队多位成员的集体访问,本刊摘发其中部分内容。 以结构性变革投资于人及人的能力发展 “实验主义治理”团队:中国执政党近期强调,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
最近,金观涛先生在《文化纵横》杂志2017年8月刊发《 反思“人工智能革命”》一文,对AlphaGo以来人工智能革命的最新发展进行了反思,提出在这场革命中,研究者对人类智能及其与社会的关系认识混乱,反映了当代人文精神逐步丧失、科学被技术异化的局面,从而导致现代社会包容科技革命的能力退步。金先生在文中表达了这样一种观点:我们应从更广泛的社会和文明进化视角,及人类独特的认知能力出发,重新审视对“智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