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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8年秋，正值“文革”高潮时期｡南京玄武湖畔百子亨17号那幢米黄色旧洋楼里，突然来了几位不速之客｡他们是在黄永胜､叶群控制下的中央军委办事组的专案人员，他们要求户主廖运泽写一份材料，证明林彪副统帅是南昌起义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廖运泽出于尊重历史考虑，拒绝了这个荒谬的要求｡他微笑着说:“1927年南昌起义前，林彪同志确实只是我部下的连长，相当于是中尉军衔吧｡他怎么能与周恩来､朱德､叶挺､贺龙等同志并列为南昌起义的主要领导人呢？我们不能随意篡改历史！”
那几个人非常恼火，其中一人大声斥骂道:“廖运泽，你好大的狗胆，竟然敢不尊敬林副统帅，直呼其名｡你还公然为大军阀朱德､大土匪头子贺龙唱赞歌，评功摆好，你是活得不耐烦喽!”
廖运泽强忍住愤慨，铁青着脸，端坐于椅上，保持沉默｡为首的一名军官竟打开公文皮包，取出手枪威胁道:“姓廖的，你真是反动本性不改｡上次我来调查，你就包庇许光达(时为解放军大将，装甲兵司令员，冤死于“文革”浩劫中)｡你要是不识相，存心对抗无产阶级司令部，老子就毙了你!”
廖运泽忍无可忍，站起身，愤怒地说:“你们休想逼我写假证明材料，违背良心的事，我是不会干的｡你就朝我胸膛开枪吧，我玩枪杆子三四十年了，还害怕这玩艺儿吗？”几个专案人员一时愣住了｡陪同他们来的省军管会干部还算讲情理，忙从中劝阻，请那个军官收起手枪，而后提议共学一段《毛主席语录》，念完语录，他们就离开了｡这幢松柏掩映下的旧洋楼暂时恢复了平静，秋风吹得大门外墙上的批判标语“猎猎”作响｡作为起义将领的廖运泽，在“文革”中接待的专案人员相当多，说起来当然是有缘由的｡
黄埔军校里生死之交
廖运泽，安徽省寿县廖家湾村人，1903年出生于农家｡少年廖运泽因家里穷而被迫辍学，后得族中长辈资助得以去安庆读职业学校，参加过学生爱国运动｡1923年底，廖运泽得到共产党人柯庆施的资助，与同乡许继慎､曹渊等人南下广州，廖运泽被选入大元帅府警卫部队，并加入国民党｡后转入黄埔军校一期，与陈赓､杜聿明､李仙洲､侯镜如等同队｡毕业后，廖运泽被分配至黄埔二期学生总队任副官，还负责总指挥部的警卫工作，与校长蒋介石和校政治部主任周恩来接触较多｡
在东征之役中，周恩来为不让陈炯明部叛军完成对黄埔学生军的合围，带领总部卫队中的3个中队增援棉湖据点，命廖运泽随行｡廖作战勇猛又机智，给周恩来的印象很深，曾两次与他长谈，做他的工作｡东征胜利结束后，黄埔军校在潮州办了分校，廖运泽担任了学生队第一队队长｡
1926年6月，经陈赓和曹渊介绍，廖运泽秘密加入了共产党｡半个月后，廖运泽去广州黄埔军校总部办事，受到校内由中共领导的青年军人联合会负责同志蒋先云的宴请，作陪的有后来成为第四军独立团(团长叶挺)第十营营长的曹渊｡宴会是在珠江畔一间小酒楼里举行的，也就是一瓶酒､几样菜肴而已｡
酒过三巡，来了一位年轻的军人｡他中等身材､军容严整，举止间带有学生气｡曹渊给廖运泽介绍:“这位同志名叫许光达，是五期炮科学员，因常给会刊写稿而与我们成为朋友｡”廖运泽上下打量许光达一番，点点头，友好地与他握手，聊了起来｡
许光达原名许德华，1908年生，湖南长沙人｡1925年加入共青团，同年转为中共党员｡他很爱学习，稍有空就看书，军事､政治､历史类书都爱看，这在黄埔学员中并不多见｡廖运泽初次与许光达见面就很谈得来，彼此印象不错｡后来，他俩肝胆相照，结为生死之交｡
1926年夏，北伐军兴，许光达被分配在第四军十一师任见习排长｡同年10月，第四军胜利进抵武汉，许光达已是中尉炮兵连长｡那时，国民政府从广州迁往武汉，黄埔军校潮州分校已停办｡这时，蒋介石的亲信何应钦统率第一军从广东东江出发，且战且进，攻下福州｡何应钦是很赏识廖运泽的，接连6次给他发电报，要他将潮州分校学员带往福州｡与此同时，在叶挺(已升任二十四师师长)部队任营长的许继慎等同学也从武汉给廖运泽写信､发电报，约他到武汉来，还告诉他，战功卓著的曹渊已壮烈牺牲｡廖运泽反复考虑后，决定去武汉｡到了武汉后，北伐军总司令部政治部主任邓演达派他到武汉军分校政治大队第四队任队长｡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疯狂地屠杀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人士｡武汉政府发布讨蒋电文，强烈谴责蒋介石，宣布继续北伐，完成革命使命｡
5月初，邓演达将军急调廖运泽到叶挺的二十四师七十二团当副团长(团长为许继慎)｡由于唐生智的第八军､贺龙的第十军等主力部队都已北伐入豫，武汉防务空虚，在蒋介石的引诱拉拢下，驻鄂夏斗寅的第十四师发动叛变，出动4个团，从咸宁登上火车，准备在离武昌十余公里的纸坊车站袭击二十四师｡
叶挺将军闻讯，立即命令许继慎､廖运泽率七十二团先行迎战｡由廖运泽急率先锋部队一个营火速开往纸坊车站布防，截击叛军，其余两个营次日晨也要赶到｡次日早晨，叛军发动猛攻，七十二团在人数上虽居劣势，但士气高昂，奋勇迎战，几次发生白刃战，杀声震天，阵地失而复得，巍然屹立｡双方激战到10时左右，夏斗寅部叛军因伤亡惨重，招架不住，开始后撤｡叶挺命令七十二团乘胜追击，不给叛军以反扑之机｡廖运泽在追击战中，被叛军子弹打中腿部，栽倒在一坟墓后，鲜血浸透了军裤，伤势很重｡
这当儿，担任总预备队的独立师已向第一线开进｡七十五团的许光达､廖运周(也是黄埔五期生，与廖运泽是族兄弟)､方刚3位军官在行进中发现了已昏迷过去的廖运泽，就立即找来门板，由许､廖二人将他抬下火线，急送往汉口医院抢救｡以后，许光达只要有空就上医院探望廖运泽，用自己的薪俸买来水果､炼乳等，让他增加营养｡
南昌起义后不幸失散
1927年夏，“宁汉合流”清党反共，形势急转直下，武汉笼罩着白色恐怖｡7月下旬，已兼任十一军副军长的叶挺率部队向南昌开进｡廖运泽､许继慎被迫离开武汉，同行的还有在第十师蔡廷锴部当团教导员的共产党员徐石林｡为了避开敌人耳目，3人都换穿上便衣，悄悄离开汉口，乘轮船东下｡船到九江，许继慎由夫人陪护去上海继续养伤，廖､徐二人改乘南浔线上火车去南昌｡
叶挺见到廖运泽很高兴，他知道廖运泽能攻善守，可独当一面，是一员骁将，于是命廖运泽代理七十二团团长｡该团团部设在南昌丁公路上省女子职业学校，担任警卫任务的是第一营三连，林彪便是连长｡
林彪毕业于黄埔军校四期，北伐之初任过第四军军部见习参谋｡他给廖运泽的印象是少言寡语､机智灵敏､肯动脑筋，在纸坊车站反击战中立过三等功，但不知何故，叶挺师长并未提升他｡当年，廖运泽与林彪接触不多，仅是上下级关系而已｡
南昌起义前3天，廖运泽奉召到起义军总指挥部的所在地——江西大旅社，参加由中共前委书记周恩来主持召开的重要会议｡参加者有叶挺､贺龙､朱德､叶剑英､聂荣臻､刘伯承､朱克靖等高级将领和陈毅､周士第､唐天际､孙一中､廖运泽等数十位中级军官，绝大部分都是共产党员｡会上作了发动起义的部署｡
8月1日凌晨，廖运泽按叶挺的指令，带领全团以“演习夜行军”为名，开始行动，迅速打垮了没有防备的朱培德部第三军的三十二团和二十四团｡南昌城内的战斗一直延续到上午8时左右才全部停止，震惊中外的南昌起义取得胜利｡
1927年8月3日，起义部队撤离南昌，取道临川､宜黄､广昌､宁都南下，准备回师广东，重建革命根据地，再行北伐｡在宁都城外，许光达所隶属的第四军十二师的一个团也加入起义，他与廖运泽又相见，并肩作战｡廖运泽指挥的七十二团是先锋部队，勇猛善战，攻城掠地，屡立战功｡
8月30日，起义军的先锋队在赣南会昌附近遭到国民党军钱大多的三十二军阻击，同时还发现桂系黄绍竑部在后面尾追，形势危险｡叶挺命令廖运泽团必须破釜沉舟､背水一战，在当天攻占会昌，以免遭敌军前后夹击｡廖运泽指挥本团炮兵连以在北伐中缴获的4门德国造山炮向敌军猛烈轰击，掩护进攻部队攻占敌军主阵地，在正面进攻取胜后，立即调转方向，到北大山反斜面占领防御阵地，并以突袭战攻下会昌城｡
第二天上午，廖率的七十二团又击退了尾追上来的桂系部队｡他的骁勇善战受到周恩来､贺龙､叶挺等领导人的一致称赞｡后来，起义军在广东海陆丰以北汤坑地区与粤系陈济棠部主力和桂系十五军交战时因弹尽援绝而失利｡廖运泽在率部掩护总部人员突围时被敌军打散，与周恩来､叶挺､贺龙､朱德等领导人失去了联系……
筹办学兵团意外重逢
1927年11月里，廖运泽只身去汕头，幸遇他在黄埔潮州分校时的好友､时任驻军营长的韦一明，得其冒险相助，逃脱了追捕，从汕头搭乘英商轮船到了上海｡听说国民党第三十三军军长兼北路宣慰使柏文蔚在法租界霞飞坊公馆养病，他即去求见｡
柏文蔚原先是廖父子宾加入同盟会的介绍人，廖运泽的叔父廖子英又在三十三军任旅长，有着这一层世交关系，廖运泽的到来自然令柏文蔚很高兴｡当然，廖隐瞒了自己的共产党员身份，并取得了柏的信任｡
在柏公馆里，廖运泽还见到了孙一中，他也是南昌起义后被打散的，两人心照不宣｡柏文蔚在国民党内资格较老，可是他没有啥实力，随时有被蒋介石排除异己的可能｡当时他正想扩充势力，筹办学兵团，要廖运泽､孙一中等人帮助物色军事教育人才｡
于是，廖运泽先到南京，在马台街三十三军驻京办事处先住下来，挂出牌子｡不久，孙一中､廖运周等都到了南京，尤令廖运泽高兴的是许光达也来了｡许光达在南昌起义后也流落于上海，隐姓埋名，寻找到了党组织，接受党中央的派遣打入学兵团，意在让他协助廖运泽等同志抓住这支武装，争取在皖东立足｡
1927年底，三十三军学兵团在古城寿县成立，孙一中任团长､廖运泽任教育长､许光达任第一大队长兼政治教官，在党内是支部书记｡学兵团公开招收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的青年500名，利用孔庙学宫开学，教学内容除军事课和操练外，同时很注重政治课｡许光达讲授的《帝国主义侵华史》､《国民政治》等课程特别受学员们欢迎｡这批学员都在20岁左右，不同程度上受到大革命风暴的影响，向往革命，全团颇具朝气｡
1928年3月，北路宣慰使署发给学兵团500枝步枪，但每枝枪只配子弹5发，供练习射击｡廖运泽､孙一中等已与中共寿县县委和瓦埠区委取得联系，计划发动武装起义｡但隐藏在瓦埠区委内的叛徒向柏文蔚告密，因此廖运泽､孙一中､许光达等同志都被免职，但柏仅是令他们离开，并未扣押迫害｡这一来，学员们大都回乡种田了，但后来他们中不少人都成为地方革命的火种｡廖运泽､孙一中､许光达､廖运周4人回到家乡廖家湾避风头｡不久，正赶上农村收小麦､种黄豆的时节，他们决定借此机会发动村里的雇农搞夏收暴动，要求地主增加雇工工资｡这场斗争虽取得胜利，但他们的身份已在村内外暴露，寿县政府派军警去抓他们，反动的民团也准备下毒手，他们不得已只得匆匆逃离｡廖运周到方振武将军的部队当参谋;廖运泽和孙一中于当年8月去驻山东惠民的鲍刚的四十二军任高参;许光达潜回长沙，但难以存身，他只好又去上海寻找党组织｡
几个月后，鲍刚怀疑廖､孙两人是共产党员，给了一些路费，礼送出境｡廖运泽到苏南无锡，在新五旅(原淮上军第一师)当营长，在组织上脱离了党｡此后，他利用与蒋介石在黄埔军校的师生关系和黄埔同学间互相提携的关系，先后在安徽霍丘､河南开封等地历任暂编第二旅副团长，第九十五师的团长､补充旅旅长等职｡他的内心是痛苦而郁闷的，从未忘却自己的革命信念，惦念着已失去联系的战友许光达､孙一中､廖运周等｡他曾设法与党组织联系，终因种种困难而未成功｡
抗日战场上暗施援手
“七七”卢沟桥事变后，抗日军兴，国共两党实现第二次合作｡1938年9月，廖运泽的黄埔一期同学李仙洲擢升为九十二军军长｡他推荐侯镜如接任自己原任二十一师的师长､廖运泽为副师长，部队从前线撤回湘中浏阳整训｡廖还兼任战干班教育长，他是坚决抗日的｡
他认识了战干班宣传队一个名叫谭菊华的姑娘，当他得知谭菊华竟是戊戌先烈谭嗣同的后裔，顿时平添出几分尊重｡1939年底，新编第二十一师奉命开拔敌后，行军千余里，翻越重峦叠嶂的大别山，去皖北攻打济南，抗击日寇｡谭菊华所在的战干班也随部队东进，她与廖运泽志趣相投，于军旅中结为夫妇，证婚人便是侯镜如师长｡谭菊华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不知道丈夫曾是共产党员､南昌起义的一员战将，但她感到丈夫与其他国民党军将领不同，不嫖不赌､不吃空额､不聚敛钱财，闲暇只爱读读书报｡在皖豫边区的抗日作战中，廖运泽屡次打胜仗，在军民中建立了一定的威信｡那时，许光达已在延安总部工作，由中共军委参谋部部长兼延安卫戍司令改任中央情报部第一室主任，主管抗日军政情报｡他一直牵挂着老战友廖运泽，两次拍电报给率领新四军四师转战于皖豫苏边区的彭)枫将军，向他介绍了廖运泽的情况，并请代为转达自己对廖的问候｡许光达同时希望彭)枫配合我皖豫苏边区特委做好对廖运泽､廖运周的统战工作，共同抗日杀敌｡彭)枫即设法与二廖建立了联系｡
1943年，廖运泽改任十四师师长兼阜阳警备司令，而廖运周已是一一七师师长｡他俩尽力避免与新四军四师及抗日游击队摩擦，还暗中支援过弹药｡为此，曾令他们的上司李仙洲很不满｡廖运泽在皖北压制打击以武鸣轩上校(黄埔六期生)为首的军统阜阳站的反共反人民活动，派兵查抄过武的办公室，令武鸣轩威风尽扫，请求调走｡
廖运泽还处决了阜阳有名的大恶霸地主李连诺，老百姓们拍手称快｡当地土豪劣绅惊恐不安，曾联名向李仙洲控告廖运泽，称他简直就是共产党，但此案后来不了了之｡1943年初，蒋介石擢升李仙洲为二十八集团军总司令，命令李部进入鲁西南，接替东北军于学忠部｡李仙洲多次以老同学关系劝廖运泽随其入鲁，但廖运泽考虑到避免与八路军杨勇部作战而婉言拒绝｡
半年多后，鲁苏豫皖边区总司令汤恩伯任命廖运泽为骑兵第二军军长｡廖惟恐官兵离心，指挥不了，要求将暂编十四师带到骑二军｡汤恩伯同意了，并将廖运周的一一七师也划拨廖运泽指挥｡
1944年4月，廖运泽指挥部队在颖上县境内与日军第十三师团1个联队和3个伪军团开战，以诱敌深入､两翼包抄战术重创日伪军｡是役日伪军伤亡千余人，尤值得一提的是日军骑兵大队受到廖指挥的青海回民部队骑八师的猛烈攻击，200多骑兵只逃脱20多骑，其他寇兵都被砍死，身首异处，令日伪军胆寒｡历时一个月的阜阳保卫战以胜利而结束，廖运泽的历史上留下了光彩的一页｡
坚持正义“淫威”不能屈
1948年底，淮海战役在激烈进行中，国民党军队败局渐显，廖运周将军已在双堆集率部起义｡身为国民党第八绥靖区中将副司令的廖运泽当时正在南京百子亭家中养病，陈赓特嘱托廖运周给他写密信联系起义事宜｡中共中央情报部负责人又给廖运泽去信，表示“周(恩来)､贺(龙)二公很关心你们，欢迎你们回来”｡
由于廖运泽一直反对蒋介石打内战､消极避战，他已受到保密局特务的注意，住所被监视，但他还是与我南京地下党接上了头｡1949年4月，他调任衢州编练区中将副司令，即策动驻义乌的廖运昇指挥的一一○师起义｡而后，他安排好家事，告别妻儿，在随从卫士们的保护下潜往香港｡住下后，按党的指示精神给旧部三一八师(该师底子为二十一师)下达手令，要他们在战场上起义｡于是，三一八师近万名官兵听从老长官的手令，掉转枪口，给国民党军队又一打击｡廖运泽为全国解放作出了一份贡献｡
解放后，廖运泽于1952年初在香港给周恩来总理写信，要求回南京，后根据周总理的指示，廖运泽夫妇一家就定居在南京，受到党和政府的照顾关怀｡廖运泽被安排为省政协秘书长(后改任省政协副主席)｡南京第一任市长刘伯承､副市长宋任穷､唐亮､张霖之等领导同志都登门看望过廖运泽､谭菊华夫妇｡周恩来总理每次到南京开会或视察时，都要向省领导询问廖运泽､廖运昇(他也定居于南京)等人的情况｡
许光达与廖运泽的友谊更加深厚｡他在新中国成立后历任装甲学校校长､装甲兵司令员等职，1955年被授予大将军衔，后又兼任国防副部长等多种职务，在中共九大上当选中央委员｡上世纪50年代中期至60年代中期十余年里，廖运泽只要到北京开会，必定去许光达家作客，品茶､饮酒，共忆风云往昔，无话不谈｡许光达每到南京开会或办事，也必定抽空去廖家作客，对谭菊华以“大嫂”相称，笑称廖运泽是我们湖南人的女婿……廖运泽于1953年加入民革，后历任江苏省民革副秘书长､副主委和民革中央委员｡另外，他还任过全国政协委员､江苏省政协副主席､省政府委员等职，兢兢业业地工作，为国家和人民作奉献｡“文革”浩劫初，廖运泽就不可避免地受到冲击，被逼迫定期写思想检查汇报｡
在他接待的多个专案组人员中，数许光达专案组的几个人最难缠，他们为达到卑劣目的，干脆在南京住下，纠缠廖运泽有一个星期，软硬兼施，想从廖口中得到所谓许光达在寿县被捕叛变过的材料，但廖运泽未让他们的阴谋得逞｡
1969年6月3日，被隔离审查两年多，受尽折磨摧残仍坚贞不屈的许光达含冤去世，但那时廖运泽一点也不知道｡平心而论，他还算是幸运的，他亲眼看到林彪反党集团的覆灭，又盼来“四人帮”被人民推上历史的审判台，重新看到国家的光明前途｡上世纪80年代初，廖运泽担任了江苏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南京黄埔同学会会长等职务｡1987年9月23日，廖运泽病逝于南京，享年85岁｡
他的妻子谭菊华早年在南京市政府机关幼儿园担任保育员，退休后在家中操持家务､带孙子，她在1998年走完人生之路｡廖运泽夫妇的3个儿子光天､光经､光伟都事业有成，有的当厂长，有的是国家干部，都是共产党员｡
那几个人非常恼火，其中一人大声斥骂道:“廖运泽，你好大的狗胆，竟然敢不尊敬林副统帅，直呼其名｡你还公然为大军阀朱德､大土匪头子贺龙唱赞歌，评功摆好，你是活得不耐烦喽!”
廖运泽强忍住愤慨，铁青着脸，端坐于椅上，保持沉默｡为首的一名军官竟打开公文皮包，取出手枪威胁道:“姓廖的，你真是反动本性不改｡上次我来调查，你就包庇许光达(时为解放军大将，装甲兵司令员，冤死于“文革”浩劫中)｡你要是不识相，存心对抗无产阶级司令部，老子就毙了你!”
廖运泽忍无可忍，站起身，愤怒地说:“你们休想逼我写假证明材料，违背良心的事，我是不会干的｡你就朝我胸膛开枪吧，我玩枪杆子三四十年了，还害怕这玩艺儿吗？”几个专案人员一时愣住了｡陪同他们来的省军管会干部还算讲情理，忙从中劝阻，请那个军官收起手枪，而后提议共学一段《毛主席语录》，念完语录，他们就离开了｡这幢松柏掩映下的旧洋楼暂时恢复了平静，秋风吹得大门外墙上的批判标语“猎猎”作响｡作为起义将领的廖运泽，在“文革”中接待的专案人员相当多，说起来当然是有缘由的｡
黄埔军校里生死之交
廖运泽，安徽省寿县廖家湾村人，1903年出生于农家｡少年廖运泽因家里穷而被迫辍学，后得族中长辈资助得以去安庆读职业学校，参加过学生爱国运动｡1923年底，廖运泽得到共产党人柯庆施的资助，与同乡许继慎､曹渊等人南下广州，廖运泽被选入大元帅府警卫部队，并加入国民党｡后转入黄埔军校一期，与陈赓､杜聿明､李仙洲､侯镜如等同队｡毕业后，廖运泽被分配至黄埔二期学生总队任副官，还负责总指挥部的警卫工作，与校长蒋介石和校政治部主任周恩来接触较多｡
在东征之役中，周恩来为不让陈炯明部叛军完成对黄埔学生军的合围，带领总部卫队中的3个中队增援棉湖据点，命廖运泽随行｡廖作战勇猛又机智，给周恩来的印象很深，曾两次与他长谈，做他的工作｡东征胜利结束后，黄埔军校在潮州办了分校，廖运泽担任了学生队第一队队长｡
1926年6月，经陈赓和曹渊介绍，廖运泽秘密加入了共产党｡半个月后，廖运泽去广州黄埔军校总部办事，受到校内由中共领导的青年军人联合会负责同志蒋先云的宴请，作陪的有后来成为第四军独立团(团长叶挺)第十营营长的曹渊｡宴会是在珠江畔一间小酒楼里举行的，也就是一瓶酒､几样菜肴而已｡
酒过三巡，来了一位年轻的军人｡他中等身材､军容严整，举止间带有学生气｡曹渊给廖运泽介绍:“这位同志名叫许光达，是五期炮科学员，因常给会刊写稿而与我们成为朋友｡”廖运泽上下打量许光达一番，点点头，友好地与他握手，聊了起来｡
许光达原名许德华，1908年生，湖南长沙人｡1925年加入共青团，同年转为中共党员｡他很爱学习，稍有空就看书，军事､政治､历史类书都爱看，这在黄埔学员中并不多见｡廖运泽初次与许光达见面就很谈得来，彼此印象不错｡后来，他俩肝胆相照，结为生死之交｡
1926年夏，北伐军兴，许光达被分配在第四军十一师任见习排长｡同年10月，第四军胜利进抵武汉，许光达已是中尉炮兵连长｡那时，国民政府从广州迁往武汉，黄埔军校潮州分校已停办｡这时，蒋介石的亲信何应钦统率第一军从广东东江出发，且战且进，攻下福州｡何应钦是很赏识廖运泽的，接连6次给他发电报，要他将潮州分校学员带往福州｡与此同时，在叶挺(已升任二十四师师长)部队任营长的许继慎等同学也从武汉给廖运泽写信､发电报，约他到武汉来，还告诉他，战功卓著的曹渊已壮烈牺牲｡廖运泽反复考虑后，决定去武汉｡到了武汉后，北伐军总司令部政治部主任邓演达派他到武汉军分校政治大队第四队任队长｡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疯狂地屠杀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人士｡武汉政府发布讨蒋电文，强烈谴责蒋介石，宣布继续北伐，完成革命使命｡
5月初，邓演达将军急调廖运泽到叶挺的二十四师七十二团当副团长(团长为许继慎)｡由于唐生智的第八军､贺龙的第十军等主力部队都已北伐入豫，武汉防务空虚，在蒋介石的引诱拉拢下，驻鄂夏斗寅的第十四师发动叛变，出动4个团，从咸宁登上火车，准备在离武昌十余公里的纸坊车站袭击二十四师｡
叶挺将军闻讯，立即命令许继慎､廖运泽率七十二团先行迎战｡由廖运泽急率先锋部队一个营火速开往纸坊车站布防，截击叛军，其余两个营次日晨也要赶到｡次日早晨，叛军发动猛攻，七十二团在人数上虽居劣势，但士气高昂，奋勇迎战，几次发生白刃战，杀声震天，阵地失而复得，巍然屹立｡双方激战到10时左右，夏斗寅部叛军因伤亡惨重，招架不住，开始后撤｡叶挺命令七十二团乘胜追击，不给叛军以反扑之机｡廖运泽在追击战中，被叛军子弹打中腿部，栽倒在一坟墓后，鲜血浸透了军裤，伤势很重｡
这当儿，担任总预备队的独立师已向第一线开进｡七十五团的许光达､廖运周(也是黄埔五期生，与廖运泽是族兄弟)､方刚3位军官在行进中发现了已昏迷过去的廖运泽，就立即找来门板，由许､廖二人将他抬下火线，急送往汉口医院抢救｡以后，许光达只要有空就上医院探望廖运泽，用自己的薪俸买来水果､炼乳等，让他增加营养｡
南昌起义后不幸失散
1927年夏，“宁汉合流”清党反共，形势急转直下，武汉笼罩着白色恐怖｡7月下旬，已兼任十一军副军长的叶挺率部队向南昌开进｡廖运泽､许继慎被迫离开武汉，同行的还有在第十师蔡廷锴部当团教导员的共产党员徐石林｡为了避开敌人耳目，3人都换穿上便衣，悄悄离开汉口，乘轮船东下｡船到九江，许继慎由夫人陪护去上海继续养伤，廖､徐二人改乘南浔线上火车去南昌｡
叶挺见到廖运泽很高兴，他知道廖运泽能攻善守，可独当一面，是一员骁将，于是命廖运泽代理七十二团团长｡该团团部设在南昌丁公路上省女子职业学校，担任警卫任务的是第一营三连，林彪便是连长｡
林彪毕业于黄埔军校四期，北伐之初任过第四军军部见习参谋｡他给廖运泽的印象是少言寡语､机智灵敏､肯动脑筋，在纸坊车站反击战中立过三等功，但不知何故，叶挺师长并未提升他｡当年，廖运泽与林彪接触不多，仅是上下级关系而已｡
南昌起义前3天，廖运泽奉召到起义军总指挥部的所在地——江西大旅社，参加由中共前委书记周恩来主持召开的重要会议｡参加者有叶挺､贺龙､朱德､叶剑英､聂荣臻､刘伯承､朱克靖等高级将领和陈毅､周士第､唐天际､孙一中､廖运泽等数十位中级军官，绝大部分都是共产党员｡会上作了发动起义的部署｡
8月1日凌晨，廖运泽按叶挺的指令，带领全团以“演习夜行军”为名，开始行动，迅速打垮了没有防备的朱培德部第三军的三十二团和二十四团｡南昌城内的战斗一直延续到上午8时左右才全部停止，震惊中外的南昌起义取得胜利｡
1927年8月3日，起义部队撤离南昌，取道临川､宜黄､广昌､宁都南下，准备回师广东，重建革命根据地，再行北伐｡在宁都城外，许光达所隶属的第四军十二师的一个团也加入起义，他与廖运泽又相见，并肩作战｡廖运泽指挥的七十二团是先锋部队，勇猛善战，攻城掠地，屡立战功｡
8月30日，起义军的先锋队在赣南会昌附近遭到国民党军钱大多的三十二军阻击，同时还发现桂系黄绍竑部在后面尾追，形势危险｡叶挺命令廖运泽团必须破釜沉舟､背水一战，在当天攻占会昌，以免遭敌军前后夹击｡廖运泽指挥本团炮兵连以在北伐中缴获的4门德国造山炮向敌军猛烈轰击，掩护进攻部队攻占敌军主阵地，在正面进攻取胜后，立即调转方向，到北大山反斜面占领防御阵地，并以突袭战攻下会昌城｡
第二天上午，廖率的七十二团又击退了尾追上来的桂系部队｡他的骁勇善战受到周恩来､贺龙､叶挺等领导人的一致称赞｡后来，起义军在广东海陆丰以北汤坑地区与粤系陈济棠部主力和桂系十五军交战时因弹尽援绝而失利｡廖运泽在率部掩护总部人员突围时被敌军打散，与周恩来､叶挺､贺龙､朱德等领导人失去了联系……
筹办学兵团意外重逢
1927年11月里，廖运泽只身去汕头，幸遇他在黄埔潮州分校时的好友､时任驻军营长的韦一明，得其冒险相助，逃脱了追捕，从汕头搭乘英商轮船到了上海｡听说国民党第三十三军军长兼北路宣慰使柏文蔚在法租界霞飞坊公馆养病，他即去求见｡
柏文蔚原先是廖父子宾加入同盟会的介绍人，廖运泽的叔父廖子英又在三十三军任旅长，有着这一层世交关系，廖运泽的到来自然令柏文蔚很高兴｡当然，廖隐瞒了自己的共产党员身份，并取得了柏的信任｡
在柏公馆里，廖运泽还见到了孙一中，他也是南昌起义后被打散的，两人心照不宣｡柏文蔚在国民党内资格较老，可是他没有啥实力，随时有被蒋介石排除异己的可能｡当时他正想扩充势力，筹办学兵团，要廖运泽､孙一中等人帮助物色军事教育人才｡
于是，廖运泽先到南京，在马台街三十三军驻京办事处先住下来，挂出牌子｡不久，孙一中､廖运周等都到了南京，尤令廖运泽高兴的是许光达也来了｡许光达在南昌起义后也流落于上海，隐姓埋名，寻找到了党组织，接受党中央的派遣打入学兵团，意在让他协助廖运泽等同志抓住这支武装，争取在皖东立足｡
1927年底，三十三军学兵团在古城寿县成立，孙一中任团长､廖运泽任教育长､许光达任第一大队长兼政治教官，在党内是支部书记｡学兵团公开招收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的青年500名，利用孔庙学宫开学，教学内容除军事课和操练外，同时很注重政治课｡许光达讲授的《帝国主义侵华史》､《国民政治》等课程特别受学员们欢迎｡这批学员都在20岁左右，不同程度上受到大革命风暴的影响，向往革命，全团颇具朝气｡
1928年3月，北路宣慰使署发给学兵团500枝步枪，但每枝枪只配子弹5发，供练习射击｡廖运泽､孙一中等已与中共寿县县委和瓦埠区委取得联系，计划发动武装起义｡但隐藏在瓦埠区委内的叛徒向柏文蔚告密，因此廖运泽､孙一中､许光达等同志都被免职，但柏仅是令他们离开，并未扣押迫害｡这一来，学员们大都回乡种田了，但后来他们中不少人都成为地方革命的火种｡廖运泽､孙一中､许光达､廖运周4人回到家乡廖家湾避风头｡不久，正赶上农村收小麦､种黄豆的时节，他们决定借此机会发动村里的雇农搞夏收暴动，要求地主增加雇工工资｡这场斗争虽取得胜利，但他们的身份已在村内外暴露，寿县政府派军警去抓他们，反动的民团也准备下毒手，他们不得已只得匆匆逃离｡廖运周到方振武将军的部队当参谋;廖运泽和孙一中于当年8月去驻山东惠民的鲍刚的四十二军任高参;许光达潜回长沙，但难以存身，他只好又去上海寻找党组织｡
几个月后，鲍刚怀疑廖､孙两人是共产党员，给了一些路费，礼送出境｡廖运泽到苏南无锡，在新五旅(原淮上军第一师)当营长，在组织上脱离了党｡此后，他利用与蒋介石在黄埔军校的师生关系和黄埔同学间互相提携的关系，先后在安徽霍丘､河南开封等地历任暂编第二旅副团长，第九十五师的团长､补充旅旅长等职｡他的内心是痛苦而郁闷的，从未忘却自己的革命信念，惦念着已失去联系的战友许光达､孙一中､廖运周等｡他曾设法与党组织联系，终因种种困难而未成功｡
抗日战场上暗施援手
“七七”卢沟桥事变后，抗日军兴，国共两党实现第二次合作｡1938年9月，廖运泽的黄埔一期同学李仙洲擢升为九十二军军长｡他推荐侯镜如接任自己原任二十一师的师长､廖运泽为副师长，部队从前线撤回湘中浏阳整训｡廖还兼任战干班教育长，他是坚决抗日的｡
他认识了战干班宣传队一个名叫谭菊华的姑娘，当他得知谭菊华竟是戊戌先烈谭嗣同的后裔，顿时平添出几分尊重｡1939年底，新编第二十一师奉命开拔敌后，行军千余里，翻越重峦叠嶂的大别山，去皖北攻打济南，抗击日寇｡谭菊华所在的战干班也随部队东进，她与廖运泽志趣相投，于军旅中结为夫妇，证婚人便是侯镜如师长｡谭菊华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不知道丈夫曾是共产党员､南昌起义的一员战将，但她感到丈夫与其他国民党军将领不同，不嫖不赌､不吃空额､不聚敛钱财，闲暇只爱读读书报｡在皖豫边区的抗日作战中，廖运泽屡次打胜仗，在军民中建立了一定的威信｡那时，许光达已在延安总部工作，由中共军委参谋部部长兼延安卫戍司令改任中央情报部第一室主任，主管抗日军政情报｡他一直牵挂着老战友廖运泽，两次拍电报给率领新四军四师转战于皖豫苏边区的彭)枫将军，向他介绍了廖运泽的情况，并请代为转达自己对廖的问候｡许光达同时希望彭)枫配合我皖豫苏边区特委做好对廖运泽､廖运周的统战工作，共同抗日杀敌｡彭)枫即设法与二廖建立了联系｡
1943年，廖运泽改任十四师师长兼阜阳警备司令，而廖运周已是一一七师师长｡他俩尽力避免与新四军四师及抗日游击队摩擦，还暗中支援过弹药｡为此，曾令他们的上司李仙洲很不满｡廖运泽在皖北压制打击以武鸣轩上校(黄埔六期生)为首的军统阜阳站的反共反人民活动，派兵查抄过武的办公室，令武鸣轩威风尽扫，请求调走｡
廖运泽还处决了阜阳有名的大恶霸地主李连诺，老百姓们拍手称快｡当地土豪劣绅惊恐不安，曾联名向李仙洲控告廖运泽，称他简直就是共产党，但此案后来不了了之｡1943年初，蒋介石擢升李仙洲为二十八集团军总司令，命令李部进入鲁西南，接替东北军于学忠部｡李仙洲多次以老同学关系劝廖运泽随其入鲁，但廖运泽考虑到避免与八路军杨勇部作战而婉言拒绝｡
半年多后，鲁苏豫皖边区总司令汤恩伯任命廖运泽为骑兵第二军军长｡廖惟恐官兵离心，指挥不了，要求将暂编十四师带到骑二军｡汤恩伯同意了，并将廖运周的一一七师也划拨廖运泽指挥｡
1944年4月，廖运泽指挥部队在颖上县境内与日军第十三师团1个联队和3个伪军团开战，以诱敌深入､两翼包抄战术重创日伪军｡是役日伪军伤亡千余人，尤值得一提的是日军骑兵大队受到廖指挥的青海回民部队骑八师的猛烈攻击，200多骑兵只逃脱20多骑，其他寇兵都被砍死，身首异处，令日伪军胆寒｡历时一个月的阜阳保卫战以胜利而结束，廖运泽的历史上留下了光彩的一页｡
坚持正义“淫威”不能屈
1948年底，淮海战役在激烈进行中，国民党军队败局渐显，廖运周将军已在双堆集率部起义｡身为国民党第八绥靖区中将副司令的廖运泽当时正在南京百子亭家中养病，陈赓特嘱托廖运周给他写密信联系起义事宜｡中共中央情报部负责人又给廖运泽去信，表示“周(恩来)､贺(龙)二公很关心你们，欢迎你们回来”｡
由于廖运泽一直反对蒋介石打内战､消极避战，他已受到保密局特务的注意，住所被监视，但他还是与我南京地下党接上了头｡1949年4月，他调任衢州编练区中将副司令，即策动驻义乌的廖运昇指挥的一一○师起义｡而后，他安排好家事，告别妻儿，在随从卫士们的保护下潜往香港｡住下后，按党的指示精神给旧部三一八师(该师底子为二十一师)下达手令，要他们在战场上起义｡于是，三一八师近万名官兵听从老长官的手令，掉转枪口，给国民党军队又一打击｡廖运泽为全国解放作出了一份贡献｡
解放后，廖运泽于1952年初在香港给周恩来总理写信，要求回南京，后根据周总理的指示，廖运泽夫妇一家就定居在南京，受到党和政府的照顾关怀｡廖运泽被安排为省政协秘书长(后改任省政协副主席)｡南京第一任市长刘伯承､副市长宋任穷､唐亮､张霖之等领导同志都登门看望过廖运泽､谭菊华夫妇｡周恩来总理每次到南京开会或视察时，都要向省领导询问廖运泽､廖运昇(他也定居于南京)等人的情况｡
许光达与廖运泽的友谊更加深厚｡他在新中国成立后历任装甲学校校长､装甲兵司令员等职，1955年被授予大将军衔，后又兼任国防副部长等多种职务，在中共九大上当选中央委员｡上世纪50年代中期至60年代中期十余年里，廖运泽只要到北京开会，必定去许光达家作客，品茶､饮酒，共忆风云往昔，无话不谈｡许光达每到南京开会或办事，也必定抽空去廖家作客，对谭菊华以“大嫂”相称，笑称廖运泽是我们湖南人的女婿……廖运泽于1953年加入民革，后历任江苏省民革副秘书长､副主委和民革中央委员｡另外，他还任过全国政协委员､江苏省政协副主席､省政府委员等职，兢兢业业地工作，为国家和人民作奉献｡“文革”浩劫初，廖运泽就不可避免地受到冲击，被逼迫定期写思想检查汇报｡
在他接待的多个专案组人员中，数许光达专案组的几个人最难缠，他们为达到卑劣目的，干脆在南京住下，纠缠廖运泽有一个星期，软硬兼施，想从廖口中得到所谓许光达在寿县被捕叛变过的材料，但廖运泽未让他们的阴谋得逞｡
1969年6月3日，被隔离审查两年多，受尽折磨摧残仍坚贞不屈的许光达含冤去世，但那时廖运泽一点也不知道｡平心而论，他还算是幸运的，他亲眼看到林彪反党集团的覆灭，又盼来“四人帮”被人民推上历史的审判台，重新看到国家的光明前途｡上世纪80年代初，廖运泽担任了江苏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南京黄埔同学会会长等职务｡1987年9月23日，廖运泽病逝于南京，享年85岁｡
他的妻子谭菊华早年在南京市政府机关幼儿园担任保育员，退休后在家中操持家务､带孙子，她在1998年走完人生之路｡廖运泽夫妇的3个儿子光天､光经､光伟都事业有成，有的当厂长，有的是国家干部，都是共产党员｡