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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作为空想社会主义的第一部代表作，莫尔的《乌托邦》具有极其重大的历史意义，其中描述的社会制度，也堪称人类文明史上最趋完美的制度。然而，由于时代的局限性，乌托邦制度的完美性并非无懈可击，评析乌托邦制度中的一些消极成分，可为当前我国的和谐社会建设找到可资借鉴之处。
关键词：乌托邦；制度；不完美；启示
中图分类号：D03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4）10-0056-02
莫爾是西方“文艺复兴”时期的重要人文主义者，是空想社会主义的鼻祖，他的著作《乌托邦》是空想社会主义的第一部代表作。莫尔在该书中深刻地批判了资产阶级和封建统治者的罪恶，表达了对资本原始积累时期过着苦难生活的劳动人民的同情，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许多矛盾和弊病，并设想用一个经济﹑政治和社会制度极其理想的社会来代替当时的现实社会。《乌托邦》的历史意义无疑是极其重大的，书中描写的社会在当时看来无疑是极其完美的，然而，即使莫尔在写此书时已经从政多年（他曾经当过律师，在1504年年满26岁时被选为议员，撰写书稿时正担任伦敦市司法官，并被英王委派为商业斡旋大使），但囿于个人之见和时代的局限，他在该书中描写的“完美”社会也存在一些不完美的地方，与理想的社会不相符。
一﹑政府管理
一个理想国家中的管理机构——政府，应该实行高效的管理。所谓高效，包含两方面的意义，一是高效率，二是高效益。政府管理不能单纯追求效率而不计行政成本，在讲求效益的同时，还要降低行政成本。在乌托邦中，政府的管理成本极高，因此不是一个高效的政府。比如乌托邦规定：每30户每年选出一名飞拉哈，除总督为终身制外，其他官员一年一选。房产管理方面，他们每隔10年用抽签方式调换房屋。虽然一般官员的选举体现了民主精神和用人机制的灵活性，但是“一年一选”未免太频繁。搞一次选举活动是要花一定的政府费用的，这样在基层频繁地搞选举，不利于节约行政管理费用。再者，官员上任伊始，刚刚熟悉岗位和环境，第二年就要换岗或下岗，不利于政策的制订和政策的连贯性，人亡政息，频繁的换动基层官员必然造成行政资源的大量浪费和政策的不连贯。至于房产管理方面，就更没有必要每隔10年调换一次了。就算家产等都共有，一个家庭总会有自己按需分配来的自己特殊需要的一些东西，这些财产如果新搬来的住户不需要，就要花钱去搬运，这也是每个家庭的一笔支出，全国算起来，浪费很大。
二﹑法制法规
1.重德治轻法治。首先，由于人民受过足够多和足够好的教育，乌托邦的法令很少，乌托邦人觉得用浩繁和晦涩的法令去约束人民是极不公正的，他们还把巧于操纵案情和曲解律文的全部律师逐出。其次，提倡不把未加害于你的任何人看成敌人，用天然产生的伙伴关系取代条约，认为能更好更牢固地把人们团结在一起的是善意而不是协定，是精神而不是文字。由以上两点可以看出，乌托邦人是重德治轻法治的。法治与德治在阶级社会是治理社会的两大法宝，不可偏废。在某些时候固然可以强调德治，但法治永远是必不可少的。驱逐律师，是极端的做法。律师能维护法律的尊严，虽然某些律师为了私利会钻法律空子，但即使是这样的律师也可以提供反面教材，让我们认识到法律的不完善之处，从而修改和进一步完善法律。
2.已有的部分政策法规脱离实际，缺乏可操作性。由于轻视法治，乌托邦某些政策法规严重脱离实际。例1，特朗尼菩尔和总督有在议会外或在民众大会外议论公事的，以死罪论，这种规定固然可限制阴谋的产生，但不利于保证政府的透明度，不利于提高广大民众参政议政的积极性进而集思广益；另外，通奸者重犯该罪时应该判处死刑（这与特朗尼菩尔和总督图谋叛国一样），说明莫尔把通奸与叛国定为一样严重的罪，无论从法学和伦理学哪个角度来看，这也都是不科学的；例2，宣传“舒适的亦即快乐的生活是坏事”，吃饭时座位的安排要便于监视年轻人，这是宣传禁欲主义和限制人身自由，如果说乌托邦的人都过着快乐幸福的生活，那么这两点规定就与整个快乐的气氛极不协调了。活泼好动是青少年的天性，如果连吃饭的时候都要谨小慎微，唯唯诺诺，那么快乐何在，个性自由何在？在乌托邦人的生活中，个人没有属于自己的空间，几乎没有任何真正意义上的个人之间的交往的条件，这种大呼隆式的纯粹的集体生活方式，有点像我国建国初的人民公社模式，显然是不现实的；例3，青年男女相亲时都必须赤身裸体，这一陋习就连莫尔本人后来也承认是“极端可笑”的。如果说某些空想社会主义者“共产共妻”的说法为别人提供了攻击共产主义思想的口实，则此陋习也同样授人以柄；例4，企图诱奸与实际奸污受同样处分，蓄意图谋与真正行为被视为同一律，表明其量刑缺乏科学性；例5，乌托邦人的信仰是，人死后有过的必受罚，有德的必受赏。对于有不同看法的人，乌托邦人认为他不配做人，甚至在实际生活中取消他的一切荣誉，不给他官做，不使他掌管任何职责。既然容许每人选择自己的信仰，为什么又有这种规定呢？这些都与乌托邦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相矛盾。
有些法律法规实际上存在弊端，有些规定貌似完美，又不免走向“唯美”的极端，因而缺乏可操作性，这些都影响了乌托邦制度的完美性。
三﹑产业发展
乌托邦产业发展方面的设想存在以下弊端：
1.行业划分不合理。莫尔在为乌托邦设计的行业当中，去掉了“许多毫无实用的多余的行业”，认为它们是“徒然为奢侈荒淫的生活提供享受”的，这表明乌托邦中社会分工不细密，不合理。再比如把打猎看成是屠宰业最下贱的一部分，命令奴隶去操屠宰业，这种行业分贵贱的等级观念，是封建剥削思想的反映。
2.忽视第三产业的发展。莫尔所津津乐道的，是以家庭为基本经济单位的手工业生产，其经济在很大程度上保留了自然经济的特点，而忽视第三产业的发展。第三产业的发展水平是衡量现代化经济发达程度的标准，只有加快发展第三产业，才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的需要，才能促进城市经济的发展，繁荣市场。现代城市居民的生活质量包括经济条件、物质生活、生活环境、精神生活和居民素质，居民的幸福生活离不开第三产业的高度发达。乌托邦中的社会成员不分男女都以务农为业，其它职业不值一提，每户都是做自己的衣服，而且全岛的服装几乎几百年来同一式样。这些轻视商品交换、轻视工匠、重生产轻服务等种种传统的落后经济思想，目前在我国尤其是西部省份中还一定程度上存在，要及时摒除。 四﹑内政外交
1.对内有等级制度。比如农业生产劳动，凡年龄体力适合于劳动的男女都要参加劳动，准予赦免的不到500人，但各位摄护格朗特“依法”可以免除劳动，有些人经过教士的秘密推荐以及摄护格朗特的秘密投票，也可以赦免；公共醫院的病号管理员领到食物后，将饭菜平均分配，但是对总督、主教等则特殊照顾。这些不仅保留了封建等级观念的糟粕，而且为权力寻租提供了机会。作为一项政策法规，不管实际操作中是否能兼顾各方，但至少在理论上，在文字表述上应该规定人人平等。
2.对外有大国主义和民族利己主义。既然潜意识里对内存在等级制度，那么对外存在大国主义和民族主义倾向就是必然的了。其一，如果乌托邦全岛人口超出规定的数量，他们就在每一个城市登记公民，按照乌托邦法律，在邻近大陆几乎无人的荒地上建立殖民地。当地人如果愿意联合，则双方和平共处，可以构建“共荣圈”；对不遵守乌托邦法律的当地人，乌托邦人就从为自己圈定的土地上将他们逐出；如果当地人敢于反抗，乌托邦便出兵讨伐……他们宁可让殖民地消灭，也不愿看到岛上的任何城市削弱。这很像20世纪日本帝国主义试图在中国领土上建立的“大东亚共荣圈”！虽然莫尔的《乌托邦》一定程度上讽刺了英王为首的贵族豪绅集团对外穷兵黩武，对内发动“圈地运动”，残酷剥削劳动人民的罪恶行径，但是也有怂恿对外扩张的嫌疑；其二，打仗要用外国雇佣兵而非本国公民。乌托邦人宁可使这种人上阵冒险，也不肯使用本国公民去打仗；其三，他们认为出战仅是为了保护本国领土，或驱除侵入友邦的敌人，或出于怜悯某个受专制压迫的民族而用武力把他们从暴君的桎梏奴役下解放出来，这是人类同情心所激起的一种行为。为了保家卫国而出战无可厚非，但是如果为了所谓的友邦，为了解放别国人民而诉诸武力，并认为这是因为同情心所至的人道主义的﹑高尚的行为，则无异于自欺欺人，这至少容易为希特勒式的暴君提供发动侵略战争的借口。这种视本民族的利益高于其他民族的利益，为了本国或本民族的利益甚至不惜牺牲别的国家﹑民族利益的思想，就是大国沙文主义和民族利己主义的表现，是非常有害的。二战初期苏联的大国沙文主义和民族利己主义，伤害了有关国家的民族感情，使社会主义国家的声誉受损，使社会主义在全世界的凝聚力大大下降。在“中国威胁论”甚嚣尘上的今天，我们要建设和谐社会乃至和谐世界，就要引以为戒。
总之，莫尔设计的完美社会制度中也有一些不完美的地方，应当引起我们的重视和深入思考。当然，莫尔的作品发表于490多年前的欧洲，就公有制等问题来说，莫尔的看法比其前人来说已经跨越了一大步，他的著作无疑具有极其重大的社会意义。本文指出了《乌托邦》中一些不完美的地方，不是要否定该书的历史价值，恰恰相反，是为了重现该书描绘的美好社会蓝图，同时发现该美好社会的“白碧”之“微瑕”，试图为新时期我国构建和谐社会提供一点启示。
与莫尔相比较，我们更重视生产力对社会的决定性作用，社会各阶级、阶层也更加理性，更加积极地投入社会主义建设。但是我们当前的社会仍存在种种矛盾，社会的某些不公平不公正现象亟待改善，这都有待于我们从科学共产主义乃至空想社会主义理论中汲取思想营养。只有真正做到“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才能吐故纳新，提高思想认识，以先进的理念指导和谐社会建设的实践。
参考文献：
〔1〕托马斯·莫尔.乌托邦[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
（责任编辑 姜黎梅）
关键词：乌托邦；制度；不完美；启示
中图分类号：D03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4）10-0056-02
莫爾是西方“文艺复兴”时期的重要人文主义者，是空想社会主义的鼻祖，他的著作《乌托邦》是空想社会主义的第一部代表作。莫尔在该书中深刻地批判了资产阶级和封建统治者的罪恶，表达了对资本原始积累时期过着苦难生活的劳动人民的同情，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许多矛盾和弊病，并设想用一个经济﹑政治和社会制度极其理想的社会来代替当时的现实社会。《乌托邦》的历史意义无疑是极其重大的，书中描写的社会在当时看来无疑是极其完美的，然而，即使莫尔在写此书时已经从政多年（他曾经当过律师，在1504年年满26岁时被选为议员，撰写书稿时正担任伦敦市司法官，并被英王委派为商业斡旋大使），但囿于个人之见和时代的局限，他在该书中描写的“完美”社会也存在一些不完美的地方，与理想的社会不相符。
一﹑政府管理
一个理想国家中的管理机构——政府，应该实行高效的管理。所谓高效，包含两方面的意义，一是高效率，二是高效益。政府管理不能单纯追求效率而不计行政成本，在讲求效益的同时，还要降低行政成本。在乌托邦中，政府的管理成本极高，因此不是一个高效的政府。比如乌托邦规定：每30户每年选出一名飞拉哈，除总督为终身制外，其他官员一年一选。房产管理方面，他们每隔10年用抽签方式调换房屋。虽然一般官员的选举体现了民主精神和用人机制的灵活性，但是“一年一选”未免太频繁。搞一次选举活动是要花一定的政府费用的，这样在基层频繁地搞选举，不利于节约行政管理费用。再者，官员上任伊始，刚刚熟悉岗位和环境，第二年就要换岗或下岗，不利于政策的制订和政策的连贯性，人亡政息，频繁的换动基层官员必然造成行政资源的大量浪费和政策的不连贯。至于房产管理方面，就更没有必要每隔10年调换一次了。就算家产等都共有，一个家庭总会有自己按需分配来的自己特殊需要的一些东西，这些财产如果新搬来的住户不需要，就要花钱去搬运，这也是每个家庭的一笔支出，全国算起来，浪费很大。
二﹑法制法规
1.重德治轻法治。首先，由于人民受过足够多和足够好的教育，乌托邦的法令很少，乌托邦人觉得用浩繁和晦涩的法令去约束人民是极不公正的，他们还把巧于操纵案情和曲解律文的全部律师逐出。其次，提倡不把未加害于你的任何人看成敌人，用天然产生的伙伴关系取代条约，认为能更好更牢固地把人们团结在一起的是善意而不是协定，是精神而不是文字。由以上两点可以看出，乌托邦人是重德治轻法治的。法治与德治在阶级社会是治理社会的两大法宝，不可偏废。在某些时候固然可以强调德治，但法治永远是必不可少的。驱逐律师，是极端的做法。律师能维护法律的尊严，虽然某些律师为了私利会钻法律空子，但即使是这样的律师也可以提供反面教材，让我们认识到法律的不完善之处，从而修改和进一步完善法律。
2.已有的部分政策法规脱离实际，缺乏可操作性。由于轻视法治，乌托邦某些政策法规严重脱离实际。例1，特朗尼菩尔和总督有在议会外或在民众大会外议论公事的，以死罪论，这种规定固然可限制阴谋的产生，但不利于保证政府的透明度，不利于提高广大民众参政议政的积极性进而集思广益；另外，通奸者重犯该罪时应该判处死刑（这与特朗尼菩尔和总督图谋叛国一样），说明莫尔把通奸与叛国定为一样严重的罪，无论从法学和伦理学哪个角度来看，这也都是不科学的；例2，宣传“舒适的亦即快乐的生活是坏事”，吃饭时座位的安排要便于监视年轻人，这是宣传禁欲主义和限制人身自由，如果说乌托邦的人都过着快乐幸福的生活，那么这两点规定就与整个快乐的气氛极不协调了。活泼好动是青少年的天性，如果连吃饭的时候都要谨小慎微，唯唯诺诺，那么快乐何在，个性自由何在？在乌托邦人的生活中，个人没有属于自己的空间，几乎没有任何真正意义上的个人之间的交往的条件，这种大呼隆式的纯粹的集体生活方式，有点像我国建国初的人民公社模式，显然是不现实的；例3，青年男女相亲时都必须赤身裸体，这一陋习就连莫尔本人后来也承认是“极端可笑”的。如果说某些空想社会主义者“共产共妻”的说法为别人提供了攻击共产主义思想的口实，则此陋习也同样授人以柄；例4，企图诱奸与实际奸污受同样处分，蓄意图谋与真正行为被视为同一律，表明其量刑缺乏科学性；例5，乌托邦人的信仰是，人死后有过的必受罚，有德的必受赏。对于有不同看法的人，乌托邦人认为他不配做人，甚至在实际生活中取消他的一切荣誉，不给他官做，不使他掌管任何职责。既然容许每人选择自己的信仰，为什么又有这种规定呢？这些都与乌托邦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相矛盾。
有些法律法规实际上存在弊端，有些规定貌似完美，又不免走向“唯美”的极端，因而缺乏可操作性，这些都影响了乌托邦制度的完美性。
三﹑产业发展
乌托邦产业发展方面的设想存在以下弊端：
1.行业划分不合理。莫尔在为乌托邦设计的行业当中，去掉了“许多毫无实用的多余的行业”，认为它们是“徒然为奢侈荒淫的生活提供享受”的，这表明乌托邦中社会分工不细密，不合理。再比如把打猎看成是屠宰业最下贱的一部分，命令奴隶去操屠宰业，这种行业分贵贱的等级观念，是封建剥削思想的反映。
2.忽视第三产业的发展。莫尔所津津乐道的，是以家庭为基本经济单位的手工业生产，其经济在很大程度上保留了自然经济的特点，而忽视第三产业的发展。第三产业的发展水平是衡量现代化经济发达程度的标准，只有加快发展第三产业，才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的需要，才能促进城市经济的发展，繁荣市场。现代城市居民的生活质量包括经济条件、物质生活、生活环境、精神生活和居民素质，居民的幸福生活离不开第三产业的高度发达。乌托邦中的社会成员不分男女都以务农为业，其它职业不值一提，每户都是做自己的衣服，而且全岛的服装几乎几百年来同一式样。这些轻视商品交换、轻视工匠、重生产轻服务等种种传统的落后经济思想，目前在我国尤其是西部省份中还一定程度上存在，要及时摒除。 四﹑内政外交
1.对内有等级制度。比如农业生产劳动，凡年龄体力适合于劳动的男女都要参加劳动，准予赦免的不到500人，但各位摄护格朗特“依法”可以免除劳动，有些人经过教士的秘密推荐以及摄护格朗特的秘密投票，也可以赦免；公共醫院的病号管理员领到食物后，将饭菜平均分配，但是对总督、主教等则特殊照顾。这些不仅保留了封建等级观念的糟粕，而且为权力寻租提供了机会。作为一项政策法规，不管实际操作中是否能兼顾各方，但至少在理论上，在文字表述上应该规定人人平等。
2.对外有大国主义和民族利己主义。既然潜意识里对内存在等级制度，那么对外存在大国主义和民族主义倾向就是必然的了。其一，如果乌托邦全岛人口超出规定的数量，他们就在每一个城市登记公民，按照乌托邦法律，在邻近大陆几乎无人的荒地上建立殖民地。当地人如果愿意联合，则双方和平共处，可以构建“共荣圈”；对不遵守乌托邦法律的当地人，乌托邦人就从为自己圈定的土地上将他们逐出；如果当地人敢于反抗，乌托邦便出兵讨伐……他们宁可让殖民地消灭，也不愿看到岛上的任何城市削弱。这很像20世纪日本帝国主义试图在中国领土上建立的“大东亚共荣圈”！虽然莫尔的《乌托邦》一定程度上讽刺了英王为首的贵族豪绅集团对外穷兵黩武，对内发动“圈地运动”，残酷剥削劳动人民的罪恶行径，但是也有怂恿对外扩张的嫌疑；其二，打仗要用外国雇佣兵而非本国公民。乌托邦人宁可使这种人上阵冒险，也不肯使用本国公民去打仗；其三，他们认为出战仅是为了保护本国领土，或驱除侵入友邦的敌人，或出于怜悯某个受专制压迫的民族而用武力把他们从暴君的桎梏奴役下解放出来，这是人类同情心所激起的一种行为。为了保家卫国而出战无可厚非，但是如果为了所谓的友邦，为了解放别国人民而诉诸武力，并认为这是因为同情心所至的人道主义的﹑高尚的行为，则无异于自欺欺人，这至少容易为希特勒式的暴君提供发动侵略战争的借口。这种视本民族的利益高于其他民族的利益，为了本国或本民族的利益甚至不惜牺牲别的国家﹑民族利益的思想，就是大国沙文主义和民族利己主义的表现，是非常有害的。二战初期苏联的大国沙文主义和民族利己主义，伤害了有关国家的民族感情，使社会主义国家的声誉受损，使社会主义在全世界的凝聚力大大下降。在“中国威胁论”甚嚣尘上的今天，我们要建设和谐社会乃至和谐世界，就要引以为戒。
总之，莫尔设计的完美社会制度中也有一些不完美的地方，应当引起我们的重视和深入思考。当然，莫尔的作品发表于490多年前的欧洲，就公有制等问题来说，莫尔的看法比其前人来说已经跨越了一大步，他的著作无疑具有极其重大的社会意义。本文指出了《乌托邦》中一些不完美的地方，不是要否定该书的历史价值，恰恰相反，是为了重现该书描绘的美好社会蓝图，同时发现该美好社会的“白碧”之“微瑕”，试图为新时期我国构建和谐社会提供一点启示。
与莫尔相比较，我们更重视生产力对社会的决定性作用，社会各阶级、阶层也更加理性，更加积极地投入社会主义建设。但是我们当前的社会仍存在种种矛盾，社会的某些不公平不公正现象亟待改善，这都有待于我们从科学共产主义乃至空想社会主义理论中汲取思想营养。只有真正做到“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才能吐故纳新，提高思想认识，以先进的理念指导和谐社会建设的实践。
参考文献：
〔1〕托马斯·莫尔.乌托邦[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
（责任编辑 姜黎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